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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世界研究》2023年第2期

内容提要

伊朗和印度都曾是殖民地国家，现同为发展中国家，各自是当代中东和南亚地区大国。由于历史文化相亲和地理相近，发展友好关系一直是两国外交的重要目标。冷战结束以来，伊朗和印度关系的发展摆脱两极格局的桎梏，在“提量”和“增质”上取得显著成果，在政治、经济、军事和安全领域取得程度各异的发展或突破。2007年以来，伊印双边关系发展受阻，呈现出政治和安全合作停滞、经济和军事关系受挫的基本态势。冷战后的伊印关系与冷战时期相似，依然表现出很强的外源性和较弱的抗干扰性。受美国因素、印度中东政策等因素的干扰与制约，伊印关系在未来较长时段仍将继续陷于困境而难有实质性突破。关键词

伊朗；印度；伊朗与印度关系；印度中东政策

作者简介

魏亮，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东发展与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国际关系研究室助理研究员

正文

图片来源：Getty Images伊朗和印度既是当代中东和南亚大国，也是环印度洋地区的大国。两国有着深远的文化根源与相似的历史经历，没有历史遗留问题或重大利益冲突，具备发展紧密和友好关系的历史和现实基础。冷战期间，受制于两极格局和美苏地区争霸、印巴冲突、国内穆斯林等因素，伊朗和印度关系总体保持稳定但冷淡，双方既有过摩擦，也尝过改善关系。冷战结束后，伊印关系出现新的发展契机，并取得一定的成就。国外学界对当代伊朗与印度关系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涉及双边关系、核问题、美伊印三方关系和印度对外政策等议题，成果形式包括学术论著、研究报告等。总体上看，相关研究时间跨度长，围绕伊印关系的发展进程、挑战、双边政策及其中的软实力和宗教因素等具体问题进行了充分探讨。中国学界对伊印关系的关注较少，成果形式以论文为主，集中在历史梳理、议题研究和当代两国关系三个方面。相关研究成果视角相对单一，发表时间相对较早，缺少对莫迪政府时期双边关系的关注，这为当前研究伊印关系提供了空间。本文认为，冷战结束后伊朗与印度关系的发展以2007年为界，前期表现为“提量”、“增质”基础上的快速发展，后期表现为双边关系陷于停滞或出现倒退。尽管伊朗和印度均重视且有意发展双边关系，但内外干扰性因素成为两国关系难以实现实质性破解的阻碍。一、冷战后伊朗与印度关系发展的背景和基础冷战结束至今，伊印关系的发展受多种利益诉求驱动，表现出强劲韧性，取得了积极进展。这一方面取决于国际格局的变化与两国对外政策的调整，另一方面受到两国在战略、能源、安全等领域相互依赖与相互依存加深的影响。两极格局的解体和21世纪“全球化”“多极化”全球秩序的转型与重建，给伊朗和印度关系改善提供了较为宽松的外部环境与合作机遇。伴随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国际格局步入了“一超独霸”与“多极化趋势”并存的新时代。“从世界经济来看，一体化和区域化、集团化都在发展与深化。……市场经济席卷全球、世界范围的经济上相互依存、相互合作与相互渗透的趋势在不断加深，世界经济一体化已经进入一个新阶段。”在此背景下，世界主要国家在较大程度上摆脱两极对峙格局的束缚，依据本国地缘政治环境和资源禀赋，调整内外政策，探寻发展经济和增强国力与影响力的途径。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格局进入深度转型和秩序重建的新时期，这使得伊朗和印度面临诸多共同挑战。一方面，21世纪国际权力在两个层面发生转移，“一是权力在不同国家间的转移，二是权力从国家行为体向非国家行为体的扩散”。“新一轮的秩序之变也同国际力量格局的自然变动有关——所谓新兴力量群体性崛起、西方世界整体性低迷、非国家行为体呼风唤雨、全球性问题集中爆发等，从不同侧面冲击西方主导的既有国际体系。而更为根本的是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信息化、威胁多元化、文化多样化等‘五化’前所未有的并存于世界。”另一方面，极端主义、恐怖主义、传染病、自然灾害、网络攻击、海盗等不同形态的非传统安全，对大国关系和地区国家间关系的影响程度持续加深，国际社会不断凝聚对可持续发展、公平与公正等问题的共识。其中，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核不扩散问题成为主宰21世纪头二十年国际关系和大国关系的焦点议题，构成了影响中东国家和南亚国家关系的重要因素，在伊朗与印度关系中亦有突出体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印度调整内外政策，这为伊印关系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撑。首先，印度开启全面经济改革，经济外交成为历届政府施政重点，以适应外部环境变化和确保国内经济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自由化、市场化、全球化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时任印度总理拉奥认为，经济改革席卷了苏联、中国这样的大国和东欧的小国，人们的观点发生了变化，思想发生了变化。印度要生存下去，必须在新的环境下生存下去，不能落在（他国）经济改革的后面。为此，印度在保留“五年计划”这一计划经济发展模式的同时，实施了取消半管制体制、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放宽进口限制和鼓励出口、实施金融改革开放资本市场等一系列政策措施。自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末，印度经济表现良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从1980年至1992年的5.4%，提高至1992年至2000年的6.4%。进入21世纪以来，除2008年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较大外，其余大部分年份印度经济年增长率都保持在7%左右；依据IMF数据，2010年甚至达到10.4%。自2004年辛格总理主政到2014年莫迪当选总理，印度经济实现了十年的高速和稳定增长，2009年和2010年先后被国际社会定义为“基础四国”和“金砖五国”，并被视为继中国之后又一“经济奇迹”。正是在这一进程中，印度在外贸、投资、能源、劳工等领域与中东国家之间的联系变得更为密切。其次，21世纪以来中东地区在印度外交的地位日益上升。两极格局消失后，“一向以‘不结盟’作为外交基石，并在政治上、经济上较多依靠苏联支持的印度不得不对一直实行的对外政策作出全面调整”。20世纪90年代，印度在推行“全方位外交”后，以“东向政策”为核心发展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与此同时，印度与伊朗等海湾国家的关系实现了快速和全面发展。21世纪初，中东在经济、政治、安全等领域重要性的上升，使得印度日益重视发展与中东国家的关系。2005年辛格政府提出“西向政策”（Look West Policy）、2014年莫迪政府提出“西联政策”（Link West Policy），均体现出印度全面提升与中东国家关系的战略意图。辛格总理认为，海湾国家如同东南亚和南亚国家，是印度经济内陆的自然组成部分，强调印度必须与经济内陆中的广大亚洲国家建立更加紧密的经济关系。“印度成功施行的‘东向’政策推动了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我们同样应靠近波斯湾的西部邻国。”客观而言，“西向政策”实施力度和效果乏善可陈。2014年9月，莫迪在启动“印度制造”活动仪式上首次明确提出：“在一段时间内，我们始终在讨论‘东向’政策，是时候讨论‘西联’政策了。”莫迪政府将“西联政策”定位为印度“大周边外交”的四大支柱之一，赋予它与“东向行动政策”（Act East Policy）同等级的战略内涵，旨在以此加深与西亚、北非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间的关系，增强和提升印度的全球政治影响力。冷战结束后，伊朗历届政府外交政策重心的转变并未对伊朗与印度关系的发展构成阻碍，克什米尔问题作为伊印关系障碍因素的消除，为两国关系平稳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在政治领域，20世纪90年代至今，伊朗经历了拉夫桑贾尼、哈塔米、内贾德、鲁哈尼和莱西五届政府。其中，拉夫桑贾尼属于温和派，哈塔米属于改革派，内贾德属于强硬保守派，鲁哈尼属于温和保守派，莱西属于保守派。拉夫桑贾尼、哈塔米和鲁哈尼政府的外交以调整伊朗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关系为重点，如哈塔米提出“文明间对话”，鲁哈尼成功签署伊核协议。同一时期，印度和美国的关系经历了从缓和向日渐密切的调整过程。因此，伊朗发展伊印关系的外部环境较为宽松，受西方压力相对较小。内贾德时期，美伊交恶，但伊朗更加重视深化与发展中国家和周边国家的关系。作为发展中国家阵营中的“第二大国”，以及体量与土耳其、沙特相当的周边大国，印度成为内贾德时期伊朗突破美西方外交孤立的重要对象。在经济领域，自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前十年，伊朗将亚洲国家视为主要能源出口目的地，印度长期位列伊朗石油出口目的地前五位。伊朗不断提升对亚洲国家的重视程度，特别是向印度拓展市场、获取投资和技术，并将与印度关系视为制衡西方的重要砝码。2018年2月，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批评伊朗政府官员过于重视与少数几个西方国家互动，强调当下伊朗外交政策的核心要义应是“东方较西方优先”。哈梅内伊提出“向东看”政策的实质是与包括俄罗斯、中国、印度在内的国家发展关系，为伊朗拓展更为可靠的合作伙伴关系，减少对西方尤其是欧洲国家的期待。在伊朗看来，“发展与东方的关系将使伊朗成为（中东）地区进出口贸易的重要枢纽。只有这样，（伊朗）才能确保在外国投资、外汇借贷、贸易等问题上始终以本国利益为重”。历史与文化亲近、地理临近和战略利益紧密相关、资源互补等因素，是伊朗与印度关系能够长期保持良好发展态势、有效应对大国竞争背景下国际格局演变的重要基础。首先，伊朗（古代为波斯）和印度历史交往源远流长，两国在民族、宗教、制度、文学、艺术等领域保持着深厚和持久的联系。早在公元前2500年的哈帕拉文明时期，印度就与伊朗高原上的埃兰王国有过密切的商业往来。伊朗和印度有着共同的“族源”，雅利安人大迁徙中向东迁徙的部分，即前往西亚和南亚方向的群体被称为“印度—伊朗人”（Indo-Iranian）。“语言上的密切联系以及宗教、偶像和社会习俗上的高度相似，无疑证明了波斯人和印度雅利安人在人种学上属于同一族群，且一度生活在同一个国家里。”从古代波斯帝国到印度的伊斯兰帝国莫卧儿王朝，波斯和印度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联系从未断绝，印度的“大一统”观念、帝制、宫廷制度和礼仪、语言和艺术，不同程度地受到波斯的深刻影响，彼此间的相互渗透经久不衰。数千年来，印度和伊朗形成天然的文化亲近与认同，这种亲近渗透至两国诗歌、童谣、绘画、建筑等各领域和日常生活中，并未因巴基斯坦的建立与阻隔而断裂。作为伊朗琐罗亚斯德教教徒在印度的遗存，帕西人更是波斯文明和印度文明交往融合的“活化石”。尼赫鲁总理曾指出：“就人种来源和整个历史的关系而论，很少民族有比印度民族和伊朗民族更为密切的了。”其次，伊朗与印度地理相近，关乎印度西部安全，在印度外交中拥有独特地位。伊朗的战略位置对印度周边安全至关重要。伊朗地接南亚、中亚和西亚，在南亚方向上，伊朗对巴基斯坦的支持会给后者在印巴斗争中提供一个稳定和安全的战略“大后方”；在中亚方向上，伊朗是印度经阿富汗进入中亚各国的战略通道，有利于印度摆脱来自巴基斯坦的地理阻碍；在西亚方向上，伊朗是海湾乃至中东地区重要的大国，是维持地区稳定与和平不可或缺的力量。印度还认为，在应对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境内极端主义问题上与伊朗开展合作至关重要。从印度外交事务管理的角度看，伊朗虽地处海湾，但不属于印度外交部海湾司管辖范围，对伊朗事务由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伊朗司（PAI Division）主管。在印度看来，自波斯帝国时期开始，上述三个国家在民族、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的联系日益密切，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同时三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安全关系与变化同印度的利益密切相关。再次，伊朗和印度在能源领域高度互补，能源合作潜力巨大。印度是一个典型的“缺油少气国”。有限的资源与经济社会需求之间的巨大鸿沟，导致印度能源进口呈现需求强烈、缺口巨大和对外依赖严重的基本特征。“获得充足、稳定的能源供应成为印度外交的重要目标之一，能源安全也成为国内备受关注的话题。”依据BP《世界能源统计数据（2021年）》报告数据统计，截至2020年底，印度石油探明储量为6亿吨，储采比为16.1年；天然气储量为1.3万亿立方米，储采比为55.6年；两者储量皆位列全球第20位。伊朗石油探明储量为217亿吨，占全球储量的9.1%，位居全球第四位，储采比为139.8年；天然气储量为32.1万亿立方米，占全球储量的17.1%，位居全球第二，储采比为128年。伊朗具有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丰富、开采成本和运费低、航程短等特点。伊朗和印度之间仅相隔阿拉伯海，石油和天然气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穿越阿曼湾和阿拉伯海即到达印度西海岸，单程只需4天。不仅如此，受制裁、国内技术水平、投资不足等因素影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伊朗的石油生产上限始终维持在400万桶/天左右，90%以上的天然气生产供国内消费。对印度而言，伊朗能源开发潜力巨大，前景诱人。印度前总理辛格称：“在我们的议程中，能源安全仅次于食品安全。印度严重依赖进口能源，而能源供给在当今世界正变得越来越不稳定，这带来了新的挑战，（对印度而言）能源安全至关重要。”90年代以来，印度一直致力于发展与伊朗的能源合作，多次谋求建设陆上或海底天然气管道，扩大石油进口规模。二、冷战后伊朗和印度关系的进展1947年，印度摆脱英国殖民统治获得政治独立。与此同时，二战期间美、苏、英三国的对伊朗的军事占领在经历“伊朗危机”后得以和平解决，伊朗以崭新姿态步入国际社会。1950年，伊朗与印度正式建交并签订友好条约，开启了当代伊印关系的新篇章。冷战时期，伊朗和印度关系以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为分界点，分为前后两大阶段。在这两个阶段，受“不结盟政策”、美苏争霸的两极国际格局、巴基斯坦等周边国家、阿富汗战争和两伊战争等地区战乱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两国关系只能维持相对稳定的态势。与冷战时期相比，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伊朗和印度关系在合作范围和交往深度上实现了较大提升，但仍未取得实质性突破。自90年代以来的两国关系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自90年代至2007年。这一阶段，双方在政治、经济、军事、安全等领域取得积极进展，实现了既“提量”又“增质”的目标。第二阶段自2007年后至今。该阶段受美印关系制约和伊核危机影响，双边关系出现严重下滑，尤其在能源合作屡受冲击。2006年前后，美国与印度签署《民用核能合作协议》并提交美参众两院通过。美国借此施压印度，迫使后者在伊核危机中奉行支持美国的立场，这对印伊关系的消极影响不断凸显。2007年伊朗军舰访问印度后，两国军事合作转向低谷。军事合作是国家间政治互信与合作关系达到一定层次的产物和表现，因此2007年可被视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印度与伊朗关系的“分水岭”。冷战后，伊朗和印度两国政治关系的基础更加牢固。20世纪90年代，伊印双方在巴基斯坦、克什米尔和印度国内穆斯林问题等干扰两国关系的传统问题上相继达成谅解，于21世纪初先后签署《德黑兰宣言》与《新德里宣言》，双边关系进展积极。2007年后，受美国因素的影响，伊印关系发展受限。此后，两国关系借“不结盟峰会”和元首高访形成两波“小高潮”，但政治关系未再有实质性进展。1992年后，伊朗和印度的政治关系与合作主要体现在双边和多边层面。成功化解围绕克什米尔问题的争议，是伊印关系的重大突破，也是伊朗有意改善两国关系、主动向印度示好的表现。1993年7月1日，时任伊朗外长韦拉亚提在与来访的印度外长迪克西特举行会谈，韦拉亚提明确表示伊朗放弃支持克什米尔的分离主义分子，这一表态为两国关系的改善铺平了道路。20世纪90年代，伊朗总统拉夫桑贾尼提出印度、伊朗和中国三方开展“亚洲合作”的构想，认为“三个大国”间的合作将使它们所代表的亚洲成为国际社会的一股新兴力量，“亚洲的重要国家在人口、工业、市场上都具有突出地位，开展相关合作将使得亚洲国家在国际事务中拥有发言权。”伊朗表现出加强与“东方”尤其是亚洲国家合作的兴趣，为伊印深化合作打开方便之门。1993年印度总理拉奥在访问伊朗期间，向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解释“庙寺之争”只是偶然性事件，不代表印度改变世俗化的基本国策。“拉奥向哈梅内伊保证，印度穆斯林不仅是国家和国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印度政治活动与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与哈梅内伊的直接交流，拉奥总理认为，印度与什叶派的伊朗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反对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等问题上拥有诸多共同利益。自1993年开始，伊印两国高层互访不断，表现出不同寻常的外交“热度”。2001年和2003年两次高访期间签署的《德黑兰宣言》与《新德里宣言》成为伊印关系的最重要成果。《德黑兰宣言》奠定了印伊加强双边关系的基础，尤其强调两国发展能源、商贸和科技领域的合作关系，伊朗同意与印度开展合作，开辟通往中亚和俄罗斯的贸易走廊。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问伊朗期间，双方还同意建立印伊战略对话机制。《新德里宣言》在延续《德黑兰宣言》精神与合作方向的基础上，进一步确立了两国在国际反恐、反对美国单边主义、军事安全等方面深化合作的内容。在签署《新德里宣言》的同时，伊朗与印度还达成7项协议或合作备忘录。2003年，时任伊朗总统哈塔米作为印度国庆日特邀嘉宾访问印度，此访显示出印度对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认可。2005年印度外交部年度报告中称“印度和伊朗关系近期已经达到战略高度。外长级的高水平交流，安全和战略领域、能源领域的交往，围绕阿富汗重建的合作，迅速发展的贸易，有力加强了双边关系”。鲁哈尼时期，伊朗与印度共开展三次元首级访问，两次是印度元首访伊，凸显出辛格政府与莫迪政府对伊朗的重视。尤其是2016年5月，莫迪总理对伊朗进行了为期两天的国事访问，双方共签署12项合作协议或备忘录，涉及社会、文化、外交、交通、科技、港口发展、海事等多个领域，成为自伊核问题《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CPOA）签署以来印度有意扩大双边交往和投资的集中体现。“莫迪此次访问的独立性质表明，印度对伊朗这个因迫于外部压力难以开发潜力的能源富集国的重视程度。”2018年2月，鲁哈尼总统对印度进行了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国签署了避免双重征税协定、外交护照持有人免签证谅解备忘录、交换引渡条约批准书、沙希德·贝赫什蒂港口租赁合同等一系列文件。实际上，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伊印关系的标志性成果主要是在印度总理对伊朗进行访问期间达成的，且印度的元首级别访问多于伊朗的回访，凸显出印度对伊朗的重视程度。

在多边层面，伊朗和印度深化在联合国、“不结盟运动”、伊斯兰合作组织等国际组织和多边平台的合作，同时在中亚能源和安全议题上保持沟通与合作。1994年，伊朗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成功劝服巴基斯坦撤回有关克什米尔的决议，印度高度赞赏伊朗发挥的调解作用。伊朗还在伊斯兰合作组织劝说巴基斯坦同印度和平解决克什米尔争端。2012年8月，伊朗在德黑兰举办第16届“不结盟运动”峰会。伊朗将峰会视为打破国际孤立的重要机会，邀请辛格总理参会。印度顶着来自美国和以色列方面的巨大压力，应邀参会。“伊朗对印度的出席深表感谢，因为它是唯一一个派元首参会的‘不结盟运动’创始国。”辛格赴伊朗出席“不结盟运动”峰会使伊印关系迎来了一波小高潮，次年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贾利利和议长拉里贾尼先后访印，随后印度外长萨勒曼·胡尔希德回访伊朗，出席第17届印度—伊朗联合委员会会议，并签署4项合作备忘录。

中亚和阿富汗问题是伊朗和印度多边合作的另一个重要方向。印度和中亚国家与阿富汗有着久远的宗教和历史联系。“日渐强大的印度孜孜以求地在中亚寻找存在感，不仅是为了促进贸易和商业，也是为了再度振兴古老的联系。”一方面，印度想要抓住20世纪90年代中亚脱离苏联影响力的宝贵时机，重建与中亚国家的联系，另一方面，21世纪以来印度日渐看重里海的石油与天然气资源，将其视为印度能源多元化的“新选项”。因此，印度将土库曼斯坦作为加强联系的首选国家。1997年2月，印度、伊朗、土库曼斯坦三国在德黑兰签署三边贸易和交通协议，计划落实贯通从土库曼斯坦的阿什哈巴德经伊朗的阿巴斯港到孟买尼赫鲁港的商业线路。1996年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建立后，伊印两国对持激进意识形态阿富汗塔利班政权深怀疑虑，对南亚地区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抬头深表忧虑。此后，两国均采取支持“北方联盟”的共同立场。2010年奥巴马政府调整政策，启动与“温和的阿富汗塔利班”谈判，伊朗和印度都对“温和阿富汗塔利班”是否存在表示怀疑，认为阿富汗塔利班依旧与“基地”组织保持广泛且紧密的联系。为此，伊印两国明确反对2010年伦敦峰会上提出的建立总额5亿美元“和平与重返社会信托基金”，反对通过增加财政支持和培训的方式收编阿富汗塔利班中下层武装人员回归社会的提议。2016年伊朗和印度签署恰巴哈尔港投资协定，旨在打通一条绕过巴基斯坦、连接阿富汗的商业通道。2019年，阿富汗经由恰巴哈尔港的进出口商路启用。2020年，印度对阿富汗的粮食援助顺利运抵恰巴哈尔港。2022年5月，伊朗和印度开辟恰巴哈尔港到印度纳瓦谢瓦与坎德拉港的集装箱直航航线，这是自孟买和蒙德拉后印伊间开辟的第三条货运直航航线。伊朗与印度经济关系的主要成果还体现在贸易和大型项目投资方面，印度自伊朗进口石油的规模不断波动，两国能源合作与伊核危机和伊朗受到美国制裁具有较明显的同步性。20世纪90年代后，伊印经济关系以长期逆差为基本特征，经贸规模总体保持增长趋势，显现出较大的合作潜力。在非能源产品方面，印度出口伊朗的产品主要包括谷物、食品工业原材料和动物饲料、有机化学品、钢铁、肉类、人造短纤维等。印度是伊朗大米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国，印度在茶叶、糖和黄豆等食品类出口传统项目上始终保持自己的市场份额。进入21世纪以来，印度出口伊朗前五位的产品分别是初级和半成品钢铁、机械设备、金属制品、药品和精细化学品和橡胶制品；除石油产品外，伊朗出口印度的前五位产品分别是有机化学品、金属矿和金属废料、有色金属、硫磺和运输装备。伊朗还是印度的第四大化肥来源国，2014年和2015年伊朗出口印度化肥产品总额分别达2.3亿美元和5.1亿美元，2015年占印度当年进口总量的7%，仅次于中国、沙特和俄罗斯。“印度和伊朗贸易的实际数据要更大，许多印度商品是通过迪拜转口后出口至伊朗的。”2001年印度总理瓦杰帕伊访问伊朗时，印度承诺向伊朗提供总额达2亿美元的信贷，用于伊朗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双方还在技术合作、互联网、海关等方面签了署合作备忘录。21世纪初，印度方面不仅解决与伊朗在茶叶贸易问题上的争端，还降低了伊朗商品进口印度的标准，为伊朗产品进入印度市场提供便利。经过四轮艰苦谈判后，伊朗和印度于2007年3月签署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石化产品、食品与食品安全、制药、旅游、基础设备制造和中小型企业合作等，逐渐成为伊印经贸关系发展颇具潜力的重要领域和方向。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两国双边贸易总额逐年攀升，但也遭遇了一定的波动。1996年度伊朗与印度的双边贸易总额为375亿卢比，逆差236亿卢比；2004年度贸易总额增长到738亿卢比，顺差369亿卢比；2014年度贸易总额达8,012亿卢比，逆差3,206亿卢比；2020年度两国贸易总额达1,566亿卢比，逆差1076亿卢比。其中，2002年至2005年度，印度对伊朗贸易额为顺差，主要原因是伊核危机与谈判对伊朗能源进出口产生负面影响。根据印度储备银行年度统计数据，1996年，伊印经贸额在印度外贸中位居第20位，2006年提升至第9位，2015年降至第16位，2019年降至第26位。印度对伊朗贸易长期保持逆差状态且逆差规模随贸易额波动，但特朗普政府退出伊核协议后，伊印贸易总额出现下降态势。

投资领域也是伊朗和印度经济关系的重要方面。印度的投资兴趣点包括采矿业，矿产品，金属业如钢、铁和铝，汽车、铁路、建筑业、石油、天然气、石化产品、通信、纺织品、电脑和信息技术、电厂和电力输送设备等。除能源领域投资外，伊印之间的投资合作还包括塔塔集团在阿巴斯港投资建立年产量达300万吨的钢铁厂，龙树化肥和化学有限公司在法尔斯投资建立日产2,200吨尿素和3,860吨氨的化肥厂等。伊朗和印度之间最大的两个投资项目是能源管道项目和“南北国际走廊”项目。前者是双方深化能源关系的重大尝试，后者是双方以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合作以开拓中亚与俄欧市场的重要努力。两个项目的谈判和落实过程耗时良久，推进速度缓慢，成果或是夭折，或是项目建设速度缓慢、国内制度和非制度障碍因素导致双方对项目进程与合作不满意。冷战结束后，伊朗与印度军事合作关系的成果突出表现在军事装备服务和军事合作两个方面。两国的军事合作始于1993年，以2003年《新德里宣言》为高潮，2007年后渐趋萎缩，呈现出起步晚、时间短、合作水平低、合作规模小等特点。由于受到美国和以色列方面的巨大压力，伊印军事合作刚起步不久便戛然而止，至今未能恢复。两伊战争结束后，伊朗的常规武器耗损严重，武器采购和维修成为当时伊朗对外军事合作的主要目标。1993年印度总理拉奥访问伊朗后，伊朗提出请印度帮助改造三艘俄制基洛级潜艇，因为“俄方提供的电池不适应波斯湾暖水的环境，印度则有在暖水中使用基洛级潜艇的经验”。伊朗还请印度方面帮助升级伊朗国内的米格-29战斗机、军舰、T-72型坦克、步兵战车等俄制（苏制）武器，2001年，印度国防部长约根德拉·纳拉因访问伊朗，两国签署国防合作备忘录，讨论武器销售和维修事宜，伊朗方面提出采购印度自行研制的反坦克制导导弹及其零部件。2003年签署的《新德里宣言》是伊印军事和战略合作的高潮，不仅推动了双方重启军事合作，还推动两国开展军事培训、联合演习和军事互访等。《新德里宣言》中指出两国开展军事合作的领域包括海上航路控制与安全、伊朗与印度联合海上军事演习、升级伊朗俄制系统、联合反恐和联合缉毒等。2001年至2007年，印度和伊朗如约开展了四轮战略对话，战略对话是两国拓展国防领域合作的重要机制，成果包括《新德里宣言》中提到的国防军事培训和人员交流。2003年3月和2006年3月，伊印先后在阿拉伯海进行了两次联合军事演习。2007年，伊朗海军学员训练舰访问印度，印度政府允许伊朗军官与其他几个国家的军官参加多国联合训练课程。同年9月，伊朗同印度洽谈购买高级火控和防空雷达。雷达系统军售的总价值7,000万美元，但因受到美国方面施压，印度最终放弃了该协议。伊朗与印度的文化交流保持稳定态势。1995年，伊朗总统拉夫桑贾尼访问印度期间，两国签署文化、科技交流计划。2002年，哈塔米总统访问印度，双方签署《2002～2005年文化交流计划》。2016年莫迪总理访问伊朗，两国签署新的文化交流计划，包括印度文化关系委员会与伊朗文化联络局、印度国家档案馆与伊朗国家图书馆和档案馆等开展具体合作的计划。21世纪第二个十年里，在伊朗的印度裔留学生数量约8,000人；赴伊朗工作的印度人维持在4,000人规模，主要生活在德黑兰、扎黑丹、库姆、伊斯法罕和马什哈德等地。目前，印度国内有超过30所高校开设了波斯语专业，从事各个层次的波斯语和伊朗文化教学活动。伊朗在印度设有3个文化中心。三、冷战后伊朗与印度关系发展的现实困境“尽管伊朗和印度都有交好的强烈愿望，但数千年的文化与文明密切联系并没有在两国互信和建立可持续的政治与战略关系方面发挥作用。”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的限制性因素消失，受全球化、信息化、多极化影响，国际合作环境显著改善，但伊朗与印度关系的发展并不顺畅。究其原因，两国虽具备历史亲善、能源互补等推动深度合作的基础与潜力，但缺少推动发展的有利外部环境或内生经济动力，内外部限制性因素导致发展两国关系的“小环境”不佳，制约了双边合作的深入开展。

伊朗和印度关系的发展受到一系列内外因素的制约。其中，伊印产业结构互补性差是影响两国经贸和科技合作的主要内在障碍；美国因素和伊核危机是影响伊印政治关系和能源合作的首要外部因素；兼顾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关系的平衡，则制约着印度发展同伊朗的政治、军事与安全合作。第一，伊朗和印度均为发展中国家，双方在“南南合作”框架下发展贸易。首先，伊印在能源供给和消费方面呈现结构性互补关系，但在科技水平、工业结构等方面的“代际差距”并不明显，经济结构和产品结构的互补性不高。在高科技产品、精密仪器、大型工业设备等方面，印度产品难以同西方国家产品匹敌；在中低端制造业和生活用品方面，印度产品不具备中国产品的优势。这成为限制两国双边经贸关系的主要因素，也是印度对伊朗常年出现经贸逆差的根本原因。此外，印度缺少独立、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自身尚需要引进美、以、俄等国现金装备和技术，这导致与伊朗的军事合作受限，两国军事合作空间狭小、后继乏力。其次，双方经济实力制约相互投资的规模。巴列维王朝时期，伊朗对印度的投资集中在能源、石化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伊朗经济实力下降，不再具备大规模对外投资的能力。与此同时，2011年印度国内贫困率仍高达21.9%；2020年印度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6,100美元，居全球第163位。印度对伊朗存在长期贸易逆差，印度的外债规模始终大于外汇储备规模。因此，伊朗和印度都缺乏进行相互投资的充裕资金，但都将吸引投资作为对外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受美伊关系和西方对伊朗制裁的影响，外国投资伊朗中长期项目面临较高风险，印度政府、大型私企和私人投资者对伊朗的工业、科技、基础设施和房地产业的投资持谨慎态度。最后，莫迪及其主导的印度人民党崇尚印度教民族主义，印度国内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矛盾突出，对伊印关系造成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印度教民族主义将印度教特性与民族主义相结合，旨在“净化印度社会”，否定和排斥国内其他族群和文化。印度人民党的政治目标是建立“一个民族、一种文化和一个文明”的“大一统”的印度教国家。莫迪执政后，国内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矛盾激化。在2017年全球189个国家和地区中，印度国内的宗教不宽容程度仅次于叙利亚、尼日利亚和伊拉克之后，居全球第四位。1992年印度巴布里清真寺毁寺事件发生后，伊朗对印度当局提出严厉批评，表达对印度国内什叶派穆斯林生存境遇的关切。2022年5月26日，印度人民党发言人努普尔·夏尔马与该党德里地区发言人纳文·金达尔嘲笑伊斯兰教，发表侮辱先知穆罕默德的不当言论。事件发生后，伊朗当局反应强烈，立即对印度方面提出严厉批评。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在随后访问印度期间，提出关于维护伊斯兰教声誉和保护印度穆斯林权益的问题。第二，美国因素和伊核危机构成了限制伊印关系，尤其是两国能源合作的关键外部因素。缓和与发展同美国关系是20世纪90年代后印度外交的主要目标，对美关系成为印度外交的核心。美国长期占据印度最大贸易伙伴和最大投资国地位。据印度储备银行2000年公报数据，1991/1992年度至1995/1996年度，印度引进外资来源广泛，美国占据首位。1998年印度核试验虽对印美关系造成短期冲击，但两国于2000年和2004年分别签署《印美关系：21世纪展望》与《战略伙伴关系后续步骤》两份文件，确认将建设持久的新型伙伴关系，并在商业、科技、投资、民用核能、军贸和军事合作等领域开展广泛合作。2005年签署的美印核协议“首先象征着美国支持印度实现其庞大发展的全新承诺，并将印度作为真正的大国纳入国际社会”。2010 年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印期间，美印在联合公报中将两国关系定义为“21世纪全球战略伙伴关系”。2019年6月，特朗普政府发布《印太战略报告》。在美国看来，“首先，印度正在成为亚太地区更加重要的经济与战略参与者；其次，中国在经济与军事上正在崛起成为美国的竞争对手。”印度虽没有公开宣布实施“印太战略”，但莫迪政府通过推行“东向行动政策”和参与“四国机制”等方式，配合美国“印太战略”的实施。莫迪称印度与东南亚国家“有着悠久的贸易、宗教、文化和艺术传统，我们通过交流来加强我们的联系，这为我们今天发展新型的地区关系奠定了很好的基础”。莫迪强调印度要优先发展与美国的伙伴关系，将美国视为“实现印度崛起为一个负责任和有影响力世界大国的主要伙伴”。通过美印“2+2”对话机制，美印日“三边峰会”与美日印澳“四国机制”，印度近年来持续加深与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在经济、科技、军事、情报和安全领域的合作，在为本国谋取巨大利益的同时，推进“借美抑华”战略目标的实现。尽管莫迪政府在参与“印太战略”的目标、方式和程度上与美国存在较大差异，但印度的积极参与和配合使得印美关系达到印度独立以来前所未有的高度。印美关系是制约伊印关系发展的核心障碍，伊核问题也成为美伊印三边关系中最难解的问题。2010年前，“印度使出浑身解数抵抗美国压力，既保持与印度的贸易关系，同时保持与美国的关系”。2006年美国驻印度大使大卫·马尔福德称，“除赞成票外，印度任何抉择都将威胁美印核协议”。尽管印度一贯支持伊朗拥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权利，始终强调反对以任何军事手段或威胁使用军事打击解决伊核问题。但受制于美方压力，印度被迫于2005年9月24日、2006年2月4日和2009年11月27日，先后三次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投票中赞同美方提案，支持对伊朗施加压力或制裁。即便事后印度屡屡向伊朗主动示好，积极修复与伊朗的关系，然而印度迫于美方压力作出的选择仍严重伤害了伊朗的“自尊心”。2010年后，奥巴马政府加大对伊朗的制裁力度，欧盟国家也配合参与美国对伊制裁，进一步缩小了印度的回旋余地，使印度被迫在美伊之间选边站。最后，印度选择减少从伊朗进口石油，终止向伊朗出口军民两用技术与设备，在银行和金融领域减少与伊朗的往来。能源合作是伊朗与印度经济合作的主要支柱，自21世纪以来成为受印美关系制约的关键领域，突出体现在能源管道项目和能源进口与合作两个方面。能源管道项目是指与伊朗密切相关的“西线能源管道”计划，包括“伊朗—巴基斯坦—印度天然气管道”（IPI）项目及其替代项目和连接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管道（TAPI）项目。2005年，印度政府批准“伊朗—巴基斯坦—印度天然气管道”项目，于2007年前与巴基斯坦和伊朗举行了6次三边会谈。2005年3月，时任美国国务卿赖斯访问印度时明确表示反对印度参与该项目。布什政府认为该项目会“激活伊朗能源部门，同时有可能打开里海地区通过伊朗出口石油和天然气的门户。出于对伊朗天然气资源的强烈兴趣和需求，莫迪政府上台后开始推动深海天然管道项目建设，制定两种海底管道开发方案，涉及伊朗、卡塔尔、阿曼和印度四国。最终，迫于美国政府及其单边制裁的巨大压力，印度的“西线能源管道”计划以失败告终。伊朗与印度的能源合作屡受伊美关系与伊核危机冲击，能源成为两国经济关系的“重灾区”。一是伊印能源合作项目被迫终止。2005年后，印度相继获得法扎德B天然气区块和南帕尔斯第12区块开发权，但伊核危机的爆发干扰了印度的投资和开发进度。2015年后，“出于对印度多年来拖延开发项目进度和在美国与欧盟制裁下未能履行承诺，伊朗拒绝印度代表团提出的对气田一揽子开发计划”。二是印度从伊朗石油进口锐减，印度对伊朗石化产品出口锐减。2009年年至2013年，印度从伊朗的石油进口量分别达2,120万吨、1,850万吨、1,811万吨、1,314万吨和1,100万吨，呈逐年递减趋势。2018年特朗普政府退出伊核协议并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后，印度紧随韩国、日本等国，逐步减少伊朗石油的进口量，最后于2019年5月中止进口伊朗石油。2009年，印度信实集团（Reliance Industries Limited）停止向伊朗出口汽油产品，以避免公司在美国的业务受到影响。信实公司向伊朗出口的成品油占伊朗进口总量的25%，相当于伊朗汽油消费的10%。三是伊朗和印度之间出现油款结算和汇回难题。美欧对伊朗实施制裁迫使印度停止向伊朗支付油款，2010年12月仅印度国内炼油厂就欠下伊朗方面高达9亿美元的油款。2011年，印度向伊朗支付了总额达50亿美元的油款，阶段性结清石油欠款。2014年11月，印度依据伊核谈判临时协议规定，通过阿联酋央行放行13亿美元的油款。至2017年，印度银行账户上积累的伊朗石油款总额高达60亿美元。2010年12月27日，印度储备银行要求所有符合条件的经常账户交易（包括与伊朗的贸易）应在亚洲清算联盟机制之外以任何允许的货币结算，直至另行通知。亚洲清算联盟是当时伊印之间主要的结算通道，因此该政策实际上是将对伊贸易清理出印度金融结算体系。2018年12月，国际资金清算系统（SWIFT）切断伊朗银行和外界的联系，伊印遂决定以易货方式交付油款。但受卢比贬值、印度可选择商品种类有限、伊朗对印度商品需求量小等因素限制，这一油款结算渠道长期运转不佳，大量油款堆积在账户上。第三，冷战后尤其是莫迪政府上台以来，印度在中东奉行以“务实/平衡”为原则的外交政策，在发展对伊关系时有所保留。在与中东国家的交往中，印度重视与海湾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的合作。其中，海湾阿拉伯国家的经济和能源领域的“权重”高于伊朗，以色列在军事、科技、印美关系方面的“权重”亦高于伊朗，印度在发展与伊朗关系时呈现“瞻前顾后”的犹豫心态，有时不得不有所取舍。从务实角度看，印度高度重视发展与海湾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的政治、经济、军事合作。首先，印度致力于维护和海湾阿拉伯国家的经济关系。2014/2015财年，海合会国家已经成为印度最大的贸易伙伴，双边贸易达到1,600亿美元。同年，印度和阿联酋互为第二大和第三大贸易伙伴。印度富商是阿联酋房地产业的第一大“金主”。2018/2019财年，阿联酋位居印度对外出口第二大目的地国。其次，海湾阿拉伯国家是印度主要的能源供给国，对印度具有战略意义。根据BP发布的《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21）》数据统计，2020年印度前十位石油进口来源国中，伊拉克、沙特、阿联酋位列前三位。三国向印度出口了1.17亿吨石油，占当年印度石油总进口量的57.38%；卡塔尔、阿联酋和阿曼位列印度天然气进口第一、第二和第六位，三国向印度出口天然气207亿立方米，占当年印度天然气进口总量的57.8%。再次，海湾阿拉伯国家是印度劳工出国就业的首选目的地，也是印度侨汇收入的主要来源地。印度劳工和侨汇收入是解决国内就业、支撑输出地经济社会发展、维持国家外汇平衡的重要因素。2015年居住在海合会国家的印度人已超过700万，使海湾地区成为全球最大的印度侨民社群所在地。印度侨民人口占除沙特外的海合会国家总人口约25%～30%，这一数字甚至超过当地阿拉伯人的人口占比。至2020年底，印度在伊朗的移民仅有4,000人，在海合会六国的移民总数达888.8万，占当地中东国家移民总数的99%，占全球移民总数的66%。最后，印度优先保证与以色列的军事合作关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印度与以色列的国防军事合作发展迅猛。至21世纪头十年，以色列已成为仅次于俄罗斯的印度第二大国防供给国。印以军事合作业务涉及空军、中小型武器改造升级、边境管控、情报合作、海上巡逻等多个领域。“印度寻求军事技术现代化和以色列寻求为国防科研注资可谓‘一拍即可’，这为两国长期稳定合作伙伴关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外交平衡的角度看，印度避免介入中东地区的新旧冲突，努力与各方保持平衡关系，避免在大国博弈和地区危机中公开“选边站队”。“面对当前的中东变局，印度始终注意约束自身行为，妥善处理与地区国家的关系、维护自身在该地区的利益。同时，印度以一种非偏向性的立场来处理与域外大国之间的关系，尊重并承认其他外部大国的存在及利益，在处理地区事务时追求与各外部势力发展友好合作而非对抗性的关系。”例如，面对伊朗和印度军事与国防合作水平的提升，2003年时任以色列总理沙龙出访印度时明确表达对印以军事合作过程中先进技术可能通过伊印合作输往伊朗的担忧，要求印方作出不会将以色列军事技术转移给伊朗的承诺。印度在与伊朗开展军事合作过程中遵守了对以色列的承诺。在朝觐踩踏事件、沙特处死什叶派教士尼米尔事件、也门冲突等问题上，印度也谨慎表态或者不表态，避免卷入伊朗和沙特之间的复杂冲突。四、结语冷战结束后，伊朗与印度关系的发展具备良好的历史、文化、经济和战略合作基础，但也具有很强的外源性和较弱的抗干扰性，伊印关系受制于各种因素而难有实质性突破。美印关系、伊核危机和印度的平衡务实外交，构成了伊印关系的外源性限制性因素。美印关系是伊印关系难以实现跨越的主要障碍，美国国务院官员一度威胁称，印度与伊朗的关系“既是美印关系未来发展的唯一最大障碍，也可能是破坏两国战略伙伴关系的问题”。伊核危机的反复与美国对伊升级制裁，使得印度屡屡被迫“选边站队”，在印美、印伊关系间周旋的余地日渐萎缩，伊印关系被迫沦为印美关系的“牺牲品”。海湾地区是印度“主要的能源进口来源地、最重要的印度海外劳工目的地和印度主要的商品市场”。对印度而言，与以色列在贸易、科技、军工和军售领域的合作在短期内具有不可替代性。印度不得不以国家利益为先，在印伊和印阿（海合会国家）、印以之间有所“偏重”。回顾冷战后伊朗与印度双边关系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两国关系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提量”和“增质”，但始终难以突破双边关系发展受阻的困局。多年来，伊朗看重印度的经济发展速度与潜力、能源需求以及该国在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大国地位，关心印度国内穆斯林尤其是什叶派穆斯林的生存状况；印度始终看重伊朗的地缘位置、能源优势、市场潜力和宗教影响力。伊朗和印度之间相互关注、彼此重视、谋求建立紧密经济政治联系的诉求，是两国关系继续保持稳定与友好的重要基础。未来较长时期内，伊朗和印度仍会继续在政治上互谅互让，必要时在国际社会中互帮互助，但要达到双边关系全面、深入发展仍面临众多桎梏，短期内两国难以在能源、经济、安全和军事等领域实现突破性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