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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中国伊朗学的开拓者叶奕良先生
  

叶老师的许多抱负还没实现,很多理想还没有变成现实,他就过早地与世长辞了,再也不能带我们开会,再也不能带我们走访伊朗。对于叶老师来说,我想他没有什么遗憾,他开拓出中国伊朗学的道路;对于我辈而言,需要铭记他的贡献,继承他的遗志,把中国的伊朗学发扬光大。


2015年12月26日凌晨,我们敬爱的叶奕良先生与世长辞,他走的那样安静,以致两天后我才从网上得到消息;他不让惊扰大家,我甚至没有能够送他一程。


叶先生是北京大学原东语系、今外语学院波斯语专业的教授,平易近人,风趣幽默。他平日里和我们年轻一辈经常不分老少,说话随便,我们总是叫他“叶老师”,在他面前,从不拘束。他的离去,真让我感到失去了一位挚爱的良师。


时间匆匆而过,我已经记不得是什么时候认识叶老师的了,大概是通过业师张广达先生的介绍,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毕业留校以后的什么时候拜见过他。1987年周一良先生主编的《中外文化交流史》出版,按国别和地区写中国对外关系史,张先生写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史,叶老师写《“丝绸之路”丰硕之果——中国伊朗文化关系》,这篇文章成为我研究中国与伊朗关系史的指南。叶老师可以说是我进入中伊关系史研究的引路人。今天翻开手边这本书的叶老师文章,上面有我划的许多重点线,可见当年是认真学习过的。大概也是那个时候,我认识的施杰我(P. O. Skajævø)正在纽约给《伊朗学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Iranica)帮忙,他透过我向中国学者约稿,写有关中国的词条,记得其中的《当代中国的波斯语教学》一条,就是通过我去约叶老师撰写的。这样一来,我就和叶老师慢慢地熟了起来。


说实话,在前辈学者丰厚的学术积累面前,不懂波斯语的我要想在中伊关系史上有所推进,并非易事。虽然叶老师和他之前的波斯语教研室主任张鸿年先生都督促我学习波斯语,但我这个没有什么学语言天分的人一直望而却步。好在叶老师说的伊朗学,并不是仅仅局限在今天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而是有关古今讲各种伊朗语的民族的学问。这样一来,因为我所研究的于阗、粟特人是操古代东伊朗语的民族,理所当然地成为叶老师麾下的伊朗学研究成员。


从90年代初开始,叶老师就在中国大声呼唤“我们要有伊朗学”。1992年11月,北京大学东方学系和伊朗文化研究所主办的第一届“伊朗学在中国”学术研讨会在未名湖畔召开,叶奕良先生作为主持人,聚集了国内与伊朗学相关的学者,其成果由叶老师编为《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第1集(北大出版社1993年5月版),季羡林先生作序,按国际规范,依作者姓名的字母顺序排列论文先后。今略依年代顺序,列出所收论文目录:龚方震《琐罗亚斯德教对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影响》、王炳华《从新疆考古资料看中伊文化关系》、王邦维《安息僧与早期中国佛教》、齐东方《中国古代金银器皿与波斯萨珊王朝》、顾风《略论扬州出土的波斯陶及其发现的意义》、段晴《旅顺博物馆藏于阗语〈出生无边门陀罗尼经〉残片的释读》、宋岘《波斯医药学在古代中国》、陈达生“Persian Settlements in Southeastern China During the T'ang, Song, Yuan Dynasties”(《唐宋元朝中国东南的波斯居民》,英文)、刘迎胜“MughultaiBa'atur and his Activities in the Region of Khotan”(《忙古带拔都儿及其在斡端的活动》,英文)、黄时鉴《现代汉语中的伊朗语借词初探》,内容涉及考古、历史、宗教、语言、医药等多个学科,可以说是集合了当时国内与伊朗学有关的一流人物。此外,还有在北京的伊朗专家穆扎法尔·巴赫蒂亚尔(Muẓaffar Bakhtiyār)的《“亦思替非”考》。我当时还没有什么准备,提交了一篇《敦煌吐鲁番出土中古伊朗语文献研究概述》,蒙叶老师不弃,收入集中,让我也进入了他主导的“中国伊朗学”的门槛。


1997年4月,叶老师主持、以北京大学伊朗文化研究所名义主办的第二届“伊朗学在中国”学术研讨会召开。一年后,叶老师主编的《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第2集顺利出版(北大出版社1998年4月版),仍按作者姓名顺序排列论文。现依年代先后列出目录:叶奕良《伊朗历法纵谈》、元文琪《“水中之火”与“水中之光”的原型意义》、拱玉书《〈贝希斯敦铭文〉与〈历史〉》、李铁匠《古代伊朗的种姓制度》、王邦维《大乘还是小乘:安世高及其所传学说性质的再探讨》、齐东方与张静《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凸出圆纹装饰玻璃器》、龚方震《隋唐歌舞曲名中所见的粟特语》、顾风《唐代扬州与中国对外早期陶瓷贸易》、荣新江《一个入仕唐朝的波斯景教家族》、段晴《几件与册封于阗王有关的于阗文书》、晁华山《大漠掩埋的摩尼教绘画》、宋岘《波斯医药与古代中国》、王镛《中国绘画对波斯细密画的影响》、黄时鉴《元代四体铭文铜权的考释——以识读波斯文铭文为主》、刘迎胜《白阿儿忻台及其出使》、王建平《波斯文化和中国穆斯林社会》、高占福《中国回族等穆斯林民族的门宦宗教学说》、李湘《波斯语教学在中国》,此外,还有两篇国外学者的论文,分别是德国廉亚明(Ralph Kauz)的《从〈人民日报〉看伊朗的石油国有化运动》,伊朗哈桑·赞德(Ḥassan Zand)的《伊朗学与自由》。从上述目录中就可以看出,在叶老师的呼吁下,中国伊朗学的队伍在扩大,从早期的琐罗亚斯德教经典、古波斯铭文,到当代中国穆斯林社会的波斯宗教文化,都有学者讨论,而隋唐到蒙元时期的中国与伊朗关系史,仍然占有最重要的分量。我本人也经过几年的准备,把西安出土波斯人李素及其夫人卑失氏的墓志,结合相关史事,做了一番彻底的考证,涉及景教碑的问题,以及波斯传承的希腊占星术进入中国等问题。文章赶在会前交稿,成文比较匆忙,现在看来还有需要补充之处,但发掘出一位曾任唐朝司天监的波斯人,也应当是中伊关系史、甚至中外关系史研究中的一个创获吧。记得和徐萍芳先生讲起此发现,他马上让我把这篇文章给他主编的新《燕京学报》,但我因为答应叶老师在前,所以婉言谢绝了徐先生,而且马上把《〈且渠安周碑〉与高昌大凉政权》一文交给徐先生,文载《燕京学报》新5期(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1月版),两文几乎同时发表。


2002年11月,叶老师主办的第三届“伊朗学在中国”学术研讨会又顺利召开,同样是一年后即出版了《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第3集(北大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现仍按大致年代列出目录如下:徐文堪《关于印度-伊朗人的起源问题》、龚方震《祆教的诚信观念》、晁华山《从波斯波利斯宫城遗迹遗物看古波斯与周边国家的文化交流》、张晖《试解三星堆之谜——中西交流与融合的第一个见证》、林梅村《汉帝国艺术所见近东文化因素》、孙莉《浅议萨珊银币的发现与形制》、王樾《萨珊银币上的王冠》、荣新江《萨保与萨薄:北朝隋唐胡人聚落首领问题的争论与辨析》、张庆捷《虞弘墓石椁图像中的波斯文化因素》、段晴《景教碑中“七时”之说》、马小鹤《摩尼教〈下部赞〉“初声赞文”新考》和《摩尼教〈下部赞〉“初声赞文”续考》、齐东方《伊斯兰玻璃与丝绸之路》、宋岘《对中国历史上的几个伊朗语词的讨论》、汪跃进《伊斯兰古典科技在中国》、尚刚《纳石失在中国》、王一丹《拉施特与汉学》、程彤《帖木儿的政治和宗教理念》、张文德《〈明史·西域传〉失剌思考》、高占福《历史上伊朗伊斯兰文化对中国穆斯林社会的影响》、刘迎胜《回回字与“小经”文字》、李铁匠《波斯庄历史调查》、王锋《试论伊朗家庭经济与消费经济的主要特征》。显然,这一次的内容更加丰富,人员也更多,所讨论的题目涉及面广泛,包括人种起源、文化交流、移民宗教、科技交流、织物传播等等,可以想见,叶老师从组稿到审订,要花费多少心血。我在当时主要研究入华粟特人的问题,所以提交了有关萨保与萨薄争论问题的论文,也是表明粟特研究是中国伊朗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叶奕良先生虽然站在中国学术的立场上大声疾呼“我们要有伊朗学”,但他不是一个狭隘的国粹主义者,而是具有国际视野的领军人物。在每一次虽然是非国际性的“伊朗学在中国”会议上,他常常邀请在北京的国际友人参加;更重要的是,他还主编了英文本《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Collection of Papers on Iranian Studies in China, ed. by Ye Yilia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9.5),主要收录前三本中文论文集中的部分文章的英译,包括晁华山(摩尼教)、程彤、拱玉书、黄时鉴(四体铭文)、刘迎胜(忙古带)、马小鹤、齐东方(伊斯兰玻璃)、荣新江(萨保与萨薄)、尚刚、孙莉、汪前进、王邦维(大乘还是小乘)、王建平、王一丹、徐文堪、张庆捷的文章(有两篇以上者,括注英译文的简称),同时也有四篇不在上述三本论文集中的英文论文:段晴“Stories behind 'Jindou'”(《〔《西游记》〕“筋斗”背后的故事》)、廉亚明“From Iranian Lands to China and Back: the Eastern Routes of the Silk Road after the Yuan Dynasty”(《往返于伊朗与中国之间:元代以后丝绸之路的东方道路》)、饶宗颐“China's Early Connections with Persia and Daqin (Roma) as Seen in Silverwares”(《由出土银器论中国与波斯、大秦早期之交通》)、叶奕良“Two Major and Friendly Nations on the Silk Road”(《丝绸之路上两个大国的友谊》)。因为国际上的许多伊朗学家是不懂中文的,但不论欧美、日本,还是伊朗的专家,几乎都懂英文,所以叶老师把中国学者伊朗学的文章译成英文,集中发表,无疑让国际伊朗学界整体上认识到中国伊朗学的成果和实力,叶老师的良苦用心,我们都是非常明白的。从好几位欧美学者向我索取这本由北大出版社出版的英文论文集来看,显然这本书对于他们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三本中文《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和一本英文《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是叶奕良先生推动中国伊朗学研究的代表作,其中每次会议、每一篇文章、每一本论集,都凝结着他的辛劳、他的汗水、他的努力、他的希望,所以我这里不厌其烦,把所有篇目抄出来,以记录叶老师在推进中国伊朗学研究方面的功绩。


叶老师一直想利用他的“关系”,在伊朗办一次“伊朗学在中国”学术研讨会,但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实现。他出自对伊朗文明的热爱,非常希望带我们去看看伊朗。2011年底,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我们借助前往德黑兰参加伊朗国家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of Iran)举办的“历史上的中伊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the Historical Relations between Iran and China)的机会,作为北京大学“马可·波罗研究项目”考察计划的实施,由叶老师带着我们走访马可·波罗曾经到过或记载过的地方。


我们一行考察队员中,大多数是北京大学“伊朗学在中国”小团体的参与者,有叶奕良和他的夫人、法语系王文融教授,有外语学院的段晴、王一丹,考古文博学院的林梅村、齐东方,历史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的荣新江、朱玉麒,还有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尚刚,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孟宪实,术业各有专攻,对伊朗也都向往已久。


2011年12月29日我们从北京启程,经迪拜转机,30日到伊朗首都德黑兰。31日参加伊朗国家博物馆举办的“历史上的中伊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规模不大,内容就像是一次“伊朗学在中国”学术研讨会一样。2012年1月1日我们前往北部的加兹温(Qazvīn),参观了加兹温四十柱宫博物馆(ChihilSutūn-iQazvīn)、加兹温博物馆(Mūza-yiQazvīn),还有《心之喜悦》(Nuzhat al-Qulūb)的作者穆思妥菲·可疾维尼(amdAllāh ibn Abī Bakr MustawfīQazvīnī)的墓园。2日从德黑兰沿卡维尔(Kavīr)沙漠的边缘往东南行,先到卡尚(Kāshān),顺访席亚尔克(Siyalk)考古遗址,晚上到伊斯法罕,看了著名的三十三孔桥(Sī-u-saPul)。3日参观世界之画广场(Maydān-iNaqsh-iJahān),广场周边分布三大建筑群,即伊玛目清真寺(Masjid-iImām)、谢赫·卢特夫拉清真寺(Masjid-iShaykhLuṭfAllāh)和阿里·卡普宫(‘ālīQāpū,意为壮丽之门),然后去看了这里的四十柱宫(Kākh-iChihilSutūn)。傍晚到纳因(Nā’īn),访纳因大清真寺(Masjid-iJāmi‘-iNā’īn)和亚兹德(Yazd)古堡。4日考察亚兹德城郊外的琐罗亚斯德教的寂灭塔(Burj-i Khāmūshān)遗址,以及琐罗亚斯德教的拜火寺庙(ātashkada),这一地区是伊朗拜火教徒最集中的地区。又参观水博物馆,了解了伊朗坎儿井的挖掘和使用情形。最后参观了11世纪十二伊玛目(DavāzdahImām)的墓葬。下午从亚兹德出发,翻山越岭,有四百多公里的路程。晚上天刚黑,赶到居鲁士墓时,已经关门。住设拉子。5日参观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雄伟的波斯帝国时代的宫殿遗址,这里伊朗语称塔赫特·贾姆希德遗址(Takht-iJamshīd)。然后到帝王谷,看到了鲁斯塔姆之像(Naqsh-iRustam)。6日到菲鲁扎巴德城(Fīrūz-ābād)的萨珊王宫,回城后到波斯诗人哈菲兹(Ḥāfiẓ)陵园参观。晚乘伊朗航空公司班机,飞阿巴斯港(Bandar 'Abbās)。7日乘小船往霍尔木兹岛(Jazīra-yi Hurmuz),明代郑和曾经到过此地,回来后参观当地博物馆。晚乘伊朗航空公司班机飞迪拜,8日凌晨3点多,转乘阿联酋航空公司班机飞北京。


一路上,叶老师像回到老家一样,给我们讲他熟悉的伊朗历史、宗教信仰、风土民情,他也时常找当地人攀谈,提出各种问题,时而拉着我们和伊朗人照相。我们这次考察的导游曾参加过考古实习,所以非常专业,英文也好,但有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在叶老师和王一丹熟练的波斯语的帮助下,才能够明白有些问题。因为有了叶老师的同行,这次伊朗考察让我们真正地了解了波斯古代文明和当代伊朗文化的许多方面。


叶老师对于中伊两国的学术文化交流非常热心,他热衷于介绍伊朗学者、学生来中国访问、学习,也希望我们到伊朗去交流。他就像是一位没有官位的“文化大使”,促进着两国许多文化交往事业。去年(2015年)8月我的《丝绸之路与东西文化交流》出版不久,有一天他给我打电话,说伊朗使馆一位文化官员看到我的书,问他是否值得翻译成波斯文出版。他立刻大力推荐,并约了这位官员来北大外语学院,也把我叫过去,极力想促成此事。其实,直到此时,叶老师还没有看到过我的书。他这样提携后进,帮助别人,不遗余力地推动着中伊两国的文化交流事业,让我感佩不已。


可惜的是,叶老师的许多抱负还没实现,很多理想还没有变成现实,他就过早地与世长辞了,再也不能带我们开会,再也不能带我们走访伊朗。对于叶老师来说,我想他没有什么遗憾,他开拓出中国伊朗学的道路;对于我辈而言,需要铭记他的贡献,继承他的遗志,把中国的伊朗学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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