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20世纪初，礼萨汗建立巴列维王朝并推行军事改革，组建起伊朗历史上第一支现代化军队。在礼萨汗改革举措的推进下，伊朗军队在这一时期形成了独特的军营文化，在制度、政治、战斗、物质四个方面体现出近现代伊朗军队的时代特征。在现代伊朗民族国家构建的起步期，伊朗的这种独特军营文化体现了伊朗传统的军事制度、军事理念与现代化军事制度和理念的冲突和碰撞，同时这种军营文化具有过渡性、镶嵌性和融合性特点。关 键 词 礼萨汗；伊朗军营文化；伊朗军事；巴列维王朝作者简介 冀开运，西南大学伊朗研究中心教授；何忠兰，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生。项目来源 本文系2018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别史重大专项支持课题“伊朗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构建与治理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文章来源 原文刊登于《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全文如下：

伊朗的古代历史辉煌灿烂，但到了近代，这个文明古国被卷入到殖民掠夺中，卡扎尔王朝末期沦为半殖民地国家。伊朗陷入到深重的民族危机中，为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发展，伊朗仁人志士一直在推动变革。1921年，伊朗哥萨克师军官礼萨汗发动政变，先控制军权，再谋求政权，逐步将自己塑造成国家最具权势的人物，并于1925年登上国王宝座，建立了巴列维王朝。礼萨汗成为新一任国王，在伊朗大力推行现代化改革，其中军事现代化被放在首要位置。在礼萨汗掌控伊朗的二十年间，建立一支伊朗自己的现代化军队是整个国家建设方案的核心。历史学家蒙森曾有一句名言：“士兵在长期征战的生涯中以军为家，以对伟大领袖的忠诚代替爱国热情”。以礼萨汗推行军事现代化改革为背景，伊朗军队在长期的军事实践活动中，因军事组织的独特性、军事政治教育的统一性、军事传统的稳固性，逐步形成了独特的军营文化。这一阶段伊朗军营文化的形成与最高统治者，也是这支军队的缔造者、军队制度的设计者、军营风气的把控者——礼萨汗有最直接的关系。一、新旧交替、瑕瑜同在的军营制度文化卡扎尔王朝末期，俄土两国势力撤出伊朗，英国作为一战的战胜国入驻这个文明古国，填补了政治军事真空，但伊朗经济凋敝、政治黑暗、民族危机严重的局面并无改观。1921年2月21日夜，身为哥萨克师准将军官的礼萨汗率领哥萨克师士兵3000人秘密潜入首都德黑兰，发动军事政变。政变成功后，组成了新内阁，礼萨汗被任命为伊朗哥萨克师的最高指挥官，年底又被任命为国家军队总司令，总揽全国军权。从掌权起，礼萨汗的首要目标就是建立一支伊朗自己的现代化军队。1922年12月6日，礼萨汗发布了一号军令，将伊朗原有的宪兵队和礼萨汗掌控的哥萨克师合并。12000名宪兵队和总数为7000人的哥萨克士兵统一改编，实现了军队一体化，即统一编制、统一制服、统一训练。伊朗真正意义上的一支统一的军队就此建成，在长期的军队生活中，伊朗军营文化亦逐步形成。在这一历史时期，伊朗军营文化既包含有新时代的先进思想和理念，也受旧时代落后观念的影响，既有积极部分，也有消极因素，总体说来具有新旧交替、瑕玉同在的特征。礼萨汗在20年代针对征兵方式进行的改革，使军队中的士兵脱离部落意识的影响，开始有了身为伊朗国家军人的自我认知，这推动了军营文化中制度文化的形成。20世纪20年代初期，伊朗军事当局仍在依赖于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招募程序，即布尼查制度（bunichah），一种19世纪创立的征兵制。在这一制度下，每个村庄必须按照其税收评估提供一定数量的士兵。布尼查制度有很大的缺陷，它没有克服传统的部落征兵制的弊端，在布尼查制度下，一些军团依旧是由来自同一个部落的士兵组成，军团统帅就是部落首领。这种军团具有浓郁的部落军队的色彩，具有封建性的军队价值观念和效忠对象。应征入伍的军团士兵是部落壮丁，未接受过系统军事训练，也没有现代军队应有的民族和价值观念，他们自由散漫，只效忠于身为军团统帅的部落首领。他们在部落军队的影响下难以形成对国家忠诚的信念和产生爱国主义精神。他们在骨子里不是伊朗国家的军队，而是地方部落汗王的军队。军队的士兵是部落的士兵，是汗王的士兵，却不是国家的士兵。对于这种征兵方式，礼萨汗认为需要加以改革，在征兵的基础上建立一支统一军队便是实现和捍卫国家主权以及建立和灌输国家认同的重要一步。在1925年，他迫使议会通过了《义务兵役法》，规定伊朗年满21岁的男性公民（除了军校和神学院的学生）都必须应征入伍，服役25年。布尼查制则只作为义务兵役制的补充，义务兵役制不按兵源地分配士兵，而是使他们分散进入各个军团，他们不再属于原部落或是地方军团，而是属于伊朗国家，以往的地方军团、职业军队发展到国家军队的高度。在统一的国家军队中、统一的现代军事训练中、共同的军营生活中，伊朗士兵逐步产生同为伊朗国家军人的集体自我认知。伊朗军队中缓慢地出现这样一个认识——军队的士兵是巴列维王朝的士兵，这种军人集体意识的萌芽标志着伊朗军营制度文化初步形成。在伊朗新军建立的初期，礼萨汗曾一度推动军风军纪观念的传播，为军营制度文化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在卡扎尔王朝末期的军队中，士兵受部落文化的影响，没有现代军队的纪律意识，同时士兵文盲率甚高，文化素质低，外国军事专家无法对他们进行有效的训练，实战效果有限。为了建立一支纪律严明的伊朗军队，礼萨汗规定，义务兵在现役中都要经历两年的文化课程教育。从长远来看，礼萨汗的这一举措降低了伊朗军队的文盲率，提高了文化素质，同时也削弱了部落文化对于伊朗军队的残余影响。配合统一的军事训练，使得军风军纪这样一种概念得以在伊朗士兵脑海中建立起来。礼萨汗在军事改革方面还加强军官军事教育、明确军队的军阶、建立保险制度、完善晋升体系。礼萨汗在将现有的军官学校合并为一所军事学院进行军官基础训练后，建立了一个军事教育计划，并提出了在国外培训伊朗军官的计划。1936年2月15日，伊朗军队建立了新的纯波斯名称的军阶，修订了战斗秩序，规定了晋升依据，建立了养老金、抚恤金和军士保险制度。1938年6月26日，议会修订完善了常备军士兵的晋升办法。伊朗军人按照晋升体系可以逐步提升，也享有各种保障权利。对于一支现代化军队而言，国家军人的集体自我认知觉醒、军人的纪律意识建立、军人军阶及保险晋升等体系的完善，体现了与这样一支现代化军队相适配的正向引导的军营制度文化的形成。然而，20世纪初的伊朗正处现代化的起步期，旧时代留下的阴影笼罩在伊朗前进的道路上，对立的新军组织导致了军人意识的分裂，陈腐的军事思想导致了贪污腐败盛行，这一切都给军营制度文化带来了消极的影响。礼萨汗建立伊朗现代化军队时，将伊朗当时的两支主要武装力量即宪兵队和哥萨克师合并。1921年，宪兵有700多名特种兵和军官以及近9300名士兵，是伊朗规模最大的军队。相比之下，哥萨克师只有300名军官和7000名士兵，但由于礼萨汗最初是以哥萨克师军官的身份掌权，为了维护他在新军队和围绕其建立的政权中的霸权地位，礼萨汗不得不降低宪兵的独立性、号召力和威望，在后期的军队建设中偏袒重用哥萨克师。他将原宪兵队的军官调到不掌实权的职位上，而将前哥萨克军官调到指挥官以及其他权威职位上，并将原宪兵总部置于哥萨克军官的指挥之下，哥萨克师所有级别的军官在工资和军阶方面相比原宪兵同级军官都能得到更优厚待遇。从1922年开始，在礼萨汗的支持下，前宪兵的政治和军事影响力几乎被前哥萨克师完全压制。这样，这两个集团之间的摩擦在新军各师之间、在下级军官和高级军官之间甚至在普通士兵中，都长期存在。礼萨汗信任并依靠哥萨克军官，让他们手握大权，前宪兵军官却被疏远，他们工资相较哥萨克军官低，哥萨克军官也有优先晋升的机会，而前宪兵们认为这些落后于哥萨克军官的待遇与前宪兵军官的艰苦训练和作战经验是不相称的。长此以往，虽然同为伊朗新军的一部分，前宪兵和前哥萨克师却仍各自保持着一种群体认同感。到1926年，礼萨汗的新军总人数不到四万，原哥萨克师扩展到一万七千余人，原宪兵一万余人。除义务兵和从部落收编的小支军队外，原哥萨克师和原宪兵的数量占据新军总数的大部分。它们两者之间产生的分裂，给新军逐渐形成中的军营文化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士兵到底首先是伊朗国家的士兵，还是前宪兵或者前哥萨克师的士兵？士兵到底要不要为自己所属的阵营争取利益？士兵到底是该无条件地服从军令，还是优先服从己方阵营的军官？这是一种分崩离析的军营制度文化。虽同在一支军队中，但军人的自我认知存在拉扯割裂，办事规章和行为准则也因立场不同而大相径庭。分裂的意识、混乱的立场成为这一时期制度文化的典型特征，这种分裂与混乱达不到彻底分裂军队的程度，但在一支统一军队中制造了矛盾与裂痕。另一方面，礼萨汗在坐上统治者位置后，他的一些依照传统办事的行为偏离了他严肃纪律的初衷。比如在伊朗军事传统中，军官们的军事任命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亲友在朝廷或各部委的影响。在20世纪20年代初，在一支现代化的军队中，礼萨汗并没有对这一军官任免的方式进行改革，这一传统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下来，这就使得托关系走后门这种落后的情况在伊朗新军中依旧存在，并给军队中军官收受贿赂大开方便之门。除此之外，礼萨汗在新军里让他所信赖的前哥萨克师成员掌握实权。这批哥萨克师军官在管理军队的过程中严重地削弱了军队，他们没收部落金库而不上报给国家，伪造士兵花名册骗取公款，并且侵吞手下士兵的军饷。对于军官的腐败，礼萨汗不仅没有制止，反而还加以鼓励，他试图通过授予权力和允许广泛的腐败来换取高级军官的忠诚。这种受到当局鼓励的腐败很快风行开来，礼萨汗甚至成立了一家名为“赛帕银行”的特殊银行，该银行隶属于军队的养老基金，服务于武装部队，并为可疑交易提供了交易平台。军官腐败成为这一时期军营制度文化的特点之一。从20年代到40年代初，军营制度文化可以说是新旧交替、瑕玉并存。军营里的士兵有了国家军人的自我意识以及纪律意识，这对军队建设有着积极作用，但军营里的分裂对立长期存在，军官腐败也始终是一个没有解决的大问题。在这样一种制度文化下，士兵受其影响，自我认知混乱，也向往高级军官的腐败。不健康的军营风气一度盛行，使得军心不稳，为此后伊朗部分军队的反叛埋下了隐患。二、忠君尽职、打压政敌的军营政治文化礼萨汗手握兵权起家，他对于军队的态度十分矛盾。他既依靠军队维持统治，又试图确保军队不卷入政治，希望武装部队只充当镇压民众的工具，但绝不是威胁或干涉伊朗政治事务的力量。为此，他采取了一系列的政治手段。正是在这些政治手段的推动下，形成了这一时期伊朗的军营政治文化。礼萨汗统治时期，在伊朗新军中，一个军官所表现出来的对国王的忠诚这一品质对他的晋升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他的忠诚受到怀疑，他可能立即被降级或免职甚至被逮捕。随着军队的壮大，军事将领获得财富和权力的机会增加，军中上层的野心也随之扩大。新军中的将领想要获得更高的地位、更多的权力，他们除了竭尽所能展现自己的忠君尽职外，部分将领采取诋毁政敌的策略。他们指责政敌存在对礼萨汗的不忠，在政治倾向上的不可靠，其实这种指责往往是空穴来风。对于军队内这样一股乌烟瘴气的不正之风，礼萨汗不加以制止，相反予以鼓励。或许是这位从伊朗旧时代走出的君王出于制衡手下权力的考虑，他表现得像是总能够轻易相信国内存在由某一批人主导的阴谋和颠覆活动，即使压根这事就是捕风捉影，其实毫无证据。在礼萨汗的默许和不加干预下，在政治和军事权力集中的德黑兰，高级指挥官因为野心而试图互相抹黑诬陷。这导致了一大批军官被礼萨汗突然削官，然后突然复职，这一举措使军队指挥结构陷入混乱。伊朗军官团充满了一种不安全和士气低落的氛围，搞得人人自危。到1926年，伊朗军队和当局的气氛十分紧张，到处充溢着对叛国和不忠的怀疑。事实上，这种军队内部钩心斗角的风气正是由礼萨汗本人建立和培养的。作为一个手握兵权起家的君主，他依靠又防备着他的军队，而且不能容忍哪一个军事将领比他更得人心。他纵容军事将领的腐败，一方面收买人心换取高级将领对国王的忠诚，一方面以开展反腐运动为幌子，对涉嫌对国王不忠的官员进行处罚。这种惩罚方法展示了国王拥有可以随意打倒任何军官的能力，从而牢牢地掌控伊朗的军队。军队中这种政治风气受到国王的鼓励长期盛行，从而逐步形成了这一时期伊朗的军营政治文化。它的特征就是：军官一方面表现自己如何忠心耿耿，别无二心，凸出自己的忠君尽职；另一方面，不择手段地打压自己的政敌，造谣构陷政敌对君不忠。军中钩心斗角的风气酿成了1926年的危机。阿普杜拉·汗·塔赫马斯比将军在1925年12月被任命为战争部长，他坐上这个位子立刻引来了其他高级军官对他的忌惮。亚兹丹帕纳（Yazdanpanah）将军自德黑兰师成立以来，一直担任德黑兰师指挥官的重要职务，同时也是德黑兰的督军，他对塔赫马斯比一直以来在军队士兵中的良好声望感到不满。亚兹丹帕纳曾是1925年推翻恺加王朝的主要指挥力量之一，是巴列维王朝的开国元老，他希望自己能担任战争部长一职。在德黑兰一组高级官员的领导下，亚兹丹帕纳发动了一场针对塔赫玛斯比的阴谋，并尽一切努力引起国王对这位新战争部长的怀疑。5月27日，塔赫马斯比被安上密谋造反的罪名被正式逮捕，而逮捕他的证据其实是人为捏造的。亚兹丹帕纳经过这一番操作顺利打倒了他升职路上的主要政敌，此后，作为政治上至关重要的德黑兰师的指挥官，他成为伊朗军队中举足轻重的人物。然而，礼萨汗很快发现亚兹丹帕纳的地位变得太高、权利也太大，他掌握在手中的德黑兰师宛如高悬皇城之上的利剑，成为可以威胁到巴列维王朝政权的隐患。卧榻之侧不容他人酣睡，两年之后，礼萨汗便决定不再容忍这一心腹大患。1927年，在国王的雷霆手段之下，亚兹丹帕纳被逮捕，解除指挥权，而德黑兰师被分成了几个团，每一个团的军官都直接向总参谋部负责。军队中的钩心斗角使得军队大洗牌，礼萨汗若整肃军纪，遏制军官的互相构陷，这种事件本可以避免。然而此后，类似事件频繁发生，使得伊朗军队在不断地内耗。礼萨汗短暂反思过后，矫枉过正地采取了另外一种手段，用恐惧来控制军队。在军队从1927年的危机中恢复后，礼萨汗将军队的控制权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并将大量的时间和个人精力投入到军事管理的每一个细节上。随着20世纪20年代过渡到30年代，他非但没有放松对军队的控制，反而收紧对军队的控制。他在黎明时常会毫无先兆地出现在部队、军火库和军校中进行视察，通过突然空降的视察和他对官员的严苛态度，他在军队各阶层都引起了相当大的恐慌情绪。军队高层领导生活在小心翼翼讨好国王的氛围中，最高指挥部在对国王龙颜震怒的恐惧的驱动下运转。在整个30年代，最高司令部持续地被国王独断专行的大清洗行为所震慑。不过，即使承受着来自国王的高压，最高司令部始终忠于政权，忠于礼萨汗。高级军官亦能够忍耐他们摇摇欲坠的地位和随时被国王撤除的恐惧，以换取威望和财富，他们中有的人甚至欢迎国王的独断专行，因为它导致了政敌的倒台。作为一个疑心深重的统治者，礼萨汗试图牢牢掌控军队，不断增强对军官团的控制力。为了维持地位，军队中的军事将领往往不断迎合统治者的意图。军队之中忠君尽职成为每个军官最大的追求和护身符，同时在激烈的地位竞争中，构陷政敌对国王不忠成为一些军官首先采用的手段。对于一支正在建造中的现代化的军队，领导层如此，上行下效，在整支队伍中对权威的恐惧和对权势的渴望，以及追求这种政治态度、价值信仰和情感体系不断被强化，形成了这一时期军营中的政治文化。这种军营政治文化有利于保持国王对军队的控制，但从长远来看，不利于伊朗新军这样一支现代化军队的发展。军营政治文化中过于强调对于国王的“忠”以及对于权势地位的追求，而对坚定不移的政治态度、正直正义的价值信仰和爱国爱民的深厚情感强调远远不够，伊朗新军的士兵难以形成正确的价值观，，拥有保卫伊朗国家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伊朗随后的历史也佐证了这一点。整个30年代，国王对军队的严密控制仍在继续，对于国王的忠诚和权势追求不足以支撑士兵们面对外界的压力，士兵变得越来越不安和沮丧。这一时期，军队中对法西斯主义的同情和普遍的亲轴心主义情绪的增长，也开始预示着军心不稳定。1941年盟军入侵伊朗，而伊朗军队的摇摆不定、仓促应对就清楚地展示了当时的伊朗军队在政治和军事上的脆弱性。三、表里不一、虚张声势的军营战斗文化现代化军队中，武器装备和战斗文化息息相关。礼萨汗统治时期军队配置的武器装备体现了伊朗当局对伊朗新军作战的态度，这也助推了伊朗军营中战斗文化的形成。礼萨汗军事改革后，军队逐步配备了现代化的武器，却极少使用现代化的武器作战。20世纪20年代以前，由于伊朗的普遍贫困，军队没有购买过许多新的武器，也没有任何重要的机械化部队。伊朗军队的机械化是从礼萨汗掌权后开始的，根据美国的一份法令报告，在1921年的政变之后，伊朗从法国收购了10辆小型拖拉机和4辆小型坦克，在德国收购了32辆卡车，还从英国运送了4辆劳斯莱斯装甲车回国。这些坦克、装甲车初步将伊朗军队武装起来，使伊朗军队拥有了现代化的武器，但在伊朗当时的环境下，这些武器大多更具有政治意义而不是军事意义。例如，1924年6月，在英国购买的4辆劳斯莱斯装甲车在1924年12月抵达德黑兰，在那里，它们成为礼萨汗在政治危机中的有力后援。1925年至1926年，当首都德黑兰处于戒严状态时，它们对德黑兰人民施加了心理压迫，对于礼萨汗登上王位具有重大价值。事实上，伊朗在任何军事行动中都没有使用这些武器，因为它们在首都是一种非常宝贵的政治资产，是一种威慑，伊朗不会在与部落的战争中让它们冒风险，它们只是在1941年前每年一度的军事游行中使用。这种行为无疑给军队发出了一种错误的讯号，那就是在伊朗当时的国情下，现代化武器的存在似乎只是一种象征意义，拥有它比使用它更加重要。伊朗当局的这种态度对军队的实战作战意识产生了严重的误导，使军队对现代武器的掌握与学习落不到实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伊朗陆续购入现代化武器，早在1934年，伊朗从位于印第安纳波利斯的马蒙赫林顿公司（Marmon-Herrington）购买了19辆重型卡车，并于1935年又购买了36辆卡车和12辆装甲车。不久之后，伊朗订购了56辆捷克斯洛伐克出产的斯柯达（Skoda）轻型坦克。20世纪30年代末，美国大使报告说，伊朗所有的步兵部队都拥有机关枪和越来越多的自动步枪。一些新的机动轻机枪、中型火炮和8门机动高射炮已经购置，但军队的大部分火炮仍是用骡子运输的卡加尔时代的山炮。1938年，美国大使报告说，伊朗的装甲部队由100辆捷克斯洛伐克轻型和中型坦克加上4辆劳斯莱斯装甲车、12辆马蒙赫林顿装甲车和28辆德国装甲车组成。然而，此时在战争中，并不会动用装甲部队，装备着马枪或长矛的骑兵才是伊朗在国内战争中的主力。德国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兹曾说过：“现代化军队的建立和维持只是手段，军队的使用才是目的”，但至少在1941年以前，伊朗军队没有，也无法意识到这一点。新军在国内战争中主要是在维护中央政府的权力，压制自治的地方统治者和部落首领，解除平民的武装，镇压反抗，而1921—1941年间，国内没有爆发大规模的战役，所以这一支在武器装备上看起来“现代化”的军队，它的现代化的装备事实上并没有在国内战役中进行过熟练的实际应用。军队凭借着现代化武器的威慑作用作战，却又不熟练操作现代化武器，这让战斗文化带上了表里不一的色彩。美国军事理论家米切尔曾说：“如果一个国家的命运系于虚假的战备上，它将发现自己一开始就被别人毫不留情地抛在后面。”这一事实，伊朗直到1941年在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战争中遭遇了失败才真正明白。伊朗军事当局对伊朗军队作战的反应和态度也助推了战斗文化的形成。尽管伊朗军队拥有了现代化武器，但新军的作战行动大体上仍具有伊朗历史军事文化的特点。军事当局延续伊朗传统王朝的做法，在战争中尽量利用谈判、虚张声势和阴谋诡计，而不是战斗。当局试图争取部分部落站在政府一边，并在部落中扶植传统领导人维持秩序。政府常常通过这些方法中的一种或多种来实现其目标，而不是通过正规军的常规军事胜利来实现目标。尽管如此，无论取得怎样的成就，军事当局都总是会为政治上受欢迎的胜利大肆鼓吹。这一点在1924年胡泽斯坦军事行动期间出现在媒体上的颂文中得到了生动的说明，尽管霍拉姆沙赫尔的谢赫·哈兹·艾尔（Sheikh Khazal）的投降完全是通过政治手段而不是军事手段实现的，但在媒体的描述中这胜利的果实就像是完全出自伊朗新军的英勇无畏一般。不过尽管军事当局大加吹嘘，军队的战斗力本身仍然存在问题，吹捧出来的没有根基的高昂战斗精神十分脆弱，一旦士兵们发现军队的战斗力并没有那么神勇无敌，那么战斗意志垮塌就十分地迅速。比如在1921年至1926年间，当各种牵制谈判的方法被用尽、军队必须进行反部落战争时，军队的战绩令人沮丧。军队受挫后士兵通常不再情愿作战而集体撤退，并且实际上常常是直接投降接受失败，这说明了伊朗新军临作战时战斗精神的高昂是一种脆弱的、表里不一的高昂。到1939年，伊朗获得了笼罩在真实的军事力量外面的一层令人眼花缭乱的外壳。士兵们受到这种表里不一的战斗文化的熏陶，从未被使用过的现代武器和被吹嘘起来的军事战斗力中获得自信。1941年，当伊朗军队的士兵们需要真正地踏入战场展开战斗时，他们很快发现他们像是受到了伊朗当局的蒙蔽和欺骗，面对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英苏军队，伊朗新军首先从士气上就迅速崩溃了。四、士兵贫困、军官贪腐的军营物质文化礼萨汗在军事改革中重视对军队的武器装备进行革新，但对于落实到每个士兵的物质保障却做得不到位。礼萨汗建立新军后，虽然在更新武器设备和征兵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使得军费开支占了国家预算的大部分，但却一再拖欠军队每个士兵的个人工资。礼萨汗的这支现代化军队，其内部经济继续按照传统方式管理，当局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纠正军队中普遍存在的滥用权力行为，各种腐败、贪污和财务舞弊现象层出不穷。这些难以摆脱的问题在礼萨汗登基后变得更加严重。1925年末至1926年，各省指挥官利用他们新获得的权势，以尽可能快的速度积累财富，军队贪污十分严重，底层士兵工资被侵吞。虽然国家财政经常向军队提供预算拨款，但是这些拨款真正到达军队军人手中的却很少，到1926年，军队在拖欠工资的境况里越陷越深，军事财政管理陷入困境。到6月中旬，普通士兵的军粮配给被压缩，每人的小麦配给减少了三分之一。这对于已经被拖欠工资长达数月的士兵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但与此同时，独立指挥部的每一位军官却都获得了一笔来路不明的收入，士兵们知道这其中就包括本属于他们的工资和本应用来保障士兵口粮的钱。不只是普通士兵被剥削，初级军官也发现自己受到越来越多的压榨。军官的工资也被削减了约25%，事实上，在拖欠工资时，军官受到的影响比士兵更大，因为他们不会得到口粮。在令人忍无可忍的压迫下，军心瓦解，部队开始兵变，两起最严重的暴动都是由初级军官领导的。第一次事件发生在6月底的阿塞拜疆的萨尔马斯（Salmas）。这是一场突发的没有预谋的暴动，导火索是军队长期拖欠士兵军饷，士兵没有按时足量收到军饷产生的不满，以及士兵对军队指挥官尤素夫·汗·阿尔法上校的仇恨。在萨尔马斯的整个驻军大约有300至400人，他们打死上校后，在一名中尉的领导下愤而起义，抓了政府官员，抢了地方的金库。萨尔马斯兵变很快被镇压，不过这次兵变发生后几天，一场更为严重的暴动爆发于偏远边境的马拉瓦塔帕哨所（Maravah Tappah）的东区。在这里，军队长期拖欠军饷导致士兵生活艰苦，而与士兵的艰苦生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军队的高级指挥官通过在士兵口粮和军饷上中饱私囊，牟取暴利。士兵对此产生不满，基层士兵和指挥官的关系十分紧张，导致了士兵暴动。在1926年初，随着情况进一步恶化，伊朗军队不服从命令的事件变得更加频繁。到夏初，在呼罗珊北部的一个偏远边防站，部队自发举行的一次抗议演变为全面的叛乱，领导者是萨拉尔·伊·姜（Salar-I Jang）中尉，他在对巴列维王朝不满的同时，同情布尔什维克主义。6月底，由大约300人组成的马拉瓦塔帕哨所驻军在萨拉尔·伊·姜中尉的领导下叛变。不过这次叛变也被德黑兰部队镇压下来，萨拉尔·伊·姜和他的约250名士兵越过苏联边界逃跑，而他的其余部队则一哄而散。伊朗新军中对于军饷的拖欠，对于口粮的克扣，已经影响到了军队中军心的稳定，使得军营气氛浮躁，人心思变。士兵在物质需求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开始想其他办法增加自己的收入。美国驻布什尔副领事报告伊朗当时情况说：“由于军队拖欠6个月的工资，士兵身无分文或负债累累，因此他们的军事权力成为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军队开始公开抢劫货物并取代了部落在道路上收保护费，军队还没收房屋，征用车辆，并不给民众补偿。”一位英国官员则报告说：“这支新军的士兵对平民百姓的傲慢和不守纪律越来越明显，今天的波斯士兵拿着步枪，只要是遇到一点挑衅，可以毫不犹豫地向任何平民开火。”掠夺百姓让军人站到了百姓的对立面，对于一支国家军队来说，这种行为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士兵逐步建立起来的军风军纪理念、身为伊朗军人的自我意识被卷土重来的游牧部落劫掠习气摧毁，原因正是伊朗当局无法保障士兵的最基本的物质需求。这让伊朗军队中的底层士兵掠夺占有物资，而上层军官则是贪婪腐败、中饱私囊。由于上层军官的贪婪、下层士兵的匮乏，整个军营中长期弥漫着对物质和财富的功利浮躁的追求。长此以往，形成了伊朗军队的物质文化。军事物资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克劳塞维茨基认为，在一支军队中“忍饥挨饿必须是暂时的，只能是迫于环境，不能成为一种可怜的制度，不能是对部队的需要进行抽象地、苛刻地计算的结果。否则，每个士兵的体力和精力一定会不断地受到削弱”。在伊朗此后历史进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士兵贫困、军官贪腐的军营物质文化对伊朗军队战斗力的消极影响是巨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国王制定了抵抗攻击的宏伟计划，但1941年8月，当英苏军队袭击伊朗时，军队的抵抗很快就瓦解了，这主要是由于军队自身缺乏士气。过去几年军队士气低落的基本原因人们已经知悉了：士兵吃不饱、军费不足、高级军官腐败、士兵没有受过现代战争的训练，也没有使用昂贵的武器。礼萨汗认为军队的现代武器足以抵抗强军，然而，第一次空中轰炸的迹象就引起了恐慌，这种恐慌迅速蔓延到军事编队的总部。他们迅速撤退，部队迅速瓦解。战场上的军队自上而下瓦解了，军官们逃走后士兵们也一哄而散。到8月30日，伊朗军界出现了“极端混乱”，大量部队群龙无首，士兵到处流窜，受长期以来军营物质文化的影响，他们不信任贪腐的军官并一心想要维持自己的生存物资，他们逃跑时还设法带上他们的步枪、弹药和装备，将这些东西卖给部落以购买食物。到局势开始稳定时，军队已所剩无几。20世纪30年代的伊朗新军像是一支在阅兵场的军队，虽然有良好的武器装备，但士兵没有进行掌握新式武器的训练，并且士兵缺衣少粮。1941年，当新军第一次进行真正的试炼时，它还没有挣扎就失败了，军心瓦解、各自为政，新军大部分参战的军队直接溃散，无法再召集。五、结论军营文化是某一时期统治者掌控下的军队主流政治理念和价值观念的反射，是军队长期实践中统治者推行的军事举措的产物，从根本上来说，是军事制度的衍生物。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军营文化和军事制度是两位一体的。文化与制度，相辅相成，互为表里。军事制度长期推行，所有规章制度潜移默化形成军营文化，军营文化是一个时代的军事制度在文化上的反映。伊朗军营文化的特点，某种角度上也体现了这一时期伊朗军事制度上存在的优点与弊端。伊朗统一军队形成的军营文化从制度、政治、战斗、物质四个方面展示了伊朗传统的旧的军事制度、军事理念与现代化的新的军事制度、理念的冲突与碰撞，是一个认识伊朗军事史的崭新角度。在伊朗军事史上，巴列维王朝时期的统治者礼萨汗手握军权起家，并以建设一支现代化军队作为建设现代化国家的起步点，这使军队在国家建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并长期在国家的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巴列维王朝的伊朗存在这些特征，再加上这个国家是君主制政体，同时军权还牢牢把控在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礼萨汗手中，一些西方学者认为此时的伊朗更加接近一种军事独裁的政体，因此对此时的伊朗国王礼萨汗、对他大刀阔斧的军事改革、对他引导营造的军营风气持批判性的态度。但事实上，礼萨汗的巴列维政权与叙利亚、伊拉克、苏丹这些国家的军事政权存在明显的差异。礼萨汗虽靠掌握军权发动政变上台，但在此之后，他试图确保军队不卷入政治，希望武装部队充当牢牢控制在统治者手中的胁迫和镇压的工具，而不是独立出来能威胁或干涉伊朗政治事务的危险力量。同样，巴列维王朝时期的伊朗处在一个新旧交替的阶段，也是一个国家历史发展必经的阶段，这一时期的军队风气、军营文化确实有所缺陷，但全盘否定还是不适宜的。我们看待伊朗这一时期的军营文化，应该结合时代背景来综合考量。“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毛泽东关于文化的论述告诉我们，文化是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礼萨汗统治时期正是现代伊朗构建的起步期，20世纪初的伊朗，整个国家都在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变，旧的制度结束了，新的制度建立起来了，整个伊朗从政治上与经济上都处于新旧交替的交叉点，决定了此时的伊朗文化带着新旧交替的过渡性特征。军营文化是伊朗文化无数子系统中的一个，整体的伊朗文化是军营文化的大背景，故而这一时期的军营文化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新旧交替的过渡性的特征。其次，礼萨汗作为伊朗旧时代走出来的统治者，虽有推动伊朗国家走向新时代、走向现代化的意识，但免不了受旧时代的影响。在他的改革中，我们可以看到既有现代的、进步的因素，也有传统的、陈旧的因素。在礼萨汗推动的军事改革中，伊朗传统军事制度与现代军事制度相过渡、杂糅、镶嵌，由此所形成的军营文化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既有进步性，又有保守性，进步性大于保守性；既有成长性，又有停滞性，成长性大于停滞性；既有建设性，又有破坏性，建设性大于破坏性。同时，20世纪初的礼萨汗改革是伊朗走向现代化历程中必须经历的、绕不开的阶段，这一时期形成的伊朗军营文化虽有缺点，但瑕不掩瑜，是具有历史合理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