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   原文刊登于《史学集刊》，2023年第5期。全文如下：

古代西亚历史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民族众多，语言各异，多种语言并存成为常态。[1]然而，多语现象既不利于物质文化交流，也不利于国家管理，操用不同语言的人在交往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共同使用的语言，即用作交流工具的通用语言。[2]从20世纪80年代起，一些学者在考察黎凡特地区的古代语言时，发现阿卡德语(Akkadian，得名于迪亚拉河流域的古城Akkade或Agadê)在公元前2千纪后期曾被用作通用语言。[3]除了阿卡德语，一些学者还注意到阿拉米语(Aramaic，源于古代叙利亚的地名或族名Aram)也曾在西亚地区充当通用语言。[4]虽然上述有关古代西亚通用语言的研究颇具启发性，但是，有些论断是在介绍相关问题时顺便提及，有些研究成果则属于概述古代西亚语言状况时的个别概括，并没有揭示出通用语言发展演变的特点与规律。本文拟结合古代西亚历史的沿革，梳理苏美尔语、阿卡德语与阿拉米语先后成为通用语言及其依次更替的历程，探析古代西亚通用语言形成与演变的原因及其发挥的作用。

公元前3200年左右，两河流域南部城市乌鲁克(Uruk)出现了文字，这是目前已知古代西亚最早的文字。苏美尔人(Sumerians)是目前可以确定最早居住在两河流域的族群，[5]他们通常被视为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的开创者，文字的发明往往也被归功于他们，[6]其操用的苏美尔语(阿卡德语拼作Šumeru，意思和起源不详；苏美尔语拼作eme­gi7或eme­gir15，意思为“母语”“本地语言”或“高贵的语言”等)[7]是目前已知西亚最古老的语言。不过，苏美尔语是一种孤立的语言，与目前已知的任何古代和现代语言都没有确定的亲缘关系，苏美尔人的起源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这也就是著名的“苏美尔问题”(Sumerian Problem)。[8]

文字发明以后，两河流域进入第一个历史阶段，即“早王朝时期”(Early Dynastic Period，约公元前2900—前2350年)，南部地区城邦林立，苏美尔语是占优势地位的语言。[9]不过，苏如帕克(Šuruppak)和疑似为埃莱什(Erēš)城邦遗址出土的公元前3千纪中期的苏美尔语文献都提到了塞姆人(Semitic)，[10]两河流域南部还生活着操用塞姆语的人。有学者据此提出，早王朝时期两河流域南部分为南北两部分，分别被苏美尔人和塞姆人占据。[11]上述假说并没有得到相关材料的证明。不过，到阿卡德王国(Old Akkadian Kingdom，约公元前2334—前2154年)建立前，两河流域南部事实上已逐渐分裂为操用苏美尔语的南方和操用阿卡德语的北方两个部分。[12]尽管两河流域南部生活着苏美尔人和塞姆人，但他们只留下了苏美尔语文献，苏美尔语应该是苏美尔人和塞姆人都使用的语言，也就是说，苏美尔语在早王朝时期是两河流域南部的通用语言。

两河流域最初的文献多是商品与服务的清单，公共机构管理的需求是推动文字发明的重要动力。[13]早王朝时期，虽然两河流域南部城邦出现了记录统治者征战和献祭的铭文、文学作品和教育文献，但公共管理档案依然占绝大多数，[14]也就是说，苏美尔语主要用于国家管理。作为两河流域南部的通用语言，苏美尔语可以消除民众交流和国家管理中的语言障碍，保障国家机器正常运转。

苏美尔语的使用范围并不局限于两河流域南部，还可能包括伊朗高原。苏美尔语神话《恩美尔卡与阿拉塔之主》讲述了乌鲁克国王恩美尔卡与远方的阿拉塔国王之间的故事：恩美尔卡派遣使者赴阿拉塔，索要建造伊什塔尔(Ištar)神庙需要的贵金属、宝石和工匠，他在使节出发前亲自口授向阿拉塔国王传达的命令，使者到阿拉塔后直接将其转述给阿拉塔国王。[15]恩美尔卡的使者向阿拉塔国王转述主人的原话，并没有提到翻译，阿拉塔国王应该能听懂恩美尔卡的话语。根据《苏美尔王表》记载，恩美尔卡是乌鲁克第一王朝(约公元前2750—前2570年)的第二位国王，[16]他操用的语言无疑是苏美尔语，使节向阿拉塔国王转述恩美尔卡的原话，意味着后者能够听懂苏美尔语。虽然阿拉塔的确切位置目前尚无法确定，但是各方面的证据倾向于将其定位于伊朗西南部古城安善(Anšan)以东的高原上，[17]因此《恩美尔卡与阿拉塔之主》反映了两河流域南部与伊朗高原的交往，苏美尔语是两地交流的通用语言。

除了神话《恩美尔卡与阿拉塔之主》外，苏美尔神话《卢伽尔班达与山洞》和《卢伽尔班达与安祖鸟》穿插了乌鲁克围攻阿拉塔的故事，[18]可见乌鲁克与阿拉塔渊源颇深，或许可以追溯到文字形成阶段，当时乌鲁克遗址出土的管理账单疑似提到了阿拉塔(拼作lam 或lam×kur)。[19]公元前4千纪后期，乌鲁克的物质文化迅速扩张到其周边地区，伊朗高原是受其影响的地区之一，[20]上述神话故事可能源于乌鲁克向伊朗高原扩张的历史记忆。苏美尔语可能伴随乌鲁克的扩张传播到伊朗高原，并成为两河流域与之交流的通用语言，促进了两地物质文化的交流。[21]

公元前24世纪，塞姆人迅速崛起，其首领萨尔贡(Sargon，约公元前2334—前2279年在位)篡夺了基什(Kiš)城邦的政权，建立了阿卡德王国。阿卡德王国迅速征服苏美尔城邦，降伏幼发拉底河中游的马里(Mari)和叙利亚北部的埃布拉(Ebla)，远征伊朗西南部的埃兰(Elam)，传说还征服了今安纳托利亚地区。[22]阿卡德王国时期，阿卡德语被确定为官方语言，[23]不过，苏美尔语仍然使用得相当普遍：一方面，吉尔苏(Girsu)、阿达泊(Adab)和乌马(Umma)等两河流域南部城市仍然像先前一样使用苏美尔语；另一方面，阿卡德显贵既使用阿卡德语，也使用苏美尔语，不会在意它是否为母语；阿卡德贵族之间的通信经常用阿卡德语，而他们给国王写信更倾向于用苏美尔语。[24]由此可见，苏美尔语面临阿卡德语的挑战，其通用语言的地位受到冲击。

公元前22世纪，阿卡德王国迅速解体，来自扎格罗斯山区的古提人(Gutians)趁机入主两河流域。在反抗古提人的过程中，苏美尔城邦逐渐复兴，乌鲁克城邦率众驱逐古提人，然而，其霸权不久便被乌尔第三王朝(Ur III，约公元前2112—前2004年)的创建者乌尔纳姆(Urnammu，约公元前2112—前2095年在位)篡夺。乌尔第三王朝不仅征服了拉格什(Lagaš)，统一了两河流域南部，而且还远征两河流域东北部和东部的国家或部落，控制了两河流域的大部分区域，[25]其王室铭文、法律文件、管理档案和书信几乎全部用苏美尔语书写。统一两河流域大部以后，乌尔第三王朝还向伊朗西南部扩张，苏美尔语也在埃兰使用开来。[26]乌尔第三王朝征服了阿卡德人、埃兰人和周边其他族群，变成一个疆域广阔、族群众多的多语种政权。作为通用语言的苏美尔语不仅是乌尔第三王朝境内居民交流的工具，而且是其管控相关地区的工具，对维系政权的统一至关重要。

公元前3千纪末，乌尔第三王朝解体，而阿摩利(Amorites)部族纷纷在两河流域建立政权。阿摩利人属于塞姆人的西北分支，没有自己的文字，很快便接受了两河流域的语言文字，最初多使用苏美尔语，后来广泛使用阿卡德语。[27]公元前2千纪后，古阿卡德语在两河流域南部和北部演化出巴比伦语和亚述语两种方言，前者衍生出古巴比伦语、中巴比伦语、新巴比伦语和晚期巴比伦语，后者衍生出古亚述语、中亚述语和新亚述语。[28]公元前17世纪后，苏美尔语已不再用于日常交流和国家管理，逐渐变成了祭司祭祀和文书教学及学术研究用语。[29]不过，许多苏美尔语文学作品被翻译成阿卡德语，并传到了叙利亚和安纳托利亚等周边地区。[30]尽管苏美尔语使用的场合显著缩小，但它并没有完全销声匿迹，目前已知最晚的楔形文字泥板，即公元3世纪左右的希腊—巴比伦语泥板(Graeco­Babyloniaca Tablets)，仍然有苏美尔语词汇。[31]

随着苏美尔语的没落，阿卡德语迅速流行开来。阿卡德语是目前已知最古老的塞姆语方言，按地理分类，阿卡德语属于塞姆语的东(北)部分支。[32]阿卡德语的历史通常可追溯至上文提到的苏如帕克和埃莱什遗址出土的公元前3千纪中期苏美尔语文献中的塞姆人名，而最早的阿卡德语文献是马里出土的一篇公元前24世纪的献祭铭文。[33]阿卡德语最初可能仅仅是一种塞姆语的地方方言，在阿卡德王国时期才被提升为官方语言。[34]

随着阿卡德王国的扩张，阿卡德语的使用范围从阿卡德王国核心所在的迪亚拉河流域拓展到整个两河流域、伊朗西南部及周边其他地区，[35]既用于书写王室铭文，又用来写书信和国家管理相关的文件，成为阿卡德王国的通用语言。在扩张版图的过程中，阿卡德王国兼并了苏美尔城邦、埃兰及其他族群的生活区域，变成了一个疆域广阔、族群众多的多语种政权。作为通用语言的阿卡德语不仅是阿卡德王国境内居民交流的工具，而且是王国治理的重要工具。不过，阿卡德王国灭亡后，苏美尔语重新成为两河流域及周边地区的通用语言，阿卡德语的使用范围显著缩小，屈指可数的阿卡德语文献主要出现在原来苏美尔城邦之外的部分区域。[36]

乌尔第三王朝灭亡后，底格里斯河中游西岸的阿淑尔(Aššur)城获得独立，迅速发展成为以对外贸易而闻名的城邦，并在安纳托利亚等地设立了常驻的商业据点和管理机构。[37]阿淑尔商人使用阿卡德语的方言古亚述语，安纳托利亚地区居民在与阿淑尔商人交往过程中掌握了古亚述语，当地王公与阿淑尔商人签订条约也使用古亚述语，[38]因此，古亚述语是阿淑尔城与安纳托利亚地区的通用语言。古亚述语成为通用语言不仅有利于双方贸易的发展，而且便利了两河流域文化向安纳托利亚地区的传播，进而促进了当地文化的进步。[39]

乌尔第三王朝时期，原本生活在幼发拉底河中游与叙利亚草原上的阿摩利人大规模向两河流域迁徙，专门防御他们的“阿摩利长墙”根本不能阻挡他们的入侵。[40]乌尔第三王朝灭亡后，控制拉尔萨(Larsa)、巴比伦和埃什嫩那(Ešnunna)等两河流域南部城市的阿摩利部落相继发展成举足轻重的国家，叙利亚地区出现了延哈德(Yamhad)、卡特那(Qatna)和马里等政权，西亚地区出现了列国争霸的局面。经过数十年的角逐，巴比伦王国(Old Babylonian Kingdom，约公元前1894—前1595年)的第6位国王汉穆拉比(Hammurabi，约公元前1792—前1750年在位)最终统一了两河流域。

除了伊辛(Isin)外，两河流域与叙利亚地区政权的统治者多是阿摩利人，使用阿卡德语的南部方言古巴比伦语。古巴比伦语没有其他语言混杂，语法相对规范，通常被奉为阿卡德语的典范，为后世的文书在书写王室铭文、创作文学作品及进行学术研究时效仿，被称为古典阿卡德语。[41]公元前2千纪早期，埃兰的大部分建筑铭文、献祭铭文、经济和法律文献用阿卡德语书写。[42]古巴比伦时期，西亚地区外交活动频繁，马里宫廷档案中的外交信函不仅记录了两河流域政权之间的交往，而且记录它们与伊朗西南部和叙利亚地区政权的交往，各国沟通的语言是古巴比伦语。[43]古巴比伦语成为从地中海沿岸到伊朗西南部，从陶鲁斯山到波斯湾广阔区域的通用语言，[44]便利了上述区域之间的交往。[45]

汉穆拉比去世不久，两河流域南部发生骚乱，沿海地区的海国王朝(Sealand，约公元前1732—前1460年)兴起，来自扎格罗斯山区的加喜特人(Kassites，源自阿卡德语kaššu)在其北面建立了加喜特王朝(Kassite Dynasty，约公元前1570—前1155年)。公元前1460年，加喜特王朝消灭了海国王朝，统一两河流域南部，成为西亚地区的强国。加喜特王朝时期，古巴比伦语演化成中巴比伦语。加喜特人的母语加喜特语应用并不广泛，[46]他们在国家管理中使用中巴比伦语。

公元前14世纪，蛰伏了数个世纪的亚述政权开始复苏，逐渐占领底格里斯河两岸，并进军地中海沿岸，成为西亚地区的强国之一。亚述政权复兴的过程中，古亚述语演变成为中亚述语，不过它被使用得并不广泛，主要局限于都城阿淑尔城及部分行省省会。[47]

公元前2千纪，阿卡德语还随军事征服和文化交流传播到迪亚拉河流域的努孜(Nuzi)、叙利亚的乌伽里特(Ugarit)和埃马尔(Emar)、土耳其的哈图沙(Hattuša)和阿拉拉赫(Alalakh)、埃及的埃尔－阿玛尔纳(Tell el­Amârnah)等地区。上述地区文书书写中所使用的阿卡德语深受各自母语的影响，与古典阿卡德语存在一定的差异，通常被称为“外围阿卡德语”。[48]

公元前14世纪，赫梯新王国与向叙利亚地区进军的埃及新王国第十八王朝发生冲突，前者遂联合米坦尼王国(Mitanni Kingdom，约公元前1475年—前1275年)，同时交好加喜特王朝，而中亚述王国为摆脱米坦尼王国的羁绊而结交埃及，塞浦路斯岛上的阿拉什亚(Alašiya)、小亚细亚的阿扎瓦(Arzawa)及地中海东岸诸国几乎都卷入了列强的争斗。西亚北非列强及其附属国之间交流频繁，地中海东部地区进入了深度国际化时代，因埃及宗教改革时期的都城埃赫那吞(Ahetaten)遗址埃尔－阿玛尔纳丘发现了三百多封外交信函，这一时期被称为“阿玛尔纳时代”(Amarna Age)。[49]除了两封赫梯语书信和一封胡里语书信外，其余的书信都用阿卡德语的方言书写，包括中亚述语、中巴比伦语和外围阿卡德语，[50]阿卡德语成为西亚北非地区的外交语言。阿卡德语成为通用语言不仅有利于各国的外交活动，促进了地中海东岸国际交流体系的形成，而且便利了各国商人的贸易活动。[51]

然而，公元前2千纪末，海上民族袭击东地中海地区，埃及、赫梯和亚述政权解体，西亚北非地区的国际交流体系随之瓦解。黎凡特地区的部族获得了独立，随着阿拉米语的流行，简便的字母文字开始取代烦琐的楔形书写符号，阿卡德语面临严峻挑战。

从公元前10世纪晚期起，复兴的亚述政权不仅收复了底格里斯河两岸的失地，而且远征两河流域南部、安纳托利亚中部和埃及中北部，击溃了宿敌乌拉尔图(Urartu)和埃兰，在公元前七八世纪发展成为一个囊括西亚大部和北非部分地区的大帝国。[52]亚述帝国(Neo­Assyrian Empire，约公元前934—前612年)[53]征服了许多与之没有任何关系的族群，变成了一个多语种政权，从中亚述语演变而来的新亚述语成为其通用语言。新亚述语不仅是亚述帝国境内居民交流的语言，而且是统治者管控征服地区的重要工具。不过，多数新亚述语文献出自尼尼微(Nineveh)、卡尔胡(Kalhu)、阿淑尔和杜尔－沙如金(Dūr­Šarrukēn)等都城，少数新亚述语文献出自部分行省省会。亚述帝国灭亡后，新亚述语很快便成为无人问津的死语言。亚述人还使用从古巴比伦语演化而来的“标准巴比伦语”(Standard Babylonian)[54]书写王室铭文，进行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在与巴比伦人打交道时使用两河流域南部的方言新巴比伦语。此外，亚述帝国还在一定范围内使用阿拉米语、卢维语(Luwian)、埃及语和埃兰语等语言。[55]

公元前1千纪前期，两河流域南部一直遭受亚述帝国侵略，直至公元前626年新巴比伦帝国(Neo­-Babylonian Empire，公元前626—前539年)建立。[56]与此同时，中巴比伦语演化成新巴比伦语，它的使用并不仅限于两河流域南部，而且包括亚述帝国的都城和部分城市。两河流域南部城市居民使用新巴比伦语，而周围乡村的阿拉米人和南部沿海地区的伽勒底人可能使用自己的母语。[57]

公元前614年起，新巴比伦帝国联合扎格罗斯山区的米底人进攻亚述帝国，迅速瓜分了其统治的区域，但前者不足百年便被波斯阿赫美尼德王朝(Achaemenid Dynasty，公元前539—前330年)灭亡。从大约公元前600年起，两河流域南部的巴比伦语被称为晚期巴比伦语(Late Babylonian)，使用晚期巴比伦语的国家管理文献非常稀少，[58]而神庙档案和私人经济档案却异常丰富。[59]公元前484年是晚期巴比伦语使用的一道分水岭，此后使用晚期巴比伦语的上述两类文献也难以发现了。[60]

公元前330年，亚历山大征服阿赫美尼德王朝，希腊语成为西亚地区的官方语言，两河流域南部的神庙继续使用晚期巴比伦语。[61]不过，晚期巴比伦语犹如昔日的苏美尔语，使用的场景显著减少，仅限于神庙中的人员在进行祭祀、教学和学术研究时使用。随着天文学作品转向楔形文字以外的媒介和祭祀中心的转移，晚期巴比伦语逐渐失去了被使用的机会，在公元3世纪左右走到了尽头。[62]至此，历经2000多年的发展，一度成为地中海东岸地区通用语言的阿卡德语变成了死语言。

在阿卡德语没落的过程中，阿拉米语在西亚地区的使用却越来越广泛。阿拉米语是阿拉米人的语言，属于塞姆语的西北分支。学界通常将中亚述王国国王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一世(Tiglath­pileser I，约公元前1115—前1077年在位)王室铭文提及的标志地理位置的族群名Ahlamê­Armāya，视为最早被提及的阿拉米人。[63]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一世时期，阿拉米人占据幼发拉底河上中游的广阔区域，并开始了定居生活。[64]阿拉米人还涌入贾兹拉高原，渡过底格里斯流域，劫掠亚述核心地区，[65]中亚述王国的衰落和海国第二王朝的覆灭都与他们的袭扰有关。[66]

公元前1千纪起，阿拉米部族陆续在黎凡特地区、两河流域和扎格罗斯山北部建立了政权，相关的区域出现了阿拉米语文献。目前已知最早的阿拉米语文献是今叙利亚东部出土的公元前9世纪古扎那(Guzan)统治者阿达德－伊提(阿卡德语拼作Adad­it'î，阿拉米语拼作Hadad­yis'i)向暴风雨神哈达德(Hadad)献祭的阿拉米语—阿卡德语的双语铭文，[67]而最为知名的阿拉米语文献是今叙利亚北部沿海地区出土的公元前750年前后阿尔帕德(Arpad)国王马提－埃尔(Mati­el)与国名不详的国王巴尔－伽亚(Bar­Gayah)签订的条约。[68]扎格罗斯山北部的卡拉伊奇丘(Tepe Qalaichi)出土了刻有阿拉米语铭文的石碑，彰显了阿拉米语在边远地区的巨大影响力。[69]

亚述帝国崛起后，阿拉米政权成为其蚕食和兼并的主要对象，它们最初多被降为附属国，但总是伺机摆脱亚述人的羁绊，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三世(Tiglath­pileser Ⅲ，公元前745—前727年在位)等国王于是大规模地将其变为直接管理的行省。[70]提格拉特皮拉沙尔三世和萨尔贡二世还将阿拉米人迁出故乡，安置到都城及一些重要行省，[71]并将幼发拉底河中游附近的阿拉米部落组成了一个行省。[72]此外，亚述帝国还以免赋税为条件，征召阿拉米人中的伊图(Ituaeans)部族和古如(Gurraeans)部族充作常备军，来镇压局部的骚乱和防御外敌的入侵。[73]

随着阿拉米人的广泛分布，亚述帝国在国家管理中也使用阿拉米语。尼尼微、卡尔胡和阿淑尔的宫廷档案出现了阿拉米语的题署。[74]阿拉米语文书进入了亚述帝国宫廷，与亚述语文书一起工作，都城卡尔胡、杜尔－沙如金的浮雕出现了阿拉米语文书和亚述语文书同时工作的图案，[75]提尔－巴尔西普(Til Barsip)墙壁上也有两位文书分别用亚述语和阿拉米语同时书写的图像。[76]

亚述帝国灭亡后，阿拉米人在新巴比伦帝国的地位开始显赫起来。第二任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Nebuchadnezzar Ⅱ，公元前604—前562年在位)时期，阿拉米人的普库杜(Puqūdu)部族首领和甘布鲁(Gambulu)部落首领位列国王倚重的股肱之臣行列。[77]新巴比伦帝国的第4任国王涅里格里萨尔(Neriglissar，公元前560—前556年在位)自称为阿拉米人的普库杜部族首领之子，[78]也就是说，阿拉米部落首领登上了新巴比伦帝国的王位。因此，新巴比伦帝国有时被称为“伽勒底—阿拉米帝国”(A Chaldo­Aramean Empire)。[79]虽然新巴比伦帝国的阿拉米语文献不多，但是，服务于国王或王室机构的阿拉米语文书经常出现在与税收有关的文献中，在国家管理中扮演重要角色。[80]新巴比伦帝国末代国王纳波尼德(Nabonidus，公元前555—前539年在位)以后，阿拉米语文书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意味着阿拉米语在新巴比伦帝国管理中的作用越来越大。[81]

公元前6世纪中期，伊朗西南部法尔斯(Fars)地区的波斯人异军突起，他们迅速征服米底、吕底亚(Lydia)、中亚地区和新巴比伦帝国，后来又征服了埃及和印度河流域部分地区，并占领希腊半岛的色雷斯，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地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帝国。随着帝国的建立，众多民族先后被征服，而他们往往操用不同的民族语言，阿赫美尼德王朝境内的语言数以十计，其中比较重要的语言是古波斯语、埃兰语、晚期巴比伦语和阿拉米语。[82]

不过，各种语言在阿赫美尼德王朝国家管理中的使用情况不尽相同。古波斯语是阿赫美尼德王朝统治者的母语，但其文字主要用于书写宣扬国王权威的王室铭文，[83]在日常交流和国家管理中使用并不普遍。埃兰语是伊朗西南部的古老语言，不仅用于书写王室铭文，而且用来书写国家管理档案，前者主要出自埃兰和米底，后者主要出自都城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84]阿赫美尼德王朝时期的晚期巴比伦语文献主要出自两河流域南部的城市，而波斯故地的晚期巴比伦语文献屈指可数。[85]上文提到，公元前484年后，晚期巴比伦语使用急剧减少。

与上述三种语言主要写在泥板和石头等容易保存的材料上相比，阿拉米语主要书写在纸草和皮革等不易保存的材料上，少数写在石头、陶器、泥板和金属器物等不易损坏的材料上，流传下来的文献相对稀少，然而，目前已知的阿拉米语文献几乎遍及阿赫美尼德王朝全境。在埃及尼罗河阿斯旺附近象岛上，犹太雇佣军居住区有数以百计的陶片保存了阿拉米语清单、账目、简短的管理文献，而数十张阿拉米语纸草保存了婚约、履行义务的凭证、财产转让凭证、法庭记录和书信。埃及总督驻地萨卡拉(Saqqāra)的纸草记录了法律、税收和经济事务，埃及镌刻在石头上的阿拉米语墓志铭数以十计。黎凡特南部地区的达利耶河谷(Wadi Daliyeh)的纸草保存了阿拉米语法律凭证，伊杜梅亚(Idumaea)大约1700片带阿拉米语的陶片记录了商品转让情况。阿拉伯半岛北部泰玛(Teima)绿洲的纸草保存了阿拉米语铭文。小亚细亚的弗里吉亚(Phrygia)发现了带有阿拉米语铭文的泥板信封，奇里乞亚发现了带有阿拉米语铭文的硬币，吕底亚和吕西亚(Lycia)总督驻地发现了刻有阿拉米语铭文的纪念碑。虽然波斯波利斯的泥板绝大多数是埃兰语泥板，但是，1/20左右的泥板带有阿拉米语题署。巴克特里亚(Bactria)发现了写在羊皮纸上的阿拉米语书信和写在木板上的阿拉米语借条。阿赫美尼德王朝境内，带有阿拉米语文字的石头、小型雕塑、容器、钱币、印章和信封分布更为广泛。[86]从地域上看，阿拉米语遍及埃及、黎凡特地区、小亚细亚、阿拉伯半岛腹地、伊朗西南部和中亚部分地区；从功能上看，阿拉米语既用来书写官员之间的信函，也用来书写政府的管理档案，还记录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可以被视作阿赫美尼德王朝名副其实的通用语言。阿拉米语不仅是阿赫美尼德王朝境内居民交流的工具，而且也是王朝管控相关地区的工具。

然而，随着公元前330年亚历山大征服，希腊语成为西亚地区的官方语言，不过，阿拉米语在塞琉古王国时期乌鲁克城的管理中仍然扮演重要角色。[87]希腊化时期和罗马帝国统治时期，阿拉米语演变出多种地域色彩明显的方言，诸如死海与阿拉伯半岛北部的纳巴泰阿拉米语(Nabatean Aramaic)、叙利亚沙漠的巴尔米拉阿拉米语(Palmyra Aramaic)、两河流域北部的哈特拉阿拉米语(Hatra Aramaic)、巴勒斯坦地区的昆兰阿拉米语(Qumran Aramaic)和犹太阿拉米语(Jewish Aramaic)等。[88]时至今日，世界上仍然有数以万计的人说阿拉米语，不过他们已从地中海东岸流散到世界各地。[89]

从公元前4千纪末文字的发明到公元前330年亚历山大征服，苏美尔语、阿卡德语和阿拉米语先后充当西亚地区的通用语言，不过，上述三种语言的使用情况却不尽相同。早王朝时期，苏美尔语主要充当两河流域南部苏美尔人和塞姆人之间的交流工具，还可能是两河流域南部与伊朗高原的通用语言。乌尔第三王朝时期，苏美尔语成为两河流域的大部分地区与伊朗西南部的通用语言。古巴比伦中期后，苏美尔语的使用范围日渐缩小，最后演变成为祭祀、教学和学术研究用语。

阿卡德语随阿卡德王国的建立而迅速普及开来，后成为两河流域，乃至西亚大部分地区的通用语言。公元前2千纪前期，古阿卡德语衍生出古巴比伦语和古亚述语两种方言，其中古亚述语是阿淑尔城与安纳托利亚地区的通用语言，古巴比伦语是从地中海东岸到伊朗高原的通用语言；公元前2千纪后期，古巴比伦语和古亚述语又衍生出中巴比伦语、中亚述语和外围阿卡德语等方言，阿卡德语成为西亚和埃及的通用语言。公元前1千纪，阿卡德语方言的使用范围逐渐缩小，新亚述语主要在亚述帝国的都城与部分行省省会使用，新巴比伦语主要在新巴比伦帝国的都城和两河流域南部的部分城市使用，晚期巴比伦语主要在巴比伦城和两河流域南部的部分神庙使用。阿赫美尼德王朝中期后，晚期巴比伦语也逐渐与苏美尔语一样，变成了祭祀、教学和学术研究用语。

公元前1千纪初，阿拉米语只是阿拉米政权使用的语言，后在亚述帝国管理中崭露头角，在新巴比伦帝国的管理中扮演重要角色。阿赫美尼德王朝时期，阿拉米语成为西亚、埃及和中亚部分地区的通用语言。亚历山大征服后，希腊语成为西亚地区的官方语言，阿拉米语不再被用作通用语言，但逐渐演化出许多地域色彩显著的方言。

虽然苏美尔语、阿卡德语和阿拉米语发展成为通用语言的路径不同，但是，它们在形成和演化的过程中仍然具有一些共同点。首先，相关文化的优势是其成为通用语言的前提条件。苏美尔文明是西亚地区最早的文明，对两河流域及其周边地区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苏美尔文化载体的苏美尔语流传开来。阿摩利人入主两河流域，被其所征服地区的先进文化折服，于是在国家管理和交流过程中先使用苏美尔语，后使用阿卡德语。两河流域是西亚地区文化中心，阿卡德语诸方言在阿玛尔纳时代成为西亚和北非地区的通用语言。阿拉米语之所以能够取代阿卡德语成为通用语言，是因为它采用了先进的字母文字书写体系，相对于烦琐的楔形符号书写体系更为简便易学。

其次，地区间的交流促进了通用语言的形成与发展。公元前3千纪，苏美尔地区的交流仅限于城邦之间，至多扩展到伊朗高原，苏美尔语成为相关地区的通用语言。公元前2千纪前期，从地中海东岸到伊朗高原各国交流频繁，古巴比伦语成为通用语言。公元前2千纪后期，西亚北非地区国际交流体系形成，助推阿卡德语成为地中海东岸地区的通用语言。公元前1千纪，阿赫美尼德王朝的边缘地区与核心区域的联系进一步增强，促使阿拉米语成为帝国境内交流的通用语言。

再次，通用语言的盛衰都与军事征服有关。苏美尔语最初主要在两河流域南部城邦使用，阿卡德王国的崛起挤压了苏美尔语的使用空间，乌尔第三王朝的建立带来了苏美尔语的复兴，阿摩利人的大规模入侵及其政权的建立导致苏美尔语的没落。阿卡德语从一种地方方言发展成为通用语言，完全依赖于阿卡德王国的军事征服，乌尔第三王朝的建立导致其一度衰落。公元前2千纪前期，两河流域及叙利亚大国争霸，古巴比伦语发展成为西亚地区的通用语言，公元前2千纪后期，西亚北非列强军事对峙，阿卡德语方言成为地中海东岸地区的通用语言。亚述帝国征服了阿拉米人，并将其迁移到两河流域，阿拉米语也随之传播到两河流域，导致阿卡德语的衰落。阿赫美尼德王朝征服西亚北非地区，阿拉米语发展成为帝国管理的主要语言，亚历山大征服后却不再被用作通用语言。

除了在发展演变为通用语言的过程中具有共同点外，苏美尔语、阿卡德语和阿拉米语发挥的作用也具有相似之处。在西亚地区处于分裂状况时，通用语言往往充当国际交流的外交语言。早王朝时期，苏美尔语可能充当两河流域南部城邦与伊朗高原沟通的外交语言。公元前2千纪前期，西亚地区间交流频繁，古亚述语是阿淑尔城与安纳托利亚地区交流的语言，古巴比伦语是两河流域和叙利亚地区各国沟通的外交语言。公元前2千纪后期，西亚北非国际交流体系形成，阿卡德语的方言是地中海东岸地区各国交往的外交语言。在统一的政权中，通用语言有助于国家内部的交流，是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重要工具。早王朝时期，两河流域南部城邦的苏美尔人与塞姆人都使用苏美尔语，国家机构运转正常。阿卡德王国时期，阿卡德语是境内各族群的通用语言，也是维系国家统一的重要工具。乌尔第三王朝时期，苏美尔语是境内各族群的通用语言，有助于统一政权的形成与发展。亚述帝国时期，新亚述语是都城和核心城市的通用语言，它的使用有利于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阿赫美尼德王朝时期，阿拉米语作为庞大帝国的通用语言，有利于国家政令的统一。

[1] Rebecca Hasselbach­-Andee, “Multilingualism and Diglossia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 in Rebecca Hasselbach­-Andee, ed., A Companion to Ancient Near EasternLanguages, Hoboken, New Jersey: John Wiley and Sons, 2020, pp.457-470.

[2] Juan­Pablo Vita, “Akkadian as a Lingua Franca, ” in Rebecca Hasselbach-­Andee, ed., A Companion to Ancient Near Eastern Languages, pp.357-372; M. Folmer, “Aramaic as Lingua Franca, ” in Rebecca Hasselbach­-Andee, ed., A Companion to Ancient Near Eastern Languages, pp.373-399.

[3] M. A.Merlis, Akkadian and Ugaritic Lexicography: A Comparative Inquiry, PhD.Dissertation, Yeshiva University, 1983, p.2; W. H.V.Soldt, “The Akkadian of Ugarit: Lexicographical Aspects, ” Studiepigrafici e linguistici sul VicinoOriente antico, Vol.12(1995), p.205; E. J.Pentiuc, West Semitic Vocabulary in the Akkadian Texts from Emar, Winona Lake, Indiana: Eisenbrauns, 2001, p.11; Bert Kouwenberg, “Akkadian in General, ” in Stefan Weninger, et al., eds., The Semitic Languages: An International Handbook, Berlin and Boston：Walter de Gruyter, 2011, p.332；W.H.Van Soldt, “Akkadian as a Diplomatic Language, ” in Stefan Weninger, et al., eds., The SemiticLanguages: An International Handbook, p.405; Juan­Pablo Vita, “Language Contact between Akkadian and Northwest Semitic Languages in Syria­Palestine in the Late Bronze Age, ” in Aaron Michael Butts, ed., Semitic Languages in Contact,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15, pp.375-376.

[4] H. Gzella, “Imperial Aramaic, ” in Stefan Weninger, et al., eds., The SemiticLanguages: An International Handbook, p.547

[5]不过,早期的苏美尔语文献中存在非苏美尔语的地名和神名, 有学者据此推断苏美尔人之前两河流域南部生活着操用“原始幼发拉底语”(Proto­Euphratean)和“原始底格里斯语”(Proto­Tigridian)的人,参见B.Landsberger, “The Beginnings of Civilization in Mesopotamia, ” in B. Landsberger, ed., Three Essays on theSumerians, trans.by M. Ellis, Los Angeles: Undena Publications, 1974, p.9.

[6] G.Rubio, “On the Alleged ‘Pre­Sumerian Substratum’, ” Journalof Cuneiform Studies, Vol.51(1999), pp.1-16; G. Rubio, “On the Linguistic Landscape of Early Mesopotamia, ” in W. H.Van Soldt, ed., Ethnicityin Ancient Mesopotamia, Leiden: Nederlands Instituut Voor Het Nabije Oosten, 2005, pp.316-332.

[7] J.S.Cooper, “Sumerian Literature and Sumerian Identity, ” in K. Ryholt and G. Barjamovic, eds., Problems of Canonicity and IdentityFormation in Ancient Egypt and Mesopotamia, Copenhagen: Museum Tusculanum Press, 2016, p.2; Gábor Zólyomi, An Introductionto the Grammar of Sumerian, Budapest: Eötvös University Press, 2017, p.15.

[8] Jonathan R. Ziskind, “The Sumerian Problem, ” History Teacher, Vol.5, No.2 (1972), pp.34-41; D. T.Potts, Mesopotamian Civilization: The Material Foundations, London: The Athlone Press, 1997, pp.43-47.

[9] Aage Westenholz, “The Sumerian City­State, ” in Mogens Herman Hansen, ed., A Comparative Study of Six City­State Cultures: An Investigation Conducted by the Copenhagen Polis Centre, Copenhagen: Det Kongelige Danske Videnskabernes Selskab, 2002, p.23.

[10] Robert D. Biggs, “Semitic Names in the Fara Period, ” Orientalia, Nova Series, Vol.36, No.1 (1967), pp.55-66; Robert D. Biggs, Inscriptions from Tell Abu Salabikh,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4, p.27.

[11] I.J.Gelb, “Mari and the Kish Civilization, ” in Gordon D. Young, ed., Mari in Retrospect: Fifty Years of Mari andMari Studies, Winona Lake, Indiana: Eisenbrauns, 1992, p.121.

[12] Aage Westenholz, “The Old Akkadian Period: History and Culture, ” in Walther Sallaberger und Aage Westenholz, hrsg., Mesopotamien: Akkade­Zeit undUr Ⅲ­Zeit, Freiburg: Universitätsverlag & Göttingen: Vandenhoeck Ruprecht, 1999, p.29.

[13] R.Englund, “Texts from the Late Uruk Period, ” in J. Bauer, R.K.Englund, and M. Krebernik, hrsg., Mesopotamien: Späturuk Zeit und Frühdynastische Zeit, Freiburg: Universitätsverlag & Göttingen：Vandenhoeck & Ruprecht, 1998, pp.213-215.

[14] Walther Sallaberger and Ingo Schrakamp, “Philological Data for a Historical Chronology of Mesopotamia in the 3rd Millennium, ” in Walther Sallaberger and Ingo Schrakamp, eds., Associated Regional Chronologies for theAncient Near East and theEastern Mediterranean, Vol.Ⅲ, History and Philology, Turnhout: Brepols, 2015, p.3.

[15] H.L.J.Vanstiphout, Epics of Sumerian Kings: The Matter of Aratta, Atlanta, Georgia: 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 2003, pp.57-87; Jeremy Black, Graham Cunningham, Eleanor Robson, Gábor Zólyomi, The Literature of Ancient Sum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4-9.

[16] Jean­Jacques Glassner, Mesopotamian Chronicles, Atlanta: 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 2004, p.121.

[17] Timothy Potts, Mesopotamia and the East: An Archaeological and Historical Study of Foreign Relations ca.3400-2000 B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Committee for Archaeology, 1994, pp.12-14.

[18] H.L.J.Vanstiphout, Epics of Sumerian Kings: The Matter of Aratta, pp.104-109.

[19] M.W.Green, “Animal Husbandry at Uruk in the Archaic Period, ” Journal of Near Eastern Studies, Vol.39, No.1 (1980), p.10; Hans J. Nissen, “Ortsnamen in den archaischen Texten aus Uruk,” Orientalia , Nova Series, Vol.54, No.1/2(1985), pp.228-229.

[20] Guillermo Algaze, The Uruk World System: The Dynamics of Expansion of Early Mesopotamian Civilization,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pp.1-17.

[21] Guillermo Algaze, et al., “The Uruk Expansion: Cross­Cultural Exchange in Early Mesopotamian Civilization, ” Current Anthropology, Vol.30, No.5(1989), pp.571-608.

[22] B.R.Foster, The Age of Agade: Inventing Empire in Ancient Mesopotamia,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pp.80-82.

[23] Christopher Woods, “Bilingualism, Scribal Learning, and the Death of Sumerian, ” in S. Sanders, ed., Margins of Writing, Origins of Culture, Chicago: Oriental Institu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06, p.97.

[24] Piotr Michalowski, Letters from Early Mesopotamia, Atlanta, Georgia: 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 1993, pp.19-51.

[25] W.Sallaberger, “Ur III­Zeit, ” in Walther Sallaberger und Aage Westenholz , hrsg., Mesopotamien, Akkade ­Zeit und Ur III Zeit, pp.156-161.

[26] Elizabeth Carter, Elam: Surveys of Political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Berkeley, Los Angele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pp.18-20; Clarisse Herrenschmidt, “Elamite Civilization and Writing, ” in Jean Bottero, Clarisse Herrenschmidt and Jean­Pierre Vernant, eds., Ancestor of the West: Writing, Reasoning, and Religion in Mesopotamia, Elam, and Greece, trans.by Teresa Lavender Fagan,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p.84.

[27] Michael P. Streck, “Old Babylonian, ” in Juan ­Pablo Vita, ed., History of the Akkadian Language, Volume 2, Linguistic Background and Early Periods,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21, pp.1028-1030.

[28] Andrew George, “Babylonian and Assyrian: A History of Akkadian, ” in J. N.Postgate, ed., Languages of Iraq: Ancient and Modern, London: The British School of Archaeology in Iraq, 2007, pp.31-71.

[29] Piotr Michalowski, “The Lives of the Sumerian Language, ” in S. Sanders, ed., Margins of Writing, Origins of Culture, p.172.

[30] Maurizio Viano, The Reception of Sumerian Literature in the Western Periphery, Venezia: Edizioni Ca’ Foscari­Digital Publishing, 2016, pp.381-386.

[31] M.J.Geller, “The Last Wedge, ” Zeitschrift für Assyriologie und vorderasiatische Archäologie, Vol.87, No.1 (1997), pp.47-48; Aage Westenholz, “The Graeco­ Babyloniaca Once Again, ” Zeitschrift für Assyriologie und vorderasiatische Archäologie, Vol.97, No.2 (2007), pp.280-291.

[32] Leonid Kogan and Manfred Krebernik, “Eblaite, ” in Juan­PabloVita, ed., History of the Akkadian Language, Volume 1, Linguistic Background and Early Periods,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21, pp.665- 668.

[33] Douglas R. Frayne, Presargonic Period (2700-2350 BC), Toronto, Buffal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08, E1.10.1.2.

[34] Walter Sommerfeld, “Old Akkadian, ” in Juan­PabloVita, ed., History of the Akkadian Language, Volume 1, Linguistic Background and Early Periods, p.514.

[35] Ignace J. Gclb, Old Akkadian Writing and Gramma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1, pp.6-13; Rebecca Hasselbach, Sargonic Akkadian: A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Syllabic Texts,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05, pp.10-11.

[36] Ignace J. Gclb, Old Akkadian Writing and Grammar, pp.16-19.

[37] Jesper Eidem, “Old Assyrian Trade in Northern Syria: The Evidence from Tell Leilan, ” in J. G.Derksen, ed., Anatolia and the Jazira during the Old Assyrian Period, Leiden: Nederlands Institution voor het Nabije Oosten, 2008, pp.31-41; Klaas R. Veenh, “The Old Assyrian Period 20th­18th Century BCE, ” in Eckart Frahm, ed., A Companion to Assyria, Hoboken, New Jersey: John Wiley and Sons, 2017, pp.57-79.

[38] Klaas R. Veenhof and Jesper Eidem, Mesopotamia: The Old Assyrian Period, Fribourg: Academic Press,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2008, pp.184-200; J. Eidem, The Royal Archives from Tell Leilan: Old Babylonian Letters and Treaties from the Lower Town Palace East, Leiden: Nederlands Institution voor het Nabije Oosten, 2011, pp.310-438.

[39] Gary Beckman, “Mesopotamians and Mesopotamian Learning at Hattuša, ” Journal of Cuneiform Studies, Vol.35, No.1/2 (1983), p.100.

[40] R.de Boer, Amorites in the Early Old Babylonian Period, PhD Dissertation, Leiden University, 2014, pp.20-31.

[41] Rebecca Hasselbach­Andee, “Akkadian, ” in Rebecca Hasselbach­Andee, ed., A Companion to Ancient Near Eastern Languages, p.131.

[42] Clarisse Herrenschmidt, “Elamite Civilization and Writing, ” in Jean Bottero, Clarisse Herrenschmidt and Jean-Pierre Vernant, eds., Ancestor of the West: Writing, Reasoning, and Religion in Mesopotamia, Elam, and Greece, p.84.

[43] W.Heimpel, Letters to the King of Mari: A New Translation, with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Notes, and Commentary, Winona Lake, Indiana: Eisenbrauns, 2003, p.13.

[44] Michael P. Streck, “Old Babylonian, ” in Juan ­Pablo Vita, ed., History of the Akkadian Language, Volume 2, Linguistic Background and Early Periods, pp.999-1002; Juan­PabloVita, “Akkadianin Syria and Canaan, ” in Juan­Pablo Vita, ed., History of the Akkadian Language, Volume 2, Linguistic Background and Early Periods, p.1213 .

[45] J.M.Munn­Rankin, “Diplomacy in Western Asia in the Early Second Millennium B. C., ” Iraq, Vol.18, No.1 (1956), pp.68-110; J. M.Sasson, “On Reading the Diplomatic Letters in the Mari Archives, ” Amurru, Vol.2 (2001), pp.329-338.

[46]除了中巴比伦语文献偶尔提到的加喜特人名和外来词外, 并没有完整的加喜特语文献流传下来, 参见Helen Malko, “The Kassites of Babylonia: A Re­examination of an Ethnic Identity, ” in Susanne Paulus and Tim Clayden, hrsg., Babylonia under the Sealand and Kassite Dynasties, Boston and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2020, pp.184-185.

[47] Stefan Jakob, “Middle Assyrian, ” in Juan­PabloVita, ed., History of the Akkadian Language, Volume 2, Linguistic Background and Early Periods, pp.1137-1138.

[48] Krzysztof J. Baranowski, “New Light on Peripheral Akkadian from Qana: Texts between Language and Writing System, ” Altorientalische Forschungen, Vol.45, No.1 (2018), p.22.

[49]狭义的“阿玛尔纳时代”指阿玛尔纳书信涉及的时段,即从阿蒙霍特普三世(Amenhotep III, 公元前1391—前1353年在位)末年到埃赫那吞(Akhenaton,公元前1353—前1336年在位)统治结束,而广义的阿玛尔纳时代则指公元前1460年到公元前1200年的时段,参见Pinhas Artzi and Abraham Malamat, “The Great King: A Preeminent Royal Title in Cuneiform Sources and the Bible, ” in Mark E. Cohen, Daniel C. Snell and David B. Weisberg, eds., The Tablet and the Scroll: Near Eastern Studies in Honor of William W. Hallo, Bethesda, Maryland: CDL Press, 1993, p.31.

[50] William L. Moran, The Amarna Letters, Baltimore and London: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xviii - xxii; Jana Mynáiová, Language of Amarna­Language of Diplomacy: Perspectives on the Amarna Letters, Prague: Czech Institute of Egyptology, 2007, pp.45-52; Anson F. Rainey, The El­Amarna Correspondence, Volume 1,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05, pp.10-13.

[51] Raymond Cohen, “On Diplomacy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The Amarna Letters, ” Diplomacy and Statecraft, Vol.7, No.2 (1996), pp.245-270; Trevor Bryce, Letters of the Great Kings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 The Royal Correspondence of the Late Bronze Ag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pp.8-49.

[52] P.R.Bedford, “The Neo­-Assyrian Empire, ” in Ian Morris and Walter Scheidel, eds., The Dynamics of Ancient Empires: State Power from Assyria to Byzantiu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30-65.

[53]也称为新亚述时期(Neo­Assyrian Period)。

[54] Christian W. Hess, “Standard Babylonian, ” in Rebecca Hasselbach-­Andee, ed., A Companion to Ancient Near Eastern Languages, pp.478-479.

[55] Frederick M. Fales, “Neo­Assyrian, ” in Juan ­Pablo Vita, ed., History of the Akkadian Language, Volume 1, Linguistic Background and Early Periods, pp.1347-1395.

[56] Heather D. Baker, “The Neo-­Babylonian Empire, ” in D. T.Potts, ed., A Companion to the Archaeology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 Vol.2, Malden, Massachusetts：Wiley­Blackwell, 2012, pp.914-930; Heather D. Baker, “The Neo­Babylonian Empire, ” in M. Gehler and R. Rolligern, hrsg., Imperien und Reiche in der Weltgeschichte: Epochenübergreifende und globalhistorische Vergleiche, Wiesbaden: Harrassowitz, 2014, pp.121-148.

[57] Christian W. Hess, “(Early)Neo­Babylonian, ” in Juan ­Pablo Vita, ed., History of the Akkadian Language, Volume 1, Linguistic Background and Early Periods, pp.1396-1404.

[58] M.Jursa, “The Lost State Correspondence of the Babylonian Empire as Reflected in Contemporary Administrative Letters, ” in K. Radner, ed., State Correspondence in the Ancient World: From New Kingdom Egypt to the Roman Empi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p.94-111.

[59] Michael Jursa, Neo­Babylonian Legal and Administrative Documents: Typology, Contents and Archives, Münster: Ugarit­Verlag, 2005, pp.1-6.

[60] Michael Jursa, “Babylonian Sources, ” in Bruno Jacobs and Robert Rollinger, eds., A Companion to the Achaemenid Persian Empire, Vol.I, Hoboken, New Jersey: John Wiley and Sons, 2021, pp.101-116.

[61] Joachim Oelsner, Materialien zur babylonischen Gesellschaft und Kultur in hellenistischer Zeit, Budapest: Eötvös University, 1986, p.138.

[62] M.J.Geller, “The Last Wedge, ” pp.43-95; Aage Westenholz, “The Graeco­Babyloniaca Once Again, ” pp.262-313.

[63] A.Kirk Grayson, Assyrian Rulers of the Early First Millennium BC I(1114-859 BC), Toronto, Buffal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1, A.0.87.1: v 47.

[64] K.Lawson Younger Jr.“Tiglath­pileser I and the Initial Conflicts of the Assyrians with the Arameans, ” in Angelika Berlejung, Aren M. Maeir and Andreas Schüle, eds., Wandering Arameans: Arameans Outside Syria: Textual and 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s, Wiesbaden: Harrassowitz Verlag, 2017, pp.195-227.

[65] J.J.Glassner, Mesopotamian Chronicles, pp.188-191.

[66] J.Neumann and S. Parpola, “Climatic Change and the Eleventh­Tenth­Century Eclipse of Assyria and Babylonia, ” Journal of Near Eastern Studies, Vol.46, No.3 (1987), pp.161-182.

[67] A. Kirk Grayson, Assyrian Rulers of the Early First Millennium BC I(1114-859 BC), A.0.2004: 8; Jan Dušek and Jana Mynáiová, “Tell Fekheriye Inscription: A Process of Authority on the Edge of the Assyrian Empire, ” in Jan Dušek and Jan Roskovec, eds., The Process of Authority: The Dynamics in Transmission and Reception of Canonical Texts, Berlin and Boston: Walter de Gruyter, 2016, pp.12-14.

[68] Joseph A. Fitzmyer, “The Aramaic Inscriptions of Sefire I and II, ”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Vol.81, No.3 (1961), pp.178-222; Jan Dušek, “‘Aram ’in the Aramaic Inscriptions from Sefire, ” Aramaic Studies, Vol.15 (2017), pp.1-22.

[69] F.M.Fales, “Evidence for West­East Contacts in the 8th Century BC: The Bukan Stele, ” in G. B.Lanfranchi, M.Roaf and R. Rollinger, eds., Continuity of Empire: Assyria, Media, Persia, Padua: Sargon Editrice e Libreria, 2003, pp.131-137.

[70] P.Garelli, “The Achievement of Tiglath­pileser III: Novelty or Continuity, ” in M. Cogan and I. Eph'al, eds., Ah, Assyria...Studies in Assyrian History and Ancient Near Eastern Historiography Presented to Hayim Tadmor, Jerusalem: Magnes Press, 1991, p.46.

[71] Bustenay Oded, Mass Deportation and Deportees in the Neo­Assyrian Empire, Wiesbaden: Dr.Ludwig Reichart Verlag, 1979, pp.116-135, 144; Dlshad A. Marf, “The Aramaean Presence in the Northern Zagros during the Middle and Neo­Assyrian Periods, ” in J. Dušek and J. Mynáivá, eds.,Aramaean Borders: Defining Aramaean Territories in the 10th-8th Centuries BCE.,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19, pp.82-83.

[72] Hayim Tadmor and Shigeo Yamada, The Royal Inscriptions of Tiglath­pileser Ⅲ(744-727 BC) and Shalmaneser V (726-722 BC), Kings of Assyria, Winona Lake, Indiana: Eisenbrauns, 2011, pp.3-11.

[73] Mikko Luukko, “Gurraeans and Ituaeans in the Service of the Assyrian Empire, ” in Jan Dušek and Jana Mynáiová, eds., Aramaean Borders: Defining Aramaean Territories in the 10th­8th Centuries B.C.E., pp.92-124.

[74] Frederick Mario Fales, Aramaic Epigraphs on Clay Tablets of the Neo­Assyrian Period, Roma: Università degli studi “La Sapienza” di Roma, 1986, pp.129-238.

[75] Pauline Albenda, The Palace of Sargon, King of Assyria: Monumental Wall Reliefs at Dur­Sharrukin from Original Drawings Made at the Time of Their Discovery in 1843-1844 by Botta, Paris: Ed.Recherche sur les Civilisations, 1986, pls.141, 145, 146.

[76] Sebastian Brock and D. G.K.Taylor, eds., The Hidden Pearl: The Syrian Orthodox Church and its Ancient Aramaic Heritage, Volume I, The Ancient Aramaic Heritage, Roma: Trans World Film Italia, 2001, p.53.

[77] Michael Jursa, “Der neubabylonische Hof, ” in Bruno Jacobs and Robert Rollinger, eds., Internationalen Kolloquiums zum Thema Vorderasien im Spannungsfeld klassischer und altorientalischer Überlieferungen, Landgut Castelen bei Basel, 23-25.Mai 2007, Wiesbaden: Harrassowitz, 2010, p.96.

[78] F.Weiershäuser and J. Novotny, The Royal Inscriptions of Amēl­Marduk (561-560 BC), Neriglissar (559-556 BC), and Nabonidus (555-539 BC), Kings of Babylon,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Eisenbrauns, 2020, Neriglissar 1: 11, 7: 11.

[79] Paul­Alain Beaulieu, A History of Babylon(2200 BC­AD 75), Chichester, West Sussex: John Wiley and Sons, 2018, p.224.

[80] L.E.Pearce, “Sepīru and lú A. BA: Scribes of the Late First Millennium, ” in K. van Lerberghe and G. Voet, eds., Languages and Cultures in Contact: At the Crossroads of Civilizations in the Syro­Mesopotamian Realm, Louvain: Peeters, 2000, pp.355-368.

[81] M.Jursa, “Ein Beamter flucht auf Aramäisch: Alphabetschreiber in der spätbabylonischen Epistolographie und die Rolle des Aramäischen in der babylonischen Verwaltung des sechsten Jahrhunderts v. Chr, ” in G. B.Lanfranchi, D.M.Bonacossi, C.Pappi, et al., eds., Leggo! Studies Presented to Frederick Mario Fales on the Occasion of His 65th Birthday, Wiesbaden: Harrassowitz, 2012, pp.390-393.

[82] Jan Tavernier, “Peoples and Languages, ” in Bruno Jacobs and Robert Rollinger, eds., A Companion to the Achaemenid Persian Empire, Volume I, pp.39-52.

[83] Roland G. Kent, Old Persian: Grammar, Texts, Lexicon, New Haven: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950, p.6.

[84] G.G.Cameron, Persepolis Treasury Tablet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8, p.1.

[85]波斯波利斯近两万篇管理档案中仅有一篇巴比伦语文献, 参见George G. Cameron, Persepolis Treasury Tablets, No.85＝Plate XLV.

[86] H.Gzella, A Cultural History of Aramaic: From the Beginnings to the Advent of Islam,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15, pp.165-168.

[87] R.Zadok, “The Representation of Foreigners in Neo­Babylonian and Late Babylonian Legal Documents (Eighth through Second Centuries B. C.E.), ” in O. Lipschits and J. Blenkinsopp, eds., Judah and the Judeans in the Neo­-Babylonian Period, Winona Lake: Eisenbrauns, 2003, p.570.

[88] H.Gzella, A Cultural History of Aramaic: From the Beginnings to the Advent of Islam, pp.212- 326.

[89] John Huehnergard, “The Languages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 ” in Daniel C. Snell, ed., A Companion to the Ancient Near East, Hoboken, New Jersey: John Wiley and Sons, 2020, p.3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