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伊朗经济合作与伙伴关系构建

作者简介：杨力，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任嘉，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讲师。

文章来源：《新丝路学刊》2019年第1期。

【摘 要】中国与伊朗长期保持友好合作的经济关系。中伊关系向“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提升，是两国增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的意愿表达。中伊两国比较优势互补，伊朗的经济稳定有赖中国提供支持，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推进需要伊朗的合作参与，两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经济合作存在利益聚合。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中伊在经济领域的合作取得务实进展，战略伙伴关系深化发展。但两国在发展经济战略伙伴关系的问题上仍面临诸多挑战，亟须进一步加强政策沟通与合作共识，以期在变中求进，促进区域经济和谐稳定，实现共赢发展。

【关键词】中国; 伊朗; 经济合作;伙伴关系; 一带一路

一、中伊经济合作与“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中国与伊朗经济互动的历史悠远。作为中国经贸交往的长期伙伴，伊朗在连接东西交通的古丝绸之路上即已发挥重要作用。1971年8月中伊正式建交后，两国基本保持友好合作的经济关系。1973年4月，中伊政府首次签订双边贸易协定。受两伊战争影响，中国与伊朗在20世纪80年代的经贸往来有限。两伊战争结束后，中国被伊朗视为经济重建过程中的优先合作伙伴。20世纪90年末起，中伊经济合作日益加强，以能源合作为驱动，两国经贸合作的领域逐渐向纵深发展。2000年6月，中伊签署关于促进和保护投资的双边协定。在2012年起始的美欧对伊制裁期间，中国既以建设性态度推动六方会谈，也是少数仍然向伊朗开放的外部市场之一。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建设倡议，伊朗各界总体反映积极，官方层面多次明确表达合作参与共建的意愿。2016年1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伊朗，是伊核问题全面协议正式执行后首位对伊朗进行国事访问的国家元首。两国首脑在此次会晤期间于德黑兰共同宣布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签署中伊两国《关于共同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关于加强两国投资领域合作》等一系列谅解备忘录，达成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发展战略合作的意向性共识，涵盖政治、经济、人文、安全多领域的合作。其中，经济合作是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重点推进领域之一，两国明确提出加强双方经济联系，扩大双边贸易额至6000亿美元的合作展望。

“伙伴关系”是冷战后兴起的新型国家关系。但在各国官方层面，并没有对“伙伴关系”一词的准确界定，理论上也没有严格的统一定义。在国际关系中，这是基于现实主义的一个概念，是国家间为实现共同利益而建立的一种合作关系。“战略”、“友好合作”、“紧密”、“全方位”、“全面”等前缀表述，在国家外交实践中的运用较为模糊，通常理解为主要在合作的层次与深度上有所差别。一般认为，国家间确立的“伙伴关系”，是协议各方为营造有利于本国发展的外部环境、以建设性对话促成良好的双边关系的合作意愿与共同努力。其基本假定是，双方认同存在潜在的共同利益，并能够通过友好合作弥合在其他方面可能存在的利益冲突。由于这种合作关系相对松散，且不具备实质性的约束力与机制保障，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一种合作的愿景。 构建“伙伴关系”也是中国外交的重要特色。从中国的角度而言，建立“伙伴关系”并不意味着中国与合作各方间不存在矛盾与利益冲突，而是强调平等互利、相互尊重、开放包容，主张通过沟通协作的方式解决双方间存在的问题，积极寻求最大公约数、实现利益聚合。具体地，这种“伙伴关系”往往涉及广泛的建设目标，涵盖从传统安全领域的多层次合作到非传统领域的协作发展。在国际经济关系相互依赖加深、经济利益日益跃升为国家核心利益的背景下，经济合作往往是国家间开展务实合作的重点领域，主要表现为经济体间多种形式的经贸合作与投资便利。

中国与伊朗两国外交关系向“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提升，是双方以历史纽带与现实需要为基础，增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关系的意愿表达。根据两国共同发表的《关于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两国将发展彼此关系作为本国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在经济领域，中伊将磋商研究25年全面合作协议，并致力于在以下几个方面推进伙伴关系：扩大双边贸易投资合作，在交通、通信、运输、铁路、港口、能源、银行等领域促进相互投资与合作；深化产能合作，加强在化石与可再生能源领域的合作，保障能源供应与运输安全，发展在能源产业上下游项目的投融资合作；推动金融合作，共同发展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国际基础设施融资平台；增进人员交流，在各领域开展经验和技术交流、人员培训等合作；共同维护促进亚洲地区的和平发展与经济振兴。上述声明内容可以被看作是中伊两国在经济领域建设战略伙伴关系的努力方向与目标愿景。

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下，中伊双边经济合作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两国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深化各领域的务实合作，合作深度与广度均有所拓宽。目前，两国经济合作主要涉及能源、化工、交通、电气、机械、纺织、工程承包等领域。在进出口方面，中国与伊朗的双边贸易增长迅速。从货物贸易来看，中国自2009年起连续保持伊朗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伊朗也已成为中国在中东的第三大贸易伙伴。1997年双边贸易总额仅为10.32亿美元，2014年即跃升至518.5亿美元，为迄今为止最高水平。受国际油价波动以及伊核协议签订后伊朗对外合作倾向调整的影响，2015年以来中伊贸易出现小幅下滑，但2017年仍实现371.39亿美元的双边贸易规模。其中，中国对伊朗出口商品总额185.85亿美元，自伊朗进口商品总额185.54亿美元，双边贸易总体保持平衡。能源领域是中伊贸易的重要标的。中国是伊朗最大的原油出口目的地，伊朗向中国出口原油规模约占伊朗原油贸易总额的25%，占中国原油进口总量的7％，是中国的第五大石油供应来源地。2018年，伊朗对中国出口原油共计2927万吨，约合58.79万桶/日。此外，中国是伊朗最大的非石油产品出口市场，伊朗也是中国商品出口的重要目标市场。在服务贸易方面，工程承包是中伊两国合作的主要领域。2017年，中国对伊朗承包工程完成额20.50亿美元，新签承包合同49.71亿美元，年末在伊承包工程劳务人员2149人。中国同时是伊朗的主要投资来源国之一，对伊朗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平稳增长。截至2017年底，中国对伊朗直接投资存量36.24亿美元。基建、能源、交通、有色金属等是中国企业在伊朗投资的主要领域。

二、中伊经济合作的战略意义

在全球格局多极化发展、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世界经济面临“逆全球化”挑战的背景下，发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被中伊两国作为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两国在政治方面的互信关系也推动了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作为中伊合作的传统领域，经济层面的合作是两国发展双边关系的现实基础，也是重点推进方向。尤其当前中东地区不稳定因素加强，伊朗政治经济渐“向东看”，伊朗与中国建设伙伴关系更突显其战略意义，两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经济合作大有可为。

（一）中伊两国比较优势互补，深化经济合作有助于实现互利共赢

经济发展是中伊两国的共同诉求与关键利益所在，为本国经济发展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是两国发展战略伙伴关系的出发点。从经济基础上看，中国与伊朗禀赋优势与经济结构互补性强。制造业是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比高。虽然近年国内在产业结构调整及改善能源利用方式上取得一定成效，但中国经济发展的单位GDP能耗仍处较高水平，且国内供求矛盾突出，石油对外依存度超过60%，对国际能源市场存在巨大需求。安全稳定的海外油气供给，对中国经济发展意义重大。伊朗自然资源储备丰富，油气探明储量位居世界前列，经济发展属于典型的资源出口导向型模式，对外部市场高度依赖。同时，伊朗掌握中东关键的石油运输通道，对全球能源供给具有重要影响。对中国而言，与伊朗在能源领域的贸易合作是维护本国能源安全的重要保障。同时，伊朗8000万人口及其相应的潜在购买力，对中国产品出口也具相当吸引力。伊核问题全面协议签署后，西方制裁暂时解除，伊朗经济获得短暂修复发展。但受经济制裁的影响，伊朗长期与世界市场隔绝，且短期内难以摆脱单一经济模式的制约，工业基础薄弱，基础建设百废待兴。伊朗政府对实现经济增长存在较高期待，也希望通过经济合作引入外部技术与资本，推进国内经济改革，助力产业升级。在这方面，中国相对完备的工业体系、先进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工程机械制造上的竞争优势，能够为伊朗经济发展提供支持。尤其是“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基础设施先行，重视发展国际产能合作，符合伊朗提升产业结构的需求，与伊朗经济发展的要求高度契合。此外，融资困难一直是制约伊朗经济发展的瓶颈。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丝路基金等“一带一路”框架下建立的多元融资平台，有助于缓解伊朗的资金问题。两国加强经济领域的战略伙伴关系，实现经济发展战略对接，存在利益聚合。

（二）中东地缘政治冲突日趋激化，伊朗经济稳定需要中国的支持

中东地区多方力量博弈复杂，国内外政治经济矛盾交缠。自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长期面临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的政治孤立与经济制裁，无法真正融入国际体系。资本缺失、通胀严重、失业高企、经济增长动力不足等结构性问题一直困扰伊朗经济。伊朗国内通货膨胀水平多年维持在两位数。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1月20日的12个月，伊朗通货膨胀率高达20.6%。失业率高居不下，尤其是年轻人口失业问题严重。2017年3月至2018年3月（伊历1396年）伊朗全国失业率为12.1%，科尔曼沙赫省失业率21.6%，首都德黑兰失业率11.0%，全国15周岁-29周岁的青年失业率高达25.3%，大量人口仍挣扎在贫困线以下。美国退出伊核协议重启制裁大棒，再次切断了伊朗的石油美元通道，意欲完全限制伊朗进入全球市场，对尚处于脆弱境地的伊朗经济造成更大打击。2016年经济制裁解除后重返伊朗市场的西方企业被迫调整政策，道达尔、马士基等公司相继宣布撤离投资，暂停或退出伊朗业务。伊朗货币里亚尔自2018年4月以来跌幅超过50％，经济面临停滞风险。伊朗将中国视为地缘政治经济博弈中的重要平衡力量，期待中国在相关问题上发挥积极作用。中国在中东战略的主导思想是经济发展，主张以发展带动政治、安全等其他问题的解决。在伊朗核问题上，中国始终保持建设性态度，积极推动“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达成与执行，也一直支持伊朗的国家经济发展规划。在经济上，中国的独立性相对较强，合作上也更具包容性。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后，中国仍然继续支持并维护协议，维持与伊朗的正常贸易投资活动。伊朗认为中国是“可靠”并“值得依赖”的合作伙伴， 将中伊关系看作是其“最具战略性”的对外关系。因此，经济战略上“向东”倾斜，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关系，也是伊朗在当前地区形势下的逻辑选择。

（三）伊朗地理区位独特，“一带一路”倡议推进需要伊朗的参与

伊朗地处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区位优势明显，传统上就是东西交通的重要节点国家。在古丝绸之路上形成的民间自发经贸往来中，波斯帝国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扼据东西贸易的通道，并成为亚欧经济合作的重要参与者。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路线上，伊朗也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海上丝绸之路”的交汇点，与“一带一路”沿线多国相邻，是“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的重要国家。同时，伊朗扼守霍尔木兹海峡，控制中东石油运输的关键通道，是亚欧物流运输的战略要地。伊朗的合作参与，能够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推进提供支持与发展空间。因此，中国将伊朗当作“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合作对象。伊朗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惠及双方，伊朗可以从能源、交通等领域的互联互通中获益，也乐于利用自身地缘优势发挥建设性作用，将“一带一路”下的区域合作视为伊朗融入全球市场的重要契机，希望利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双边伙伴关系带动本国经济发展。伊朗总统鲁哈尼在不同场合多次表示愿意参与和支持“一带一路”的项目建设，与中国拓展基础设施、能源、产能等领域的经济合作。伊朗财经部长塔布尼亚在中国参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明确表态，伊朗“具有独特的、理想的条件”，将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十分有效的作用”，“扮演关键角色”，与中国开展紧密合作。为推动“一带一路”下的双边合作，伊朗还专门成立了一个由政府相关部门以及私人部门共同组成的跨部门委员会。

三、“一带一路”下的中伊经济合作发展

中国与伊朗“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提升，为两国经济领域的合作揭开新篇章。中伊双方在“一带一路”倡议提供的合作契机下积极推进务实合作，两国贸易稳定增长、投资活动活跃，合作领域不断拓宽，经济领域的战略伙伴关系稳健发展。

（一）基础设施通联取得实质进展

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方向，也是中伊项目对接的重点合作领域。受多年制裁影响，伊朗交通系统总体投资不足，铁路运输在货运、客运的占比较低，公共设施陈旧，是制约伊朗经济发展的重要短板。伊朗政府把发展现代化铁路运输作为第六个“五年计划”（2016至2021年）的重要任务。另外，为突破进入国际市场的瓶颈，伊朗也渴望实现其与周边国家货运体系的连接，凭借区位优势成为亚欧的物流枢纽。连接德黑兰与中国境内多地的货运班列的开通是中伊在“一带一路”框架下设施通联取得的重大成果。中欧班列自2011年首次开行以来已建立了较为清晰的组织方式，形成东、中、西三条国际联运通道，基本建成枢纽节点。其中，中、东通道分别由内蒙古的二连浩特与满洲里（黑龙江绥芬河）口岸出境，接俄罗斯西伯利亚铁路到达欧洲各国。西部通道由我国中西部经阿拉山口（霍尔果斯）出境，伊朗是西通道上的重要节点国家。2016年1月28日，首趟中东货运班列线路开通，由浙江义乌启程，途径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到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全程10,399公里，历时14天，较海上运输节省近一半时间。截至目前为止，中欧班列开通了由浙江、湖南、陕西和内蒙古四省多个城市直达德黑兰的货运线路。其中，长沙 - 德黑兰航线已经实现常态化运营。中资企业还参与了伊朗国内公交系统的升级改造。德黑兰目前开通的地铁线路分别由中信国际和北方国际两家中资企业司承建, 中伊合资企业德黑兰轨道车辆制造公司承担全部运营车辆的提供。中车南京浦镇公司也与伊朗铁路工业发展公司达成了地铁车辆的合作协议，中方负责车辆设计、制造、调试与人员培训，并实现部分部件在伊的生产组装，以帮助伊朗提升工业制造水平并创造就业机会。此外，中国还承接了德黑兰-马什哈德电气化改造工程项目，项目建成后将提升地铁年载运能力至1000万吨。依托中国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技术、资金实力与建设经验，中伊两国在设施通联方面取得标志性成果，推动双方贸易往来，并带动相关产业发展。

（二）能源产能合作深化开展

能源是伊朗经济的命脉，根据第六个“五年计划”（2016至2021年），伊朗希望实现年均8%的经济增速目标，计划提升石油产量至470万桶/天，要求油气部门的投资增长31.9%，吸引300-500亿美元的外来投资。虽然伊朗油气储备丰富，但资源开发的技术能力仍有待提高，资金约束也限制了其产业升级的能力。为实现增长目标，伊朗非常重视在油气领域引入外资资本和技术。能源领域的合作是中伊经济合作的传统领域，但目前合作仍以初级的石油贸易为主。中国方面也希望推进与伊朗在产业上下游领域的合作，拓展从油气勘探、开发到石化生产的一体化项目。“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为中伊产能合作提供了积极的推动力量。北阿扎德甘项目油田开发是双方在能源领域的重点合作项目。中国石油在2009年日欧企业相继退出撤资后，与伊朗国家石油公司（NIOC）签署项目开发合同。开发过程一度因制裁影响被迫中止，2015年恢复生产并投入试运行。该项目被认为是伊朗目前自动化程度最高的油田，也是运作最成功的国际石油合作项目之一，被伊朗政府授予环保表彰证书。目前，北阿扎德甘项目油田年原油产量400万吨，天然气产量70万立方米。首批原油外输在2016年习近平主席访问伊朗后实现，正式进入回购合作模式的成本回收阶段。该项目的成功运营，是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后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务实合作取得的重大成果，增进了双方的政治互信与能源合作的信心。利用中国的开发、资金和装备优势，中伊双方在“一带一路”下还积极拓展各种形式的产能合作，帮助伊朗实现产业部门现代化，提高生产能力，并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三）产业园区共建初见成效

合作产业园区的稳步推进，是中伊在“一带一路”投资合作下的新亮点。目前，中伊主要在汽车和石化两个重点领域合作共建产业园区。奇瑞是第一家进入伊朗投资的中国汽车制造企业。2016年1月，习近平主席访伊期间，奇瑞汽车董事长尹同跃陪同访问，两国签署加强汽车合作的谅解备忘录，达成积极推进中伊汽车工业园建设的合作协议。在“一带一路”建设推动下，中伊巴姆汽车产业园区二期建设基本完成，目标年产能16万辆，同时计划吸引零部件制造、物流等配套企业进入。目前，奇瑞伊朗合资公司已经实现运营管理团队的本地化，是伊朗最大的外资汽车企业和第三大汽车制造商。另外，根据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指示，伊朗政府计划与中国合作在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建立新的工业园区，以减少对波斯湾的油气运输依赖，并带动里海至波斯湾东部经济带的发展。

（四）金融合作推进，经贸磋商与交流加强

金融领域是伊朗对“一带一路”框架下双边经济合作的关注重点。受制裁影响，伊朗长期被排除在国际金融体系之外，外汇短缺、融资成本高、国内金融体系落后，建设投资不足，始终是制约伊朗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虽然中伊两国商品和服务贸易活跃，但金融合作一直是两国经济合作的“短板”。随着“一带一路”下相关产业领域合作的推进，中国与中东地区金融合作加强，为伊朗创造的融资渠道增加，双方金融合作形式日益向多元化发展。伊朗制裁暂时解除后，习近平主席在2016年访问中东四国期间，宣布与中东主要国家联合设立专项基金，以推动中东工业化进程。为支持区域产能合作与基础设施建设，将设立总额550亿美元的发展基金，包括150亿美元的中东工业化专项贷款、100亿美元的商业贷款、100亿美元的优惠贷款，以及200亿美元与阿联酋、卡塔尔两国共同设立的投资基金。2016年8月，伊朗经济事务与财经部长塔伊布尼亚来华参加中伊经贸联委会第16次会议，与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分别签署融资合作谅解备忘录，为两国经贸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国家开发银行提供150亿欧元信贷额度，中国进出口银行承诺为伊朗提供长期低息优惠贷款，并不设额度上限。同时，伊朗央行与中国进出口银行达成协议，在中国进出口银行开设欧元、人民币账户以促进资金的汇兑结算。2016年9月，昆仑银行与中国伊朗商会签署设立规模50亿人民币的中伊企业国际产能合作母基金的合作备忘录，以引导资本投向双边产能合作项目。2017年7月，中国进出口银行与伊方正式签署德黑兰-马什哈德高速铁路电气化改造工程的融资协议，是双边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后中国进出口银行对伊朗提供的首笔项目融资，也是两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金融务实合作上取得的重大成果。此外，伊朗也积极参与“一带一路”下的多元融资平台建设。伊朗是第四个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国家，目前实缴资金15.81亿美元,占总份额的1.64％。伊朗还表示有兴趣加入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2017年5月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中伊等26国共同签署《“一带一路”融资指导原则》，为改善沿线国家融资环境，建设长期、稳定、可持续、风险可控的多边金融合作体系提供指导意见。

另外，中伊经贸领域的沟通交流也有所发展，贸易洽谈和商业展会活动频繁。中伊经贸联委会是中伊经贸磋商的重要平台，已经形成较为成熟的部长级双边沟通机制。伊朗政府与商界代表每年都来华参加举办广交会、贸洽会等重要展会，并积极参与2018年首次举办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另一方面，中国企业也在寻求扩大在伊朗的投资商机。自2016年起，中国贸易周每年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还有许多中国企业参加伊方主办的油气、工业、汽配等领域的国际展会，民间商业互动交流加强。

四、中伊发展经济战略伙伴关系的主要挑战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下，中伊经济合作有序发展，在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各方面均取得务实成果，两国都从不断加强的经济伙伴关系中获得收益。但是，目前两国在经济领域的合作与“全面战略合作伙伴”的愿景目标尚存差距，双方对合作的进展速度都难言满意，建设双边经济战略伙伴关系仍然面临着诸多挑战。

（一）政治风险仍是掣肘中伊经济关系发展的关键因素

由于美伊多年处于敌视和紧张状态，对伊朗发展对外经济关系造成现实与长期的潜在威胁。2018年5月，特朗普政府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并重启对伊制裁。伊朗能源与非能源领域的对外贸易均遭重创，国际结算的美元通道被切断，外国企业与金融机构与伊朗的正常经贸往来亦受打击，商业投资环境严重恶化，并诱发社会危机。尽管欧盟对美国的单边主义行动也持反对意见，意欲成立特殊的贸易支付通道SPV（Special Purpose Vehicle，特殊目的工具）以规避风险，但碍于美国对全球金融体系的控制能力，大量欧洲企业已经选择退出伊朗业务。中国虽然获得180天的临时豁免期限，但与伊方经济合作的外部不确定性显著增大。随着美国对伊朗制裁措施的逐步升级，中国与伊朗正常的经济活动已经受到冲击，部分公司及个人已被牵涉其中。虽然受制裁影响一度关闭的昆仑银行对伊结算业务近期已经恢复，但中资企业与伊朗进行贸易活动仍存在诸多风险变数。币值不稳一直是对伊贸易的主要风险之一，受制裁重启影响，伊朗货币里亚尔对美元汇率更是屡创新低，汇率风险加大。此外，自制裁措施重启以来，伊朗对外贸易及海关政策有所调整，如未能及时掌握相关信息，可能产生政策风险，也影响了中国企业对伊朗的投资信心。

（二）对“一带一路”倡议下经济合作的认知偏差影响互信基础

虽然伊朗官方与中国发展“一带一路”下的经济伙伴关系总体持积极态度，但在实际合作中仍存疑虑。“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西方媒体中出现大量对“一带一路”的过度解读，将中国主张的互利共赢的区域经济合作与政治动因相联系，夸大其背后的战略意图，甚至炒作“债务陷阱”的观点。这种曲解和误导，也使伊朗社会对“一带一路”倡议产生一定的错读。尤其是随着两国经贸互动的日益加强，伊朗国内对加深双边合作是否会导致伊朗经济对中国的过度依赖存在担忧，甚至怀疑中国会利用双边经济关系渔利，对继续推进经济合作心存顾虑。同时，伊朗对双边经济合作也存在一定程度不切实际的期待。在中伊正常的经贸活动中，往往寄希望于中国提供资金、技术等多方面单向支持，在项目合作中要求单方面的风险规避与收益保障。此外，伊朗民众对中国商品的认可度普遍不高，对“中国制造”带有色眼光，并将伊朗商人低质货品的进口选择等问题都归咎于中国，质疑中国在倾销劣质商品，认为中国商品的进入对伊朗工业造成冲击。另一方面，伊朗与中国合作的态度摇摆，也影响了双方经济伙伴关系的互信基础。在伊核协议前的国际制裁期间，中国企业冒着投资风险与伊朗开展商贸活动。在伊核问题六方会谈开启后，欧洲和日本企业有望重新进入伊朗市场。在出现更多潜在选择的情况下，伊朗在商业合作上明显待价而沽，其当局以及私人部门都出现有意调整对华经济关系的倾向。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2014年伊朗国际制裁出现缓和之机，伊方即以项目延误为由取消了与中石油在南阿扎德干油田的合作开发协议。

（三）伊朗发展“抵抗型经济政策”，对外经济合作意愿存在不确定性

伊朗经济结构单一，财政收入主要依赖油气出口，对外部市场高度依赖。此外，由于伊朗整体经济基础较为薄弱，基础设施投资不足，经济发展迫切需要引入外部资本与技术。而为了应对制裁，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于2014年提出建设“抵抗型经济政策”的战略，其核心目标是增强经济自立，摆脱单一经济模式困扰，降低对外依赖度。具体而言，该政策鼓励进口替代、强调国内投资，希望通过振兴本国产业以实现经济的独立性，建立一个抵抗性的、稳固的经济基础。同时，重视国际经济合作伙伴的多样性，警惕对少数国家的依赖。在美国重启对伊制裁后，伊朗当局加强经济内向发展的倾向更为明显，愈加强调运用本国资源条件发展经济，在关税及投资保护等政策上都有所改变。因此，在实际对外合作中，伊朗一直在减少对外依赖的战略意愿和寻求外部支持的实际需要之间摇摆不定，对外经贸与投资政策存在调整可能，也对中伊两国进一步深化经济领域的伙伴关系带来不确定性。

（四）经济合作的营商环境亟待改善

伊朗复杂的营商环境也是阻碍中国企业进入伊朗市场的重要因素。根据世界银行发布的《2019年营商环境报告》，尽管较上一年度，伊朗在税收改革、加大投资便利等方面取得一定进展，但其综合营商环境排名在全球190个经济体中仍仅处于第128位，在企业设立、电力获得、投资者保护、信贷获得、纳税、跨境贸易、破产办理等分项指标上的得分都较低。 2018年9月，瑞士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另一项评估商业环境的全球竞争力指数上，伊朗也排名落后，在140个国家中位列第89位，主要的竞争力要素均亟待改善：制度环境（121/140）、宏观经济稳定（117/140）、产品市场效率（134/140）、劳动力市场效率（136/140）、金融体系建设（98/140）、商业活力（119/140）。此外，非政府组织透明国际对全球183个国家 “清廉指数”的排名中，伊朗也只位列第138名。总体来看，监管负担是在伊朗投资的主要障碍。伊朗政府管理的透明度不高，司法决策带有明显的宗教色彩，监管法律复杂且经常规章不定，有时不同部门间的合规要求甚至相互矛盾。在伊朗从事商业活动需要实时掌握海关、税收等相关法规动向，平添了外来投资者的经营负担。另外，伊朗行政部门的运作效率普遍较低，冗繁的审批流程、过长的等待时间，常常令投资者望而却步。在对外来投资者的保护上，伊朗政府的相关政策也落实不到位。中国企业与伊方合作发生商业纠纷时，往往发觉求助无门并因此丧失投资信心。融资困难是对伊投资的另一障碍。伊朗金融市场落后，银行资不低债，中国企业一般很难从其金融体系中获得融资。由于潜在投资风险高，中资金融机构对伊朗业务的信贷支持也较为谨慎。中国与伊朗资金结算的主要渠道昆仑银行，对公司开立账户的资本要求与交易额度均有严格限制，限制了中小企业的进入。并且，在中伊经济合作项目中，伊朗方面要求的合同条款往往非常严苛，对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商业合作理念认识不足，也制约了双边互信互利伙伴关系的建设。

结论

中伊两国经济互补、现实利益交汇，深化经济战略伙伴关系能够为双方创造合作收益。伊朗视中国为经济稳定发展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中国也欢迎伊朗在“一带一路”倡议建设中发挥重要的伙伴作用。伴随“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中伊经济合作在各领域都具备发展空间，但也存在各方面的压力。在全球经济不确定因素加强的背景下，中伊经济合作有利于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双方应该为推动更紧密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采取切实行动。两国应进一步加强政策沟通与协调，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认知偏差，增进经济合作的互信基础，实现国家发展战略的对接。中国主张通过政治外交协商妥善解决伊朗核问题，并愿意保持与伊朗正常的经济伙伴关系，中国企业也希望继续与伊朗进行贸易和投资合作。双方可以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共同努力，继续推进基础设施共建与产能合作。同时，深化金融领域的合作，加快中伊贸易的人民币结算进程。此外，伊朗也需要进一步改善治理，加强投资者保护，创造更有利于双方合作的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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