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民族文化在全球化时代的传承与传播是各国都要面对的问题。伊朗作为一个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国家，其民族文化的现代化传承与创新性传播为其他文明古国提供了参照。伊朗戏剧文化在传承古老叙事传统的同时，与当代社会文化相融合，并积极在国际合作框架内寻求发展。对伊朗戏剧文化传承与传播的分析，可以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互通提供有益借鉴，为中国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寻求更多可能路径。关键词 民族文化；叙事传统；文化传播；伊朗戏剧；“一带一路”项目来源 本文系山东省社科规划研究项目“山东特色文化品牌的培育与跨文化传播策略研究” 阶段性成果。
文章来源 原文刊登于《东岳论丛》，2022年第8期。全文如下：
民族文化是一个国家文化的根基，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的共融与互动使民族文化置于全新的话语框架中。如何维护传统文化的地位，调和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之间的矛盾，是各个国家必须面对的问题。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旨在加强沿线国家文化交流合作，实现民心相通，为中国及其他国 家文化的传承与传播提供了全新的机遇。文化互通是民心相通的基础。伊朗作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沿线的重要国家之一，在古代丝绸之路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东西交通和商路必经之地，也是东西文化接触之地和传播的渠道” 。作为“世界文明的十字路口”，自古以来，伊朗同欧亚各民族都有着密切联系。在文化发展史上，注重叙事性的波斯戏剧文化影响了东亚诸国的文学艺术。近代伊朗将西方现代风格与波斯传统文化相结合，通过现代社会化叙事丰富了自身文明。当代伊朗进一步把民族文化置于国际合作框架内，通过跨文化叙事寻求民族文化的坚守，拓展了民族文化传播渠道。伊朗对文化传统的吸收与再创造，使其民族文化发展出兼顾民族特色与多重审美视角的文化形式，这对其他国家民族文化的传承与传播提供了借鉴。每种文化都有其独特的表达方式，伊朗民族文化的叙事传统脱胎于历史悠久的波斯文化，主要通过那卡力（Naqqali）、塔兹耶（Tazia）等艺术形式歌颂民族英雄，咏唱神话人物。这些传统叙事承载着民族历史文化记忆，对伊朗民族身份建构和文化认同起到重要作用。 那卡力是伊朗传统戏剧唱诗艺术，作为最古老的波斯戏剧形式之一，源于公元前３世纪。那卡力是单人叙事表演艺术，表演者被称为那卡尔（Naqqal），在不使用任何工具的情况下，借助语言表达和手势动作，扮演所叙述故事中的所有角色。那卡尔被视为伊朗戏剧史上最杰出的叙述者，因为他必须通晓古老的波斯语和方言，了解民间各种文化表现形式，熟悉传统音乐与服饰文化，同时具备超强的记忆力与即兴创作能力。所以，在一定程度上，那卡尔不是单纯的表演者与叙述者，而是波斯语言文化的保有者与守护者。那卡尔演出时会穿着传统衣服、戴上古老头盔重现历史场面，演出内容一般与波斯历史故 事、民间传说、宗教神话等有关。演出地点一般是在被称为 Qahve Khaneh 的波斯咖啡馆，人们在那里聚会品茶、抽水烟、看那卡尔表演。由于传统故事篇幅很长，人们会定期去咖啡馆看那卡尔的表演以保证故事接收的连续性。那卡力作为波斯传统叙事文化，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首先，它以一种戏剧性叙事的方式不断唤醒与传承着伊朗人对古波斯时代的历史记忆，成为一种重要的语言文化传播形式。由于伊朗具有漫长古老的文明史，历史跨度长，文化层次多元，民族构成繁杂，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不同民族留下了不同的 文化记忆与文明轨迹。语言文化差异带来多样性文明，但也容易造成不同地区的分裂混乱，产生民族文化认同危机，这种情况从中东诸多国家的政局动荡、民族对立的局面可见一斑。所以，使用通用语言、唤醒共同的历史记忆、传承共同的文化传统就成为塑造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手段。巴列维王 朝多举措并进，在多元化的民族文化中，借助古波斯文化强化了波斯语的通用语言地位，并通过文物保护展列、历史戏剧表演、语言教育改革等形式，不断强化古波斯文明与现代伊朗之间的历史联系，构建了统一的语言和民族文化认同。那卡力作为古老的波斯叙事艺术，内容大都取材于经典波斯文学，以波斯 语讲述传统故事，这门古老的艺术由此成为民族历史记忆的唤起者与塑造者。 在古波斯时代，讲故事的艺术长久以来受到欢迎，人们在冬季和斋月的漫漫长夜里，听那卡尔讲述波斯著名诗人鲁达基（Rudaki）、菲尔多西（Ferdowsi）等的文学作品，这些故事沉淀着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和共享的文化观念。那卡力的叙述内容主要来源于波斯民族英雄史诗《列王纪》（Shahnameh，也被称为《王书》），这部史诗由中世纪波斯著名诗人菲尔多西于公元10至11世纪用波斯语所作，叙述了波斯古代的神话传说、历史故事和英雄事迹，记录了各王朝的文治武功。《列王纪》颂扬了波斯爱国热情，确立了波斯语的历史地位，对波斯民族性格的形成、精神文化的涵养、民族文化的认同都起到重要作用，已被译成英、法、德、俄、中等多种语言。但阅读《列王纪》并不容易，读者通常是诗人或作家等知识分子；通过那卡尔的叙述，这些作品的经验和智慧被普通人熟知，通过他们的叙述，不断唤起人们的历史记忆， 一代代内化为伊朗的民族记忆，构建着具有内在统一性的民族性格。那卡力传统叙事艺术作为一个时代文化的积累，不但沉淀着整个民族和社会的记忆，也是个体情感、民族情感的增强剂，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民族身份构建和民族文化传承的使命。共同的语言文化、 历史记忆对民族身份的构建和国家认同具有重要意义。霍布斯鲍姆曾说：“真正的民族和民族主义是借由民族历史、神话、象征等创造产生的新的意识形态，其目的是在现代社会创建有领土的国家。”安东尼·史密斯认为，“共同体的记忆、神话及象征性符号的生长、培育与传递；共同体的历史传统与仪式的生长、选择及传播；民族共享文化可信性要素的确定、培育与传递”都是民族构建的一部分。伊朗拥有复杂的历史文化渊源，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传入，促进了文化领域的激荡与变革，在这个过程中，以古波斯文化为主的民族文化和以伊斯兰什叶派为主的宗教文化成为伊朗两大文化传统。波斯传统文化与伊斯兰什叶派文化相互碰撞，历史记忆与宗教文化相互融合，产生了本土化的伊斯兰文化认同观，影响了伊朗文化的走向。然而，这两种文化体系依然存在矛盾，异质文化激发了波斯人的民族意识，推动了波斯文化的发展。语言承载着文化，人们认为认知隔阂与关系疏离源于语言文化的差异。波斯语作为伊朗重要的文化符号，是民族身份和认同的象征。“讲相同语言的人本质上通过许多看不见的键相互连接，他们在一起属于一个天生的不可分割的整体”，所以，在社会文化领域，人们强调波斯语的重要性，主张复兴传统文化，在古波斯辉煌的历史中找寻伊朗历史与文化传统，强化民族精神与民族身份认同， 进而抑制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抵御分裂势力。那卡力作为独特的叙事文化，用波斯语言讲述波斯文化，成为一种民族身份的标签，人们通过这种传统的叙事性艺术，对阿拉伯伊斯兰文化进行反击，强化民族文化身份。随着时代发展，个体日常生活不断与世界场域产生联结，也为传统文化的表达传承带来变革。虽然今天城镇和村庄中的人们对讲故事的艺术并不陌生，但在大城市，这种传统文化生发的土壤有限，在仪式和典礼中，很少看到那卡力表演。随着现代化发展，叙述艺术的文化生态与文化传承愈加脆弱。那卡 力这种传统叙事艺术是以人为承载体的活态文化，每一个那卡尔都是文化遗产的守护者与文化传承的 执棒者。但在当今社会，培养一个合格的那卡尔费时费力，不但需要他自身刻苦勤奋，还需要具备相当的才华与天赋。随着那卡力表演大师的老龄化，技术娴熟的那卡尔越来越少，年青一代愿意从事和有能 力从事这种艺术的人非常稀缺，技艺的传承受到挑战，对这项传统文化的生存产生威胁。现在，随着政府文化意识的觉醒，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传统文化，提倡保护与传承古老的叙事艺术，2011年那卡力入选联合国《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政府加大了对那卡力的宣传，增加表演场地、举办各种戏剧节，培训大量叙事演员，让更多人了解那卡力的历史，明白它的故事和文化意 蕴。遍布伊朗各地的传统咖啡馆，墙上画满波斯传统画作，叙述者演出时会根据不同画作进行讲述，根据不同的庆典仪式进行设计。传统叙事艺术承担着强化民族认同、化解文化隔阂、塑造多元文化观的综合作用。现在除了伊朗以外，那卡力还在美国、德国、加拿大等很多国家有表演，传统叙事艺术作为古人留下的最古老的教导和想象的艺术，在新时代积极与世界相联系。但对于某种文化的传承，只局限于外在形式的保护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器物、资料、表演如果没有与人的日常生活发生联结，就不具备长久的意义，也就失去了生发的土壤。文化是在人们每天的践行中不断传承生发的，文化作为一种能动的创造性活动，是一种活态文化，即使是传统文化也具有动态发展的特点。所以，传统文化源于社会生活，又要回归社会生活。时代发展、社会变迁都是推动传统文化变化发展的内在动因。新的社会现实带来新的精神现实，这是人类文化创造力的体现。民族文化需要遵循文化发展与创新的规律，满足人的精神需求。当以传统观念和保守思想为内核的古老叙事艺术难以再引起社会共鸣的时候，艺术家们突破了传统文化限制，在继承传统基因的前提下观照现实。古老叙事传统开始走向现代生活，在人性探索与社会反思中不断拓展叙事维度，展现出对传统文化的现代性思考。新时期的叙事转向，首先表现在突破历史语境的限制，转为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得益于社会发展和语境变迁，伊朗文化叙事不再只从史诗神话中寻找民族自信与文化自信，而是更贴近人民真实的生活状态，体现出新时代民族特色。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很多新型那卡力，主要特点为弱化其说教性，突出知识性、趣味性与治愈性，以适应现代语境的演化。“离开对文化历史的怀念，进入活态的文化，这种文化是由旧东西与新东西组成，传统与创新的相互冲突和相互制约共同塑造了它的特征”，“这样描述出来的民间文化不再具有偏狭的标记，而是表现为传统特色与现代机遇充满活力地相互碰撞的结果” 。戏剧演出者、民族音乐家、故事画家、文学作家等常聚集在咖啡馆进行即时创作与发表，将现代意识和科技手段引入叙述创作和现场表演，通过内容与形式的重构，赋予这种传统文化以新的场景与语境。他们用古代的装束演绎现代的故事，用传统的形式表达现代的精神，打破传统戏剧只讲述英雄史诗的思维定 式。于是，古老的叙事艺术在遵循自有美学传统的基础上，融合历史故事与社会现实，突破了时代局限。这种植入民众日常的方式，从关系维度和情感维度上拉近了民众与传统文化的距离，摆脱了古板保守的刻板印象，极大吸引了年青一代。人们的日常生活是艺术创作与文化传承的基点，也是个人情感与社会情感产生共鸣的场域。这种情况下，传统文化以新的表现形式被人们感受着并延续着。虽然那卡力的转型促进了传统叙事艺术的传承与发展，但其承载的内容和方式却不可避免地受到国家政治、社会、宗教等意识形态的影响。受国家内政外交影响，伊朗文化创作一直在夹缝中求生存。国家政治上改革派和保守派相互较量，使得国家政策限制性发展和鼓励性支持并存，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局势，伊朗文化创作面临严格的限制与审核，艰难地寻找着现实突破口，延续着文化传承与发展之路。在伊朗，涉及到政治、宗教、两性等话题的戏剧都会受到严格的审核，有时甚至难以在官方场所演出，但这些禁锢并不能限制艺术家的表达，反而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灵感与创作激情。他们认为凡是被限制的，都是有潜能的，所以限制本身作为伊朗社会现实也成为艺术家进行表达的一种艺术形式。他们在严苛的审查监控下进行艺术表达，尽可能地在法律范围内突破限制，探求折中点。为了寻求相对自由的创作空间，他们“在‘历史豁口’或‘时代断层’ 中，伸展出一种正当的自我身份确认和自我形象重塑的文化权利空间”。由于整体社会语境的复杂性，这一时期的文化创作处于多重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分裂、拉力中，人们既要反思历史，又要探索未来，既要立足民族文化，又要具有全球格局。他们开始把目光转向普通民众，成为人民生活状态的关注者，东西方文化的讨论者，社会问题的批判者和人文情感的关怀者。这一时期的叙事多采用侧面视角，观照过去、透视现实，以小我入手，描述动荡世界中人们的生存困境，折射出伊朗社会中的百态人生。这种创作是对主流话语秩序的挑战，在主流文化与边缘文化的叙事碰撞中，打破既定文化代码，反思人们在自然灾难、人类战争、生活困境中的生存现状，为人们展示一个真实的伊朗社会。从根本上来说，所有的艺术都是“人” 的艺术，人际关系、人性探讨是世界性的话题，具有普适性。不同文化、不同国家对“人文主义”有不同的看法，与西方社会一般涉及宏大社会题材不同，伊朗社会化叙事一般以平凡生活为底色，把对社会问题的反思和对人性的探讨放在首位。注重人的情感与理性的 冲突，间接隐晦地表达对人生的关注、对人性的思考、对人权的维护，体现了复杂的历史语境。在这个过程中，弱化民族特色，强化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维系，探讨更广义范围内的人性困惑与忧虑，自我反思与成长。这种对人性的探讨和人本主义的回归，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共情。艺术家们以平民视角切入，以普通人的眼光解释世界，把个人抗争命运的无力感和人与社会环境的冲突状态展现在受众面前，引导受众进一步对社会人生、人性本身进行思考，在精神层面与受众产生共鸣。这种对人性的沟通与探讨超越了文化的边界性，从普通人的命运中分析作为群体的“人”如何陷于命运的沼泽，进行自我心灵的救赎。通 过人人都有可能遇到的情感、精神等文化危机和人性困局，使受众观照自身，反思重构，具有人道主义精神与现实关怀。在内容上，社会化叙事多关注家庭和婚姻生活，用悲悯的情怀聚焦普通民众，展现出人性的温情，强调人与人之间爱的联结与精神的救赎。“人不可能独存，人与人必须有关系，必须有超越各种特殊情境的普遍关系，而人的普遍关系就是爱的关系。”用普通家庭的悲欢离合展现社会图景，通过普通人在情 感与道德中的两难选择，展示人们面临的困惑与迷茫，揭示令人担忧的文化与精神危机。这种视角充满人文关怀的力量，很容易触发观众的情感，对不同文化不同社会群体都有相当粘度。作为特定社会文化中的人，戏剧角色的设定既具有伊朗社会的特性，又具有世界公民的共性。超越自身文化语境并不意味 着抹去民族和地区差异，而是在充分关注个体和地方特性的前提下，强调不同民族和地区内的文明性，重新思考民族、国家、文化的联系。这种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融合体现着新旧文化交替中的矛盾与撕裂，体现着多重民族性与现代性的交织。民族、文化、时间、空间维度上的交互性、流动性，反应了广义范围内民族与世界的联系。文化演变与时代发展密切相关，社会环境、经济结构会塑造某一时期的思想文化，其话语模式又会影响文化的整体特征。在全球化浪潮下，国际合作成为常态，各种跨界、跨域融合构建了多元共生的文化氛围，形成紧密联系的文化网络，民族文化也以跨文化合作的方式开启了国际交流的新时代。20世纪90年代后，伊朗影视戏剧逐渐在世界民族影视中崭露头角，虽然伊朗国内创作环境相对复杂，但很多优秀的作品屡获国际奖项。2013年，伊朗改革派领导人哈桑鲁哈尼（Hassan Rouhani）当选总统，进一步强调文化交流，大力扶持影视戏剧文化发展。2018年，伊朗文化和伊斯兰指导部提出了发展建议，包括倡导题材和类型的多元化、满足不同群体观众需求、建立创新机制、鼓励行业竞争、保护知识产权、引进国外作品等，并把文化交流纳入地区和国家互动战略。由此，伊朗影视戏剧在凸显自身文化特色与民族性格的同时，加快融入世界文化的步伐。伊朗法加尔 Fadir 国际戏剧节（伊朗曙光旬国际戏剧节）、伊朗国际传统戏剧节、伊朗儿童国际戏剧节、伊朗国际街头戏剧节等不同戏剧节蓬勃发展，吸引了国内外戏剧团体的广泛参与。伊朗戏剧文化开始在国际合作框架内寻求多元发展，开启了跨文化叙事。不同文化、民族的交流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激活创新网络、加深受众期待。跨文化强调以受众需求为导向，更好地迎合当地社会文化和民众心理，以一种创造性的方式从“他文化”中寻找情感动因，构建现实和虚构、“我文化”与“他文化”的共性。虽然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有各自生发的土壤与发展 轨迹，但都走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赓续与融合、异质文化与本土文化的交流与碰撞的道路上。伊朗被誉为东西方文化的聚集地，1971年“国际戏剧研究中心”出品的第一部跨文化实验戏剧《奥格哈斯特》在伊朗演出，此后《哈姆雷特》《暴风雨》《飞鸟大会》等各种跨文化实验戏剧相继上演。跨文化使古老的民族文化置身于文化复兴的浪潮中。与西方更为开放式的跨文化不同，伊朗实验戏剧主要是对传统艺术理念与创作规范的改造与颠覆，在一定人文传统框架内进行艺术合作与创新，体现着文化身份的自省与民族文化的坚守。如，伊朗剧作家南星·苏雷曼波尔 Nassim Soleimanpour 的《白兔子，红兔子》和《南星》。《白兔子，红兔子》的创作背景是，剧作家南星当时拒服兵役被祖国限制出境，个人失语与民族认同的焦虑催生了文化认同的诉求。他要创造一部作品替他周游世界，探讨宽容的社会与自由的边界，聚焦现实世界的疏离与自我世界的放逐，这部剧可以说是剧作家建构文化认同范式的实践。2011年《白兔子，红兔子》在爱丁堡艺穗节首演，一经演出即包揽多个奖项，随后风靡世界。这是一种特殊的跨文化演出形式，没有限制性剧本，没有提前排练，没有固定演员。而且演员只有在上场前 才能见到剧本，并根据剧作家的“指令”，通过即兴发挥完成整场演出。演出的不确定性、演员的个人风格和明星效应，都给作品带来了全新的语境。目前，这部作品已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通过世界各地演员的不同演绎和不同语言文化的介入，实现了另一种形式的文化坚守与“世界巡演”。如今已移居柏林的南星，处在异文化中，为表达文化失语与民族认同的焦虑，达成以母语演出作品的心愿，又创作了另一部作品《南星》。它围绕不同语言文化的交流冲击，讲述语言、亲情与乡愁，探寻语言对每个人的自我身份认同、与他者联接的意义。剧作家南星自己是里面不变的角色，另一角色由不 同国家的人去演绎。他们遵照剧作家的指令，用剧作家的母语，给他最想念的母亲，读一封信，演一次他自己的故事；关于母爱，关于乡愁，平实感人的故事容易引起观众共鸣。剧作强调借用“异文化”的声音 讲述“我文化”的故事，避免用单一文化视角阐释另一种文化，这种跨文化合作交织着复杂的本土文化的诉求，体现了对文化身份的自省与坚守。跨文化戏剧突破剧本中心论，对传统戏剧的创新从剧本创作拓展到戏剧关系。在这种理念下，演员成为文化传递的中介，受众成为观演关系的主体，演员和受众作为剧作本身的一部分共同参与、共同承担表演责任与义务，塑造一种集体文化体验。这种戏剧形式本质上是人性实验，演员的真实反应、不加修饰的真情流露、与观众的互动都成为作品艺术表达的一部分。格洛托夫斯基说：“没有演员和观众之间情感的、直接的、即时的交流，戏剧就不存在。”观众观剧过程也是一个自我角色化过程，在互动中，逐渐唤起受众的主体参与意识。无关意识形态和文化差异，人们从理性思辨到非理性体验，依靠情感的 流变产生“情感共同体”，不断在感知、感觉与思维中形成文化共鸣。民族文化是人们思维方式与行为习惯差异性的直接表达。在传统文化创新乏力的情况下，借助跨文化的表现形式来提升整体现代性，别样的叙事方式能够契合当代受众需求。传统、现代、后现代的交融，能够构建相互感染、相互赋能的场域。当受众经过多元文化的洗礼，市场的冲击以及审美视角转变， 逐渐接受了新型文化展演方式，民族文化也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自身的解构与跨文化重构。 从民族文化参与世界性表达的过程来看，首先是民族文化自我解构呈现给世人的过程。“解构是对于存在的一种思考，是对于形而上学的一种思考，因而表现为一种对存在的权威，或本质的权威的讨论， 而这样的一种讨论或解释不可能简单的是一种否定性的破坏。”由于文化语境的不同，人们对任何事 物的阐释都会受其民族文化的影响，相关解读都会存在一定“偏见”，而伽达默尔认为“个人的偏见构成文本存在的历史现实性”。从文化的双重视角出发，跨文化戏剧对人物情感与社会的反思，不再局限于单一话语场域，文化传达了什么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受众从中感受到了什么。在跨文化戏剧中，民族文化通过意象进行表达，构建了一个充满符号与象征主义的人文空间。《白兔子，红兔子》在被引入不同国家后，其文化语境发生了变化，不同国家演员的演绎与解读也不尽相同，凸显了“二度创作”的魅力。“符号可以让那些实际不在场的事物成为在场并发挥作用”，符号的不断衍生使得不确定性愈加强烈，语义的多元、游离和颠覆性演出方式给演员提供了更广阔的二度创作空间，把受众引入更加多元、 复杂的价值世界。民族文化需要借助跨文化合作发展其民族性，发展的方式之一就是参与跨文化重构。解构与重构是同步发生的。如果说民族文化只是地域性生活方式的自我表达，跨文化展演则提供契机，使民族文化突破地域性，成为世界性的表达。“民族性并非处于孤立的境地，而是处于和他者的交流和冲突中；文化 是不同语义结构之间的交流或者对抗，并在动态中确立社会关系”。不同版本的跨文化展演，带有强烈的个性解读意味，产生对剧作家原意的契合与背离，产生不同版本的跨文化重构。演员所代入的主体身份，夹杂着“自我”与“他我”双重情绪，进而在自我认同与背弃中徘徊，这种个性解读与意义建构，可能使剧作家的构思与舞台效果产生疏离或重合。而受众对表演所投入的空间想象，使之以互文投射的方式理解表演，借助文化的凝视反观自我，也会出现对原意的契合与背离。演员与观众的互动使得观众成为剧作的一部分，互动的结果会左右整个作品的走向，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场充满未知与冒险的戏剧游戏。语言、表演、互动、反馈不断形成一个个连结，帮助人们完成文化身份的自省，在这个过程中，民族文化依靠多元文化组合的力量，通过后现代表现方式实现意义联结，使民族文化成为一种世界文化。跨文化合作是在保持各自知识体系特色前提下的“有限性”合作，否则不但难以建立概念隐喻，反而容易破坏传统认知。尽管跨文化展演与合作扩大了受众面，产生了积极效果，但跨文化合作在寻找文化同一性的过程中首先遇到的就是文化差异性，忽视差异性而片面追求文化大同是不可能成功的。文化也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意识形态的承载问题，试图把民族艺术转换为世界性艺术时，都会遇到一定程度的文化瓶颈。人们创新的预期是使民族文化得到跨文化传播，但结果可能是民族文化特性的稀释与误读，也就会出现这样一个悖论：在“他文化”中得到赞扬的，却是对“我文化”的误读。当不同文化相遇，首先“我文化”要具备自己表达自己的能力，而不能成为“他文化”的脚注。因为具有浓重民族文化色彩的艺术，首先由于其民族性才具有世界性，这一根基是不能动摇的。就像印度《摩柯婆罗多》这种民族 史诗类艺术很难进行多元化改编，因为东西方的差异使人们无法回避民族、宗教等概念，其内容打上了深深的民族烙印。谢克纳的印度版《樱桃园》，布鲁克实验戏剧《摩柯婆罗多》就是这样的例子。西方剧作家以美国文化为参照，赋予印度文化以新的意义，寻求东西方文化的同一性，试图将印度史诗转化为世界性艺术，却进入了一个矛盾的圈层，以古代东方神话为载体探讨人类现状和未来，在语言文化、形式内容上都引起诸多争议。结 语
文化艺术是民族与历史之镜。面对国际多元、复杂的文化生态，各国在寻求文化共生合作时，都会遇到民族身份、文化认同、主体定位等问题，这也是各国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在“一带一路”文化互通建设的倡议下，我们要从“我文化”与“他文化”的双重视角出发，为中国传统文化创新 性发展寻求更多可能路径。文化互通建设是民心相通的基础，“只有在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的基础上，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伊朗作为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在构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共生发展的生态中，占有重要地位。一直以来，受语言和环境影响，学界对伊朗关注比较少。较长时期内，伊朗民族文化传承受到严峻挑战。随着2011年那卡力入选联合国 《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伊朗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转化、创新开始进入国家范式。国家举办多种国际戏剧节、创办国际研究机构，进行戏剧合作开发；举办国际研讨会，开设学校课程，吸引学 界的持续关注与支持；建立博物馆，制作电视节目，扩大社会宣传；吸收民间资本，利用商业机构和民间团体推动其发展。丰富多样的举措使伊朗文化在“一带一路”沿线形成很高的文化认同。传统文化不但在内容和形式上得以保护传承，还通过创新改革不断丰富呈现方式，打破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的界限。伊朗对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创新性传播，给其他同样有着悠久历史文化积淀的国家提供了借鉴。中国历史源远流长，民族文化底蕴丰厚，如何用恰当的形式讲好中国故事，加快民族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传播，是我们亟待解决的问题。构建具有国际性的文化格局，形成跨界融合与历史穿越，需要在文化思想、创作题材、表现形式、艺术风格等方面进行突破与创新，做到既熟悉世界文化话语体系，又重视传统文化价值传递。要对传播手法进行融合创新，对现代多元文化进行借鉴突破。文化的互通互鉴、交流合作需要建立在理解传统文化内涵基础之上进行探索，在把握核心价值的基础上对表现形式进行重构与演绎。只有在契合历史的前提下、注重文化的兼容并蓄、协同发展，才能在文化角色互换与文明互鉴中感受情感共鸣。随着“一带一路”文化交流的推进，中外合作空间进一步增大，坚持交流互鉴，有助于推动国家之间、民族之间、文化之间的良性互动，续写文明和谐共生的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