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伊朗文化主要由波斯文化、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元素组成。三元文化结构从深层影响着伊朗民族复兴思潮的发展演进。19 世纪后半期，伊朗知识分子认识到伊朗的困境，逐渐兴起现代化改革和伊斯兰复兴两种主要思潮。巴列维王朝时期，波斯文化和西方文化相结合，伊朗兴起向西方学习的热潮。西方化改革出现挫折之后，伊朗选择将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相结合，试图通过伊斯兰复兴推动民族复兴。伊朗的三元文化结构决定着民族复兴思潮的演进方向，民族主义的革命与改革实践又进一步促进了三种文化元素的交融互动。作者简介 吕海军：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项目来源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伊朗反美思潮研究”的阶段性成果。文章来源 原文刊登于《大庆师范学院学报》，2022年第5期。全文如下：
社会思潮经常由现实问题引发，但是又受历史文化的影响，伊朗的民族复兴思潮与其独特的文化结构有直接的关联。本文拟以伊朗的文化结构为切入点，分析伊朗民族复兴思潮发展的历史轨迹，探讨二者之间的特殊关联。
伊朗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多元文明交融荟萃，文化成分复杂多元，但主要成分可以归纳为: 波斯文化、伊斯兰文化与西方文化。这种三元文化结构赋予伊朗文明鲜明的个性特征，并从深层影响着伊朗民族复兴思潮的发展演进。
(一) 波斯文化
前伊斯兰时期悠久的历史文化是流淌在伊朗民族血液中的基本文化根脉。早在公元前 6 世纪，伊朗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就已经成为历史上地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大帝国，这直接奠定了伊朗在世界历史上的突出地位。帝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管理制度完善、多元文化交融荟萃，造就了伊 朗人独特的民族自豪感。公元 3 世纪建立的萨珊王朝是那个时代的世界强国，领土广阔、经济发达、文化昌盛。琐罗亚斯德教经典正是在萨珊王朝时期整理成文。萨珊王朝以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后继者自居，大力弘扬波斯文化传统，伊朗文化的辐射力与国家的影响力进一步提高。
波斯帝国时期形成的民族文化以其顽强的生命力穿越历史的万水千山，在近代成为民族复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民族主义者要求重新发现和恢复民族的独特文化认同，这也意味着回到居 住于先辈祖地上的历史文化群体的真实本原。”波斯文化是伊朗人的历史记忆和身份标识，和阿拉伯民族不一样，他们对前伊斯兰时期的历史，保持着某种自觉，对于过去的成就，保持着一定的骄傲。悠久的历史和英雄传说是伊朗民众的共享记忆，这种共享的历史记忆是将他们粘合在一起的强大力量。生活在伊朗各地的民众虽然在生活方式、语言文化、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异，但他们都以伊朗悠久的历史和杰出的英雄人物而自豪。英国研究伊朗民族主义的著名学者理查德 · W · 科塔姆指出，那些居住在偏僻山区的居民和部族，即便他们心中没有国家的概念，但他们却非常喜欢诵读菲尔多西的史诗《列王纪》，崇拜其中的英雄人物。即便是具有分离主义倾向的库尔德地区居民也认为自己是这些英雄们的后代，并因此而自豪。面对民族危机，以悠久的历史文化唤醒民族意识，以历史上的骄人成就与英雄传说重塑民族自信， 并以此通往民族复兴之路成为伊朗人的重要路径选择。
（二) 伊斯兰文化
什叶派伊斯兰文化是伊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元 7 世纪，伴随阿拉伯人的征服，伊斯兰教传入伊朗。此后，伊朗经历了漫长的伊朗伊斯兰化与伊斯兰伊朗化双向互动过程。公元 16 世 纪，萨法维王朝一方面自称是萨珊王朝的继承者，另一方面宣布伊斯兰教什叶派为伊朗的国教。波斯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融合程度进一步加深，什叶派文化逐渐内化于伊朗文化深层。伊朗的文明在某种程度上讲也是宗教文明。伊朗在历史交往过程中，不仅离不开宗教价值系统带来的强烈文化政治归属性，而且宗教因素深深渗入到社会生活底层之中，凝结为群众社会心理。
首先，什叶派承载着伊朗独特的民族认同。阿拉伯人征服伊朗之后，随之在伊朗推行阿拉伯化和伊斯兰化政策。阿拉伯语迅速推广，大批伊朗人改宗伊斯兰教，伊朗文明面临着严峻的冲击。为彰显民族个性，伊朗人立足于自身的文化传统，积极利用什叶派在伊斯兰世界的特殊地位，将伊朗的民族文化和什叶派教义融合起来，使伊斯兰教民族化。萨法维王朝的建立者自称是伊玛目的后裔，国王是伊玛目的代理人，是“真主在大地上的影子”，将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派确定为伊朗的官方宗教，“树立与当时的逊尼派强国——奥斯曼帝国不同的意识形态，增强波斯民族凝聚力，巩固新王朝”。其次，什叶派宗教文化兼具抗争和忍耐的二重性质，对伊朗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在伊斯兰世界，什叶派是宗教少数派，经常受到孤立和打压，但是什叶派并没有因此而退缩，反而以悲壮的殉教精神与逊尼派抗争。什叶派的历史充满悲情色彩，多位伊玛目遭到迫害，以身殉教，其中第三位伊玛目侯赛因的遇害经历最具宗教感染力和政治感召力。依据什叶派教义，第十二任伊玛目肩负更加艰巨的使命暂时隐遁起来，待等到条件成熟后，他会以救世主马赫迪的身份降临人间，建立“正义之国”。对于长期遭受不公正待遇的信徒来说，每当遇到困难之时，他们坚信困难是暂时的，总有一天马赫迪一定会降临，解除他们遭受的苦难。因此，等待马赫迪的降临成为他们忍受苦难，坚持斗争的重要精神支撑。如果说什叶派的殉难、抗争意识赋予伊朗民族以坚强的刚性，那么忍耐、等待精神则赋予伊朗民族以顽强的韧性。最后，伊斯兰教在伊朗具有强大的感召力与社会动员力，什叶派乌莱玛的影响力遍及伊朗社会的每个角落。伊朗的 许多山区村落、氏族部落，中央政府根本无力管辖，但毛拉们却能有效地对他们施加影响。不仅如此，宗教力量还对分布于全国各大城市的巴扎商人、手工业者也有直接的影响力。
因此，什叶派宗教文化是伊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力量是推动伊朗民族主义革命和改革运动的核心力量之一，伊朗的民族复兴思潮不可避免地受到宗教文化的影响。
西方文化融入，给伊朗文化注入新的活力。近代以来，在与西方文明的交融碰撞中，伊朗知识分子精英透过与西方的交流感受到当时伊朗的落后，于是萌发将西方政治制度、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引进伊朗的西化思潮。伊朗和其它第三世界国家一样，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经历了初始学习器物文明，后来学习制度文明的过程。19 世纪末期，一批知识分子精英已经认识到伊朗落后的总根源是腐朽的君主专制统治，唯有改变专制制度，实行宪政制度，才能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自强。 从社会思潮的角度来看，西方文化对伊朗民族复兴思潮影响最大的是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是近代欧洲最重要的政治思潮之一，以民族主义为旗帜的欧洲走出中世纪，完成由传统封建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转型。随着西欧国家对中东地区的殖民扩张，西方的民族主义思潮也逐渐向中东地区传播。自由主义是西方工业化国家的意识形态，它是封建主义走向衰亡、市场经济逐渐发展的产物，作为政治理论，它研究的是个人和政府的关系问题，强调个人自由永远是目的，国家权威始终是手段。有学者将自由主义坚持的基本原则总结为以下几条: 个人主义原则、自由原则、理性原则、平等原则、宽容原则、统一原则、宪政主义原则。19 世纪以来，伊朗许多知识分子赴法国等欧洲国家留学，深受西方思想熏陶。20 世纪初期，伊朗的立宪革命就是在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下爆发的。伊朗的民族主义思想家马尔库姆汗、摩萨台、沙里亚蒂和巴扎尔干等人对自由主义思想十分推崇。伊斯兰革命领袖霍梅尼虽然反对西方政治模式，但是在政治实践中也坚持共和制度、三权分立和代议制等政治形式。伊朗立宪革命之后，以自由主义为基础的宪政制度在伊朗确立，并持续至今。二、伊朗民族复兴思潮的历史演进
在伊朗民族复兴思潮的演变过程中，波斯文化、伊斯兰文化和西方文化进一步交往互动，赋予伊朗民族复兴思潮丰富的阶段性特点和明显的历史延续性。 19 世纪后半期以来，恺加王朝处于内外交困的危险境地。国家危亡之际，伊朗的民族意识明显觉醒，兴起摆脱外来控制、反对独裁统治，谋求国家独立的社会思潮。这一思潮首先在知识分子中间兴起，主要表现为现代主义改革思想和伊斯兰复兴思想。 现代主义改革思想反映了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对伊朗命运的思考。他们认为，伊朗要想改变积贫积弱、内忧外患的困境，实现民族独立，只有通过西方化的现代主义改革。马尔库姆汗是这批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他通过发表文章、演说、创办报刊等方式宣传改革思想。马尔库姆汗认为西方( 包括日本) 之所以先进，主要原因是他们对社会、政治和经济等领域的行政机构 进行了改革整顿。在《改革书》中，他尖锐地指出欧洲的强大不仅表现在工业实力和军事力量层面，更表现在制度文明层面。他比喻说，欧洲的诸多先进因素依附于一个“强大的身躯”，这个身躯就是“政府”。政府主要有君主制和共和制两种形式，但无论哪一种形式，都应建立在一个基本原则之上，这一原则就是“法律”。基于以上分析，他呼吁国王纳西尔丁沙推行政治改革，以救国于危难之中。在《我们的朋友和大臣》《军事和行政改革》等文章中，他主张出售王室土地建立国家银行，发展经济，充实国库; 在雄厚经济实力的基础上进行军事改革，引进欧洲的先进武器、学习欧洲的军事经验; 议会和其它行政部门可以聘用外国人士。此外，马尔库姆汗还团结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成立了共济会组织以扩大其政治主张的影响力。但是，马尔库姆汗的改革思想遭到既得利益者的强烈反对，国王下令将马尔库姆汗流放他乡。后来，马尔库姆汗在伦敦创办《法律报》，对君主专制制度进行尖锐的批评，主张限制国王的权力，效仿西方实行君主立宪制度。以马尔库姆汗为代表的西化知识分子的现代主义改革思想回应时代要求，主张通过政治改革，引进西方制度与法律使伊朗获得新生。他们的呼吁在社会上引起强烈的共鸣，成为 20 世纪初期立宪革命的舆论先导。 在知识分子精英大声疾呼改革救国的同时，一批宗教界精英也顺应历史潮流，主张对传统的伊斯兰教进行改革，通过宗教复兴实现民族复兴。出生于伊朗( 也有人认为他出生于阿富汗) 的阿富汗尼是这批宗教界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他两次应邀到访伊朗，并在伊朗政府部门任职。他非常赞同西化知识分子倡导的宪政改革，劝诫国王励精图治，推行改革。但是在实现民族复兴的路径选择上他主张用伊斯兰的方式解决伊斯兰世界的问题，通过伊斯兰复兴实现民族复兴。他的伊斯兰复兴思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泛伊斯兰主义和伊斯兰现代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思想是阿富汗尼思想的重要内容。为应对西方的殖民掠夺，他起初主张全世界穆斯林团结起来， 建立一个由哈里发领导的统一而强大的世界性伊斯兰国家。后来他认识到这一想法不可能实现，遂主张建立伊斯兰教国家联盟，各国可以有自己的以正义、协商为基础的政府。在提倡泛伊斯兰主义的同时，阿富汗尼还主张伊斯兰现代主义，即在坚持伊斯兰原则的前提下积极吸收西方文明成果。在《驳斥物质主义者》一书中，他指出宗教不仅能使个人的品质得以提升，而且还能够推动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他认为伊斯兰教是一个充满理性的宗教，完全能够顺应变化着的社会生活。伊斯兰教与欧洲文明所蕴含的科学精神和理性主义并不矛盾，伊斯兰世界完全可以借鉴、吸收欧洲文明的先进成分。阿富汗尼等人宣传的伊斯兰复兴思想在伊朗社会引起广泛共鸣。受此影响，伊朗大批宗教界人士积极支持并参与反对君主专制，谋求民族自强的立宪革命。伊朗知识分子与宗教界精英提出的民族复兴的两条基本路径殊途同归，为 20 世纪伊朗民族复兴思潮的发展奠定了理论框架。20 世纪初期，伊朗社会上层普遍认为只有进行政治改革才能挽救伊朗，在乌莱玛的领导下爆发立宪革命。然而轰轰烈烈的立宪革命并没有达到预定目标，1907 年英俄协议签订，两股殖民势力在瓜分伊朗问题上达成谅解，形成共识，伊朗的民族危机加深。1919 年的英伊协定使伊朗的境遇又进一步恶化。军旅出身的礼萨 1921 年发动政变，掌握实权。1926 年加冕称王，创建巴列维王朝。巴列维王朝的建立为伊朗民族复兴带来新的契机，两代国王认为以波斯文化为根基，积极向西方学习，是伊朗实现民族复兴的根本路径。 波斯文化是伊朗民族文化的根基，伊朗的民族复兴要从历史传统中汲取力量。巴列维王朝两代国王认为伊朗的衰落只是近代以来的事情，伊朗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重回辉煌时代。礼萨国王对伊朗历史传统的认同从他 1935 年正式将国名由“波斯”改为“伊朗”明显地展现出来。在他看来，“伊朗”更能体现伊朗的历史与伊朗人的血统。国名的改动不仅将伊朗的文明史向前延伸，而且也显示了民族优越感与自豪感，充分体现了伊朗民族主义的内心梦想与情感。巴列维 国王更是以伊朗拥有悠久的历史而自豪: “我们的祖国是一个古老的国家: 波斯的历史可追溯到无限遥远的过去。”他们对伊朗古代的君主十分推崇，认为只有在强大君主的带领下伊朗才能实现复兴。礼萨国王经过反复权衡，决定在伊朗实行君主制度，以“巴列维”作为自己家族的姓， 将自己家族和古老的安息帝国联系起来，通过历史传统赋予王权统治合法性。巴列维国王则认为伊朗古代的辉煌源于国王的领导，国王是国家的象征。他指出: “在我们最伟大的时代里，单一领袖以他的活力、雄心壮志和聪明才智，有时是坚定的智慧长期保持了我国的统一。” “我乃是伊朗完整、统一的体现和象征，这是我的最崇高的使命。对我来说，这个传统性的神圣职责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自两千五百年前居鲁士大帝统一全国，创建伊朗王国以来，国王一直是伊朗民族和政治统一的最高体现。”1971 年，巴列维国王在古利斯坦宫举行纪念居鲁士大帝登基 2500 年的庆典活动。在纪念大会上，巴列维国王通过电视、广播自豪地宣称: “请安息吧! 居鲁士大帝! 我们已经觉醒，并且将会永远保持清醒。”巴列维国王通过纪念活动，向世界展示伊朗的发展成就，增强民族自信心，激发民族自豪感，凝聚民族力量。 实现复兴的途径是向西方学习，让伊朗成为现代强国。巴列维王朝两代国王对西方的殖民侵略深恶痛绝，但对西方的文化与先进技术却非常赞赏。巴列维国王认为历史上伊朗与西方文明关系密切，为了实现民族复兴要主动学习西方文明成果。“我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 (之一) ，在种族和语言上与西方各国关系密切，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伊朗是西方文明的发祥地之一。今天我们应该谨慎地吸收西方文明的新成果，以便促进我国的发展。”伊朗要学习的 西方“新成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归纳: 第一，西方宪政制度。礼萨国王虽然在君主制与共和制的争论中选择了君主制，但是他提倡的不是伊朗传统的君主制度，而是保留了立宪革命以来形成的君主立宪制度，承认国王的权力来源于人民。巴列维国王则以自己是“伊朗历史上第一个充分利用宪法的国王”而自豪。第二，西方的先进技术。礼萨国王深刻地认识到，伊朗只有积极 吸收西方的科学技术，才能实现民族复兴。他将王储送往瑞士学习西方文化，分析西方各国成功的原因。巴列维国王曾在瑞士留学四年，西方文化对他产生重要的影响，力主在伊朗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与管理经验。可以说，通过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来改变伊朗落后的面貌是两代国王的共识。第三，西方的世俗主义。礼萨国王认为伊斯兰宗教势力干预政治与社会生活是伊朗实现民族复兴的障碍，伊朗需要推行世俗主义改革。1934 年他访问土耳其，看到凯末尔改革取得的成效，更加坚定在伊朗推行世俗主义的想法。他主张议会中减少宗教人员的数量，制订世俗法律取代伊斯兰法，推行世俗主义教育来削弱宗教教育，学习西方的生活习俗取代宗教色彩明显的陈规陋习。巴列维国王继承礼萨国王的思想，认为伊斯兰教作为宗教信仰，主要的社会功能在于提高国民的道德素养，为国家发展凝聚力量，反对宗教势力干涉政治，反对神职人员主导民众的社会生活。巴列维国王本人也积极学习西方的文化知识，接受西方的生活方式。1978 年，当他发表电视讲话时，民众发现他更像一个欧洲人而非伊朗人。“向西方学习”是近代以来中东地区的重要社会思潮，巴列维王朝两代国王立足于伊朗前伊斯兰文化传统，开启西方化进程，取得了一些成效。需要指出的是，国王本意在于立足本国传统， 积极向西方学习，将伊朗建设成现代强国，但是盲目模仿西方，脱离本国实际，表面繁荣的深层聚集着尖锐的社会矛盾。20 世纪 70 年代末，长期积累的矛盾以伊斯兰革命的方式爆发，国王的梦想随之破灭，向西方学习的道路亦被否定，回归伊斯兰成为伊朗实现民族复兴路径选择。 国王轰轰烈烈推进改革的时候，霍梅尼已经在深入地思索不同于前者的复兴之路。他从思想深处不认同国王的西方化道路，坚信伊斯兰世界的问题只能用伊斯兰的方式解决。 霍梅尼认为回归伊斯兰是解决伊朗现实问题的基本路径。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霍梅尼就反对礼萨国王的世俗化改革，强调伊朗的伊斯兰性。40 年代初，他指出只有真主的政府才是自由、快乐、合法的政府。60 年代初，他以伊斯兰教为武器，反对巴列维国王的“白色革命”，并因此被流放他乡。70 年代初，他的《伊斯兰政府》一书付印发行，被民众广泛传阅。革命胜利之 后，就什叶派教士在政府中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这一话题，教士阶层内部发生尖锐的争论。巴扎尔干等人认为伊斯兰教士参与政治是“无知和狂妄”的行为，反对教士直接参与政治; 霍梅尼认为要想伊朗真正回归伊斯兰、执行真主的法度，教士就应该直接参与政治生活，建立教法学家治国体系，对内全面推行伊斯兰化，对外“输出”革命。 霍梅尼主张伊朗应独立自主地选择发展道路。基于多次遭受外敌入侵的沉痛历史教训，霍梅尼对帝国主义深恶痛绝。他愤怒地指出，帝国主义的左派和右派勾结起来，图谋奴役穆斯林民众，破坏他们的家园，占有他们丰富的资产和自然资源。巴列维国王时期美国势力和西方文化对伊朗社会的渗透和影响引起伊朗民众的强烈不满。霍梅尼提出反对美国“大撒旦”的口号引起伊朗社会各阶层的共鸣，极大地调动了民众的民族主义情感。伊斯兰革命胜利后，霍梅尼坚持 “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主张，指出伊朗决不能再受美国和苏联的控制，伊朗将是第一个现代伊斯兰国家。这一政策不仅是伊朗的外交选择，也是伊朗对自身发展道路的自主选择。在霍梅尼看来，腐化堕落的西方发展模式和“无神论”的苏联发展模式都不适合伊朗的实际情况，只有伊斯兰模式符合伊朗国情。所以，“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实际上表达了伊朗反对帝国主义干涉，反对盲目模仿外国发展模式，主张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霍梅尼反对专制统治，提倡“伊斯兰民主”。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初，霍梅尼在他的第一本政治性书籍《揭露秘密》中就尖锐地批评伊朗国内文化、政治和社会各方面的弊端。此后不久，他提出“反抗暴君是穆斯林的首要职责”的主张。在后来长达 40 年的时间里，这一主张始终是他的政治斗争口号。与此同时，他还提倡在伊朗的传统根基上缔造一个依“民约而治”的国家。60 年代末开始，他将宗教视作反对君主制度和独裁专制的政治武器，指出“伊斯兰教宣布君主政体和世袭制是错误的和无效的”。他在诗作《凶残》中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对国王独裁专制的愤怒: “我向哪里去控诉礼萨国王的凶残? 对这个魔鬼，我又能向何人喊冤?”通过激烈的内部争论， 他最终决定伊朗应该放弃君主制，采取共和制，建立基于公平正义原则的伊斯兰政府，实行“伊斯兰民主”。在宗教和政治遗嘱中，他告诫政府官员: “珍视这个民族的优点，为人民服务，特别是为专制下的被压迫大众服务，他们才是我们的掌上明珠，是每个人的恩人。”霍梅尼主义是对西方式现代化模式深度反思的结果，体现了伊斯兰国家在发展道路上的理论自觉。在霍梅尼的引导下，伊朗的民族复兴进入新的历史阶段。霍梅尼在反对国王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但是从长远来看，他的伊斯兰“天国”似乎也同昔日国王的“伟大文明”一样是一种 不现实的梦想。伊斯兰革命后的实践表明，回归伊斯兰并非解决伊朗现实问题的灵丹妙药，未来何去何从仍是困惑伊朗的难题。 伊朗独特的历史文化是民族复兴思潮萌发与发展演变的土壤与环境，民族复兴思潮的发展演变是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三元文化结构从深层影响着民族复兴思潮的发展演进，民族复兴思潮的发展演进深化了伊朗多元文化的交流融合。 第一，伊朗文化的结构成分决定着民族复兴思潮的演进方向。伊朗的民族复兴思潮因外部挑战而萌发，一般而言，应对外部挑战的策略与方法要立足于内部去寻找。伊朗三元文化结构决定了民族复兴可能采取的路径选择。伊朗知识分子在 19 世纪后半期就为伊朗的民族复兴提供了两条道路，即西方化改革与伊斯兰复兴，而这两条路径选择的根源无疑是伊朗文化中的西方元素与伊斯兰元素。巴列维国王父子将波斯元素与西方元素结合起来，为伊朗选择了一条西方化的复兴之路。西方化改革受挫之后，霍梅尼再将伊斯兰元素与西方元素结合起来，力图通过伊斯兰复兴达到民族复兴的目标。不难看出，上述选择都与伊朗的文化成分有直接的关联。可以说，文化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民族复兴可能选择的发展方向。 第二，三元文化结构给伊朗的民族复兴之路带来双重影响。伊朗的三元文化结构使伊朗的民族复兴之路有多种选择，当一条道路行不通时可以选择另一条道路。因此，当西方化改革的道路走不通时，伊朗很快就走上了伊斯兰复兴之路。不仅如此，当面对挑战与风险时，三元文化成分也可以给伊朗提供多种应对方略。伊朗可以利用波斯文化提升民族自豪感，可以利用伊斯兰文化发展与伊斯兰国家的关系，可以利用西方文化与西方国家沟通对话。但是三元结构也让伊朗在发展道路选择与身份认同方面存在争论与困惑。在发展道路上，到底是选择西方化道路，还是选择伊斯兰化道路，抑或是第三条道路，依然是伊朗政治精英与知识分子争论与思索的重要话题。在国家身份认同上，文明古国、伊斯兰国家与西方国家三种认同同时存在，给伊朗带来特殊的困惑。如何有效地应对这些争论与困惑，关系到伊朗能否探索到适合自己的民族复兴之路。第三，伊朗民族复兴思潮促使伊朗文明内部各成分进一步融合。伊朗文明是多元文化历史交往的结果。公元 7 世纪伊斯兰教进入伊朗，此后经历了漫长的伊朗伊斯兰化与伊斯兰伊朗化的双向交往过程。在宗教信仰上，伊朗人选择伊斯兰教什叶派，并将之与伊朗的民族特性融合起来。正如巴列维国王所言，伊朗人是“从民族感情出发，逐渐皈依什叶教”。在长期的历史交往中，波斯文化与伊斯兰文化最终水乳交融，构成了伊朗的传统文化。近代以来，西方文化进入伊朗，传统与现代、宗教与世俗的交流碰撞异常复杂激烈。从历史经验来看，西方文化只有经历较长时间的交往互动才能与伊朗传统文化很好地融合。伊朗民族复兴思潮的发展进程既体现了西方文化与伊朗的波斯文化成分、伊斯兰文化成分的冲突碰撞，也展现了三者之间的进一步交流融合。一种思潮的兴起是对前一种思潮的反思与修正，同时也为新思潮的萌发奠定基础。伊朗的民族复兴思潮从知识分子的呼声，到国王的“梦想”，再到霍梅尼的“革命”，自始至终贯穿着西方文化、波斯文化以及伊斯兰文化的交融碰撞。当然，三者深度融合，还需要较长的时间，但也不难看出在民族复兴思潮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它们的交融进一步深化。伊朗文明是多元文明交往互动的产物，文明交往既包括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也包括同一文明内部不同元素之间的交往。伊斯兰文明与西方文明先后作为异质元素进入伊朗，经过长时间的互动，最终内化于伊朗文明之中，构成现代伊朗文明的基本成分。伊朗民族复兴思潮的演进是伊朗文明内部不同元素之间交往互动的直接结果。相对而言，西方文化进入伊朗的时间较晚，与波斯文化以及伊斯兰文化尚未很好地融合。正因为如此，20 世纪伊朗的民族复兴思潮与变革之路表现出大起大落的特点。伊朗文明与外来文明以及伊朗文明内部诸要素之间的交流碰撞仍在继续，这决定了伊朗的民族复兴思潮与改革之路还会有新的起伏。伊朗三元文化结构既是文明交往的产物，也是文明自觉的结果，只有让三种文化成分处于良性互动状态，伊朗的民族复兴才会有持久不断的源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