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波斯语作为行政和文学语言传入南亚,持续发展后逐渐消褪。波斯文化极深地渗入南亚普通人的生活,在近 8 个世纪中保持稳定和统一。波斯语在南亚的消褪是语言反映现实和适应环境变化的体现。波斯语在南亚的历史境遇,既是南亚社会发展的历史缩影,也是南亚文化学习、吸收和独立创新的过程。关键词：波斯语; 南亚; 消褪关系; 影响作者简介：马承志,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博士研究生；马强,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教授。项目来源：本文系陕西师范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市场与权力:对德黑兰塔吉里士巴扎的人类学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文章来源：原文刊登于《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22年第6期。全文如下：
1.引言 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定义“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索绪尔 1999:37)。这种符号系统是人类生活的基本工具之一,并成为形塑人群 组织形态的重要力量,同时为身份认同提供了依据。语言文字的改革与变化,可以影响世界,而世界的变化必然伴随着语言文字的变化。语言文字不仅是文化资源、经济资源,也是安全资源、战略资源,是国家主权、国家安全的重要支撑(郭继荣、申辰瑜 2022: 23)。波斯语曾是南亚地区主要通行语言之一,有着非常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波斯语的变化与南亚的社会变动息息相关,波斯语成为东方穆斯林世界的语言而进入南亚,并在南亚的行政和文学领域繁荣发展,之后在探索自身发展时逐渐消褪。语言变革彰显了南亚地区的民族属性,体现出南亚地区知识精英的政治诉求和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而言,波斯语的身份变革就是南亚社会进程的缩影。
2. 波斯语作为东方穆斯林语言的出现波斯语早在被引入南亚之前,在伍麦叶王朝和阿巴斯王朝时期已经成为东方穆斯林的语言,它在行政管理和财务税收及表达伊斯兰世界精深的哲学思想 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波斯语不仅是行政语言,而且是宗教日常、神秘主义和文学诗歌的通用语言,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特点。
伊朗被征服后不久,哈里发欧麦尔面临如何管理收支的问题。他听取了波斯人玛尔祖巴尼(marzubān)的建议,采用了波斯按等级收发税费的迪万(diwān)制度。迪万机构要求具备写作和会计的技术人员。在伊斯兰早期,阿拉伯人很少会书写,因此, 许多波斯人受雇于不同的管理机构,尤其是税收和财政部门。这些机构不仅采用了波斯语言体系,而且数字也用波斯语书写。
波斯语言文化在伍麦叶王朝时期十分流行,但繁荣始于公元 749 年阿拔斯王朝的崛起。正是由于呼罗珊的艾布·穆斯林(Abu Muslim)的努力,阿巴斯家 族才成为穆斯林世界的领袖, 被比鲁尼(Biruni, 972—1051)称为“呼罗珊和东方王朝”。这不仅是一场政治革命,也使伊朗真正伊斯兰化。一些阿拉伯诗人抱怨说,昨天那些谦逊的、卑微的人突然变得傲慢自大(Browne 1956:247)。从 8 世纪中期到哈里发穆塔瓦克里( al-Mutawakkil,约 847—861 年)时期,阿巴斯宫廷中最杰出的顾问、大臣和作家都是波斯人,他们大部分来自呼罗珊。波斯的统治地位在哈里发麦蒙时期达到顶峰,麦蒙的母亲和妻子都是波斯人。巴格达看起来像一个波斯大都市,像诺鲁兹节(Nuruz) 和波斯中秋节(Mihrgan)这样古老的波斯节日也得到了庆祝。“在那个时代,波斯头衔、波斯酒、波斯老婆、 波斯情妇、波斯歌曲和波斯思想和文化,逐渐占了上风。相传曼苏尔本人是首先采用波斯式高帽子( alqalansuwah) 的, 他的臣民,自然仿效了他” ( 希 提 1990: 342)。一位哈里发曾说过:“波斯人统治了一千年,连一天都不需要我们阿拉伯人。我们已经统治他们一两个世纪了,却一时都离不开他们” ( Spuler 2019: 29)。
当哈里发在其行政管理、宫廷礼仪和税收制度方面被波斯化时,波斯语借助阿拉伯语经历了一次转变,使其成为东方穆斯林的国际通用语。波斯记录员 习惯于用自己的语言记录,语言是波斯语,但用阿拉伯字母拼写,并且多创造了四个字母。根据波斯语诗歌推断,这一过程应始于 9 世纪(张鸿年 2003:38)。虽然采用了新字体,但阿拉伯语的重音、辅音仍然保留了下来。简·瑞帕克(Jan 1959: 75)在评论这一发展过程时认为:“阿拉伯文字具有速记、简洁的优势, 且极具观赏性。”
在 8、9 世纪的文献中有零散证据证明波斯语诗歌的存在。例如,泰伯里(Tabari)引用了巴里赫居民在 737 年阿萨德·本·阿布杜拉(Asad bin Abdullah) 领导的倭玛亚军队被打败时吟唱的四首诗。著名的梅尔夫(Merv) 诗人阿巴斯(Abbas,卒于 816 年) 在 809 年以一首波斯语颂诗格绥德(qasida)向麦蒙致敬 (Gilbert 1975:595)。这些诗句被过度阿拉伯化了。随着萨曼人(864—1005)的到来,情况发生了变化,除了颂诗格绥德以外,还出现了包含自然和爱情主题的叙事长诗玛斯纳维 ( masnvi ) 和抒情短诗伽兹里 (ghazal)。这一时期的著名诗人有鲁达基(Rudaki)、 塔吉基(Daqiqi)和科萨伊(Kisā’i)。在白益王朝时期 (945—1055),虽然雷伊(Ray)、伊斯法罕( Isfahan)和设拉子(Shiraz)仍受到阿拉伯语的影响,但呼罗珊地区已经经历了一场波斯文学运动。
这一时期的许多著名作家都用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写作。伊本·西拿( Ibn-Sīna, 980—1037) 用波斯语写了《知识之书》。 同样,比鲁尼有关占星术的书也用波斯语写成,泰伯里的《历代民族与帝王史》被翻译成波斯语。公元 963 年,萨曼王朝统治者艾布·萨利赫·曼苏尔·本·努哈(Abu Sālih Mansur bin Nuh) 收到了四十卷泰伯里用阿拉伯语撰写的《古兰经注解》。在意识到这本书太难理解之后,他征求“欧莱玛”(宗教学者) 的意见将其翻译成波斯语。 现存最古老的波斯语《古兰经》抄本出现在 10 世纪的玛什哈德市,这也表明波斯语确实“配得上伊斯兰教” (Bert 1999:28)。
虽然阿拉伯语保留了其作为宗教语言的地位,但波斯语获得了新的力量,不仅作为文化和诗歌语言, 而且至少对不懂阿拉伯语的人来说也成了伊斯兰教的语言。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在政治方面的接触充满暴力,但在文学领域却“温暖如春”。然而,有着波斯背景的半独立统治者的出现,以及巴格达政权的逐渐衰落促进了波斯语的传播。波斯封建领主及其随从需要当地的支持,不得不使用东方地区的方言,而阿拉伯语成为履行必定宗教仪式和背诵《古兰经》的语言。波斯语在传播到南亚之前,已经成为伊斯兰教的一种语言,或者至少如布朗所言是一种“穆斯林的波斯语”(Browne 1956:82)。
3. 波斯语进入南亚及其发展以波斯作为中介,三个族群受到伊斯兰文化影响:印度人、蒙古人和突厥人。9 世纪下半叶波斯语在南亚地区始现于受萨曼王朝统治的信德地区。但 是,“11 世纪旁遮普的伽兹尼王朝建立之后,这种语言(波斯语)和次大陆之间建立了一种更为正式的关系”(Muzaffar Alam 2004:116)。
伽兹尼王朝的素丹马哈茂德(Mahmud)试图以布 哈拉为模型,将加兹尼城建设成为其帝国的“文学科技新中心”( Sādg Rezazhadeh Shafag 1973:147)。他邀请著名诗人和作家在加兹尼定居。像菲尔多西和比鲁尼就是此蓝图的一部分。他甚至试图说服伊本 ·西拿定居在加兹尼,但没有成功。马哈茂德不朽的文化创新之一是“诗王”制度,该制度后来被帖木儿王朝采用,并在莫卧尔王朝时期成为显赫的职位。马哈茂德任命昂萨里(‘unsari)担任这一职务,成为第一位诗王。
拉合尔(Lahore)是 11 世纪波斯文学和文化中心之一,是当时伽兹尼王朝的东方前哨,吸引了来自呼罗珊、伊朗和中亚的一众波斯语学者。随着穆斯林统 治印度西部,波斯语的影响不再局限于文学领域;在随后德里素丹统治(1206—1526)的 3 个世纪里,人们开始给各种产品、职务甚至城镇取波斯语名称,并引 入了新的波斯语习语(Muhammad Hussain āzād 1898: 20)。波斯文化变得如此普及,以至于设拉子的哈菲兹(2017:487) 吟诵了著名诗句:“当这波斯的蜜糖, 传到孟加拉,所有的印度鹦鹉,都变成了甜嘴巴”。加文·哈姆贝利在评论这一时期波斯文化的影响时指出,素丹国时期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使伊朗高原 产生的各种文化表现形式不断传播到印度:语言文学、风俗习惯、王权和政府的概念,宗教组织、音乐和建筑(Gavin 2002: 247)”。除了素丹王朝的政治动 态,蒙古人对波斯的入侵和伊斯兰教中的哈瓦利吉派对波斯城市的大规模破坏迫使许多讲波斯语的神秘主义者、贵族、艺术家和教义学家去南亚寻求庇护。
巴布尔(卒于 1530 年)是莫卧尔帝国的创始人,他是突厥人,以察合台语写下了自己的回忆录和诗歌,而他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在 1511 年 与乌兹别克人的战斗中得到了波斯人的帮助。当他巩固了对印度的控制时,萨法维人(也是突厥人)在伊朗建立了萨法维王朝,统治着从美索不达米亚到中亚的广袤土地。巴布尔的儿子和继任者胡马雍(卒于 1556 年)败给阿富汗人后失去了帝国,但在萨法维军队的帮助下重新掌权。穆罕默德·阿布杜·伽尼从胡马雍的诗歌和书信中证明,胡马雍“似乎不喜欢突厥语,而且只在少数情况下使用突厥语。突厥语在其宫廷的影响力迅速下降,这一点显而易见。巴布尔一生都在努力提高突厥人的地位,而胡马雍与之相反, 出于尊重宫廷里波斯人的感情,以及自己对波斯人的喜爱,胡马雍忽视了这一点”(Ghani 1983:5)。
胡马雍对波斯语言和文学的迷恋吸引了来自伊朗、突厥斯坦、布哈拉和撒马尔罕等地的许多诗人和学者。许多人留在喀布尔,还有一些人跟随他去了印 度。在《胡马雍史》 ( Tārikh Humayun)中提到的一些名字是阿布杜·巴格·萨德尔·突厥斯坦尼(Abdul Baqi Sadr Turkistani)、米尔阿布杜·哈伊·布哈里 (Mir Abdul Hayi Bukhari)、霍贾希杰瑞·贾米(Khwaja Hijri Jami)、毛拉纳·巴兹米(Maulana Bazmi) 等。贾希·亚特米扬(Jahi Yatmian)和海拉提(Hairati)等 著名诗人继续了他们的印度之旅,而其他诗人如霍贾·安尤布(Khwaja Ayyub)、毛拉纳·纳迪瑞(Maulana Nādiri)和毛拉纳·贾努比(Maulana Janubi)等移居莫卧尔首都,并获得补助金和曼萨布(莫卧尔军衔)荣誉称号(Ghani 1983:149)。
阿克巴统治期间(1556—1605),波斯文化对印度的影响进一步加速。虽然他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但他对波斯的一切事物都有着特殊的迷恋。一份当代文 献揭示了他的钦佩之情: “对伊朗人民的爱从一开始就深深扎根在他(阿克巴)的心中;他希望这个崇高的社会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能接近他,从而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能兴旺发达,而这个社会的上层和下层(即所有阶级) 都应该得到帝国的恩惠” (Muzaffar Alam 2004:322)。
阿克巴向伊朗派遣了大量使者,邀请作家、艺术家、哲学家、诗人和行政人员为他工作。他要求税务大臣根据波斯世俗法规改变政府财政体系和法规章 程(Ghulam Hussain Tabātabā’ i 1876:200)。为了培训不同级别的文士和官员,他邀请了法尔斯和设拉子的老师。他在宫廷中设立了诗王职位,一直持续到沙贾汗时期 ( 1628—1658 )。在此期间, 除了法伊兹 (Faizi,1547—1595)之外,所有担任该职位的人都来自伊朗。他的著名大臣阿布·法扎里(Abul Fazal)说,“在阿克巴的宫廷里,在著有《诗集》 或写了一首玛斯纳维长诗的千名波斯语诗人中,被评为最好的 59 名诗人里只有 9 名被确定为非伊朗人( Muzaffar Alam 2004:127)。
莫卧尔的贵族们崇尚被诗人和作家簇拥的模式。众汗之汗阿布·拉希姆(Abul Rahim)在吸引波斯诗人和学者加入其事业方面成就非凡。据估计,有 100 多位诗人和 31 位学者享受了他的恩惠。伊斯法罕著名诗人沙克比( Shakibi) 来到阿格拉(Agra) 觐见,他在以下诗句中表达了感激之情:
来吧,酒保,给我那花蜜水,把我从众汗之汗的溪流中救出来; 亚历山大寻求但没有得到, 因为那是黑暗的印度地区。
(Ghani 1983: 66)
还有很多人被吸引到印度,寻求贵族的资助。沙·阿巴斯(Shāh Abbās)的宫廷诗人考萨瑞(Kausari) 在《法赫德和西林》 (Farhād wa Shirin)中曾赞扬萨法维王朝统治者的成就,但他对伊朗统治者漠视文人并不满意,写了一首长诗,题为《控诉伊朗人民漠视才俊》(Arbāb Ma‘āni)。此处略引一二:
在此领域无人资助能言者, 无人热衷于诗者的集市;没有言语的价值和分量, 也没有任何主顾留下; 从伟大到卑微,谁的心倾向于诗歌…… 在波斯,我的灵魂之味觉变得苦涩, 现在,我应该去印度斯坦; 所有吃了糖的鹦鹉,因此在印度定居; 考萨瑞,我现在确定我的诗文,是从九天降下来的神迹; 就像我要送往大海的一滴水, 我应将此作品送到印度;在那个时代的伯乐中,除了众汗之汗以外再无知音。(Ghani 1983: 69-71)如果将波斯诗人和作家在印度获得的奖励与在伊朗萨法维王朝获得的奖励进行比较,就会明白这些人涌入印度的原因。在伊朗除了沙尼·塔克鲁(Shani Taklu)曾因出色的诗文获得沙·阿巴斯的黄金称重奖励外,通常的报酬从未超过 30 图曼(伊朗的货币单位)。相反,有一长串波斯诗人和学者的名单 ,他们在印度斯坦获得了巨额的金钱、财产和荣誉(Ghani 1983:150-151)。
到 17 世纪末,从皇家宫廷到全国各地的政府机 关,波斯语随处可见。奥朗泽布在他的一则法令中写 道:“没有一个民族比波斯人更善于文职工作” (Muzaffar Alam 2004:325)。当然波斯语的影响不仅局限于国家机构,它几乎出现在每个领域,如当地语言的文学、音乐、建筑、节日、烹饪、医药、礼仪和服装。首先,国家机构是仿效波斯人而建。在南亚,几乎没有穆斯林统治者使用阿拉伯语中的“埃米尔” 或“哈里发”。他们被称为“帕夏” ( pādshāh) 或“沙汗沙” (shāhinshāh) 。其次,统治体系由来自伊朗或波斯化了的突厥人所构成。再次,大多数载有统治者指示的手册是用波斯语书写。最后,“所有莫卧尔政府文件,从帝国的命令、税单到信函,甚至是村庄调解人撰写的文书都是波斯语”(Muzaffar Alam 2004:132)。
苏菲大师们用波斯语写《箴言集》 (malfuzāt),并在音乐集会中介绍波斯语诗歌。这导致了格瓦里 (qawwāl,纪念圣贤的唱诗)的发展,这一表演不仅在 圣贤的道堂里,并且在南亚的集会上仍在进行。波斯语的影响不再局限于宫廷,苏菲派将其视野扩展到唱诗家、神秘诗人和大量来自小城镇和农村的追随者之 中。波斯文学逐渐在南亚社会获得认可,那些用信德语、萨莱基语(Saraiki)和旁遮普语等当地语言撰写思想的苏菲也大量借用波斯文学。在苏菲道堂举行的 “乌鲁斯”(苏菲贤哲忌日的纪念活动)就像乡村集市 一样,为普通民众提供了另一个空间,让他们把从格瓦里和其他唱诗人那里听到的一些对联、习语和思想带回家。这些与波斯语的频繁接触注定会在当地文化和文学的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普通教育,特别是学校课程,同样显示了波斯语的影响。1688 年呼罗珊学校的课本,提供了奥朗泽布时代的波斯语课程,分为散文、诗歌、小说、历史和 伦理五个部分。每个部分要求的阅读材料如下( Sufi 1941:77-78):
散文: 1)《读写基础》 (Badi’ ul-Inshā),也叫《优素福读写》(Inshā Yusufi); 2)《毛拉贾米散文》和《毛拉穆尼尔散文》(Mulla Jāmi, Mulla Munir); 3)《艾布法兹里书信》(Letters of Abu’l Fazl); 4) 沙贾汗的书记员撰写的 《筛赫伊纳亚图拉手册》 ( Handbook of Shaikh Inayātullah ); 5 ) 筛 赫穆罕默德·萨利赫 (Shaikh Muhammad Salih ) 的 《演讲园地》 ( Bahār Sukhan); 6)《毛拉穆尼尔书信》 (Letters of Mullā Munir); 7)《韶迪和毛拉图格拉书信》(Epistles of Shaida and Mulla Tughrā); 8) 《拉里查德的故事》 ( Story of Lāl Chand); 9)《丽拉瓦提》(Lilavati)。
诗歌: 1)毛拉·贾米(Mulla Jāmi)的《优素福与佐列哈》 ( Yusuf Zulaikhā) 《献给埃赫拉尔的礼物》(Tuhfatu’ l-Ahrār ) 和 《信士的念珠》 ( Nuzhatu ’ l Abrār); 2)尼扎姆(Nizāmi) 的《荣誉之书》 ( Sikandar Nāma)《秘宝之库》 ( Makhzanu’ l Asrār) 《七美人》 (Haft Paikar) 《霍斯鲁与西琳》 ( Shirin Khusraw) 和 《蕾莉与马杰农》 ( Lailā va Majnun); 3) 阿米尔·霍斯鲁( Amir Khusraw) 的 《 两星吉会》 ( Qirānu’ s Sa ‘dain)《圣光普照》 (Matla‘ u’ l-Anwar) 和《霍斯鲁之令》(Ijāz Khusravi); 4)《舍木苏全集》 《扎哈拉全集》 《萨迪全集》 《哈菲兹全集》 《萨伊卜全集》 (Diwans of Shams, Zahir, Sa‘di, Hāfiz, Sā’ib); 5)《贝达尔朝诗集》 《安瓦里诗集》 《哈冈尼诗集》 《乌尔菲诗集》 和 《菲兹诗集》 ( Qasā ’ id of Badr Chāh, Anwari, Khāqāni, ‘Urfi, Faizi)。
小说: 1) 纳赫沙比(Nakhshabi) 的《图蒂传记》 (Tuti Nāma); 2) 侯赛因·瓦伊兹·卡什菲( Husain Wā’iz Kāshifi)的《星辰之光》 (Anwar Suhaili); 3)阿 布· 法兹里 ( Abu ’ l Fazl ) 的 《知识天平》 (‘ Iyār Dānish); 4)筛赫·伊纳亚图拉( Shaikh Inayatullah) 的《知识春园》(Bahār Danish)。
历史: 1)谢里夫丁阿里·亚兹迪(Sharafu’ d-Din ‘Ali Yazdi)的《贾法尔传》 (Zafar Nāma); 2) 阿布· 法兹里(Abu’ l Fazl) 的《阿克巴传》 (Akbar Nāma); 3) 伊克巴尔( Iqbāl ) 的《贾汉吉尔传》 ( Nāma Jahāngiri); 4)《秘史》(Razm Nāma); 5)巴尔尼(Barni)的《菲鲁兹皇帝传》 (Tārikh Firuz Shāhi); 6)菲尔 多西的《列王纪》(Shāh Nāma)。
伦理: 1)《那西林伦理》 (Akhlāq Nasiri); 2) 《贾拉利伦理》 (Akhlāq Jalāli); 3) 谢里夫丁·曼尼尔 (Sharafu’ d-Din Maniri ) 的 作 品; 4 ) 《灵魂之美》 (Nuzahatu’ l-Arwāh); 5) 贾拉里丁·鲁米( Jalāl alDin Rumi)《玛斯纳维》 ( Masnavi); 6) 萨纳伊( Sanā ‘i)的《真理引导》(Hadiqat al-haqiqat)。
这些著作提供了词汇、常识和波斯诗集的通识知识,学生可以在他们的作品中使用或引用,课程的第 一部分就提供了作文和写信技艺。优素福的《读写基 础》是一篇关于书信体的论文,为未来的书记员和抄写员介绍了在写作技艺中的一些优秀范例。阿布· 法兹里的散文作品,尤其是书信作品,在表达有争议 话题而不使读者产生歧义的技艺上排名非常高,300 多年来,许多皇家秘书和书记员都遵循其风格。阿克巴的“诗王”菲兹翻译了梵文的《丽拉瓦提》,这是一 部关于数学的著作,这本书被列为写作必读书,目的是训练未来的作家掌握计算技术以及数学等学科的写作。
更重要的是,波斯语已成为穆斯林的神圣语言。祈祷用阿拉伯语表达,但有关宗教的书籍大多用波斯语撰写。此外,苏菲和毛拉都在用波斯语授课和讲道,结果产生了许多波斯语术语,例如胡大(真主)、派庵巴尔(先知)、乃麻子(礼拜)、若斋(斋戒)、贝赫什提(天堂)和多灾海(火狱)取代了阿拉伯语的宗教术语,并仍在南亚、中亚、土耳其、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部分地区使用。清真寺用波斯语诗句和书法装饰,几乎每座清真寺的入口处都可以看到“审判日众生复活,礼拜为其遮羞庇护” 。乌尔菲和萨迪分别向店主、医生、教师、作家和公众提供了相关联句,分别欢迎顾客、病患、学生、读者和客人。处于困境中的人打开《哈菲兹诗集》寻求指导,然后阅读某一行,闭上眼睛听“看不见的声音” 怎么说。莫拉维·鲁米的《玛斯纳维》被称为“波斯语的《古兰经》”。这不仅仅是 一种隐喻,背诵它的人不亚于背诵《古兰经》。许多苏菲,特别是信德省的苏菲,仅参读三本精神方面的经籍:《古兰经》《玛斯纳维》和《哈菲兹全集》,三者在信德神秘主义文学中留下了永久的波斯印记(Qasimi 1959:309)。
4. 波斯语面临的挑战当巴布尔来到印度时,他在回忆录中提到了许多令他吃惊的事情。他说,“有一个固定的等级来做一切工作和任何事情,他们做某种工作和某种事情,乃是从祖辈世袭下来的” (巴布尔 2018: 504)。写作、 会计、书记员和税收都是家族传统,父传子受。他们使用大师(在许多情况下是他们的祖先)编写的旧手册作为标准文本,这些技能确保就业,而且精通波斯语对更高的行政职位至关重要,因此这些技能也使担任者有资格从事更好的职业。
然而,波斯语面临着三个挑战:首先是统治印度不同朝代所使用的突厥语;其次是印度方言对波斯语的影响;最后是乌尔都语的兴盛。塞布克·塔金(Sebuk Tagin)是伽兹尼和北印度(977—1186)王朝的创始人,他是来自吉尔吉斯的突厥奴隶,他的继任者比波斯的许多统治者更热衷于波斯语。古尔王朝(Ghurid)的继任者大多是来自巴里赫被波斯化的奴隶。阿克巴是来自突厥斯坦并在尼沙普尔受训的奴隶,他的继承人和女婿伊里图特米什(Iltutmish)是从伊里巴尔(Ilbari)突厥部落买来的奴隶。巴尔班(Balban)是图兰地区的阿弗拉西雅布(Afrasiyab) 的后裔。赫里吉人(Khalji)最初来自赫里哲(Khalj),后定居在伽兹 尼和锡斯坦之间的伽姆西尔(Garmsir) 地区,而吐虎鲁克(Tughlaq)人则来自于阗。有着如此多样化背景的统治集团,他们除了维持波斯语之外别无选择。此 外,他们的崛起与统治技能有很大关系,这些技能正是在布哈拉的波斯语学校里学到的。可以说,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与家人或密友说突厥语,但突厥语从未真正对波斯语作为行政和文化语言构成过巨大挑战。
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印度语词汇开始出现在波斯散文和诗歌中。莫卧尔人对这些发展并不满意,他们成功地净化了波斯语中的外来元素,并将波斯语置 于设拉子和法尔斯的基石之上。阿克巴要求哲马鲁丁·侯赛因(Jamāl-ud-Din Husain)为排除非波斯语单词和短语准备一本标准词典。他的《世界词典》 (Farhang-i-Jahāngiri)成为准绳。17 世纪中叶,毛拉阿布杜·热施德(Mulla Abdu’ l-Rashid) 编纂了一部新词典,指出以前的著作中包括了许多形同波斯语的阿拉伯语和土耳其语单词,且其中一些单词发音错误 (Muzaffar Alam 2004:145)。
18 世纪下半叶,伊朗发生了一场名为“重返经典”的摒弃印度风格的文学复兴运动。该运动于 1722 年从伊斯法罕兴起。许多诗人和作家逃到了印度和阿富汗。哈辛(Hazin)带着他的“重返经典”学说来到印度,并在许多小册子中表达了他对流行风格的担忧,有时他把印度的波斯语诗人贬为“乌鸦”。在印度,许多印度作家试图以伊朗流行的用法更新他们的波斯语。主要的语言学著作包括汗·阿鲁兹(Khān ārzu)的《语言精义》(Sirāj-ul-Lughat)、阿南德·拉姆· 穆赫里(Anand Ram Mukhlis) 的《习语集》 (Mirātu’ lIstilāh)、西亚库提·马里·瓦拉斯塔( Siyalkoti Mal Wārasta) 的 《诗人常用语汇编》 ( Mustalahātu’ l-Shu ‘arā)和穆什·特克·查德·巴哈尔( Munshi Tek Chand Bahār)的《外语之春》(Bahār-i ‘Ajam)(Muzaffar Alam 2004:147)。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家不受伊朗任何政治压力的驱使,因为他们坚信印度的波斯语没有得到设拉子和伊斯法罕大师的认可,从而进行了自我纠正。
伊朗作家把印度的波斯语称为“ 沙巴克信迪” (shabke hendi,印度风格),不能等同于伊朗的波斯语。出生于波斯的乌尔菲和出生于印度的阿布·法 兹里之间的对话可以说明这一点。阿布·法兹里告 诉乌尔菲,他对波斯语的研究非常透彻,在这门语言上达到了完美的境界。乌尔菲说,“好吧,但是我有一个优势,你无法匹敌。自从我长大到可以理解的年龄,我的耳朵就听到了我家里的老人们说的波斯语”。阿布·法兹里回答说:“因此,您是从老妇那里学到的波斯语,而我是从安瓦里和哈冈尼这样的波斯语大师那里学到的。”乌尔菲说:“是的,但他们也是从老妇那里学到的”(Mirza Ali Lutfi 1972:54)。虽然这样的情景可以被看作是印度的波斯语和设拉子的波斯语之间的特殊插曲,但事实上,印度的波斯语作家仍然受到伊朗诗人和作家的影响。他们总是指望波斯人认可和接受他们用波斯语写的作品。但当乌尔都语出现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5. 波斯语在南亚的消褪从 18 世纪下半叶伊朗和印度关系发生变化,印度作家开始使用乌尔都语写作。1739 年,伊朗的纳迪尔沙(Nādir Shāh)攻击印度并洗劫了德里。此后, 波斯语诗歌方面受人尊敬的导师汗·阿鲁兹(Khān ārzu),要求学习波斯语诗歌的学生开始用乌尔都语写作。
波斯语开始逐渐消褪,乌尔都语广泛使用的原因 是出现了由商人和店主组成新的阶层“新乌马尔” (umarā jaded,新贵族)。哈菲兹·马哈茂德·施拉尼 (Hafiz Mahmud Shirāni)在对 18 世纪乌尔都语诗人选集的文学批评中说,在纳迪尔沙和艾哈迈德·沙·阿 布达里(Ahmad Shāh Abdāli)入侵之后,德里“被摧毁 了,但从贵族到平民,几乎每个人都被诗歌迷住了。男人、女人、穆斯林、印度教徒,甚至英国人都对乌尔都语诗歌产生了兴趣” ( Muzaffar Alam 2004: 180- 181)。穆扎法尔·阿拉姆(Muzaffar Alam) 在评论他们的反应时说:“这个阶层对波斯语不太适应,他们更愿意看到波斯语精英的优雅语言融入到他们认为属于自己的乌尔都语口语中……他们回应了以往的精英们对他们的诋毁,试图表明相反之意,他们的文学习语同样优雅并显得成熟。他们支持这一立场,通过 鼓励借用波斯语词汇、隐喻和典故,使之成为日臻完善的乌尔都语”(Muhammad Hasan 1983:94-95)。
这种变化也因印度的政治局势而起,特别是当一些地区的莫卧尔统治者反抗德里并建立独立政权时。例如,阿瓦兹(Awadh)的统治者面临着莫卧尔贵族的敌意,为了摆脱他们,他们引入了未波斯化的当地团体。纳瓦布·舒贾·杜拉(Nawāb Shujā‘-ul-Daula) 对 1764 年布夏尔(Buxar)战役中老贵族的表现并不满意。他招募了大批筛赫扎达(长老后裔)、特林格纳·拉吉普特人(Telingana Rajputs)和谷萨(Gosain,印 度教圣徒)雇佣军,这些所谓的出生低微之人取代了莫卧尔贵族(Muzaffar Alam 2004:182)。这些新的社会群体更倾向于支持乌尔都语而非波斯语。
随着 1779 年恺加王朝在伊朗统治,波斯文学和诗歌在国内受到赞誉。因此,渴望在印度定居的伊朗人逐渐减少。这并非意味着印度的波斯语言和文学 依赖伊朗移民。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初南亚的新政治团体没有波斯语化,而是说乌尔都语。甚至莫卧尔王朝也受到了他们的影响,莫卧尔皇帝沙·阿拉姆二世 (Shāh ālam II)用乌尔都语创作了诗歌(Maulana Ghulam Rasul Mehr 1967:8)。
1835 年,东印度公司用英语取代波斯语作为行政语言,1837 年将乌尔都语作为官方语言。乌尔都语不仅可以代替波斯语作为诗歌和散文语言,而且也可以作为宫廷语言。
一场新的“自然诗歌”文学运动由旁遮普公共教育主任霍洛伊德(Holroyd)上校发起。他聘请了两位著名的乌尔都语作家毛拉维穆罕默德·侯赛因·阿 扎德( Maulvi Muhammad Hussain āzād,1830—1910) 和阿尔塔夫 · 侯赛因 · 哈利 ( Altāf Hussain Hāli, 1837—1914), 并在拉合尔的旁遮普协会( Ajuman Panjab)的主持下开启了新的文学流派。哈利在《诗歌与诗人绪论》 (Muqaddame Shi‘ r Shā‘ iri) 中强调文学要具有启发性,鼓励诗人写关于社会问题的文章,并从不存在的“想象世界中”走出来。阿扎德呼吁诗人从波斯文化所影响的沟壑中走出来,把他们的思想扎根于这片土地上的民族精神之中 。
在争取独立的斗争中,乌尔都语成为了“穆斯林的语言”,印度和巴基斯坦操乌尔都语的人在举止、礼仪和语言方面显示出波斯文化的影响,但随着时间的 推移,受到当地习俗的影响更甚,与波斯文化相比,它总是与勒克瑙、德里和海德拉巴德等城市或巴基斯坦 的拉合尔和卡拉奇等城市的文化紧密相联。
乌尔都语作家虽然在文学上创作了许多杰作,但 他们最受欢迎的诗歌,尤其是抒情短诗,仍然沿用波斯诗人的主题和修辞。哈菲兹·贾兰扎里( Hafeez Jalandhary,卒于 1983 年) 模仿菲尔多西经典的模式写了一首关于穆斯林历史的长诗,题目是《伊斯兰列王纪》(Shāhnāma Islām)。他还用乌尔都语写了巴基斯坦国歌, 但除了一个字 ka 外, 其他都是波斯语 (Karl Jahn 1968:732-733)。乌尔都语中最受欢迎的诗人是费兹·艾哈迈德· 费兹 ( Faiz Ahmad Faiz, 1911—1984),他在爱情诗中遵循了哈菲兹的风格。他的《生活之书》(Zindān Nāma) 《石头下的手》 (Dast Tah Sang)《沙目地区的朋友》 ( Shām Shahr Yārān)和《西奈峡谷之首》 (Sar Wādi Sinā)等书中揭示了波斯语的影响。
6. 结语如果说波斯语进入南亚并成为通用语的过程可以证明萨丕尔—沃尔夫的假说“语言决定文化”,那么波斯语在南亚的消褪和乌尔都语的崛起则是语言反 映现实、语言适应环境变化的体现。波斯语以“穆斯林的语言”进入南亚,在民族主义兴起时被新的“穆斯林的语言”乌尔都语所代替,既是南亚社会发展的历 史缩影,也是南亚文化学习、吸收和独立创新的过程。但文化的影响是深刻的,以波斯语为载体的文化影响南亚近 10 个世纪之久,即使波斯语不再像以前那样普及,但南亚的文学作品和日常生活中仍然回响着波斯夜莺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