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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丝绸之路上波斯商人的样子

来源:“文汇学人”微信公众号


唐代丝绸之路上波斯商人的样子


葛承雍


多年来,考古出土的唐代胡俑中背行囊弯腰者较为多见,海内外学术界许多研究者都将他们定名为“步行胡商”或“波斯胡商”“大食商人”,指代穿越茫茫西域丝绸之路的商人。凡是向人们展示丝绸之路商贸时,就会摆出这类胡商形象的陶俑。


从目前搜集到的几十具这类胡商陶俑造型来看,形象可大致分为三类:一是弯腰负重者,二是端立不动者,三是手持包袱者。每一类都形象基本雷同,姿态常规不变。


1. 弯腰负重者


由于这类背负包囊而被压成驼背的胡俑,作躬身行走状,所以被形容是穿越茫茫西域丝绸之路的商人,即“行进于沙漠之中执壶背囊的大食人”;还有人把他们描绘成沿着丝绸之路长途跋涉的波斯商人,是不畏艰辛的“行旅商人”或估客,“模仿原型肯定是千里迢迢长途贩运的中亚胡商”,但这样的判断令人生疑。单独一个胡商背负着如此沉重的包囊,没有携带必备生活用品,根本不可能长途跋涉穿越沙漠戈壁。漫漫路途没有护送,不跟随驼帮或马队、驴队,非常容易遇到劫匪强盗或自然灾害的侵袭。所有的胡商陶俑,造型上全都戴帽子,都穿一样的长及于膝盖的夹衣皮袍,少有束腰单衣长衫装扮,似乎旅程中总是寒冷季节无分冬夏。而且皮袍下摆均被风掀开一角,颇有风餐露宿之态。胡商都穿粗糙的长毡靴,而不是精细的短皮靴,或是裤筒扎进鞋履,靴鞋是他们最重要的装备之一,不仅暗示他们比较寒酸,亦意味着他们身份较低。


从艺术造型上说,雕塑工匠细切入微地状写了胡商的形象:一种是莞尔而笑,风尘仆仆中露出善良本分;一种是低头俯视、气喘愁苦,眼神迷茫中带着警惕,似乎是迷失方向的贩客。饱满动容的形象背后是细腻的心理刻画。这种胡商流动广泛,属于小商小贩无恒产者,甚至属于社会底层“游民”行列,作为“贩夫走卒”地位肯定不高。他们流落游走于城乡之间,渗透在乡里草根和市井平民中间,无法与那些粟特富商大贾相比。这类胡商全身粗糙的服饰已经说明了身份。富有的胡商绝不会自己背负沉重的行囊步走。


从社会身份上说,独立的小商贩身份不会很高,可算是地位卑下的弱势群体。在雕塑者眼中,低头、佝偻的负重形象并不美好,曾有人谐谑驼背人“出得门来背拄天,同行难可与差肩。若教倚向闲窗下,恰似箜篌不著弦”。值得注意的是,这类胡商都不是年轻人形象,而从史君墓、安伽墓等发现及美秀美术馆所藏的粟特商队图像上可以看到,商队的主要成员应当是青壮年的男人。

   

 

卧驼及骑驼俑,西安博物院藏


2. 端立不动者


这类陶俑全都是站立者,双腿恭恭敬敬站直,一律右手手握执壶,其范式没有变化,仿佛是听从主人的命令,或是恭顺地讨好主人神态。然而,胡商为什么被塑造成如此谦恭顺服的形象,令人纳闷。笔者曾认为这类站立端正者就是史书上记载的“细脚胡”。


“细脚胡”大概原指体形细瘦、地位低微的胡人,后引申为那些携带轻便而易于步行运输货物的胡商。《北史·儒林传》记载:“何妥字栖凤,西域人也。父细脚胡通商入蜀,遂家郫县。事梁武陵王纪,主知金帛,因致巨富,号为西州大贾。”然而,“细脚胡”事例仅此一则,很难据此定性。唐代被商人(包括胡商)雇佣运输货物、驱使驼马的“作人”又称为“赶脚”“脚夫”,他们是商业经济领域中的重要劳动力。从吐鲁番文书过所来看,往来西域沙碛长途贩运“行客”必须雇佣有“根底”认路而又强壮的赶脚。然而,这样的赶脚往往只是装货卸货的搬运工,本人不是行走小商贩,他们与驮队雇主有着不能脱离的依附关系,不是自来自往的单帮,不会是孤苦伶仃的形象,也不会手持波斯式胡瓶,所以作人与单独背负行囊商贩应该有区别。


胡人手拿的执壶(或银胡瓶)究竟作何用?对此,一种观点认为路途遥远,胡商手拿的囊壶是喝水之用;另有观点认为胡商手执的胡瓶乃是叫卖的物品。我猜测胡商手中所持是胡瓶而非囊壶,也即胡商经常提及的银胡瓶、金胡瓶。只有胡商才有金瓶使用,或许是他们必带的身份标志,而不仅是一般的生活用品。作为胡商身份表征,艺术工匠才会将其塑造在胡俑形象上。


客观地说,出身小商贩的胡商肯定地位低微,他们要饱受地方官府的管控,缴纳衙署关口的赋税,经常遭受掮客牙人的居间盘剥,以及孤单上路伴随商旅沿途风险等苦楚。仅从公元4世纪粟特商人之间的书信来观察,他们经常由于时局危机而陷入困境,没有什么乐观的消息;而且信件显示出那种“在一个相当广泛地理区域内活动的小商贩”的典型特征。在唐代社会中,民间商人被视为“杂类”“贱类”“杂流”等社会阶层,被贵族士大夫乃至一般市民看作唯利是图的小人,是不能登大雅之堂,也不能入仕做官的。即使在一些博戏玩乐场所,属于贱类的商人也常被人驱逐出去,不得与良人平民共嬉同戏。


3. 手持包袱者


这类手持包袱的陶俑出土较少,这里从形象上见仅举三例:


其一故宫所藏之定名为“唐代大食人”的陶俑,头戴卷檐高帽,包袱内包裹的物品据研究者推测是丝绸,大概是因为丝绸可以卷成包袱。实际上这位胡俑左手夹持包袱,右手似乎在振臂挥手、吆喝叫卖或捏码交易。


其二满脸胡须的胡商俑,左胳膊手夹卷裹的纺织品,右手举起作交易捏码状,侧身似乎在讨价还价。美国博物馆研究者称此为闪族人,即阿拉伯人或犹太人,认为是来自喀什的卖小地毯或是小毛毯的商人。也有人认为是来自伊朗东部的商人,在唐朝控制中亚时类似形象和衣着者多是闪米特(Semite)人。


其三头发中分的站立俑,被美国私人收藏家判定为西亚商人,其头发被梳成突厥式,但穿着波斯胡服;右手夹拿毡毯于腰间,左手举起胳膊,仿佛正在市场上吆喝叫卖。但我们不能肯定他手拿的是毡毯还是包袱。


我们看到的这些手持包袱的胡俑,显然不是大商人,只是市集上叫卖的小商小贩,流动性极大,哪里有利就走向哪里。中唐以后,朝廷文臣官僚多指责商人暴富,甚至夸大其词说商业发展加剧了农民的贫困。实际上,社会各个阶层各有分野,不会都去经商,何况小商小贩的资产与营业范围有限,本小利微,营业范围不广,无需雇人,“鬻贩为业,日逐小利”,经常是亦商亦农兼有。但是估计这类小贩人数众多,与芸芸众生的生活非常密切。


                           


1954 年西安灞桥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唐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年)七月诏令鸿胪寺,规定“蕃客入京,各服本国之服”。但这仅针对国家官府使节,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胡商俑戴着唐人幞头,可能是装束打扮上接近唐人,更容易融入城乡社会。

                           



西安市王家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1948 年长安嘉里裴氏小娘子墓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胡商”原本只存在于文字中,要形象感受,唯有依靠古代雕塑绘画艺术工匠的描摹记录。这使人很容易推想到工匠对胡商形象非常熟悉。他们顺从墓主人家庭要求,相信如能让俑环立侍侯,就是和灵魂接触的最好印证,所以工匠制作那些小本经营胡人商贩的造型,放在墓中随时满足主人需要,而且胡商俑一定是含辛茹苦的憔悴形象。

                           


背囊胡商俑
唐|彩绘陶
高23.5厘米
河南洛阳出土
洛阳博物馆藏(000071)


考古出土的唐代胡俑中,胡商多为背负着方形行囊被压弯腰的形象。为了判定胡商身份究竟是富豪、坐商还是行商、贩客,确认背囊里究竟装载何种物品极为关键。


根据《吐鲁番出土文书》所记录高昌时期市场交易状况,当时官市收取“称价钱”的账历残片,交易货物有黄金、白银、蚕丝、石蜜、香料、药材、石、硵砂等。尽管这些交易货物种类出自西域一个地区,但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经过文物与文献记载互补,我们认为有以下可能性:


1. 石蜜:石蜜一般为固体的硬糖块,将甘蔗汁或糖稀加热浓缩,配合牛乳、米粉煎炼合成。石蜜价格昂贵,利润空间大,自然成为胡商贩运的货物。


2. 杂货:如果胡商确实是货郎,他们的行囊就可能是摆放兼展示物品的货箱子,放下后打开即为多层木制槅子或货架,方便买主顾客挑选货物。胡人不用担挑,背在身后便于快速行走。


3. 药材:唐代各地均有药市,城乡百姓遭受病痛折磨时急需用药,药市店主和草肆摊贩均可提供。流动于全国大小市镇和江湖上经营药材买卖的人,经常吸引着众多有病求医的患者。


这样看来,这类胡商陶俑不是丝绸之路上骑驼牵马的贩运行商,只能是长安、洛阳两京以及其他州府城镇活动的小贩。这种胡商走街串巷、进坊入曲,是出卖异地商品的小买卖人。

                           


对狮对象牵驼人物纹锦
北朝|平纹经锦
长39,宽19(单位:厘米)
中国丝绸博物馆藏


此锦为1∶2平纹经锦,经线三组,分别为蓝色、褐色和白色,图案经向循环为12.5厘米,纬向循环通幅。图案以对波纹为骨架,骨架中排列各种不同的纹样母题,所有纹样均在经向有镜向对称,因此,每一个骨架中表现的都是一正一倒的两个形象。原织物中间为一典型的庙宇式结构建筑,室内有一正面坐像,很有可能是一尊佛像,室外左右两边各坐一人,表现的可能是一佛二弟子的造像。两侧各有三组纹样,从左到右分别是走象、卧狮和牵驼,其中牵驼人物所表现的正如一位商人牵驼来到一泓清泉边,清澈的泉水映出了完整的人形。


骆驼被誉为“沙漠之舟”,在北朝至唐代的丝绸、雕塑、壁画等各种载体上频频出现,骆驼按其驼峰的数量分为单峰驼和双峰驼,该锦片上的骆驼形象为双峰骆驼,这种骆驼产于我国及中亚,属巴克特利亚种,也是中国境内艺术品中较为常见的骆驼形象。骆驼行走于沙漠之中,而沙漠中带领驼队从事贸易的则以胡商居多,因此胡人牵骆驼、胡人骑骆驼的搭配,中原人视为理所当然,唐代杜甫更是留下了“胡儿制骆驼”的诗句。此件织锦的驼下还织有铭文“胡”字,极可能表现的就是丝绸路上的胡商形象。同类织锦发现甚多,见于报道的有新疆吐鲁番出土的“胡王”牵驼锦、狮象纹锦和青海都兰出土的对狮对象牵驼人物纹锦。

                           


胡人牵驼砖
唐|砖
长35.8,宽34.5,高6(单位:厘米)
敦煌研究院藏(Z00065)


此砖出土于敦煌佛爷庙唐墓,位于墓壁下部。砖上骆驼背负重驮,四肢健捷,昂首阔步,甩尾前进。牵驼人头戴中亚塞种人的尖顶帽,高鼻深目,身穿圆领窄袖服,右手紧握缰绳,左手杵短杖,表现了牵驼人与骆驼长途跋涉的精神面貌。砖面构图均匀、紧凑,造型比例适度,神态生动真实,刀法熟练,从内容到形式均属敦煌文物代表作品中之上乘。不仅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而且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它真实地再现了当年运载丝绸等货物的骆驼商队不畏艰险,日夜兼程,在叮当作响的驼铃中行进的情景。看到它不禁使人想起唐代诗人张籍《凉州词》中“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的生动诗句。它是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国际间友好往来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