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1501年萨法维王朝定都大不里士、问鼎伊朗最高权力后，因地缘政治、宗教等核心利益之争与同处伊斯兰世界的另一大国奥斯曼帝国展开了百年争夺。在这场持续百年的争夺与较量中，位于安纳托利亚和外高加索地带的土库曼和库尔德部落成为影响两国关系的重要因素。迁徙而来的土库曼部落和长期居住于此的库尔德部落，在部落结构、宗教信仰等方面既有相似性又具有异质性。而土库曼部落和库尔德部落聚居的安纳托利亚和外高加索地带对两国都具有战略价值，在长期争夺中部落成为影响两国对内政策和外交走向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 萨法维王朝；奥斯曼帝国；部落
作为伊斯兰世界最后一个辉煌时代的两大帝国，萨法维王朝和奥斯曼帝国都曾深刻影响中东地区政治格局的发展和演变，而从萨法维王朝创立伊始，就因地缘政治和宗教等核心利益与奥斯曼帝国冲突不断，冲突与对抗成为其建国200余年与奥斯曼帝国外交关系的主要表现形式。两国也在不断的冲突和对抗中初步建立起对自身民族和国家的认同，并最终分别构建起现代中东两大国家——伊朗和土耳其。居于中央集权国家周边的部落，因自然地理环境和政治等原因，通常对中央集权国家认同感较低，是中东近现代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难以解决的顽疾。在近现代民族国家构建尚未完成的16世纪，定居在奥斯曼帝国和萨法维王朝周边的部落成为影响两国对内政策与对外交往的重要因素。部落的政治倾向和选择，在两国国家构建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理清周边部落的作用，以及部落对两国内政和外交的影响，都将有利于深入理解萨法维王朝和奥斯曼帝国关系的复杂性和曲折性。
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关于萨法维王朝和奥斯曼帝国关系的研究成果颇丰，主要有弗雷德里克·斯蒂芬（Frederic Stephen）的《奥斯曼土耳其、萨法维王朝和莫卧儿王朝的穆斯林帝国》；道格拉斯·斯图萨德（Douglas E. Steusand）的《伊斯兰火药帝国：奥斯曼土耳其、萨法维王朝和莫卧儿帝国》等，对于萨法维王朝与奥斯曼帝国的百年冲突进行了翔实的论述，同时对部落在双方关系进程中的具体事件进行了描述。国内相关论著主要关注两国历史发展脉络和冲突的原因、影响以及对近代中东国家关系发展演变的重要性，且较多从民族国家构建和宗教意识形态角度考察两国关系，并未从部落角度进行深入探讨。
简而言之，在长期的敌对关系中，战争与和谈成为贯穿萨法维王朝时期的常态化事务，而影响两国关系进程的因素颇多，学术界也对双方关系探讨颇丰，但是对于影响两国关系的部落因素较少探讨。历史上，两国交往的形式受到周边部落的重要影响，而居住在两国周边的诸多部落成为两国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考量。据此，本文将从部落角度出发，对萨法维王朝与奥斯曼帝国交往互动进行梳理，探讨部落对两国关系的价值和意义，分析部落对两国外交和内政的影响。
一、萨法维-奥斯曼时期周边部落的形成和特点
1501年，萨法维王朝开国君主伊斯玛仪一世（Ismail Ⅰ）在大不里士成功问鼎伊朗王权，开始了200余年的萨法维王朝时期。与此同时，西部的奥斯曼帝国业已立国200多年，成为横跨欧亚非的强大帝国。16世纪并没有现代民族国家框架内清晰的边界概念，所以并不能将当时两国周边的部落放置于现代国际关系语境中简单定义为边境部落，因此，本文涉及的部落主要指居住在两国传统疆域内、成为两国领土争夺焦点的部落。在萨法维王朝将势力拓展至奥斯曼帝国东部地区，即安纳托利亚东部、阿塞拜疆、格鲁吉亚等地和伊朗高原西南部的胡泽斯坦等地后，这些地区成为两国之间政治军事缓冲地带，同时也成为两国争夺的焦点地区。当时生活在上述地区的部落主要为库尔德诸部落和土库曼诸部落，所以本文探讨的影响萨法维王朝和奥斯曼帝国内政与外交的部落主要为土库曼部落和库尔德部落。
（一）土库曼和库尔德部落的迁徙与定居
在萨法维王朝和奥斯曼帝国并立时期，土库曼部落主要居住在安纳托利亚东北靠近伊朗的边境地区。关于土库曼部落起源的观点不尽相同，其中可以达成共识的是土库曼部落是突厥人的一支，从公元6世纪开始自东向西迁徙，11至13世纪开始在中亚河中地区定居。15至16世纪，伊朗高原共有三次土库曼部落迁入的浪潮，掀起前两次浪潮的主力军是长期对峙的两大土库曼部落联盟：黑羊王朝（Kara Koyunlu，1380—1469）和白羊王朝（Akkoyunlu，1396—1508），他们凭借部落联盟军队占据了安纳托利亚东部和帖木儿帝国的大部分领土。黑羊王朝在控制伊朗和阿塞边疆近一个世纪后被白羊王朝代替，白羊王朝和他的同族黑羊王朝一样统治也较为短暂，其控制疆域从安纳托利亚到呼罗珊地区，最远到达波斯湾。而第三次的浪潮则是从安纳托利亚迁徙到伊朗高原，其主力为萨法维王朝建立作出突出贡献的七大土库曼部落。
早在奥斯曼帝国之前，库尔德人作为生活在中东地区第四大古老民族业已长期居住于库尔德斯坦。目前，关于库尔德人的起源并无确切史料可以考据，学者普遍认为库尔德人与米底人（Meds）有着密切的联系，应该是米底人的后裔，米底王国（约公元前678—前549年）位于现代的伊朗西部、伊拉克东北部和土耳其东南部的交会之地。现代考古发现证实，库尔德人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苏美尔城邦时期的一块泥板文书上记载的“卡拉达之地”（the land of Qarda），经考证，“阿拉拉特山”（Mount Ararat）所在之地“卡拉达”的确在现今的库尔德斯坦地区。直到公元10世纪，库尔德人的社会组织仍然是部落，以地方统治的地域分割为特征，在阿拉伯帝国衰落之际出现过具有半独立性质的库尔德国。据文献记载，公元959年，库尔德人建立了一个名为哈桑瓦西斯（Hasanwahys）的王朝，位于哈马丹（Hamadan）周围的库尔德斯坦东部地区，对其他库尔德部落有着强大的政治影响力。
13世纪蒙古帝国的西征对库尔德部落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而一个世纪后的帖木儿帝国又征服了库尔德斯坦的大部分地区，使正在恢复的库尔德部落遭受重创，脆弱不堪。帖木儿帝国昙花一现后，土库曼部落联盟开始崛起并逐渐向库尔德斯坦渗透，其中以黑羊王朝和白羊王朝实力最强，在短暂的黑羊王朝统治时期，库尔德部落首领与其合作并恢复他们的权力。然而，在白羊王朝取代黑羊王朝后，库尔德部落因为对黑羊王朝的效忠而再次受到迫害。而白羊王朝被萨法维王朝取代后，库尔德部落则开始了在萨法维王朝和奥斯曼帝国的相互争夺中夹缝生存的历史。
（二）土库曼部落和库尔德部落的特点
通过对萨法维王朝和奥斯曼帝国边境地区的两大部落土库曼部落和库尔德部落的起源和分布进行梳理后不难发现，这两个部落既有相同之处，也存在着差别：第一，从土库曼部落和库尔德部落的起源来看，双方作为族群都各自拥有悠久的历史，但是由于没有确切的史料记载和文字记录造成多种起源说的现象。土库曼部落作为发轫于游牧民族的部落经过漫长的迁徙历史到达安纳托利亚高原、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等地，并逐渐发展成为盘踞在今伊朗和土耳其边境地区军事实力强大的部落联盟。而库尔德部落作为长期生活在西亚北部库尔德斯坦的土著居民，历经千年逐渐形成聚居在高山地区的诸部落，常年生活的高地山区一带决定了其易守难攻的地缘优势和骁勇善战的军事优势。
第二，从土库曼部落和库尔德部落的宗教信仰来看，双方都在阿拉伯帝国军事扩张和宗教传播过程中集体皈依了伊斯兰教。不同之处在于，土库曼部落作为游牧民族在其皈依伊斯兰教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融入了本民族的原始宗教信仰，而在其迁徙定居之处的安纳托利亚地区正是多种宗教派别汇聚之地，其中苏菲派和什叶派的信众最多，土库曼部落在接受伊斯兰教过程中，大部分人选择了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什叶派信仰。库尔德部落在皈依伊斯兰教前，大多数人信仰琐罗亚斯德教，相对于土库曼人最初信仰的原始宗教，琐罗亚斯德教显然更具有系统性和理论性，所以，库尔德人的信仰基础相对稳定。在阿拉伯帝国入侵后，大多数库尔德人逐渐接受的是逊尼派信仰，这与土库曼部落信仰的以什叶派为主的伊斯兰教有着明显不同。
第三，从土库曼部落和库尔德部落的政治结构来看，双方都属于以部落为基础的社会组织，也都经历了从松散的氏族部落到部落联盟的发展历程。相比之下，土库曼部落的内部结构等级制更加森严，等级划分更加明确，而且在萨法维王朝之前已经建立过由土库曼部落为主的黑羊王朝和白羊王朝。这与他们在长久迁徙过程中的部落发展不无关系，在漫长的迁徙过程中必然会与当地居民进行融合，共同发展成几个强大的土库曼部落联盟。而相对于土库曼部落，库尔德部落的部落结构更为简单，总体上来说，库尔德人的部落联盟始终未能突破他们聚居的库尔德斯坦地区。库尔德人聚居的库尔德斯坦地区以高原和山地为主，地形崎岖，地理环境闭塞。特殊的地形一方面使库尔德人在长期的外族统治下保留了自己的语言文化，而另一方面造成其社会发展明显滞后于其周边民族。
综上，土库曼部落和库尔德部落在生存环境、宗教信仰和部落结构等方面存在着诸多相似性，两大部落体系也各自拥有自己的独特性。经过数个世纪的漫长迁徙，土库曼部落在16世纪成为安纳托利亚东部和伊朗西部中间地带的主要定居民族，并在数次的权力转换中成长为重要的政治力量，库尔德部落作为世居在库尔德斯坦的古老民族，一方面承受着外来军事力量的打压和控制；另一方面，部落内部仍顽强地保留自身独特的文化认同。而这看似矛盾的相似性和异质性，成为16 世纪萨法维王朝和奥斯曼帝国相互争霸过程中影响两国对外交往和对内政策的重要因素。
二、萨法维-奥斯曼帝国的核心利益之争
萨法维王朝和奥斯曼帝国周边部落所在区域主要包括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以及安纳托利亚等，其中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为外高加索地区。上述地区既是萨法维王朝的发源地和军事要地，也是奥斯曼帝国的核心利益所在，所以，两大帝国在部落政策上的角力超出了单纯的军事较量，转为复杂的政治博弈。
自11世纪起外高加索地区就是塞尔柱突厥人的主要迁徙地，到了14世纪，这一地区已经聚集了大量的突厥部落，从而迫使原本居住在外高加索的亚美尼亚人迁徙至地中海北部的西里西亚（Cilicia）。突厥部落的大规模迁徙和伊斯兰教的传入使外高加索地区的历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突厥诸部落最终完成了构建近代伊朗民族国家的历史任务。而1501年建立萨法维王朝的萨法维教团正是发轫于阿塞拜疆的阿尔达比勒（Ardabil）地区，萨法维教团经过多年经营，在土库曼部落的支持下占领大不里士（Tabriz），初步完成了构建伊朗近代民族国家的历史使命，萨法维王朝也成为伊朗近代史的开端。所以，地处外高加索的阿塞拜疆地区不仅是萨法维家族的龙兴之地，还是其精神家园。此外，从地缘政治角度看，包括阿塞拜疆地区在内的外高加索对萨法维王朝同样重要，其位于黑海东南和里海西南岸的地理位置是萨法维王朝对西守卫西北边疆，同时也是与欧洲国家进行贸易和军事联系、绕道与俄国联系和发展贸易的重要通道。安纳托利亚地区不仅是萨法维王朝继续向西征服扩张的重要战略要地，也是其土库曼部落的聚居地，是萨法维王朝向西进行宗教传播和扩大政治影响的热土。所以，无论从家族起源、宗教情感还是国际战略价值角度看，安纳托利亚和外高加索地区对萨法维王朝来说都十分重要。因此，萨法维王朝采取多重措施彰显自身统治的合法性。伊斯玛仪一世在立国后花费重金修建以其先祖谢赫·萨菲·丁（Sheikh Safi al-Din）命名的谢赫·萨菲·丁圣殿，萨法维王朝的历代统治者从未忘记自己的出身，花费重金购置大量的艺术品装饰祖先的圣殿，使圣殿成为朝圣之地和宗教建筑的典范。阿巴斯大帝曾不远万里从中国购置瓷器用以供奉谢赫·萨菲·丁圣殿，无不彰显着阿塞拜疆地区对萨法维王朝统治者的重要性。
对于奥斯曼帝国而言，高加索地区是其环黑海霸权的重要屏障和依托，也是其对萨法维王朝长期保持战略优势的地缘支撑。而且，外高加索地区与奥斯曼帝国统治的核心区域安纳托利亚地区紧密相连，对前者的有效控制与否直接关系到帝国疆域的稳定。安纳托利亚地区在奥斯曼人的早期征服时期就已经占有重要地位了，1302年，奥斯曼人通过夺取埃斯基谢希尔（Eskisehir）与卡拉贾希萨尔（Karacahisar）要塞，控制了从中央安纳托利亚高原至比提尼亚平原间的咽喉要道，并占领耶尼谢希尔城（Yenisehir），由此得以进入时属拜占庭帝国的比提尼亚尔平原地区。1331年，奥斯曼人更是占领了拜占庭帝国在安纳托利亚地区最大的城市尼西亚，并迁都于此，所以，安纳托利亚地区是奥斯曼帝国取代拜占庭帝国，开启辉煌征服历史的肇始之地。奥斯曼人无论向西对欧洲进行征服，还是向东对亚洲地区进行扩张，安纳托利亚地区都是其东西纵横的根基所在。自古以来安纳托利亚地区就是东西方文明的重要交汇之地，两河文明、希腊文明、波斯文明、罗马文明等诸文明都曾征服过该地区，带来了多民族的交融。公元11世纪，塞尔柱突厥人开始陆续进入安纳托利亚地区，并在1071年打败拜占庭帝国的军队，彻底摧毁了其东部防线，从而开始了安纳托利亚地区突厥化的进程，同时也开启了突厥人信仰伊斯兰教的进程。13世纪的蒙古西征打破了塞尔柱突厥人的统一，使安纳托利亚地区的政治格局呈现碎片化状态，建立起的各封建王朝围绕安纳托利亚地区开展激烈争夺，其中率先统一安纳托利亚地区全境的正是奥斯曼帝国。与此同时，蒙古人西征后旭烈兀建立的伊尔汗国导致大批土库曼部落被迫向安纳托利亚地区迁徙，导致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局势更为复杂，库尔德部落、土库曼部落、亚美尼亚人等都开始长期聚居于此。由于奥斯曼帝国将安纳托利亚地区作为自身统治的“核心”区域，为了维护“核心”区域的安宁，奥斯曼帝国必须确保对安纳托利亚东部地区、伊朗高原西部以及两河流域的控制，而安纳托利亚连接的伊朗北部及高加索地区的贸易路线，一直以来都是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所以，经济因素和战略地位决定了奥斯曼帝国对安纳托利亚地区必须保持主导地位。萨法维王朝尚未建立前，奥斯曼帝国在安纳托利亚地区已经鲜有竞争对手。奥斯曼帝国安纳托利亚高原的统治稳定，宗教政策相对宽容，支持各类宗教团体，并不禁止民间的非逊尼派信仰。实际上，在萨法维教团没有向政治实体转变前，奥斯曼帝国一直希望与其保持相对友好的关系，而后者也一直对安纳托利亚地区各部落的信仰保持着高度的宽容，奥斯曼苏丹还曾定期派人向阿尔达比勒的萨法维家族圣殿送出贵重礼物。但是，随着萨法维教团逐渐崛起为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成功问鼎伊朗王权并迅速扩大统治范围后，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局势开始发生重要变化。萨法维王朝视该地区为帝国向西继续渗透，并夺取富庶两河流域地区的前哨阵地。作为争夺塞尔柱王朝遗产的另一个竞争者，萨法维王朝是继黑羊王朝和白羊王朝之后依靠土库曼部落建立的强大王朝，建国伊始就展现出扩张意图，并致力于建立一个包括安纳托利亚东部在内的大型帝国，而作为新兴国家的萨法维王朝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关系不可避免地陷入危机之中。
此外，外高加索地区和安纳托利亚高原都有大量的突厥部落和库尔德部落聚居，成为萨法维王朝和奥斯曼帝国重要的兵源补充地及军需补给基地。无论是外高加索地区还是安纳托利亚地区，对两个帝国而言都至关重要。作为同样建立在塞尔柱王朝废墟上的国家，意图继承塞尔柱突厥遗产的两大帝国，无论是在战略地位的重要性上还是在历史文化记忆的承载上，外高加索和安纳托利亚高原地区都关系到两国的核心利益，所以，作为生活在两国核心利益圈内诸部落的归属就成为两国争夺的焦点。
三、部落因素对两国统治政策的影响
通常来说，部落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结成紧密的政治实体，部落居民对部落首领进行效忠而非对国家君主进行效忠。在16—18世纪的西亚地区，国家概念尚未明确，中央政府控制力的强弱往往决定着部落的效忠与否。在中央政府强大时，部落首领摄于王权或因为利益诉求得到满足而选择效忠，一旦中央政府衰落，部落首领的选择往往会发生改变，而在两大帝国夹缝中生存的部落也会因势利导选择能给予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政府进行效忠。萨法维王朝和奥斯曼帝国的关系也时常随着部落的效忠和归属而发生微妙变化，进而影响两国政策的制定。
萨法维王朝初期因为战功卓著，土库曼部落获得了大量的册封。萨法维王朝在军事上主要依靠土库曼部落“格席尔巴什”军队，由于萨法维王朝早期领土的迅速扩张，“格席尔巴什”军队的首领作为功臣获得大量的土地和人口，并随着征战脚步将其势力扩展至萨法维王朝的诸多省份。出于保卫疆土巩固新生政权的需要，萨法维王朝初期的统治者给予这些驻扎在边境地区的“格席尔巴什”首领极大的自治权，令他们对抗包括奥斯曼帝国在内的威胁帝国边境安全的外部敌对势力。奥斯曼帝国在萨法维教团发展初期采取的是一贯的宗教宽容政策，还曾经给予教团财政支持，定期给予阿尔达比勒金钱和其他礼物，但是随着后者开始从宗教团体向政治实体转变而建立国家，并试图通过什叶派信仰鼓励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土库曼部落反抗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奥斯曼帝国境内越来越多的“格席尔巴什”信徒向萨法维王朝捐出被称为“纳兹尔”（nezir或nuzur）的款项，作为对其表示同情和支持的资金。奥斯曼帝国的官方文件显示，随着流向萨法维王朝的资金不断增加，奥斯曼帝国越来越担心可能造成帝国境内尤其是安纳托利亚地区的税收损失和人口流失。税收和人口是维持国家统治的基本因素，税收和人口的持续流失也使其与萨法维王朝的矛盾进一步升级。
面对安纳托利亚地区土库曼部落投靠萨法维王朝的意图，奥斯曼帝国改变昔日较为宽容的统治政策，采取惩罚为主、怀柔为辅的统治策略。萨法维王朝初期，经常出现土库曼部落集体投靠萨法维王朝的情况，早在1501年奥斯曼政府就向其在安纳托利亚的总督下达过命令，要求他们拦截并立即处死任何从奥斯曼帝国出发去投靠伊斯玛仪一世的土库曼部落成员，将什叶派信徒转移至帝国欧洲领土。1510年,安纳托利亚西南部安塔利亚（Antalya）地区的苏菲派领袖萨库鲁（Sahkulu）在塔克鲁（Tekelu）土库曼部落的支持下，发动了一场反对奥斯曼帝国的起义，而塔克鲁大部分部落成员都曾是伊斯玛仪一世的追随者。这次起义几乎攻占了奥斯曼帝国三都之一的布尔萨（Bursa），直到一年后，奥斯曼帝国才控制住局势，主力军队迫使萨库鲁和他的支持者逃往至萨法维王朝。1512年，萨法维王朝代理人努尔·阿里·哈利夫（Nur Ali Halife）在安纳托利亚地区又一次发动反对奥斯曼帝国的起义，并严重动摇了在锡瓦斯（Sivas）、托卡特（Tokat）、阿马西亚（Amasya）和科勒姆（Corum）等地的统治。
萨法维王朝在塔赫马斯普一世（Tahmasp Ⅰ）去世后陷入十年内乱，这一时期发生多起土库曼部落首领叛逃奥斯曼帝国的事件。伊朗高原北部卡赫卡哈（Qahqaha）的土库曼部落总督马哈麦德·苏丹（Mahmud Sultan）在1578年叛逃至伊斯坦布尔，此时正值萨法维王朝和奥斯曼帝国进行战争期间，他还帮助土耳其军队成功征服了阿尔巴比勒。奥斯曼帝国对于前者的叛逃和帮助十分高兴，作为对马哈麦德·苏丹效忠奥斯曼帝国和帮助征服阿尔达比勒的回报，奥斯曼苏丹允诺马哈麦德·苏丹及其家族高官厚禄。此次事件正值萨法维王朝内部政局不稳之时，面对奥斯曼军队的入侵，虽然萨法维军队顽强抵抗，但是仍然丧失了大片国土。而马哈麦德·苏丹带领其部落的叛逃，揭示出这一时期奥斯曼帝国对部分土库曼部落的影响力有所增加。面临这种形势，刚刚登基的阿巴斯一世（Abbas Ⅰ）只能选择妥协，并于1590年签订了《伊斯坦布尔条约》，割让了包括大不里士、阿塞拜疆在内的大片土地。阿巴斯一世在稳定住国内局势后，开始了遏制土库曼部落权力为核心内容的政治改革，扶植以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切尔克斯人为主的军事力量，逐步替代土库曼部落的军事力量。与此同时，还进行了削弱土库曼部落贵族经济基础的土地改革，这些措施的实施，成功遏制了土库曼部落的势力，巩固王朝统治。
库尔德部落聚居的地理位置和骁勇善战的民族特点使之成为两国都极力拉拢和控制的对象。库尔德人的宗教信仰决定了两国政策的异质性，奥斯曼帝国给予库尔德部落高度的自治权以换取库尔德部落军事力量来对抗萨法维王朝，在萨法维王朝与奥斯曼帝国交往的16—18世纪，奥斯曼帝国对地处靠近萨法维王朝的库尔德部落实行的自治权，是在帝国行政框架内的相对自治权而不是绝对自治权。为了确保库尔德部落最高统治者权力的一致性，奥斯曼政府选择库尔德部落中有名望的家族担任最高首领，并确保这个家族的首领世代传承。如果有家族中没有男性的情况，那么被提名的下一任首领往往来自这个家族的支系，此种做法确保了库尔德人对自己部落权力的控制，这也在客观上使库尔德部落首领对中央政府的效忠和依赖，以确保自己权力的延续，同时也加强了奥斯曼帝国对库尔德部落的影响力和控制力。而萨法维王朝则试图在库尔德部落建立中央集权式的直接统治，通过流放、强制移民等人口渗透政策改变库尔德聚居区的人口结构，将库尔德人生活的地区去库尔德化。
在稳定国内局势后，阿巴斯一世进行了收复伊朗高原西部被占领地的军事行动，最终经过多次战争，于1639年5月签订《席林堡和约》，确定了两国疆域范围，此后两国直到萨法维王朝覆灭再未爆发过大规模的军事冲突，而两国对边境地区统治范围的确立也基本确保了部落的归属。土库曼部落的权力被萨法维王朝削弱殆尽，不再成为扰乱萨法维王朝的不安因素。而库尔德部落聚居区被两大帝国一分为二，大多数土地被奥斯曼帝国占领，在19世纪前一直采取了给予库尔德首领自治权的政策进行统治。从统治初期，萨法维王朝就开始了库尔德部落实施去库尔德化的人口迁徙和渗透政策。到阿巴斯一世时期，随着萨法维王朝中央集权统治的强化，曾强迫数千名库尔德部落成员离开伊朗高原西部，前往呼罗珊地区，重新安置他们在经常受到袭击的边境上。控制库尔德部落的同时，利用其部落军队保卫伊朗高原东北部的领土。对已经离开家园的库尔德部落萨法维王朝禁止他们返回家园，将迁徙出去的库尔德部落包括牲畜在内永久安置在其他地方。为了绝对控制奥斯曼帝国进攻萨法维王朝时的战略要道，即阿拉斯河和乌鲁米耶湖之间的地区，萨法维王朝曾对穆克里库尔德部落（Mukri Kurds）的男性进行有组织的屠杀，部落的妇女和儿童则被带回伊斯法罕。然而，这种意图瓦解库尔德部落结构的统治政策显然不会长久，萨法维王朝统治末期库尔德部首领凯利姆汗利用纷乱的伊朗高原局势曾一度问鼎伊朗高原的最高统治权。
四、部落因素对两国外交关系的影响
地理位置和宗教情感等原因使安纳托利亚和外高加索地区成为两国争夺的主要对象，而作为生活在两国争夺地区的部落归属则时刻影响着两国外交关系的发展走向，在两国的冲突与对抗中部落扮演着重要角色。
1514年，双方爆发的第一次大规模战争，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安纳托利亚地区的诸多土库曼部落追随萨法维王朝而对奥斯曼帝国在该地区的统治构成威胁。安纳托利亚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成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交织之地，同时也是政治逃亡者和宗教异端分子的避难所。由于两国对该地区都缺乏长期控制，安纳托利亚地区为部落和民间教团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其中一些教团具有强烈的什叶派倾向。萨法维王朝建立后不断向生活在该地的土库曼部落提供财政和军事援助，从而引发了多次反抗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叛乱，最终导致1514年的查尔迪兰战役。因轻敌和武器装备的落后，萨法维王朝最终惨败。此后，在双方的冲突与对抗中萨法维王朝长期处在被动局面，而造成被动局面的重要诱因就是大量土库曼部落对萨法维王朝的效忠触动了奥斯曼帝国的核心利益。
事实上，土库曼部落中流行的各种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思潮与中亚萨满教传统相互融合，所以，在安纳托利亚地区伊斯兰教的宗教信仰从某种程度来说并不纯粹，因而根据宗教信仰选择效忠哪一国家似乎并不现实。于是，部落首领根据个人和部落利益不断变换效忠对象，而部落效忠对象的随时变换也时刻影响着双方的关系。苏丹·特克鲁（Sultan）原是奥斯曼帝国的军人，后来在1511年安纳托利亚地区爆发反抗奥斯曼帝国统治的起义中和其部落成员一起转投萨法维王朝军队，成为“格席尔巴什”，而他在萨法维王朝先后担任大不里士、希尔凡以及巴库地区的高级军政职务。在伊斯玛仪一世去世后，1534年，特克鲁因为反抗塔赫马斯普一世失败后再次逃往奥斯曼帝国控制的凡城寻求庇护，并请求奥斯曼帝国提供援助。苏莱曼苏丹任命苏丹·特克鲁为总督，在他的帮助下于1534年控制了大不里士和巴格达。其后，巴格达一直被奥斯曼帝国控制。1534年，两国爆发的冲突同样与部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对阿塞拜疆了如指掌的苏丹·克鲁姆成为奥斯曼帝国敢于长驱直入伊朗，并最终成功夺取巴格达的重要砝码。萨法维王朝和奥斯曼帝国的交往经常会因为部落的效忠或叛乱而产生矛盾，从而引起进一步冲突，如1578年，奥斯曼苏丹穆拉德三世（Murad Ⅲ，1574—1595）出兵伊朗的主要原因，就是萨法维王朝煽动土库曼部落干涉奥斯曼帝国的内政，甚至通过在安纳托利亚地区的萨法维王朝追随者与阿尔达比勒圣地之间建立联系来扩大其宗教传播活动的范围，奥斯曼军队占领了阿塞拜疆，1585年，这一地区成为奥斯曼帝国的一个行省。
当奥斯曼帝国的政策使安纳托利亚地区的部落民众心怀不满时，对于萨法维王朝来说，无论在宗教还是在政治经济上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事实上，很多安纳托利亚的部落都选择整体迁徙到萨法维王朝以求获得更好的生活。根据1560年末的一份奥斯曼帝国敕令记载，当时特拉布宗（Trabzon）的统治者受到警告，如果不立即切断他们与萨法维王朝的联系，那么该部落整体迁往萨法维王朝境内的风险将增加。奥斯曼帝国曾多次警告埃尔祖姆鲁（Erzurum）总督，要时刻警惕来自阿尔达汉（Ardahan）的土库曼人的巴特鲁（Batlu）部落，其首领叛逃至萨法维王朝，禁止该部落成员跟随他们的首领叛逃，要求总督迅速找到并处死这个首领。大不里士地区的库尔德贝利尔努奇尔（Belihanogullari）部落首领也在1602年逃亡至萨法维王朝寻求阿巴斯一世的帮助，大不里士的奥斯曼总督阿里·帕夏（Ali Pasha）作出回应，最终导致萨法维王朝和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冲突，萨法维王朝借此机会在1603年重新夺回大不里士。
根据奥斯曼帝国史学家加博尔·安格斯顿（Gabor Agoston）的观点，奥斯曼帝国边境地区的一个特征是帝国建立前就存在的政治势力与奥斯曼帝国对边境地区的共管，即共同统治。这种类似共同统治的模式也存在于帝国的东部边境，在萨法维王朝与奥斯曼帝国在安纳托利亚南部和东部以及伊拉克北部发生交集的初期，当地的许多部落将自己置身于两个政治实体之间，利用自身的战略位置获得更多的物质上的利益、政治上的以及精神上的救赎，从而使安纳托利亚地区的部落有理由支持或反对奥斯曼帝国或萨法维王朝的扩张。然而，当地居民的效忠普遍存在着极高的不稳定性，也正是这种不稳定性成为影响萨法维王朝和奥斯曼帝国外交关系走向的关键性因素。
结语
中东地区历来是多民族和部落的聚居地，各部落通常因为某一地区与其文化具有共性而居住于此，在近现代民族国家概念被引入后，部落跨境居住在中东地区成为普遍存在的问题，引发国与国、国家与部落的矛盾，并成为中东地区的焦点问题之一。然而，地区的部落并没有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出现而消失，相反却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并影响甚至决定周边国家的发展演进。作为同属于等级制部落联盟基础上建立的国家，萨法维王朝和奥斯曼帝国都建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与邻国形成竞争关系。在萨法维王朝与奥斯曼帝国的反复较量中，部落一直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诚然，两国的军事实力是部落选择归属国的原因之一，但是，近年来新出考古资料显示，居于两国之间的部落尤其是部落首领在选择效忠国时通常是将政治与经济利益放在首位的，他们更倾向于能给予其更多财物、官职或其他好处的一方。实际上，作为夹在两大政治实体之间的安纳托利亚和外高加索的部落群体，既不是萨法维王朝的被动追随者，也不是奥斯曼帝国的受害者。相反，在某些时期他们成为既得利益者，体现了地域、社会经济和政治上的异质性，并主导了奥斯曼帝国和萨法维王朝之间的关系走向。在两国长期的冲突与对抗中，土库曼部落逐渐融入波斯文明，最终形成以波斯人、阿塞拜疆人、土库曼人等为主体的伊朗多民族国家。萨法维王朝也成为伊朗多民族国家共同体形成的重要阶段，被视为伊朗近代历史的开端。而萨法维王朝和奥斯曼帝国之间的持续性冲突在客观上推动了库尔德部落的身份认同，他们的民族和民族主义的观念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中得到了发展，并在19世纪中叶晚期形成了现代库尔德问题。进入20世纪后，库尔德问题逐渐成为中东地区典型的跨境民族问题，横亘四国且地理位置重要的库尔德斯坦不仅成为土耳其等国的内政问题，也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之一。脱胎于萨法维王朝和奥斯曼帝国的现代民族国家伊朗和土耳其经常互相干涉对方境内的库尔德问题而导致关系紧张，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萨法维王朝和奥斯曼帝国交往中的历史性遗留问题，未来也将继续成为影响伊朗和土耳其外交关系的重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