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古代丝绸之路连接中国和伊朗，推进两国在安全、外交、贸易、文化等诸多领域开展广泛的合作交流，为两国丝路伙伴关系奠定了重要的历史基础。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伊朗成为重要的丝绸之路沿线国家，2016年中伊两国结成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但两国仍面临政治互信不深入、合作机制不完善、民心相通不充分等挑战。本文通过回顾和分析中伊两国交往的历史和现状，揭示两国结成丝路伙伴关系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并探索两国推进丝路伙伴关系的路径。
【关键词】古代丝绸之路；“一带一路”；政治互信；经济互补；民心相通
一 中国伊朗丝路伙伴关系的历史回顾
中国与伊朗的交往最早可以追溯到2500年前，两者均是东方古老文明的发源地，且彼此间文明交往历史悠久，领域广泛。丝绸之路即为两国文明交往的突出表现和重要成果。所谓丝路伙伴关系，指的是中国和伊朗在古代皆为丝路文明的重要参与者和缔造者，两国在政治、外交、经贸等领域都有频繁交流，文明交往形式丰富多样。
中国和古代伊朗在“地通、路联、人相交”这三个核心要素上符合“丝路天然伙伴关系”的要求。首先，中国和西亚地区的伊朗在地缘上靠近，自张骞“凿空”西域后，伊朗成为古代丝绸之路的要道，贯通欧亚大陆的中转站，也成为中国重要的政治伙伴和安全伙伴；其次，波斯商团充当了古代丝绸之路上的参与者和建设者，推动了中国与古代伊朗交往领域的延伸，也促使双方丝路天然经贸伙伴关系、丝路天然人文伙伴关系的形成；最后，中国和伊朗在人文领域的交流互动又从精神层面丰富了古代丝绸之路的价值基础。
第一，地缘上，古代中国和伊朗在丝绸之路上处于关键位置，双方一直保持着长期稳固的政治关系，为维护丝绸之路的安全和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古代，波斯与中国之间的广袤土地西自里海，东到塔里木盆地，北自哈萨克斯坦的额尔齐斯河，南至伊朗与阿富汗交界，这里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公元前500年左右，古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占领了这个地方。此后，亚历山大东征，古波斯帝国灭亡。塞琉古王朝在公元前323年至公元前60年统治该地区，公元前200年这片地区被分成西部的帕提亚王国和东部的巴克特里亚王国（Bactria），地称大夏或吐火罗国。汉朝时期，这里的大部分地区被汉朝征服，佛教由此从印度传到中国。随着汉朝覆灭，公元220年，这里的控制权又重归波斯，受萨珊王朝（224~651）统治。随后阿拉伯人入侵，他们带来并传播了伊斯兰教。这里先后被阿拉伯人和突厥人控制，直到元朝时期蒙古人的到来。从文化上看，直到20世纪，这里一直由波斯文化主导。值得一提的是，元朝时期，波斯语是官方通用语言之一。至今在一些中亚国家，如塔吉克斯坦民众仍使用波斯语。
公元前138年，为了联合大月氏共同对付匈奴，汉武帝委派张骞出使西域，从此开启了联系中西交往的丝绸之路。公元前126年，张骞从中亚返回当时的中国汉朝首都长安，记录下了中亚和西亚各国的情况，其中提到伊朗。伊朗当时被称为安息，一般认为就是古代伊朗阿萨息斯王朝的音译。在司马迁所著的《史记·大宛列传》中有这样的记载：“安息（也就是波斯），在大月氏西可数千里……其属小大数百城，地方数千里，最为大国 民商贾用车及船，行旁国或数千里。”据中国史书记载，张骞派副使访问安息，安息王派两万骑兵在边界迎候汉朝使臣，礼仪极为降重。汉朝使臣回国的时候，安息国王又遣派使臣随同汉使来中国。这是两国政府之间第一次正式交往。西汉时期，中国还设置了“西域都护府”，来保障西域地区的丝路商贸安全。
到了伊朗的萨珊王朝，也就是公元224~651年，中国和伊朗的友好往来更为频繁。在中国的南北朝时期，波斯派使节到中国北魏王朝进行友好访问达十多次。在唐代，两国的友好往来进入鼎盛时期。当时，中国书籍中称伊朗为“波斯”，这一称谓一直沿用到近代。据中国文献记载，在公元455~521年这66年间，波斯遣派使臣到中国有十次之多。民间往来更为众多。651年，波斯遭到阿拉伯人的入侵，波斯帝国萨珊王朝的最后一任国王耶兹底格德三世，中国书籍称他为“伊嗣俟”，曾派使臣来中国请求支援。642年，在同阿拉伯人的战争中，伊嗣俟兵败，651年被杀。他的儿子卑路斯、孙子泥涅师，先后来到唐朝首都长安请援，他们都获得了唐朝庇护。卑路斯复国未果，客居于长安，唐高宗授之以右威卫将军。卑路斯亡于长安，其子泥涅师承袭波斯王的封号。唐朝甚至一度出兵协助泥涅师复国。
在宋代史书中，阿拉伯帝国（中国史书称“大食国”）时期，伊朗处于“大食诸国”的统治之下。在宋朝晚期，西域一带频发战乱，陆上的丝绸之路几度中断，海上丝绸之路因此兴起。许多波斯穆斯林商人经由海路来到中国广州、扬州和泉州等地经商，有的人还在那里安家落户。在扬州和泉州等地，都还保存着波斯商人留下的石碑。
明朝时期，双方政府互相派遣使节，中国与波斯交流达到新的高峰。中国使者陈城访问波斯后撰写的《使西域记》，成为中伊友好交往史上的珍贵史料。郑和下西洋，是把两国交流推到高峰的关键性事件。明成祖朱棣和波斯的沙哈鲁王子曾分别派出300人和500人的大型代表团互访。明朝时期，1405~1433年郑和七次下西洋，其中有3次访问了波斯湾的忽鲁谟斯国（也就是今天伊朗西南部的霍尔木兹甘省）。随行的费信、马欢等所写的旅行记中，对其都有专门的描写。《明史·西域传》中提到亦思弗罕等伊朗境内小国，当时都与中国互通使节，互赠礼物。明朝永乐二十一年，有忽鲁谟斯等16国使节1200人来华参加“万国来朝”盛会。永乐皇帝派遣大量使团出使海外，在诏书中明确表达了“共享天平之福”的理念。公元1516年，波斯旅行家阿里·阿克巴尔撰写的《中国纪行》一书，后来成为中伊友好交往的珍贵史料和重要见证。
除了两国政府之间的政治联系之外，中伊两国人民之间的经济和文化联系也十分密切。从汉朝起，珍贵的中国丝绸及其他货物，沿着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西运。而经伊朗输入中国的货物也不少，如宝石、金银器、玻璃器、香料和毛织物等，另有植物被引人，如石榴等。
第二，中伊在古代丝绸之路上的贸易往来频繁。在历史上，丝绸之路上的贸易，长期处于波斯商人的控制之下。“伊朗人是东西方最好的中间人，将希腊的文明传播到中亚和东亚，把中国贵重的物品带到地中海。”波斯银币是丝路地区一些商贸往来的流通货币，中国境内考古出土了上千枚波斯银币，这说明古代中国与波斯之间的商贸来往非常活跃。在波斯萨珊王朝灭亡后，中国和波斯帝国之间的政治交往一度中断，但双方的商贸和民间交往盛极一时。当时，波斯商人云集长安、广州、扬州和泉州。唐代高僧鉴真发现，仅海南的波斯村寨，“南北三日行，东西五日行，村村相次”。中国史籍称波斯商品为“波斯货”，波斯人在中国南方素有“舶主”之称。波斯商人将中东和东南亚的宝石、药材贩卖至中国，又将中国的丝织品、铁制品、茶叶和香料转运至其他地区。晚唐词人李珣就是波斯后裔，被称为“李波斯”，他撰写的《海药本草》是《本草纲目》的重要参考。
从宋代起，在中伊两国之间，海路贸易占主要地位。中国的出口货物中，瓷器占相当重要的地位。近年来，有考古团队在尸罗夫港、累依和尼沙普尔等地发掘出宋代瓷片，充分证明了宋代瓷器出口贸易的繁荣。元、明时期，海路贸易更为发达，运到伊朗的中国瓷器为数更多。在德黑兰博物馆中，人们可以看到由阿达比尔转运来的古代中国瓷器。这批瓷器是1612年波斯萨非王朝阿巴斯一世献祭在阿达比尔一座祖庙中的，有的瓷器上还刻有他的题记。这批瓷器原有1100余件，现仍存留805件。博物馆的陈列室中展品以青花瓷为最多，也有影青瓷、龙泉窑、万历五彩等。
第三，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产生深远影响。中国和伊朗两者是文明古国，作为两个庞大的帝国，两国通过古代陆上丝绸之路联系在一起，并向沿线国家和地区传播自己的文化，形成广泛的影响。中国和伊朗的文明交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宗教方面。东汉末年，安息王的太子、佛教高僧安世高，曾携带梵文佛典来到中国长安，并在中国生活了多年。他还学会了汉语，帮助中国学者翻译佛经，为佛教后来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贡献。唐代时期，波斯的拜火教、摩尼教、景教也相继传入中国。
公元7世纪中叶到15世纪末，中国和波斯之间在宗教、文学、艺术、科学和商业领域之间的文明交流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中国化的伊斯兰教承受了一些明显的波斯特征。比如许多伊斯兰教仪式和庆典活动，诸如婚礼中的宗教证婚词就是用波斯语说的。还有五次主麻礼拜的名称也都是用波斯语。”“中国许多传统的经堂院校里，波斯语是基本的授课语言。”据统计，大约60%的维吾尔语的词语来自波斯语。
元朝时期，中国和波斯都是庞大的蒙古帝国的一部分。波斯文明和伊斯兰教对蒙古征服者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使他们的生活方式逐渐波斯化，讲波斯语，皈依伊斯兰教。有韩国学者认为，虽然蒙古帝国以军事征服为主，但受到了中国和波斯文化的影响。在元朝时期，中国才开始对伊斯兰世界有了更广泛的了解。中国和伊斯兰世界在多层次、多渠道地进行着商业、信息和文化交流。这种交流是动态的，对彼此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2）地理学方面。中国在唐代即有杜环所著的《经行记》，作者在书中介绍了在国外10余年的见闻，对当时伊朗的方位地理、风土人情、物产、服饰以及宗教、军事等情况，用简洁扼要的文字作了描述。在元代，汪大渊曾随商船两次访问十几个国家和地区，他在《岛夷志略》一书中有专门章节介绍伊朗的主要商埠忽鲁谟斯。此外元代耶律楚材所著《西游录》以及周致中所著《异域志》中，也记述了伊朗当时的地域。到了明代，此类著作更为众多，例如由陈诚和李遲合著的《西域行程记》和《西域番国志》，是他们奉命出使伊朗帖木儿王朝的哈烈城（今赫拉特）的记录，这两部书里对当时伊朗的地理、风俗、人情和制度都有较生动的描述。费信曾四次随郑和到海外，两次访问忽鲁谟斯国，回国后写了《星搓胜览》一书，对忽鲁谟斯国有所介绍。2这些著作是研究古代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地理、历史、人文的重要文献。
（3）音乐体育。波斯的乐器被引进中国后，发展成为今天的中国传统乐器。比如，中国的琵琶来自伊朗的三弦琴，扬琴来自伊朗的桑图尔（santur）。波斯乐器是唐朝贵族享用的奢侈品。体育游戏方面的波罗球艺（即马球），均是从伊朗传入，并盛行于唐代长安。
（4）语言方面。在丝绸之路历史上，波斯语是贸易的通用语言之一。甚至在蒙古帝国时期，即中国的元朝时期，波斯语也是对外交流的通用语言之一。元朝时期分为四大汗国。1253年，成吉思汗的孙子旭烈兀受蒙古大汗蒙哥派遣，率领10多万大军西征，跨过阿姆河入侵波斯。1256年，旭烈兀占领波斯建立了伊尔汗国，（元世祖忽必烈授予其弟“伊尔汗”称号）成为蒙古四大汗国之一。波斯语是中国元代宫廷中最先正式使用的伊斯兰文化语言。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曾经指出：波斯语是蒙古人宫廷和罗马教廷通信的交流工具。元朝时期，政府还设立了专门教授波斯语的学校。
波斯处于横跨欧亚大陆贸易路线（丝绸之路）的重要地理位置上，连接东亚和西亚，丝绸之路为两大帝国之间的文化、经济和科学交流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数以千计的波斯人通过这条线路到达中国，波斯和中国的学者、商人、冒险家、旅行家、艺术家、外交使者等就这样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与此同时，中国和波斯的航海家们航行在波斯湾和中国海之间，这也使得两大帝国的海上贸易逐渐兴盛起来。
有学者总结道：作为丝绸之路上的两个重要的连接点，中国—伊朗之间的各种思想、经济、文化、军事、科技、人员的交流和互动，已经远远超过了经济贸易范围，形成了世界性的多领域的交流，推动这条丝路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具变革力的超级高速公路”。“丝路”并非是一条“路”，而是一个穿越了广大沙漠山川的、不断变化且没有标识的道路网络。在这条艰苦的商路上，往来的货物实际上不很大。但它确确实实加强了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丝路不仅传播了货物，还传播了思想、技术、美术。1298年的《马可·波罗游记》在欧洲广泛流传，激起了欧洲人对东方文明和财富的倾慕。13世纪到18世纪，大航海时代到来，导致古代丝路开始衰落。加之从明末清初起，中国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两条丝路相继废弃，中伊古代丝路伙伴关系随之而跌入低谷。
二 中国伊朗丝路伙伴关系的现当代发展
（一）中国与伊朗外交关系的正常化
中国和伊朗在近现代有相似的历史遭遇。明朝末年，西方殖民主义势力侵入东方。16世纪初，葡萄牙人先占据了伊朗的霍尔木兹港，后又占据了中国的澳门。从19世纪初开始，伊朗和中国再度遭受西方列强分割，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在半殖民地时期，中伊两国人民各自忙于民族解放事业，无暇开展实质性的对话与合作。在1949~1971年长达22年的时间里，中国与伊朗之间除少量贸易外，几乎没有任何交往。1971年7月，基辛格访华，并发布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的消息，不少原先同中国尚未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逐渐接近中国。此时伊朗是美国在中东最重要和亲密的盟友之一，中美关系的松动加快了中伊关系的正常化进程。1971年8月16日，中伊两国签署建交联合公报。自此，中伊关系进入了一个友好稳定的发展时期，双方政治、经济关系都有较大发展。
对于中伊关系走向正常化的重要原因，中国学者一般认为，这和当时美苏缓和、中苏对抗的历史背景有关。一方面，伊朗因经济军事实力逐渐增强，而开始改变主要亲西方的外交政策，实行独立的外交政策，对中国的重要性有所认识；中国方面则希望缓和与美国的关系，联合更多第二、第三世界的国家对抗苏联，在“联美抗苏”的方针下，伊朗的重要地缘政治意义被中国看重。另一方面，中国方面认为伊朗是在地区制约苏联向海湾和南亚扩张的一个举足轻重的因素，而此时的伊朗也正在担心苏联向海湾扩张，对苏联与伊拉克和印度接近感到不安。对苏联的共同担忧，促使中伊两国加速实现了关系正常化。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此时已经启动的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成了促使中伊建交的重要外部条件。
（二）1979~1989年中伊交往的小高潮
1979年是一个关键年，伊朗和中国各自发生了重大转变。在这一年，伊朗爆发了伊斯兰革命，推翻了巴列维王朝，建立了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同年，中国则高举起改革开放的大旗，坚持对外开放，试图通过经济改革，逐步建立市场经济，加快中国经济发展的步伐。
1989年，伊朗最高精神领袖霍梅尼去世，但对伊朗国内的经济建设并未产生太大的消极影响。伊朗全面恢复了两伊战争结束后的经济重建工作，国家进入了正常状态。此时伊朗需要中国帮助修建基础设施，而中国也愿意积极参与伊朗的战后重建。从当时的国际形势看，1989~1991年，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在此前很长一段时间里，中美改善关系的基础是联美抗苏，但随着苏联的解体，美国开始以“人权”“民主”等西方价值观对中国进行打压和制裁，企图以压促变，让中国也重蹈苏联的覆亡之路。中美关系因此严重倒退。伊朗和中国因此相互不断靠近。1989年5月，时任伊朗总统哈梅内伊访问中国，这标志着两国关系发展的一个小高潮。自此中伊两国政治交往进入了鼎盛时代，两国领导人频繁进行政治互访（见表1），开启了中伊关系紧密合作的新篇章。
（三）1990~2002年中伊交往的第二个小高潮
这段时间，中伊两国关系的深化主要体现在两国政治互信增强、经济合作发展迅速、安全合作深化三个方面。
第一，两国政治互信增强。1997年，伊朗改革派总统哈塔米上台后提出要进行文明对话，与西方世界缓和关系。但美国提出了“双遏制”战略（遏制伊朗与伊拉克），加大了对伊朗的制裁。哈搭米在他的第一任期内，与西方改善关系的努力宣告失败。2001年，哈塔米在他的第二任期内调整政策，决定“向东看”，并对中国进行了正式访问。2000年中伊两国外交部建立了密切的政治磋商机制，两国政治互信得到了进一步增强。2002年，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正式访问伊朗，两国元首互访，加深了两国的政治关系。
第二，两国迅速扩展经贸关系合作。20世纪50-80年代，中国和中东国家的关系一直受到冷战格局的制约。但从1990年开始，中国在中东除了在国际事务上与中东国家相互支持和配合的政治利益外，也有了越来越多的经济利益。1978~1988年，中国与中东国家的贸易额从10.84亿美元上升至28.47亿美元。1990年受到海湾战争影响，有所减少，但也有24.99亿美元。从1991年起，双边贸易回升至29.18亿美元，1992年进一步增至35.25亿美元。这表明，经贸关系已日益成为双边关系的重要内容。此外，随着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国对能源的需求量越来越大，中国在中东有着重大的石油和能源安全利益。伊朗具有丰富的能源资源，中国自2001年开始成为伊朗最大的石油出口国。
第三，1990年开始，宗教激进分子和极端主义思潮开始在中亚地区出现。中国西部是少数民族较为集中的地区，中国比较担心极端势力会蔓延到中国，对中国的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不利。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把中东定位为“中国西部周边的战略延伸”，把中东看作中国大周边的组成部分，以着力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3考虑到本国的西北部边疆安全，中国也需要和伊朗加强合作。
（四）2005~2012年的中伊关系
2005年，强硬派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上台，重启伊朗核计划，与西方关系紧张，因此内贾德政府提出了“向东看”的战略，并积极向中俄靠拢。
2005~2012年，中国和伊朗的经贸关系稳步发展。自2007年以来，中国一直是伊朗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国。2011年，中伊两国贸易额达450亿美元，来中国做生意的伊朗人达13万以上，同期前往伊朗洽谈生意及旅游的中国人也达6万多人。据一名伊朗官员称，2010年有100家中国公司参加了伊朗的石油展，到2011年增至166家，中国因而成为展览会上参与人数最多的国家。为此，展览馆还特别开设了中国馆。此外，除了购买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中国公司还是伊朗油气上游勘探和开采业务中最重要的外国企业。据报道，中石油开发了大型北阿扎德甘（Azadegan）油田，中石化投资开发了雅达瓦兰（Yadavaran）天然气田。中国与伊朗在2011年5月还签署了一项200亿美元的协议，以促进在伊朗工业和采矿业的双边合作。为了促进中伊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满足中伊两国民众来往的需求，中国南方航空公司于2011年9月27日召开了推介会，宣布增加航班密度，开设中国直飞至马什哈德等更多伊朗大城市的航线。
（五）核协议之后的中伊关系
2013年，温和派总统鲁哈尼上台，提倡与西方改善关系，并签订了伊核协议。鲁哈尼政府将重点放在改善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上，试图改变内贾德政府时期的政策，在东西方国家之间建立平衡外交。这一时期，中国与伊朗的两国关系，从长期看，在政治、经济和安全领域的合作和交流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2013~2018年，中国和伊朗都面临地区反恐的严重挑战。2014年，“伊斯兰国”势力兴起，对中国境内外的“三股势力”产生了一定影响，增加了中国西北边疆安全的压力。伊朗和中国在打击“伊斯兰国”方面，存在共同利益。在边疆安全和反恐方面，伊朗是中国不可忽视的重要伙伴。2016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伊朗期间，中国和伊朗签订了加强国防和军事合作、打击恐怖主义的协议。两国于2014年在波斯湾开展了首次海上军演。2019年12月，中国、伊朗和俄罗斯在阿曼海联合举行了为期4天的海上军事演习。
2018年5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单方面退出核协议，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的制裁，伊朗和美国关系持续恶化，西方公司纷纷退出伊朗市场。在“后核协议时代”，伊朗看到核协议并不能改善伊朗和西方的关系，从而开始调整战略，采取“向东看”政策，积极展开与亚洲各国的关系。2019年2月，伊朗议长拉里贾尼访华，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2019年，伊朗外长扎里夫三次访华，与中国外长王毅举行会谈。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伊朗外长扎里夫是全球第一个向中国表示慰问的外长。在疫情中，中伊两国互相支援、合作抗疫，进一步加强了两国的关系。
三 “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新型中国伊朗伙伴关系
（一）习近平访问伊朗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下中伊双方战略对接
2016年1月22-24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伊朗期间，习近平在伊朗报纸上发表题为《共创中伊关系美好明天》的署名文章。他在文章中指出，中伊是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中方希望同伊方携手努力，传承丝绸之路精神，深化两国友好交往，全面发展新时期的中伊关系。
习近平说：“1971年建交以来，中伊关系经受住了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保持了健康稳定的发展势头。”“如果说历史上中伊两国为建设丝绸之路、促进东西方文明双向交融做出过重要贡献，那么两国建交45年来的友好交往正是对·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的继承和诠释。”这表明，中国希望和伊朗全面发展“新时期的丝路伙伴关系”。
习近平提出，中伊在“一带一路”框架内的合作可以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1）增强政治互信，筑牢合作之基；（2）坚持互利共赢，共享繁荣发展；（3）促进互联互通，扩大务实合作；（4）秉持开放包容，鼓励文明交流。这说明中国愿意与伊朗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加强双方在政治、经济、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网络建设方面的合作，推进文化、教育、旅游、新闻等人文领域的交流，以促进民心相通。
中伊四个方面的合作，关系到两国间的政治互信、经济利益及文化交流。中国和伊朗之间的中亚国家，有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哈萨克斯坦等。按照哈尔福德·麦金德的地缘政治理论，这里是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在地缘政治上起关键作用。在他的理论图景中，这个最关键地带是从伊朗西部开始，沿着扎格罗斯山脉，直到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这不包括南部的喜马拉雅山和印度中国交界处。古代，中亚地区位于连接中国与伊朗的丝绸之路上；如今，则是“一带一路”的重要地区。中国和伊朗加强政治互信、政策沟通，既有利于双方巩固合作基础，推进双方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合作，也关系到整个中亚地区的稳定。在经济上，伊朗是中国重要的能源供应国，中国可以成为伊朗在经贸合作上的最重要伙伴。在战略上，伊朗和中国都反对美国在地区建立霸权，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上有很多重叠的共同利益。在文化上，中伊古代“丝路伙伴关系”是伊朗和中国连接在一起的重要纽带。当前通过参与“一带一路”，伊朗和中国可以扬长避短、实现经济利益互补、通过经贸合作达到“互利共赢”，两国还将借此扩大民间的人文交流、促进文明共鉴。习近平主席到访伊朗，表明了中国对中伊关系的重视，也表明中国希望“一带一路”倡议能够与伊朗的国家发展目标对接，共建共赢。
习近平在访问期间，与鲁哈尼总统达成多项共识，其中最重要的是双方一致同意建立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可以此为发展中伊关系的新起点新纲领，夯实互信，增进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除发表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关于共同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以外，两国元首还见证了十余项协议的签署，这些协议涉及能源、产能、金融、投资、通信、文化、司法、科技、新闻、海关、气候变化、人力资源等各领域。
有评论认为，此次习近平主席访问，与伊朗确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一带一路”成了中伊关系新的“起点和纲领”。
（二）中伊两国各领域的合作情况
1.经贸合作
中伊开展经贸合作是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重点领域之一。自2007年以来，中国一直保持着伊朗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而伊朗也是中国在中东的第三大贸易伙伴。2000年，两国贸易额为24.8亿美元，到2007年便迅速上升到205.9亿美元，到2014年更是达到518.4亿美元。
当前中东地区不稳定因素加强，伊朗在政治经济政策上呈现“向东看”的趋势，中国巨大的市场对伊朗有很强的吸引力。此外，伊朗也希望通过经济合作引入外部技术与资本，推动国内经济改革、产业升级，而中国在工业体系上的优势能给予伊朗支持和帮助。近年来，中国在产业结构调整及改善能源利用方面取得一些成效，但在石油资源上对外依存的情况近期内无法改变。伊朗自然资源丰富，除了石油资源，在其他非石油资源上也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中国市场的需求。因此，双方在经济上高度互补。
2016年8月，伊朗经济事务与财政部长塔伊布尼亚（Ali Tayyebnia）在访问北京参加中伊经贸联委会时表示，欢迎中国在伊朗非能源领域部门进行投资。他还表示，伊朗愿意积极加入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伊朗向中国出口的最重要商品包括原油、乙烯、甲醇、硫、苯乙烯、铁矿石、铜矿石、纯铜、铬铁矿、大理石和石灰石。伊朗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主要包括机械器具零件、轮胎、钢铁制品、计算机部件、电机和电气设备、化工染料、玻璃及其制品等。根据中国商务部2018年1月至11月的数据，伊朗与中国之间的双边贸易额为333.9亿美元。中国对伊朗的出口额为136.5亿美元，从伊朗的进口额为197.4亿美元。这主要是因为伊朗在努力扩大非石油领域的经贸合作，减少伊朗对石油收入的依赖。
2.能源领域合作
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通过购买股票或与产油国的长期合同来确保能源流动、确保中国对石油天然气的保障供应。
在中国对伊朗的直接投资中，有很大一部分是集中在中伊油气开发合作项目上。例如，2009年，伊朗国家石油公司与中石油集团签署了一项价值17.6亿美元的油田开发协议，开发伊朗北阿扎德甘油田。同年，中石油集团又与伊朗签署47亿美元的合约，取代法国道达尔石油公司，开发当地南帕尔斯气田第11期工程。伊朗南帕尔斯气田是世界最大气田，拥有约14万亿立方米的天然气田，占世界储量的约8%。2017年，中伊共同发展价值为30亿美元的阿巴丹炼油厂的项目。
除了在油气田方面的投资合作外，伊朗与中国的石油贸易表明了两国对石油贸易的深度依赖。在原油贸易方面，亚太地区是伊朗原油出口的主要市场，中国是伊朗最大的原油贸易伙伴国。图1清楚显示了2011~2018年中国从伊朗的原油进口量。
在习近平主席访伊后，中国为建立一个与伊朗更加紧密的经济伙伴关系做出了更多努力。例如，中国通过物物交易来获得伊朗石油，从而帮助伊朗经济持续发展，缓解伊朗受美国制裁的困境。2018年5月8日，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后，不断升级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同年11月，美国恢复了包括石油制裁在内的对伊所有二级制裁，力图掐断石油出口这一伊朗的经济命脉。因而伊朗也从2018年11月开始不再对外界公布其原油产量和出口量，以规避外界的施压。当年4月到10月，伊朗的石油出口大幅度萎缩，从260万桶/日下降到110万桶/日。
2019年2月，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拉里贾尼访问中国，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表示希望双方的石油贸易持续发展。但2019年5月，美国取消了伊朗原油进口国家的豁免权，受此影响，中国对伊朗的原油进口不得不暂停。但到了8月，中国对伊朗的原油进口就恢复了。
伊朗2020年3月20日开始的预算计划是每天出口100万桶原油，油价为50美元。但由于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全球油价下跌，伊朗的石油出口也遭受挫折。因此，中国和伊朗的经济合作也出现调整和变化，两国经贸合作开始转向以非能源领域为主。
3.基础设施投资
伊朗与中国的经济合作不仅限于能源与经贸合作，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现已成为双边经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过去的20年中，中国公司在伊朗各地建造了一大批桥梁、水坝、铁路和隧道。
伊朗周边有20多个国家，经济辐射区域广阔，覆盖人口众多，可以为中国提供进入中东市场的重要通道。“伊朗扼守全球重要的石油运输通道-霍尔木兹海峡，马赫沙尔港、霍梅尼港、阿巴斯港和布什尔港是伊朗沿海湾地区重要的港口，承载着本国和周边国家货物和原油进出口的重任，伊朗通过已建和在建的多条铁路和公路，实现了与地区国家交通运输网络的互通。”中国投资参与建设的恰巴哈尔港铁路具有重要意义，可以帮助阿富汗连接到最近的港口，也可以帮助印度（恰巴哈尔港主要运营者）绕过巴基斯坦直接连接阿富汗，对打通中国经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至伊朗南部恰巴哈尔港的交通通道意义重大。该铁路项目共分为三段：恰巴哈尔-伊朗沙赫尔、伊朗沙赫尔—哈什、哈什—扎黑丹，项目总长度610公里（含支线730公里），总投入为3亿欧元。2如果建成，这条铁路最终可能会形成包括伊拉克、叙利亚、土耳其和欧洲在内的更广泛的铁路网络。
此外，由中国公司帮助修建的德黑兰地铁系统从2000年起陆续通车，这是中国在伊朗的基础设施示范项目。没有中国的援助，伊朗的地铁系统很难建成。0德黑兰地铁项目不仅为当地民众的生活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也在伊朗人民心目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另外，伊朗德黑兰至伊斯法罕的高铁工程、德黑兰至马什哈德的铁路电气化高噪音消减工程，也都由中国公司承建。
4.科学技术合作
21世纪初，伊朗已经开始重视自主发展互联网技术和新兴产业。在伊朗看来，科技发展是伊朗经济自力更生的关键因素。2009~2019年，伊朗的互联网新兴产业迅速发展，如snapp、cafebazzar，digikala等网络自创公司迅速壮大。另外，伊朗在德黑兰成立pardis科技园区。在纳米技术研究上，伊朗排名世界第五。此外，伊朗政府大力投资，以提高在农业、医学、太空领域的科学技术水平。
“中国是伊朗发展基础设施和推进工业化最合适的合作伙伴，有能力帮助伊朗提高工业技术水平实现产业升级换代，中国企业在装备制造方面有相当强的实力，有200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首位，而价格仅是世界同类产品的1/3，性价比较高。除制造业外，中国在网络通信、高铁、航天、电子科技、卫星定位系统、核能等诸多领域也都拥有国际先进水平。”
在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伊合作出现了快速增长。自2000年伊朗向中国通信设备厂商开放市场以来，华为和中兴就在伊朗的大部分网络通信市场占有一席之地。2010年，中国和伊朗签订了价值1.3亿美元的电子通信和网络设备协议。其中，中国的华为、中兴手机在伊朗被广泛使用。在核协议后，伊朗移动通信和网络技术飞速发展，伊朗三大电信运营商都提出要加快第三代、第四代和第五代的网络建设。在此背景下，中国企业与伊朗各大电信运营商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另外，由于伊朗电信业发展落后，陈旧设备更新换代需求大，中伊双方在通信技术上的合作前景广阔。
5.人文交流
伊朗和中国都是古代东方文明古国，有悠久的历史文化，通过丝绸之路加深了文化上的相互欣赏、相互影响。在近代和现代，中伊两国具有许多文化共性。因此，中国和伊朗在人文交流方面拥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加强双方人文交流对促进相互理解、民心相通意义重大。
自1971年中伊建交以后，双方人文交流生机勃勃。1984年，双方签署文化协定书之后，又陆续签订了多个文化交流协定书，指导并推动双方在文化、教育、艺术、体育等方面的交流互访。这些主要集中于官方交流。而主要的民间交流组织有“中国伊朗友好协会”，该组织成立时间长、组织机构较为完善，经常通过举办中伊关系研讨会、学术成果推介会以及经贸、文化、医药科技等主题的学术研讨会，以加强两国各领域的友好交流。
另外，旅游也是中国和伊朗友好往来的重要渠道之一。自2011年伊朗成为中国公民出境旅游目的地后，访伊中国游客逐年增加。根据伊朗旅游部的最新数据，2017年进入伊朗的中国游客是68969人，而2018年下降了24%。但在2019年7月伊朗宣布给予中国游客免签证待遇后，到2019年10月，前往伊朗的中国游客数量同比增长了8.9%。"毫无疑问，伊朗政府的这一举措，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两国之间的旅游业活动和人文交流。
6.新冠肺炎疫情下的中伊合作抗疫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中国和伊朗进行了广泛的合作。在中国暴发疫情后，伊朗外长扎里夫第一时间表示支持中国抗疫行动。伊朗红新月会向中国捐赠了100万只口罩。伊朗暴发新冠肺炎疫情后，中国马上积极提供物资救援，分享抗疫经验。目前伊朗是中东疫情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伊朗巴斯德研究所所长比格拉里称，在疫情初期，伊朗因为制裁没有核酸检测试剂盒。中国向伊朗捐赠了第一批核酸检测试剂盒，解了伊朗的燃眉之急。中国还向伊朗派出了第一批医疗专家小组，将中国的抗疫经验介绍给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穆萨维、卫生部发言人贾汗吉里也表示，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伊朗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帮助，但最大的帮助来自中国。伊朗不会忘记中国在伊朗最困难时候给予的帮助。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中伊两国以实际行动诠释了患难与共和风雨同舟的深厚友谊，现在中伊双方在医疗卫生领域的密切合作已成为双方人文交流的新形态。在这次疫情中，除了中伊双方官方的密切合作，中伊民众也通过不同的新媒体平台互相声援、鼓励、慰问，充分展现了两国人民之间的真情实意，而两国之间的真诚合作则成了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的典范。
四 中伊关系面临的挑战及未来展望
目前，中伊推动“一带一路”共建合作，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挑战。
第一，伊朗对“一带一路”倡议仍存有疑虑。部分伊朗官员对于两国战略对接问题，仍持谨慎和观望态度。伊朗担心中国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上，会不会与西方产生矛盾冲突，中国是否会退缩，伊朗还在观望。对此，也有伊朗学者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一带一路”是唯一可以真正促成伊朗和中国合作的纽带，伊朗需要静观中国在推动“一带一路”共建方面的实际行动和实效。
第二，伊朗推行外交平衡政策。在2016年习近平主席刚刚结束对伊朗的访问后，伊朗总统鲁哈尼访问印度，并与印度签订了共建恰巴哈尔港口的合同，这引起外界的关注。伊朗不认为恰巴哈尔港是与中国竞争，也不是与中国在巴基斯坦投资的瓜达尔港竞争，实际上瓜达尔港和恰巴哈尔港可以互补。
第三，在“民心相通”方面，伊朗民间对“一带一路”不甚了解。2018年5月，笔者在伊朗大不里士等地采访当地民众时，发现伊朗民众对“一带一路”不甚了解，甚至以为“一带一路”是中国在修一条高速公路或某一个基础设施。由于缺乏足够的交往，因此容易造成误解。虽然两国官员都认为，中国与伊朗的合作，是互利的经济合作，不仅中国需要伊朗，伊朗也同样需要中国，但是民间人文交流的严重滞后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伊两国在共建“一带一路”方面的战略对接。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成为众多国家的共识，中国不断上升的国际影响力，有助于中伊关系的不断深化。
第一，伊朗官方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态度越来越积极。2019年5月19日，伊朗外长扎里夫在结束对中国的访问之后再次接受笔者的采访。他认为，伊朗和中国的关系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合作关系，而且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国是个需要保障能源供给的国家，伊朗是个独立的国家，伊朗有独立的政策，伊朗从未把能源作为政治杠杆来敌对自己的朋友。尽管中东地区充满了动荡，伊朗也承受着很大压力，但伊朗是一个稳定的国家，不惧怕外国势力。伊朗是中国可以信赖的伙伴，能在共建“一带一路”方面发挥长期的重要作用。
伊朗官方学者、德黑兰大学世界战略研究所马兰迪（Marandi）教授认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被广泛接受和响应，对伊朗非常重要。伊朗正在非常积极地处理这个问题。伊朗和中国正在就如何协调建立“一带一路”倡议进行认真协商，这非常重要，因为如果“一带一路”能够成功完成，伊朗和中国、中亚地区的关系将发生巨大变化。
第二，“一带一路”倡议构想推进对伊政策调整。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表明中国意欲加强与中亚和中东地区各国的战略合作，其中包括伊朗。
2019年7月，伊朗宣布对中国公民实行免签。伊朗文化遗产、手工艺和旅游组织副主席铁穆里在接受笔者的采访时说，伊朗政府非常欢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并希望借此推动文化、旅游等领域的发展，让部分不了解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伊朗民众尽快改变认知，认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承担的角色，促进民心相通。
有学者认为，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表明中国的中东外交发生了深刻变化。“一带一路”倡议是新时期全球发展合作的中国方案，“一带一路”因此成为中国中东外交的重要多边对话与合作平台1979-2012年，中国对中东事务的参与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但从2012年起，中国开始积极构建海陆统筹、东西互济的全球开放新格局，希望与世界发展对接，成为被世界认可的新型大国。这就要求未来的中国中东外交须以更精细的中层战略支撑国家外交大战略，根据欧美国家参与中东事务的经验教训，与中东国家“可以结伴但不能结盟"。
第三，中伊战略合作逐渐从经济能源范畴扩展到安全领域。在中东地区，目前对中国和伊朗而言，最首要的威胁就是单极霸权的战略格局。在美国特朗普政府推行的单边主义背景下，中国和伊朗需要合作，通过合作，平衡、化解来自美国霸权主义的极端施压。可以预见，随着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利益不断增长，中国与伊朗未来的关系将更加密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