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萨珊波斯帝国与罗马—拜占庭帝国是古代晚期世界的主导性力量，两大帝国之间的交往模式具有冲突与兼容并存的特点。然而，公元5世纪罗马与波斯之间的和平态势与大部分历史时期内双方的剧烈冲突相比更值得我们反思并进行深度的考察。在3~7世纪罗马与波斯关系的演进中，我们往往忽略了双方国内权力格局与统治理念的变迁，而后者才是形塑罗马与波斯对外战略的真正主导因素。从3世纪的“士兵皇帝”时代到5~6世纪的“宫廷皇帝”时代，罗马—拜占庭帝国的军事战略和军功观念发生了明显的转型和变迁，而萨珊帝国内部贵族派系也不断因为波斯在中亚和东地中海两个战略方位上的周期性转换而轮番上台。萨珊帝国固然具备威胁罗马—拜占庭帝国在东方统治的现实能力，但在和平时期也能与罗马—拜占庭帝国共同承担起防御欧亚大草原和阿拉伯游牧民入侵的安全责任。6世纪罗马—波斯和平的破裂具有偶然性，而萨珊帝国内部权力格局的变化以及波斯对现成国际体系的不满和挑战是6世纪后期罗马~波斯战争重启并不断升级乃至最终走向失控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

萨珊波斯帝国 罗马—拜占庭帝国 军功观念 权力格局

作者简介

亨宁·伯尔姆，德国基尔克里斯蒂安·奥布雷希特大学哲学系古代史研究员

龙沛，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讲师

引言

在公元5世纪80年代中期，已经一个世纪没有爆发大规模冲突的罗马帝国（此时为东罗马帝国）和萨珊波斯帝国再次处在战争的边缘。当时近东地区爆发了大规模旱灾并导致了严重的作物歉收，饥荒席卷了整个美索不达米亚的阿拉伯游牧部落。后者为谋生在公元484年后的某段时间内对罗马和波斯边境展开了大规模劫掠。萨珊帝国境内的阿拉伯人越境袭掠罗马帝国边境，而罗马帝国境内的阿拉伯人也越境袭击波斯。当时除了旱灾之外，时任（东）罗马帝国皇帝芝诺（Zeno，474~491年）还必须对付由军事长官（magistrimilitum）弗拉维乌斯·伊鲁斯（Flavius Illus，?~488年）在帝国东部掀起的叛乱以及由伊鲁斯扶植并僭位称帝的利昂提乌斯（Leontius，?~488年），因此给了这些东方边境的阿拉伯袭掠者以可乘之机。可即使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情况下，芝诺仍然在东方边境集结起一支大军，以威慑萨珊帝国将展开一场报复性战争。

按照以往的逻辑，波斯人由于难以容忍这样规模的一支罗马军队的入侵，两大强权之间爆发军事冲突似乎不可避免，但结果却是战争并未因此爆发。萨珊帝国在尼西比斯（Nisibis）的总督（marzbān）表示一定会严惩这些来自塔伊部落（Tayii）的阿拉伯人，并让他们归还在罗马劫掠的财物和俘虏。相应地，尼西比斯的总督要求罗马人治下的阿拉伯人归还从波斯掠得的牲畜和被俘人员，其他财物则由罗马和波斯双方平分。当时尼西比斯的主教巴尔扫马（Barsauma）在他的书信中详细记述了此事，并进一步叙述了尼西比斯的总督按照当时波斯君主巴拉什（Valash，484~488年）的旨意热情接待了罗马帝国美索不达米亚的总督（Dux Mesopotamiae）。尽管双方随后因为波斯辖下的400名塔伊部落骑兵再次袭击罗马边境村庄发生争执，但之前双方达成的共识并未受到根本影响。

一方面，这封书信生动地描述了当时罗马波斯边境的一个小插曲以及罗马波斯双方可以如何迅速地诉诸武力威胁以增加己方的博弈筹码。如果巴尔扫马的记载可信的话，在公元485年左右罗马一方确实表现出了明显的进攻态势，并且显然不愿意对波斯做出任何让步。考虑到当时的巴尔扫马正急于得到波斯新王巴拉什的赏识，他的记载很难被认为是客观中立的，但是后来的叙利亚编年史家约书亚·斯提利特（Joshua Stylite）的记载证明了巴尔扫马记载的可信。根据斯提利特的编年史记载，在484年波斯王卑路斯一世（PerozI，459~484年）战死之后，尽管芝诺自己也面临着国内各种叛乱，但仍然采取了一些挖波斯新王巴拉什墙脚的手段，以利用当时波斯在东方新败于嚈哒人（Hephthalites）后国内衰落的态势。当时芝诺趁波斯亚美尼亚（Persarmenia）爆发叛乱之机向波斯君主提出了以下强硬要求：归还尼西比斯以及其他在公元363年后被当时的约维安皇帝（Jovian，363~364年）割让的城市。

另一方面，我们可以从巴尔扫马的记述中发现，罗马与波斯之间这样的冲突在5世纪完全能够得到和平的解决。诚然，两大帝国为了自己的地位和利益随时做好了以军事手段解决问题的准备。双方使冲突降级并化解的努力并非因为“热爱和平”，而是都不约而同地认识到了两大帝国之间爆发全面战争可能带来的巨大代价与风险。公元485年的事件揭示出：即使罗马与波斯双方均处于国内困难时期，仍然有可能争取有效手段来缓和冲突、在保存双方地位的情况下控制紧张局势乃至避免战争。否则我们便无法解释，自公元377年瓦伦斯皇帝（Valens）和波斯媾和以来双方维持了长达125年的和平，且其间仅有4年爆发过短暂冲突。而公元422~502年，罗马波斯双方的和平态势几乎未被打断。如果我们再考虑到这数十年地中海世界发生的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大事件——如罗马帝国西部在476年的崩溃以及东部帝国在渡过5世纪危机后于阿纳斯塔修斯皇帝（Anastasius，491~518年）时期的巩固，我们便会发现这一时期罗马与波斯之间保持长期和平局面的难能可贵。接下来，笔者会考察萨珊帝国在这些戏剧性历史事件中所起的作用。但是首先有必要对罗马与波斯“5世纪和平”之前双方长达160年的紧张军事对抗关系进行简要的回顾。而只有考察之前罗马与波斯之间的冲突关系，才能进一步解释双方在5世纪为何能够实现长期和平。

一

公元3~4世纪：“士兵皇帝”（Soldier Emperors）时代的罗马与波斯关系

一个学界长期认为的观点是：公元3世纪萨珊帝国的兴起对罗马帝国造成了诸多严重后果。毋庸置疑，这一时期罗马帝国卷入了与波斯之间一系列代价巨大的军事冲突。鉴于此，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晚期罗马帝国由于来自欧洲和亚洲两个方位的持续威胁而陷入所谓的“战略困境（Strategic Dilemma）”，其战略选择的余地相比之前（即帝国盛期）大幅缩小。近年来，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以彼得·希瑟（Peter Heather）最为突出。希瑟的观点强调：随着公元224年后萨珊王朝取代安息王朝（即帕提亚帝国）并把伊朗变成一个超级强权（superpower），由此成为加剧罗马帝国“3世纪危机”众多因素中最重大的地缘政治剧变（geopolitical caesura）。而随着双方之间大规模冲突的逐渐平息，萨珊帝国的存在仍然迫使罗马帝国忽视对西部的防御，因为保全富庶的东方行省对帝国的生存至关重要。希瑟强调波斯在东方的威胁几乎牵制了罗马人的全部力量，这样便能解释罗马帝国在4世纪末至5世纪被匈人驱赶下处于大迁徙中的蛮族压垮以及西部帝国在蛮族进攻中的最终沦陷。

尽管希瑟关于萨珊帝国是（西）罗马帝国覆灭的主要罪魁祸首的理论具有相当的说服力，我们仍然不免会觉得有失偏颇。的确，萨珊帝国在阿达希尔一世（ArdashirI，224~240年）和沙普尔一世（ShapurI，240~270年）时期对罗马帝国采取了极富侵略性的政策以稳固其在国内的统治地位。这两位君主在他们的征战中绝不满足于敉平亚美尼亚和哈特拉（Hatra）的叛乱和抵抗，而其长期战略目的是将罗马人逐出整个两河流域。但是，如果我们不假思索便认为萨珊帝国在军事实力上比其前任（即安息帝国）大幅加强，我们便可能陷入对这个新王朝先入为主的判断。但事实确实告诉我们，萨珊帝国对罗马造成的威胁的确比安息/帕提亚时期更大。不仅如此，希瑟的理论还进一步暗示晚期罗马帝国的军队在组织上比元首制时期（Principate）更加高效，因为只有这样它才能抵御更加强大的外部威胁。尽管这一时期军队的规模确实扩大了，但很少有历史学家会认为这一时期的帝国军队比一个世纪之前更高效。显然，到公元260年后，重组罗马帝国军队的必要性越来越迫切，但重组的原因却是多方面的。其中最核心的因素是，罗马帝国对新形势下战略态势的适应需求导致了统治者越来越重视以边防军（limitanei）的组织形式强化对帝国与蛮族接壤的漫长边疆线的控制和警戒，从而有效击退像前文提及的塔伊部落这样的袭掠者。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晚期罗马帝国的这些军事改革与帝国内外政治局势之间的联系远比通常想象的要复杂。如果这样的推断成立，我们便会发现晚期罗马帝国的军事效率并没有显著增强，而萨珊帝国也并没有被明显削弱。那么我们如何能解释在经历戴克里先和君士坦丁皇帝的改革之后，罗马帝国和它在半个世纪之前相比，其抵抗外敌的能力却得到显著的提高呢？

在笔者看来，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必须从罗马帝国的内部冲突中寻找原因。罗马帝国在国内和国外事务上的相互交织和影响机制历来被学界所公认，而3世纪后大型日耳曼部落联盟的兴起从外部环境上加强了帝国内外事务关系的复杂性。尽管这一时期帝国边疆压力大幅加大，我们仍然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罗马帝国最晚自普罗布斯皇帝（Probus，276~282年）之后对外敌取得的一系列辉煌胜利是由于帝国行政改革稳定国内局势后能够支配更多军团应对边疆战事带来的后果。但罗马军队在帝国没有被内战削弱的情况下往往能够更有效应地对外敌的事实表明，晚期罗马帝国“战略困境”的实际程度不应该被过分高估。笔者在此无意反驳萨珊帝国的确可以对罗马帝国造成严重威胁的事实——这在将萨珊帝国和那些即使在近战中也难以抵抗一支组织良好的罗马军队的日耳曼部落联盟相比时更是如此。而从长时段来看，波斯帝国是唯一可以匹敌罗马帝国军事实力的强大邻居。但是仅从公元3世纪双方的交战情况来看，很难说明在这些战争中萨珊帝国一方是否为明确的进攻方并由此夺取了罗马皇帝们的战争主动权。换言之，我们仍然难以说明在萨珊帝国取代安息之后，罗马与波斯双方的冲突关系是否发生了质的变化。与罗马方面的记载相反，很多学者认为阿达希尔一世从未明确声明要恢复波斯在西部（属于罗马的）的阿契美尼德王朝旧疆（Achaemenid territories），也没有明确证据显示他的继承者沙普尔一世有把波斯领土扩展到幼发拉底河以西地区的野心。在沙普尔一世的纪功铭文（Res gestae Divi Saporis）中，沙普尔指出(尽管是含糊地）双方开战的原因是罗马一方首先撕毁条约。我们由此很容易发现萨珊君主的“阿契美尼德声明”与其和罗马开战动机的真实性是不相符的，但我们绝不应该将这种可能性排除在外。尽管我们手上关于3世纪的史料之稀缺不足以还原历史真实并将战争借口从真正原因中剥离出来，但罗马与波斯的战争经常爆发于罗马皇帝被大量其他紧急事务掣肘时期的事实无论如何不能成为这些战争是波斯一方强加给罗马一方的证据。

恰恰相反，对于塞维鲁·亚历山大（Alexander Severus，222~235年）、戈尔迪安三世（GordianⅢ，238~244年）、瓦勒良（Valerian，253~260年）和卡鲁斯（Carus，282~283年）这些国内政权基础非常脆弱的皇帝而言，一场对波斯人的辉煌胜利带来的诱惑足以使他们忽略帝国其他边境乃至主动打破和萨珊波斯的和约发动战争。因为一场成功的对波斯人的战争——尤其是如果能攻陷其首都泰西封（Ctesiphon），给他们带来的将是在罗马国内无与伦比的优势地位，这就不断诱使他们暂时将其他困难和事务置之脑后并主动进攻萨珊帝国。正是因为曾经为萨珊帝国作为罗马敌人的危险付出惨重代价，一场对波斯的胜利对这些罗马皇帝而言就显得更有吸引力。比如年轻皇帝戈尔迪安三世甚至以打开雅努斯（Janus）之门的方式公开庆祝其波斯远征，在此看来就绝不仅仅是巧合了。而就笔者所能统计的范围来看，凡是在与帕提亚和萨珊波斯战争中取胜过的罗马皇帝，都不会遭遇被推翻的厄运，由此便能证明这种推测的合理性。而罗马人每在东方遭遇一次战败，不仅再次取得大胜的可能性增加，罗马帝国的公众舆论也会同时对皇帝施压以对波斯复仇，从而恢复帝国荣耀，而罗马皇帝的“模仿亚历山大情结（imitatio Alexandri）”在其中也可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如果以上推测成立，那么罗马帝国自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Septimius Severus，193~211年）皇帝以来在东方边境进行的所耗不菲的（对波斯）战争很可能为其后的皇帝树立了一个可供模仿的榜样——那就是不断重温塞维鲁的“（最成功幸运的）美索不达米亚远征（expeditio felicissima Mesopotamena）。而这些战争不过是塞维鲁时代以来帝国皇权进入快速动荡期的附带产物。我们很难想象波斯君主们会有计划地利用罗马帝国的危机时段来对罗马发动针对性战争。更可能的情况是，对于塞维鲁王朝以来的弱势罗马皇帝们来说，允许与波斯发生冲突乃至升级为东方战争是他们改善其在国内脆弱处境的有效手段。在之前的历史时期，罗马皇帝们可以通过一场华丽的但非军事化的自我展示仪式（non—military self—representation）来强化自己的统治，比如哈德良皇帝（Hadrian，117~138年）。而3世纪的亚历山大·塞维鲁皇帝和他的顾问们可能也曾经寄望于通过这种手段来维持统治，但公元235年后的帝国形势使非军事手段再也不适合作为“皇权维稳”的长期战略保障了。同样，对于后来的“波斯征服者（Persicus Maximus）”——戴克里先时期的东帝加莱里乌斯（Galerius，293~311年）、君士坦提乌斯二世皇帝（ConstantiusⅡ，337~361年） 、尤里安皇帝（Julian，361~363年）和瓦伦斯皇帝（364~378年）而言，哈德良时期的非军事展示手段是否还有效用仍待商榷（cum grano salis），其原因还是4世纪时帝国的皇权交替仍然极不稳定。不仅如此，甚至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the Great，306~337年）临终前计划、最终流产的波斯远征（expeditio Persica）也可说明问题，那就是一个成功的奥古斯都（Augustus）可以用波斯战争的胜利来为自己的皇位保驾护航。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便可证明，在公元3~4世纪由“士兵皇帝”进行的一系列波斯战争不应该由萨珊帝国或所谓的“萨珊革命（Sasanian revolution）”来顶替。当然，把这些冲突的责任完全归咎于罗马一方也是有失公允的。对于像沙普尔一世、沙普尔二世（ShapurⅡ，309~379年）这样自信的波斯君主来说，他们显然不是罗马-波斯战争被动的承受者，而是显然不惧与罗马进行全面战争的具备自主行动力的角色（行为体）。萨珊王朝前期诸王无疑有着强烈的展示自己军事能力和领导力的雄心，而罗马皇帝们对荣耀的渴望也绝不是影响其外交政策的唯一因素。但是通过这样的反思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罗马帝国与萨珊波斯在5世纪时那一反常态而令人瞩目的和平关系。

二

公元5世纪的罗马与波斯关系：宫廷式皇帝与边疆劫掠者的视角

公元378年后罗马与波斯之间军事对抗态势的消退往往被认为是两大帝国自4世纪晚期起都被迫全力专注于其他边疆事务，从而将他们的“永恒宿敌”排除在政治考量之外造成的结果。而詹姆斯·霍华德-约翰逊（James Howard-Johnson）也在近年来指出，公元4世纪50年代匈尼特人的出现使得当时两大帝国都陷入了由匈人系游牧民族威胁导致的战略困境。这样的分析不无道理，但其解释力是否充分呢？毋庸置疑，罗马与波斯双方在公元5世纪有足够的理由避免与对方爆发战争，因为两大帝国都面临其他方位的威胁。然而我们知道，对于罗马人而言，公元3~4世纪的帝国战略态势和5世纪相比同样脆弱而危机四伏，那么为什么在3~4世纪双方屡开战端而在5世纪就保持和平呢？

1.罗马-拜占庭皇帝军功观念的变迁

在笔者看来，罗马波斯君主关系的质变才是理解双方在3~4世纪的频繁交战后进入“5世纪和平”的关键。一方面，萨珊帝国自巴赫兰五世起（VahramⅤ，421~439年）就把帝国主要精力投入波斯东部边疆（即中亚方向）达数十年之久。而自耶兹底格德二世（YazdgirdⅡ，439~457年）时期起，萨珊君主的传统称号“王中之王（Shāhan Shāh）”和“马兹达信仰的保卫者(Kē Chihr asYazdān)”开始从铸币中消失。而此时的萨珊君主越来越地以“凯扬（Kay）”称号来标榜自己是古代伊朗神话中与中亚的游牧民图兰人（Tūrān）作战的凯扬王朝诸王（Kaianids）的继承者。另一方面，罗马帝国至狄奥多西一世（TheodosiusⅠ，379~395年）时，3~4世纪漫长的“士兵皇帝”时代也宣告结束，并开始进入所谓的“宫廷皇帝（Palace Emperors）”时代。而罗马帝国皇帝由“士兵皇帝”向常驻首都的“宫廷皇帝”的转变所带来的对罗马与波斯关系的影响长期以来被学界所忽略。

在罗马帝国的前4个世纪，如果一个元首（Princeps）想要证明自己的赫赫战功，必须亲临战阵，与士兵同袍奋战。只有皇帝亲临前线指挥并参与战斗，才能获得最伟大的军事荣耀并举行凯旋式。也许从理论上讲他根本没有必要亲征，而且这样做会有战死或战败被俘的危险，所以说这种行为很可能是鲁莽的。比如，公元1世纪的克劳迪（Claudius，41~54年）皇帝为了使自己征服不列颠的荣誉坐实（并非他亲征），不得不在战后亲自到不列颠去“旅行”几天。而到了公元400年后，罗马帝国皇帝的军功观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尽管5世纪后的罗马（拜占庭）皇帝们仍然保留了邀功的传统，事实上395~610年所有的皇帝都把军队的指挥权交给了自己任命的大政区军长（magistri militum）、政区军长(comites)和行省军长(duces)而不再亲临“视察”边疆军队。尽管这一时期的皇帝们仍然可以庆祝军事胜利，甚至比以往更频繁地庆祝，但庆祝胜利的方式已经彻底改变。此时的“凯旋者们”（Triumphator，指罗马皇帝）不再带领其胜利队伍进行城市游行，而是与士兵们保持距离，在君士坦丁堡的大赛马场中等待军队“凯旋”(pompa triumphalis)。罗马-拜占庭皇帝们再也不用亲临前线就能用更加奢华的方式庆祝属于他们的每一次或真实或吹嘘的胜利了。在这一时期，由于皇帝们不用再以实战统帅的身份就能轻松“获取”胜利，因而曾经高风险、有时对皇帝来说会招致灾难（比如戈尔迪安三世、瓦勒良和尤里安的远征）的“波斯远征”的吸引力迅速下降。

尽管如此，要详细阐述罗马-拜占庭诸帝在军功观念上发生如此惊人转变的具体过程仍然是困难的。但是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贯穿公元3~4世纪由军事统帅发起的皇权更迭现象在此后逐渐变成偶发事件。直到公元602年为止，没有一个僭位者能够成功推翻君士坦丁堡皇宫里的皇帝。这样一来，如果处在战争中的军队不再需要帝王亲临（Kaisernahe），那么罗马皇帝们曾经的以沙场征战——尤其是对波斯取得一场亲征大胜来获取最高荣耀的欲望就会逐渐让位于其他考量。由于罗马皇帝不再需要通过远征波斯、洗劫泰西封来超过自己在国内的竞争对手并击败僭位者，5世纪后躲在狄奥多西城墙里的、有着王朝合法性加持和首都群众（plebs urbana）拥戴的“宫廷皇帝”，就有了更多时间思考以外交手段(而非军事征伐）来解决罗马与波斯的关系问题。谈到这里，有人或许会想到，由于首都君士坦丁堡成为皇帝的“居所”，5~6世纪的罗马-拜占庭皇帝们能否长时间离开君士坦丁堡，抑或一场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爆发的军事叛变是否会对皇位造成严重威胁呢？如果的确如此，那么更可以证明对此时的皇帝们而言，讨伐波斯就更加不切实际了。因为他必须把军队的指挥权交给其他人去进攻萨珊帝国，而如果自己亲征会使自身处于险境（因为远征波斯的军事将领可能叛变乃至僭位，从而威胁到君士坦丁堡皇宫里的皇帝）。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罗马-拜占庭皇帝们越发不愿意发动一场代价巨大且高风险的波斯战争，而是尽可能维持和平并和波斯保持有限的合作（limited cooperation）。

2. 边疆袭掠者对罗马与波斯关系的形塑

在整个历史上，复杂高级的文明国家与它们的邻居在财富和发展水平上的巨大差距往往被证明是麻烦产生的根源，而一个在经济上远比其邻居发达的文明帝国无法欢迎那些从帝国边境入侵的劫掠者。而对于罗马和波斯帝国而言，令它们感到害怕的往往并非大规模正规部队的入侵，而是那些经常对帝国边境村庄进行烧杀抢掠后全身而退的游牧民，正如巴尔扫马所记载的那样。长久以来，罗马帝国在其西部的莱茵河—多瑙河边界采取三大战略：第一，以少量军队长期驻守边界（limites）以监视当地物资运输并击退小股无组织的入侵者，至古代晚期（Late Antiquity）则更加依赖小型设防要塞体系；第二，通过威吓与报复手段慑止外敌入侵。罗马帝国从奥古斯都到瓦伦提尼安二世（ValentinianⅡ，375~392年）不断派军队越过边界征讨蛮族聚居地（barbaricum），并沿途扫荡一切，以此明确传达帝国不但有能力保卫其漫长的边界不受小规模劫掠者的侵扰，更能够通过严厉的军事惩罚使他们在一代人的时间内不敢再次犯境；第三，罗马人似乎从很早就开始对边界之外那些或多或少已经罗马化的蛮族酋长和部落首领采取公关手段，使后者成为帝国边疆的附庸国王（reges）甚至同盟者（foederati，即所谓的“蛮盟”），而皇帝们便通过这些酋长稳住那些视财如命的部落民。这种政策同时也存在风险，那就是附庸的“蛮盟”首领在罗马的支持下势力会不断增长，最终可能演变成罗马帝国的安全威胁。事实上，不少学者认为罗马帝国的主动扶植是导致大型日耳曼部落联盟形成于罗马边疆的重要因素。尽管罗马作家的记载往往夸大了蛮族撕毁与罗马和约的频度，但事实上日耳曼人往往比罗马人更珍视誓言与荣誉。但由于莱茵河—多瑙河边界之外蛮族世界的多元性和权力的分散性，罗马帝国与某个日耳曼部落首领达成协定往往不仅不会使敌对部落的首领顺势就范，反而会让后者感到被挑衅（从而与罗马人为敌）。即使罗马帝国的日耳曼盟友们自始至终遵守协定，也无法为帝国的莱茵河—多瑙河边疆省份提供充足的安全保障，这是由于帝国边界之外始终缺乏能够约束所有蛮族的统一霸权力量造成的。

与此相比，罗马帝国在东部边疆的形势则要有利得多。在这里，罗马-拜占庭皇帝有一个强大而可靠的交涉对象——波斯的王中之王。（与日耳曼部落首领不同）波斯君主不仅掌控着整个萨珊帝国，还具备对波斯周边从高加索山到也门地区众多附属国王、民族和部落施加决定性影响的能力。因此，和在欧洲、北非地区相比，罗马帝国在东方不需要和众多的政治行为体进行交涉。在东方，罗马帝国统治者只需和萨珊帝国签订和平协定，就能确保其整个东方大区（praefectura praetorio Orientis）的安全。因为波斯帝国可以通过强有力的手段有效制止其辖下的阿拉伯部落民对罗马帝国的劫掠行为（或至少让罗马一方被掠财物得到归还），而本文开篇所提到的484~485年的事件便是对萨珊帝国管控罗马东方边境外部安全能力的最好诠释。尽管两大强权经常以损害对方的利益为代价扩展自己的影响力为双方边界缓冲区的各个族群提供了多样化的投机选择，总体上我们仍能够看出罗马皇帝与波斯君主在共同管控双方边界上具有共同利益。由于两大帝国在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富庶省份分布在双方边境两侧，因而这些省份的安全对双方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波斯君主对罗马帝国来说既是危险的敌人，又是有价值的合作伙伴，尤其是当波斯君主同意遵守和罗马帝国的和约时。这种互利关系甚至到公元6世纪时仍然发挥着作用：在公元532年《永久和平协定》签订后，查士丁尼皇帝（JustinianⅠ，527~565年）似乎从东方边境撤走了全部的驻军。因此，从6世纪查士丁尼皇帝的举措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罗马-拜占庭皇帝们对波斯君主的信任。不仅如此，罗马-拜占庭皇帝们从波斯对高加索山诸关隘的控制中可能获利更多。尽管近年来有学者质疑罗马-拜占庭帝国从波斯承担阻挡欧亚草原游牧民族自高加索山南下防务中所获得的安全红利，但公元395年匈人自高加索山南下对小亚细亚和叙利亚奥隆特河流域烧杀劫掠、所过为墟的事实，生动地证明了游牧民自高加索山南下威胁罗马帝国的能力。事实上，罗马帝国和萨珊波斯在363年后不久便可能达成了罗马皇帝资助波斯人防御高加索关隘的协定。由于高加索关隘防务常常与波斯要求罗马支付“贡金”相联系，我们很难确信罗马人自始至终履行约定付给波斯相关费用。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萨珊帝国在绝大部分的时间内能够阻止游牧民越过高加索山南下，这就不仅保障了萨珊帝国在美索不达米亚京畿地区的安全，也同时保障了罗马帝国东方叙利亚和小亚细亚诸省的安全。

公元395年后，罗马帝国西部陷入了持久的混乱和内战，并伴随着帝国外部蛮族的广泛参与。而他们绝大部分是以蛮族盟友身份介入帝国事务之中，尽管其动机有时来自蛮族自身。和公元3世纪一样，帝国内部的冲突使其没有足够的部队去守卫边境，更重要的是使得对莱茵河—多瑙河边界之外的蛮族进行惩罚性远征变得不再可能。与此同时，这些日耳曼“蛮盟”发现可以利用拉文那当局的软弱来为自己谋利，而西部帝国皇帝的腐败无能最终使其存在变得聊胜于无，以至于最后被废黜，而这些帝国的“蛮盟”代理人由此开始在西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自己的国家。因此，随着正规日耳曼“蛮盟”部队在西罗马帝国境内数十年持续参与战争，这些来自化外之地的蛮族在没有遭到任何惩罚的情况下彻底摧毁了帝国的边疆省份并永久定居下来。正如6世纪的圣徒传记作者欧格皮乌斯（Eugippius）在其《圣塞维鲁传》（Vita Severini）中记载的，这些来自帝国外部的入侵者进一步对西部帝国的经济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更为重要的是，蛮族的持续入侵严重动摇了帝国西部民众对皇帝的信任感，因为后者不再能够保护他们。而罗马帝国在东方的美索不达米亚总督所面对的边疆形势则完全不同，帝国在多瑙河以北不可能找到一个像尼西比斯的萨珊帝国边防使那样可以倾听罗马总督抱怨边疆袭掠者的人。而西罗马帝国每况愈下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莱茵河—多瑙河以北始终没有一个强大的势力来约束日耳曼各部落，从而维持帝国北疆哪怕是最低限度的秩序和稳定。对于帝国北疆安全需求来说，5世纪中叶阿提拉的匈人帝国来得太迟，其昙花一现也使其无法长期承担起这样的角色。

相比之下，东部帝国则是另一番景象。尽管东部帝国的中央政府也经历过不稳定时期，尤其是在阿卡狄乌斯（Arcadius，395~408年）、利奥一世（LeoⅠ，457~474年）和芝诺时期。但是当西部帝国拉文那政府因为不断丧失其富庶省份而最终崩溃的时候，君士坦丁堡的东部帝国皇帝却能够依靠埃及、叙利亚和小亚细亚诸省的财政支持而渡过危机，而这也是东部帝国能够持续承受蛮族对其巴尔干诸省的破坏而国本仍在的原因。在公元540年（鼠疫和地震爆发）之前，东部帝国叙利亚诸行省享受了持续数十年的和平与经济繁荣，由此为东部帝国政府提供了充沛的赋税来源。正是因为在东方与萨珊帝国保持稳定的和平局面，东部帝国才有足够的资源来组建和维持一支常备军，而这是西帝国无法做到的。东部边疆的稳定和财政上的充裕使得东部帝国无须像西部帝国那样只能依靠“蛮盟”军队来延续。

3.“5世纪和平”背后罗马波斯双方的战略考量

长久以来，罗马-拜占庭帝国的东方大区军长（magister militum per Orientem）手上掌握着一支强大的部队。一旦与波斯爆发战争，东线战场永远是东部帝国首要关切的战场。但我们不应被罗马与波斯双方在公元416（417）年、420~422年以及440（441）年发生的短暂冲突所误导。在公元420年的冲突中，帝国政府向波斯方面表达了极为友善的和解意向。而在公元441年的冲突中，双方都无意于升级紧张局势。耶兹底格德二世在仅仅数周之后便撤军回国，双方再次实现和平。这次冲突与其说是战争，不如说是波斯方面的武力示威。其原因在于萨珊方面认为狄奥多西二世皇帝（TheodosiusⅡ，408~450年）停止了对波斯支付双方在公元422年达成协定中规定的年金。而从当时帝国东方军长阿纳托利乌斯（Anatolius）给波斯一笔巨额补偿金换其退兵的行动之迅速来看，罗马方面未按时履约的确是双方发生冲突但并未升级为战争的原因。罗马给波斯支付的“年金”其实是一种维持东方边疆和平局面的“保护费”，其功用在于其象征意义而非经济意义。因为公元5~6世纪萨珊君主要求罗马支付的年金长期维持在500磅黄金的低水平，这笔费用在经济上并不会对双方产生太大的实质性影响。真正令罗马-拜占庭皇帝们感到不满的是，波斯人总是将这笔年金视作罗马屈服于波斯、成为萨珊帝国朝贡属国（tributary）的一种象征。因此我们便不难理解罗马-拜占庭皇帝们总是想方设法逃避“年金义务”，而这是波斯方面非常重视的。

公元441年由萨珊帝国方面挑起的冲突对东罗马帝国来说的确出乎意料，以至于后者被迫临时取消当时计划对北非汪达尔国王盖塞里克（Gaiseric）进行的跨海远征。但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萨珊帝国在公元5世纪有预谋地在罗马帝国危急时刻“落井下石”发动战争。其间（即5世纪），东部帝国皇帝至少8次以军事手段对付国内僭位者和阿拉里克（Alaric）、阿提拉、盖塞里克这些蛮族势力，而萨珊方面无一次干涉，始终保持与罗马的和平局面。正如本文开头提到的，公元484年东部帝国叛军将领伊鲁斯恳求波斯国王（即巴拉什）支持他推翻芝诺，却被波斯方面拒绝。而当萨珊帝国在中亚与游牧民族鏖战之时，罗马军队也没有在波斯人背后作梗。不仅如此，罗马军队甚至在公元5世纪20年代加入了波斯对中亚游牧人的战争。公元449年，反叛耶兹底格德二世的亚美尼亚贵族请求狄奥多西二世出兵援助时，后者拒绝参与。而与此同时波斯人也拒绝了东罗马帝国治下的拉兹人要求波斯出兵助其反叛罗马的要求。在公元467年，罗马与波斯关系再次紧张时，双方仍然以和平手段解决问题，此后（东）罗马帝国似乎还为卑路斯国王的嚈哒战争提供了财政支持。即使在如本文开头提到的公元485年的危机中，罗马与波斯双方尽管表现出开战姿态，但双方也丝毫没有将冲突升级为战争的意愿。

显然，以上基于罗马—拜占庭皇帝视角对罗马波斯战争能动机制的分析，一定会使许多读者在感到茅塞顿开的同时疑窦丛生。这样的分析框架是否低估了波斯方面的自主性和行为能力呢？这样的理论建构是否存在从罗马皇帝的单一视角解读罗马与波斯关系带来的风险？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分析模式是否高估了(东）罗马帝国自身的军事实力?这样的观点是否在暗示萨珊帝国有意避战甚至软弱呢？在笔者看来并非如此。作为罗马帝国东方的超级强权，萨珊帝国对西部和罗马事务的关注远不如其对伊朗高原腹地和东部边疆的关注。如果公元3~5世纪的绝大多数萨珊君主始终愿意与罗马保持和平的话，其原因也不是他们害怕罗马皇帝的军事实力，伊朗高原才是波斯的首要关切，尤其是对萨珊帝国的那些在伊朗高原有着大量封地的贵族世家（vuzurgān）而言。对于萨珊君主来说，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将是他最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但如果他忽视伊朗高原腹地的防务的话，波斯各大贵族世家便会群起反对他。萨珊帝国的贵族世家们希望国王承担起保卫国土和维护国内和平稳定的重任，他们对长期在幼发拉底河以西地区与罗马帝国鏖战缺乏兴趣。因此，当5~6世纪的东罗马帝国皇帝们由于与波斯保持长期和平而能够抽身专注于帝国西方事务时，萨珊帝国也把自己的重心放在波斯东部边疆，尽管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前文，萨珊帝国在公元5世纪防务重心的东移在同时期萨珊君主对凯扬传统的强调中得到明显的体现。不管萨珊君主们在此期间与中亚泛匈游牧部落作战的原因是后者对波斯日益加剧的威胁还是萨珊君主们单纯地想以此标榜自己是图兰的征服者和东伊朗的保卫者，其本质都是一样的。但是，相关史料也指出卑路斯国王是故意主动寻衅并与嚈哒汗国开战的。而嚈哒汗国之前一直是波斯可以信赖的盟友，这不禁让我们想起公元3~4世纪罗马帝国的“士兵皇帝”们故意发动的“波斯战争”。

三

公元六世纪：罗马波斯和平的破裂及其后果

既然如此，那么罗马和波斯在公元502年重启战端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和公元6世纪相比，公元5世纪两大帝国绝不缺少危急时刻，那么问题便是为何在6世纪初萨珊君主卡瓦德一世（KavadhⅠ，488~496，498~531年）不能像其前任巴拉什在公元485年那样，采用和平手段解决争端呢？正如笔者在近年来所指出的，6世纪初双方重新开战的真正根源来自当时萨珊帝国宫廷内部派系格局的变化。在公元495年，萨珊帝国的贵族之间发生了激烈的权力博弈：当时以出身卡纳朗家族的古什纳斯普达德(Gushnaspdad)为代表的一派支持继续对嚈哒汗国作战，而国王卡瓦德一世则倾向于以西雅沃什（Siyavuxsh）为代表的联盟派，而后者主张与嚈哒汗国保持盟友关系。尽管我们现在仍然无法理解和国王站在同一条战线的这一派贵族势力是否和当时方兴未艾的马兹达克运动有密切的联系，唯一可以确认的是卡瓦德一世就是在公元496年被以古什纳斯普达德为首的（对嚈哒）主战派贵族联手推翻的。经过短暂的内战之后，卡瓦德一世于公元498/499年在嚈哒人和西雅沃什的帮助下回国复位。随着卡瓦德一世的第二次上台，古什纳斯普达德被处死，而在卡瓦德复位过程中居功至伟的西雅沃什出任帝国大将军。萨珊帝国的外交政策随即迅速调整，这便导致了与罗马对抗政策的出台。如前文，卡瓦德一世没有忘记公元484年（东）罗马帝国对波斯采取的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而现在有嚈哒汗国支持的他觉得是时候教训一下罗马了。萨珊帝国军队在这一次与罗马的战争中表现出色。尤其是公元502~503年，波斯人连战连捷、迅速攻下了阿米达，并击退了一支大规模罗马援军的反攻。此次交锋充分证明了萨珊帝国的军事实力并没有因为19年前（公元484年）卑路斯国王的败死而削弱。

此次冲突直至公元506年双方休战言和方告结束，但两大帝国曾经的互信已经荡然无存。同年阿纳斯塔修斯皇帝下令在两国边境罗马一侧修建著名的达拉要塞，在罗马人看来，此后波斯军队犯境的概率将更大。但卡瓦德一世对罗马的政策随后又发生了逆转：公元525年，卡瓦德向时任罗马皇帝查士丁一世（JustinⅠ，518~527年）提议，希望后者收养自己的王储和继承人库斯洛（Khosrow或Chosroes）以确保其能在卡瓦德百年之后顺利即位。此次谈判一开始较为顺利，但后来双方因为库斯洛的身份地位问题而产生分歧，罗马—拜占庭帝国高层害怕库斯洛被收养会在将来威胁帝国皇位。因为两国内部鹰派分子的阻挠，这一次交涉很快宣告流产。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随后在526年再次升级为战争，尽管仍然不清楚这一次战争是哪方先挑起的。我们知道的是，萨珊帝国内部鹰派的代表人物——西雅沃什在此后不久便被处决，随后库斯洛王子在以梅赫伯德(Mehbod)为代表的鸽派贵族的支持下于公元531年秋即位为库斯洛一世。梅赫伯德与西雅沃什都是之前和罗马谈判库斯洛收养问题的主要参与者，正是此人将西雅沃什推翻，并成为库斯洛一世统治前期的贵族之首（Sar Naxveragān）。而数月过后的532年初，库斯洛一世便与罗马签订了所谓的《永久和平协定》。在签订该协定之后的查士丁尼一世看来，他似乎又恢复了两国在5世纪的长期和平状态，然而库斯洛一世在公元540年便毁约开战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此时的库斯洛一世已经处决了鸽派代表梅赫伯德，重新和国内主张和罗马开战的鹰派贵族站到一起了。当两大帝国各自的阿拉伯同盟部落爆发冲突时，库斯洛一世便顺水推舟以此为借口展开了对罗马的攻击了。库斯洛一世的战争目的一开始不过是想来一次类似耶兹底格德二世时期那样的武力示威便见好就收。但此时查士丁尼一世已经在数年前将其最善战的部队从东部边疆撤走，遂使得这一次波斯人的入侵收获甚巨，其高潮便是对罗马东方大都会安条克的洗劫。由于这次入侵的辉煌战果，查士丁尼皇帝备感屈辱，因此他拒绝和波斯重新媾和。经过公元502年和540年这两次毁约事件之后，在罗马—拜占庭帝国内部主张将萨珊波斯人视为不值得信赖的蛮族人的观点开始取得主导地位。

由于以上因素，公元5世纪罗马与波斯之间的那种和平局面再也不可能回归。而公元602年后由库斯洛二世（KhosrowⅡ，590~628年）挑起的战争则使两大帝国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与公元3世纪的罗马波斯战争不同，从公元611年萨珊帝国开始决心将罗马—拜占庭帝国的叙利亚和埃及诸省彻底征服并付诸实施，由此直接威胁到了罗马—拜占庭帝国的生存安全。直到希拉克略皇帝(HeracliusⅠ，610~641年）采取非对称战术之后，才扭转了波斯人狂风暴雨般的进攻态势。当时罗马—拜占庭帝国钱币上的铭文“DEVS ADIVTA ROMANIS”（愿主佑罗马）充分说明了当时帝国风雨飘摇的形势。直到库斯洛二世被主张与罗马议和转而对抗突厥人（以保卫波斯东部）的国内贵族推翻之后，希拉克略皇帝才把帝国领土恢复到了战前状态，但他苦心经营收复的帝国领土很快又在随后阿拉伯人征服的狂潮中丧失殆尽。与此同时，萨珊帝国在公元628年后再次陷入持久的内战，贵族世家对萨珊王朝的忠诚在内战中迅速动摇，萨珊帝国此后的一蹶不振为阿拉伯人的成功征服铺平了道路。最终罗马与波斯两大帝国在公元540年后长达近百年的战争中付出了国运的代价。

注释略，原文参见《中东研究》202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