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王泽壮，北京语言大学区域和国别研究院教授。

文章来源 原文发表于“北语国别院”公众号，全文如下：

17世纪初，在“南特敕令”所激发的进取精神和重商主义的双重推动下，法国兴起了以考察东方世界，探索新生活前景的“海外大旅行”热潮，大批外交使节、传教士、商人甚至个人，不辞辛苦和危险，远涉重洋来到东方奥斯曼土耳其、萨法维伊朗、莫卧儿印度，甚至更远的明清中国和江户日本等国家。此时的伊朗正处于萨法维王朝（1501年－1722年）的鼎盛时期，即阿巴斯一世（1587年—1629年在位）统治时期，不仅内部政治统一，社会稳定，国力强盛，而且对外关系空前活跃，从而吸引了包括法国人在内的西方各界人士前来旅行、考察，这些旅行家大都留下了自己的伊朗旅行记。

据统计，1600 年至 1730 年期间，单单涉及伊朗的游记就有 35 种在巴黎出版，其中最有名的是“六大游记”：让·夏尔丹（1643—1713）的《波斯游记（1673—1677）》、让·巴蒂斯特·塔沃涅（1605—1689）的《波斯六次游记》、恩格尔贝特·坎普菲尔（1651—1716）的《1684—1688年波斯的异国景点：旅行与观察》、弗朗索瓦·桑松（生卒年不详）的《波斯的远航与现在》、托马斯·赫尔伯特（1606—1682）的《波斯游记（1627—1629）》以及拉斐尔·杜·曼斯（1613—1696）的《1660年的波斯帝国》。“六大游记”中又以《夏尔丹游记》影响最大，印刷量最大，以五千多页的篇幅详尽地描述了萨法维伊朗各个方面，被当时的法国人誉为“百科全书“。

纵观这些游记的文字，这些欧洲旅行家们几乎不约而同地表露出这样几个认知倾向。第一，萨法维伊朗文明程度高。夏尔丹在游记中认为伊朗人有天生优越感，喜炫耀、奉承，性开放，但认为伊朗人无论饮食和居住环境都非常讲究，花园美妙无比，农民生活条件超过法国，物价监管员忠于职守，金银匠技艺高超，克尔曼瓷器的精美程度超过法国瓷器，在伊朗旅行高效、安全、愉快。通过对比周边国家，夏尔丹称赞伊朗人是“东方最文明的人”。赫尔伯特说伊朗人的“畜牧业、建筑和文明程度比我们迄今所见欧洲和亚洲其他任何地方都要高”。第二，萨法维伊朗法制严明，社会稳定有序。夏尔丹说自己在伊朗呆了15年逐渐意识到伊朗司法公正，几乎听不到入室抢劫、杀人等消息，并断定这是各省总督对自己辖区所有社会治安事件严守职责的结果。塔沃涅称，伊朗商队驿站比他们在奥斯曼领土上所见到的所有驿站显得美观、舒适和安全。最后，对萨法维伊朗的文化包容欣赏有加。他们都认为伊朗人对欧洲人友好，没有排外心态，认可欧洲人的生活习惯，对世界充满好奇心，伊朗境内少数族群亚美尼亚人、阿塞拜疆人、库尔德人彼此和平相处。此外，这些游记对伊朗人的文学教养、思辨能力、医疗水平等诸多方面，均褒奖有加。总之，从这些游记内容来看，欧洲旅行家对萨法维伊朗充满了好奇、兴趣，虽然有时在评价时也表现出个人倾向，但至少不存在傲慢，也不存在偏见地平视伊朗。他们眼中的萨法维伊朗形象，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上，还是社会生活的方面，基本上都属于正面形象。

然而，随着启蒙运动在法国的兴起和深入，尤其是经过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伏尔泰等人的解读和发挥，这一正面形象愈发转向负面，甚至左右了社会大众。孟德斯鸠（1689—1755年）作为文学家，其活动范围从未越过西欧范围，更没有游历萨法维伊朗的亲身体会，但这并不妨碍他利用这些游记中的域外知识来阐释自己的政治和社会主张。为了躲避审查，1721年，孟德斯鸠在阿姆斯特丹匿名出版书信体小说《波斯人信札》，借受到伊朗君主迫害而流亡法国的两名伊朗人之口来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和主张：第一，对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路易十五的专制腐败统治表示不满。当时的法国人普遍追求奢靡生活，对虚饰的社会现实充满陶醉和麻木，在这两名波斯人眼中，法国的现实显然是“理想化的现实”，法国并不进步。第二，波斯人眼中的法国现实与波斯国内的现实一样，君权凌驾个人之上并可以任意作为。孟德斯鸠通过这两个波斯人之口，用夸张、对比、隐喻等文学修辞手段，批评法国人尤其是巴黎人的着装方式，但真正的批判目标是他所所痛恨的法国君主制。1748年，孟德斯鸠在巴黎公开出版《论法的精神》，他书中断言：一千多年来，波斯一直是一块被征服的土地，波斯政治制度的维持基于两个因素即专制和恐惧，政治秩序必须通过暴君、军队和战争来实现。从《波斯人信札》到《论法的精神》，一个专制主义的萨法维伊朗形象在孟德斯鸠的笔下最终出现了。

如果说孟德斯鸠从游记中挑取的材料主要是有关伊朗政治的素材，那么伏尔泰（1694—1778年）关心的则是伊朗人的文化、风俗和礼仪。伏尔泰是启蒙运动的旗帜、“欧洲的良心”。1748年，伏尔泰发表哲理小说《命运之歌扎迪格》，之后又相继发表《微型巨人》（1752年）、《老实人》（1759年）和《天真汉》（1767年）等涉及东方哲学的文学作品。《命运之歌扎迪格》是伏尔泰根据当时流行的伊朗游记材料而虚构短篇小说。小说中，巴比伦可以被比作巴黎，祭司可以被比作神职人员，国王摩亚达尔和他的宫殿可以比作路易十五和凡尔赛宫。“扎迪格“，波斯语的意思“命运”。这样，主人公的冒险之旅变成了一次哲理思考之旅。在小说中，道德、制度、幸福、邪恶、天意等一系列抽象问题变成了伊朗人精神世界中深不可测的内在特质。从伏尔泰涉及到伊朗的所有文学作品来看，异国情调、神秘主义和玄奥似乎成为伏尔泰笔下所有伊朗人的精神特质，似乎伊朗人都是苏菲，国王是最大的苏菲。在伏尔泰笔下，一个充满神秘主义的“苏菲之国”形象浮现在大众面前。

当然，造成萨法维伊朗形象在法国整个社会层面出现转变的原因至少存在两方面的因素。从法国方面来说，剧作家莫里哀（1622—1673年）笔下波斯人的色情形象，文学家迦兰（1646—1715年）翻译的《一千零一夜》带来的波斯人“异国情调”，以及18世纪初在巴黎风行一时的伊斯法罕景物画《天真的天堂》等因素都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从伊朗方面来说，1722年萨法维王朝被阿富汗部落所灭，俄国和奥斯曼土耳其乘混乱之机联合派兵占领、瓜分了伊朗整个西北部。在一片混乱中，被法国人称为“波斯之剑”的萨法维王朝军事贵族纳迪尔沙（1688—1747年）崛起，并自立为王，以暴力手段迅速恢复了国内秩序，甚至还派兵洗劫了莫卧儿印度的首都得里。伊朗局势变化的消息不久就传到了欧洲，1731年11月的法国《法兰西信使》发表目击者的“东方报道”，把纳迪尔沙描述成伊朗古老土地上的“嗜血的救世主”。从1738年起，德国、荷兰、英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相继出版了大量关于纳迪尔沙的小说、诗歌和历史著作，到法国大革命前夕，这位东方“暴君”在欧洲几乎已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了。孟德斯鸠的小说《波斯人信札》于1721年出版时，萨法维王朝尚未崩溃，纳迪尔沙也未崛起，但从1731年开始，随着纳迪尔沙故事在法国的传播，小说中所抨击的波斯君主在现实中找到了人格化身。可以说，纳迪尔沙故事进一步强化了孟德斯鸠、伏尔泰等启蒙思想领袖笔下的萨法维伊朗负面形象。

总之，早期在这些游记中呈现的萨法维伊朗正面形象，经过启蒙思想家取舍、解读、演绎与想象，负面成分越来越多，再加上“波斯之剑”纳迪尔沙的暴君形象人格化，到18世纪20年代后，随着法国大众传媒的普及、视觉艺术（以绘画为主）的流行以及公民社会的兴起，萨法维伊朗形象从正面到负面的转变在法国最终完成。

需要说明的是，这一复杂而多面的负面形象在启蒙思想家建构完成后，虽经过19世纪、20世纪以来伊朗与西方世界密切而频繁的互动也未有实质性变化。即便处于高度全球化的今天，西方世界的政治领袖、学术精英乃至社会大众，看待伊朗乃至东方社会的滤镜也没有彻底摘除。从观念发生史的角度来看，这一切都与启蒙运动话语体系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爱德华·萨义德把“东方主义”的绪端定于启蒙时期是非常有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