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悠久的伊朗历史文化大致可以分为前伊斯兰时期和伊斯兰时期。笔者编写的《波斯文学简史》一书，按照历史发展的脉络，将内涵宏富、独具特色的波斯文学分为上、中、下三篇：上篇为前伊斯兰时期古波斯文学（公元前11世纪—公元7世纪中叶）、中篇为中古波斯伊斯兰文学（公元9世纪—公元18世纪）、下篇为伊朗现代文学（18世纪末—1979年）。本文介绍了该书的章节框架、主要内容和基本观点。该书对波斯文学史的源头——前伊斯兰时期古波斯文学做了重点介绍，分析了波斯文学对波斯宗教神话哲学、宗教学及其他有关学科的深远影响，探讨了其深层哲学蕴含，是对波斯文学史书写的新探索。但该书亦有不足，如中篇对苏非文学的评述过于粗浅、单薄，中国学界应加强对苏非文学的翻译和研究。关键词 波斯文学史；《波斯文学简史》；苏非文学书写作者简介 于桂丽：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波斯语副教授。
文章来源 原文刊登于《国际汉学》，2022年增刊第S1期。全文如下：
在伊朗德黑兰大学文学专业留学期间（1996—2006），我初步学习了有关波斯文学、伊斯兰历史、伊斯兰宗教学、古兰经学、圣训学等课程，第一次接触到内容丰富、内涵深邃、独具特色的波斯文学史，我产生了探索幽玄神秘的波斯文学堂奥的浓厚兴趣。通过课内知名教授的点播和课外广泛阅读有关文献资料，我对波斯文学的悠久历史有了大概的认识和了解。2009年回国就教于北京外国语大学波斯语专业期间，应教学所需，我在2014年用波斯文撰写了《波斯文学史略》，并在伊朗塔巴塔巴伊大学出版。当时国内已有北京大学张鸿年老师撰写的《波斯文学史》，该书是中国各高校介绍波斯文学史的唯一教材。在该书前言中作者言道：“本书重点介绍10—15世纪波斯文学高峰时期的诗人作家和他们的作品，此外，也论及1905—1911年立宪运动前后涌现出的诗人作家。只要了解这两部分诗人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就可以对波斯文学的发生发展有一个概括性的认识。”再加上伊朗文学的中文翻译作品，如菲尔多西（Ferdowsi，940—1020）的民族史诗《王书》（又称《列王纪》，Shah Nameh）、海亚姆（Omar Khayyam，1048—1122）的宗教哲理诗《鲁拜集》（Rubaiyat）、内扎米（Nezami，1141—1209）的爱情故事诗《蕾莉和马杰农》（Reilly Va Majnon）、萨迪（Sadi，1208—1292）劝善惩恶的《蔷薇园》（Bustān）和《果园》（Golestān）等名著，加深了我对波斯文学史的具体理解和认识，扩展和丰富了我的教学内容。统观《波斯文学史》全书，令人感到美中不足的是它对波斯文学史的源头——前伊斯兰时期古波斯文学缺乏必要的阐述和充分的评介，因为从“史”的角度观之，对源头的探究是不可或缺的。2016年3月，在伊朗驻华使馆新年招待会上有幸结识了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元文琪老师，交谈中他建议我去读读他的专著《二元神论——古波斯宗教神话研究》《伊斯兰文学》《波斯文学入门》《东方现代文学·伊朗文学》，以及相关的系列论文。读完元老师这些著述，我顿感茅塞顿开，对波斯文学史产生了新的感悟，认识上了一个台阶。于是萌发奇想，欲在元文琪老师上述专著和论文的基础上，对照张鸿年老师的《波斯文学史》，结合自己在伊朗出版的那本用波斯文编写的《波斯文学史略》，用中文重新编写一部《波斯文学简史》。从那以后，我与元老师经常就国内波斯语言文学教学和研究现状进行交流，他原本就认为大有必要编写一部新的波斯文学史，只因年岁已高，力不从心，又忙于其他科研项目，故而未曾动笔。元老师委托我代笔完成这项任务，这也正中我的下怀，他有所不知，我在给学生用波斯文讲《波斯文学史略》时，就已经在翻译这本书了，但苦于资料和编写经验不足，一直无法成书。元老师鼓励我继续完成编写工作，答应在编写过程中给予具体帮助和指导，这更坚定了我完成编写的信心。2018年9月，我在鲁迅文学院进修期间，院方指定元文琪老师做我的指导老师。经过数年朝乾夕惕、艰苦奋斗，《波斯文学简史》终于于2019年5月完成定稿，待商务印书馆付梓出版。地处西亚的伊朗，古称波斯，其历史源远流长，其文化博大精深，其宗教神话独树一帜。流传至今的波斯诗文典籍内涵丰富，美不胜收，在弘扬民族自强精神的同时，彰显道德与智慧，历来为世人瞩目和称道。以7世纪中叶游牧的、笃信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入主波斯，灭萨珊帝国（224—651）为分界线，悠久的伊朗历史文化可划分为既相互联系又有根本区别的两个时期，即“前伊斯兰时期”和“伊斯兰时期”。前伊斯兰时期的古波斯文化，虽曾受到印度、希腊和罗马文化的影响，且包含婆罗门教、犹太教、基督教、摩尼教和佛教等的文化成分，但其主流无疑还是琐罗亚斯德教（又称“祆教”或“拜火教”）及其帕拉维语文献和摩尼教组成的“二元神教”文化。伊斯兰时期的中古波斯文化，在民族矛盾和阶级对立表现为伊斯兰各教派激烈争斗的历史背景下，反而显得异常发达，颇为引人注目。在诸如《古兰经》诠释、圣训学、教法学和教义学、文学、历史、哲学、苏非学和伦理学等领域，均有深刻反映现实生活且具有理论高度的诗文佳作传世，被公认为是伊斯兰文化经典的重要组成部分。自9世纪中叶波斯语文学崛起之后，便逐渐取代阿拉伯语文学的主导地位，成为伊斯兰文学的代表，其成就之高、影响之大，远非阿拉伯语文学所能比拟。从文艺美学的角度看，中古波斯文学带有鲜明的悲壮和朦胧两大美感特征。以菲尔多西的《王书》和内扎米的《蕾莉与马杰农》为代表的反映民族历史悲剧和男女婚姻悲剧的诸多诗篇，确实能“唤起悲悯与畏惧之情并使这类情感得以净化”（亚里士多德语）。穆拉维（Ma’lawi，即鲁米，Rumi，1207—1273）等苏非诗人的神秘主义诗歌和哈菲兹（Hafez-e，1315—1390）等诗人的受苏非思想影响的抒情诗作，在“神爱”“神智”“完人”和“人主合一”的追求中，在宇宙奥秘和人生哲理的探索中，强烈地表现出主观世界的精神感受，个人信仰的直接体验和顿悟，令人感到神秘玄妙，别有韵味。伊朗现代文学发轫于18世纪末，大体可划分为五个时期，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反帝爱国、反封建争民主是它的主旋律。这部《波斯文学简史》跟以往出版的波斯文学史著作的最大不同之处是遵从“史”的撰写原则，把波斯文学发展的源头讲清楚，继而准确把握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文学史发展进程。《波斯文学简史》总体框架结构设计分为上、中、下三篇：上篇为前伊斯兰时期古波斯文学（公元前11世纪—公元7世纪中叶新兴的阿拉伯人于651年入主波斯帝国，灭萨珊王朝）、中篇为中古波斯伊斯兰文学（公元9世纪中叶—公元18世纪萨法维王朝）、下篇为伊朗现代文学（18世纪末叶恺加王朝—1979年巴列维王朝灭亡，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1.上篇前伊斯兰时期古波斯文学（公元前11世纪—公元7世纪中叶）前伊斯兰时期古波斯文学无疑是波斯文学的根基和源头，主要包含琐罗亚斯德教圣书《阿维斯塔》（Avesta）及其帕拉维语（中波斯语）文献，和摩尼教（旧译“明教”和“明尊教”等）的经典神话传说，旨在阐述琐罗亚斯德教的“善恶二元”论和摩尼教的“二宗三际说”（以“人类自身明暗二性”说为核心）。因此古波斯两大宗教皆为典型的“二元神教”，琐罗亚斯德教为民族性二元神教，摩尼教为早夭的世界性二元神教。故前伊斯兰时期古波斯文学可以说是“二元神教”文学，与伊斯兰时期的波斯文学有本质的区别。约产生于公元前11世纪的琐罗亚斯德教是古波斯历代王朝的主要宗教信仰，发展到萨珊王朝时期达到鼎盛，成为波斯人供奉的国教，而后为7世纪中叶入主伊朗的阿拉伯人崇信的伊斯兰教取代。在长达一千五百余年的历史发展中，琐罗亚斯德教神话在中亚和西亚一带广泛传播，深入人心，它所阐扬的基本教义“善恶二元”论（包括“灵光说”“灵体说”和“人体内五种潜力说”），对古波斯上层建筑各个领域产生了极大影响，对整个波斯文化的形成，对伊朗人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心理的铸造，发挥了不可取代的决定性作用。公元3世纪创建的摩尼教，在上千年西传东渐过程中，对亚、非、欧广大地区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深远影响。摩尼教神话及其蕴含的基本教义“二宗三际说”指出，人类自身具有明暗二性，这是它的核心和精华，也是道德伦理价值判断的标准。研究宗教神话自然离不开对宗教哲理的阐述，两者互为表里，是形式和内容的统一。作为宗教哲理和基本教义的载体，经典神话所反映的正是宗教的思想观念；作为神话故事的主题和核心内容，宗教哲理和基本教义所表现的则是作者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帕拉维语，亦称中波斯语，为安息王朝和萨珊王朝时期的国语。达里波斯语，亦称新波斯语（简称“波斯语”），是7世纪中叶阿拉伯人入主波斯之后逐渐兴起的东部地区语言，约从9世纪下半叶开始取代帕拉维语而成为伊斯兰时期伊朗的书面用语。流传至今的琐罗亚斯德教古籍经文，几乎全是萨珊王朝后期至伊斯兰初期二三百年间的著述，并且都是用萨珊帕拉维文写成的，具有重要意义。根据考证，琐罗亚斯德教圣书《阿维斯塔》于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8世纪便已形成雏形。进入信史时代，曾被举兵东征的亚历山大付之一炬，经过百余年的“希腊化”，又得以重新编订。阿拉伯人入主波斯后，该圣书损失惨重，所幸并未全部散亡。现存《阿维斯塔》分为六卷，皆用萨珊时期帕拉维语文字编订，流传至今，仅存八万三千字。第一章史前时期波斯古经《阿维斯塔》，信史时代萨珊时期《阿维斯塔》。第二章现存六卷本《阿维斯塔》，包括：《伽萨》（Gākhān）——琐罗亚斯德教神话奠基石，善恶二元神的原始意象；《亚斯纳》（Yasna）——琐罗亚斯德教赞颂篇；《维斯帕拉德》（Vespalad）——颂扬一切的善；《亚什特》（Yasht）——上古神话传说结集；《万迪达德》（Vandidād）——琐罗亚斯德教法典；《胡尔达·阿维斯塔》（Khord Avista）——琐罗亚斯德教祈祷书。第四章琐罗亚斯德教神话传说遗产。包括：帕拉维语文献的不同类别；琐罗亚斯德教百科全书《丁·卡尔特》（Din Kart）；该教的创世纪《本达希申》（Bandakhsh）；捍卫民族信仰的英雄赞歌《缅怀扎里尔》（Yadgā Zari）；建国立业的帝王传奇《阿尔达希尔·帕帕克的功绩》（Kārnāmak Ardashir Pāpekān）；宗教梦幻故事《阿尔塔·维拉夫梦游记》（Khab Ruyāye Art Vilaf）；其他文献和史料。第五章独具特色的摩尼教神话。包括：摩尼教经典和史料；创世造人神话；“大宇宙”明暗二宗之争；拯教灵魂神话；“小宇宙”明暗二性相斗。第六章二宗三际说与善恶二元论之比较。包括：善恶二元与明暗二宗；三次呼唤与三个三千年；五种潜力与明暗二性；民族宗教与世界宗教。第七章二元神论的宗教学价值。包括：《宗教学通论》的疏漏和失误；二元神论是独具特色的宗教观念；二元神教是宗教发展的历史形态。《波斯文学简史》将前伊斯兰时期古波斯文学分为7章。在前伊斯兰时期的古代伊朗，雅利安人在伊朗高原迁徙的漫长岁月中留下大量的宗教神话传说，包括琐罗亚斯德教和摩尼教神话，这些都是古波斯文学创作的重要来源，波斯古经《阿维斯塔》是伊朗最早的诗歌集。该书上篇参考了元文琪先生几十年研究琐罗亚斯德教和摩尼教神话的成果，对内涵丰富的现存六卷本《阿维斯塔》、不同类别的帕拉维语文献和特色鲜明的摩尼教神话条分缕析，详加论说。指出琐罗亚斯德教非“一神教”，而是二元神教，实际上琐罗亚斯德教和摩尼教都是典型的“二元神教”。在叙述故事的同时，特别注重探讨其深层的哲学蕴含，分析其内在的本质特征和具有宇宙观、人生观意义的底蕴。抓住了最本质的东西，对光怪陆离的各种神话现象也就不难理解和做出准确的判断。由此看来，本篇不仅介绍了前伊斯兰时期古波斯文学，还探讨了古波斯宗教神话哲学，从写“史”的角度，对古波斯文学的源头进行追溯、梳理和探究。2.中篇中古波斯伊斯兰文学（9世纪中叶—18世纪中叶）7世纪中叶，笃信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入主波斯，灭萨珊王朝，使伊朗历史出现重大的转折。9世纪中叶，随着阿拉伯帝国境内伊朗地方王朝建立，发源于霍拉桑和阿姆河以北地区的达里波斯语（即新波斯语，简称波斯语），逐渐取代萨珊帕拉维语而成为伊斯兰时期波斯人的书面语言，从此开始出现波斯语诗歌创作，并于萨曼王朝（874—999）时期形成初步的繁荣局面。作为宫廷诗人的鲁达基（Rudaki，850—941），以其内容丰富、体裁多样的古典格律诗创作，赢得了“波斯语诗歌之父”的美誉。波斯古典诗歌的奠基人是菲尔多西，其里程碑式的宏篇巨制——民族史诗《王书》，不仅是对以往琐罗亚斯德教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而且为后世的诗文创作提供了大量的原始素材，从而对波斯语的健康发展及其文学地位的提高产生了深远影响。这是中古波斯伊斯兰古典文学的初创时期（9世纪中叶—11世纪中叶）。进入发展时期（11世纪中叶—13世纪中叶）的波斯诗歌和散文，从内容到形式均发生了显著变化。赞颂帝王英雄的诗文创作锐减，代之而起的是探索宇宙奥秘、感语人生哲理、针砭社会陋习、宣扬伦理道德的宗教诗歌和散文著述。身为科学家和哲学家的诗人海亚姆，对传统神学的说教不肯盲从，敢于对真主创世提出质疑，对伪善的宗教首领予以鞭挞。他的传世之作《鲁拜集》短小精悍，内容深邃，富于哲理，耐人寻味。这时期的长篇故事诗创作成绩斐然，论成就和影响，当首推内扎米的《五卷诗》（Khaft-e-Pekar），其中的爱情故事诗，如《蕾莉和马杰农》写得典雅凝练，委婉细腻，感情充沛，动人心弦，成为后世诗人争相效仿的楷模。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苏非派带有神秘色彩的神学哲理诗歌的勃兴，改变了波斯文学乃至整个伊斯兰文学的发展方向，促使其在宗教与文学的结合上独辟蹊径，并以别具一格的散文佳作，丰富了世界古典文学的宝库。萨纳伊（Sanaī，1094—1166）的代表作《真理之园》（Khadīgatu-al-Khagiga）引述简短生动的故事和寓言，或进行道德劝谕，或阐明苏非之道的奥秘，给人以启发，使人深受教益。阿塔尔（Attar Neshāburi，1145—1221）的名著《鸟之心语》（Mantegul-al-Tīr）构思奇巧，以隐喻和象征的技法，将饶有风趣的寓言故事与艰涩深奥的苏非哲理熔于一炉。鼎盛时期（13世纪中叶—15世纪末）的波斯伊斯兰古典文学，以苏非文学的高度发达和繁荣昌盛为基本特征，此时涌现出了几位享誉世界的文学巨匠，和一大批苏非派或深受苏非思想影响的诗人和作家。被公认为苏非神秘诗歌集大成者的穆拉维，创作了享有“波斯文《古兰经》”美誉的《玛斯纳维》（Masnavi），系六卷本叙事诗集，可谓伊斯兰教苏非派的诗经。以《沙姆斯丁·大不里士诗集》（Divan-e Shams Tabrizi）为名的抒情诗集，感情沛然，蕴藉隽永，富含哲理，意在阐发“人主合一”的神秘观念。素有“一代文宗”美称的萨迪，以叙事诗集《果园》和诗文杂糅的故事集《蔷薇园》而闻名于世。抒情诗巨擘哈菲兹被称为“设拉子的夜莺”，他的诗作不仅豪放洒脱，情真意切，炽烈感人，而且委婉含蓄，词意隽永，内涵深邃。他巧妙地运用典故、史话、象征、隐喻、双关语和谐音词，造成朦眬的意境和模糊的旨趣，给人留下回味余地。从9世纪中叶到15世纪末，波斯古典文学从崛起、发展到鼎盛，经历了六百余年的繁荣时期，贾米（Jāmi，1414—1492）是这个“黄金时代”最后一位著名诗人和苏非学者，其诗文著述达50余种，以叙事诗集《七宝座》（Khaft Wurang）名气最大，其中《尤素福与佐莱哈》（Yusuf Va Zolaiha）为代表作。《近主亲密的气息》（Nafhāt-al-Ans）和《春园》（Bahāristan）等则是他的散文佳作。贾米的名著《拉瓦一合》（Lawāeh），对伊本·阿拉比（Ibn Arabi，1165—1240）的《智慧的珍宝》（Fusus-al-hīkam）加以创造性的诠释，着力阐扬“存在单一”即真在大一统（Dhāt Mutlag）的思想，对中国伊斯兰教产生深远影响。第一章初创时期的波斯文学（9世纪中叶—11世纪中叶）。重点评介了波斯语诗歌的先驱鲁达基、波斯古典文学的奠基人菲尔多西，以及加兹尼王朝宫廷诗人，分析了波斯古典格律诗的类别和特征。第二章发展时期的波斯文学（11世纪中叶—13世纪中叶）。主要介绍了伊斯玛仪派诗人纳赛尔·霍斯鲁（Nasser Khosrū，1004—1088）、小型百科全书《卡布斯教诲录》（Gābus Nameh）、塞尔柱王朝时期的宫廷诗人，论述了闻名世界的海亚姆《鲁拜集》和内扎米感人肺腑的爱情故事《五卷诗》，以及繁荣昌盛的散文创作。第三章苏非文学的勃兴（12世纪—13世纪中叶）。概括评介了早期苏非抒情诗人巴巴塔赫尔·欧里扬（Babatahir Aurian，?—1019）等，阐释了萨纳伊的《真理之园》、阿塔尔的《鸟之心语》和独树一帜的苏非散文。第四章鼎盛时期（13世纪中叶—15世纪末）。重点论述了穆拉维（鲁米）的《玛斯纳维》、一代文宗萨迪的《蔷薇园》和《果园》、讽刺诗人扎康尼（AliReza Zakanni）的《鼠与猫》（Gorbehva Mush）、名誉全球的苏非抒情诗《哈菲兹诗集》和宣告黄金时代终结的贾米之苏非神学哲理诗篇《七宝座》，以及其他著名苏非诗人和丰富多彩的散文创作。第五章文学风格的嬗变时期（16世纪—18世纪）。简要概述印度体诗歌的形成和其代表诗人，以及波斯诗歌的复古倾向和民间文学的瑰宝。《波斯文学简史》中篇在介绍中古波斯伊斯兰文学时十分注重篇章结构的设计和安排，既有“导言”纵向连接上篇，进行一脉相通的描述，又有“概述”横向进行不同历史时期、层次分明的区隔，诗歌和散文兼顾，对重点和一般的诗文作家给予恰当的评述。中古波斯文学的散文创作，虽然不如诗歌发达，但也不乏优秀的传世之作。就文学散文而言，种类十分繁多，神话传说、寓言童话、民间故事、帝王英雄传记、宗教人物传记、“玛卡梅”韵文故事、讽刺故事、道德训谕著述、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著作、各类游记和辞书编纂等等，应有尽有。总体而言，中篇虽然纵横交错，内容繁复，但历史发展脉络清晰，井然有序。3.下篇伊朗现代文学（18世纪末—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19世纪下半叶，英、法、俄等欧洲列强加强了在伊朗的殖民竞争和经济掠夺。恺加朝廷迫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出让各种特许权，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最终导致伊朗社会发生本质变化，由伊斯兰国家演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发轫于18世纪末的伊朗现代文学从孕育诞生到发展，大体可划分为五个时期：立宪运动时期（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学解放——由宫廷走向民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时期（1918—1925）：变革求新——现代文学的形成。礼萨·巴列维时期（1925—1941）：文学低潮——一代宗匠在逆境中崛起。战后初期（“二战”后至50年代）：战后复兴——文学发展的新阶段。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时期（20世纪60—70年代）：空前繁荣——文学创作的新气象。巴列维王朝时期的诗文和小说，迫于政治压力，大都采取象征、隐喻和暗示等表现手法，曲折地反映社会现实的黑暗，表达个人内心的积愤。作品的主人公多为受压迫受欺凌的小人物，尤其以社会地位卑贱的女性为主。故事中的正面人物塑造得苍白无力，常以死亡作为结局，令人感慨，可又见不到光明的出路何在。战后复兴时期，虽然也有色调明朗、谈吐率直之作，但为数寥寥，且难以公开发表。概言之，伊朗现代文学格调低沉，色彩暗淡，给人以不胜压抑之感。“沉郁悲怆”成为作品的主色调，这在赫达亚特（Sadegh Hedayat，1903—1951）的前期创作中表现尤为突出。第一章文学解放——由宫廷走向民间。介绍取得散文内容和形式突破的几位代表作家；促成诗歌内容新生的几位代表诗人；立宪派代表诗人巴哈尔（Bahār，1886—1951）。第二章变革求新——现代文学的形成。介绍关于古典诗歌改革的论战、古典格律诗改革的深化及其代表诗人、古典主义戏剧的传入和早期剧作家、西方小说体裁的引进、贾玛尔扎代（Jamalzādeh，1891—1997）和他的短篇小说集《在很久以前》（Yeki Bud,Yeki Nabud）。第三章文学低潮——一代宗匠在逆境中崛起。评述文化专制主义下的诗歌和小说，及其代表诗人和作家。重点论述一代宗匠赫达亚特和他的早期代表作《瞎猫头鹰》（也译《盲枭》，Bufe Kur）和尼玛·尤什吉（Nimā Yushiz，1897—1960）的早期代表作《阿弗萨内》（Afsaneh）。第四章战后复兴——文学发展的新阶段。主要描述尼玛体自由诗主导地位的确立，浪漫主义诗歌的兴起及其代表诗人；重点分析赫达亚特的后期代表作小说《哈吉老爷》（Khāji Agā），现实主义小说的发展，伯佐尔格·阿拉维（Bozorg Alawī，1904—1997）及其名作《她的眼睛》（Chaishmhāyash）。第五章空前繁荣——文学创作的新气象。重点介绍象征主义诗歌代表女诗人法罗赫扎德（Frug Farehzād，1934—1967），列举风格迥异的小说家萨迪克·秋巴克（Sadeg Chubak，1916—1998）等13位小说家及其代表作。重点论述阿尔·阿赫玛德（Jalāl Alahmad，1920—1969）和他的《刀笔》（Nonva Algalam）、《多余的妇女》（Zan Zīyād）。如上所述，《波斯文学简史》下篇——伊朗现代文学，沿着“史”的纵向发展脉络被划分为五个时期，按照先后次序，紧紧围绕现代文学的形成和发展着笔。最后归纳出伊朗现代文学的基本特征：第一，伊朗现代文学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伊斯兰国家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从诞生之日起就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社会属性，反帝爱国、反封建争民主的要旨构成它的主旋律。第二，伊朗现代文学的形成和发展是通过对传统文学的继承和创新而完成的。第三，对西方文学的借鉴和利用，是伊朗现代文学形成和发展的必要条件。第四，源于菲尔多西史诗《王书》的悲剧式美学特征，传承上千年，伊朗现代文学依旧继承了这一美学传统。《波斯文学简史》上中下三篇在内容编排方面也有不尽合理之处，上篇内容最丰富，中篇和下篇内容相对较少。本应作为重点的中古波斯伊斯兰文学，论述不足，评介单薄，尤其对颇具历史文化价值的苏非文学，缺乏必要的足够分量的描述。可想而知，用这么少的评述，远远不足以充分揭示中古波斯苏非文学的历史发展脉络，及其博大精深的内涵。需要特别指出，波斯苏非文学经典和神学哲理著述传入中国后，对中国早期伊斯兰教经堂教育，明清时期回族伊斯兰经师、穆斯林学者和阿訇产生了深刻影响。比如苏非大师贾米的名著《拉瓦一合》（意“闪光集”）和《阿什阿特·拉玛奥特》（意“光辉闪耀”，Ashatu Lamaaot），前者被清代回族著名穆斯林学者刘智汉译为《真境昭微》，并与后者一同列入刘智名著《天方性理》的“采辑经书目”。贾米上述两本经典，均被列为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读本，舍蕴善（破纳痴）的汉译本《昭元秘诀》，即《阿什阿特·拉玛奥特》。在刘智的《天方性理》和《天方典礼》中将该注释本称为《昭微经》或《费隐经》，有时也称《额史尔》，《天方性理》中还引用过有关论述。这些都是中伊两国伊斯兰文化学术交流的见证，尤其是贾米有关苏非主义的论著对苏非神学哲理思想在中国传播所起的作用，值得我们认真加以研究。以我之见，波斯诗歌中的苏非诗歌是波斯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目前国内学者研究的短板和缺项，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苏非诗歌，是一种思想，一种文化，是伊朗人民智慧的结晶，是伊朗民族精神的根源。这些悠久的苏非诗篇，是伊朗人在战胜自然、抵御外侮的八百年历史中沉淀形成的。可喜的是，研究波斯文学的老一辈专家，从20世纪80年代起，在北京大学张鸿年老师组织带领下，改变了借助第三国文字进行波斯文学间接翻译研究的局面，开始直接从波斯文进行翻译研究，“波斯经典文库”问世，陆续推出波斯文学代表作的中译本。但至今，还有很多苏非文学作品因艰涩难懂、神秘玄妙没人敢触碰，是没有挖掘的宝藏，有待于进一步的翻译和研究。伊斯兰苏非主义与波斯文学的发展进程同步，到贾米为止，具有八百年的历史。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相继涌现出数十位苏非大师，他们撰写了上百部苏非学经典，其论述内容、阐释用语各不相同，各有创建，但都不失为内涵丰富、神奇玄妙、耐人寻味的佳作。但其词句深邃莫测、晦涩难懂，绝不是一蹴而就所能把握其精神实质的。从苏非文学的基础经典和初级读本入手，应是探究苏非文学真谛的不二法门。笔者现已开始着手贾米苏非神学哲理基本著述《拉瓦一合》的翻译和注释，力求忠实原作，反映出经典所特有的精神风貌。为此，必须下功夫弄清楚书中讲解的苏非术语、短句和概念的准确含义，然后加以整理和集注，进而总结归纳出该书的主题思想和神学哲理体系，但愿能早日问世，以飨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