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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国”组织与“基地”组织关系探析
  

内容提要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兴起是国际恐怖主义与极端主义发展的新动向。在“伊斯兰国”组织的发展过程中,它与“基地”组织的关系经历了合作、隶属、离心与自立的历史演变。目前,这两个恐怖组织为争夺全球“圣战”运动的主导权和正统性,围绕领导权威、话语叙事和国际声誉展开了一系列的斗争,反映出二者关于全球“圣战”运动围绕首要敌人、核心关切和暴力程度的路线分歧与战略较量。“伊斯兰国”组织与“基地”组织双煞并立的两极格局导致国际反恐形势日益严峻,也使得国际秩序和地区安全所面临的冲击和挑战不断加深。对此,国际社会需要审慎研判“伊斯兰国”组织与“基地”组织之间合流、分立或共治这三种可能的关系发展趋向,并制定相应的应对策略。


关键词


“伊斯兰国”组织;“基地”组织;恐怖主义;反恐

2014年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接受《纽约客》(The New Yorker)杂志采访时曾表示,“伊斯兰国”组织只是“基地”组织的“小伙伴”,并开玩笑说,“即使让大学球队套上湖人队服,也成不了科比”。时隔仅一年半,2015年6月,美国《2014年全球恐怖主义形势报告》指出,全球恐怖主义组织的实力和声望排位已发生了实质性变化:“伊斯兰国”组织已取代“基地”组织成为全球头号恐怖主义威胁。“伊斯兰国”组织从“基地”组织“小伙伴”到头号恐怖主义“大威胁”的地位变化,反映出二者关系的深刻变化,两个恐怖组织间的战略互动也将影响未来的国际反恐形势。

一、“伊斯兰国”组织与“基地”组织关系的演变

“伊斯兰国”组织的兴起和坐大经历了多种组织形式和不同的发展阶段。在此过程中,“伊斯兰国”组织与“基地”组织的关系经历了由不对等到对等、从紧密依存到分立的关系演进。


(一)合作期(1999年~2004年10月)


“基地”组织兴起于苏联入侵阿富汗时期,其前身是约旦人阿卜杜拉·阿扎姆(Abdullah Azzam)创立的“阿拉伯圣战士服务局(Maktab Khadamāt al-Mujāhidīn al-‘Arab)”。“伊斯兰国”组织的起源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末。1999年,约旦人阿布·穆萨布·扎卡维(Abu Musab al-Zarqawi)受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支持,在阿富汗赫拉特省建立了武装训练营,成立了由他领导的“沙姆军(Jund al-Sham)”组织。2001年,扎卡维在此基础上创立了旨在推翻约旦政府的“认主独一与圣战组织(Jama‘at al-Tawhid wal-Jihad)”。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期间,该组织在参与阿富汗“北方联盟”和抵抗美军的斗争中遭受重创。在此期间,扎卡维领导的极端武装力量并不是“基地”组织的分支机构,但两者间保持着合作关系。


(二)效忠期(2004年10月~2013年3月)


2004年10月,扎卡维公开宣布效忠本·拉登,并将“认主独一与圣战组织”改名为“两河流域圣战基地组织(Tanzim Qaidat al-Jihad fi Bilad al-Rafidayn,TQJBR)”,被美国称为“伊拉克‘基地’组织(Al-Qaeda in Iraq,AQI)”,但其自身从未使用过“伊拉克‘基地’组织”这一名称。作为回报,本·拉登号召在伊拉克从事“圣战”运动的极端分子听从扎卡维的指挥。由此,二者实现了相互借重:“基地”组织试图恢复因美国反恐行动而受到削弱的自身实力,“两河流域圣战基地组织”则借助“基地”组织的荫蔽,大幅提升了自身的合法性、影响力和整体实力。2006年,扎卡维吞并了由伊拉克6个恐怖组织组建的伞式组织“圣战士协商委员会(Mujahideen Shura Council,MSC)”。同年6月,扎卡维在美军空袭行动中身亡,其追随者阿布·奥马尔·巴格达迪(Abu Omar al-Baghdadi)和阿布·艾尤卜·马斯里(Abu Ayyub al-Masri)接任该组织新头目。10月,“两河流域圣战基地组织”以“圣战士协商委员会”的名义宣布将组织更名为“伊拉克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 of Iraq,ISI)”。2010年4月,巴格达迪和马斯里死于美国和伊拉克的联合军事行动,继任者易卜拉欣·阿瓦德·巴德里·萨马拉伊(Ibrahim Awad al-Badri al-Samarrai)改名为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Abu Bakr al-Baghdadi),继续以“巴格达迪”的名号进行活动。由于缺乏有效领导和实际战斗力,此时“伊拉克伊斯兰国”组织的实力大不如前。但自2011年开始,随着外国部队陆续撤出伊拉克,“伊拉克伊斯兰国”组织获得了喘息的机会,影响其生存的外部压力也因此骤减,进而促使其寻求重新崛起。叙利亚内战的爆发为“伊拉克伊斯兰国”组织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扩张契机,其乘势坐大,但也埋下了其与“基地”组织决裂的伏笔。


(三)离心期(2013年3月~2014年2月)


2013年3月,“伊拉克伊斯兰国”组织头目朱拉尼组建的“支持阵线(Al-Nusra Front)”攻占叙利亚东部城市拉卡(Raqqa),此后该组织与“伊拉克伊斯兰国”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一方面,“伊拉克伊斯兰国”组织在伊拉克境内攻城略地,使其萌生了独自坐大的野心;另一方面,“支持阵线”在叙利亚的持续壮大,也催生“伊拉克伊斯兰国”组织争夺地区“圣战”运动领导权而遏制“支持阵线”离心倾向的需求。基于此,巴格达迪宣布将“伊拉克伊斯兰国”组织和“支持阵线”合并,更名为“伊拉克与沙姆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 of Iraq and al-Sham,ISIS)”,并“定都”叙利亚拉卡。2013年4月,在接到“伊拉克伊斯兰国”单方面合并命令后,朱拉尼旋即向“基地”组织总部请示。“基地”组织头目扎瓦赫里不仅否决了二者的合并,还裁定“伊拉克伊斯兰国”合并及更名的行为违背了伊斯兰教法。巴格达迪拒绝接受扎瓦赫里的裁定,于2014年1月发动代尔祖尔和拉卡两场战役,将“支持阵线”逐出了拉卡省。2014年2月3日,“基地”组织宣布断绝与“伊拉克与沙姆伊斯兰国”组织的一切关系,并声明后者并非“基地”组织的分支,两者间不存在任何隶属关系进而导致二者正式分道扬镳。


(四)自立期(2014年2月至今)


2014年2月,在断绝与“基地”组织的关系后,“伊拉克与沙姆伊斯兰国”组织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疯狂肆虐、攻城略地。6月29日,在攻占伊拉克尼尼微省全境及其首府摩苏尔(Mosul)后,该组织头目巴格达迪宣布恢复本名易卜拉欣,自称“哈里发”,并将组织更名为“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此后,该组织继续横扫叙利亚东北部地区,占领了塔卜卡空军基地(Tabqa airbase)。自此,“伊斯兰国”组织控制了叙利亚拉卡省全境。2014年11月初,利比亚城市德尔纳(Derna)的极端组织宣布效忠“伊斯兰国”组织,从而成为其首块“飞地”。


身份是主体间的互动关系,需要特定身份与其反向身份(counter-identity)之间持续稳定的互动。自“伊斯兰国”组织兴起以来,特别是其“自立门户”之后,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2014年8月15日,联合国安理会就“恐怖主义行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举行会议,一致通过第2170号决议。该决议规定,赛义德·阿里夫(Said Arif)等6名与极端组织“伊拉克与沙姆伊斯兰国”和“支持阵线”相关人员被列入制裁名单,安理会同时以“最强烈措辞”反对和谴责“伊拉克与沙姆伊斯兰国”组织的暴力恐怖行径和极端主义思想。同年9月28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接受访问时首度承认,美国误判了“伊斯兰国”组织的崛起,情报部门低估了该组织的威胁。2015年9月29日,由美国政府倡议的反恐峰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逾100个国家的代表共商打击“伊斯兰国”等极端组织的对策。同年11月20日,联合国安理会全体一致通过决议,强烈谴责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制造的恐怖袭击,呼吁国际社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打击恐怖主义。不难看出,“伊斯兰国”组织的“恐怖轴心”地位近年来获得了广泛的“国际承认”,它已脱离“基地”组织而成为独立的恐怖策源地,并被国际社会视为首要的恐怖主义威胁。


“伊斯兰国”组织宣布脱离“基地”组织并自立门户后,不断谋求自身扩张和发展,在国际恐怖主义运动中不可避免地与“基地”组织形成了战略竞争态势,两者间的“明争”体现在对国际“圣战”运动主导权和正统性的争夺,“暗斗”则表现为双方关于“圣战”运动战略主张的竞争。

二、“伊斯兰国”组织与“基地”组织的“明争”:主导与正统

为应对“伊斯兰国”组织崛起对自身地位的冲击,“基地”组织一方面力图强化自身对国际“圣战”运动的领导地位,另一方面将“伊斯兰国”组织逐出“圣战”运动的队伍,以确保自身的统领地位。两个恐怖组织围绕国际“圣战”运动的主导权与正统性展开了一系列争夺和斗争。


第一,“基地”组织通过重塑权威来对抗“伊斯兰国”组织发出的效忠号召。


“基地”组织与“伊斯兰国”组织作为恐怖双煞的两强并立,不可避免地分散了原先为“基地”组织所垄断的全球恐怖主义势力“效忠资源”。“基地”组织强调自身作为老牌恐怖组织的传统地位,并利用“基地”体系重塑权威。该组织首先通过“纪念”和“追思”原头目本·拉登来确立其主导全球“圣战”运动的正统性。通过此举,扎瓦赫里继承了本·拉登作为“基地”组织埃米尔的合法衣钵。作为回应,“伊斯兰国”组织强化了对“圣战”运动合法性继承的历史叙事。在一段宣传视频中,“伊斯兰国”组织将自身的源头追溯到本·拉登时代,然后接续了扎卡维、巴格达迪、马斯里和现任“哈里发”易卜拉欣,但并未在这一“世系表”中提及“基地”组织的继任掌门扎瓦赫里。同时,“伊斯兰国”组织注重发挥新兴“圣战”运动的旗手作用,宣誓该组织具有全球伊斯兰运动的领导权,要求全球穆斯林对其宣誓效忠。与此同时,“伊斯兰国”组织的国际恐怖效应因其残忍的屠杀行为和社交媒体宣传不断被放大,扩大了其在国际“圣战”运动中的影响力。


当前,“基地”的组织体系分为三层:第一层以“基地”组织中央领导层为核心,负责指导和协调“基地”组织的活动,但它与各分支组织间并不是严格的上下级关系;第二层是由“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Al Qaeda in the Arabian Peninsula,AQAP)”、“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Al Qaeda in the Islamic Maghreb,AQIM)”、索马里“青年党(Harakatal-Shabab al-Mujahideen)”、叙利亚“支持阵线”以及“呼罗珊集团(Khurasan Group)”等极端组织构成的中坚力量,这些组织效忠并接受“基地”组织中央领导层的指导;第三层则是以尼日利亚“博科圣地(Boko Haram)”、西亚北非多个国家的“伊斯兰教法支持者(Ansar al-Sharia)”组织、“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Islamic Movement of Uzbekistan,IMU)”等作为外围的“圣战”盟友网络。“伊斯兰国”组织制订的则是“三环战略”:以伊拉克和叙利亚根据地为核心的“内环(interior ring)”、以中东地区为延伸的“近疆(near abroad)”,以及欧美和其他地区的“远疆(far abroad)”。其中,“内环”包括约旦、黎巴嫩、以色列、巴勒斯坦、伊拉克等沙姆地区国家,伊拉克和叙利亚则是其活动中心。“近疆”(“中环”)包括西亚地区其他国家及北非地区,向东延伸到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等国。在这些区域,“伊斯兰国”组织已通过组织扩散,特别是通过设立“省(Wilayat)”这一行政单位或地方主管等方式进行扩张。“远疆”(“外环”)包括世界其他地区,特别是欧洲、美国和亚洲。


“伊斯兰国”组织的声名鹊起严重冲击了“基地”的组织体系。一方面,“伊斯兰国”组织坐拥雄厚财力,为全球恐怖主义网络提供巨额财力支持;另一方面,“伊斯兰国”组织麾下的武装人员具有丰富的军事作战经验,其开疆拓土、占山为王,颇有风生水起之势。受此影响,“基地”组织盟友网络的外围势力纷纷倒戈,中坚力量也在“伊斯兰国”组织软硬兼施下出现立场动摇。2014年4月9日,来自阿富汗、土库曼斯坦和伊朗的9名“基地”组织头目联合发布“呼罗珊宣言”,宣布退出“基地”组织并加入“伊斯兰国”组织。他们指责“基地”组织“过于温和”,缺乏惩罚违反伊斯兰教法者的能力和勇气。据统计,截至2015年12月,已有来自17个国家和地区的34个极端组织和暴力武装宣布效忠或支持“伊斯兰国”组织,其中包括“哈里发战士(Jund al-Khilafa)”、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尼日利亚“博科圣地”、利比亚“安萨尔旅”等极端组织。当前,一些“基地”组织分支机构在表示支持“伊斯兰国”组织的同时并没有完全放弃其同“基地”组织的隶属关系,但“基地”组织在国际“圣战”运动中一家独大的格局显然已不复存在。2014年以来“伊斯兰国”组织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持续坐大,以及在北非、中亚、南亚、东南亚等地区的渗透和扩张,已然发展到可与“基地”组织比肩而立、等身而坐的程度。两个恐怖组织围绕权威重塑与效忠号召的你争我夺正是这一国际“圣战”运动领导权激烈竞争的体现。


第二,“基地”组织与“伊斯兰国”组织围绕正统与异端展开了激烈的话语竞争。


2014年5月,“基地”组织将“伊斯兰国”组织形容为哈瓦利吉派(Kharijites),即“离经叛道”的出走组织,并以此宗教符号和修辞工具来弱化“伊斯兰国”组织的“合法性”,试图剥夺其“正统性”。“伊斯兰国”组织头目巴格达迪曾获得伊拉克巴格达伊斯兰大学的博士学位,精通伊斯兰文化、历史、教法和法律。巴格达迪运用宗教符号和政治联想对“基地”组织的“去合法化”话语进行了有力回击,并通过更名等手段,有针对性地进行合法性重塑。“伊斯兰国”组织阿拉伯语名称中所使用的“国家(Dawlah)”一词与现代民族国家秩序中的“国家(state)”概念不同,前者更接近于“王朝(dynasty)”的涵义,它发源于公元10世纪的阿拔斯王朝(中国史籍称为“黑衣大食”),是伊斯兰世界政教合一的政治想象。巴格达迪采用“伊斯兰国”这一名号旨在彰显自身的意识形态目标,意在继承阿拔斯王朝作为最后一个阿拉伯帝国王朝的历史遗产,复辟哈里发帝国,从而确立该组织的合法性。阿拔斯王朝尚黑,黑旗是该时期重要的战争隐喻,而“伊斯兰国”组织使用黑底白字的标志性旗帜,其目的就是使人产生与阿拔斯王朝关联的想象。“基地”组织曾通过强调“圣战”运动是超越党派和组织的“全球使命”,具有多元化的行动目标和组织形式,以此弱化“伊斯兰国”组织作为“国家”这一组织形式出现的叙事基础和实践必要。作为进一步地回应,“伊斯兰国”组织在其官方杂志《达比克》(Dabiq)第12期开篇以尖锐的言辞抨击“基地”组织,指责其总是向民族主义者和民主制度支持者让步,在“伊斯兰国”组织看来,这两种理念都建立在绝对的错误之上。


第三,“基地”组织与“伊斯兰国”组织围绕全球恐怖主义的“国际声誉”展开了激烈争夺。


声誉的主要功能就是利用一个行为体过去的行为来预测、解释其未来行为,其具有关系性、主观性、一致性和历时性的特征。一个国际行为体的国际声誉是一个不断形成和变化的过程,一个国家的声誉是国际体系中的其他行为体对这个国家的持久特征或特性的一种信念与判断。与国家声誉一样,恐怖主义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也存在塑造国际声誉的需求,只不过在国际社会看来它们寻求的是“臭名昭著”和恐怖效应。


对于“伊斯兰国”组织和“基地”组织而言,它们的声誉塑造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二者不断翻新恐怖袭击手段,吸引国际关注,在这一过程中甚至还出现了“基地”组织对“伊斯兰国”组织发动恐怖袭击的事件。另一方面,积极寻求恐怖效应,以自身的暴恐实践反证观念的合理性,提高自身主张的影响力。在吸引国际社会注意力方面,两大极端组织可谓无所不用其极。2015年9月,“基地”组织在其在线英文杂志上刊登了一份“刺杀名单”,公开号召极端分子袭击包括比尔·盖茨在内的多名美国商界大亨,除非“他们自行将资金从美国经济中撤出”。与此相对应的是,同年4月12日,“伊斯兰国”组织在网上发布了一段名为“我们将焚尽美国(We Will Burn America)”的宣传视频,扬言要在美国重演“9·11”式的袭击。11月13日,法国巴黎发生暴恐袭击,“伊斯兰国”组织将之冠以欧洲版的“9·11”事件来对外大肆宣传。11月19日,“伊斯兰国”组织在一段网络视频中威胁炸毁美国白宫、追杀美国总统奥巴马和法国总统奥朗德。11月下旬,“伊斯兰国”组织还发布了一段名为“刻不容缓(No Respite)”的宣传视频,点名全球60个国家是“反伊斯兰国全球盟军”,以极为高调的方式誓与主流社会为敌。此类骇人言辞层出不穷,行为手段不断翻新,暴力程度日益加深,其目标都是要吸引国际社会对该组织的关注,从而汲取相应的社会资源。为提升自身“软实力”,两大极端组织频繁发动暴恐袭击,努力打造“品牌效应”。实践的成功无疑有利于行为主体反证自身主张的正确性,进而产生观念上的吸引力并招徕追随者。“伊斯兰国”组织一度坐拥近3万人的武装部队,控制超过21万平方公里土地,统治1,000多万人口。这些显著的变化表明,起初“基地”组织是一个国际恐怖主义的“大品牌”,每个“圣战”分子都希望成为其中的一员,但随着“伊斯兰国”组织实力渐增,许多“圣战”分子开始选择加入后者。

三、“伊斯兰国”组织与“基地”组织的“暗斗”:纲领与路线

“伊斯兰国”组织与“基地”组织除了存在国际“圣战”运动主导权和正统性之争,两者在暗地里围绕“圣战”运动的方式手段与行动纲领也展开了激烈争夺,这种“暗斗”的实质是对同一战略目标的不同纲领与路线之争。


第一,在首要敌人的选择上,二者存在“近敌”与“远敌”的分歧。


虽然“伊斯兰国”组织和“基地”组织都以颠覆现有的世俗“变节政权”和实现真正的伊斯兰统治为目标,但在首要敌人的选择上,二者存在显著差异。“伊斯兰国”组织选择的是“近敌”,将敌人锁定为中东地区的世俗政权和异教徒或异教派,因此该组织的敌人名单上包括叙利亚阿萨德政权、伊拉克阿巴迪政权、什叶派穆斯林、黎巴嫩真主党、库尔德人等攻击对象。“伊斯兰国”组织试图在已经具有明确领土划分的中东地区谋得立足之地,通过四处征伐建立起一个由逊尼派主导的哈里发国家,导致其因在中东地区四面出击而到处树敌。当然,“伊斯兰国”组织针对打击它的国际力量也会发动报复性打击,但其首要目标仍锁定在中东地区,针对性回击只是为了争取国际关注和慑止国际绞杀而采取的手段。


相对于“伊斯兰国”组织来说,“基地”组织将“远敌”作为首选攻击目标,即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基地”组织发端于苏联入侵阿富汗时期,又在美国发动的阿富汗反恐战争中遭受重创,因而将敌人锁定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该组织认为,美国等西方势力资助中东的反动独裁政权,正是由于西方的干涉和介入,才导致今天伊斯兰世界的动荡和分裂。因此,为了重建伊斯兰世界,必须把西方势力赶出中东地区,摧毁其在阿拉伯世界扶持的傀儡政权,并迫使西方国家放弃对世俗“变节政权”的支持。


“基地”组织认为,在广大穆斯林团结一心的抗争下,失去西方支持的世俗政权必定羸弱不堪,这为争取真正的伊斯兰统治创造了政治空间和行动可能。但是本·拉登被美军击毙后,“基地”组织对各分支机构的领导力进一步减弱。由于自身组织能力下降,加之欧美等国加强安全保障等原因,“基地”组织不易再针对“远敌”发动类似“9·11”事件的大规模恐怖袭击,因此针对这一目标的攻击主张渐渐失去了吸引力。


第二,在核心关切的问题上,二者围绕阵地战还是游击战产生了严重分歧。


“伊斯兰国”组织通过争夺和控制领土、巩固和拓展疆界、建立和维持社会秩序来贯彻一个哈里发国家的政治实践。该组织认为中东殖民时代的边界划分是非法的,因此要通过重建哈里发帝国来替代中东民族国家的领土安排,进而建立一个用伊斯兰教法统治的国家。在“伊斯兰国”组织看来,对疆土的控制是一个正统伊斯兰国家权威性的前提条件,一旦失去对领土的控制,那些效忠的誓言就不再有效,效忠者就不能再凝聚在同一旗帜下而只能各自行事,“伊斯兰国”组织就无法再作为哈里发国存在。因此,“伊斯兰国”组织积极征服、巩固和扩展疆域,如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地区通过任命当地塔利班头目为“伊斯兰国呼罗珊省领导人”的方式推进本土化进程,在地理上实现“伊斯兰国”组织在阿富汗—巴基斯坦控制区的连结贯通。


虽然“基地”组织在原则上认同哈里发的帝国重建,但扎瓦赫里认为“伊斯兰国”组织的政治实践是本末倒置。扎瓦赫里提出,首先要完成对领土的有效控制和赢得民众支持,然后再进行哈里发国家的建设,而不是像“伊斯兰国”组织肆意扩张的做法。因此,“基地”组织主要通过发动针对西方国家的恐怖袭击,迫使西方世界停止对伊斯兰世界的外来干涉和亲西方政权扶植,在此基础上才能具备开展恢复正统伊斯兰统治、重建哈里发帝国的前提条件。在目前阶段,“基地”组织更倾向于采用建立“训练营”来实现“领地”控制的过渡手段。这一形式较为灵活,难以被发现和对其进行有针对性的打击,可以提高“基地”组织的机动性和生命力。由此,“伊斯兰国”组织与“基地”组织围绕发展模式这一核心关切,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看法和做法。


第三,在具体的行为手段上,二者对于使用暴力的限度难以达成共识。


“伊斯兰国”组织认为,在建立哈里发国家的旗帜下,任何暴力行为都是被允许和可以理解的,体现出一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暴力逻辑。扎卡维吸收了瓦哈比教派教义的“定叛(takfir)”观念,对非逊尼派穆斯林极度仇恨,甚至扬言要将他们逐出伊斯兰教并处死。早在“伊拉克伊斯兰国”时期,扎卡维就宣称“整个伊斯兰世界已经被‘异化’,需要通过暴力方式重新进行清洗和组合……穆斯林内部的‘叛教者’是圣战首先要打击的对象……只有将基督徒、犹太教徒和其他异教徒全部消灭,我们穆斯林才会取得最终胜利”。“伊斯兰国”组织承袭了这一暴力极端逻辑,其暴力输出不仅在范围上波及广泛,在程度上更是臭名昭著。2014年4月,“伊斯兰国”组织发布了年度战果报告《消息》(Al-Naba’),宣称该组织2013年共计发动了9,540起袭击行动,其中包括1,083次刺杀、4,465起路边炸弹袭击、600起汽车炸弹袭击。此外,“伊斯兰国”组织还制造了处决俘虏、滥杀平民、残害人质、种族清洗、虐待妇女、损毁文物等各种骇人听闻的暴力行径,甚至还将暴恐视频上传到网络公开传播,以至于连“基地”组织都指责其过于残忍和野蛮,担心这种行为会招致当地民众的反抗,造成伊斯兰世界的分裂,从而在更深层次上不利于“圣战”运动的开展。


早在“伊拉克伊斯兰国”时期,“基地”组织就对扎卡维采取的无差别暴力引起的反弹颇有微词,甚至不乏龃龉。“基地”组织发言人亚当·加达恩(Adam Gadahn)曾就“伊拉克伊斯兰国”组织针对什叶派发动的教派暴力向本·拉登私下建议要断绝与该组织的联系。在本·拉登巴基斯坦藏身处发现的一封21页的信件中,他曾警告一个新生“残忍”的极端组织势力(即现在的“伊斯兰国”组织)日益增强,并授意“基地”与之切断所有联系。“基地”组织也门分支高级军事指挥官纳瑟尔·瓦赫希(Nasir al-Wahishi)也在一段视频中表示:“以伊斯兰和圣战的名义拍摄和向人们传播斩首行动是大错,不论如何辩解都不能被接受,这是非常野蛮的。”扎瓦赫里在《“圣战”行动一般准则》(General Guideline for Jihad Action)中曾要求“基地”组织各分支要避免对当地平民造成伤害。2015年3月20日,在“伊斯兰国”组织也门分支对萨那胡塞武装组织控制下的两座什叶派清真寺发动自杀式炸弹袭击后,不同于“伊斯兰国”组织迅速通过推特宣称对事件负责的态度,“基地”组织阿拉伯半岛分支则声称其从不攻击清真寺,以表现出与“伊斯兰国”组织不同的立场。但在中东政治生态异常混乱的当前,恰恰是这种千夫所指的极端激进的暴力手段,能够使“伊斯兰国”组织在地区失序的状态中谋得生存空间,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实现其恐怖效应的最大化,并倒逼其他行为体为自保而被迫进行生存手段的恶性竞争。必须承认的是,“伊斯兰国”组织恶劣行径背后确实有其自身的“效率”逻辑。


“基地”组织认为,极端暴力只会吓退而不是吸引潜在的支持者,同时会使自己在大众的抗议和反对面前脆弱不堪,因此强调行为手段和方式的正义性、针对性和多样性,突出使用混合策略。与“伊斯兰国”组织相比,“基地”组织呈现出较为“温和”的态度。第一,为争取普通民众的广泛支持,“基地”组织主张保护无辜生命、对攻击目标和手段进行选择,主张通过密谋策划针对西方的象征性袭击来达到逼退效果,因而反对“伊斯兰国”组织无差别、无限制的滥用极端暴力。第二,为团结广大穆斯林,“基地”组织主张暂时搁置逊尼派和什叶派的教派分歧,认为在“圣战”运动的统一旗帜下,什叶派穆斯林也是需要争取和利用的对象。因此,它主张应将矛头对准美国扶植和支持的阿拉伯政权以及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力量,反对向什叶派施加暴力和进行残杀。第三,为宣传自身主张以赢得人心,“基地”组织甚至允许媒体对其进行采访,而将自身的观点和看法透过国际媒体进行传播,锁定目标观众而施加影响。这一宣传策略试图使广大穆斯林确信“圣战”是自身的神圣义务,并保证各地“圣战”分子切实落实“基地”组织制订的战略目标和行动方案。


不同的目标和不同敌人的选择导致恐怖组织在行动上采用不同的手段和策略。两个恐怖组织在攻击目标、手段和策略上的分歧以及自身发展的现实,令“伊斯兰国”组织逐步摆脱了“基地”组织的领导,选择与后者分道扬镳而另立门户。面对恐怖双煞并立的国际恐怖主义新格局,国际反恐形势开始面临新的挑战并日益严峻,亟需有效应对。

四、余论

无论是“伊斯兰国”组织还是“基地”组织,它们在对内宣传和对外行为中标榜的都是“吉哈德”(Jihad)运动。吉哈德的原意是指为了某种既定目标而尽力奋斗,其宗教含义是为了真主的事业而尽己所能,为传播真主的信仰和使真主的语言至高无上而奋斗。具体来说,伊斯兰法学家们一般把履行吉哈德义务的方式分为三类四种,即“用心”的自省方式,“用口”和“用手或笔”的和平方式,以及“用剑”的暴力方式。广义的吉哈德指的是任何追随真主、过一种穆斯林生活的努力,集中体现在伊斯兰的“五功”上,即念功、拜功、课功、斋功和朝功;而狭义的吉哈德则指的是圣战,即为伊斯兰而战,尤其表现为暴力行为。按照传统的伊斯兰教法,圣战又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进攻的圣战,它是扩展伊斯兰领土的斗争,是穆斯林社会的一项集体义务,但它不要求所有穆斯林参加,同时它还需要经过合法授权才能发动,而这种权力在逊尼派看来属于哈里发,在什叶派看来属于伊玛目;第二种是防御的圣战,它是反抗外敌对伊斯兰之地入侵的紧急措施,它是一项个人义务,需要落实到每一个穆斯林身上,它可以在缺乏哈里发或者伊玛目授权的情况下自动启动。但是,伊斯兰极端主义却蓄意曲解了伊斯兰教的吉哈德观念,并将之当作宗教恐怖主义——即所谓“圣战”运动的旗帜和口号。


然而,“圣战”运动的类型不止一种,它们之间逻辑各异,效能也不尽相同。因此,“伊斯兰国”的存在形式并非是这些极端组织变形异化的起点,更不是终点。未来国际社会必然还将面临“伊斯兰国”的变体,甚至是全新的恐怖主义组织模式。然而,就目前存在的两种基本模式来说,“基地”模式既不寻求控制领土和建立哈里发国,也宣称反对滥用暴力的极端化行为,因而难免会显得“默默无闻”。但正因如此,“基地”组织可以利用当地的社会结构,使自身嵌入其中而获得持久的生命力。“伊斯兰国”模式通过重建哈里发帝国进行的政治实践,提供实体化的认同对象,同时利用极端化的暴力手段赚足眼球,一时间名声大噪。但是,这一模式在内部要承受“国家治理”失败和崩盘的风险,在外部要面临国际社会针对性的打击。虽然“基地”组织与“伊斯兰国”组织在组织性质、意识形态、行为本质等方面相似,但必须认识到它们之间仍存在显著的区别和界限。二者之间的战略竞争表面上是为了全球“圣战”运动的主导权与正统性,实质上反映了双方在全球“圣战”运动的路线方针和行动纲领上的根本分歧,是它们就采取软方式还是硬手段、是渐进变革还是激进革命、是先远后近还是“攘外必先安内”的战略竞争。


但是,这种战略主张的竞争关系并不是说二者在观念和行为上绝然对立和毫不相同,而只是表明它们的战略主导方向在“观念”上的相对差异。事实上,“伊斯兰国”组织与“基地”组织在恐怖主义的实践过程中,还存在着相互学习对方做法的双向社会化。二者因战略竞争出现的矛盾并非完全不可调和。虽然作为恐怖主义内群体(inner group)的“基地”组织与“伊斯兰国”组织是平分秋色、相互争斗的“双头龙”,但对于恐怖主义共同敌人的外群体(out group),二者却又存在着利益交汇和合作空间。2015年9月13日,在“基地”组织多个网站公布的讲话录音中,尽管扎瓦赫里花了很大篇幅来谴责巴格达迪,但仍规劝“伊斯兰国”组织“浪子回头”,重新接受“基地”组织的领导。扎瓦赫里宣称,虽然巴格达迪及其随从犯下了严重错误,但“基地”组织还是愿意与“伊斯兰国”组织合作,一起抗击外敌、非宗教主义和阿拉维派,因为这比个人恩怨或者建立一个哈里发国的诉求更为重要。此外,也有一些极端组织为了避免两者在“圣战”运动中的分裂和对抗,呼吁它们通过采用“协商”原则进行战略和解。因此,国际社会需要重视和预防恐怖双煞通过某种妥协或默契,实现两种战略方向的策应和融合,从而导致新时期的国际与地区安全面临腹背受敌的棘手形势。


“伊斯兰国”组织是一个有着类国家形态的国际网络,它不仅存在于“物理空间”,还存在于互联网的“虚拟空间”和伊斯兰极端分子的“心理空间”。网络化与领土化的复合属性虽然让“伊斯兰国”组织左右逢源、两边得益,既在中东地区谋得一席之地,又在国际上拓展恐怖网络。但从长远来看,一个领土化的恐怖主义组织面临两种难以兼容的逻辑之间的撕扯:要么去领土化,继续扩展在全球的恐怖主义网络;要么去极端化,逐步放弃极端的恐怖主义手段,顺应领土化的趋势,走向常规的建国道路,以获得国际承认作为奋斗目标。前者以“基地”组织为代表,后者以哈马斯为代表。对于“伊斯兰国”组织来说,未来存在三种可能的发展趋向:第一,与“基地”组织合流(被重新吞并或取而代之),从而重新确立新的国际恐怖主义网络核心;第二,急速温和化,立足在叙伊交界既有的实控领土,寻求正式建国和国际承认,从而与以“基地”组织为代表的国际恐怖主义彻底分离;第三,“双煞共治”,放弃难以长期为继的中间道路,开辟“网络趋向的去领土化”和“领土趋向的去极端化”之外的第三条道路,与“基地”组织分工协作、遥相呼应。在这种情况下,恐怖主义的行为或将实现“点面结合”:“基地”组织负责拓展恐怖网络结构,而“伊斯兰国”组织则着重做大网络节点,由此恐怖双煞之间的身份关系就由对立走向了兼容。虽然这种妥协和默契在当下很难实现,但在未来却不无可能。


对于以上三种可能,国际社会需要逐一进行风险评估与对策研究,毕竟任何一种发展都可能对国际秩序和地区安全产生巨大的冲击和影响。为了应对“恐怖双煞”对国际安全与日俱增的威胁和挑战,国际社会与其左右开弓、耗散战略精力和反恐资源,不如抓住其产生的深层根源,寻求釜底抽薪的解决方案以求实现一箭双雕的战略效果,而这也是当前全球反恐治理所面临的根本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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