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自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以来，伊朗与美国之间一直是敌对甚至是对抗关系。伊美对抗关系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是伊朗国内推力和美国外部压力共同作用的结果。美国扶持亲美独裁政权是伊朗反美和伊美对抗关系的历史起点，霍梅尼主义奠定了伊朗反美及与美国对抗的思想基调，伊朗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与美国文化和政治体制冲突是伊美对抗的政治基础，美国对伊朗的遏制和打压是伊朗对抗美国的现实选择，伊朗地区强国政策与美国中东地区霸权政策的冲突、美国在阿以冲突中的双重标准与伊朗反对和谈立场的冲突是伊美对抗关系的地缘因素。关 键 词 伊美对抗关系；伊斯兰革命；霍梅尼主义；反美主义；中东问题作者简介 赵文亮：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张娜：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世界史专业硕士研究生。项目来源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东反美主义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文章来源 原文刊登于《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全文如下：
自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以来，伊朗与美国长期处于敌对状态，双方从唇枪舌剑到军事对峙再到公开发生军事冲突，伊美之间的对立成为中东动荡的重要因素，牵动着世界上很多国家的神经。新世纪以来，国际学术界相当重视对伊美关系的研究，推出了大量的成果，但是这些著述很少从伊朗视角对伊美对抗关系形成缘由进行梳理，我国学界也缺乏这方面的专门研究。因此，对伊美对抗关系形成的原因进行系统性探讨十分必要。
我们认为，伊美对抗关系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伊朗的视角看，是由其社会的历史、思想、政治、现实和外交等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
一、历史因素——伊朗亲美君主政权的独裁统治引发民众反美情绪
由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实施的1953年伊朗政变推翻了致力于伊朗民族主义事业的默罕默德·摩萨台政府，重新恢复了巴列维国王的权力。在此期间，美国之手从幕后伸至台前，干涉伊朗内政，打破伊朗政治独立发展的进程，扶植起亲美的独裁政权。巴列维执掌政权后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建立伊美同盟。因此，1953年政变既是此后伊美两国长达20余年稳定关系的契机，也是产生伊朗反美主义及两国敌对关系的历史根源。美国学者莫森·米拉尼直言:“伊朗反美主义的根源——实际上是一种反对美国的政策——可以追溯到1953年反对默罕默德·摩萨台的政变，那场政变得到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英国军情六处的支持。”
1953年政变是伊朗现代史上的关键节点:对伊朗而言，政变使伊朗开始依附于美国的强权之下，逐渐丧失了政治独立性；对伊美两国关系而言，这次政变开启了两国关系的蜜月期，使伊朗成为美国霸权政策下的小伙计，但却引发伊朗社会对巴列维政权的憎恨和民众强烈的反美情绪，为日后两国关系走向敌视和对抗状态埋下隐患。“美国不仅成了敌人，而且成了比这更糟糕的敌人：一个不忠诚、欺骗和不真实的朋友——这一事实很难被原谅，甚至更难被忘记。”
政变后重新上台的巴列维亲美独裁政权通过高压手段加强对各方面的控制。为了增强新政权的权威性，统治当局极力镇压异见党派，“在这个政权下，一切形式的政治反对行动都被禁止”。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帮助下，巴列维建立了一个秘密警察和情报机构——萨瓦克，其特工秘密监禁、拷打甚至处决和暗杀政治对手。摩萨台政府时期的民族阵线、人民党、劳工党等政治派别均遭到当局的镇压，相关人员尤其是受马克思主义影响、与人民党及其成员有联系的人士被捕杀。据统计，在巴列维统治的27年中，有50多万人被逮捕、监禁或拘留，数千人被处决、暗杀或死于长期的酷刑。为加强对舆论的控制，统治当局还实施新闻审查制度，禁止反对言论的传播，封锁言论自由的渠道。巴列维的独裁统治使伊朗民众深受压迫之苦，民众的沮丧和失败感与日剧增，对建立民主政府的希望也随之破灭，对国家的离心力和疏离感不断增强。
为维护统治，巴列维实施了一系列现代化改革。但是，他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的工业化，在推动伊朗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同时，也加剧了各种社会矛盾。在农村，巴列维实行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白色革命。白色革命推动了农业现代化进程，但靠农业无法维持生活的自耕农被迫进入城市，充当起新的廉价劳动力的角色。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导致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各种社会矛盾激化。在城市，巴列维通过制定五年计划推进工业革命，以西方式的工业化作为实现伊朗现代化的目标;通过建立关税壁垒，向私有企业发放低息贷款扶植工业的发展，工厂的数量不断增加。巴列维还进行教育和医疗改革:教育方面完善从幼儿园教育到大学教育，从普通教育到职业教育的世俗教育体系，缩减了宗教教育的比重;医疗方面扩建医疗机构，增加医务人员的数量，使伊朗的医疗水平得到提升。但是，巴列维政府现代化改革实质上“是在标榜现代文明的招牌下，强化和完善君主独裁的政治制度”，从中受益最大的是以巴列维为首的统治阶级，中下层阶级则处于无权和受压迫的状况。由于巴列维政府盲目投资及财政收入上对石油的过度依赖，导致伊朗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遭受重创，政府采取的应对措施进一步激发了民众对其政权的不满和对美国的憎恨。
为巩固统治，巴列维还试图通过推行政党制度为君主制保驾护航，但是，他建立的复兴党成为伊朗的唯一政党。复兴党的建立，标志着君主独裁达到顶峰。政党制度的结果使君主制与国家的一致性弱化，引发了公众的不满情绪，公众把这种虚假民主与支持巴列维的美国也联系在了一起。
美国著名伊朗史专家埃尔文·亚伯拉罕米安指出：“1953年伊朗发生的政变，可以说是伊朗国王的原罪。从那时起，他就不再被视为真正代表伊朗的人。他帮助推翻了象征伊朗独立和民族主义的政府，建立了一个基本上是美国傀儡的政权。”霍梅尼指责伊朗政府是美国和以色列的代理人，“为了犹太人、美国和以色列的利益，我们将被投入监狱并被处死，我们肯定成为洋人罪恶目的的牺牲品”。巴列维的亲美政策伤害了伊朗人民的民族情感，民众对独裁统治的不满与敌视与日剧增，而美国作为这一独裁政权的促生者和幕后支持者，自然也受到伊朗民众的痛恨，伊朗社会的反美情绪逐步蔓延并不断高涨，从而成为反美伊斯兰革命的社会基础。
二、思想因素——霍梅尼主义确立伊朗反美及与美国对抗的基调
霍梅尼主义是伊朗精神领袖阿亚图拉·霍梅尼关于宗教、政治和社会思想的综合体，是伊朗历史与现实、本土主义与外来主义相结合的产物。“霍梅尼将什叶派从一种保守的寂静主义信仰转变为一种激进的政治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既挑战了帝国主义，也挑战了这个国家的上层阶级。”霍梅尼主义包含了伊斯兰共和国内政外交的基本原则，确立了反美主义及与美国对抗的基调。
反帝、反殖、反霸和反犹太复国主义的理念是霍梅尼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理念构成了反美主义的不可或缺性。霍梅尼主义从伊朗历史中寻求合法性，结合原教旨主义、第三世界主义、本土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某些思想理论，形成了反帝、反殖、反霸、反西方化和反犹太复国主义的基本理念。对霍梅尼来说，美国是邪恶的化身，是帝国主义、殖民势力、霸权主义的典型代表，又是犹太复国主义的坚定支持者，他指责美国是实行帝国主义并在全世界支持腐败的“大撒旦”。
霍梅尼对伊朗历史的反思使其具有深刻的反帝国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理念。卡加尔王朝时期(1795─1925)，伊朗与西方的关系从平等关系逐渐转变为从属关系。英国和俄国最早成为在伊朗最具影响的外部势力，他们侵占和控制伊朗的资源、航运、银行等，划定了各自的势力范围，变伊朗为半殖民地国家。一战后，美国扩大了在伊朗的存在，美国对伊朗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影响逐渐从存在状态演变为影响状态，再发展为控制状态。伊朗被殖民的历史使霍梅尼确信殖民阴谋论观点，认为殖民主义者导致了穆斯林文明的衰落，殖民列强通过宗教寂静主义和世俗的意识形态密谋摧毁伊斯兰教。霍梅尼明确指出:“大国特别是美国很久以前就在忙着搞阴谋。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他们一直在收集零星的信息和情报……我们所拥有的自然资源，他们比我们更清楚。甚至在汽车出现之前，他们就派专家到这里来调查我们的资源……包括石油和珍贵的矿石。”
霍梅尼主义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复兴的缩影。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又称伊斯兰复古主义，是20世纪以来为应对全球化、信息化、西方化、美国化等因素对伊斯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冲击而兴起并不断发展的宗教思想。它既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更有明显的政治斗争和现实利益争夺的色彩，还有比较突出的民族或群体认同、文化心理、安全意识的特征。在穆斯林世界，霍梅尼在伊朗发动的伊斯兰革命以及对“撒旦”的猛烈攻击，都是原教旨主义复兴的缩影。“这种复兴是对冲破美国固有的文化输出的本能反应。”
霍梅尼主义与第三世界主义相结合，具有明显的反帝特征。第三世界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和反帝主义的混合体，它指责西方，尤其是美国。20世纪60年代中期，伊朗著名社会学家、被称为“伊朗革命的理论家”的阿里·沙里亚蒂将伊斯兰教与第三世界主义结合起来，使伊斯兰教在伊朗具有反美主义的特点。受沙里亚蒂思想的影响，霍梅尼的言论也越来越具有第三世界主义的特征。霍梅尼谴责道：“巴列维政府把我们的石油都给了外国人——美国人和其他人。他们把这一切都给了美国人，他们得到了武器作为回报，以便为美国建立军事基地。我们给美国人提供了石油和军事基地。”
本土主义同样影响霍梅尼主义的社会观和价值观。本土主义强调保护伊朗宗教传统和历史文化的完整性，反对抛弃传统去模仿西方。面对西方的文化冲击，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伊朗的知识分子抱怨社会文化身份的丧失，主张强化传统的价值观，利用宗教传统对抗西方文化入侵。霍梅尼谴责伊朗国王支持美国和以色列对抗阿拉伯世界，践踏政治自由特别是宪法，认为使伊朗越来越依赖西方，并利用文化帝国主义来破坏伊斯兰教和伊朗。霍梅尼不断警告“伊斯兰教正受到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威胁”。霍梅尼甚至还反对伊朗广播电台播放西方风格的音乐。
伊朗民粹主义是伊朗中产阶级的运动，它动员下层阶级，特别是城市贫民，用激进的言论反对帝国主义、外国资本主义和政治体制。霍梅尼认为伊朗政治舞台上的角色是帝国主义在幕后操纵的傀儡，同时帝国主义不断通过安排间谍来分裂人民，因此，这个国家需要对外部的阴谋家和他们的内部代理人永远保持警惕，而这个帝国主义和外部的阴谋家就是美国。
三、政治因素——伊朗政教合一政治制度与西方体制的尖锐对立
1978—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是伊朗反美情绪的大爆发。这次革命具有双重性质，被认为既是针对美帝国主义，也是针对“被视为同一枚硬币的另一面的国王专制”。“在反抗旧政权的过程中，新政权发泄着对美国的仇恨。”革命后建立的新政权继承了反美特性，反美主义一直是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外交政策的核心指导原则。
首先是伊朗现行政治体制中宗教力量主导了反美主义。伊斯兰革命胜利后，1979年4月1日，伊朗通过全民公投，确立了介于神权和人权、神权政治和民主政治之间的伊斯兰共和政体。与西方民主元素相比，伊朗的宗教元素在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中扮演着核心角色，对内政外交发挥着关键性的影响。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以宗教领袖为首的神职人员掌握国家的最终权力，宗教领袖具有最高的政治和宗教权威。根据《伊斯兰共和国宪法》，最高宗教领袖是国家权威和权力的最终来源，有权决定伊朗总体政策，监督政府有效执行总体政策。他是武装部队的最高指挥，具有宣战和媾和的权力。同时，最高宗教领袖还有权任命首席法官和宪法监督委员会半数的成员。总统由普选产生，但必须得到最高领袖的承认。由于伊斯兰革命使最高领袖成为所有政治、宗教和军事问题的最高权威，总统难以拥有至高无上的行政权力。
宗教力量尤其是强硬的保守派具有强烈的反美情绪，抵制任何与美国缓和关系的政策。革命后成立的以迈赫迪·巴扎尔甘为总理的临时政府主张实行渐进主义的对美政策，与美国建立平等的关系。霍梅尼指责美国与伊朗的关系是“暴君”与“被压迫者”的关系，是“掠夺者”与“被蹂躏的受害者”的关系，并宣称“我们不需要美国”。1979年伊朗人质危机发生后，巴扎尔甘领导的世俗和技术官僚政府辞职，标志着伊朗与美国缓和关系努力的破灭。从此以后，宗教力量完全支配了伊朗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到外交的各个方面。后霍梅尼时代，宗教保守派仍然在政治上发挥着重要影响。拉夫桑贾尼任总统时期(1989─1997年)，他和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强调务实主义，并在经济、社会和外交等方面进行改革，激进的保守派被边缘化。哈塔米任总统时期(1997─2005年)，对内进行政治经济改革，对外缓和与美国的关系。外交和经济政策的有限变化是在实用主义的伪装下进行的，而宗教机构则保持了其权威。哈塔米在任期间没有推动政府中的保守派对手做出改变。2005年，强硬派总统内贾德的上台使保守派力量再次崛起。只要伊斯兰教教权构成该政权的基础，伊朗技术官僚除了接受神职人员至上之外别无选择。鉴于宗教力量在伊朗政治中的绝对统治，反美主义在一定时期不会消失。
其次是伊斯兰教法的至高无上及其与美国政治、文化的矛盾。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加剧了伊美两国的意识形态对立。伊斯兰革命后确立起伊斯兰教法和《古兰经》在政治体制中不可替代的地位，各项活动都被要求必须符合伊斯兰教法的广泛框架和一般原则。在国家层面，权力的运行以伊斯兰教法为准则，任何与之相违背的都被视为非法，以至于“霍梅尼把神职人员变成了政治代理人，把伊斯兰教变成了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在社会层面，各阶层被要求严格遵守伊斯兰戒律，伊朗社会的伊斯兰化加深。
在宗教观的影响下，美国被视为自私、贪婪和邪恶的国家而被强烈谴责和抨击。一是认为美国文化具有侵略性，其目的是要摧毁伊斯兰的宗教价值观，实现美国的文化霸权主义。伊朗领导人多次用“大撒旦”来形容美国，指责美国文化的主导地位催生了一种“汉堡病毒”，它使世界各地本土文化面临着被根除的威胁伊朗宗教和政治领导人极度关注“西方文化入侵”问题，认为西方文化入侵会威胁和破坏伊朗的伊斯兰身份。例如，哈梅内伊一直警告“文化北约”的存在，指责美国利用舆论宣传、软实力等手段来实现其在伊朗的利益，摧毁伊朗的伊斯兰身份。基于对华盛顿冷战政策的理解，哈梅内伊担心的不是美国的军事攻击，而是政治和文化的冲击，指出这种冲击的目的是“在伊朗的政治精英中制造分裂，传播‘西方恶习’和增强西方文化的影响力，破坏伊朗传统社会的根基，造成民众对伊斯兰制度的幻灭，并煽动种族和宗派动荡”。二是认为美国文化具有世俗性，虔诚的穆斯林认为美国文化的世俗性是对宗教生活的冲击。宗教人士认为以美国为代表的现代西方文明的世俗化对他们的生活方式构成了威胁，指出美国的生活方式将导致道德腐败和危机、家庭结构的崩溃、妇女的商品化和破坏性消费主义，这与典型穆斯林传统上简单的生活方式是不相容的。有学者曾指出：“美国流行文化在伊斯兰教社会的传播可能成为敌视美国的根源。”三是美国自由开放的价值观与伊斯兰原则不相符。在伊斯兰原则的指导下，伊朗确立起穆斯林神职人员与民选政府结合的治国理念和制度，强调政治伊斯兰化。而美国则想要一个宗教与政治分离的伊朗，实现政治去伊斯兰化，因为在美国看来，大众民主的观念或代表权的观念与穆斯林社会是格格不入的。
四、现实因素——美国对伊朗的敌视与遏制加剧伊美对抗
1979年伊朗革命后，美国一直对伊朗采取敌视政策。美国历届政府都对伊朗采取对抗政策，不断对其施压。自20世纪80年代起，伊朗长期被美国列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美国指责伊朗参与策划和支持恐怖主义行动，特别是支持巴勒斯坦的暴力组织，并指控伊朗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美国的干涉主义和某种程度上的挑衅性外交行为不仅没让伊朗屈服，反而加剧了伊朗与美国的对抗。
(一)美国对伊朗政权的颠覆活动
伊斯兰革命发生后，美国一直不承认伊朗新政权，并试图颠覆之。一方面，美国长期支持伊朗国内反对派进行推翻伊斯兰共和国的活动。卡特在任期间，美国政府的直接目标是要在伊朗建立一个“温和”的政府，认为“德黑兰毛拉政权的日益被孤立，将导致伊朗国内温和派占多数的民众运动的兴起，并最终推翻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政府”。这一时期美国中央情报局向支持君主制、反对共和国政府的人提供资金援助，其主要目的是换取伊朗内部政治发展方面的情报和1979年被扣押的美国人质的信息。里根政府时期，美国还向试图推翻政府的伊朗流亡组织提供武器。克林顿在任期间，美国国会于1995年12月专门拨款2000万美元用于实施颠覆伊朗政府的活动。针对美国的颠覆活动，伊朗采取了反颠覆措施。1996年1月，伊朗政府判处3名替美国从事间谍活动的伊朗人死刑，并通过了一项授权法案，拨款2000万美元对抗“大撒旦”。伊朗官员们还宣布准备以违反国际法的罪名起诉美国。另一方面，美国积极介入两伊战争，试图利用伊拉克对付霍梅尼政权。1980年9月，伊拉克突然向伊朗发动进攻，两伊战争爆发。伊朗人确信美国是伊拉克入侵行动的幕后黑手。为此，霍梅尼斥责“伊拉克的袖子里伸出的是美国人的手！”时任伊朗总统巴尼·萨德尔称，这些攻击是美国—伊拉克—以色列整体计划中的一部分，目的是推翻伊斯兰政府、恢复国王统治或将伊朗分裂为5个共和国。他坚称华盛顿向伊拉克人提供了入侵的线路图。两伊战争期间，里根政府不遗余力地支持伊拉克，向伊拉克提供了大量的武器装备，默许伊拉克对伊朗实施化学武器袭击，并向其提供军事情报和外交支持。伊拉克正是依靠美国的情报支持，向伊朗发动了四次攻势。哈梅内伊指出，华盛顿正在通过资助伊朗的对手、煽动伊朗少数民族之间的冲突以及支持诸如总部位于俾路支斯坦的逊尼派反叛组织真主旅等分离主义组织，寻求改变德黑兰政权。
(二)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和军事制裁
经济和军事制裁是美国打压伊朗政权的重要手段。早在1979年11月人质危机爆发时，美国就开始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并向该地区派遣海军部队、减少伊朗驻美国外交官的人数以及对伊朗学生进行移民审查。11月12日，卡特总统宣布对伊朗实施石油禁运。两天之后，卡特发布第12170号行政命令，下令冻结大约120亿美元的伊朗资产和伊朗官方在美国的银行存款。两伊战争期间，美国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的制裁力度。从1983年底开始，美国发起“坚定行动”，试图通过向美国盟国施压，迫使他们停止向伊朗供应武器，从而使伊朗的武器来源枯竭以遏制伊朗在战场上的优势。美国外交官们接到指令，要求所在国家“考虑停止与伊朗之间现有的任何渠道的军事装备交易”，直到双方同意停火。1984─1986年，美国政府向美国海外使团发送了400多封电报，敦促他们遵守“坚定行动”。1984年1月23日，美国将伊朗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指责伊朗进行恐怖和谋杀活动，阻止他国向伊朗提供援助。布什政府时期将伊朗视为恐怖主义的支持者或制造者，克林顿政府更是指控伊朗是“资助国际恐怖主义的首要国家”。早在1993年，克林顿政府将伊朗定性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1995年，克林顿颁布第12957号行政令，对伊朗实施全面贸易禁运，以加大对伊朗的压力，并指出“这是我们国家帮助遏制伊朗获取毁灭性武器和支持恐怖主义活动的最有效途径”。为了阻止其他国家对伊朗能源进行大规模投资，切断伊朗“资助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资金来源，美国国会1996年通过《伊朗—利比亚制裁法案》，对在伊朗能源行业投资超过2000万美元的外国公司进行制裁。
(三)美国对伊朗的核制裁
美国对伊朗核项目的政策完全服务于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因此美国对伊朗核项目的政策既缺乏连贯性，也缺乏可信度。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将伊朗视为维护美国在海湾地区利益的两个“支柱”之一，对伊朗的核项目进行援助，并曾提出帮助其建造10座核电站。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伊朗曾一度放弃核项目。两伊战争时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伊拉克使用化学武器的“听之任之”，使伊朗认识到提升国家军事实力和发展常规、非常规武器的重要性。为应对伊拉克的非常规攻击，伊朗于1984年重启了核项目。
美国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越来越担忧伊朗的核项目。美国指责伊朗违背核不扩散条约，声称后者拥有核能力的真正意图是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再强调伊朗坚持要获得重水反应堆只能用拥有核武器的野心来解释。美国声称，伊朗发展核武器“不仅违反国际法，还将改变中东地区的整体力量平衡，对以色列、沙特阿拉伯和海湾酋长国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更不用说美国在中东的存在”。为此，美国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对伊朗的制裁措施。2000年，克林顿签署法案，对帮助伊核项目的个人和机构实施制裁。2004年8月，时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康多莉扎·赖斯声称：“美国将采取一切可行措施防止伊朗拥有核武器，这包括采取秘密行动。如果外交斡旋不能奏效，布什政府将采用一切可用手段制止伊朗发展核武器项目。”鉴于伊朗于2006年夏重启铀浓缩活动和启动重水反应堆，美国将伊朗银行列入黑名单实施制裁。同年12月，在美国的积极推动下，联合国安理会对伊朗实施首轮制裁。2011年11月，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扩大制裁，切断伊朗与国际金融体系的联系。
伊朗的核计划是增强国家凝聚力的手段，也是其民族自豪感的源泉，被伊朗举国上下视为一种不可妥协、不可侵犯的权利。美国对伊朗的核制裁被伊朗视为对其民族主义的挑衅，激化了伊朗政府和普通民众对美国的不满。伊朗驻联合国大使在给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的信中指责美国“非法和公开威胁要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使用武力”。伊朗将美国的核制裁与20世纪50年代石油危机期间英国的经济禁运等同，认为其目的是为了颠覆伊斯兰共和国。因此，美国对伊朗的核制裁一直遭到伊朗举国一致的强烈反对。
五、地区霸权因素——伊朗地区强国政策与美国中东霸权政策的冲突
伊朗的地区强国政策与美国的中东霸权政策的冲突也是两国根本对立的重要原因。2007年，伊朗革命卫队前指挥官莫森·雷扎伊指出：“成为地区强国是我们的首要且无可争辩的权利，而美国想要阻止我们扮演这样的角色。”而作为二战后资本主义世界头号强国和超级大国，美国力图在世界范围内确立领导地位，建立以美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因此，拥有重要地缘战略位置和丰富石油资源的中东地区自然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重点。美国在中东的霸权政策使伊朗的地区强国梦受到冲击，伊朗也由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早期盟友变为威胁美国中东利益的敌手。
(一)伊朗输出革命谋求成为地区强国
革命后的伊朗继承了巴列维王朝的地区大国梦想，伊朗的神权政体显示出具有更大的雄心——不仅要成为中东的领袖，而且要成为整个穆斯林世界的领袖。为了扩大伊朗的影响力，并抵制美国对伊朗政权的打压，革命后的伊朗积极输出革命，试图建立伊朗领导下的伊斯兰世界。霍梅尼认为，伊朗是唯一有资格为在全世界建立伊斯兰世界秩序这一最终目标发挥领导作用的国家。霍梅尼在1980年伊朗新年发表的讲话中明确宣称：“我们应该努力向世界输出革命。我们应该放弃不输出革命的思想，因为伊斯兰教对伊斯兰国家并没有不同的看法，它是世界上所有受压迫人民的支持者。另一方面，所有的超级大国和所有的大国都一起来毁灭我们。如果我们继续待在封闭的环境中，我们一定会失败。”
伊朗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什叶派国家，对世界什叶派有着特殊的亲和力。但在霍梅尼看来，伊朗革命不仅仅是一场什叶派运动，而且是全世界“被剥夺者”的捍卫者。伊朗不但极力支持巴林、沙特阿拉伯和伊拉克的什叶派的活动，还鼓吹通过大规模动乱“把伊斯兰革命扩展到其他阿拉伯国家，推翻亲西方的、反动的、传统的和亲苏联的世俗的、社会主义的阿拉伯政权”。1981年9月，伊朗朝圣者扰乱了麦加朝圣活动。同年12月，伊朗鼓动巴林的什叶派发动反对逊尼派政权的政变。1987年7月31日，伊朗麦加朝圣者举行反美游行示威，同警察发生冲突，造成402名朝圣者死亡，649人受伤。伊朗还在该地区的其他国家如科威特和也门北部开展暴力活动，支持叙利亚的阿萨德什叶派家族政权，通过其在黎巴嫩的代理人真主党挑衅以色列，并向伊拉克境内反叛的什叶派提供帮。美国一贯的霸权政策和单边行动加剧了中东地区的动荡与混乱，增加了伊朗的不安全感，也成为伊朗实现地区大国梦想道路上要踢开的绊脚石。
(二)美国通过军事干预维护其中东霸权
中东地区因其重要的地缘位置和丰富的油气资源成为美国历届政府关注的焦点。二战结束后，美国构建起由它主导的中东秩序。但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打破了中东地区的格局，对美国的中东霸权构成了挑战。为了重塑区域力量平衡，美国通过军事干预，实施了一系列霸权行径。
两伊战争初期，美国通过“弱势均衡”战略保障其在波斯湾的利益。以色列中东问题专家雅库布·哈拉比指出：“美国努力维持伊拉克和伊朗之间的力量平衡，以便双方都不能宣称拥有地区霸权，而这种霸权可能会损害美国在波斯湾的利益。”但是随着战争形势向有利于伊朗的倾斜，美国转而支持伊拉克。美国将两伊战争中伊朗对伊拉克的胜利视为其在波斯湾利益的一场灾难。曾任美国驻阿联酋大使迈克尔·斯特纳说：“我们真正谈论的是一项旨在阻止霍梅尼政权赢得胜利的政策，这种胜利可能会破坏亲西方的海湾国家，推动整个中东地区的伊斯兰极端运动，并为扩大苏联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创造新的机遇。”
20世纪90年代，美国调整中东政策，对伊朗和伊拉克进行双重遏制战略。该战略旨在压制伊朗和伊拉克，使美国成为地区力量的“平衡器”和地区安全的“保护者”。克林顿政府认为，地区力量平衡是不可持续的，美国需要把伊朗和伊拉克都视为应该被遏制和孤立的“对立或流氓”国家。1990年，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入侵结束了华盛顿和巴格达之间的合作关系，伊拉克被列入敢于挑战美国政权的国家名单。在联合国的授权下，美国组成多国部队对伊拉克发动军事进攻，最终迫使伊拉克接受停火协议。通过海湾战争，美国进一步加强了与波斯湾地区国家的军事、政治合作，并强化了美军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海湾战争结束后不久，美国开始通过单边途径与海湾阿拉伯国家签订双边安全协议，增加其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在该地区的驻军维持在2万人左右。伊拉克势力受到削弱后，伊朗开始谋求在海湾地区的主导权，通过扩充军备填补该地区出现的军事实力真空，从而排挤美国的军事存在，削弱美国的地区影响力，双方矛盾因此不断激化。
“911事件”后，美国借打击恐怖主义之名于2001年10月出兵阿富汗，导致塔利班政权的迅速垮台和亲美政权的建立，并在高加索和中亚地区建立了军事基地，从而确保了美国在阿富汗和中亚地区的军事存在。伊朗官员认为，美国正以恐怖主义问题为借口，在中亚建立长期存在。美国的目标不是对抗恐怖主义，而是增强和保护美国的经济和战略利益。2003年，美国又以支持恐怖主义和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发动伊拉克战争，推翻萨达姆政权，实现了美国发动这场战争的短期目标。但对伊朗而言，美国对伊拉克的大规模军事干预是企图重塑地区主导力量、制衡伊朗的重要一步。伊朗认为美国在波斯湾的军事存在是要在波斯湾建立永久霸权，排除伊朗在该地区扮演适当角色的可能性。事实上，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动机之一就是伊朗，美国希望结束双重遏制政策，将伊拉克拉入美国中东盟友之列，这样便能集中力量遏制伊朗。正如伊朗学者阿萨兰·谢赫内申所评论的：“2003年，美国确信在伊拉克建立民主制度之后，将恢复伊拉克作为一个重要、可靠的石油出口国的角色，并对伊朗进行制衡。”
六、地区冲突因素——在阿以冲突问题上的分歧与矛盾
阿以冲突尤其是巴以冲突作为中东问题的核心，对整个中东局势稳定发挥着重要影响，对伊美两国关系也具有关键性作用。美国在阿以冲突中的双重标准与伊朗反对和谈的立场产生矛盾，成为双方严重对立的又一因素。
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伊朗一改巴列维时期的联以政策，开始推行坚定的反以政策，对以色列的敌意成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意识形态框架的核心部分。伊朗不承认以色列，认为以色列是中东地区局势紧张的主要根源，将以色列视为美国主导中东局势、遏制伊朗的忠实打手，是伊朗的敌人，“除非他们向美国施压或终止与华盛顿的互动，否则阿拉伯国家不可能实现解放巴勒斯坦的目标”。伊朗试图以此破坏美国独霸中东的意图，确保自己在中东以及波斯湾地区的大国影响力。
作为伊斯兰世界国际事务的主要参与者，伊朗视捍卫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为己任，支持巴勒斯坦人民争取民族权利的斗争。在很多情况下，伊朗领导人把伊朗和巴勒斯坦相提并论，指出伊朗人和巴勒斯坦人一样都是受压迫民族。伊朗反对巴以和谈，强调以色列与阿拉伯人之间的谈判不能带来真正的和平，因为这种谈判没有解决造成不公正的“实质性问题”，即巴勒斯坦难民回归的权利、以色列对耶路撒冷的吞并、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扩建定居点问题，以及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的占领。伊朗认为巴勒斯坦人的武装斗争是抵制以色列占领的合法自卫行动，是为了获得独立、自由而进行的民族解放运动，而并非美国眼中的恐怖主义。伊朗确信巴勒斯坦的重新统一和消灭以色列是世界伊斯兰运动成功的关键，要制定一项统一的穆斯林外交政策，就需要所有穆斯林、阿拉伯人和伊朗人都做出坚定的承诺和合作。
伊朗反对美国在阿以冲突问题上奉行的双重标准以及对和平进程的主导。美国长期以来在巴以冲突问题中采取偏袒以色列、打压巴勒斯坦人的政策，以牺牲巴勒斯坦人的权利为代价支持以色列：一方面对以色列吞并阿拉伯国家的土地并建立非法定居点的政策采取纵容的态度，对以色列驱逐巴勒斯坦人和镇压巴勒斯坦起义视而不见;另一方面却将巴勒斯坦人民反抗以色列侵略的活动视为恐怖主义。伊朗强调以色列在被占领土上的侵略、暴力行为更应受到谴责，并认为美国单方面支持以色列的政策会给该地区的和平带来更大的风险。伊朗领导人还指责美国主导的中东和平进程是不公正、不公平的，认为所谓的和平谈判是美国为维护其地区霸权而采取的策略，也是以色列为维护对阿拉伯人的统治而采取的手段。“由于伊朗反对他们扩张政治权力的政策，以色列和美国都在试图制定遏制伊朗的战略。”
七、结 语
伊美对抗关系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1953年政变开启了巴列维亲美独裁政权的进程，也拉开了伊朗民众反美的序幕。伊朗民众将压迫他们的政权与美国划等号，指责美国在1953年恢复了巴列维的王位，“美国政府对独裁统治者的支持为伊朗人民的反美倾向铺平了道路”。奠定伊朗反美主义基调的霍梅尼主义不仅仅是在宗教基础上改变国家制度的一种努力，也包括并依赖于一场超越民族斗争的冲突，包括与美国相关的意识形态的冲突。在霍梅尼主义的引领下，伊朗于1979年建立起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为反美主义赋予制度上的合理性。宗教力量强烈的反美情绪以及在政治中的绝对统治地位确立了新政权的反美方向，而伊斯兰教法的至高无上性则为反美主义披上了宗教的外衣。正如著名伊朗问题专家阿巴斯·米拉尼所说：“伊斯兰政权在一定程度上定义了自己的反美主义，使之成为其历史根源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元素。作为一种宣传，反美主义一直是伊朗政权试图将自己确立为反叛的伊斯兰教领袖的关键。该政权不能放弃反美主义的旗帜。”伊斯兰革命后，美国对新政权的敌视与遏制激发了伊朗民众的反美情绪，也增强了强硬派在政府中的影响力，美国的敌意在很大程度上让伊朗的强硬派受益，他们更喜欢用对抗来解决危机。美国妖魔化伊朗并威胁实施制裁的政策只会促使德黑兰进一步采取实现其雄心的行动，加剧伊朗的反美主义。伊朗地区强国梦与美国地区霸权政策的矛盾冲突不断升级，无疑又进一步推动了伊朗的反美主义发展。美国的中东政策以保障美国安全利益为原则，其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的行径加剧了中东地区局势的动荡。由于美国通过支持亲美政权、军事入侵等手段建立伊朗的包围圈，以遏制伊朗的地区野心，因此，美国的中东政策使美伊两国的战略目标发生冲突，反美主义成了伊朗外交的必然选择。在地区霸权的对峙中，阿以冲突进一步激化了双方矛盾，也加剧了伊朗对美国的敌视。在伊朗看来，美国在阿以冲突中的双重标准既是对以色列的纵容，又是对巴勒斯坦权利的漠视，更是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挑战。上述问题和矛盾的存在与发展，使得伊美对抗关系长期存在，并有进一步加深的趋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