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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小迁:拉夫桑贾尼时期伊朗外交转向的动因、行为与困境:基于批判性地缘政治理论的考察
  

内容提要:以批判性地缘政治理论审视,拉夫桑贾尼时期伊朗外交由激进向务实转向。原因在于:地缘政治文化从“重建乌玛”向“民族国家”转变;亟须获取政治与经济利益;地缘政治视角受国际局势缓和及地区格局变动影响,逐渐趋于温和务实。该时期伊朗的务实外交行为体现在:区域内层面与中东国家的缓和性外交,跨区域层面与西方国家的战略试探性外交,泛区域层面与俄罗斯、中亚等国家的合作性外交。外交转向使伊朗逐渐摆脱被孤立局面,助力经济重建,温和务实政治势力得以壮大。然而,宗教政治职能化压制了实用主义外交行为,加之与其他地缘政治行为体之间信任感淡薄,安全困境激发地缘政治格局紧张多变,地缘政治的遏制因素导致伊朗外交转向乏力。该时期伊朗外交转向担负了承上启下的历史使命,对当今伊朗外交实践仍有启示意义:只有利用好自身地缘政治优势,排除宗教的非利己性外交功能,才能获取更多的地缘政治利益。

关键词:批判性地缘政治;拉夫桑贾尼;伊朗;外交转向

作者简介:陈小迁,博士,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战争研究院助理研究院。

伊朗油气产能富集、历史悠久、文化辉煌、地理位置险要、政治体制独特、人口资源丰富,位于中东文明交往的环岛之上,在国际政治领域被认为是“欧亚大棋局上的地缘政治支轴国家”。伊斯兰革命以来,在风云激荡的国际及地区形势中,伊朗凭借外交努力数次冲过暗流险滩。两伊战争、伊核问题、美伊关系等热点问题引发学者对其外交实践的持续关注,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整体梳理型,如刘中民对巴列维王朝到内贾德时期的伊朗外交进行全面回顾,指出伊朗须避免依附与革命两个极端,处理好意识形态与国家利益的关系;二是专题研究型,如赵广成通过对霍梅尼外交思想的研究,梳理分析了其外交思想的渊源和理论体系;三是阶段分析型,如阿里·M·安萨里(AliM.Ansari)对艾哈迈迪·内贾德时期的内外政策进行研究,认为其保守政策与强硬作风掀起了“第三次伊斯兰革命”。

就理论范式而言,对于伊朗这种禀赋天成的国家,从地缘政治学理论透视伊朗的外交动向,能够探察到诸多本因。然而,旧的地缘政治学范式不仅大多唯地理而论,还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文化、历史、时政等与外交紧密互动的要素。批判性地缘政治(critical geopolitics)理论的兴起,弥补了旧地缘政治学研究范式的不足。论及“批判性地缘政治”一词,立论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该理论对传统地缘政治学进行了后现代主义的批判与重构。有别于前人,批判性地缘政治理论更加重视人类的政治行为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认为以地理空间为载体的自然景观与民族、文化等精神景观是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在地缘政治研究中,有必要将文化差异、民族观念、价值取向、伦理判断、政治理念等人类的主观因素融入其中。归根结底,批判性地缘政治理论相比于旧地缘政治理论,表现出脱离固化地理范式的动态政治发展过程,摒弃物质决定主义的人文衍生过程,是国际政治理论对地缘政治理论的解构与重塑。因此,批判性地缘政治理论更加善于解释外交取向转换的变化过程,也能够将国内政治的内因与国际政治的外因有机结合到地缘政治研究的框架之中。就伊朗外交而言,虽然对拉夫桑贾尼时期伊朗外交实践的专门研究较少,但事实上,该时期的伊朗外交实践经历了由保守向实用的转变过程,处于伊朗前最高精神领袖霍梅尼离世、冷战烟消云散、两伊战争结束等重大地缘变动背景之下,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因此,以批判性地缘政治理论为研究范式,从伊朗历史演进、政治体制、社会文化、地缘嬗变等方面切入,将会对拉夫桑贾尼时期伊朗外交转向的动因、行为、困境等有更深入的了解。

一、地缘政治背景嬗变:从激进向务实的外交转向动因

批判性地缘政治理论认为,地缘政治文化、地缘政治视角、政治与经济利益,以及其他国家的外交行为(国际或地区局势),构成了影响某一国家外交政策取向的考察体系。外交转向与实践是地理、历史、文化、时局等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就拉夫桑贾尼时期而言,伊朗外交转向根本动因是地缘政治背景的嬗变,主要体现在内部变因和外部变因两个方面。

从内部变因看,伊朗的地缘政治文化(geopolitical culture)由“重建乌玛”向“民族国家”转变。地缘政治文化是历史、地理、文化、经济等因素所构成的地缘政治特性,受地缘政治意象(geopoliticali magination)等因素影响。地缘政治意象则是政府对其他国家的一系列战略假定。大卫·坎贝尔(David Campbell)认为,地缘政治意象是地缘政治文化变化的动因,对国家主要人口群体认定边界形式(boundary-formation)起重要作用。对于伊朗而言,历史文化、地理环境、民族主义及伊斯兰思潮勃兴等因素,使其地缘政治意象演化为“乌玛”。与“民族国家”概念之间的持续竞争。伊斯兰教,特别是什叶派传入伊朗之后,逐渐与波斯民族情感和历史传承融为一体。18世纪初,伊朗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派的乌苏勒教法学派和艾赫巴尔教法学派对穆智台希德(Mujtahid)的作用及地位展开了近一个世纪的论战,最终乌苏勒教法学派的观点得以传世。乌苏勒教法学派认为,在政治、宗教及社会等方面,乌莱玛具有教导的权力,民众对其教导必须服从。恺加王朝末期,伊朗立宪革命所颁布的宪法中明确规定,5名高级教士组成常设委员会,审查议会法案是否符合伊斯兰教精神。这些历史遗产不仅为乌莱玛阶层在伊朗内政外交决策中处于核心位置预留了制度空间,还加深了地缘政治文化透视下的国家利益的伊斯兰属性。

1979年伊斯兰革命成功后,随着法基赫政治制度的稳固,霍梅尼及其追随者将“重建乌玛”的政治观点外化于外交实践之中,对现实国际和地区秩序提出质疑,主张建立伊斯兰国家的共同体。伊朗以“输出革命”为指导思想,期许伊斯兰神权政治体制传入其他伊斯兰国家,甚至在非伊斯兰国家生根理政。在世界范围内形成具有“伊斯兰秩序”的“现代乌玛体系”。然而,现代民族国家是世界近代以来最高政治权力所有形式,让渡主权并不意味着否定民族国家的自身价值,文明之间的交往也必须建立在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形式之上。因此,革命后霍梅尼等人所定义的地理意象突出乌玛的作用,在现实的国际政治交往中陷入了宗教理想主义的窠臼。事实上,霍梅尼以及其他政治精英敏锐地意识到了革命之后外交取向上的问题。在霍梅尼的应允下,伊朗外交部门对“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政治口号加以说明,表示反对的是外国列强的统治,而非彼此之间的交流。随着霍梅尼离世前外交态度的略微改变,以及哈梅内伊和拉夫桑贾尼的双双上台,伊朗的地缘政治文化也向追求民族国家利益的实用主义转变,淡化了伊朗在世界及地区体系中的乌玛认同与伊斯兰主义外交责任。

就伊朗的政治与经济利益而言,伊斯兰革命与随之而来的政治动荡,旷日持久的两伊战争,人才流失及经济发展失衡,国际社会的孤立形势等因素,引发了严重的政治经济问题。1979年~1985年,围绕国家政权构建,霍梅尼及其追随者与不同政见者之间展开了血腥的斗争,伊朗政局动荡不安。更为严重的是,除战争因素外,经济治理失效导致伊朗的经济结构失调,发展模式固化,丧失了经济增长活力。1978年~1988年,伊朗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天下降1.5%,石油收入从20世纪70年代占整个国内生产总值的30%~40%下降到80年代的9%-17%,石油产量从每天560万桶下降到每天220万桶。此外,两伊战争引发伊朗人口向东北部大城市迁移的浪潮,经济疲软的私营部门无力吸纳过多的剩余劳动力,加之城市化与人口增长迅猛产生了高失业率问题,至1988年伊朗失业率达到了30%。1989年,伊朗80%的经济部门被收归国有,但公共部门数量的增长并没能消除贫困,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大幅度降低,国家经济遭遇了23%的通货膨胀率,濒于崩溃。严峻的政治经济形势迫使当政者做出改变,从外部打开缺口,将国家拉回到正常发展的轨道。

从外部变因看,伊朗的地缘政治原景(geopolitical visions)受国际局势缓和的影响,诸多地缘纷争得以搁置处理。地缘政治原景涉及外交政策以及集体战略行为(collective mission)中对是否安全、有无利益的考量。地缘政治视角既由一成不变的地理因素决定,也会因政治及经济潮流的折转而流变。但是,地理环境因素是国家权力构成最稳定的要素及外交政策的重要考量条件。尽管全球化进程迅猛发展,国家的地理空间属性也是无法忽视的。伊朗的陆地及水上边界线分别为5434千米和2410千米。与其他国家一样,边界纠纷常常导致地缘冲突。在漫长的地理边界上,伊朗与阿拉伯国家的岛屿之争,与伊拉克的边界争端,与俄罗斯、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关于里海法律所有权的纷争等成为伊朗外交考量的本质部分之一,屡次触动伊朗地缘政治的敏感神经,给其地缘政治原景蒙上了暴力交往的阴影。

然而,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冷战结束和海湾战争导致世界及中东地区局势发生历史性的转变。从有利的方面看,冷战烟消云散逐渐消弭了国际争端中的意识形态因素,世界局势总体处于缓和与发展时期。国家利益至上的观点冲击着以往国家关系中的传统桎梏,国际关系环境得以改善的同时,务实与合作之风渐盛,客观上为伊朗摆脱孤立地位提供了较好的“交往气候”。就地区层面而言,以地缘政治视角审视,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入侵震惊了中东国家,海湾国家的衡量尺度发生了潜移默化的改变,开始视伊朗为地缘战略平衡的重要砝码,收敛了敌视与争斗的意向。从不利的方面看,海湾战争后,伊朗不得不面对美国军事力量长期驻扎在海湾地区的现实,地缘政治风险提高。此外,冷战后美国将战略重点逐步转向遏制地区强权,在政策方面给伊朗套上“紧箍咒”。这些外部环境的变化,给伊朗外交政策转变以积极的拉动和被迫的推动作用,伊朗开始寻求缓和与海湾及中东国家的关系,放低地缘政治姿态,尽量规避与美国的直接冲突。

二、地缘政治缓和与合作:实用主义外交行为及成果

基于内部和外部地缘政治因素的变化,拉夫桑贾尼时期的伊朗外交由激进转向务实,缓和与合作成为双边及多边关系中的主流思想。客观上,形势决定手段及方法。拉夫桑贾尼政府外交转向的核心目的是,为伊朗经济重建创造平稳的国际及地区环境,以外部交往带动经济发展,力求休养生息、广结商友、促进发展。

第一,从区域内地缘政治层面上看,伊朗开启了与中东国家的缓和性外交实践。拉夫桑贾尼时期伊朗的首要外交任务便是与海湾国家为主的中东国家弥合裂痕,构建平稳发展的地缘政治环境。自1988年,伊朗每年都会在国际会议上向邻国示好,强调与阿拉伯国家的文化渊源。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时局突变,成为伊朗与海湾国家战略缓和的历史性契机。伊朗外交部在第一时间严厉谴责伊拉克方面的侵略行径,要求其立即、无条件撤军。同年8月底,伊朗当局不顾国内强硬保守派反对,高规格接待来访的科威特外交大臣。在会谈中,拉夫桑贾尼总统表示,伊朗尊重科威特的主权及领土完整,支持恢复萨巴赫家族的统治地位。伊朗的态度赢得了海湾国家的赞许。在地缘政治格局变动的大背景下,“敌人的敌人便是朋友”,海湾国家需要伊朗在伊拉克地缘东翼予以制衡。1990年12月,海湾合作委员会(以下简称“海合会”)高级会议在卡塔尔举办。在此次会议上,海合会国家表示欢迎伊朗参与到地区安全构建进程,并将与之合作。

借此机会,伊朗与包括海湾国家在内的其他中东国家外交关系逐渐升温,双边合作也拓展到政治和经济领域。1990年11月,伊朗方面提议与海合会联合建设地区市场。拉夫桑贾尼表示:“我们应当努力维护地区稳定,对伊朗而言,信任邻国是解决问题的必要条件”,“伊朗没有成为海湾警察的意愿,更没有羞辱或威胁邻国的初衷。”1991年3月,伊朗外长阿里·阿卡巴·韦拉亚提(AliAkbar Velayati)与沙特代表在阿曼首都马斯喀特举行会谈,决定恢复两国外交关系。随着两国关系的缓和,伊朗人前往麦加朝觐得以解禁。1991年6月18日,10余万伊朗穆斯林平静地到麦加朝觐。拉夫桑贾尼总统要求这些朝觐者尊重沙特法律法规,约束自我行为;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签署手谕,要求什叶派不许在麦加及其他地区扰乱宗教仪式。与埃及关系方面,1991年,伊朗计划派代表团赴埃及开启复交谈判,但未能成行。1994年,伊朗再次向埃及释放温和信号,表示尊重埃及的爱资哈尔教法权威,减少对埃以和解政策的批评,并停止对埃及境内伊斯兰武装组织的支持。与土耳其关系方面,早在1991年伊朗副总统哈桑·哈比比(Hassan Habibi)访问土耳其时,就双边关系及地区安全问题与土方领导人交换了意见。1996年8月,土耳其总理内吉梅丁·埃尔巴坎(Necmettin Erbakan)访问伊朗,两国签署了包括运输、电力、能源在内的一系列合作协议,总价值达200亿美元,拉近了两国之间的经贸关系。

第二,从跨区域地缘政治层面上看,伊朗与西方国家进行了战略试探性外交实践。就与美国的关系而言,伊朗的外交考量极为复杂,既批判美国的遏制行为,又以较为务实的态度处理和美国的关系,争取本国利益最大化。事实上,美国也采取实用主义外交政策,早在两伊战争时期,就秘密向伊朗出售武器。拉夫桑贾尼时期,黎巴嫩人质危机成为伊朗与美国试探性外交的突破口。1989年,美国乔治·H.W.布什总统希望伊朗能够协助解决黎巴嫩人质危机,并以双方之间建立互惠机制来缓和两国关系。伊朗总统拉夫桑贾尼则表示,将寻求无条件释放人质的办法,美国需要放弃对伊朗的无理由敌视政策,并归还被冻结的伊朗财产。与政治对话相对应的是,伊朗与美国的经贸交往并未完全中断。由于伊朗对人质危机的斡旋,1990年底,美国单方面放松了对伊朗的制裁。1991年6月,美国财务部允许本国石油公司从伊朗进口250万桶原油;1992年,约1/3的伊朗原油被美国公司购买。直至克林顿政府对伊朗推行遏制政策后,伊朗方面仍对美伊关系抱有一定希望。1994年,拉夫桑贾尼总统曾表示:“我一贯反对与美国断绝一切联系。美国向我们提供所需的零配件,我们则卖给他们石油;两国的经济联系不会中断,必须保留适当的对话途径。”

就与欧共体(欧盟)的外交关系而言,双方的交往利益具有高度契合性。伊朗将欧共体(欧盟)国家视为信贷、投资等国际金融事务的重要伙伴,有利于伊朗经济发展与基础设施重建。对欧共体(欧盟)国家来讲,伊朗不仅蕴含丰富的油气资源,还拥有数千万人的大市场,且在中东什叶派地区具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力。伊斯兰革命之后,双方的交往表现出两轨制的特征,即文化观念、意识形态及政治领域的纷争与经贸领域的联系。拉夫桑贾尼政府时期,着重缓和政治方面的相关矛盾,为经贸交往提供空间。除协助解决黎巴嫩人质危机之外,伊朗将拉什迪事件作为缓和双方政治关系的突破口。尽管拉夫桑贾尼总统无权更改法特瓦,但他宣布在政府层面,该法特瓦不予执行,排除了与欧洲关系的一大障碍。

在经贸方面,1989-1993年,从德国、意大利、法国、英国、比利时等欧洲国家的进口额占伊朗年均进出口总额的40%左右。至1995年,欧盟成为伊朗最大的贸易伙伴,与欧盟国家的贸易额占伊朗整个出口额的36%,其中出口的商品中75%是石油。伊朗从国外购买的电力及其他重型设备中,45%来自欧盟国家。1989~1996年,伊朗与德国共签署300余项经贸协议,贸易额累积达100亿马克。1994年,伊朗爆发经济危机之时,德国果断将伊朗所欠的42亿马克债务延期。1991年伊朗工业部长访问法国,双方在机械、汽车、能源、农产品、技术引进等多方面签署合作框架协议。1996年,伊朗从法国引进3项技术,并达成通信卫星合作协议。1991年,伊朗从英国购进了一批现代化军事装备及电子元件。1992年,英伊之间的贸易额比1989年增长了一倍左右。

第三,从泛区域地缘政治层面上看,伊朗与俄罗斯及中亚国家进行了合作性外交实践。从历史上看,西亚与中亚地区的陆路联系甚为紧密,更与俄罗斯有着泛区域性的地缘政治互动。总体而言,西方与海湾国家对伊朗存有疑虑,伊朗的地缘政治回旋空间不足,需要借助北方沿线的泛区域地缘政治力量谋求国家生存与发展之道。此外,西方国家对伊朗的技术封锁渐严,伊朗急需俄罗斯先进的石油开采、军工研发、核能利用等技术。彼时伊朗与苏联的外交关系逐渐缓和;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济凋敝,国力衰退,既希望能够与伊朗合作抵御美国在中亚及里海地区的战略扩张,又期待发展与伊朗的经贸活动。1989年,拉夫桑贾尼访问苏联,并签署了涉及经济、军事的一系列协议,包括售卖给伊朗米格-29和苏-24战机。1990年,伊朗恢复向苏联供应天然气。1991年底,两国举行谈判,并就天然气供应、炼油等方面达成合作意向。1992年,伊朗与俄罗斯签署了布什尔核电站项目协议,俄方许诺在核技术研发等关键领域,如防辐射、核安全、原子同位素生产及运用等技术,对伊朗予以支持和帮助。

苏联解体与中亚国家独立对伊朗而言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价值。在全球石油贸易中,中亚地区能源蕴藏量巨大,但其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外运出口。由于地处内陆没有出海口,如果采用经济型外运即海运的形式,取道伊朗是最佳的选择。伊朗地缘战略地位再次凸显。此外,冷战数十年间,苏联如同奥斯曼帝国一样完全堵住了中亚通往欧洲的道路,1991年之后,通向欧洲的大门得以重新开启。伊朗政界精英敏锐地意识到,中亚国家的独立对伊朗而言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单从伊朗自身实力而言,无法阻止美国在中亚地区的地缘扩张,更不足以弥补该地区的地缘政治真空。因此,伊朗与俄罗斯开展紧密的政治合作,以南北战略轴线(莫斯科—埃里温—德黑兰)抗衡东西战略轴线(华盛顿—安卡拉—巴库—塔什干)。同时在石油运输方面,美国所规划的东西管线(杰伊汉管线)与俄罗斯和伊朗所规划的东北管线(巴库—诺沃西彼斯克—里海管道—伊朗管道—海湾)之间的激烈竞争,体现了战略与经济利益上的博弈。

拉夫桑贾尼时期伊朗外交转向及其实践,不仅缓和了与其他国家间的关系,摆脱了所处的孤立形势,还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国家经济。尽管当时伊朗经济形势因国际油价和制裁等问题震荡不稳,但从深层次看,境外投资额增多促使伊朗私有化部门数量增加。拉夫桑贾尼时期,伊朗经济结构的调整初步完成,并与全球市场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反向促使外交政策向更务实的方向转变。1989年,公有制经济在伊朗国内生产总值中占20%左右,承担了60%的政府财政支出,雇用了全国1/3的劳动力。伊朗第一个五年计划初期,政府公开出售800余家公有制公司,但私有化进程较为缓慢。根本原因是这些公司负债累累,局限于国内市场,无法吸引私营买家。但是,这些公司大多为石油等能源部门,随着对外关系的改善,外国买家投资增多;对外贸易扩充了伊朗的国内储备金规模,中央银行有更宽裕的资本采取政策杠杆支持经济私有化。此外,私有化进程发展了伊朗的外包经济模式,使私营企业、公有企业、政府之间产生新的经济联系。逐渐强大的私营部门为经济进一步开放提供动力,并促使政府寻求与国际市场保持健康稳定的互动关系,进而对政府的外交考量施以影响。

更重要的是,私营部门的发展扩大了中产阶级的比例,在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中产阶级成为民意所向的一支重要力量,对伊朗政治体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世纪七八十年代,伊朗的宗教人士利用清真寺礼拜和宣讲对民众的政治生活加以引导;90年代后,以清真寺为中心的政治活动在中产阶级的政治领域越发力不能及。他们追求新的政治与文化形态,与保守传统的宗教人士的思想差距越来越远。在务实派与传统保守派的争论中,民众更多地支持前者,开始以批判性的言辞评论伊斯兰思想意识形态,认为意识形态的陈词滥调无法变为私营企业所带来的就业机会。随着民众政治诉求的转变,伊朗的地缘政治愿景也朝着更开放的方向调整。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转变,促使伊朗国内的政治生态趋于温和与务实。民众对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迫切需求赋予改革派政治精英力量,为哈塔米上台执政打下了较为坚实的民意基础。

三、地缘政治结构与形式掣肘:伊朗外交转向的困境

拉夫桑贾尼时期,伊朗外交转向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孤立的地缘政治僵局,发展了国家经济,甚至为国内政治势力间的分化嬗变提供了助力。然而,拉夫桑贾尼执政后期,伊朗与其他国家间的外交摩擦增多,缓和与合作的步伐也被迫日趋放缓。在批判性地缘政治学的语境下,地缘政治作为一种社会的、文化的和政治的实践,不仅涉及国与国之间的矛盾纷争、地区层面的冲突博弈,也涵盖社会及文化所衍生的国内政治对外交决策和实践的影响。因此,伊朗外交转向所遭受的地缘政治结构与形势掣肘,既与国内政治体制有关,又与地区及国际形势紧密联系。

第一,伊朗混合型政治结构和宗教体系的外交职能化,限制了实用主义的外交实践,并扰乱了国家的一元化外交路径。法基赫体制是伊朗政教合一政治体制的核心,乌莱玛阶层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居统属地位。因此,宗教领导人不仅管控政府的政策空间,还拥有完整的宗教办事体系,可以越过政府部门行使国家权力。长期以来,宗教体系与共和国体系在政策与实践上的分歧和掣肘,成为伊朗外交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值得注意的是,伊朗的外交实践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一轨制,而是最高精神领袖与总统拥有各自的外交执行机构。通常而言,国与国层面上的外交政策与实践由总统及外交部等行政机构规划落实,但须取得最高精神领袖的认可;与非国家行为体、个人之间的外交事务则完全由最高精神领袖控制下的伊斯兰革命卫队等机构负责。对于拉什迪事件,伊朗保守派宗教人士申明将会贯彻法特瓦的指示,特别是在周五祷告中反复重申对拉什迪的全球追杀是神圣且有理可循的。保守派宗教人士不仅利用自身的权力体系暗杀身在欧洲的不同政见者,还弹压伊朗的新闻工作者和知识分子。

宗教权力体系的做法在拉夫桑贾尼第二总统任期内严重冲击了伊朗与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引起了西方制裁的加剧,伊朗政府的前期外交努力则事倍功半。归根结底,哈梅内伊与拉夫桑贾尼之间双头政治的权力之争,是伊朗外交令非出一门的原因所在。哈梅内伊与拉夫桑贾尼上任之初的合作较为融洽,被誉为是“骑着双人自行车”的政治模式。拉夫桑贾尼负责经济重建和外交事务,哈梅内伊则对道义和精神问题、伊朗与伊斯兰运动的关系等进行指导。然而,拉夫桑贾尼执政后期,两人产生了诸多矛盾,原因在于:一是伊朗政治体制下,最高精神领袖是当之无愧的国家最高领导人,且与保守派势力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拉夫桑贾尼的一系列经济改革和外部交往不可避免地侵犯了保守派的利益,甚至与伊斯兰意识形态及霍梅尼思想相抵触,自然引发了政治博弈;二是拉夫桑贾尼认为国家经济建设应为第一要务,主张与美国缓和关系,而哈梅内伊具有严重的反美倾向,基于维护伊斯兰革命和伊斯兰意识形态安全的需要,不主张改善与美国关系。

第二,地缘政治文化分歧,导致伊朗与其他地缘政治行为体之间信任感淡薄。中东地区有几大地缘政治势力,即亲西方的以色列势力、以沙特为首的海湾君主国势力、以伊朗为首的什叶派势力、埃及势力等。由于伊朗的宗教派别、民族文化和政治体制的特性,加之其外交取向不只想成为什叶派势力的盟主,还想在伊斯兰世界中担当领导者。因此,伊朗与中东其他地缘政治势力的分歧明显,特别是与海湾国家之间具有历史文化敌视、经济利益冲突等一系列结构性矛盾,彼此之间猜忌、恐惧心理长期存在。

此外,伊朗与西方国家,尤其是与美国之间地缘政治文化敌视感也颇为严重。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其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指出,文明的冲突将决定未来国际政治的走向,而潜在的最危险的敌人会出现在世界主要文明间的断层线上。从美国的地缘政治视角来看,伊朗不仅是地区的强大力量,冲击着美国全球及地区霸权的地缘政治构想;伊朗所引领的伊斯兰复兴运动还与美国的价值观存在较为严重的冲突。在此问题上,伊朗则表现得更为明显,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之子阿哈默德公开表示,美国只是想控制海湾地区,伊朗革命卫队应给予反击;前任内务部长及哈梅内伊本人都认为,应该以“圣战”的方式与之对抗。

第三,海湾地区的安全剩余稀缺,激发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多变。在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语境下,国际关系无政府状态中的国家,彼此间怀疑与恐惧所带来的不安全感使它们感到安全稀缺。当第一个国家增强势力以保证自身安全时,第二个国家相对势力的下降会产生猜忌与防备心理,促使其增强实力,因此每一方增强实力的独立行为,都会使双方更不安全。长久以来,以沙特和伊朗为代表的两大宗派主义势力的斗争制约了地缘政治的合作空间。以沙特阿拉伯为首的海合会国家与伊朗地缘政治纷争由来已久。事实上,在拉夫桑贾尼政府缓和与海合会国家关系的同时,双方之间的矛盾仍时隐时现。

1991年初,海合会国家与叙利亚和埃及举行会谈,签署了《大马士革宣言》(Damascus Declaration),海合会国家出资100亿美元,邀请叙利亚和埃及军队驻扎在海湾地区。伊朗对海合会将其排除在地区安全框架之外表示极其失望,更对此后西方国家的驻军加以指责。此外,两伊战争后,海湾三岛问题并没有解决,长期影响伊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发展。1992年,拉夫桑贾尼登上阿布穆萨岛,引起海合会国家的强烈反应,双方频放狠话,拉夫桑贾尼更是发表强硬讲话,声言:“谁想登上这些岛屿,必先通过血染的海洋。”阿布穆萨危机后,海合会国家与美国签订一系列防卫协议和武器销售合同,在20世纪整个90年代,美国向这些国家出口了970亿美元的武器。对于海合会国家的举动,伊朗越发感到地缘上的威胁,并加紧研究包括核能在内的军事装备技术。正如其外交部副部长所言:“我们的邻国,一个接一个地与西方国家签署防卫协议,为什么我们不能购买军事装备,增强实力呢?”

第四,地缘政治时局的遏制因素,限制了伊朗外交转向的范围。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将国家之间的关系与国际体系结构的制约与影响紧密联系起来,结构中隐含的等级秩序影响国际关系中的权力分配。整体而言,拉夫桑贾尼时期,美国处于国际体系的结构顶端,在中东地区的国家间关系结构上也处于主导地位,伊朗不仅无力与之抗衡,更饱受地缘政治的遏制之苦。尽管拉夫桑贾尼时期伊朗的外交政策趋于缓和与务实,但从美国的地缘政治视角看,一个不亲美的伊朗的稳定与强大,无形中与美国的中东战略对冲。此外,伊朗与黎巴嫩真主党等激进的伊斯兰组织联系甚密,反对美国所主导的巴以和平进程等,持续挑战美国的中东政策。

克林顿政府上台后,美国开始对伊朗进行比以往更严厉的制裁,并企图颠覆伊朗政权。1995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准许拨款2000万美元用于颠覆伊朗现政权。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随后宣布,伊朗同样拨款2000万美元用于抵制颠覆伊朗政权的行为。美伊关系受此影响降至冰点。克林顿总统在讲话中说:“我确信,对伊朗实行贸易禁运是我们让伊朗停止研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继续支持恐怖主义最有效的办法。”1996年8月,《达马托法案》出台,对伊朗油气投资进行严格制裁;次年,克林顿政府禁止美国的商品由第三国渠道输入伊朗。在为制裁政策辩护时,克林顿总统表示:“决不能姑息资助且保护恐怖分子的国家,你白天与它们进行贸易,夜晚他们便杀害你和无辜的平民。”可以说,克林顿政府的遏制政策打击了伊朗寻求改善外交关系的政策取向,并持续影响到伊朗在地区层面与美国盟友的关系。

四、结语

依上所述,拉夫桑贾尼时期的伊朗外交转向是顺势而为、谋求发展的策略性外交努力,既取得了改善地缘政治环境、谋求国家经济利益等成果,也遭遇了国内政治体制和国际及地区形势掣肘的困阻。客观上看,拉夫桑贾尼时期的外交转向,可以认为是伊朗外交发展历程中新阶段的开始,标志着伊斯兰主义的意识形态因素在伊朗对外交往上的作用逐渐减弱,国家利益成为制定外交政策与具体实践的重要考量因素。从拉夫桑贾尼开始,到哈塔米,再到鲁哈尼,伊朗外交更具实用主义色彩,也更为灵活变通。2015年7月14日,在“5+1”框架下经过艰苦谈判后,伊朗核问题最终达成历史性的全面协议。谈判期间,一系列务实的外交努力与突破改善了伊朗的国际环境,长达十余年的制裁枷锁逐渐解除,伊朗得以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然而,即使鲁哈尼政府在伊核谈判上取得重大成果,伊朗外交面临的内外阻碍仍在,似乎伊朗实用主义外交行为的循环终究绕不出拉夫桑贾尼时期的范式。

拉夫桑贾尼时期的伊朗外交转向与实践,不仅具有转折的历史意义,还具有承上启下的特征,映射了当前伊朗外交发展路径选择的现实意义。那就是,寻求改变的实用主义外交人士仍然在强硬保守派围堵下的国内政治中周旋,地区及次地区也总是交替显现着紧张与缓和的形势。面对内政外交的诸多困阻,能否在理论范式上找到一种颠扑不破的伊朗外交良性发展的合理路径?问题在于,伊朗外交必须抓住变革时代的国家利益准绳,利用好自身的地缘战略优势,规避不利的内政外交因素。从根本上讲,国家利益最大化是一国外交实践的核心使命。伊朗只有摒弃文化观念的分歧与宗派思想的束缚,才能在冷战后追求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潮流下应付自如,才能于动荡纷扰的中东乱世中稳定地区局势、谋求战略发展,才能承担起伊朗作为地区大国的外交责任与担当。回看霍梅尼时期的伊朗外交历程,虽然伊朗在什叶派地区具有重大的政治影响力,也曾站上伊斯兰复兴运动之潮头,但伊朗的外交实践过于激进,将与其他国家什叶派民众文化与历史的联系演变为扩张性的地缘政治战略,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战略对冲过于锋芒毕露,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回旋余地而陷入困局,丧失了利用地缘政治优势获取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机会。

在批判性地缘政治学的视角下,地理区域价值的不同会对其他国家的外交政策产生不同的吸引力。伊朗资源型、战略性、文化性、区域型的地缘政治属性,在外部交往中具有很强的价值特性。因此,如何制定合理的外交政策,是发挥地缘政治优势,拉动国家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更是保持战略前行之力,绕过地缘政治中激流险滩的关键所在。事实上,利用好自身的地缘政治优势,是伊朗外交最方便贯彻和执行的战略政策。然而,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解决地缘因素与历史文化交往中凝结的传统政教问题,是伊朗摆脱内外交往中非良性互动循环的根本。居于一定地理区域内的国家,种族、资源、历史、文化等背景因素对国家政体及内外政策具有持续的影响力。对于承载历史遗产的伊朗混合型政治体制而言,宗教因素在外交政策制定与实践中,或多或少起到了消极的作用。关键在于,如何协调政教之间关于国家利益的界定方式,如何转变宗教人士的外交观念,如何提升宗教体系中的现实国家利益属性。这注定是一个长期转变的内生与外扰的杂糅性过程,不可盲目盼其速成,更不可始终不做改变。

注释略,原文参见《中东研究》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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