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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2018届硕士毕业论文选摘
  

两伊战争制空权争夺与战局联动关系研究


世界史专业 硕士研究生  龙沛

指导老师:冀开运 教授

 

 两伊战争是冷战后期最重要的局部战争之一。两伊战争既发生于传统局部战争密集爆发的中东心脏地区,又在时间上处于连接机械化战争时代和信息化战争时代的关键节点上。因此对两伊战争的军事史研究具有承前启后的重大意义,又有助于通过研究两伊战争从而在冷战时期多次局部战争中找出一般性的普遍意义。而作为现代战争中最重要影响因素的制空权争夺,在两伊战争战争全程、交战全域都有集中的反映,体现出前信息化战争时期空中作战内容的广泛性和多样性。制空权的争夺作为两伊战争双方博弈的战略决胜点,有时直接影响到具体的战役实施,有时则间接甚至决定性影响到双方地面战场背后的长期走势。本文通过分析两伊战争期间双方空中力量的构成变化、武器来源、战略战术、指挥体制及国际影响因子,从空中战场与地面作战相结合的观察视角分三个阶段论述伊朗和伊拉克在两伊战争中各自空中力量的消长变化,找出影响甚至决定两伊战争战局发展和走向的空中因素,从而解读两伊战争久拖不决、伤亡惨重、经济民生损失巨大的根本原因。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伊朗和伊拉克双方在两伊战争中使用空中力量的水平差距明显,但双方均在高层决策上存在体制性的弊病,因此导致了双方均不能单独依赖空中力量打赢战争,甚至没有意识到空中力量在战争中的战略作用,从而导致了大规模的惨烈地面战;另一方面,两伊双方或由于空中平台性能不足、人员缺乏训练,或由于国际环境恶劣导致的后勤维护困难,均无法对对方发起决定性的空中打击,使得两伊战争大部分时间空中力量的使用均失去战略突然性,空中作战表现出零星化、碎片化的特点;由于空中力量的特殊属性,两国高层均对各自空中力量既倚重又忌惮,这极大地阻碍了双方在战争中放手使用各自的空中力量,甚至在空军帮助政权打赢战争后,政权反过来清洗前者,产生“兔死狗烹”的政治悲剧;最后,两伊双方对各自空中力量在两伊战争中的使用无所不用其极。尤其是伊拉克空军,在两伊战争中“袭城战”、“袭船战”以及惨无人道的化学战中扮演主要角色,成为两伊战争期间平民伤亡的主要来源,凸显了两伊战争的“全面战争”属性,成为两伊战争区别于冷战时期其他几次中东战争的最大特点。两伊战争极大地摧残了伊朗、伊拉克这两个当时处于快速崛起中的发展中国家,彻底打断了两国正常经济发展进程,从根本上改变了80年代以来中东地区政治格局,并开启了海湾战争后美国深度介入中东地区的“潘多拉之盒”。由于两伊战争在许多层面上与现代高技术局部战争原则相悖,因此其对现代战争的借鉴意义更多是反面的。两伊战争的结局不仅误导了萨达姆本人,给他带来完全错误的战争经验,也误导了当时许多国家。而随后的海湾战争立即证明,两伊战争中伊拉克对付伊朗行之有效的各种战略战术在现代高技术战争面前几乎不起任何作用,其中最关键的分野仍然在于对空中力量重视程度的差异。两伊领导层在战争中只看到地面战场上士兵的厮杀,对暗中影响战争全局的空中力量的作用却视而不见。因此伊朗没有在1982年后及时让战争机器刹车,终至陷入6年地面战泥潭;而伊拉克复兴党政权虽然一度意识到空军的战略作用,但最终也没有摆脱自毁长城的宿命。由此可见,两伊战争中双方空中力量使用的教训是极为深刻的,发展中国家如果不解决其长期存在的“军队政治化”问题,就一定会在战争时期暴露出伊朗、伊拉克在两伊战争中曾经体现出的各种弊端,甚至可能再次重演两伊战争这种全民卷入、两败俱伤的低可控性战争。两伊战争的经验教训值得所有发展中国家认真学习,以避免重蹈两国的覆辙。

 

关键词:两伊战争,制空权,战局,联动关系

 

论伊朗在国际格局中的影响力

 

世界史专业 硕士研究生 姬瑞聪

指导教师冀开运 教授

 

    本文旨在考察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在国际格局中的影响力。从硬实力与软实力来看,虽然伊朗是波斯湾当之无愧的大国和强国,但域外大国深度介入、海湾合作委员会集体行动以及沙特在伊斯兰世界的影响力,迫使伊朗无法在波斯湾独断专行,只能在合作和平的战略下进行博弈。值得注意的是伊朗凭借其地缘优势、综合国力及什叶派影响力,充分展现了其在波斯湾地区的独特地位和地区大国的多种作用。在大中东,虽然伊朗依旧凭借着其特殊的地缘位置、较强的宗教影响力和强大的军事存在,在该地区发挥着其作用。但与其波斯湾战略不同,伊朗在中东地区通过加强与叙利亚、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什叶派及哈马斯等“代理人”的联系,施展其影响中东事务的能力,从而提升其区域地位,获取地区话语权,但也因此遭到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大国的公开指责。

  在欧亚大陆,伊朗注重发展与俄罗斯、中国及欧盟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伊朗在欧亚大陆并不占据主导地位,但伊朗与这些国家存有共同的战略利益。对伊朗来说,后冷战时代,俄罗斯与伊朗不再是邻国,消除了伊朗潜在的安全隐患与实际威胁。两伊战争后急需进行经济改革和完成国家重建任务,迫切需要欧盟国家的投资和技术。伊朗为抗衡美国,消除美国金融制裁带来的消极影响,伊朗积极发展与俄罗斯和中国的经贸关系。与此同时,伊朗是中国和欧盟重要的能源供应国,还是俄罗斯重要的武器销售国。更重要的是,伊朗是反美阵营的一员,因而伊朗反美行动获得俄罗斯的青睐,而且从一定程度上还缓解中国所面临的美国政治和经济压力。因此,他们之间是相辅相成,互相影响,不可或缺的关系。在国际事务中,虽然伊朗未处于核心地位,但由于其特殊的地缘优势、宗教影响力,它仍是处理国际问题不可缺少的一环。它对维持世界核不扩散以及在国际反恐和打击跨国犯罪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关键词:伊朗;波斯湾;中东;欧亚大陆;影响力

 

伊朗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权力结构的演变

 

世界史专业 硕士研究生 侯瑞峰

指导教师冀开运 教授

 

    伊朗是一个现代化起步较早的国家。自19世纪初开始,英、俄两国对恺伽王朝的全方位冲击,迫使伊朗国王自上而下推行一系列现代化改革举措,导致伊朗传统经济社会秩序自下而上的逐渐变迁。西方国家对伊朗的现代工业制品倾销和原材料掠夺,使得伊朗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发生了剧烈变革,伊朗被迫纳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体系的逐渐瓦解,土地私有化倾向和地产兼并不断加剧。萨法维王朝时期,国有地产、王室领地、宗教地产和私人地产构成伊朗乡村地产的基本占有形态,并形成了与自上而下的封建君主专制政体相适应的“金字塔”形的乡村权力结构体系,由地主任命的代表地主利益的“卡德胡达”等乡村首领统筹乡村事务并对地主负责,乡村地区呈现出自给自足的高度封闭特征。恺伽王朝时期,伊朗对外联系不断加强,廉价的工业制成品取代伊朗传统的手工业制成品,棉花、鸦片等经济作物种植规模有所扩大,农业生产的商品化、市场化不断加强,土地的非国有化和土地兼并日益盛行,在此基础上,私人地产规模不断扩大,私人在外大地主形成并得到了发展,建立了由在外大地主支配乡村的权力结构体系,乡村民众普遍依附于在外大地主,处于乡村权力结构体系的边缘。

  在封建君主专制集权政治模式下,礼萨汗国王进行了一系列工业化、西方化、世俗化、民族化和农业生产现代化的改革,伊朗由被压迫走向独立,社会政治经济得到了长足发展,民众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有所提升。而在广大乡村地区,在外大地主所有制的土地占有结构并未发生改变,土地兼并越演越烈,在外大地主土地所有制不断强化,在外地主阶层对乡村的控制亦随之不断加强。巴列维国王执政后,在外大地主土地所有制与实物分成制地租构成乡村社会经济社会的基本特征。巴列维国王为了进一步加强君主权威,构建极权政治的统治秩序,开展了一场自上而下的全方位的社会经济改革。以土地改革为核心的白色革命之后,伊朗封建土地制度渐趋瓦解。大量地产的丧失,导致在外地主阶层对乡村影响力的衰落;与此同时,作为国家官僚体系的诸多乡村组织进入乡村,国家权力逐渐排挤在外地主在乡村地区的权力。在独裁政治模式下,巴列维国王无疑是国家权力的核心所在。国家权力在乡村地区的延伸,实际上也意味着国王取代在外大地主而成为乡村地区新的主人。农民由依附于地主转变为依附于国王,仍然处于乡村权力结构的边缘。

  伊斯兰革命后,共和国政府吸取巴列维王朝覆灭的教训,致力于发展乡村经济,实施以“民粹主义”为重要特征的经济社会改革举措,并把绝大多数弱势群体所居住的乡村地区,及其主要的经济活动——农业生产做为政府关注的焦点所在。其次,在农业和乡村相关的行政机构重组改革中,一改巴列维时期“自上而下”的极权特征,实行权力下放,把更多的乡村职能交还给基层乡村组织,避免政府过多的干预乡村事务。与此同时,伴随着乡村新兴阶层的发展,及其在乡村组织中的政治参与,乡村地区出现新型的二元权力结构。乡村民众的政治参与虽多有不足,但相对巴列维时期仍取得长足发展,是乡村政治民主化发展的重要体现,亦是伊斯兰革命后伊朗政治模式变迁的重要缩影。

   

  关键词:伊朗;现代化;土地改革;乡村社会;乡村权力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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