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15~16世纪的霍尔木兹既是波斯湾地区的海上门户，也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国际性港口城市，在印度洋贸易与欧亚贸易中的地位举足轻重。以霍尔木兹为中心形成了“三环贸易”，即霍尔木兹与波斯湾区域贸易、霍尔木兹与印度洋贸易，以及霍尔木兹与东西方远洋贸易。“三环贸易”纵横交错，构成霍尔木兹贸易圈。其贸易范围：东面经印度洋、香料群岛到达中国，西面经波斯连接地中海东岸，南面通过马斯喀特、阿拉伯海西岸抵达非洲东海岸，北面通达波斯以北国家和地区。霍尔木兹贸易繁荣是稳定的国内环境与通畅的海上丝绸之路交互作用的结果，亦是政府贸易保护、宗教宽容、各商人团体共同努力的成果，同时也和科技进步、海军发展密切相连。贸易使霍尔木兹成为欧亚非文明交往汇集之地，它不仅改变了城市人口结构，而且还助推城市宗教文化、经济、生活等方面的国际化与多元化。

关键词：古代“海上丝绸之路” 霍尔木兹 贸易圈 波斯湾 “三环贸易”

作者简介：车效梅，山西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太原030031）；马思，山西师范大学世界史专业硕士生、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委宣传部科员（长治046031）。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作为盛极一时的贸易之路、文化之路，是古代中国与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非洲等之间文明交往的重要纽带。在“海上丝绸之路”漫长的历史中，先后涌现出一批批商业化和国际化的港口城市，它们是古代“丝绸之路”兴盛和衰落的参与者、见证者。霍尔木兹（Hormuz）便是其中之一。霍尔木兹意为“光明之神”，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北部的霍尔木兹岛上，是伊朗海港和古城，现由霍尔木兹省管辖。中外古代文献对霍尔木兹名称的记载不尽相同，如《马可波罗行记》将其称为“Ormuz”；《南海志》为“阔里抹思”；《元史·西北地附录》为“忽里模子”；《异域志》为“虎六模思”；《海运千户杨枢墓志铭》称“忽鲁模斯”；《星槎胜览》和《郑和航海图》为“忽鲁谟斯”，等等。霍尔木兹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其中的一个“点”，在丝绸之路发展史上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了解历史是为了开辟未来，“我们传承古丝绸之路精神，共商‘一带一路’建设，是历史潮流的延续，也是面向未来的正确抉择。”因此，对古代“丝绸之路”的再思考是理解当代“新丝绸之路”的起点。

国内外关于15~16世纪霍尔木兹贸易的记载有两类。第一类是古籍文献、游记等。中国古籍文献对霍尔木兹贸易的记载分为两种：一是对霍尔木兹贸易的物品种类的记载，如汪大渊的《岛夷志略》、巩珍的《西洋番国志》、费信的《星槎胜览》、马欢的《瀛涯胜览》、黄省曾的《西洋朝贡典录校注》等。二是对霍尔木兹与某一国家的贸易记载，如清代张廷玉的《明史》详细记录了霍尔木兹与中国关系及来往的物品。游记也为本文研究提供了一手资料，如《海屯行纪·鄂多立克东游录·沙哈鲁遣使中国记》、《伊本·白图泰游记》、《东方志——从红海到中国》、《马可·波罗游记》。文献、游记多为粗线条的描述,却是难得的原始资料。对本文参考价值最大的是廉亚明（Ralph Kauz）、谭克汇编的《元明文献中的忽鲁谟斯》，它是一部元明时期中国与“忽鲁谟斯国”政治、经济、外交、贸易和文化交流的著作以及古文献汇编。其他重要文献包括张星烺先生编注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沈福伟先生编撰的《中国与西亚非洲文化交流志》，等等。

第二类是中外学者的论著。学界对霍尔木兹研究主要聚焦两方面：一方面，研究霍尔木兹历史，其中也涉及贸易部分，如埃德蒙·M赫齐格（Edmund M.Herzig）的《霍尔木兹：史无前例的特定时期城市》、易卜拉欣·胡里的著作《独立的阿拉伯霍尔木兹王国》、易卜拉欣·胡里和艾哈迈德·杰拉里·泰得姆里共同撰写的《阿拉伯霍尔木兹政权》，以及哈萨宁·穆罕默德·里比阿，莱依拉·阿卜杜·婕瓦德·伊斯玛仪的《霍尔木兹王国：从建立到1622年灭亡》。另一方面，研究某一时段的霍尔木兹贸易。国外学者的主要著述包括：安德鲁·威廉姆森（Andrew Williamson）的《14世纪至15世纪霍尔木兹与海湾贸易》、威廉·弗洛（Willem Floor）的《波斯湾：五大港口城市的政治经济史（1500~1730年）》、廉亚明（Ralph Kauz）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各个方面：从波斯湾到东海》、德贾尼拉·库托（Dejanirah Couto），和瑞·曼努埃尔·洛雷罗（Rui Manuel Loureiro）共同主编的《重访霍尔木兹：近代早期葡萄牙在波斯湾地区的往来》。国内学者也发表了一些论文，如《简论汪大渊对印度洋区域贸易的考察——古里佛、甘埋里、麻呵斯离、麻那里札记》和《16~17世纪伊朗捍卫霍尔木兹岛的主权论》。

基于此，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15~16世纪霍尔木兹贸易发展为主线，以霍尔木兹与海上丝绸之路关系为切入点，一方面考察“路”与“城”的互动关系，寻求丝绸之路城市发展的价值和规律；另一方面，探索丝路贸易繁荣与城市变迁的内在关系，解读“大转折”时期丝路城市遭遇的挑战与命运。

霍尔木兹的三环贸易网与贸易盛况

为更客观地展现15~16世纪霍尔木兹贸易发展的状况，我们需要对其历史进行简要追溯。霍尔木兹有老城与新城之分。霍尔木兹古城是由萨珊王朝的创始者阿尔达希尔一世（Ardashir I）于224年或226~240年间建立的，后发展为靠近米纳布的沿海城市，其名与琐罗亚斯德教的善神阿胡拉·马兹达（Ahura Mazda）或枣椰树（Hurmogh）有关。据亚历山大大帝随行军官尼阿库斯（Nearchus）记载：古城霍尔木兹位于阿纳米斯河（Anamis River），即现今的米纳布海峡入海口地区。据《道里邦国志》记载：9世纪，古城霍尔木兹是克尔曼的贸易中心。10世纪，霍尔木兹发展成为克尔曼、锡斯坦和呼罗珊省的重要港口城市。11世纪，阿曼移民来到波斯湾，建立霍尔木兹王国。王国发展进入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霍尔木兹的埃米尔通过与邻国不断争斗，逐渐在波斯湾内部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

13世纪末14世纪初，王国发展进入第二阶段。蒙古人西征迫使霍尔木兹商人迁移到霍尔木兹岛，并在此建立新霍尔木兹。霍尔木兹岛，又名加隆岛（Jarun），地处波斯湾的入海口。波斯湾的形状狭长，霍尔木兹则位于波斯湾的最狭窄之处，紧扼波斯湾的咽喉。霍尔木兹岛有两个港口：一个用于大型船只停泊，一个用于小型船只停靠。岛屿直径约7~8公里，大部分居民居住在该岛的北部地区。由此，港口、岛屿和城市均称为霍尔木兹。蒙古人打通亚欧大陆，使中国、波斯、欧洲国家开始直接接触，霍尔木兹作为波斯湾入海口的战略支点以及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而繁荣起来。这一转变促使霍尔木兹经济生活新时代到来。从1320年霍尔木兹岛取代基什到17世纪初阿巴斯港兴起前，霍尔木兹是波斯湾的海上门户。特别是从印度尼西亚的马鲁古群岛经过爪哇海、马六甲海峡到达霍尔木兹的“香料之路”开通后，霍尔木兹成为东西方贸易的中转站之一。阿拉伯商人和伊斯兰学者多聚集于此。据记载，1271年，马可·波罗从威尼斯前往中国途中到达霍尔木兹，然后沿着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中国新疆南部的“丝绸之路”到达中国内地。1292年，马可·波罗受元世祖忽必烈所托，护送蒙古公主阔阔真远嫁伊儿汗国的阿鲁浑汗为妃，一行人由泉州入海至霍尔木兹登陆。《伊本·白图泰游记》中也记载：“霍尔木兹是一座沿海城市，对面海中是新霍尔木兹，两者相距3法尔萨赫。新霍尔木兹是一个岛屿，岛上有座城市，城名哲牢，城内市场繁荣，来自印度信德地区的船只停泊于此，将印度货物运往伊拉克、波斯和呼罗珊地区。”1318年，一位欧洲游客亦记载：“它（霍尔木兹）是一座拥有坚固城墙和巨大市场的城市，商品丰富昂贵，有大量的肉类和鱼类，且距离波斯大陆仅有5英里。”郑和在下西洋过程中，于1412年、1417年、1421年三度到霍尔木兹进行贸易。近年来，研究人员在霍尔木兹考古中，发现大量标有明代“宣德年制”“万福攸同”的瓷器碎片，即是15世纪上半叶中国和霍尔木兹贸易盛况的写照。

霍尔木兹王国发展的第三阶段，始于1507年葡萄牙上将奥布奎克（Albuquerque）的到来，一直到1622年萨法维王朝时期（1501~1736年）的统治者阿巴斯大帝（1571~1629年）收复霍尔木兹。霍尔木兹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国际性港口城市，吸引着各地的商人与游客频繁往来。由商路、商队、商队旅馆、巴扎、航线、港口构成的贸易网络，是支撑丝路各城市贸易发展的基本因素。霍尔木兹贸易网的形成历时几个世纪，并分为远洋贸易、与印度洋贸易、波斯湾内部贸易三环。15~16世纪以霍尔木兹为中心的三环区域贸易网形成并达到鼎盛。

第一环是霍尔木兹与波斯湾区域贸易网。霍尔木兹的商人活跃在波斯湾区域，尤其在克尔曼和设拉子。该区域海路和内河相通，内河和陆路相连，构成海、河、陆联通的贸易网络。霍尔木兹作为波斯湾地区商品交易的主要中心，与设拉子、大不里士等城市间的贸易从未间断。直至萨法维王朝时期，霍尔木兹—设拉子线路在霍尔木兹商人的努力下，成为波斯南部货物运输的主要干线。同时，霍尔木兹与阿曼湾其他港口间的贸易亦是第一环贸易的组成部分。从霍尔木兹启程，通过巴士拉向伊拉克、黎凡特和胡泽斯坦（Khuzestan）及其他地区分销货物；通过卡莫劳（Camorao）为设拉子、伊斯法罕供货；通过里沙赫尔（Rishahr）与法尔斯南部地区进行贸易；通过马斯喀特港与阿曼内陆交易；通过卡提夫往哈萨等地运输商品。

霍尔木兹与波斯湾地区的贸易更向西联通到红海地区。红海作为当时主要的海上贸易通道，与霍尔木兹的贸易不可或缺，其中最主要的是亚丁与霍尔木兹之间的贸易。在霍尔木兹的转运下，亚丁不仅与红海港口和索科托拉（Socotra）贸易，甚至与古吉拉特（Gujarat)、果阿(Goa)、马拉巴尔（Malabar）、孟加拉、缅甸、暹罗以及马六甲等地进行贸易。马匹、开罗的手工产品、茜草和葡萄干是霍尔木兹与红海之间的主要交易货物。可见，霍尔木兹主导下的波斯湾贸易与红海区域贸易网相互交织。

第二环是霍尔木兹与印度洋贸易网。它由霍尔木兹与印度海岸港口以及周围其他地区的贸易所构成。霍尔木兹境内有多条远至印度的商道，其贸易规模不容小觑。中世纪，从印度半岛到达波斯湾有两条航线：一条从印度西南部的马拉巴尔海岸起航，经过阿拉伯海，到阿拉伯半岛南岸的亚丁，随后再朝东北方向行进，经阿曼入波斯湾。另一条从马拉巴尔海岸启程，沿印度西海岸向北，抵达印度河口，再沿海岸行驶，停泊霍尔木兹、西拉夫。

据《马可·波罗游记》记载：“（古吉拉特）出产大量的姜、胡椒和蓝靛。有大批的山羊皮、水牛皮、野牛皮、犀牛皮和其他兽皮，用船装往阿剌伯各处销售”，“商船满载香料、宝石、珍珠、丝绸和黄金、象牙等从印度来到霍尔木兹，随船而来的商人把商品卖给当地商人，再经当地商人转卖到世界各地”。“印度商人向亚丁和霍尔木兹输入纺织品、大米、糖和香料，而霍尔木兹商人则把马匹、金、银、明矾、铜、硫酸、珍珠和丝绸带到坎贝”。产自巴林和朱尔法的珍珠是霍尔木兹与印度贸易的大宗货物之一。“对印度来说，除马匹之外，另一项重要的贸易物品就是来自海湾沿岸的珍珠，如巴林珍珠不仅产量丰富，而且品相上佳。”据估计，当时每年从海湾出口到印度的珍珠价值约为60万达克特。1517年巴博萨（Barbosa）记载，霍尔木兹商人到朱尔法和巴林购买珍珠，后卖到印度和其他地方。

第三环是霍尔木兹与东西方远洋贸易网。以霍尔木兹为中心的远洋贸易区域辽阔且呈现扩大之势：东面经印度洋、香料群岛到达中国，西面经波斯连接地中海东岸，南面通过马斯喀特、阿拉伯海西岸抵达非洲东海岸，北面通达波斯以北国家和地区。

蒙古帝国时期（元帝国和四大汗国：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伊儿汗国）欧亚秩序重组。蒙古帝国打通了东起蒙古草原西抵东欧草原的辽阔地带，打破了尔疆我域，使远距离贸易的环境大大改善，如没有中间商的差价，商人更愿意从事长途贸易。帝国建立的四通八达的驿站，为商人提供了快捷且安全的贸易路线。这一时期，商人可通过大不里士穿过伊朗，再从霍尔木兹乘船去塔纳（Tana）、奎隆（Quilon）和剌桐（泉州）。同样，来自中国的丝绸、东印度群岛的香料在霍尔木兹卸货后，转运至大不里士大巴扎或商队旅馆，在当地销售或经特拉布宗分销到地中海和高加索地区。例如，《中西交通史》有记载如下：“明太祖建国后，中国与欧洲之交通虽断绝一百数十年，然东方货物仍可循中古以来之通道达于欧洲，其道有四，尤其是前两条与本文研究内容密切相连：其一，由海道至印度，沿海岸至波斯湾，进底格里斯河，或沿河行，而至报达；然后走入幼发拉底与底格里斯两河间之谷地，直抵安底奥基亚，由阿兰河而到达地中海之东岸。其二，由印度、波斯湾、底格里斯河、美索不达米亚、小亚细亚，由黑海之东南岸之脱莱比松德（Trebizond）渡海，至君士坦丁堡。”其三，由印度至亚丁，入红海，登陆渡沙漠，由尼罗河至开罗，通过二百里长之运河，达亚历山大港。其四，经中亚细亚之撒马尔罕、布哈拉、里海北岸，渡河至君士坦丁堡。”印度西海岸的生活用品（如棉织品、丝织品、皮革、香料、糖等）和消费用品（如手镯、剑柄、象牙、玛瑙等）经霍尔木兹、波斯抵达欧洲；同样，波斯地毯、阿拉伯马匹、焚香、没药、欧洲护甲、剑等，霍尔木兹金银、明矾、铜、硫酸等也到达印度的果阿、古吉拉特邦、第乌和科钦等港口。

1413年冬至1415年8月，郑和第四次下西洋，到达忽鲁谟斯，这位第一次抵达“属西海之极”的中国使者为忽鲁谟斯带来了“中国风”。郑和把忽鲁谟斯作为印度以西海域的贸易基地，与西亚区域的客商进行宝石、琥珀等贸易。经过忽鲁谟斯，中国和中国物产的名声得到更广泛、更远地传播，使当时世界的诸多地域都知晓了中国。郑和在下西洋途中有两个海上贸易基地：东南亚地区的满刺加（马六甲）与西亚的霍尔木兹。满刺加是郑和七下西洋必经之地，霍尔木兹则是郑和第四次下西洋后向西远航的据点。这两个贸易基地，不仅是郑和分遣船队的起点和集中地，也是东西方百货的贮藏仓库和集散中心，由此可见霍尔木兹地位之重要。

1515年霍尔木兹被葡萄牙人彻底占领后，其贸易网延伸至更远地区。1540年，葡萄牙开辟里斯本—开普敦—霍尔木兹—果阿—马六甲—澳门—长崎航线。伴随葡萄牙人而至的是通往欧洲的香料路线再一次兴盛起来，霍尔木兹的商业影响力达至更远的东方。

为了更好的展现霍尔木兹贸易盛况，本文列举几种商品详述之。

霍尔木兹马匹贸易尤为引人瞩目。品种最佳的是阿拉伯马，其次是波斯马，再次是坎贝马。印度商船从霍尔木兹将马匹运至印度的焦尔（Chaul）、达博尔（Dabhol）和果阿等港口，并用马匹来支付进口商品的费用。1512年，葡萄牙将领奥布奎克在给葡萄牙国王的信中谈到，“马匹贸易会带来惊人的利润，把马匹从霍尔木兹和阿拉伯海岸运送至果阿港后，可以获得300%、400%甚至500%的收益。”每年从霍尔木兹出口的马匹数量为1 000匹至2 000匹，总价值达80万金币（1枚金币大致相当于1马穆鲁克第纳尔）。16世纪中期，马匹交易数量比1516~1517年间翻了一番。但由于古吉拉特常年处于战争状态，出现贸易赤字，“为了弥补古吉拉特的赤字，保证收支平衡，霍尔木兹曾向印度输送大量的硬币，尤其是白银”。由此形成霍尔木兹至印度之间的“白银路线”。除印度外，来自霍尔木兹的白银和马匹也经印度抵达中国。中国用白银或丝绸交换来自阿拉伯的马匹，使中国白银通过印度的马匹贸易路线流向波斯湾和红海地区，从而为伊斯兰国家积累了大量白银。在霍尔木兹同印度的贸易中，波斯湾航线和红海航线相互联通，波斯湾、红海和印度形成了以马匹、白银为主要商品的“三边贸易”。

中国的瓷器在波斯是奢侈品，因来自遥远的国度而具有的异国情调使其价格昂贵。在葡萄牙占领霍尔木兹前，瓷器已在波斯湾、印度洋西部地区普遍存在，如在1436年的一本郑和下西洋的账目中，有关霍尔木兹条目中就记载当地有大宗的陶瓷供应。当时，波斯上流社会在葬仪和宗教节日（1月和9月）时盛行铺陈瓷制器皿举行献祭仪式，其中有明瓷，也有当地仿明瓷器，这些瓷器属于体积巨大的装饰瓷，由承包者租赁使用。葡萄牙占领霍尔木兹后，看到中国瓷器的商业价值，积极参与到陶瓷贸易中。一个多世纪以来，霍尔木兹作为葡萄牙人在波斯湾地区的哨所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中国瓷器乘海船从景德镇经过澳门、马六甲、果阿，抵达霍尔木兹，再达萨法维帝国。从1589年至1600年，修士阿戈斯蒂尼奥·德·阿兹维多（Agostinho de Azevedo）在霍尔木兹断断续续居住近11个月，声称“在霍尔木兹国王、大臣的家中，有许多来自中国的古董瓷器”，“霍尔木兹地区最著名的穆斯林在住所的墙上有‘类似窗户的壁龛’，里面展示着贵重的瓷器。”可见，拥有中国瓷器成为霍尔木兹王公贵族身份与品位的象征。

香料贸易由来已久，因其在欧洲诸国广受欢迎，引得葡萄牙人与奥斯曼人在垄断香料贸易上展开激烈争夺。葡萄牙人于1515年彻底占领霍尔木兹，奥斯曼帝国则在1546年夺取巴士拉，此后，关于香料的争夺与贸易直接在两个港口之间进行。印度人声称，几乎所有当地的胡椒和生姜都被运往巴士拉。也有葡萄牙文献记载，从霍尔木兹向巴士拉运送的贸易货物包括肉桂、豆蔻、肉豆蔻、香水、棉布料、瓷器以及诸多其他商品，“大量货物从印度经霍尔木兹运往巴士拉，甚至包括明令禁止的胡椒。”奥斯曼帝国也极力维护巴士拉与黎凡特之间的道路、港口设施、驿站的安全，以保障贸易顺利进行。由于陆上通道被奥斯曼人占据，葡萄牙人带动下的海上香料贸易发展迅速，霍尔木兹作为连接香料群岛之间的交通枢纽再次兴盛起来。葡萄牙觊觎威尼斯把持的香料贸易，于是加强与中国、日本及东印度群岛国家的联系。16世纪三四十年代，南亚、东南亚输往西亚的香料贸易持续繁荣。“从印度到叙利亚的的黎波里的香料首先到达霍尔木兹，从霍尔木兹通过海路到巴士拉，从巴士拉到的黎波里有两条路线：第一条走阿拉伯沙漠，终点在大马士革；另一条取道旧巴比伦，陆路上从美索不达米亚或巴士拉到大马士革要18天的行程。”

霍尔木兹也是葡萄牙人进行奴隶贸易的基地。16世纪和17世纪，葡萄牙人在阿拉伯国家和波斯湾地区建立了一系列殖民地，由于本土人较少，因而大量使用奴隶充当仆人、士兵、警卫、工匠、水手、码头工人、潜水员甚至妃嫔姬妾等，葡萄牙人对奴隶的需求大大增加。此外，葡萄牙人确立其统治地位后，经常以惩戒危害其驻军和船只的海盗为名，肆意抢劫，炮击海岸城市，屠杀无辜妇孺。其结果是，当地经济迅速衰退，人口锐减，许多城市毁于战火，民众世代赖以维生的手工业和海产业骤然凋散，果园和菜园一片荒芜。为解决劳动力不足问题，葡萄牙人不得不从印度和非洲运输数以万计的奴隶在海湾从事各种劳动和生产。“很多奴隶从帕特岛被运到霍尔木兹。”霍尔木兹奴隶贸易由此兴盛起来。

三环之间贸易纵横交错，洋、海、河、陆联通构成了巨大的贸易网，造就了霍尔木兹贸易盛况。霍尔木兹的商人除当地居民外，还有印度商人、犹太商人、阿拉伯商人、意大利商人、中国商人等，其交易的货物几乎囊括所有洲际贸易商品：食品、药品、纺织品、金属、矿物等日用品，以及焚香、香水、香料、象牙、珠宝等奢侈品。每年4月和9月，大马士革商队经巴士拉抵达霍尔木兹。Willem Floor,opcit,p59波斯、印度与中国之间的马匹、宝石、香料、瓷器等贸易经久不绝。“威尼斯人在霍尔木兹购买来自印度的香料和宝石，后经陆路送到威尼斯。”驻萨法维王朝的威尼斯特使米歇尔·芒布雷（Michele Membre）在1540年指出：“来自巴士拉、印度和马六甲海峡的船涌向霍尔木兹城市，伟大的贸易在各种各样的商品交换中完成。”

霍尔木兹贸易繁荣的原因

15~16世纪，霍尔木兹蓬勃发展的贸易使其成为历史图典记载中的璀璨明珠。[埃及]哈萨宁·穆罕默德·里比阿、莱依拉·阿卜杜·婕瓦德·伊斯玛仪著：前引书，第84页。霍尔木兹贸易辉煌与以下因素密不可分：

第一，霍尔木兹王国的强大与稳定是贸易发展的基础。霍尔木兹王国的强盛与其贸易繁荣相辅相成。历史上霍尔木兹王国一直是克尔曼和法尔斯内陆省争夺之地。1256~1336年，伊儿汗国建立与发展，进一步削弱了法尔斯和克尔曼地方政府权力，霍尔木兹埃米尔遂趁势在波斯湾地区扩张领土。霍尔木兹王国一方面采取“绥靖”政策，定期向克尔曼和法尔斯统治者交税，以赢得政治稳定；另一方面，乘克尔曼和法尔斯争斗之机，逐渐摆脱二者的控制，并通过插手阿曼内部事务，提升了其在阿曼和巴林地区的影响力。14世纪初，霍尔木兹取代基什成为波斯湾的主要商业中心，并逐步在海上贸易中取得绝对优势。霍尔木兹王国的统治延伸到信德、马克兰（Makran）地区，并一度控制该地区的海上贸易路线。

15世纪前，霍尔木兹与波斯的贸易份额很大，尤其是大不里士和霍尔木兹之间的贸易路线不仅是伊朗内部南北向贸易的主要线路，而且是亚欧大陆之间海陆贸易的大动脉。因此，霍尔木兹王国向波斯的帖木儿王朝（Timurid-Qoyunlu，1370~1507年）、卡拉一科雍鲁王朝（Qara-Qoyunlu，其旗帜上绘有黑羊图案，故又名“黑羊王朝”，大约1375~1468年）、阿克一科雍鲁王朝（Aq-Qoyunlu，又称白羊王朝，1378~1502年）缴纳贡赋——“莫卡尼耶（muqarrariya）”，以确保商队的安全和贸易线路的通畅。15世纪霍尔木兹王国的政治影响力大增：在波斯湾沿海，占领苏尔城（Sur）、加尔哈特（Qalhat，现阿曼城市）、马斯喀特（Masqat，现阿曼首都）、苏哈尔（Suhar，现阿曼城市）、霍尔·法克坎（Khor Fakhan，现阿联酋城市）等城市，而且其领土局部延伸至波斯内陆；在波斯湾地区内部，则控制黑迈、寄勒法尔与巴林、盖提地区；在胡齐斯坦、克尔曼以及桑德港湾沿海地区，则直接拥有自沙瓦勒至胡齐斯坦、向东至达当今巴基斯坦边境的地区；在霍尔木兹岛内部，其统治势力范围呈狭长带状，自海岸线向内部地区扩张，囊括米纳布（Minab，伊朗南部靠近沿海地区部分）及沙米尔河（Shamil Rivers）流域一带肥沃的椰枣种植区。由此，诸多岛屿与海港城市相连，为霍尔木兹贸易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第二，当权者（霍尔木兹王国和葡萄牙人）的支持和城市商人团体的努力是霍尔木兹贸易发展的动力。霍尔木兹王国重视商业贸易和商人，热衷于保护商人与其商品安全，并注重商道维护，甚至动用士兵保证正常的商业往来。王国制定了一系列的贸易法则，以期促进贸易发展。鉴于税收是霍尔木兹王国的重要收入来源，为吸引商源，政府除提供各种优惠政策外，还实行低关税，“无论是来自东方还是西方的商人，都因霍尔木兹低至10%的关税（以金银方式支付）而对这个小国情有独钟”。由此，霍尔木兹迅速成为独立的商业中心，城中居民亦获得无限商机。城中居民与商人相处融洽，或为远道而来的商人们搭帐篷以遮挡日光照射，或通过卖水等换取其他生活所需。明代航海家、郑和下西洋时的翻译官马欢认为，15世纪初的霍尔木兹拥有最好的处理民事和军事事宜的管理人员。大臣努尔丁·法利（Nur al-Din Fali）除了承担政府工作外，还负责海关管理，其管理海关的薪水从商贸往来中获取。霍尔木兹政府虽也有其他收入来源，但这些收入同税收相比则微不足道。因此，贸易税收成为日常、战时或灾荒之年军队和民众的财力保障。

第三，扼守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是霍尔木兹贸易网得以形成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海峡是海上航运的捷径，国际海上交通的枢纽”。霍尔木兹海峡是波斯湾出印度洋的唯一出口，是连接东西方贸易的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重要纽带。“如果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大自然已使它坐落于便于进入公海的通道上，同时它还控制了一条世界贸易通道，显而易见它的地理位置就有重要的战略价值。”霍尔木兹的唯一性和不可替代性正体现于此。

15世纪至16世纪早期霍尔木兹之所以能在波斯湾贸易、印度洋贸易、东西远洋贸易三环中发挥重要作用，是因为霍尔木兹在海上贸易中取得了绝对优势。例如，当地生产的阿拉伯闭鞘姜（Costus speciosus）从克姆巴亚出口至霍尔木兹岛和亚丁港，再至欧洲市场。植物靛蓝在古代被用作染色工艺，人们将其从印度经阿拉伯湾运至该地，而克尔曼城和霍尔木兹城正是当时销售靛蓝原料的最大市场。欧洲国家从麦加和亚历山大市场大量进口珍珠，而两地的珍珠大多来自霍尔木兹、大不里士和巴格达等地。16世纪，世界上最著名的宝石市场当属霍尔木兹、设拉子、大不里士等，其次是巴格达、阿勒颇、大马士革、开罗、亚历山大，最后是君士坦丁堡。欧洲地区均从这些地区进口宝石。郑和下西洋为霍尔木兹带来了丰富的产品，根据《瀛涯胜览》《星槎胜览》等记载统计，香药类、珍宝类、药品类、食品类、布匹类、动物类等品种达200多个。

宣德五年（1430年），明朝曾宴请霍尔木兹来使。中国文献记载霍尔木兹，“土瘠谷麦寡，然他方转输者多，故价殊贱”。城内物品交易价格十分便宜，霍尔木兹中转港的特性一目了然。霍尔木兹的交易中介主要为银钱：“王以银铸钱名底那儿，径官寸六分，面底有纹，官称重四分，通行使用。”伊本·白图泰感叹道：“霍尔木兹的重要性并非体现在土地资源上，而是在其贸易上——霍尔木兹与埃及和沙姆地区，与波斯、伊拉克和呼罗珊地区，与克尔克斯坦（蒙古地区）和高加索地区，甚至与东方诸国如中国等国家和地区均有密切的贸易往来。”霍尔木兹的考古遗址中出土了大量明代瓷器碎片，是15世纪和16世纪中国陶瓷在此流通盛况的见证中国瓷器在明永乐至宣德时期水平最高，该期亦为青花瓷烧制的黄金时代。以苏泥勃青颜料配制，绘画出栩栩如生的丹青图案，再细书“大明永乐年制”字款者为其中极品。，亦是海上丝绸之路繁荣的具体表现。

16世纪，葡萄牙人占领霍尔木兹后，将其打造为“香料之路”的中转中心，并进一步扩大贸易网——香料从印度尼西亚的马鲁古群岛经爪哇海、马六甲海峡经霍尔木兹，转运至阿拉伯半岛、东非地区和地中海。

15~16世纪的波斯湾历史就是霍尔木兹的历史。这一时期的霍尔木兹成为沟通欧、亚、非三大洲的交通要冲和桥梁。畅通的中转贸易使霍尔木兹声名远播，“如果世界是一枚指环，那么霍尔木兹就是指环上镶嵌的最璀璨的宝石。”

第四，科技发展与海军强大是霍尔木兹贸易特别是远洋贸易的重要保障。运输成本与安全不仅决定商品贸易所获的利润，而且制约城市贸易网的发展规模。自14世纪始，霍尔木兹成为波斯湾地区的贸易中心，贸易范围向四周拓展。当时，霍尔木兹王国的海军拥有500艘战船。15世纪，葡萄牙人由于率先掌握了先进的航海技术，并拥有当时先进的火器，成为世界上具有现代意义的海军强国，其战船在海上占据绝对优势，因此他们一度成为世界海洋的霸主。1507年，葡萄牙人攻占霍尔木兹之后，将他们的造船技术，如中心舵、指南针、海港地图集、斜挂大三角帆、抢风航行技术、多桅三角帆船等均带到霍尔木兹，使霍尔木兹海军力量的现代化水平大大提高。海军护航不仅减少了贸易商品在沿途中的损失，而且扩大了霍尔木兹的远洋贸易范围。此后，葡萄牙人从王室和当地商人手中夺走了香料生意，垄断了其他部分商品贸易。在霍尔木兹港进行的穆斯林商船之间的贸易往来依旧，商船数量愈加庞大，商品数目和种类也日渐繁多。“常有多达300条商船聚集在霍尔木兹，这些商船分别来自黎巴嫩或其他地区。你会在霍尔木兹同时发现400多位外国商人，围在一起进行丝绸、珍珠、珠宝以及香料买卖。”霍尔木兹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其海军力量以及他们与印度进行海上贸易所得来的财富。

丝路贸易发展与城市变迁

独特的地理位置、活跃的贸易活动使霍尔木兹聚集了不同信仰、不同民族的商人群体，这些商人群体在共享当地经济繁荣的同时，他们所积累的文化知识、创造的经营方式等也处于相互碰撞与融合中，由此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城市发展的方方面面。

第一，贸易助推霍尔木兹城市居民国际化和宗教文化多元化。“霍尔木兹城市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波斯湾颇具影响力的贸易中心，享有几个世纪和平和商业繁荣。叙利亚、埃及、罗姆苏丹国、法尔斯、呼罗珊、伊拉克、爪哇、孟加拉国、索科特拉、丹那沙林、马拉巴尔、古吉拉特和阿拉伯半岛等国家或地区的人们都带稀有珍贵物品，到达该港口。”让·奥宾（Jean Aubin）根据加西亚的记载认为：霍尔木兹人口有3 000户，其中葡萄牙人500户、基督徒300户、印度教徒800户、犹太人200户、穆斯林1 200户。葡萄牙人占领霍尔木兹后，城市人口国际化加快，“在这里你能看到波斯人、阿拉伯人、埃塞俄比亚人、亚美尼亚人、鞑靼人、土耳其人、摩尔人、意大利人、法国人、德国人、英国人、波兰人和其他欧洲人。由于葡萄牙人反对，没有西班牙人。”

贸易在满足城市不同民族对商品需要的同时，也为他们打开了相互了解对方文化的窗口。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人聚集在霍尔木兹，经过长期的交流、碰撞、融合，形成“友好、包容、互惠、共生”的景象。在宗教文化方面，霍尔木兹的宗教门类多，有什叶派和逊尼派伊斯兰教，也有基督教、犹太教、印度教。霍尔木兹的埃米尔对宗教采取温和政策。虽然埃米尔是逊尼派，但是他允许什叶派有自己的清真寺——贾拉拉巴德清真寺（Jalalabad Mosque），什叶派可以过阿舒拉节（Moharram），甚至还给什叶派穆斯林发放补贴。1442年，撒马尔甘迪记录道：宗教宽容和完全自由的宗教仪式是霍尔木兹宗教政策的基本原则。大臣努尔丁·法利的印章上刻有：“无论是谁跟随先知的宗教，都将在阿里的爱中获得荣誉，并将成为宗教的神圣之光。”因此，逊尼派与什叶派穆斯林没有发生激烈的冲突。印度教徒、基督教徒等皆有信仰的自由。印度教徒可举行自己的宗教活动，为了不受干扰，他们每年向霍尔木兹国王支付700帕尔达乌斯（pardaus）作为报酬，甚至印度教徒的圣牛只要脖子上挂有豁免权的牌子，就可以在大街上自由行走。霍尔木兹还建有多个犹太教堂。

信仰自由政策为不同宗教信徒提供了宽松环境，这也成为霍尔木兹吸引越来越多资金的重要因素。多元宗教和文化使霍尔木兹成为宗教和语言的“万花筒”。不同的教徒都有自己的宗教活动日，如印度教徒在星期二、穆斯林在星期五、犹太人在星期六、基督徒星期日都各自进行宗教活动。宗教宽容政策使霍尔木兹“更多的是印度—穆斯林城市，而不是一个萨法维城市或中东城市”，“所有信仰宗教的人，甚至偶像崇拜者都会在霍尔木兹聚集，没有人会对他们采取任何敌对或不公正态度。因此，该城市享有‘安居所’之美誉”。同时，安全的环境也是该城市贸易繁荣的重要原因。

第二，贸易加快了霍尔木兹经济国际化趋势。如上文所述，拥有海上丝绸之路国际化港口城市和扼守波斯湾出海口的独特区位，加上当权者对贸易活动的支持政策，使霍尔木兹具备了其他港口城市无可比拟的优势，甚至获得了“世界指环最璀璨宝石”的美誉。三环贸易推动霍尔木兹成为区域贸易中心。根据贸易发展的需要，霍尔木兹不仅实行货币的国际化，本土和外来的金银币均可在霍尔木兹流通和兑换，而且商品亦国际化。霍尔木兹巴扎囊括几乎所有洲际商品：食品、纺织品、药品、香料、金属、矿物、珠宝及其他奢侈品。“霍尔木兹是一个极佳的港口城市，它与印度多地进行易货贸易，转运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各样的货物。许多富商带来香料、胡椒、丁香、姜、小豆蔻、沉香木、檀香木、巴西木材、罗望子、藏红花、靛蓝、蜡、铁、糖、大量水稻、椰子以及瓷器和安息香，霍尔木兹从这些货物中收益颇多。”“世界各地的外国船只和商人都聚集这里，从事贸易，因此国强民富。”葡萄牙人还制定了通行制度并征收税费，如实行通行证和许可证制度，收取大陆进贡费用、海关关税、停泊税等。

第三，贸易繁荣致使霍尔木兹生活方式多样化。城市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文化载体，城市文化随着时代发展而变化。随着贸易繁荣，霍尔木兹人口多元化趋势加强，在这里几乎没有宗教或种族隔离，判定人们高下的是其拥有的财富和社会地位，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霍尔木兹的富庶与文化多元，主要体现在贵族和商人的生活方式、精美的街道和建筑上。由于本岛资源匮乏，生活所需皆依赖进口，水、肉类和部分生活用品来自克什姆岛，其余则来自大陆；黄油来自巴士拉、雷塞尔（Reixel）、第乌、信德和芒格洛尔（Mangalore），稻米来自印度。正如中国古籍的相关记载：“人食饮务以酥油和饭。其市店出卖烧羊、烧鸡、烧肉、薄饼、哈里撒一应面食。三四口之家多不举火，只买熟食。”在城市的12条街道和20家商店里，出售大米和羊肉串。霍尔木兹的人喜用香水，甚至当搬运工完工后也会喷上香水来遮掩汗味。由于霍尔木兹明令禁止饮酒，“其市肆诸般铺面百物皆有，止无酒馆，国法饮酒者弃市。文武医卜之人绝胜他处，各色技艺皆有，其撮弄把戏皆不为奇。”多姿多彩的生活方式可窥一斑。

余 论

海上丝绸之路的畅通使15~16世纪成为霍尔木兹贸易繁荣时期。丝绸之路的基本价值在于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之间互通有无的平等交往；丝路城市发展与繁荣亦由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们携手共建，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贸易网，实现大合作。15~16世纪霍尔木兹就是由不同民族和平共处、共同创造的丝路城市的典型。以霍尔木兹为中心的三环贸易既是丝路城市发展模式的典型写照，也是鼎盛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城市的缩影，其友好、繁荣、包容、开放、多元等享誉一时。

15~16世纪又恰处于“大航海时代”的开端，独特的地理位置使霍尔木兹成为大时代的见证者，是欧洲的对外贸易由所谓的“内海”（地中海）向外洋（大西洋）迁移的亲历者，同时亦是刚刚起步的全球贸易的参与者。葡萄牙占领霍尔木兹，一方面使其作为国际性的贸易中心，城市地位迅速提升；另一方面霍尔木兹成为葡萄牙在军事、贸易链条中的重要节点，它与基鲁瓦、坎纳诺尔、马六甲等构成葡萄牙在印度洋贸易和东南亚贸易控制点。随着现代世界体系初现，世界贸易体系开始嬗变——古代沿袭的地缘性、转口性贸易被跨地区的、直接贸易所替代；双向和公平性贸易被单方面贸易掠夺和不平等贸易所取代，等等。

15~16世纪，霍尔木兹四通八达的贸易网对随后欧洲人扩充当地贸易是至关重要的，同时也是一个壁垒。荷兰人、英国人发现，如果单纯以和平的贸易手段，他们很难同在这里经营了几个世纪的商人相抗衡。由此，在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打击下，霍尔木兹贸易体系让渡于重商主义、贸易战争和以欧洲为中心的现代世界贸易体系。1622年霍尔木兹衰落后，海上丝绸之路在海湾的支点转移到马斯喀特。

在现代世界贸易体系中，远程贸易是创造商业资本主义和商业资产阶级的一个主要工具。由于其规模巨大，对商品的集中乃至垄断使它成为推动资金流通和资本积累的无与伦比的动力。然而中东国家没能有效制止葡萄牙人在印度洋的掠夺，其结果是欧洲人能够成为世界贸易路线的主人。欧洲人因把控世界贸易而国家富足、称霸世界；繁荣一时的霍尔木兹王国却因遭遇英国、荷兰、法国、俄国等强国争夺迅速退却，曾经辉煌的海上丝路国际化港口城市自此黯然失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