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萨珊帝国  凯扬传统  琐罗亚斯德教  宇宙观  对外战略

公元502年，萨珊君主卡瓦德一世（Kavad I, 488—496，498—531年在位）率领一支庞大的野战军亲征东罗马帝国治下的安纳托利亚诸省，这场战争导致了罗马（编者注：罗马帝国于公元395年分裂为西罗马帝国和东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庭帝国，本文罗马帝国主要指公元395年后的拜占庭帝国）和波斯两大帝国自377年媾和以来长达125年的和平共治关系的戏剧性终结。在这场战争初期，卡瓦德一世发现东罗马帝国的边疆重镇狄奥多西堡（Theodosiopolis）和阿米达（Amida）完全处于防务空虚的状态。无论是当时在位的东罗马皇帝阿纳斯塔修斯一世（Anastasius I, 491—518年在位）还是前任诸帝均未能预见到，自4世纪沙普尔二世（Shapur II, 309—379年在位）之后，一支庞大的波斯征伐军队在罗马帝国东部边疆的回归。在卡瓦德一世率领的波斯大军攻陷阿米达之后，罗马人最终用1000磅黄金才于504年从波斯人手中收复这座要塞城市，但这仅仅标志着罗马和波斯之间新一轮敌意冲突期的开始。公元530年和540年，卡瓦德一世和库斯洛一世（Khosrow I, 531—579年在位）又分别率军亲征罗马帝国领土，并在罗马人承诺支付贡金之后方才撤军，而两大帝国边疆不曾缓解的紧张冲突关系一直延续到7世纪初。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中，罗马波斯战争连续不断地爆发，中间只被很少的和平时期所打断。本文试图论证萨珊帝国对东罗马帝国的征伐如何促进了“伊朗帝国”从内到外各项制度和机构在6世纪走向空前的扩张。从波斯内部来看，卡瓦德一世发起并由库斯洛一世完成的财政军事改革使得伊朗的王中之王（编者注：王中之王是萨珊君主的称号）更容易在萨珊帝国各行省汲取资源、监察官员以及维持军队。在这一时期，南高加索亚美尼亚、伊比利亚和阿尔巴尼亚的行省贵族以及伊朗的阿拉伯附庸——莱赫米王朝（Lakhmid Dynasty）都增强了对其宗主国萨珊帝国依附程度，由此使得伊朗帝权在古代晚期全面深入高加索和阿拉伯半岛。从外部环境看，这一时期卡瓦德一世与长期威胁伊朗的嚈哒匈奴王国（Hephthalites）保持了稳定的和平关系，而他的继承者库斯洛一世通过与突厥可汗的联盟于560年成功从嚈哒汗国手中收复了巴克特里亚。萨珊帝国对罗马帝国的不间断征伐贯穿整个6世纪，并一直延续至7世纪初的“古代世界最后的大战（lastgreat war in antiquity, 602—628年）”。在这场战争中，波斯人一度征服拜占庭帝国的近东诸行省，并把伊朗帝国扩张至从尼罗河到乌浒河之间的广阔疆域。

尽管如此，无论是从物质基础层面还是观念符号层面来看，晚期萨珊帝国强化并扩张其统治的机制从来没有得到全面深入的理解和解释。从地缘环境上看，伊朗崎岖多山的地理环境并不利于商品、士兵、官员和行政命令的流通，没有像地中海那样的一体化自然环境，而伊朗高原蜿蜒曲折的山脉也常常阻塞萨珊帝国境内的主要陆上通道。从社会结构上看，萨珊帝国的种姓分层社会也不利于中央政策的贯彻。从阿达希尔一世（Ardashir I, 224—241年在位）开始，萨珊王室就不得不通过与世家大族合作来行使权力，而这些世家大族很多来自前朝——帕提亚王朝。因此，萨珊帝国世家大族的权力更多来自其悠久的古代世系和世代相传的封地，而非来自帝国授予他们的职位。如果说传统学界已经认识到萨珊帝国长期依赖世家大族提供兵源并获取税收，那么美国学者帕尔瓦内赫·博沙利亚提（Parvaneh Pourshariati）的著作则更进一步揭示了萨珊帝国的帕提亚贵族政治传统以及帝国核心机构由世家大族所把持所造成的萨珊—帕提亚贵族联盟（Sasanian-Parthian Confederacy）的脆弱性。尽管具有坚实的说服力，博沙利亚提的观点明显低估了世家大族对萨珊王室的长期支持。因为直到公元590年帕提亚贵族巴赫兰·楚宾（Bahram Chobin）叛乱为止，帕提亚世家大族都没有质疑挑战过萨珊王室统治伊朗的合法性。从这一时期出土的帝国印章来看，世家大族在6世纪萨珊帝国重焕生机的财政军事体制中仍然扮演了核心角色。由此可见，不仅萨珊王室对帕提亚世家大族的依赖程度很高，世家大族对萨珊帝国体制的认可度和参与性同样非同一般。萨珊帝国政治结构的稳定依赖于王室和世家大族的合作，因此我们可以确信而不是推断，基于世家大族的政治活力，那种认为萨珊帝国无疑处于一种无可避免的衰亡态势的分析模式显得颇可商榷。鉴于此，我们必须理解贵族政治的特殊机制如何塑造了晚期萨珊帝国一系列惨重失败、辉煌胜利以及包括其文化成果、社会关系和经济交换的历史。

总而言之，我们必须回答萨珊波斯人是如何建立和推动帝国运转的激励机制并使世家大族认可和满足帝国的需求的。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深入考察影响萨珊帝国世家大族“同意”或“不同意”帝国战略的各种物质和符号层面的利益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波斯和罗马史料的考察，证明贵族政治传统在萨珊波斯对罗马帝国采取军事征伐战略中的重要作用。而对这一时期令人困惑的一系列“罗马波斯战争”爆发原因的解释，只有立足于对伊朗国家的政治宇宙观（Political Cosmology）的基础上才能够实现。正是这种政治宇宙观在深层推动着晚期萨珊帝国不断克服其显著的地理和社会阶层障碍，从而在最大程度上拓展其帝国权力。

早期萨珊君主将他们开辟的全新政治秩序在地理空间上命名为“伊朗沙赫尔（Eranshahr）”，意为“伊朗人的土地”或“伊朗帝国”。萨珊波斯人由此创造了“伊朗”这个概念，并通过这一政治思想的创新发明强调波斯人将自己的帝国定义为“伊朗的（Iranian）”而非“萨珊的（Sasanian）”。

尽管这个术语并非没有族群指认的含义，尤其是词根“Er”这个指向伊朗性的标识唤起了琐罗亚斯德教神话历史中对奥尔马兹德（Ohrmazd，即阿胡拉马兹达）与黑暗势力的斗争的记忆。而神话历史中的善恶斗争从创世开始，便在人间以伊朗诸王的名义进行并直到当下时刻。与琐罗亚斯德教宇宙观相对应的是，在阿维斯塔传统中伊朗人居住在世界的中心一块名为“伊朗维杰（Erānwēz）”的土地上，这里也是先知琐罗亚斯德的故乡，而萨珊波斯人将这块土地从中亚迁移到了伊朗高原波斯人统治的核心地区。为了与阿维斯塔经典中的世界观念相符，阿达希尔一世以来的萨珊诸王开始采用宇宙论式的神圣历史框架来指导现世萨珊波斯人的政治行动。因此，作为“伊朗维杰”的继承概念，萨珊帝国治下的“伊朗沙赫尔”也位于世界的中心，而“七大王国（haft Keshvar，seven climes）”构成了整个萨珊波斯人所认知的包含自己在内的全部世界。在这个世界之中，萨珊君主作为中央之国的统治者主导着天下政治秩序的分配。由于萨珊君主君临伊朗沙赫尔这片国土，早期萨珊诸王在琐罗亚斯德教神圣史观中便扮演着传说中伊朗帝王尤其是凯扬王朝（Kayanians）君主的角色，即成为马兹达与各种威胁伊朗敌对势力斗争时王权荣光之恢复重振者。伊朗沙赫尔居于天下之中的地理属性使得萨珊诸王在琐罗亚斯德教神圣历史观念中肩负着保障包括地上七国在内的整个世界之和平与繁荣的政治任务。而阿达希尔一世的继承者沙普尔一世通过采用“伊朗和非伊朗的王中之王（šāhān šāh ērān ud anērān）”这个称号将这种观念扩展为萨珊君主对普世帝权的宣称。由于“非伊朗（Anērān）”包括所有位于“伊朗”之外的土地，沙普尔一世使用的这一衔号表达出这样一种观念，即天下秩序的良好运转需要所有位于“伊朗”和“非伊朗”之地的权力政治体都臣服于萨珊君主。而历史学家们倾向于强调萨珊波斯人将世界划分为“伊朗”和“非伊朗”之地的对立性特征，但实际上在琐罗亚斯德教宇宙观的图式中，将非伊朗地区囊括进“伊朗帝国”的宗主权（suzerainty）之下无损于伊朗沙赫尔的完整性。因此在这一含义上，所有在世萨珊君主的统治任务便是确保将已知世界的所有国家和族群纳入伊朗帝国的宗主权支配之下。

粗看起来，萨珊君主宣称的天下世界秩序观念显得颇为自命不凡，而以上条件的达成都需要现实的努力去维持。而对世界帝国霸权的迷思为萨珊君主实现其普世统治理想提供了非常诱人的路径和行动方式。研究罗马帝国主义的学者们已经揭示出罗马人是如何基于其特有的文化价值观和宇宙图式而非精确的地理知识和长距离战略规划来表达他们对天下世界的呈现模式和评估方式的，而罗马人对世界的宇宙认知范式也形塑了罗马帝国与周边世界各个族群之间的冲突战和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形塑罗马帝国的疆界。因此，为了探究帝国的扩张范式，我们必须重新评估古代的帝王决策者们如何认知当时的世界，并探索他们在这一世界框架内所追求的东西。而对于古代晚期的伊朗来说，琐罗亚斯德教的宇宙观和神圣历史观为萨珊君主的决策和行动提供了完整的可遵循先例、观念和范式，正是这些先例、观念和范式指导着萨珊君主、宫廷贵族和战场上将军们的行动。实际上，琐罗亚斯德教文献所反映的萨珊波斯人对天下世界的呈现方式并不仅仅是对6—7世纪中东政治现实的被动反映，更主动推动着当时现实政治的展开。

为了考察琐罗亚斯德教世界观和历史观在萨珊帝国政治决策生成和实践中扮演的角色，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古代晚期伊朗社会中宗教与帝国之间的关系。在传统学界，在对琐罗亚斯德教帝国主义（imperial Zoroastrianism）的分析中，使用基督教的术语并将萨珊帝国的情况与晚期罗马帝国进行轻率的类比十分普遍。因此，笔者试图通过对琐罗亚斯德教宇宙观的强调来修正目前萨珊帝国政教关系研究中的话语缺失，并在此基础上重新揭示出真正属于琐罗亚斯德教特征的萨珊帝国政治文化。琐罗亚斯德教的宇宙观与末世论和道德观紧密交织，现实世界处于以末日救赎为目标的线性发展道路上，而整个宇宙将在末日净化之后恢复最初的纯净和安宁状态。而琐罗亚斯德教宇宙观的标志性特征，便是认为作为个体的人在通往末日救赎的康庄大道上也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正确的行动（xwēshkārīh，即“正行”）为纯净宇宙的净化和再生做出贡献。这样一种道德观的实践不仅取决于个体所处的社会地位，更取决于这一庞大道德体系中的其他因素如参加《亚斯纳》（Yasna）所规定的祭拜吟诵仪式、遵守琐罗亚斯德教的洁净仪轨、实践正义、促进物质财富的增长以及忠于对伊朗沙赫尔的拥护和奉献。而在萨珊君主看来，伊朗沙赫尔正是实践琐罗亚斯德教道德观念最重要的普世依托。

因此，萨珊君主对琐罗亚斯德教道德观的履行方式必然是完成普世规模的宏大任务。萨珊王中之王所具有的神圣血统和来自凯扬王朝的神圣历史谱系使其具备代表奥尔马兹德与尘世间黑暗势力进行斗争的合法性，从而实现服务于琐罗亚斯德教末日净化目标的国家财富增长以及对百姓和各种资源的统辖分配。但是，与萨珊帝国社会中身份最卑微的琐罗亚斯德教观念践行者臣民一样，萨珊君主为末日救赎所做的贡献是需要根据其统治的成效及其实现世界繁荣、和平和井然有序的能力来衡量的。尽管在琐罗亚斯德教经典中萨珊王室拥有无可置疑的排他性统治特权，但没有任何道德观念能够保证表现无能的王朝不被更有能力的家族取而代之。因此，琐罗亚斯德教对萨珊王室统治合法性的赐予是建立在萨珊君主积极主动并有效履行其末日救赎义务的基础上的。如果萨珊君主不能有效履行这些义务，便可能导致世家大族的不合作甚至反叛。传统观点仅仅强调萨珊王权的神圣性，忽视其所肩负承担的履行琐罗亚斯德宇宙和道德观念的义务，从而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萨珊帝国的琐罗亚斯德教教义长期游离于帝国政治决策之外，并可以根据现实政治的需要被统治者进行曲解，甚至被低估其参与政治决策的程度。持传统观点的学者们倾向于将琐罗亚斯德教精英阶层对萨珊帝国的政治影响力界定为不连续的，且易受君主实时政策影响，因而是波动的。琐罗亚斯德教对于萨珊帝国而言仅仅是提供了一种将王权统治合法化的神圣话语而已，而这种对王权合法化的宗教诉求至5世纪后已经日趋下降，同样下降的还有琐罗亚斯德教机构和神职人员的影响力。正如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教授齐夫·鲁宾（Zeev Rubin）所言，晚期萨珊波斯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动摇不定的琐罗亚斯德教信徒。但这些解读模式都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琐罗亚斯德教文献和萨珊帝国意识形态所反映的琐罗亚斯德教宇宙观在萨珊君主于“正教（Hu Dēn）”框架下行使王权时所扮演的核心地位。在琐罗亚斯德教宇宙观念中，宗教与君王的统治通过积极参与中际善恶混合时代（kōx shshn-i gumēzishnīg）的斗争而结成紧密的联盟。因此，如果我们从对萨珊君主所宣称的神圣性以及他们与祆教祭司之间波动不定的个人关系的关注中走出来，转而集中观察萨珊君主如何实践“正行”以及他们所肩负的宇宙救赎义务，便会发现在琐罗亚斯德教义中居于核心地位的世界净化观念对晚期萨珊帝国政治决策和实践的范式指导意义将会跃然纸上且愈益清晰。

公元6世纪萨珊帝国对拜占庭帝国的侵攻征伐为我们研究古代晚期琐罗亚斯德教宇宙观的政治实践方式提供了很好的案例，因为罗马波斯两大帝国对普世帝权的追求在根本上是彼此冲突的。与拜占庭帝国对萨珊波斯的军事行动往往基于扩张帝国领土或对伊朗方面的入侵进行惩罚性远征不同，萨珊帝国的王中之王自363年沙普尔二世从罗马帝国手中收复尼西比斯（Nisibis）和高加索西部之后便不再谋求将拜占庭领土纳入伊朗沙赫尔治下，这种局面直到7世纪初库斯洛二世（Khosrow II, 591—628年在位）发动对拜占庭帝国的灭国征服战争才被打破。那么令人费解的是，在这二百多年的时间内，究竟是什么因素驱动着萨珊君主发动对罗马帝国的一系列既不增加伊朗国土又无法使两大帝国边疆恢复和平态势的劫掠性战争呢？对于这个问题的解释，传统学界一般分为两派：一派认为萨珊帝国发动对罗马帝国的征伐是为了恢复阿契美尼德王朝西部旧疆，另一种观点认为索贡式的劫掠征伐有助于萨珊君主通过战争掠取罗马拜占庭帝国的财货并迫使其纳贡的方式来改善其脆弱的财政困境。第一种观点的史料依据来自3—4世纪记载波斯战争的罗马史家，而该观点至今在学界仍然有很大的市场。然而，正如已故伊朗学家埃赫森·亚沙特尔（Ehsen Yarshater）在数十年前早已指出的，萨珊波斯人并不视自己为阿契美尼德王朝的继承者，因为关于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历史记忆仅仅以非常模糊且碎片化的方式保存于伊朗传统之中。实际上，萨珊君主视自己为琐罗亚斯德教神圣历史观中古代伊朗神王（尤其是凯扬王朝）的继承者，而这种观念对萨珊帝国与罗马帝国关系的影响——正如下文中将指出的，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而第二种观点广泛存在于对6世纪罗马波斯战争的分析论述中，并且可以在同时代史料中找到丰富的依据。如伪约书亚·斯提利特（Pseudo-Joshuathe Stylite）、普罗科匹厄斯（Procopius）和马拉拉斯（JohnMalalas）等拜占庭史家通常认为，萨珊君主寻衅的原因主要是拜占庭一方拒绝支付萨珊波斯方面用以对抗东方游牧民族侵扰的经费，而他们的记载往往被认为是不可置疑的历史事实。这样一来，寻求财政补偿就似乎成了罗马史家和现代学者眼中萨珊帝国侵攻罗马拜占庭帝国的惯常原因。确实，从罗马和波斯方面提供的史料来看，从公元562年起拜占庭帝国便每年向萨珊波斯人纳贡，罗马拜占庭方面的纳贡也是波斯人恢复和平并撤军的前提条件。然而，德国学者亨宁·伯尔姆（Henning Börm）已经指出，罗马拜占庭帝国对萨珊帝国的年贡在经济层面上可以说微不足道。萨珊诸王实际上满足于罗马方面每年进贡的3万索利得（30000solidus，折合500磅黄金）金币，这对于一个可以从行省中获得以百万索利得计之年财政收入的萨珊帝国来说，不可能在经济上产生多少实质性的影响。

因此，拜占庭帝国对萨珊帝国年贡的政治意义必须从观念而非经济层面来理解。对于萨珊伊朗人来说，年贡的缴纳是罗马作为伊朗臣属国地位的象征。尽管这些年贡常常伴随着两大帝国之间的外交互助条款，但罗马年贡所具备的臣服于伊朗帝国宗主权的含义则是十分明确的。早在公元3世纪，萨珊波斯人便在铭文、岩刻和钱币中将罗马人用金钱买和平的行为视为罗马对伊朗帝国之臣属附庸地位（padbāz ud bandagīh / εις φορóυς）的象征。299年罗马帝国对萨珊波斯的军事胜利迫使后者割让领土，因此4世纪前半期萨珊帝国的对外战略是收复失地而非索贡于罗马。而363年沙普尔二世收复尼西比斯之后，萨珊帝国便开始要求罗马方面支付贡金用于高加索关隘防务，这一议题后来贯穿整个5世纪的罗马波斯关系之中。直到公元464年东罗马皇帝利奥一世（Leo I, 457—474年在位）拒绝给卑路斯一世（Peroz I, 459—484年在位）提供对嚈哒作战补助经费之前，罗马拜占庭方面似乎一直断断续续遵守对波斯的纳贡条款。而公元441年耶兹底格德二世（Yazdgerd II, 438—457年在位）对罗马美索不达米亚的入侵（5世纪期间罗马波斯之间爆发的唯二的两次小规模冲突之一），也是罗马拜占庭方没有履行纳贡义务所致。公元502年，卡瓦德一世利用与嚈哒汗国达成新和平协定、东方无战事之机再次要求罗马拜占庭帝国纳贡，其目的也是为了重新恢复自5世纪下半叶以来一度断绝的罗马对波斯的纳贡关系，而不是为了增加国库收入。在整个6世纪期间，萨珊波斯人反复入侵罗马—拜占庭领土以确保后者履约纳贡，直到拜占庭方面缴纳既在数量上足够多又让罗马一方觉得比战争划算的贡金后方才撤兵。尽管拜占庭方面想方设法掩盖对萨珊帝国纳贡的实质，罗马人对这种纳贡关系的不平等性心知肚明，因此总是避免对波斯连年纳贡。这样一来，每一次萨珊波斯人的入侵都会以拜占庭方面补交贡金而结束。

很多时候，拜占庭方面在缴纳贡金时，往往只能对于萨珊帝国政治宇宙观的符号化意义及其所营造的萨珊波斯君临天下的虚拟世界霸权图景进行模糊不清的理解和感知。在萨珊帝国后期，王中之王与宫廷中的文化宗教精英联手打造了明确反映萨珊波斯宇宙观的官方史书《众王之书》（Khwadāy Nāmag），而贡赋在《众王之书》所呈现的波斯世界政治观念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众王之书》通过对包括萨珊王朝及其前辈诸朝（凯扬王朝等神话王朝）君主事迹的文学化叙事，比王朝早期的铭文和岩刻更直接地表达了伊朗帝国的宇宙王权观。《众王之书》的内容以残篇和增补的方式流布于萨珊帝国全境，甚至在亚美尼亚语、格鲁吉亚语、叙利亚语、摩尼教伊朗语和粟特语文献中也随处可见，由此证明《众王之书》在6—7世纪传播流布的范围之广，影响力之深。通过将阿维斯塔传统注入萨珊帝国的历史叙事，《众王之书》的编纂者们得以将当下的萨珊君主的事迹置于可追溯至原初神话时代君主辅助奥尔马兹达与黑暗势力抗争的线形历史发展道路上。与王朝早期记功铭文注重君主的文治武功相比，《众王之书》的叙事模式更强调萨珊王权在历史兴衰中扮演的宇宙净化功能。尽管现代学界在梳理《众王之书》为代表的中波斯语文献在后来阿拉伯语、亚美尼亚语和格鲁吉亚语中的保存延续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众王之书》过于意识形态化的主张往往使想要以之为基础重建萨珊帝国政治史的学者们感到沮丧。尽管如此，学者们仍然很少注意到《众王之书》为代表的皇家历史编纂在理解萨珊帝国政治文化时所扮演的重要作用。

在《众王之书》对古代晚期罗马波斯关系的神话式呈现和叙事中，罗马拜占庭方面对波斯的纳贡被认为是萨珊君主在无法消灭政治对手的国际现实下实现其宇宙净化统一理想的重要手段。在伊朗神话传说中，法里东国王把世界分给三个儿子：伊拉治（Iraj），图尔(Tur)和萨尔姆(Salm)，三人所分得的土地分别对应萨珊帝国治下的伊朗本土、中亚嚈哒—突厥汗国之地以及古代晚期的罗马拜占庭帝国。《众王之书》花费了大量篇幅记述了罗马和图兰两国不与伊朗合作以及伊朗对此做出的回应方式。图兰人在阿弗拉西亚布（Afrasiab）领导下对伊朗的长期入侵贯穿伊朗凯扬王朝历代君主的统治时期，这也构成了《众王之书》中最绵长久远的历史叙事。尽管现代学者一般倾向于强调“罗马”作为伊朗天命宿敌的负面形象，萨尔姆治下的罗马国在萨珊帝国皇家历史叙事中所呈现出的形象远比伊朗在中亚方向上的死敌——魔鬼统治的图兰要更加模糊和矛盾。比如古什塔斯普，这个曾经接受并推广琐罗亚斯德教义的凯扬君主，在《众王之书》中也曾经帮助罗马凯撒击败了象征阿赫里曼黑暗秩序的恶龙，并且做了许多帮助罗马国平定内乱外患的丰功伟绩。这样一种叙事模式在很大程度上赋予了“罗马国”在波斯宇宙秩序和天下世界中存在的合法性，同时还强调罗马对伊朗强大国力护佑的依赖性。因此，与在宗教信仰和文化上被伊朗人彻底谴责痛斥的图兰人不同，《众王之书》中很少出现对“罗马”的污蔑贬损之词。不仅如此，“罗马”的文明繁荣和宗教信仰甚至会得到波斯方面的称赞和认可。

如果《众王之书》呈现出的图兰形象代表了中亚游牧民族入侵伊朗的刻板印象，“罗马凯撒”则往往扮演了伊朗王中之王的附属伙伴角色（subordinate partnership），尽管这个“伙伴”总是偏离正轨做出一些“错误的”幼稚行为，但仍然不失为与萨珊君主共治天下的兄弟之王，而体现罗马与伊朗之间伙伴关系的核心要素便是贡赋。《众王之书》中的许多片段暗示，从法里东三分天下开始伊朗君主便期待渴望中国和罗马纳贡。但实际上只有在凯扬君主达拉一世（Darab I，被认为阿契美尼德王朝君主大流士一世的神话原型）统治时期，罗马对伊朗才开始履行规范的“纳贡”义务，而这段记载提到“罗马”主教和基督十字架，显然是对古代晚期基督教罗马拜占庭帝国的反映，也即6世纪伊朗对罗马帝国的认知。在这则轶事中，凯扬君主达拉一世通过入侵和洗劫“罗马”城市，迫使“罗马”凯撒菲利普（Philip,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的伊朗神话原型）对伊朗称臣纳贡。

由此可见，古代晚期伊朗诸王实现世界霸权的野心主要通过模仿凯扬王朝达拉一世令罗马、图兰、中国和印度称臣纳贡——即献上礼物、贡物和黄金的方式得以实现。尽管《众王之书》中对伊朗朝贡国组成的记载根据政治现实的变迁会发生一定的变化，但罗马、伊朗和图兰分治天下的观念具有亘古不变的世界观意义，这是因为法里东裂土分封神话构成了萨珊帝国理解伊朗及其周边世界格局的宇宙论基础。因此，获得来自罗马的贡赋与农业增产、城市建设、推进社会公正等其他有助于实现末日救赎和宇宙净化的措施一样，都是萨珊君主继承凯扬诸王事业并有效履行其宇宙治理义务的必要之举。从萨珊王朝阿达希尔一世开国起，伊朗诸王及其继承者通过收取贡赋实现自凯尤马尔斯（Gayomard，伊朗神话初代国君）以来凯扬诸王的天下一统观念的叙事模式贯穿《众王之书》中的每一代君主事迹之中。每当罗马人试图卸下对伊朗的纳贡包袱时，沙普尔一世和沙普尔二世便发动对罗马帝国的军事征伐以恢复“宇宙秩序”。不仅如此，沙普尔二世更要求罗马人每三年一贡作为保持萨珊帝国主导下两国和平局面的基本条件。而巴赫兰五世（Bahram V Gor，421—438年在位）不仅让罗马使节承认“陛下从罗马国收取贡赋乃是天经地义之事”，还通过击败中亚匈人重新确立起了自凯扬君主击败阿弗拉西亚布以来图兰对伊朗的朝贡关系。在后一历史叙事中，巴赫兰五世力排众议，反对宫廷主和派官员对入侵的图兰君主纳贡求和的建议，并通过一场精细谋划的军事奇袭将被描述为“突厥人（Turks）”而实为寄多罗匈人（Kidarite Huns）的图兰入侵者赶回了阿姆河北岸，由此迫使突厥可汗对伊朗称臣纳贡。而在469年卑路斯一世屈服于嚈哒汗国的苛刻纳贡条件之后，6—7世纪库斯洛一世和库斯洛二世据称曾令罗马、中国和印度君主朝贡于伊朗宫廷。因此，在《众王之书》的叙事模式中，罗马的贡赋而非领土对于萨珊君主在四分五裂的现实世界中恢复“世界秩序”而言具有重要的符号象征意义。

沙普尔二世

《众王之书》的半神话半历史性质在很大程度上扭曲了5世纪萨珊帝国坎坷跌宕历史的真实面貌，尤其是对夹在巴赫兰五世大胜突厥可汗和6—7世纪晚期萨珊君主的赫赫武功之间那段发生于5世纪下半叶对嚈哒汗国作战遭遇耻辱性失败的不光彩历史多有讳言，因为这一时期伊朗在图兰手中的惨败逆转了神话传说中凯扬诸王所奠定的和谐宇宙秩序。在这样的道德价值观趋势下，卑路斯一世被塑造为应该为伊朗惨败于图兰甚至对代表阿赫里曼势力的后者称臣纳贡的屈辱历史负全责的替罪羊形象。这一时期，以嚈哒汗国为代表的外部强权对伊朗的压制使得萨珊波斯人实现凯扬式宇宙理想的前景变得晦暗无光。从4世纪后期开始，寄多罗匈人和嚈哒匈人先后在中亚建立强大的军事帝国，不仅长期占据作为伊朗沙赫尔之历史组成部分的巴克特里亚地区，更建立了一套系统的迫使萨珊伊朗称臣纳贡这种令伊朗人理想的宇宙秩序完全颠倒的条约机制。尽管库斯洛一世在560年通过与突厥联手终结了嚈哒汗国，新兴的突厥汗国仍然阻止萨珊波斯建立任何迫使“图兰”对“伊朗沙赫尔”称臣纳贡的理想宇宙秩序。因此，萨珊帝国东北边疆面临的永无止尽的图兰威胁使得图兰—伊朗对抗这一主题主导了《众王之书》关于萨珊帝国的历史叙事，而正是5世纪的萨珊君主开始系统地使用凯扬符号来包装自己的统治理念。至于凯扬王朝诸王与图兰王阿弗拉西亚布跌宕起伏的连绵斗争记忆如何形塑萨珊帝国与中亚游牧帝国之间的关系，以及萨珊帝国与中亚游牧帝国的关系如何反过来形塑伊朗人对凯扬王朝对图兰斗争的历史叙事，已经大大超出了本文的论述范围。笔者想要关注的是，在萨珊帝国东部边疆由于图兰威胁而变得脆弱不堪这一历史时期，罗马拜占庭帝国对萨珊帝国世界主导地位的象征性认可和臣服如何变得更加重要甚至不可或缺。这一时期嚈哒汗国对萨珊波斯的宗主权充分体现了伊朗人天下大一统话语与萨珊波斯强敌环伺的政治现实之间的矛盾状态。由于此时伊朗东部边疆强敌压境对萨珊君主君临世界观念的结构性冲击，对拜占庭帝国索取并获得贡赋便在某种程度上为萨珊波斯人提供了确认并有效履行其从未中断的末日救赎宇宙道德观念的良机，从而与这一时期文献记载和历史叙事赋予萨珊帝国在新环境下之神圣历史角色相符。

实际上，《众王之书》不仅构建了萨珊帝国政治决策的物质框架，还规定了萨珊君主进行政治实践的道德价值观体系，而非仅仅是为萨珊帝国根据其所熟悉知晓的神话历史传统制定的政治目标赋予合法性。尽管《众王之书》对6世纪罗马波斯战争的记载既不充分也不准确，它仍然展现了古代晚期波斯君主如何可以通过征伐罗马来获得他们想要实现的东西。而公元502年卡瓦德一世对拜占庭帝国的入侵，就是一次为了强调重申“罗马”完全臣服于王中之王所翻新的伊朗帝国秩序的经典全景式案例。不仅如此，《众王之书》还精确地记载了作为拜占庭属国的加萨尼王国（Ghassanids）和作为萨珊帝国属国的莱赫米王国之间的冲突，以及这次冲突是如何促成库斯洛一世于540年挥兵入侵拜占庭帝国的，这也是伊朗方面本土史料对6世纪罗马波斯战争的最详细记载。而在记叙这一次罗马波斯战争爆发的原因时，《众王之书》也没有从两大帝国在叙利亚边疆地区的战略形势出发，而是强调了罗马方面对伊朗宗主权的不尊重，也即“罗马凯撒在不尊重作为其权力来源的众王之王的尊严下擅自行使自己的王权”。当莱赫米国王孟迪尔（Mundhir）向萨珊帝国方面禀报拜占庭军队入侵波斯领土时，库斯洛一世便去信罗马凯撒并提醒后者“伊朗的万王之王才是世界土地和疆域的分配者，也是罗马凯撒王权乃至世间一切王权的最终来源”。而当罗马凯撒宣称自己与萨珊君主地位平等——“如果你是国王，那么我也是和你一样尊贵的国王”，以及“罗马诸帝从未负有向凯扬王朝后裔称臣纳贡的传统”时，库斯洛一世便集结大军入侵拜占庭帝国以证明罗马凯撒的“错误”以及伊朗帝国的世界霸权。而在库斯洛一世征伐罗马拜占庭帝国过程中，凡是肯纳款称臣的城市都得以免遭兵灾。因此，《众王之书》中罗马凯撒上缴的贡物，正是拜占庭帝国在臣服于萨珊帝国条件下才享有主权的象征。只有罗马凯撒将全部的贡物如数奉上且通过每年向伊朗纳贡10牛皮袋黄金表达臣服之后，萨珊君主才会将征伐罗马的大军撤回国内。因此，这一时期萨珊帝国对罗马拜占庭帝国的索贡征伐，正是一个因为在东部边疆屡遭败绩而沮丧的王朝如何维护自己地上七国乃至天下世界之主颜面的生动案例。

不仅如此，萨珊帝国的罗马征伐还为波斯君主践行其宗教宇宙观提供了舞台。与直到7世纪希拉克略（Heraclius I, 610—641年在位）统兵亲征波斯之前都一直深居于君士坦丁堡皇宫中的拜占庭皇帝相比，晚期萨珊帝国君主几乎每逢战事必御驾亲征。这种御驾亲征模式的问题在于，它使得萨珊君主处于与祆教世界观中黑暗邪恶腐化势力斗争的最前线，而在祆教世界观中血污、死亡和毁灭是堕落灵体（gannāg mēnōg）在善恶斗争中占上风的标志。因此，萨珊君主的御驾亲征在祆教祭司看来不是推进而是阻碍了末日救赎的到来。我们可以从当时祆教祭司人士的口中探知对萨珊君主亲征行为的反对声音：“既然正教的终极教导是不犯下诸如躯体暴力和物质毁灭等罪恶，陛下为何总是对非伊朗人穷兵黩武？”而在9世纪成书的祆教经典《宗教行事》（Dēnkard）却高度肯定在正教指引下的皇家暴力行为对于战胜堕落灵体而言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尽管我们并不清楚这一规定的具体语境因素。总体来看，萨珊帝国的官方文献和充满细节描述的罗马史料使我们得以一窥晚期萨珊诸王是如何通过使用毁灭性武力来促进奥尔马兹德治下的宇宙建设性工作的。在540年库斯洛一世启动对拜占庭帝国的征伐之前，便对波斯士兵进行约束，以遭受死亡的痛苦为惩罚要求波斯士兵在征途上保卫罗马的繁荣安全，对所有罗马百姓不分其贫穷富有一律秋毫无犯，也不得践踏掠夺罗马领土上的任何良田果树。库斯洛一世对罗马繁荣稳定的保障宣称可以看做是兑现沙普尔二世当年立下的“除非因为尊严荣誉问题，朕绝不征伐罗马，而且要让罗马国在朕的护佑下繁荣成长”的诺言。因此，萨珊军队对罗马拜占庭帝国的进攻往往重点攻击象征罗马权力的城市而放过乡村地区，而劫掠乡村对于维持古代军队的后勤保障而言具有战略意义。对于乡村农业地区秋毫无犯这种行军规定对于萨珊君主来说是如此重要，以至于霍尔木兹四世因为王储（即后来的库斯洛二世）在行军途中放纵战马践踏农田而勒令王储必须补偿农夫损失。尽管萨珊波斯军队频繁地洗劫罗马拜占庭领土，波斯人关于不得欺压剥削农民的“卓越法律（excellent law）”仍然起着约束波斯军队的作用，这也可以从罗马拜占庭方面的教会史家米提里尼的扎卡里亚（Zachariahof Mytilene）的记载中得以窥见。

在萨珊诸王中，库斯洛一世尤其重视对罗马主权的“保护”，并通过其精心操作的高度符号化行为表现出来。库斯洛一世对罗马拜占庭百姓的恩惠在许多事迹中可以得到印证，比如在取自萨珊宫廷记载、经后世阿拉伯作家润色而成的《阿努西尔万传》（Sirat Anushirwan）中，库斯洛一世便将从罗马凯撒手中征取的贡赋返还给了罗马百姓：

当你们的凯撒欺骗朕时，朕便对他进行讨伐，他被迫屈服求和，并把钱财上缴给朕，还奉上其他贡物和赎金。而在这些贡物中，朕拨出了10万第纳尔金币来赈济罗马凯撒治下那些贫穷虚弱的百姓们。

通过这一记载可以看出，通过上缴贡物和获得赈济，拜占庭百姓在伊朗人世界观的背景下将自己同时视作罗马凯撒和萨珊君主的臣民。由于罗马皇帝的统治合法性及皇权的行使依赖于萨珊帝国的王中之王的赋予，库斯洛一世在统兵征伐罗马拜占庭领土期间实际上扮演了罗马凯撒治权的行使人角色。当他在攻下安条克后于塞琉西亚·皮埃利亚（Seleucia Pieria）外港的地中海水中沐浴净身以及在阿帕米亚(Apamea)城中出席观看赛车党竞赛时，库斯洛一世实际上将此刻的自己视为“罗马”王国的统治者。正如亨宁·伯尔姆所指出的那样，库斯洛一世在阿帕米亚赛马场中作为慷慨君主的正义事迹可以说是对他临时“扮演”罗马皇帝角色的完美演绎。通过在罗马拜占庭领土上的仁慈善举，库斯洛一世证明了罗马王国的福运依赖于萨珊帝国王中之王的治权。因此，萨珊君主对罗马拜占庭帝国使用暴力是为了“罗马”人民的福祉。在夺取安条克时，库斯洛一世据称惊叹于该城如天堂一般的财富，并衷心祝愿“罗马国全境都繁荣发展”。只有在这种语境下，我们便会理解一个统治者在暴力征服一个敌国城市后还恬不知耻地祝福这座城市的真正原因。由此可以看出，萨珊君主是多么想把自己包装成践行琐罗亚斯德教宇宙观的伟大帝王，以说服包括他自己、波斯宫廷、罗马人还有最重要的——萨珊帝国世家大族在内的各个群体支持自己的征伐事业，尽管他的前任诸王们在实现这个伟大理想的道路上屡战屡败。

在一份成书于6世纪后半叶为萨珊帝国宇宙论辩护的宫廷文献《坦萨尔书信》（Letter of Tansar）中，作为开国君主阿达希尔一世大祭司（mowbed）的坦萨尔详细论述了伊朗沙赫尔的福祉，并通过劝诫塔巴里斯坦（Tabaristan）的独立君主古什纳斯普（Gushnasp）皈依正教来赋予萨珊帝国吞并该地的政治合法性。古什纳斯普的回应实际上代表了萨珊帝国世家大族的立场，其所统治的里海南岸塔巴里斯坦也是一个伊朗历史上中央权力难以深入贯彻的代表性地区。《坦萨尔书信》不仅仅是对萨珊帝国官方立场的反映，更为萨珊王室与贵族世家之间的沟通方式提供了最为详细的记载。作为古什纳斯普后裔的帕提亚世家大族们通常不愿意接受萨珊王中之王对其世袭领地税源和兵源的征收要求，但由于萨珊君主穷兵黩武且所耗不菲的长期对外征战，以古什纳斯普为代表的世家大族也迫切地意识到自己悠久的贵族血统世系并不能为自己割据一方提供足够的政治合法性。在这样的形势下，帕提亚世家大族开始有意识并自觉地效忠（khidmat）萨珊王室并服务于王中之王的征伐事业。为了进一步论证萨珊帝国统治的合法性并令古什纳斯普臣服，坦萨尔在书信中详细论述了伊朗帝国世界霸权的自然基础以及它可带来的物质和精神福利，从而为以阿达希尔为代表的萨珊诸王在凯扬王朝的谱系传统中创造和维持伊朗帝国的宇宙秩序提供坚实的能力基础。

尽管如亚里士多德所言，波斯本土的古代居民们以勇敢、大胆和富于战斗技巧等闻名于世的优秀品质为他们打造了一个世界帝国，亚历山大的征服则破坏了伊朗帝国的统一性和伊朗诸王所创造并维持的世界秩序，并代之以自私自利的地方小王们所主导的混乱秩序。五百年后，阿达希尔一世的横空出世终结了亚历山大以来伊朗世界的混乱状态，重新塑造了伊朗沙赫尔的帝国秩序，由此带来久违的公平正义、社会秩序和繁荣稳定。而在古代晚期伊朗历史书写传统中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君主大流士一世，则被塑造成令中国和罗马等世界诸国称臣纳贡的凯扬明君。因此，作为凯扬王朝后裔的萨珊诸王也感到有必要从天下世界诸王中征收贡赋，以维护自伊拉治以来伊朗帝国万国来朝的一贯传统。的确，正是由于“罗马人亚历山大”入侵伊朗造成的世界失序，早期萨珊诸王才将对罗马帝国征收贡赋补偿作为恢复世界秩序的当务之急：“阿达希尔殚精竭虑以征伐罗马，致力于对那里的人民大兴兵戈……他一定会从罗马人手中征得贡赋，因为这是历代先王的一贯传统，罗马人为了统治埃及和叙利亚必须向我们称臣纳贡。”以后的历代萨珊诸王都遵循阿达希尔的传统征伐罗马帝国以获得贡赋。正如《坦萨尔书信》呈现给伊朗世家大族的那样，获得贡赋不仅仅是伊朗王中之王成功行使其宇宙王权的证明，更是王中之王征讨代表黑暗势力侵犯伊朗国土的不臣之国的必要举措。

《众王之书》中呈现的对萨珊君主宇宙王权说服世家大族服务于帝国征伐事业的历史定义和书写模式，充分显示出象征性的臣属朝贡关系在萨珊帝国贵族政治中的重要性。如果像古什纳斯普这样的世家贵族有过对萨珊王权灰飞烟灭的不切实幻想，他们也绝不可能提供另一种宇宙统治观念来代替现有的萨珊传统。恰恰相反，文献学和印章学资料都显示出帕提亚世家贵族与萨珊王中之王在扩展完善帝国财政结构和执行对外军事征伐中常常是密切合作同舟共济的。尽管晚期萨珊波斯人遭遇了帝国历史上最大规模且最为成功的贵族世家叛乱——巴赫兰·楚宾之乱（590—591年）和维斯塔赫姆之乱（Wistahm, 594—601年），帕提亚贵族世家和其他贵族仍然在库斯洛一世的财政军事改革时代大力支持帝国制度的发展和权力的扩张，这种合作的程度可以说远远高于之前的时代。而这一时期亦不乏由城市中产阶级掀起的零星叛乱——如库斯洛一世之子阿努什扎德（Anushzad）在胡齐斯坦领导市民、囚徒和基督徒发动的暴动，以及在6世纪最后十年间在尼西比斯爆发的教派动乱。我们必须在不夸大萨珊贵族世家与王权合作程度的前提下揭示促使伊朗帝国的贵族世家加入萨珊君主帝国霸业的动机，即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像古什纳斯普这样的封疆大贵族们配合萨珊君主的要求，接受按理说会让他们自治权利受损、治下资源被攫取乃至被迫参加令人厌恶的周期性血腥对外战争呢？《坦萨尔书信》中对伊朗沙赫尔帝国在宇宙秩序中所扮演角色的尝试性论述为我们探究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好的开端，而最大的研究难度在于重构贵族世家对萨珊帝国战略与政策的态度，这是由于我们严重缺乏宫廷视角以外的对于帝国社会关系的文献记载所致。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从《贾马斯普回忆录》（Zāmāsp Nāmag）中关于巴赫兰·楚宾叛乱的叙事内容来一窥贵族世家对晚期萨珊帝国官方政策的态度和声音。作为古代晚期萨珊帝国异姓世家贵族发动的试图废黜萨珊王室的一次大叛乱，我们仍然可以从中看出贵族世家的行动逻辑和动机仍然没有违背萨珊君主长期奉行的伊朗帝国宇宙观念：在迫使库斯洛二世逃走并占据帝国京畿诸城后，巴赫兰·楚宾绝不仅仅是要废黜萨珊王室建立新朝，而且要通过他的践祚恢复并重新开启伊朗帝国的全新宇宙秩序。9世纪的祆教文献编纂者们和早期穆斯林史学家对《众王之书》部分内容及片段的引用和保存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楚宾之所以要在叛乱后违背萨珊王室历来享有排他性统治权的传统并致力于另立新朝的原因：大量相关文献记载现实，巴赫兰·楚宾叛乱的参与者们将自己视为宇宙新纪元的建立者，而楚宾的践祚称帝则被视为一种继续践行伊朗帝国宇宙论观念的全新方式。尽管博沙利亚提在其著作中认为楚宾叛乱的目的是为了用帕提亚世家贵族的琐罗亚斯德教信仰（带有强烈的密特拉崇拜因素）取代萨珊王室的官方琐罗亚斯德教。楚宾叛乱的拥护者们宣称已经在神佑灵光的帮助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而这一神佑灵光正是包括凯扬王朝在内的古代伊朗神王及作为其后裔的萨珊君主们行使治权所必须的。在楚宾叛乱拥护者的叙事中，诸神及其所赐予的灵光已经从萨珊王朝的天命中转移出来并眷顾一个新的王朝，而这个王朝在血统世系上和萨珊王室一样古老而悠远，因此完全可以代替萨珊王室履行维护凯扬传统及伊朗帝国宇宙秩序的义务。由于萨珊王室已经不再有能力和天命履行维护伊朗帝国的责任，那么为他们所建立的祭司班子和王室圣火也应该被一并消灭废除。

因此，巴赫兰·楚宾叛乱的动机实则奠基于古代晚期伊朗社会所孕育的琐罗亚斯德教末日天启的浓厚氛围中，这主要是因为楚宾通过打败伊朗的传统死敌——代表中亚图兰人的突厥汗国并迫使后者称臣纳贡，从而重新恢复了伊朗帝国的宇宙秩序。至少从希腊化时代开始，琐罗亚斯德教天启文献便通过描绘贯穿于三个千纪中政权的周期性更迭来赋予新朝建立者以恢复宇宙秩序的政治合法性。而《贾马斯普回忆录》则保存了楚宾通过反叛萨珊王室建立新朝来更新宇宙的天启预言。在古代晚期伊朗人的宇宙时空观念中，自先知琐罗亚斯德诞生以来的第一个千纪开始，便先后经历对阿赫里曼的初次胜利以及随之而来的伊朗世界在抵御黑暗邪恶势力入侵中所遭受的毁坏和失序。而在第一个千纪的末日，救世主索什扬特（sōshyans）将会拯救世界并使伊朗重回正教下的和谐秩序中，一个全新的纪元将在第一位索什扬特乌什达尔（Ushēdar）的领导下开启。而在第二个千纪的兴衰更替中，第二位索什扬特乌什达尔马（Ushēdarmāh）将下凡拯救世界并恢复宇宙秩序。根据巴赫兰·楚宾叛乱支持者的天启叙事可知，楚宾被他们打造包装成传说中的塔巴里斯坦神王帕塔什瓦尔加（Patashkhwārgar）。正是这位传说神王废黜了不能履行伊朗帝国宇宙义务的“聋瞎庸君（deaf and blind kings）”，又击败了威胁伊朗东部边疆的强劲敌人，从而预示着救世主乌什达尔以及充满和平（Rāmshn）、欢乐(Shādīh)、喜悦(Huramīh)的全新宇宙秩序的降临。

当公元588年霍尔木兹四世（Hormizd IV, 579—590年在位）任命巴赫兰·楚宾为对抗突厥大军的东部军区指挥官时，霍尔木兹四世同时授予楚宾以著名的鲁斯塔姆战旗（banner of Rustam），以期望楚宾能成为王中之王麾下乃至在伊朗历史上最果决忠毅的伊朗贵族，从而扮演其世界秩序恢复者的角色，这也是历史上萨珊君主第一次将对外战争的最高指挥权授予一位世家大贵族。尽管《众王之书》的神圣历史叙事规范了世家贵族与萨珊王室同舟共济的传统模式，但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下，伊朗帝国的宇宙论可以被当事人重新解读甚至遭遇严峻挑战。比如楚宾叛乱的拥护者们便根据现实需要重新塑造了伊朗帝国的宇宙王权观，以赋予他们废黜萨珊王室的行为以政治合法性。当时流行的重新恢复伊朗帝国宇宙秩序的天启预言将巴赫兰·楚宾打造成传说中的伊朗神王帕塔什瓦尔加，而帕塔什瓦尔加作为凯扬明君曼努切赫尔(Manuchehr)的后裔正是一位统治塔巴里斯坦的封疆大贵族。在这个天启预言中，帕塔什瓦尔加将会在凯·古什塔斯普（Kay Gushtasp, 先知琐罗亚斯德的赞助者）击败匈人入侵者（即突厥人的“阿维斯塔版本”）的同一平原上击败突厥人、阿拉伯人和罗马人的联军，并由此拯救世界开启第三个千纪的宇宙秩序。因此，大胜突厥人之后反叛的巴赫兰·楚宾正是以凯扬诸王继承者的形象率军进入塞琉西亚—泰西封王畿地区践祚称帝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楚宾的叛乱为什么能够得到如此广泛的支持？换言之，关于帕塔什瓦尔加将再临伊朗的天启预言如何赋予巴赫兰·楚宾践祚并行使伊朗帝国治权（Khwadāyīh）的合法性？而对于帕塔什瓦尔加的疑问，携带神之旨意的天使们在回复中强调了贡赋对于获得治权的必要性：

携带神意的天使将会告诉你：“来吧，我将把你父亲和祖父们所获得的贡赋继续恩赐与你，神主将会向你展示图兰王阿弗拉西亚布（Frāsyāp）的巨大宝藏。而当你获得图兰宝藏之时，就会统帅扎布尔（Zābul）地区的军队痛击来犯之敌。”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赋予巴赫兰·楚宾以凯扬王朝继承者合法性践祚称帝而不是仅仅作为像鲁斯塔姆那样的只能一辈子效忠王室的勇武军人之关键因素，正是在于楚宾通过击败突厥人获得了“图兰”的宝藏和贡赋，从而获得了图兰对伊朗的象征性臣服，由此楚宾便可以名正言顺地推翻作为“聋瞎庸君”的霍尔木兹四世。楚宾敢于叛乱称帝的关键驱动力正是来自588年他通过对突厥人战争取得的辉煌胜利，这恢复了自凯扬王朝阿列什（Aresh）和伊斯芬迪亚尔(Spendiyad，Esfendiyar)以来便确立并由萨珊君主巴赫兰五世再次确立的伊朗和图兰之间的阿姆河边界。而萨珊帝国官方提供的详细记载更揭示出了楚宾叛乱与突厥贡赋之间存在的紧密逻辑关系：巴赫兰楚宾通过击败突厥人获得了传说中图兰君主阿弗拉西亚布的豪华宝藏，以及包括夏沃什的腰带（Belt of Siyavash）在内的凯扬君主遗物，伊朗由此历史性地首次获得了《贾马斯普回忆录》所预言的来自图兰的贡赋和宝藏，而楚宾也是首位在伊朗帝国对外征战中获得如此丰厚战利品的世家贵族。长期以来，御驾亲征并洗劫敌国领土便是被萨珊君主所垄断的宇宙义务，由此证明其通过展示敌国贡赋和战利品恢复并维持宇宙秩序的统治能力。可是在公元576年库斯洛一世在拜占庭军队手下大败亏输之后，库斯洛一世便立下规矩禁止以后的萨珊君主再次御驾亲征，这便导致在随后的帝国对外战争中萨珊君主不再亲临战场以及对出土印章中频繁提到的世家贵族将军们统兵作战的依赖。但由于获得并分配战利品和贡赋对于萨珊君主履行伊朗帝国宇宙王权观的极端重要性，将帝国对外征战事业交给世家贵族将军们便会导致潜在的政治隐患，这最终导致588年巴赫兰·楚宾对突厥的大胜以及由此赋予楚宾对萨珊君主治权进行篡夺的政治合法性危机。根据伪塞比奥斯（Pseudo-Sebeos）的《亚美尼亚史》记载，巴赫兰·楚宾在向塞琉西亚—泰西封进军的途中仅仅将突厥战利品和贡赋的一部分留给自己，而将其余部分都赏赐给了拥护自己的部下，而这简直就是对萨珊君主行使宇宙治权方式的标准模仿。而菲尔多西《列王纪》更加倾向于萨珊王室立场的记载则提到，尽管楚宾将突厥贡赋以30队驼队的规模运送至萨珊帝国京城交给霍尔木兹四世，楚宾仍然将突厥贡赋中两件珍奇珠宝饰品据为己有，由此凸显了萨珊君主与世家贵族首领在占有和分配突厥贡赋和战利品问题上产生的结构性尖锐矛盾。

尽管如此，在经过霍尔木兹四世被处决、库斯洛二世西奔罗马—拜占庭帝国以及巴赫兰·楚宾攻取塞琉西亚—泰西封等一系列戏剧性事件之后，楚宾叛乱后建立的号称接续凯扬王统的短暂新朝仅仅存续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因为西奔罗马寻求庇护的库斯洛二世在一年时间内便获得了拜占庭援军的鼎力相助，从而在决战中击败了已经是巴赫兰六世的楚宾。尽管楚宾践位期间对萨珊帝国其他贵族世家在财政和自主权上给予了很多优渥条件，他仍然没有在与库斯洛二世的较量中获得贵族世家的全力支持。从萨珊王朝历史发展中贵族世家对王权的长期忠贞不二来看，楚宾叛乱对于晚期萨珊帝国而言确实是一场虽然短暂但却性质空前的僭越之举。从之前的历史中我们可以发现，尽管帕提亚贵族世家中确实不乏渴望摆脱萨珊帝权控制的群体，但总体上贵族世家仍然高度认可萨珊帝国的宇宙王权观以及这种王权观的践行和认可方式。如果萨珊君主想要在宇宙秩序的净化重生大业中有所作为，就必须模仿古代伊朗神王君主们践行宇宙王权观的方式来为伊朗沙赫尔帝国的普世福利做出贡献。而萨珊君主能否有效履行其宇宙义务的标准，便是看其是否能够通过现实政治上的作为来对凯扬王权的辉煌记忆进行象征性重建，其中的核心内容便是萨珊君主解决现实政治冲突（无论内部还是外部）以维护伊朗帝国和平繁荣的能力。因此，巴赫兰·楚宾篡位的合法性渊源便来自击败图兰所获得的贡赋和战利品，因为后者象征着古代晚期伊朗贵族能有效履行宇宙义务，并在此基础上代替萨珊王室并窃据凯扬王朝的法统。在这个意义上看，作为萨珊帝国历史上几乎唯一一次以推翻王室另立新朝为目标的贵族叛乱，楚宾之乱背后的意识形态基础仍然奠基于萨珊诸王所一贯遵循的宇宙王权观及其践行方式，那便是通过对外战争获得的丰厚贡赋和战利品来证明自己恢复宇宙秩序的政治能力。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对于伊朗帝国履行其宇宙观中的神圣历史角色而言具有至关重要象征意义的战争贡赋及其占有和分配的方式，决定了萨珊帝国贵族世家是否愿意支持萨珊王室的政治统治和征伐事业。传统学界不少学者已经明智地指出了萨珊诸王通过发动对罗马—拜占庭帝国的侵攻战争可以有效地促进国内的政治团结。而萨珊君主通过罗马波斯战争来强化波斯内部政治团结的内部机制及其运作方式，则是一个远远没有得到充分阐明的疑难问题，那便是究竟是何原因促使传统上倾向于脱离王权控制的世家贵族愿意出兵出力为萨珊王中之王的征伐事业贡献力量？以及6世纪初的萨珊帝国的王中之王如何在自身财政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发动所耗不菲且获利不多的征伐掠夺罗马拜占庭帝国的战争呢？由于这些征伐战争的真实目的是为了证明罗马对自诩宇宙主宰的伊朗帝国的象征性臣服，故萨珊帝国贵族世家参加对罗马拜占庭索贡征伐战争的热情程度，取决于贵族通过参加这种战争来为伊朗帝国的宇宙净化事业可能做出的贡献。传世文献的记载显示萨珊帝国世家贵族在大部分时间中都积极活跃于跟伊朗周边各“属国”打交道的各种公私事务之中，这表明他们也将自己视为伊朗帝国宇宙秩序建设的重要参与者。不仅如此，晚期萨珊帝国高级军政官员的出土印章衔号显示出了与萨珊君主衔号异曲同工的维护宇宙秩序繁荣稳定的观念。而7世纪中叶的雷伊皮革文书（leather parchment form Ray）则告诉我们，即使在阿拉伯人入侵伊朗帝国崩溃后，也没有使原来的世家贵族们放弃使用祆教宇宙秩序观念来为其政治行为背书。最后，从出土印章的证据来看，巴赫兰六世（即楚宾）的拥护者们之所至未能取得更大范围内世家贵族们的支持，以及6世纪期间世家贵族对于萨珊帝国罗马征伐事业的积极参与，都充分证明了伊朗贵族社会上至王室下至贵族世家都接受并遵循伊朗帝国的宇宙王权观及其践行方式，其背后的原因都是因为贵族世家们将伊朗帝国的整体宇宙事业视为自己政治实践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公元614年，奉拜占庭皇帝希拉克略之命出使萨珊帝国的元老院使节团向萨珊君主库斯洛二世呈递了一封国书。希拉克略在国书中表示愿意在王中之王的威严笼罩下永远恭敬地做波斯帝国的万世臣仆，也即公开宣布以罗马—拜占庭帝国臣服萨珊帝国为条件换取和平。因为在之前的十数年间，萨珊帝国军队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边界上所向披靡并连下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在此期间拜占庭军队几乎毫无还手之力。然而，即将历史性实现“罗马”真正臣服于“伊朗”的库斯洛二世拒绝了希拉克略的提议，而是试图以一种全新的战略来取代历代萨珊诸王定下的索攻征伐模式——即彻底摧毁并征服拜占庭帝国。在库斯洛二世反常战略的规划下，波斯军队于619年攻下了罗马拜占庭帝国的粮仓埃及，并于620年代开始谋划围攻君士坦丁堡。因此，晚期萨珊帝国最后阶段发动的罗马征伐在战略目标和实现方式上已经与历代萨珊诸王所奉行的伊朗帝国主导、世界诸国称臣共治的宇宙王权观念相去甚远，而后一种合作共治模式正是不久之前拜占庭皇帝莫里斯一世和库斯洛二世在位早期（591-602年）达到其最高光的时刻。因此，在库斯洛二世治下，《众王之书》所呈现出来的那种强调周边诸国在称臣纳贡的前提下合作共治世界、促进宇宙繁荣的伊朗帝国传统政治宇宙观已经开始遭到抛弃。我们可以说，如何定义伊朗周边的“非伊朗”政权尤其是作为波斯最重要之亲密邻居的罗马—拜占庭帝国被纳入伊朗沙赫尔宇宙秩序的方式，在萨珊帝国外交战略的制定工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尽管通过获得罗马拜占庭帝国的贡赋及其象征性臣服地位已经足以弥补伊朗帝国无法统治世界的破碎政治现实所造成的缺憾，库斯洛二世仍然选择采用前所未有的冒险方式谋求将“罗马”并入“伊朗”，从而一意孤行发动了对罗马—拜占庭帝国的灭国战争。尽管库斯洛二世的举措可以用恢复原初时代法里东裂土分封之前天下一国局面的理想来解释，但这种盲目冲动的武力征讨最终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因为在628年被希拉克略的反攻彻底逆转战局之后，面对伊朗帝国世界霸权的理想被摔得粉碎的政治现实，萨珊帝国的王中之王们再也无法恢复过去君主和世家贵族之间的和谐相处局面。

其实，最大的争议性问题来自不同学者对古代晚期萨珊帝国政治图景呈现方式的感知，并如何评估传世文献所描述的萨珊帝国扮演其神圣历史角色时所使用的政治话语。从萨珊帝国占领埃及期间（619-628年）出土的一篇名为《亚历山大史》（History of Alexander the Great）的中波斯语纸草文书残篇中可以看出，参与埃及征服的萨珊波斯士兵们在一种颇为微妙但至今我们只能猜测的动机趋势下，将伊朗人历史记忆中带来毁灭与混乱的“罗马人亚历山大”文本带到了“罗马”土地之上并保存下来直到重见天日。从这份文献中我们可以窥见，古代晚期的萨珊波斯贵族精英阶层们如何受到凯扬王朝叙事传统的深层潜移默化。不管出征埃及的萨珊帝国贵族将军们如何理解《亚历山大史》并将之映射到现实政治之中，我们已经无法断定这些萨珊士兵们将他们眼中的“亚历山大”视为可资模仿的世界征服者，还是将其视为必须为其曾经入侵伊朗的罪行付出代价的黑暗魔鬼。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便是，6-7世纪晚期萨珊帝国创造的传世文献都不约而同地体现出了神话历史观念在伊朗帝国对外政策形成和实施过程中所发挥的建构性作用。由于萨珊帝国宇宙王权观的末日天启属性、线性历史发展观念和对现实政治的投射性，其践行便要求萨珊君主将模仿古代神王们的光辉业绩作为有效行使其王权的必要方式。在这个意义上，古代伊朗神王的“历史”功绩不仅仅是萨珊诸王追求的榜样，更为萨珊君主有效践行宇宙王权观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政治行动模板和参照系。因此，萨珊诸王发动对罗马—拜占庭帝国征伐战争的真正原因，便是因为罗马拒绝纳贡而破坏了自法里东裂土封疆以来宇宙秩序的和谐运转。而萨珊诸王通过对罗马拜占庭帝国的索贡征伐，可以证明伊朗帝国的世界主导地位及其对罗马人福祉的“恩惠”。通过获得罗马拜占庭统治者缴纳的象征臣服伊朗地位的贡赋，萨珊诸王们得以重建凯扬王朝诸王所曾实现的天下秩序分配格局。我们甚至可以说，萨珊君主对凯扬传统的“模仿”和对凯扬历史的“复制”比罗马—拜占庭君主的“模仿亚历山大情结（Imitatio Alexandri）”要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模仿凯扬故事”并重塑凯扬荣光对于萨珊君主实践其伊朗帝国宇宙秩序建设而言具有无可替代的观念重要性。

通过在琐罗亚斯德教宇宙观所规定的的世界净化工程中展示其普世领导权，萨珊帝国的王中之王们通过一系列符号化政治行为建立社会与政治秩序、促进宇宙繁荣来加速末日救赎的到来以及世界原初和平纯净状态的回归，而这一宇宙王权观念的认知与践行方式也得到了古代晚期伊朗贵族世家的广泛认可和深度参与。正是贵族世家对萨珊帝国宇宙王权观念的认同促使贵族们支持并参与王中之王的罗马征伐大业，而也是世家贵族对传统伊朗宇宙王权观念的一贯坚持导致了帕提亚贵族与萨珊王室在7世纪库斯洛二世发动的对罗马拜占庭帝国的灭国战争中从合作走向分裂。因此，从卡瓦德一世于6世纪初入侵罗马到628年库斯洛二世在罗马波斯战争中战败倒台，晚期萨珊帝国王室仍然能够说服绝大部分贵族世家支持征伐罗马的伟大宇宙事业，并在巴赫兰·楚宾和维斯塔赫姆的叛乱践祚时期保持对萨珊王室的一贯忠诚。因此，6世纪期间萨珊帝国对罗马拜占庭帝国的成功征伐离不开贵族世家对帝国财政军事结构改革的鼎力支持。只要萨珊王中之王能够通过获得罗马的象征性贡赋证明其普世统治权力，那么萨珊王室便能有效地驱使帕提亚贵族世家服务听命于帝国的征伐事业并在他们的支持下克服哪怕是最为严峻的贵族世家叛乱。由此可见，琐罗亚斯德宇宙观及其所蕴含的以模仿凯扬传统为核心的政治实践模式，对于萨珊帝国政策与战略的制定而言，始终是一个发挥潜移默化作用的深层意识形态因素，并贯穿这个帝国四百年的兴衰沉浮历史之中。

原文参见:Richard Payne, “Cosmology and the Expansion of the Iranian Empire, 502-628CE”，Past & Present, No. 220, 2013, pp. 3-33.）

作者理查德·佩恩（Richard Payne)，芝加哥大学圣三一学院副教授，研究专长为萨珊帝国史；译者龙沛，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伊朗古代史。本文原题为 “Cosmology and the Expansionof the Iranian Empire, 502—628CE”, 载《过去与现在》季刊2013年（总第220号），本译文在翻译原文基础上加上了摘要和关键词，原文注释从略。

校对：李炫璇

编辑：李炫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