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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波斯帝国如何影响秦王朝
  

【编者按】 段清波教授曾长期主持过秦始皇帝陵园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所撰《秦始皇帝陵园考古研究》入选2011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本刊将分三期陆续推出的长文《从秦始皇陵考古看中西文化交流》是作者十余年来通过对秦始皇陵考古、秦文化考古、秦始皇帝制度改革等方面文化因素的考察而形成的新成果。作者认为秦文化中的大型陶塑艺术、石刻石雕艺术、高台建筑、小型条砖、铜车马和青铜水禽制造技术、茧形壶、槽型板瓦等具有明显的波斯文明和地中海文明的特征,表明从公元前五世纪左右开始,东西方文化就有了深入的交流; 作者还将统一后秦始皇帝所采取的所有改革措施,与波斯帝国大流士一世以及马其顿亚历山大的改革措施进行对比研究,认为秦始皇帝关于帝国政体、管理国家的制度、管理国家的措施等的认识,可能受到波斯帝国制度文明的深刻影响,并据此认为文明交流过程中最重要和最核心的交流在制度层面和理念层面。本刊希望通过有益的学术争鸣,共同推进文明交流的理论与研究的进展。

内容摘要  秦文化中所见到的诸如兵马俑、铜车马、陵墓封土内高台建筑、条形砖、青铜水禽制作工艺、槽型板瓦、茧形壶、石刻等文化因素,不是从中国固有文化中发展演变而来,这些因素可能是通过丝绸之路由西亚传播到东方的,与此同时,秦统一时期,波斯帝国、马其顿帝国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制度也传入东土,并对秦始皇帝的改革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关键词  秦始皇陵; 兵马俑; 波斯帝国; 中西文化交流

作者简介  段清波,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原秦始皇陵考古队队长。

文章来源  原文刊登于《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1月第45卷第1期。全文如下:

秦帝国的建立不仅是春秋战国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更是与传统政治、文化形态相疏离乃至决裂的创举。欲了解秦帝国时期创建的政治文明、制度文明、艺术形态以及技术变化等,既需要将秦文明置于中国文明的发展演变序列中予以观察,更需要放宽视野,在希腊罗马文明、波斯文明、印度文明等世界文明形态的关照下来进行客观的考察。

一、大流士一世与秦始皇帝治国理念与措施的对比

通过丝绸之路,东西方文明中的一些相互欣赏的文化因素得以接纳和传播,这是我们通过文献资料和考古证据所能证实的。我们的问题是,文明交流过程中最重要、最核心的难道仅仅就是这类物质因素的融合、交流和传播吗?

经过对比,我们发现公元前六世纪大流士一世统一波斯帝国后所采取的系列改革措施,和300年后秦始皇帝统一中国后所构建的制度之间,竟然存在高度雷同或相近的现象。秦始皇帝的治国理论、国家政体、管理措施等方面的认识和理念,或许受到波斯帝国的深度影响,这一结果或许与亚历山大东征有关。

(一)两大帝国的基本概况

自称“王中之王,诸国之王”的大流士一世(前558-前486年,享年73岁,于前522~前485年执政,共37年),系波斯帝国(前550-前330年) 的第三代君主。他不仅建立起一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东到阿富汗、印度河流域,西到爱琴海,西南到埃及,北到里海、黑海南岸的大帝国,更使得帝国疆域内缤纷多彩的异质文明纳入同一个有效运转的系统中。为管理70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5000多万人口的庞大帝国,使西亚和埃及等这些经济发达的地区和伊朗、中亚尚处于奴隶制形成和初步发展阶段的地区能相互融合同步发展,从执政伊始,便进行了一系列从政体到文化的改革措施,从体制上保障了此后200年间帝国的有效运转。他所构建的具有开创性的制度,如行省、军区、货币、税收、法律、文字等制度,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马其顿帝国(亚历山大帝国) 、塞琉古帝国、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等世界性大帝国。

秦始皇帝(前259-前210年,享年50岁; 前246-前210年在位,共37年) 从公元前221 年统一全国伊始,为使不同文化传统、政治体制和经济制度的原东方六国能顺利地纳入新建帝国的框架内顺畅地运行,便以空前的魄力从理论到实践推动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文化体制等全方位改革,构建出有效地管理450多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2000多万人口的中央集权政体。以决绝的魄力,彻底摒弃血缘宗法制基础上已经存续800年之久的分封制,倾力构建皇帝专制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以法制的理念管理国家,对帝国疆域内政治一统、经济一体和文化认同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体制在此后的2000多年间,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强烈和持久的影响。

(二)政治体制改革

大流士和秦始皇帝最根本的改革措施是政体改革,他们均构建完成君主专制中央集权行省(郡县)制的国家政体。世俗间所有权力来自皇帝,是东西两大帝国共同的法理理念。

波斯帝国让被征服地区在承认皇帝最高权威的基础上,维持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即“大一统、小自治”。大流士首创行省制度,将全国分为 20 多个行省,每省设总督(行政司法) 、将军和收税官各一人,三权分立,互相牵制彼此监督,各省的总督(Satrapy) 由皇帝任命(世袭或非世袭) ,通常由波斯贵族担任,负责各省的经济、维持地方治安以及执掌司法权、造币权。皇帝还给行省的三位高官各派一名副手追随辅佐,但副手们只向皇帝负责,实为皇帝的密探。

秦帝国中央政府采取三公九卿制,由皇帝任命各衙署的长官,概不世袭。分管政务、军事和监察的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之间互不统属、相互制约,均直接为皇帝负责,使权力集中于皇帝一身。地方上废除分封制,全盘实行自战国以来各国陆续采取的郡县制,由皇帝任命地方行政首长,郡设郡守、郡尉和监御史,分别掌管政务、军事和监察,互不隶属而相互监督; 郡下设县,县设县令或县长,还有县尉、县丞; 一县之内再分为若干乡,乡下有亭、里等。完善和强有力的行政能力的打造,保障了秦始皇帝治国理念的实施。郡县制的确立使得古代中国第一次有了明确的疆域的概念,“天下”和“四方”成为实实在在的存在而不仅仅出于幻想; “大一统”从此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

正如大流士自我认为“王中之王,诸国之王”的那样,秦始皇帝也认为自己统一六国,“德高三皇,功过五帝”,君权神授的神秘和权威性因“皇帝”的名称而得到不容置疑的肯定; 也如波斯帝国世系以居鲁士一世、二世,大流士一世、二世、三世那样,秦帝国废除臣议君、子议父的传统“谥法”,以始皇帝、二世、三世计,期望实现“传之无穷”的愿望。

(三)经济制度改革

波斯帝国和秦帝国均采取统一税制、统一货币的经济政策。

大流士采取各省固定税收额度和统一货币的措施。在税收方面: 波斯人享有部分特权,只交实物税,不需要缴纳货币税,其他地方视具体物产而定,如埃及偏重缴纳粮食,亚美尼亚缴纳马匹,米底缴纳羊,印度河流域缴纳象牙等。帝国每年可征收的税银达1.456万塔兰特(每塔兰特为30. 3公斤,国库年税收44. 1168万公斤白银) 。币制方面: 统一全国币制,货币分金币、银币和青铜币三种,金币的铸造权归中央,全国流通; 各行省可铸造银币; 各自治市可以铸造铜币,银币和铜币在一定地区内流行,金银币的形态为圆形。另外以两河流域的度量衡为基础,统一全国的度量衡。

秦帝国实行土地私有制,社会成员以统一的田租、口赋、兵役、力役等形式向国家尽义务。由国家统一铸币,严惩私人铸币,货币的制造权掌握在中央政府。货币分金和铜两种: 黄金称上币,铜钱称下币,统一为方孔圆钱形制,金币主要供皇帝赏赐,铜币是主要的流通媒介。为使帝国境内的经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提升,秦始皇帝在统一的当年就采取统一度量衡,进而统一货币和文字以及车轨的措施,以原秦国的度、量、衡为标准颁行全国。在经济政策中,实施商鞅变法以来“上农除末”即重农抑商的国策。经过这些改革,六七年间就达到“缓刑罚,薄赋敛”稳定社会的目标。

(四)法律制度改革

两大帝国均实施全国统一的法律制度,但波斯帝国规定在遵守全国性法律的基础上允许各地原有的法律继续实施。

大流士强化“国王的意志和命令就是法律”的君主制传统,所制定的法典虽然没有流传下来,但这套法典直到公元前三世纪末的塞琉古时期仍被视为权威之作,同时他还在法典中规定设立最高法院和地方法院。

法度与法制的相对完善和实施,是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取得政治、经济、军事成就的根本性保障。帝国建立后秦始皇帝以秦国成文法为基础,吸收原六国法律的某些条文,制定和颁行全国统一的法律。“普施明法,经纬天下,永为仪则。”云梦秦简、湖南里耶秦简的出土,表明秦法在帝国范围内得到广泛的执行。

(五)军事制度改革

皇帝为最高军事统帅的理念在东西两大帝国都得到体现。

波斯帝国将全国划分为五大军区,各行省驻军不受行省总督节制,归中央政府节制,帝国实行义务兵制,军队分为负责保卫王室的近卫军、负责全国防务的常备军和负责各地驻防的地方部队,军队编成万人不死军、千人团、百人团、十人队等四级,以波斯人为核心组成步兵和骑兵。

秦帝国的军队有步兵、车兵和骑兵三大兵种,分属中央和地方两大系统,军权集中于皇帝本人,由皇帝任免各级武官和凭皇帝所颁发的“虎符”调集军队。兵源来自征兵制,列入“傅籍”的成年男子都需要为国家服一定时限的兵役。

(六)文字改革

统一文字是两大帝国都实施的文化举措。

大流士为解决国内民族众多、语言文字互异问题,将当时西亚流行的阿拉米亚语确定为全国通用的官方语言,用以发布诏令、公文,同时允许各地继续使用本地语言处理日常事务。在帝国中央的波斯,波斯楔形文字、埃兰楔形文字、阿卡德楔形文字、埃及象形文字、阿拉米亚文字和希腊文字被同时使用着。贝希斯敦摩崖上所镌刻的纪功铭文里用了三种不同的楔形文字对照书写,也说明了这一点。在大流士统治时期,波斯语并未成为全帝国的通用语言,在政府中并不具有特殊地位。

秦帝国以秦国通行的文字为基础制定小篆,颁行全国。

(七)交通体制改革

通畅、迅捷交通网络的构建,是两大帝国共同的追求。

为便于调遣各行省军队和传递情报,大流士修建了贯通全国的“御道”,沿途设立驿站和旅店。从爱琴海到首都苏萨之间2400公里的御道,沿线修建有100多个驿站,三天之内就可以将从爱琴海上打捞的海鲜送到皇帝的御膳房,这条御道也逐渐成为丝绸之路的西段线路。他还修建了从巴比伦经伊朗高原到印度的御道。此外还开辟海上丝绸之路,派人勘察了从印度河到埃及的航路,开凿和修缮了从尼罗河支流到红海的运河,即现代苏伊士运河的前身。

秦帝国建立后,“坏城郭,决通堤防”,从公元前222年开始,秦始皇帝命人修造以咸阳为中心通向全国的驰道,“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现”,著名的驰道包括上郡道、临晋道、东方道、武关道、秦栈道、西方道; 另外还“堑山堙谷”修筑从九原到云阳的直道。除秦直道和秦栈道外,多数道路在秦故地、六国旧道以及在秦征伐六国时修建的道路基础上拓建而成。它们“通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锥,树以青松”。对道路的宽度和质量以及安全防卫也有统一的规定。另外为交通岭南,还修建了沟通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的灵渠。

(八)宗教改革

统一后波斯帝国奉行国教和地方宗教并行的政策。秦帝国时期并没有形成真正的宗教,仍流行原始的多神崇拜,既奉祀原秦国的自然神,又奉祀东方六国的自然神。

大流士虽然奉琐罗亚斯德教(拜火教、祆教) 为国教,崇拜最高神即光明和幸福之神阿胡拉·马兹达,使得拜火教在帝国疆域内得到广泛的传播,但并没有采取迫害其他地区原有宗教的举措,各地原有的神祗和崇拜仍得到有效的保留,极大地稳定了新开辟地区的社会基础。

秦统一后,秦始皇帝除了继续奉祀自秦先公先王以来的上帝及名山大川自然神祗外,也奉祀东方六国、主要是以齐国为中心的自然神祗,没有形成全国性的统一祭祀系统。

东西方历史上前后相差300年的两位杰出政治家,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不同的文化传统下,在统一国家后所采取的改革措施,不论理论上,还是策略上抑或措施上,给人的感觉竟然如此如出一辙,这或许并不是偶然的巧合。

二、秦始皇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合理推测

公元前330年,存续220年的波斯帝国被来自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征服。收编波斯帝国后,新的国家主人基本上全盘继承了原有的政治体制和管理制度,和大流士一样,亚历山大也向东征服到印度河流域。也许就在此时,波斯文化、希腊文化和中国文化发生了交流和碰撞。

(一)关于“遇大人”

《汉书·五行志》中记载: “二十六年,有大人长五丈,足履六尺,皆夷狄服,凡十二人见于临洮,天戒若曰,勿大为夷狄之行,将受其祸。是岁始皇初并六国,反喜以为瑞,销天下兵器,作金人十二以象之。”这条文献可能是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最重要的、最直接的证据之一,但因其对“大人”夸张的描述,并没有引起人们相应的重视,多数人将之与统一天下后,秦始皇发起的收天下兵器聚之咸阳铸十二金人相联系。较早的《史记》中虽然也有“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的描述,但没有关于临洮遇“大人”的记载。

这一事件大致的情况可能是,公元前221年,在临洮守边的帝国将士,见到十二位“皆夷狄服”的“大人”,该消息被秦始皇帝获知后喜出望外,认为是瑞兆,遂将全国的兵器收缴后运送到首都,铸造十二件“各重千石”夷狄人物形象的青铜造像,造像“坐高三丈。其铭曰: ‘皇帝二十六年,初兼天下,改诸侯为郡县,一法律,同度量。大人来见临洮,其长五丈,足迹六尺”。造像被树立在宫廷前,同年秦始皇帝便实施了统一法律、度量衡和文字等政策。

秦始皇策划铸造十二件青铜人物造像的故事并不虚妄。相关文献也叙述了这十二件青铜雕塑的来龙去脉,它们每件约重30吨。《三辅旧事》载: “聚天下兵器,铸铜人十二,各重二十四万斤。汉世在长乐宫门。”到了东汉末年,董卓入关后,“椎破铜人十及钟鐻,以铸小钱”,剩余的两件金人,据《关中记》记载其下落: “董卓坏铜人,余二枚,徙清门里。魏明帝欲将诣洛,载到霸城,重不可致。后石季龙徙之邺,苻坚又徙入长安而销之。”

关于公元前221年临洮遇大人的传说,透露出两重含义,一是在帝国边界,秦人遇到一支非黄种人的人群,一是这些人带来了铸造巨型青铜造像的技术。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假如秦人遇到的是传统意义上、身着“夷狄之服”的属黄种人的少数民族,虽然言语不通,但仅此断不会让班固们留下如此夸张的记载,合理的推断应该是,这是一支秦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过的非黄种人群体比如白种人出现于临洮一带,才会使得秦人惊诧不已,这一消息辗转传到关中,竟然就变成“身长五丈”的巨人了。见到这些奇异的人群后,即有了铸金人十二和颁布统一度量衡与文字、法律等措施,二者之间应该有所关联。至少能铸造重达30吨青铜人物塑像的技术和这支人有关,而这支让人印象深刻的“夷狄”,可能是来自地中海区域的希腊人、波斯人。

假若上述推断成立,那么这支来自遥远地方的客人出现于东土,会带给秦帝国什么呢? 难道仅仅是一些物质形态的文化交流吗?

(二)一种合理的推测

大流士改革后的波斯帝国(前522~前485执政) 和秦始皇统治下的秦帝国(前221—前205 执政)之间虽然存在着将近300年的时间差,但他们所管理庞大帝国的理念、采取的措施竟然存在上述诸多相同。那么,是否有这么一种可能,即大流士的改革成果( 最主要的是制度文明部分) 被亚历山大继承后,随着其东征的脚步,又一次在帕米尔高原西侧的中亚、印度河西北固化下来,然后这套成熟的制度文明越过帕米尔高原被带到中国了呢?

公元前517年大流士派兵进入印度河流域,征服印度西北部,设立波斯帝国的第20个行省。缔造马其顿帝国的亚历山大( 前356—前323) 继位后,于公元前330年全面接管了波斯帝国。亚历山大管理庞大帝国期间(前336—前323) ,全面继承了波斯帝国的治国理念,包括中央集权体制、行省的行政区划和管理体制。这套制度不仅在帝国的核心区域得到贯彻,也随着亚历山大东征的轨迹再次被带到东部地区,最东到达今乌兹别克、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西北部一带。与此同时,被带到东部的还包括希腊文化。在其十年东征的进程中据说留下70多座亚历山大城,希腊文化以人类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幅度在亚历山大帝国范围内得到推广,帝国疆域内的埃及文明、波斯文明、犹太文明、印度文明得以相互交流、相互影响,希腊雕塑艺术长足地东进,而东方的天文、数学知识传到西方。亚历山大于公元前329年率部穿越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交界处的兴都库什山( 与今中国新疆的帕米尔高原相接) ,直至中亚锡尔河一带,然后南下侵入印度河上游和五河地区,此时距离秦始皇帝统一中国只有100年的时间差。

没有资料证明在这百年间东方文明和希腊、波斯文明之间发生过什么接触,也没有资料证明秦人公元前221年在临洮遇到的“大人”就是波斯人或者希腊人,前面我们讨论过这些“大人”不是蒙古人种的依据,那么,这些“大人”很有可能就是来自帕米尔高原以西、非蒙古人种的马其顿帝国的公民,他们或受派遣或自愿或不得已。不管什么原因,他们或他们的后代来到东方帝国,并竭诚将他们所知道的一切告诉给了秦帝国的管理者,包括制度文明,也包括物质文明,更为不可思议的是这些信息受到了秦帝国皇帝的首肯,并加以改造而采纳。

至此,我们就可以理解秦始皇陵园、秦代为什么会出现那些本不属于中国传统艺术形式和理念的艺术品、文物遗存、建筑风格等。希腊波斯文明和中国文明的交往,并不仅仅是从秦始皇时代才开始的。上文所梳理出来的秦文化中的那些证据表明,春秋战国时期,除了北方的草原通道,中西之间还通过丝绸之路交流文明,当然还有西南方向的文明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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