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20世纪的伊朗历史充满了动荡与转折，现代知识分子在其中始终站在人民的前列，发挥着社会引领作用，在民族危难之时不断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在这一过程中，知识分子群体经历了西化、彷徨、回归三个主要阶段。对这一历史阶段的梳理总结再次印证，知识分子只有基于传统文化，依靠人民的力量，才能走出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20世纪虽已过去，但伊朗的这段历史至今读来仍值得人们深思。
关 键 词 伊朗；知识分子；西化病；现代性；本土主义
作者简介 姜楠，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语学院波斯语系副教授，从事伊朗社会文化及波斯语文学研究。
文章来源 原文刊登于《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5期。全文如下：
伊朗最早使用“知识分子”这一表述的人之一是米尔扎·阿高汗·克尔曼尼，他是一位激进的政治活动家，崇拜法国启蒙时代的哲学家，将知识分子视为“启迪理性的人”（Munavvar al-‘uqūl）和“破除迷信的人”。以克尔曼尼提到的“Munavvar al-‘uqūl”为基础，后来发展出“Munavvar al-Fikr”（启迪思想的人）一词，并最终演变为“Rawshanfikr”（知识分子）。伊朗的早期知识分子或因家庭出身，或通过自身努力，成为最早接触西方思想的群体，他们推崇欧洲的文明与制度，将传播新思想及社会改革视为己任。这一群体的代表人物有米尔扎·阿高汗·克尔曼尼（1853—1896）、米尔扎·阿卜杜·阿勒·拉赫曼·塔勒波夫（1834—1911）等。“Rawshanfikr”一词尽管早已出现，但却是随着人民党的建立（1941年）才在伊朗得以广泛普及。人民党是一个在苏联共产党支持下建立的伊朗马克思主义政党，代表人物有苏莱曼·穆赫森·伊斯坎达里（1876—1943）等。“Rawshanfikr”一词随着人民党的发展和传播逐渐带有左翼的、革命的色彩，而其所指代的知识分子在当时也具备了一定程度上的政治意味。从20世纪60年代起，随着伊朗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及教育普及度的提高，“Rawshanfikr”一词具有了更广的含义，总体上指那些“以某种方式与现代教育和现代专业技能相关联的人”。
伊朗伊斯兰革命(1979年)以前，贾拉勒·阿勒·阿赫玛德（1923-1969，以下简称"阿勒·阿赫玛德"）的《论知识分子的效忠与背叛》（On the Service and Treason of Intellectuals）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几乎是探讨知识分子身份与困境的仅有著作。他在该书中将"知识分子"定义为"那些不顺服、不偏执，远离统治，更多从事脑力而非体力劳动的人。其工作成果是供大众使用，而不是为了获得某种物质利益，即他的工作更多地是为了解决某个社会问题，而不是为了获取物质和个人利益"的人。他同时指出，"困于温饱的人"和"陷于狂热偏执的人"不能称之为知识分子。前者迫于生计没有机会对精神世界和事物本质进行思考，而后者或迫于宗教偏执，或迫于政治命令，不具备"知识分子"思想独立的特征。同为20世纪60年代代表学者的阿里·沙里亚蒂·马兹纳尼（1933-1977）更加强调知识分子"必须关心自己的时代，了解自己的人民，并认识到现在他该如何思考，该承担什么责任，并在此基础上拥有自我牺牲的意识。"这一定义在伊斯兰革命前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两人在当时环境下对知识分子的定位都强调了该群体的社会功能。当代伊朗知识分子也对"知识分子"这一概念进行了更加丰富具体的定义，在此不一一列举。作家兼学者曼努切赫尔·奥士提扬尼（1930-2020）从现代学者角度对这一概念的诸多定义中归纳总结出现代知识分子的四个特点：启蒙（Enlightenment）、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人道主义（Humanism）及全球视野（Global Outlook）。本文以伊朗现代知识分子与现代性的关系为历史纵轴，通过系统梳理这一群体在伊斯兰革命前所经历的三个阶段，考察伊朗知识分子如何从西化道路回归到本土主义，从而探索出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自我拯救与重构的道路。
所谓精英意识，在我们的语境中，是人的一种自我意识，是人关于自己在社会角色、社会地位、社会责任、社会作用等方面优于或重于一般社会成员的意识。精英身份表现为一种外在的社会身份，而精英意识则是一种内在的品质。有学者认为，"精英意识"的内涵是对重要性的感受能力，也就是对具有重要意义的公共问题的敏感性以及在足够广泛的公共领域揭示出被感受到的重要性时必须具备的表达能力和道德勇气。当我们将这个定义放在伊朗现代历史的语境中时，会发现伊朗现代知识分子从第一代诞生之日起便带有强烈的精英意识，这是由这一群体所处的历史社会环境赋予他们的责任所造成的。这种意识在不断地强化过程中逐渐演变为知识分子群体的潜意识，并延续至其后几个代际。但在精英形象建构的同时，它也经受着来自内部和外部的瓦解。
伊朗恺加王朝经历的两次对俄战争（1804-1813、1826-1828）的失败让人们从美梦中惊醒过来，有识之士从失败中看到了俄国的强大和伊朗的落后，开始寻找救国图强的改良道路。法塔赫·阿里国王（1772-1834）的儿子、时任阿塞拜疆省总督的阿巴斯·米尔扎王子（1789-1833）是伊朗现代化改革的第一批先行者，他效仿奥斯曼帝国进行改革，为军队配备先进的现代化武器，并配以欧洲教官；向欧洲派遣大量留学生，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西方语言。随后，大臣阿米尔·凯比尔（1807-1851）在伊朗兴办了第一份报纸、建立了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高等学堂，向贵族子弟传授现代知识。到纳赛尔丁（1831-1896）国王时期，在吸引外资政策的指导下，欧洲商人大举进入，西方意识形态、经济及文化也随之不断地在伊朗产生影响。除此之外，纳赛尔丁国王还进行了其他一系列改革，如教育改革、行政改革、限制奴隶制、尊重私有财产，限制乌里玛的权力、倡导宗教融合、向法国派遣留学生、在国内建立军事大学等等。"西方的影响将很多巴扎商人变成了富裕的中产阶级，而与西方的接触——通过旅行、运输、现代教育的建立——催生了现代思想、现代精神、现代价值观和应运而生的现代知识分子。"这一群体大多由王公贵族、国家要员和军队长官以及其他一些宗教人士和商人组成，在人员构成上形成了一个社会精英群体。由于他们顺应了西方思想进入而引起的恺加王朝的现代化改革倾向和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并同时表现出与代表传统势力的宗教知识分子群体在政体、法制及教育等国家治理层面上的根本性分歧，而成为当时社会中引领新兴思潮并发挥主要作用的精英群体。这些人将伊朗的落后归结于长期停滞的科学技术和政治体制的僵化，以及伊朗与西方世界的隔绝等原因，希望借助西方的思想和制度实现伊朗本民族的自强，伊朗由此开启了现代化进程。总体而言，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伊朗的社会思潮所围绕的核心都是如何在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实现民族富强。
现代性的发生，其另一种表述就是现代同过去的断裂：制度的断裂、观念的断裂、生活的断裂、技术的断裂和文化的断裂。第一代西化精英知识分子从诞生之日起，便在西方思想的指引下表现出与过去决裂的勇气和决心。他们试图打破王权、神权和殖民主义的壁垒，将现代科学技术作为推动国家前进的途径。他们认为宪政主义、世俗主义和民族主义是实现一个现代、强大和发达的伊朗的三个重要手段。这一时期的代表性知识分子有赛义德·贾玛勒丁（1830-1897）和米尔扎·马勒库姆汗（1833-1908）等。同时，这种决裂还表现在对新事物的追求上，米尔扎·萨利赫·设拉兹首次在作品中提到了议会和立宪制，并出版了第一份波斯语报纸。米尔扎·马勒库姆汗撰写了伊朗第一本改革手册，首次引入了"法律"概念，用以代替宗教法规沙里阿，并希望借此来保护"生命、自由、财产"。穆扎法尔丁（1853-1906）国王继位后，放松了管制，外国报刊进入，文化事业发展，伊朗出现了第一家股份制公司。知识分子创办了《技术宝库》杂志，创建了伊朗第一个国家图书馆，在德黑兰建立了55所私立初中。伊朗的新闻、印刷、教育、纺织等现代产业均产生于这批知识分子之手。在社会活动层面，知识分子阶层以及传统中产阶级陆续组建了一些自由主义运动组织，如秘密中心、社会民主党、人道主义协会、革命委员会等。这些政党和协会大多是在欧洲思想——如俄国马克思社会主义及法国圣西蒙、奥古斯特·孔德等——影响下建立的。他们追求的是国家的发展、个人的自由和法律的平等。总体来说，第一代知识分子希望用人的理智代替神启，用世俗体系代替宗教体制，用欧洲的进步理论消除伊朗的贫穷落后，追求自由、反对专制，其中一部分人表现出对西方文化的盲目崇拜，以及反伊斯兰、反教士、反阿拉伯的思想倾向。尽管他们对西方的盲目追求在后来给伊朗带来了很多问题，但他们的历史功绩仍不能被磨灭。没有这些人的早期启蒙活动，没有这些人为未来的伊朗社会变革打下思想基础，西方宪政主义不可能在20世纪初的伊朗政治制度中出现，巴列维王朝的"西化的"世俗主义现代化也不可能维持半个多世纪之久。
对现代性的追求必然会带来变革与革命，以实现发展和进步。立宪运动（1905-1911）是伊朗现代知识分子群体的第一次西化探索。在这次革命中，恺加王朝迫于压力，组建了国家立宪会议，制定新宪法，确立三权分立和君主立宪制的框架，成立世俗法庭，公民取得了有限的选举权。立宪革命是"现代"与"传统"、“西化”与"本土"在伊朗内部的第一次直接对抗，也是精英知识分子为追求现代性向腐朽势力发起的第一次挑战。最终，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在国王的政变和外国势力的干预下以失败告终。尽管如此，它的发生给伊朗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思想领域都带来了巨大影响，伊朗人开始关注自己在世界中的定位。在这次变革中，伊朗现代知识分子走上了政治舞台，展现了自己对社会和国家的变革力量。但与此同时，我们看到的是这一代知识分子只看到了西方文明的先进性，而忽视了盲目追求现代性可能带来的恶果，为日后知识分子陷入现代性的困境埋下了伏笔。
当我们从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反观知识分子本身时，发现知识分子群体在面对腐朽的社会、落后的民族和愚昧的人民时，始终表现出强烈的精英意识。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其一，就知识分子的狭义定义本身而言，知识分子承担"社会良心"的特殊性使这一群体需始终保持一种对现有社会的批判态度，这本身就蕴藏着一种精英意识；其二，早期能够获得现代教育和出国机会的人多为富有的贵族家庭子弟，且在数量上较少，先天和后天的优越感巩固了这一群体的精英心态；其三，伊朗现代知识分子产生的背景让他们相对于腐朽落后的国家和愚昧无知的人民，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俯视"视角，从而加重了他们"救世主"般的精英心态。人民的需求和掌握话语的权力也促使他们形成了"代言人"角色的自我建构，时代的责任感更赋予了他们历史先行者的重任。从另一个角度看，对弱势群体的怜悯，本身就是精英心态的体现；其四，"知识"在伊朗现代性语境中演化成为知识分子群体的一种隐形权力，并以此营造出精英话语体系。人民作为被"拯救的弱者"始终处于精英话语体系之外，这反过来又加深了知识分子潜意识中的优越感。
恺加王朝之后，巴列维王朝国王礼萨·汗的世俗化改革，特别是对现代教育的大力推动使新兴知识分子阶层迅速扩大。在国内，礼萨·汗大举兴办现代教育，德黑兰大学的建立就是这一阶段的成果。各个专业门类的职业学校和夜校的建立让更多人通过世俗化教育掌握了现代知识。据统计，从1929年开始，伊朗政府每年向欧洲派遣100名留学生，这些人回国后形成了一个"受教育的精英"群体，他们的目标是通过复制西方文明，实现国家民族的强大。新兴知识分子阶层绝对数的扩大从客观上讲是对精英形象的一种消解，但相对于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广大穷苦人而言，他们仍旧属于社会中的精英行列。
恺加王朝穆罕默德·阿里（1872-1925）国王于1907年继承王位，他一改之前为改革者求情的面孔，开始反对立宪运动取得的所有成果。随后，立宪主义者群体内部也出现了分裂，立宪运动在1911年最终宣告失败，议会关闭，许多革命者被捕或被处死。这次失败可以说是第一次将知识分子推向了彷徨迷茫之中。
在19世纪最后的十年和20世纪最初的十年间，伊朗反对外来统治、独裁统治和公共生活腐败作风的各种力量，朝着民族复兴的方向迈出了勇敢的第一步，但结果却只是看着自己被更大的耻辱无情地拖向相反的方向。在伊朗历史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一个特别严峻的时期。恺加王朝在一战中表现出的懦弱无能将这个王朝一步步推入毁灭的边缘。1921年2月21日，出身卑微的伊朗哥萨克旅军官礼萨·汗领导了军事政变，推翻原有内阁，相继担任了军队司令、国防大臣等职，并于1925年12月12日被议会正式授予君主地位，建立了伊朗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巴列维王朝。在这场王朝更迭的运动中，知识分子和许多政治家一样，都早已对恺加王朝心灰意冷，人们顺势将希望都寄予了这个新王朝。
礼萨·汗登基后致力于效仿土耳其的凯末尔，在伊朗也进行了一系列的世俗化改革，其中有大量学生赴欧洲留学，这一批人回国后逐渐形成了伊朗第二代现代知识分子，代表人物有政治家穆罕默德·阿里·弗鲁基（1875-1942）、哈桑·塔吉扎德（1878-1969）、萨迪格·赫达亚特（1903-1951）、穆罕默德·阿里·贾玛勒扎德（1891-1997）等。在这一代知识分子中，不乏文学家，他们翻译了大量欧洲文学作品，将欧洲文明介绍给还处于愚昧之中的国民。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仍处于对现代性的热切追求之中。
正当知识分子将伊朗推进现代化的希望寄托于礼萨·汗建立的巴列维王朝时，礼萨·汗逐渐显露的专制独裁统治将知识分子推向了沉默的深渊。事实上，礼萨·汗统治下的1921-1941年在伊朗现代史上被称为"黑暗的二十年"。几乎所有的政党或转入地下，或被迫解散。整个思想界陷入了集体性压抑，知识分子对新王朝的期许也随之落空。礼萨·汗的世俗化现代化改革很快就展现出它的弊端，其中服饰改革作为其文化政策改革的重点之一，从一个侧面展现出西方思想影响下的变革与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之间的隔阂。从1936年对女性服饰的解禁，到风靡一时的巴列维帽和西式服装，革新与现代再次对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发动了强硬围剿。但是法令可以一夜间改变一些东西，而人的思想却不是能被瞬间改变的。从服饰改革带来的问题中我们看出，这场世俗化改革非但没有给予人们一个清晰的世界观，反而加剧了伊朗社会在传统与现代、革新与保守之间的隔阂。总体而言，这一阶段的知识分子与第一代一样，都没有看到西方现代文明的本质，而只是流于形式的模仿，因此注定是要失败的。
1941年礼萨·汗下台后，文化氛围相对宽松。知识分子再次拥有了表达的欲望，他们走出封闭的自我，带着革命的热情再次投身到社会活动之中。这是第二代知识分子的第二个阶段。20世纪40年代兴起的社会主义革命让左翼党派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地位，在直至伊斯兰革命之前的时间内，成为与国王和教士集团抗争的三股主要社会力量之一。甚至有学者说，伊朗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历史就是人民党的历史。好景不长，随着人民党内部矛盾的升级，以哈里勒·马莱基与阿勒·阿赫玛德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出走，左翼势力被极大削弱。再加上人民党未能处理好与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关系，在石油国有化、阿塞拜疆危机等关乎国家重大利益的问题上，未能与民族主义阵营达成一致，加速了自身及民族主义运动的灭亡。同时，人民党的瓦解说明，已经有一部分像哈里勒·马莱基这样的知识分子开始逐渐认识到美国和苏联的现代化道路均不适合伊朗的发展。
1953年的政变彻底揭露了美国的虚伪和险恶用心。在美国势力的强烈干预下，民族主义领袖摩萨台被迫下台，穆罕默德·巴列维（1919-1980）国王重掌政权。重新掌权的国王大肆铲除异己势力，对知识分子进行镇压和精神上的瓦解。很多人被杀、被捕或流亡异国他乡，挫败、空虚、徒劳、沮丧的情绪笼罩着整个社会。知识分子在石油国有化过程中刚刚尝到的胜利喜悦再次落空，刚刚走上民主之路的伊朗也再一次地陷入独裁专制之中。恐怖的统治使社会中弥漫着不信任、误解、恐惧和偏执，生活也因此变得更加痛苦。知识分子群体在20世纪40年代燃起的革命热情被无情地熄灭，取而代之的是挥之不去的迷茫和彷徨。他们抛弃了理想主义，变得无比悲观，进而出现了否定一切政党和主义的思想情绪。这个阶段的知识分子被称为"失败的一代"。
1962年，巴列维王朝第二任国王穆罕默德·巴列维发起了旨在推进伊朗现代化进程的"白色革命"。随着西方经济、文化的变相入侵，西方文明与传统文明再次针锋相对。如同立宪运动和左翼运动一样，"白色革命"也因为忽视了伊朗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和宗教信仰，仅以上层社会的意志为转移进行改革，未能彻底改善人民生活和触及人民思想本质，因此注定也是要失败的。不论是礼萨·汗的世俗化改革，还是穆罕默德·巴列维的白色革命，其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都在于没有在传统与革新中找到一个平衡点。同时，政府以暴力手段镇压传统势力、传播全盘西化的思想、蔑视教士、敌视人民，加之社会官僚腐败横行、贫富差距骤然加大、社会腐化堕落加速，这一系列问题造成的恶果就是传统价值观及社会道德体系的崩塌，彷徨也随即成为伊朗整个民族的集体情绪。
从本土角度出发，不论是立宪革命、左翼运动，还是巴列维王朝的世俗化改革和"白色革命"，都是伊朗现代知识分子的西化尝试。一次次的失败将知识分子逼上了西化道路的尽头，而不得不重拾传统文化，以抵御、战胜西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社会危机。因此可以说，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第三代现代知识分子提出的"本土主义"回归思潮是知识分子群体的历史必然选择。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殖民体系逐渐崩溃，美苏两极格局形成，各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兴起。"是继续留在前殖民主义体系内，忍受着资本主义的剥削，还是另辟蹊径，实现民族独立和繁荣，这是一个空前的难题"。伊斯兰世界出现了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创建一条符合伊斯兰世界自身发展需要的"中间道路"的政治思潮。伊朗学术界对此也产生了很大反响，伊朗左翼政治活动家哈里勒·马莱基提出的"第三势力"就是这一思潮在伊朗的体现。他把世界一分为三，西方、东方和多年之后被称为"第三世界的国家"，这些第三世界国家既没有在杜鲁门的自由世界中感受到自由，也没有在苏联社会主义阵营中看到任何社会主义的迹象，这些分布在亚洲、欧洲、非洲及其他地区的广大人民……都希望彼此之间相互合作……保护自身的民族和社会特性及身份认同。在殖民地国家试图冲破殖民主义、冲破两极格局、重新建构自我认同的大背景下，回归话语逐渐成为殖民地国家的主流话语。哈里勒·马莱基认为，"第三世界"要想捍卫自己的主权和独立，必须探索出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又能保持和促进其民族文化的发展道路，必须在充分吸收两个超级大国的成功经验，克服它们已暴露的弊端基础上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第三条道路"。"第三条道路"对于伊朗的含义是，伊朗必须走独立自主的、不依赖任何一个超级大国的独立路线。这场"本土主义"回归思潮在伊朗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对西化的批判，以阿勒·阿赫玛德及其作品《西化病》（Occidentosis: A Plague from the West）为代表；二是"回归自我"，以阿里·沙里亚蒂及其演讲为主。阿勒·阿赫玛德完成了对西化入侵及现代知识分子盲目西化的批判，重新带领人们认识伊朗传统文化的根源及其力量，而阿里·沙里亚蒂则解决了由西化引起的"出走的"知识分子该回归何处的问题。他们与前两代知识分子最大的不同就是，他们认识并发挥了传统的力量，将改革与传统相结合，将现代革命与代表传统的宗教势力相结合，探索出一条从本国国情实际出发的思想道路。历史的发展总是曲折前进的，他们的成功也是前两代知识分子试错的经验总结与思想升华。
在此之前，宗教知识分子已经认识到西方文明无法作为国家和民族的出路。近代穆斯林知识分子穆罕默德·艾克巴尔(1877-1938)曾有诗云：欧洲文明已经站在坟墓的边缘/它岂能使伊朗和阿拉伯复活/欧洲文明是对心和眼的猥亵/因为它的灵魂已经不纯。谈到伊朗国内对西化的批判，阿勒·阿赫玛德并非第一人。根据《伊朗知识分子与西方》（Iranian Intellectuals and the West）一书的研究介绍，伊朗最早洞察西化问题的代表性思想家之一是赛义德·法赫鲁丁·沙德曼（1907-1967）。他是一位政治家、历史学家，曾被礼萨·汗的司法部长任命为德黑兰副检察长。由于出色的表现，被派驻伦敦，在英伊石油公司任伊方专员长达14年，后相继担任过伊朗保险公司总裁、农业部长、金融部长、司法部长等国家要职，并著有《西方文明的征服》（The Conquest of Western Civilization）一书。沙德曼将民主和机械制造视为欧洲最伟大的创造发明，但也客观地指出了欧洲的伪善。面对西方文化的入侵，他十分强调"文化独立性"，特别是将语言视为捍卫本民族文化的重要工具。他提出伊朗留学生应该去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但是没有必要采用西方的道德标准和思维方式，也就是说西方的优越性不在于其道德信念，而在于它发达的科学技术。他与阿勒·阿赫玛德最大的不同就是对机械主义的态度，阿勒·阿赫玛德在《西化病》中极力批判西方的机械主义，而沙德曼显然更加客观地看待了西方发达的科技文明。
1953年的政变不仅造成知识分子的心态变化，而且还造成了思想界对"西方"概念从消极方面来理解的"范式转换"。早期被理解为"文明""进步""民主"的"西方"从此成为一种有着多重黑暗与消极的"西方"，统治者对西方的亦步亦趋变成知识分子所理解的"西化狂""西化病"和"盲目模仿西方"。阿勒·阿赫玛德无疑是对"西化"问题批判得最彻底的人。"作为一位敢于发声的批评者，阿勒·艾哈迈德在国家经历急剧社会经济变革之际，质疑了伊朗社会与思想史的基本根基。这一特点使《西化病》成为几代伊朗知识分子的'圣经'，也让阿勒·艾哈迈德获得了当时最无畏且最具号召力的美誉。"阿勒·阿赫玛德将患"西化病"的人定义为：那些在生活、文化、文明和思维方式上，毫无传统支撑、历史延续和传承的人。其根源一方面在于西方工业的入侵，另一方面则源于政府缺乏对传统的维护。他把西方的大举入侵归咎于那些主张西化的知识分子，认为是他们把西化带进了伊朗并形成统治。这些人在政府部门任职，咨询外国顾问，用外国的思维解决本国的问题，加剧了整个国家的西化病。阿勒·阿赫玛德认为这些知识分子成了殖民主义的帮凶，他们的思想与本土问题相割裂，所采取的办法也必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他提出，像伊朗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政府应该让没有物质目的和宣传目的的文人和知识分子进行管理。上文提到过，阿勒·阿赫玛德在《西化病》中对城市中产阶级为主的"伪知识分子"进行了彻底的批判，但他并不止于对这群人的解构，而是用批判促使他们觉醒，并将未来的希望寄托给这一阶层。显然，他希望通过对这一群体的批判帮助他们进行身份的重构，使其依然成为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或者说重拾知识分子阶层的精英形象，并承担起知识分子应有的社会职责。伊朗当代著名翻译家、外国文学专家阿姆罗依曾说："阿勒·阿赫玛德的思想转变，能够代表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他的贡献不仅在于他解决了从何归来，更重要的是他指出了去向何方。他认为伊朗可以通过文化独立、政治主权和经济发展来战胜西化病。可以说，以阿勒·阿赫玛德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为推动本土主义回归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谈到伊朗的这次思潮，不能忽略的是伊朗现代最重要的思想家阿里·沙里亚蒂博士。他与阿勒·阿赫玛德一样，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本土主义回归思潮的另外一位重要代表人物，他倡导通过革命性手段推翻巴列维王朝统治，更明确提出了"回归自我"的思想路径。这里的自我指的是信仰之根、文化之根，而非雅利安种族之根。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它厘清了伊朗现代关于文明争论的重要思路，解决了伊朗现代思想中由互相批判而引起的思想混乱。同时，他还对伊朗现代知识分子的特点和角色进行了界定。他指出，第三世界最需要坚定的是知识分子阶层，但他们必须将自己与欧洲的这一群体区分开来——后者通常可通过以下这些理念被识别：非宗教性、民族主义、科学主义、唯物主义、世界主义、反贵族倾向、反古主义及反传统主义。这种区分在一定程度上将处于迷茫中的伊朗知识分子从西方思维的窠臼中拯救了出来，重新赋予了他们本土身份。
沙里亚蒂与阿勒·阿赫玛德都着重强调了伊朗的信仰根源，他们的目的都是重新找回伊朗知识分子的"东方身份"和"传统身份"，为知识分子的混乱状态找到思想出路。可以说，20世纪60年代的本土主义回归为70年代末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当然，这两人的思想体系也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和矛盾性，如有学者批评阿勒·阿赫玛德在60年代仍旧对机械主义进行片面的批判，将现代性过度地妖魔化并不合时宜，未免落伍和僵化。而且他对机械主义的批判很可能受到了西方哲学家海德格尔的影响，因此其思想根源仍旧是西方的。这些问题也成为第四代知识分子对其诟病的主要原因，他们认为以阿勒·阿赫玛德为代表的第三代知识分子将伊朗在不恰当的时间和条件下引入歧途。客观地讲，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即使没有阿勒·阿赫玛德和沙里亚蒂，伊朗也走到了西化的尽头，回归本土主义成为必然的选择。无论如何，阿勒·阿赫玛德和沙里亚蒂的功劳在于，他们在世俗与宗教、现代与传统之间搭建了一个支点，为混乱的社会思想提供了一条较为明确的出路，而最重要的是激发了人民的力量源泉。
总体来说，是伊朗政府的西化倾向、伊朗的现代化、阿勒·阿赫玛德与沙里亚蒂的思想引导、宗教人士的改革与斗争，以及留学生归国等一系列因素造成了20世纪60年代的本土主义回归思潮。在世界反殖民主义环境下，"自我"与"他者"的讨论成为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主要话题。在殖民的异质文化下，寻找自我身份成为第三世界寻求独立的主流话语。这是第三世界的一个智识现象，即回到自我，寻找自己文化、宗教和精神的根源，从而背弃那个道德腐化堕落的西方。因此可以说，伊朗的本土主义回归只是世界大背景下的国家个案，是符合历史规律的探索。
伊斯兰革命后，原有的左翼知识分子在政教合一的新政局下逐渐衰落，直至在伊朗消失。与此同时，伊朗第四代知识分子在批判继承沙里亚蒂思想的基础上逐渐成长起来。当这些人以后现代主义思维去反思现代性的时候，他们更多地尝试在对话和多元主义中重新建构自我身份。对意识形态的批判以及对绝对性的消解表现出来的是倡导传统与现代的相互妥协和谅解，同时也将西方从被过分妖魔化的境地中解救出来，在东西方文明之间建立一种平衡，在和谐共荣的语境下共同推动世界向前发展。
纵观伊朗知识分子的探索历程，无论我们在知识分子与现代性的纠葛中看到的是成功还是挫败，不能否认的是知识分子始终站在了人民的前面，作为历史的斗士勇敢向前探索着。对现代性的追求既是他们对社会不公的挑战，也是他们对人民承担的责任。正如阿勒·阿赫玛德、沙里亚蒂等人对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批判的同时，其最终目的还是将引导社会前进的重任交给这一群体。从伊朗知识分子的现代性历程中我们认识到，知识分子只有紧密联系人民，激发人民的力量源泉才能取得斗争的胜利和进步。与此同时，伊朗现代知识分子的屡屡挫败就在于，他们从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尝试着以完全西化的、世俗的现代性设计去打压和消除传统的力量，他们始终着力于改变上层建筑，以至于失去了最根本的力量源泉而始终在孤独地战斗。也正因为这个原因，有学者认为伊朗从来就没有过真正的知识分子，理由就是伊朗现代知识分子并不是产生于伊朗本土，而是西化的知识分子，是崇洋媚外来的，即阿勒·阿赫玛德所说的"无根性"。我们应该看到的是，人民的需求是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的，因此知识分子需要以时代的眼光，而不是用僵化的教条去引导社会的改良，顺应人民的需要是知识分子在追求现代性中的唯一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