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伊朗莱希政府上台后不断调整外交政策，其取向日益明显，主要表现在深化周边缓和外交、坚定“向东看”、加强与全球反美国家的关系，以及疏远与西方国家的关系。美国特朗普政府的“极限施压”和拜登政府的打压政策加速了伊朗国内政治的保守化，并与莱希本人的保守政治倾向结合在一起，是伊朗外交政策保守化的直接原因。同时，伊朗伊斯兰政权力图通过经济增长增强政治合法性，但美国制裁和新冠疫情使伊朗在民生方面面临很大困难。伊朗政治、经济发展中的难题是莱希政府推行务实外交的重大压力。莱希政府的外交政策在保守性的大框架中强调务实主义，以求解决紧迫的民生问题。这种保守性务实主义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维护了伊朗的国内稳定，推进了伊朗与阿拉伯国家的和解，并加速了中东地区国际格局的演进。关 键 词 伊朗外交；莱希政府；保守性务实主义；地区秩序作者简介 金良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西亚非洲中心副研究员，主要研究伊朗国内政治与外交；钟灵，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沙特和伊朗的关系。
文章来源 原文刊登于《现代国际关系》，2023年第11期。全文如下：
引言
2021年8月，易卜拉欣·莱希（Seyed Ebrahim Raisi）在伊朗外忧内患加剧之时就任第13任总统，可谓受命于危难之际。美国特朗普政府2018年5月8日退出伊核协议并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政策，使得伊朗面临空前的外交孤立和经济困难，进而在伊朗国内酿成严重动荡，新冠疫情的暴发使之雪上加霜。内外特殊困难给伊朗国内政治增添了保守和务实主义因素。一方面，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压力非但没有让伊朗妥协，反而促使莱希政府在政治上更加保守化，反美主义是其主要内涵；另一方面，经济和民生的困难迫使莱希政府采取务实主义路线，从实际需要出发缓和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并积极奉行“向东看”外交战略。因此，探讨莱希政府外交动向及其国内根源，有助于理解伊朗政府当前的政策、国内政治形势及其未来前景。
一、莱希政府的外交调整
周边、美欧、亚洲以及拉美和非洲反美国家一直是伊朗外交战略的四大重要板块，不同的总统只是因其政治倾向差异而对上述四大板块的重视程度不尽相同。莱希政府积极推动周边关系深度缓和，更加重视对东方国家和反美国家的外交，并因伊核问题上的挫折而对美欧国家更加失去信心、外交上有所疏远。
（一）深化周边缓和。莱希政府优化总体外交战略的重要内容就是保持并加强与中东周边国家的关系。莱希上任之初便表示“‘周边政策’和‘深化经济多边主义’是其外交议程的优先事项”，而其周边政策将会是“一项创造安全和稳定的政策”。莱希更加积极践行周边缓和的政策，全面改善与周边阿拉伯国家的关系。2022年2月21日，莱希以参加天然气生产国会议为契机对咫尺之遥的卡塔尔进行了两天的访问，双方签署了14项合作协议。2022年5月12日，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对伊朗进行了回访,双方就双边、地区以及国际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重点探讨了地区和平与安全问题。2022年5月22日，莱希携高级官员和50余名企业界人士访问重要邻国阿曼，双方承诺进一步加强合作，并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磋商。2023年5月26日，阿曼苏丹海塞姆对伊朗进行回访，除了宣示加强双边经贸和政治关系以外，双方就涉及伊朗的一些外交问题进行了沟通。此外，伊朗还积极与伊拉克就经济和安全问题保持沟通，特别是在2022年9月伊朗库尔德族女孩阿米尼猝死之后，伊朗在打击库尔德分离主义势力的问题上多次寻求伊拉克的谅解和支持。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杨（Hossein Amir Abdollahian）也曾多次访问周边国家，并在联合国大会等多边场合与周边国家的外交大臣进行会晤。
尤其引人注意的是，莱希在缓和与主要地区对手—沙特的关系方面迈出了实质性步伐。2021年8月开始总统任期之后，莱希延续了前任与沙特缓和的外交政策，与沙特在伊拉克和阿曼就也门等问题进行了多轮谈判，其中仅在伊拉克就进行了六轮谈判，一直持续到2022年底。2023年3月10日，双方在“中国领导人和政府承办和支持”的会谈后达成了恢复外交关系的协议。此后双方按照规划陆续实现了恢复外交关系、重开使馆以及外长互访等。尽管2022年3月曾经发生沙特再次处决一些什叶派异见人士的事件，但伊朗并没有因此而终止与沙特的和解进程，凸显伊朗对和解进程的重视和理性立场。
伊朗在与沙特实现和解之后，顺势采取积极行动，改善与周边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关系。2023年3月16日，伊沙和解之后第6天，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阿里·沙姆哈尼（Ali Shamkhani）访问了阿联酋，伊阿和解加速推进。也是在伊沙和解之后的一周之内，伊朗议会代表团访问了巴林，开启了双方缓和关系的大门。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杨2023年9月20日在参加联合国大会期间，与埃及外长舒凯里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谈”，为改变伊埃敌对关系“开启了新篇章”；9月21日与吉布提外长优素福举行了会谈，标志着双方紧张外交关系开始正常化。上述国家在2016年沙伊断交危机中追随沙特立场，都大幅减少甚至断绝了与伊朗的交往，其中巴林成为与伊朗矛盾最深的周边邻国之一。
（二）更加坚定地推行“向东看”。2023年7月18日，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杨表示，当伊朗谈到“向东看”时，所指涉的对象是“印度次大陆、中国、俄罗斯以及我们所处地区内的许多其他国家”。尽管进入新世纪以后，伊朗历任总统均不同程度提及“向东看”的外交战略，其实施力度和效果则是在莱希就任总统期间达到了最高水平。伊朗2015年《伊核全面协议》达成之后采取了亲西方立场，莱西的前任鲁哈尼在第一个任期内的外交政策本质上是“向西看”。
伊朗“向东看”外交战略主要指向中国，其主要内容就是加强与中国的合作。2021年3月27日，伊朗与中国签署《中伊全面合作协议》，为双方未来25年全面合作关系确立了方向。2022年1月13日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杨访问中国之后，该协议进入了实施阶段。伊朗2021年9月正式加入中国在其中具有重要影响的上海合作组织，2023年7月4日完成所有程序成为该组织的正式成员。2023年2月14—16日，莱希总统率领庞大代表团访问中国，为中伊双方共同落实全面合作协议增添了动力，助推中伊关系深入发展。2023年8月24日，伊朗积极争取并成功加入中国发挥领导作用的金砖机制。中伊关系在双边和多边层面均取得重大突破。
除了中国以外，伊朗也非常重视与其他主要东方大国的关系。2022年1月19日，莱希开启了为期两天访问俄罗斯的行程，双方表示力图在未来数年内实现双边贸易达到100亿美元每年的目标，期间，莱希还在俄罗斯杜马发表演讲，显示伊朗对俄的重视。2022年7月19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则以举行俄伊土三边会议的机会访问了伊朗。乌克兰危机发生后，伊朗是对俄罗斯提供军事支持的为数不多国家之一，伊所提供的无人机在战场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莱希也非常重视与印度的关系，并可望于2023—2024年间访问印度。莱希还特意于2023年5月访问了另一个人口规模过亿的亚洲大国印度尼西亚。
（三）加强与全球反美国家关系。加强与全球反美国家的关系一直是伊朗外交的重要方面。内贾德在担任总统期间，曾分别于2007年1月和2012年1月两次访问拉美地区的反美国家，足迹遍及委内瑞拉、尼加拉瓜和古巴等国。鲁哈尼担任总统期间，因试图缓和与美国的关系，一度疏远与其他反美国家的关系，但仍然于2015年1月10日接待了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访问。除拉美以外，伊朗也一直非常重视与周边、非洲以及其他地区反美国家的关系。
莱希总统将加强与全球反美国家的关系视为重要日程。2023年3月13日，莱希总统接待了亚欧大陆上的重要反美国家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的访问；2023年6月中旬，莱希先后访问了委内瑞拉、尼加拉瓜和古巴等三个拉美反美国家；2023年7月，莱希访问了肯尼亚、卢旺达以及津巴布韦等，其中津巴布韦是非洲主要反美国家之一。当然，积极加强与中东地区反美国家和反美力量的关系始终是伊朗反美外交的重要基础，莱希总统上任之后继续加强与叙利亚、黎巴嫩真主党、巴勒斯坦哈马斯以及伊拉克反美武装力量的战略和安全关系。
莱希政府执政以来，积极落实加入上合组织和金砖国家机制的各项举措，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其反美外交的重要取向。上合组织和金砖国家机制所倡导的包容性、多样性和尊重等原则，与美国和西方国家所构建的国际机制如七国集团等有着显著差异。伊朗的加入显然以反美主义外交为主要动力，至少是以突破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外交孤立为基本诉求。
（四）理性疏远西方国家。伊朗国内一直存在亲西方力量，他们主张将发展与西方国家的关系视为优先方向，即使面临西方国家的背信弃义与多番打压，也没有放弃与西方国家改善关系的幻想。2013年9月19日，鲁哈尼利用参加联合国大会的机会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明确表达伊朗与国际社会进行“建设性互动”的意向，向西方传递改善关系的信号。再如，2023年7月，伊朗前外长萨利希在多个场合呼吁伊朗与“西方和美国进行更广泛领域的对话”,以期改善与西方国家的关系。2023年8月，伊朗与美国达成的“换囚协议”一度被视为伊朗与西方关系缓和的迹象。
然而，莱希政府对与西方国家关系并不乐观，而是保持理性认识。美国2018年5月退出伊核协议以及欧洲国家消极履约，严重打击了伊朗对西方国家的信任；在库尔德女孩于警局猝死引发的“头巾事件”中，西方以人权问题为由强势干涉伊朗内政的做法，进一步引起伊朗的不满。各种现实问题与历史旧账相互叠加，使莱希担任总统两年以来与西方的矛盾未减反增。
莱希政府与西方国家的互动主要是围绕着伊核问题以及恢复伊核协议的谈判。莱希政府的立场凸显其理性疏远西方国家的外交政策取向。尽管美国和西方国家希望伊朗莱希就任总统以后迅速进入谈判状态，但伊朗新政府的谈判团队迟迟没有到位，致使第七轮恢复伊核协议的维也纳谈判一直到近4个月后的2021年11月下旬才正式开始。进入2022年，恢复协议的谈判虽在维也纳、多哈以及马斯喀特等多地不断转场，且得到包括周边国家等多方支持，但仍无结果，并最终进入中断状态。
上述谈判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是莱希政府对美国和西方国家履约能力持怀疑态度，故而对于达成一项美西方不能保证履约的协议缺乏动力。莱希在2022年8月明确指出，尽管“伊朗谈判团队不会离开谈判桌”，但伊朗“不会将国家的发展和问题解决”与伊核协议谈判挂钩。后来的事实表明，伊朗并没有将伊核谈判以及与西方国家的关系置于优先地位，显示其对西方国家并无过高的期待。
二、莱希政府外交政策调整的动因
伊朗莱希政府的外交政策调整有其内外原因，包括以东升西降为重要表征的国际格局变化、周边阿拉伯国家的政策变化等国际和地区背景，但主要原因在于国内。莱希政府外交政策的突出特点是在延续反美主义的前提下谋求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兼具保守性和务实性。其保守主义成分主要源于外部压力之下的国内政治的保守化，而务实主义则缘于国内改善民生的压力。保守主义是其外交政策的底色，务实主义则是其必然选择。
（一）国内保守主义回潮是伊朗外交政策调整的思想源流。保守主义是伊朗伊斯兰革命的题中之意，既有现实的社会和政治基础，也被革命之后伊斯兰政权强化，更由于外部压力得到进一步发展。故而，革命44年之后，尽管伊朗社会和政治思潮逐渐多元化，但民众对宗教的热情并未减退，近年来甚至出现反弹。
“头巾事件”引发的政治动荡在2022年9月中旬之后不断发酵，要求取消有关强制成年女性佩戴头巾规定的声音一度高涨。然而，该事件一周年之际，伊朗议会仍然通过要求成年女性佩戴头巾的法案。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伊朗国内政治和社会的保守化。伊朗民众有跨国参加“阿巴因节”的传统，该节日旨在纪念什叶派第三伊玛目侯赛因反抗倭玛亚王朝的统治而殉难的事件，是伊斯兰教什叶派最重要的节日。跨国朝觐的人员规模反映了伊朗社会保守化的程度。根据伊朗官方2023年9月的统计数据，仅仅“阿巴因节”期间从伊朗跨国前往伊拉克卡尔巴拉什叶派宗教圣地朝觐的人数便高达380万，相当于其人口总数的1/20，达到了历史新高；加上未被统计的数据，其间朝觐总人数可能接近500万。
反美主义既是伊朗保守主义的重要内涵，也是其外交政策表现。伊朗伊斯兰革命领袖霍梅尼曾经将1979年11月4日占领美国驻伊朗使馆的行动称为“第二次革命”，凸显反美主义在其革命意识形态中的地位。作为为数不多“保持了革命初心的国家”，伊朗仍然将反美主义作为外交政策的圭臬。伊朗最高领袖以及众多政治精英在重要公开政治活动中对美国从不直呼其国名，而是以“霸权国家”和“傲慢国家”指代。
当然，伊朗后革命时代的反美主义也是美国对伊朗实施打压政策的结果。尽管伊朗拉夫桑贾尼、哈塔米以及鲁哈尼三位总统曾试图以妥协和让渡经济利益的方式缓和与美国的关系，但政治外交孤立、经济制裁以及军事威胁仍然是美国对伊朗政策的基调。上述政策非但没有导致伊朗政治上自由化，反而导致保守主义不断发展。美国特朗普政府退出伊核协议极大地打击了鲁哈尼等改革派政治势力，而拜登政府在“头巾事件”中干涉伊朗内政的做法，进一步激发了伊朗国内对政权安全的担忧，成为近年来伊朗政治保守主义上升的重要原因。
（二）莱希作为保守派代表人物当选总统则是伊朗外交政策调整的政治基础。莱希于1960年出生于仅次于纳杰夫和库姆的伊斯兰教什叶派圣城马什哈德，自幼便对宗教耳濡目染；15岁时前往孕育伊斯兰革命思想的圣城库姆学习，不仅接受了宗教教育，也接受了伊斯兰革命思想。伊斯兰革命领袖霍梅尼曾经是库姆宗教学者的核心人物，哈梅内伊以及拉夫桑贾尼等都曾经在库姆学习。1979年，年仅19岁的莱希积极参加伊斯兰革命，后长期在伊朗司法部门工作，先后在拉马丹和德黑兰担任检察长，2019年曾任司法总监。
独特的宗教教育经历赋予莱希以坚定的伊斯兰革命思想，反美主义是其重要内涵；而长期在司法部门工作是莱希得以在权力和精英阶层获得信任的重要前提条件。由于其个人政治前途与伊斯兰体制深度绑定，莱希被普遍认为是哈梅内伊理所应当的继承人。哈梅内伊之所以支持其竞选总统，主要目的则是为其弥补总统政治履历。哈梅内伊本人便是从总统升任为领袖的。同时，因其“从20岁便开始签署逮捕令和死刑判决书”，莱希一直被美国等西方国家视为打压对象，并于2019年被美国特朗普政府列入制裁名单。
2023年8月8日，莱希在伊朗媒体日闭幕式上表示，“伊朗从未相信过美国，未来也不会相信美国”。其言语间流露出明显的反美保守主义理念和立场。莱希是伊朗后革命时期新生代保守派的代表之一，他当选总统既是伊朗国内政治保守化的结果，也巩固了伊朗国内近年来的政治保守化趋势，并成为伊朗外交保守化的政治基础。
（三）民生压力是伊朗外交政策调整的直接诱因。务实主义一直是伊朗后革命时期政治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90年代时任总统拉夫桑贾尼便指出，“没有生产能力我们能有独立吗？如果我们总是不得不从别人那里得到小麦、肉、工业零件、机器以及技术工人，我们将一无所有——没有政治独立，也没有经济独立”。随着革命热情减退，民众的物质和利益需求凸显，伊朗伊斯兰政权必须更加重视经济发展。2012年，伊朗领袖哈梅内伊提出“抵抗经济”的概念，意在通过自力更生的方式实现经济发展，虽暗含意识形态对抗之意，但主要是强调经济发展，彰显对经济建设的重视。2019年2月，哈梅内伊利用伊斯兰革命胜利40周年庆典之机，宣称伊斯兰革命将进入第二阶段，并将“自我发展、社会进步以及文明建设”作为第二阶段的三大任务，经济层面的自我发展居于首位，再次强调了经济的基础性地位。
莱希2021年当选后，作为“革命胜利第二阶段”的总统面临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增强政治合法性的艰巨任务。因为美国的经济制裁、国内的结构性问题如军队对经济资源的过度消耗等，伊朗在经济上一直面临严峻挑战。2019年，因为特朗普政府于2018年5月退出“全面行动计划”（伊核协议），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伊朗经济遭遇空前困难。统计数据显示，伊朗通货膨胀率从2017年的9.64%大幅上升至2018年的30.22%，2019年以来由于叠加新冠疫情的影响而在2021年达到峰值40.13%。而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伊朗国内生产总值2019年一度下降6.8%。2020年以后，因为深受疫情影响，伊朗经济雪上加霜。
经济上的困难引发诸多社会和政治问题，导致政治局势动荡不稳。自2018年以来，伊朗多个城市多次爆发由粮食及汽油价格上涨引发的骚乱，一些民众甚至提出了打倒哈梅内伊的口号。2022年9月，伊朗库尔德女孩阿米尼在警局猝死的消息触发伊朗国内多个城市持续长达将近半年的骚乱。这一切折射出伊朗严重的经济和民生问题。如果不能改善经济状况，伊斯兰政权非但不能实现长治久安的目标，甚至可能再次面临生存危机。因此，莱希政府亟待在周边和全球范围内打开外交局面，以为其国内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和条件。
当然，伊朗的务实主义内涵也发生了深刻变化。20世纪90年代，拉夫桑贾尼所推崇的务实主义主要是通过让渡经济利益换取伊美关系的改善，进而实现经济发展。莱希担任总统以后，伊朗的务实主义则侧重于如何在伊美关系改善无望的情况下，通过深化周边缓和以及“向东看”的外交政策，力争克服经济困难改善民生，为增强伊朗伊斯兰政权的政治合法性创造经济条件。
总而言之，保守主义和务实主义一直是影响伊朗外交决策的两大政治动因。前者以恪守伊斯兰革命的意识形态为基本遵循，反美主义是其主要内容，后者以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等政权生存需求为基本要义。莱希政府试图在不突破反美主义框架的前提下通过务实主义实现经济增长和民生改善。
三、莱希政府外交政策调整的影响
伊朗的外交政策调整很大程度上基于国内需求，其影响并不局限于国内。伊朗是具有重要战略影响的地区大国，莱希政府的外交政策服务于伊朗国家发展的历史潮流和大趋势，在地区和全球层次上已经并将继续产生重大影响。
（一）莱希政府的周边缓和与“向东看”外交政策维护了国内稳定。莱希就任总统之初，伊朗经济状况的恶化直接导致社会不稳定并多次引发国内政治动荡，但国家仍然保持总体上的政治稳定。其原因固然在于伊朗有着较强的权力部门，也在很大程度上在于莱希政府的外交政策为其国内稳定创造了有利的地区和国际环境。当然，由于克服经济困难尚需时日，伊朗所面临的政治风险远未消除。
莱希政府的周边缓和外交政策极大地减轻了国内稳定面临的周边压力。美西方国家对伊朗不仅直接插手内部事务，而且施加舆论压力。伊朗周边的阿拉伯国家则总体上采取了低调克制的立场。由于莱希政府与沙特的谈判正在进行，沙特等阿拉伯国家不愿双方关系缓和进程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这为伊朗稳定国内局势提供了相对有利的环境。
伊朗深化周边缓和外交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加强与伊拉克的关系，其对于莱希政府维护国内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2003年伊拉克战争之后，伊朗与伊拉克一直保持良好关系，莱希担任总统之后采取多方面的措施，包括邀请伊拉克总理访问伊朗等，对遏制伊朗境内库尔德分离主义势力具有积极意义。“头巾事件”发生后，因当事女孩为库尔德人，伊朗遭遇伊拉克库尔德分离主义势力的跨境干扰。为此，伊朗多次对伊拉克境内库尔德人目标实施了军事打击，虽涉嫌侵犯伊拉克主权，但基本上得到了伊拉克的理解。2022年11月底，伊拉克总理访问伊朗时表示，“两国的安全不可分割，且是整个地区安全的组成部分”。
莱希政府坚定的“向东看”政策为国内政治稳定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伊朗的“向东看”政策是其与中国之间政治互信的重要基础。正是基于不断增强的政治互信，中国在顶住美国制裁压力的情况下保持和发展了对伊经贸关系。尽管后又遭遇新冠疫情的冲击，但中国对伊朗投资2022年同比增加了150%，对伊贸易额当年仍达158亿美元。伊朗对中国的石油出口2021年为58.5万桶/每日，达到了2012年美国奥巴马政府对伊实施金融和能源制裁之前的水平；2022年为76.6万桶/每日；2023年上半年为100万桶/每日，相当于伊朗石油出口量的一半。中国不断增加从伊朗进口石油，对伊克服财政困难具有输血打气的作用。同时，印度、俄罗斯、印尼以及其他东方国家也在不同程度上与伊朗保持经贸关系，同样为伊朗在经济上克服困难、恢复发展作出了贡献。
与此同时，中国等东方国家在国际组织等多边机制内为伊朗维护国内稳定提供了有力的政治支持，使其避免了极端孤立的境遇。2022年12月中旬，美国和西方国家以“头巾事件”为由在联合国经社理事会提出决议，以29票赞成、8票反对、16票弃权的结果取消了伊朗在妇女地位委员会中的席位。尽管决议最终通过了，但中国和俄罗斯等8国投了反对票，伊朗在其中没有遭遇完全孤立，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内压力。
（二）莱希政府的周边外交政策促进了与阿拉伯国家的缓和。在美国的中东战略实行收缩的背景下，一些地区大国竞相扩大势力范围，甚至不惜采用跨国政治暗杀、跨国军事行动以及扣押外国领导人等手段，地区秩序一度进入“崩坏”的状态。进入2023年以后，以3月10日中国主持沙特与伊朗恢复外交关系谈判并达成协议为标志，地区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实现了缓和，这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莱希政府深化周边缓和的外交政策。
伊朗与沙特的矛盾贯穿从叙利亚到黎巴嫩、伊拉克、巴林以及也门等各条阵线，伊朗故而成为诸多地区热点问题的重要当事方。尽管伊沙和解有着深刻的地区和国际原因，但直接原因则是莱希政府深化周边缓和的外交政策。换言之，如果莱希政府没有实行上述外交政策，伊朗与沙特的矛盾难以实现突破，两者争夺所造成的热点问题难以降温。当然，如果没有沙特展现和解姿态，地区大和解也难以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矛盾的对立双方，伊朗与沙特对其外交政策进行调整，共同构成了地区和解的前提条件。
伊朗与沙特在伊拉克和阿曼等地谈判所释放的积极信号为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2022年4月达成为期6个月的停火协议作好了铺垫。2023年3月10日伊沙达成和解之后，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的谈判得以开启，这意味着伊沙在也门阵线上的矛盾开始缓和。2023年5月18日，叙利亚总统访问沙特并出席阿拉伯国家联盟吉达峰会，叙利亚被中断的11年阿盟资格得以恢复，伊朗与沙特在叙利亚环节的矛盾趋向缓解。
此外，莱希政府深化周边缓和的外交政策产生了示范效应，有利于地区其他矛盾的缓和。就在伊沙和解几天之后，时任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Mevlut Cavusoglu）于2023年3月18日访问埃及，乐观地表示土埃之间可望实现总统互访，虽未实现此访，但已经极大地缓和了穆斯林兄弟会问题所造成的双方紧张关系。2023年7月中旬，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先后访问沙特、阿联酋和卡塔尔，标志着土沙关系可望在沙卡断交危机以及2018年“卡舒吉事件”之后实现正常化，土阿关系在2022年缓和之后进一步冰释前嫌。伊朗与埃及可望化解伊朗支持穆斯林兄弟会以及2017年沙卡断交危机而造成的消极影响，“无需外部斡旋”便可实现关系的正常化。中东国家的领导人有理由认为，既然一度水火不容的伊沙之间能够实现和解，就没有什么矛盾不能化解的。
2023年10月爆发的巴以冲突再次点燃中东战火，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矛盾上升，但伊朗与沙特以及其他阵线上的矛盾缓和的大方向并未逆转。10月11日，伊朗总统莱希与沙特穆罕默德王储就“加沙战争”进行电话沟通，11月11日，伊朗总统莱希应邀参加沙特主持的阿拉伯联盟和伊斯兰合作组织国家关于巴以问题的峰会，显示双方关系处在良性发展中。进入新世纪以后，由于美国和以色列的建构，伊朗与沙特等阿拉伯国家的矛盾一度被视为地区主要矛盾。如今，随着伊朗与沙特和解的继续深化、与其他阿拉伯国家可望继续缓和，面对巴以战火再起、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的矛盾可能再度成为地区主要矛盾，中东地区秩序似在重构。
（三）莱希政府“向东看”和反美的外交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美国的霸权战略。伊朗是中东地区“也许有着最连贯的辉煌历史和最悠久、最精妙的战略传统”的国家，也是因为独特历史文化而具有反对强权政治精神的国家，故而注定能在国际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以反美主义为主要内涵的保守主义是莱希政府的外交框架，而在此基础之上的“向东看”以及在周边和其他地区的相关外交政策无疑会对地区格局及与域外大国的关系产生一定的战略影响。
首先，伊朗的反美外交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阻遏了外部霸权力量从西南部向亚欧大陆腹地渗透。伊朗位于亚欧大陆的西南端，扼守外部力量从西南端进入亚欧大陆的门户。美国战略家对伊朗的战略价值有着充分的认识，比如，已故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中多次提及伊朗，并将伊朗与中国、俄罗斯结盟视为美国控制亚欧大陆的梦魇。他关于中俄伊三国结盟的猜测与中国所主张的“结伴不结盟”政策现实相去甚远，但关于伊朗战略地位的认识颇有远见卓识。美国在冷战后一直试图但并未能够实质性进入“世界岛”的腹地，其原因既在于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全球性大国在东、北两个方向的阻隔，也在于伊朗的反美外交政策在西南方向所形成的制约。
在大变局的背景下，莱希政府的反美和“向东看”外交政策将与中俄两国反对强权、反对霸凌的政策相呼应并形成合力，共同制约美国向中亚、高加索以及其他亚欧大陆腹地的渗透，有利于维护该地区国家的政治安全和地缘战略安全。比如，伊朗与俄罗斯合作，反对外部大国介入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的纳卡冲突，阻止了美国等西方国家在高加索地区的渗透。同时，作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参与者和受益者，伊朗的上述政策无疑有利于应对外部势力对“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干扰、破坏。
其次，伊朗的反美外交政策牵制了美国的全球战略调整。美国之所以长期在海湾地区保持庞大的军事存在，包括位于巴林的第五舰队以及散落于海湾国家的众多军事基地，目的就在于遏制伊朗对其所主导地区秩序的挑战。换言之，伊朗在中东地区所奉行的反美政策消耗了美国的战略资源，是牵制美国全球战略调整的重要因素。2022年10月，美国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一如既往地将伊朗视为地区威胁，并将防止伊朗对霍尔木兹和曼德海峡的威胁作为具体目标。这从侧面证实了伊朗对美国全球战略调整的牵制作用。
再次，莱希政府在其他地区的反美外交政策对制约美国霸权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客观而言，莱希政府加强与拉美和非洲反美国家的关系并不能带来实际的经济利益。伊朗作为一个中等强国，其反美外交也不会对美国全球战略造成实质性冲击。但是，伊朗在美国霸权甚嚣尘上之时在国际社会发出了不同的声音，与其他反对霸权和强权政治的力量共同构成推动大变局演进的积极力量。
结语
作为具有深厚历史底蕴的地区大国和中等强国，伊朗在外交领域一直呈现为一个复杂多面的体系，莱希政府所奉行的外交政策也不例外。深化周边缓和、更加坚定地奉行“向东看”、加强与反美国家的关系以及理性疏远西方国家,构成其外交全局中的四大取向。其原因有伊朗国内政治、经济和民生等诸多因素，也有总统莱希个人的因素，还有伊朗伊斯兰体制内各个重要部门之间复杂互动的因素，其中哈梅内伊作为领袖发挥了指导性作用，伊斯兰革命卫队作为强力部门发挥了重要的支持和配合作用。莱希政府所推行的各项外交政策为伊朗政权稳定、国际格局演进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有利于伊朗与国际社会关系的良性转变和伊朗作为正常国家的身份重构。
综合看来，莱希政府的外交政策是时代的产物，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尽管美国等西方国家仍然抱持冷战思维，但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历经冲突与动荡的中东国家更加珍视和平与发展；美国等西方国家仍然是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主要力量，但国际格局多极化持续发展，中国等东方国家的崛起之势不可阻挡，抓住机遇、顺势而为是包括伊朗在内的中东国家的战略取向。与此同时，反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强权政治和霸凌政策、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则是世界大变局演进的题中之义。同时，在历经一段时间的地缘政治竞争和长期动荡之后，中东地区国家普遍将发展视为国内政治的主要任务，缓和成为地区国家的普遍诉求。从这个意义上说，莱希深化周边缓和、坚定“向东看”、加强与反美国家关系的外交政策既是伊国内发展的需要，又有意识形态的缘由，也顺应了世界和地区的发展潮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