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Nagorno-Karabakh Conflict，以下简称“纳卡冲突”）是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围绕纳卡主权问题的长期争端。1988年，纳卡自治州寻求脱离阿塞拜疆成为第一次纳卡冲突爆发的导火索。苏联解体后，该争端从苏联内部冲突升级为两个独立国家之间的战争。1994年5月，在俄罗斯斡旋下，双方达成暂时停火协议，亚美尼亚实际控制纳卡及周边地区。此后，阿、亚两国长期陷入“不战不和”的僵局。2020年9月，第二次纳卡冲突爆发，阿塞拜疆收复了大部分被占领地区，并在三年后实现对纳卡地区的全面控制，但双方至今仍未就和平协议达成一致。纳卡问题由此成为俄罗斯、土耳其及西方国家等地区内外力量博弈的重要舞台，持续塑造着南高加索的地缘政治格局。作为南高加索的重要邻国，尽管伊朗自视为具有影响力的地区大国，但其在纳卡问题上的立场和策略往往被外界忽视。事实上，伊朗是唯一同时与阿塞拜疆、亚美尼亚两国及纳卡地区接壤的国家，其国家安全与核心利益始终受到纳卡冲突演变的直接影响。伊朗与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均存在深厚的历史、宗教与族群联系。考虑到伊朗境内同时分布着阿塞拜疆人和亚美尼亚人，伊朗在纳卡冲突中的策略不仅事关国家安全与对外关系，也与国内的民族问题紧密相连。

目前，国内学界主要关注纳卡冲突背后的大国博弈，尤其是俄罗斯、土耳其及西方的介入等问题，如李静雅等学者在分析第二次纳卡冲突时，对伊朗的角色进行了研判，强调了伊朗主张和平解决冲突、维持地区现状的立场。相比之下，国外学界对伊朗在纳卡冲突中的作用进行了更细致的探讨。第一类观点关注伊朗在第一次纳卡冲突中的调停实践，如阿卜杜拉·拉马赞扎德（Abdollah Ramezanzadeh）以及伊朗前副外长马哈茂德·瓦艾齐（Mahmoud Vaezi）分析了伊朗介入第一次纳卡冲突的动机、路径和局限性；第二类观点强调伊朗在纳卡问题上对阿塞拜疆的支持，如马尔齐耶·库希-伊斯法罕尼（Marzieh Kouhi-Esfahani）指出伊朗在20世纪90年代不仅公开支持阿塞拜疆，还秘密提供了援助；第三类观点关注伊朗在两次纳卡冲突中立场的转变，如穆海丁·梅斯巴希（Mohaiddin Mesbahi）认为伊朗长期倡导以和平方式解决冲突，但随着与阿塞拜疆关系的恶化，伊朗的中立姿态逐渐弱化。罗夫山·马马德利（Rovshan Mammadli）认为伊朗在第二次纳卡冲突中调整了立场，莱希政府对安全问题表现出更强硬的态度。总体来看，现有研究多从单一维度切入，尚未对伊朗在两次纳卡冲突中采取的不同策略及其局限性进行系统而全面的探讨。鉴此，本文以一手文献和媒体报道为基础，从伊朗对纳卡问题的现实战略考量切入，拟系统梳理和分析伊朗应对两次纳卡冲突的策略变化及其影响，并进一步探讨伊朗应对这一议题的局限性，以期丰富国内学界关于纳卡问题的研究，深化对伊朗整体外交战略的理解。

一、伊朗应对纳卡冲突的现实战略考量

基于国家利益的务实外交构成了后霍梅尼时代伊朗对原苏联地区新独立国家的总体政策取向，并在此后历届政府中得以延续。在伊朗看来，苏联解体对其产生了复杂而深远的地缘政治影响。一方面，北方强权的瓦解消除了对伊朗领土主权的历史性威胁，并为伊朗提供了恢复与该地区历史联系的机会。另一方面，伊朗与苏联之间原本稳定的边界被一个充满不稳定性、冲突频发的脆弱地区所代替。这些新独立国家对内面临民族国家建构、政权合法性和经济崩溃的挑战，对外容易受到地区外大国的渗透和影响。对此，伊朗前副外长马哈茂德·瓦艾齐指出，安全问题是伊朗在原苏联地区的主要关切之一。伊朗在充分利用其文化优势的同时，也在该地区采取了以现实政治为基础的务实政策。在此背景下，纳卡冲突成为伊朗内政外交面临的重大挑战：边境地区的不稳定直接冲击伊朗国家安全，潜在的难民潮还将危及伊朗国内稳定；冲突引发的民族主义情绪，也对伊朗国内的民族团结构成潜在挑战。更关键的是，纳卡冲突的长期持续严重阻碍了伊朗与南高加索地区各国恢复并发展关系的进程，使其拓展地区合作的诉求遭遇阻碍。因此，在务实外交的框架下，维护国家安全、提升地区影响力、保障经济利益与塑造国际形象等现实因素，共同构成了伊朗应对纳卡冲突的核心动因。

（一）国家安全：防范冲突外溢

对冲突外溢的担忧是促使伊朗应对纳卡冲突的首要动机。苏联解体后，部分原苏联加盟共和国政局不甚稳定，其动荡局势可能波及伊朗长达2 000多公里的边境安全。因此，伊朗将中亚和高加索地区的安全与稳定视为保障本国北部和东部边境安全、推进与地区国家经贸合作和能源往来的前提。作为与冲突双方直接接壤的国家，伊朗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边界分别为750公里和35公里。更重要的是，伊朗是唯一与纳卡地区相邻的国家，其边境距离冲突中心仅约6公里。来自战区的炮弹时常落入伊朗境内，对伊朗的边境安全构成巨大威胁。同时，伊朗担忧纳卡冲突的持续将导致大批难民涌入境内。在两伊战争和苏联—阿富汗战争的影响下，伊朗已接纳了超过400万来自伊拉克和阿富汗等国的难民，占当时全国人口的1/10以上。对伊朗而言，数十万难民的涌入将成为其经济和社会的沉重负担。

平息国内阿塞拜疆少数族群的抗议情绪，并遏制民族分裂势力的蔓延，也是伊朗应对冲突外溢的又一现实考量因素。伊朗境内生活着阿塞拜疆人、阿拉伯人、土库曼人、库尔德人和亚美尼亚人等少数族群，占全国总人口的50%以上。其中，阿塞拜疆人是伊朗最大的少数族群，主要聚居在与外高加索地区接壤的北部省份。与之相比，亚美尼亚人仅有约30万，是伊朗最大的非穆斯林群体。历史上，伊朗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多次受到民族分裂主义的严重威胁。1989年底，在外高加索地区民族主义情绪蔓延之时，伊朗和苏联边界两侧数以千计的阿塞拜疆人开始抗议该国严格的边界限制政策。愈演愈烈的纳卡冲突成为民族主义情绪的催化剂，促使伊朗不得不应对来自国内阿塞拜疆人、民族主义者以及宗教人士的压力。同时，伊朗还需要警惕来自北部邻国的民族分裂主义威胁，以及美国和土耳其等外部势力的煽动。

（二）地缘政治：限制地区内外大国影响力扩张

从地区层面看，伊朗始终将纳卡冲突视为地区内外大国地缘政治博弈的重要场域。随着时间推移，俄罗斯、土耳其以及由美、俄、法主导的欧安组织明斯克小组等主要行为体的深度介入，使这一冲突愈发复杂化和国际化。在第一次纳卡冲突期间，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曾于1992年2月访问独联体国家，引发伊朗强烈担忧。美国试图以土耳其作为代表西方世俗模式的前沿力量，推动土耳其在纳卡冲突中发挥更大作用，遏制伊朗在中亚与外高加索地区影响力的上升。事实上，土耳其介入冲突也基于其自身多重战略考量：一方面，它将自己定位为连接西方与突厥语国家的“桥梁”，而阿塞拜疆凭借其地缘位置与能源资源成为其战略布局的关键支点；另一方面，土耳其担心冲突长期化会激发民族主义情绪，进而破坏其周边安全环境。因此，土耳其在两次冲突中均坚定支持阿塞拜疆的立场，尤其在第二次纳卡冲突中提供了广泛的军事援助与外交支持。土耳其影响力的扩张，促使伊朗更加迫切地希望通过介入冲突来维护自身战略空间。

从双边层面看，伊朗将介入纳卡冲突视为加强与冲突双方关系的重要机会。苏联解体后，除了努力缓和与南部海湾阿拉伯国家的紧张关系，伊朗还试图积极发展与北部新独立国家的双边关系。在所有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中，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因为其地理邻近性和历史文化联系而被赋予最高优先级。历史上，俄波战争的失败导致伊朗失去了位于该国西北部的大片领土，包括如今南高加索地区的大部分领土。在纳卡冲突早期，为避免因在双方冲突中“选边站”而损害与另一方的关系，伊朗试图通过调停外交在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之间保持相对中立。同时，伊朗希望向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施加影响力，以维持两国力量对比的基本平衡。考虑到伊朗国内的宗教意识形态和少数族群共存的现状，伊朗既不能公开支持代表基督教文化的亚美尼亚，也不能全力帮助可能对伊朗阿塞拜疆地区提出领土主张的阿塞拜疆。

（三）经济利益：为经贸往来提供安全的外部环境

在地缘经济层面，伊朗期望通过推动纳卡冲突的和平解决，为扩大地区经贸往来营造安全的外部环境，促进地区多边合作机制的形成。南高加索不仅是伊朗通往黑海和欧洲的重要陆路通道，也是伊朗能源与非石油产品出口的潜在市场。与此同时，伊朗试图通过为该地区国家提供通向海湾的过境通道，将自身打造为连接欧亚大陆南北走廊的地缘经济枢纽。基于这一定位，伊朗积极倡导地区多边主义，推动在能源、管道和交通运输领域的合作。伊朗期望通过地区合作实现经济自力更生，打破西方制裁和外交孤立，削弱地区外大国在南高加索事务中的影响力。

然而，纳卡冲突的长期化严重削弱了这些构想的现实可行性。战争和敌对关系导致南高加索三国关系整体处于不稳定状态。阿塞拜疆和土耳其对亚美尼亚实施的边境封锁举措进一步破坏了地区交通连通性和经济流动性。这不仅阻碍了伊朗通往黑海和欧洲的过境路线，也削弱了伊朗提出的多边主义倡议的吸引力。更为重要的是，伊朗在地缘经济上需面对俄罗斯和土耳其的竞争。俄罗斯通过主导能源管道和交通走廊维持传统势力范围，而土耳其则依托与阿塞拜疆的战略合作强化自身地区存在。在这种情况下，纳卡冲突不仅成为伊朗实现地缘经济战略的重大障碍，也使其在地区合作格局中面临被边缘化风险。

（四）国际声誉：塑造负责任的伊斯兰大国形象

在后霍梅尼时代，为加速战后重建、恢复经济，伊朗拉夫桑贾尼政府希望以务实的姿态改善与周边国家和西方国家的关系。然而，不少西方媒体依然将伊朗描绘为“伊斯兰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代言人。1989年10月，时任美国总统老布什签署国家安全指令，强调伊朗比伊拉克对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构成了更大的威胁。2002年1月，小布什政府进一步将伊朗列入“邪恶轴心”之中，指控伊朗涉嫌支持恐怖主义。面对西方的“妖魔化”宣传，伊朗亟需在地区和国际上展现一个新的建设性参与者的形象。这意味着其外交政策需超越意识形态导向，以国家利益为基础，同时积极承担起促进伊斯兰世界和平、发展与团结的大国责任。

正基于此，尽管纳卡冲突中的一方是以穆斯林群体为主的国家，伊朗依然没有选择公开向阿塞拜疆提供军事支持，而是多次提出作为“积极中立”的调停者来解决冲突。伊朗调停代表瓦艾齐表示，伊斯兰教义将和平视为人类社会的重要原则，伊斯兰国家有责任为实现和平而努力。作为一个伊斯兰大国，伊朗有义务通过国际公认的方式防止阿塞拜疆的穆斯林遭受伤亡。与此同时，伊朗始终将自己的调停行为置于国际法和国际规范的框架之下，并借此表明其努力融入国际社会的决心。在纳卡冲突调停进程中，时任伊朗外长韦阿里·阿克巴尔·拉亚提（Ali Akbar Velayati）曾在致联合国秘书长的信中表示，伊朗为解决纳卡问题所做的斡旋努力进一步证实了伊朗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与稳定的愿望。

在上述现实因素考量中，防范冲突升级与维护边境稳定是伊朗应对纳卡冲突时始终坚守的安全底线。在此基础上，维护地缘政治、经济利益与国际形象等因素共同构成伊朗在原苏联地区推行务实外交的基本逻辑，体现出该国在安全优先框架下兼顾多重利益的战略取向。

二、伊朗应对纳卡冲突的策略变化

在坚守国家安全底线的前提下，随着纳卡冲突的演变及内外环境的变化，伊朗的具体应对策略也发生了相应变化。第一次纳卡冲突期间，伊朗以平衡策略积极介入，并曾一度促成临时和平协议。自1994年停火以来，由于被排除在明斯克小组调解机制之外，伊朗在纳卡问题上一直处于被边缘化状态。第二次纳卡冲突爆发后，伊朗逐渐转向被动防御的应对策略。

（一）主动参与：积极调停与平衡双方诉求

第一次纳卡冲突的爆发，恰逢两伊战争后伊朗内政外交进行务实转型的阶段。拉夫桑贾尼政府认识到调整对外政策的现实需求，试图通过改善地区安全环境、拓展多元外交关系、增强国际合法性来维护国家核心利益，这促使伊朗对冲突双方进行主动平衡的意愿显著增强。

第一，通过中立调停促成双方临时停火协议。1992年2月，在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分别请求伊朗介入调停背景下，伊朗外长韦拉亚提随即开启斡旋外交。3月至4月中旬，伊朗副外长瓦艾齐率团进行了为期近一个月的穿梭访问。在瓦艾齐的调停下，冲突双方再次达成了暂时停火协议，并于4月1日在亚美尼亚边境城市伊杰万进行谈判，伊朗和俄罗斯作为观察员列席会议。然而，由于阿塞拜疆方面拒绝承认纳卡地区亚美尼亚人的谈判地位，后者未能出席会议，导致谈判无果而终。1992年5月初，伊朗成功促成亚美尼亚总统彼得罗相与阿塞拜疆代总统马梅多夫出席在德黑兰举行的首脑会议，三方签署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德黑兰首脑会议声明》。该声明的核心内容在于建立持久的停火机制。为确保协议的有效执行，除伊朗观察员外，还将引入联合国观察员及其他国家共同监督停火进程。然而，在协议签署当天，纳卡地区亚美尼亚武装攻占了舒沙，迅速瓦解了伊朗调停的成果。战场的失利为阿塞拜疆人民阵线夺取政治权力提供了跳板。1992年6月7日，人民阵线领导人阿布法兹·埃利奇别伊（Abulfez Elçibey）当选阿塞拜疆总统。调停失败后，伊阿关系陷入冰点。由于人民阵线的反伊立场，伊朗的调停工作失去了继续推进的基础。

第二，协助亚美尼亚突破阿塞拜疆、土耳其的经济封锁。1992年至1993年间，在埃利奇别伊短暂执政时期，伊朗逐渐拉近与亚美尼亚的关系，并在纳卡冲突中低调地向亚美尼亚提供援助，以制衡来自持反伊朗立场的阿塞拜疆新政府的潜在威胁。为缓解阿塞拜疆和土耳其对亚美尼亚实施的禁运，伊朗持续向亚方输送必需物资与能源。1992年5月，双方在阿拉斯河上修建了一座临时浮桥。在亚美尼亚遭受最严峻封锁的时期，这一通道成为其与外界唯一的联系，被视为“生命通道”。在此背景下，伊朗成为亚美尼亚打破地缘孤立与经济封锁的重要合作伙伴，而亚美尼亚则为伊朗提供了通向俄罗斯和东欧的战略通道，其在西方的游说网络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伊朗改善了国际形象。这一低调的制衡手段后来成为阿塞拜疆指控伊朗的主要依据，也是导致两国关系中缺少互信的原因之一。

第三，为阿塞拜疆提供外交声援和人道支援。1993年下半年，务实派政治精英盖达尔·阿利耶夫（Heydar Aliyev）出任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执政初期开启了伊朗与阿塞拜疆之间短暂的双边关系“黄金时期”，两国关系迅速回暖。在阿塞拜疆面临巨大的战场劣势的情况下，伊朗在多边场合中加大了对亚美尼亚的公开谴责，积极通过外交手段化解冲突。1993年7月27日，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罕见地视察了伊朗西北部的阿塞拜疆省，并在大不里士发表讲话。他明确指出，亚美尼亚政府及纳卡地区亚美尼亚人正对该地区的穆斯林群体实施“不义行为”。伊朗外长韦拉亚提分别致信经济合作组织（ECO）部长理事会和联合国秘书长，敦促两机构对亚美尼亚侵占阿塞拜疆领土采取明确立场。与此同时，伊朗显著加大了对阿塞拜疆的人道主义援助力度，成为当时对该国援助位居前列的国家之一。1993年9月初，伊朗红新月会在伊米什利地区启动建设可容纳十万人的救援营地，并向难民运送了大量食品物资。

第四，帮助阿塞拜疆抵御亚美尼亚的进攻。在阿利耶夫上任后，阿塞拜疆在不足5个月内接连失去6个地区。考虑到阿塞拜疆一旦全面溃败将对地区安全造成灾难性后果，伊朗有必要阻止亚美尼亚进一步占领阿塞拜疆的领土。为避免损害与亚美尼亚和俄罗斯的关系，并防止被指控输出伊斯兰主义，伊朗长期将对阿塞拜疆的军事支持视为机密。随着近年来国内围绕纳卡问题争论加剧，伊朗逐渐披露了20世纪90年代秘密军事支持阿塞拜疆的诸多细节。2011年初，阿尔达比勒聚礼日领袖阿梅利首次披露了对阿塞拜疆军事支持的细节，包括进行军事培训、组建抵抗组织、运送武器弹药及提供军事作战方案等。1993年8月，伊朗将由阿富汗军阀古勒卜丁·希克马蒂亚尔（Gulbuddin Hekmatyar）指挥的多支阿富汗部队调往阿塞拜疆。面对亚美尼亚军队逼近边境及大量难民可能涌入的双重压力，伊斯兰革命卫队曾采取预防性军事部署。10月，在巨大的战场压力下，阿利耶夫还曾紧急寻求伊朗的军事支援，甚至表示阿塞拜疆已准备成为一个伊斯兰国家。伊朗对此表现出务实谨慎的态度。在不直接派兵介入的前提下，伊朗向阿塞拜疆军队提供了有限的秘密军事训练等援助。

1994年5月，在俄罗斯的斡旋下，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实现暂时停火，亚美尼亚实际控制纳卡及周边地区。第一次纳卡冲突停火后至冲突再次爆发期间，伊朗在该问题上逐渐被边缘化。这一方面源于欧安组织明斯克小组对调停进程的主导，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伊朗整体外交战略对南高加索地区的关注比较有限。美国在南高加索奉行的对伊朗遏制政策，削弱了南高加索国家深化对伊朗关系的意愿。在此情势下，伊朗只能作为中立第三方提出调停倡议、谨慎平衡与阿、亚两国的关系，以维持自身在纳卡问题上的影响力。2010年4月19日，时任外长马努切赫尔·穆塔基（Manoucher Mottaki）宣布，伊朗提议促成阿、亚两国代表会晤。然而，亚美尼亚更倾向于依赖明斯克小组的机制，由此拒绝了伊朗的提议。2016年4月，当阿、亚两国爆发新一轮边境冲突时，扎里夫向亚美尼亚外长表示伊朗愿意在解决危机中发挥作用。在冲突长期僵持的情况下，伊朗确有推动和平解决的意愿，但在被边缘化的现实处境下，其调停举措难以形成实质影响，更多体现为鼓励对话的外交姿态。

（二）被动应对：维护伊朗国家安全与利益

2020年9月，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之间爆发第二次纳卡冲突，这一事态变化发生在伊朗鲁哈尼政府第二任期末。彼时，伊朗在维持与亚美尼亚合作的同时，努力修复内贾德时期恶化的与阿塞拜疆关系。伊朗原本有意再次作为中立第三方调停冲突，但其调停倡议未获回应。2020年11月，俄罗斯主导的停火机制实现了与土耳其的利益协调，却将伊朗排除在外。面对比以往更为严峻的外部压力，伊朗不得不以被动的方式维护国家安全与核心利益。

第一，支持阿塞拜疆收复纳卡地区。在第二次纳卡冲突前，伊朗既未坚定承认阿塞拜疆对纳卡地区的主权，也未认可纳卡地区“阿尔察赫共和国”的合法地位，而是始终呼吁和平解决争端。面对国内外多重压力，尤其是阿塞拜疆在第二次纳卡冲突中的压倒性优势，伊朗最终从呼吁停火的中立立场转为支持阿塞拜疆收复纳卡地区。为安抚伊朗阿塞拜疆人并团结阿塞拜疆的穆斯林同胞，伊朗宗教界率先发声表示支持。2020年9月30日，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阿塞拜疆人聚居的北部省份的代表发布联合声明，全力支持阿塞拜疆并对其取得的军事胜利表示祝贺。伊方明确表示，纳卡地区是穆斯林的领土；阿塞拜疆收回纳卡地区是完全合法的行为。11月3日，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强调亚美尼亚必须将纳卡地区归还给阿塞拜疆。他还呼吁在阿塞拜疆主权框架内尊重纳卡亚美尼亚人的权利，并表示伊朗不会容忍叙利亚雇佣军出现在其边境。11月10日，伊朗驻巴库大使馆对阿塞拜疆解放战略城市舒沙表示祝贺，并提及了哈梅内伊对此的支持。哈梅内伊的表态一方面延续了伊朗一贯的外交原则，即反对任何破坏国家领土完整的分离主义运动，反对域外国家干预地区事务；另一方面也标志着伊朗官方立场的显著调整——公开支持阿塞拜疆收复纳卡地区，以适应战后地区新秩序的变化，防止阿塞拜疆进一步向土耳其阵营倾斜。

第二，通过军事威慑维护国家安全。自2021年8月上任以来，伊朗的强硬派新总统易卜拉欣·莱希（Ebrahim Raisi）与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及革命卫队保持密切关系，使新政府能够在外交和安全部门间实现有效协调。阿塞拜疆企图依据停火协议，与土耳其共同推动建设一条穿越亚美尼亚南部、但不受亚美尼亚主权管辖的交通走廊，即连接阿塞拜疆本土与纳希切万飞地的赞格祖尔走廊（Zangezur）。2021年9月，阿塞拜疆向伊朗卡车收取过境亚美尼亚南部的高额关税。同月，阿塞拜疆、土耳其与巴基斯坦首次在巴库举行代号为“三兄弟—2021”（Three Brothers-2021）的联合军事演习。伊朗将不受亚美尼亚主权控制的赞格祖尔走廊视为对本国国家安全的直接威胁。对此，伊朗于2021年10月在西北边境举行了苏联解体以来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尽管该演习普遍被视为对阿塞拜疆联合军事演习的直接回应，但演习代号“海巴尔征服者”（Khaybar Conquerors）暗示伊朗始终将以色列视为其首要安全威胁。2022年9月中旬，阿、亚两国在临时边界发生大规模冲突。9月16日，伊朗向与亚美尼亚接壤的边界部署了约5万名士兵，并声明若阿塞拜疆进一步侵入亚美尼亚领土，伊朗将视其为战争理由。为表达对阿塞拜疆会见以色列高官的不满，伊斯兰革命卫队于10月17日再次在其西北部边境举行代号为“强大的伊朗”（Mighty Iran）的军事演习。面对2023年9月阿塞拜疆在纳卡地区的军事行动，伊朗军队再次在与亚美尼亚接壤的边境进行动员。伊朗重申其支持阿塞拜疆收复纳卡地区的立场，但明确表示绝不容忍破坏亚美尼亚领土完整的行为。

第三，推动地区合作。伊朗一贯反对域外大国以调停冲突之名介入南高加索事务，主张通过地区机制解决纳卡问题。第二次纳卡冲突后，面对自身在战后地区秩序中的边缘化处境，伊朗开始着力强化地区多边合作机制，以提升其在新地区格局中的参与度，并削弱西方势力对地区的影响。一方面，伊朗积极推动“3+3”地区合作平台的建设，倡导建立由南高加索三国及俄罗斯、土耳其、伊朗共同参与的区域对话机制，以促进地区经济合作与交通互联，协调内部冲突的解决。“3+3”地区合作平台倡议源于2020年12月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在巴库参加胜利阅兵时提出的“六国地区合作平台”。2021年1月，伊朗外长扎里夫也提出了类似的地区合作机制。同年10月，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正式表达了对“3+3”倡议的支持。2021年至2024年，围绕该倡议，除格鲁吉亚外的五国外交官员参加了在莫斯科、德黑兰和伊斯坦布尔举办的会议。其中，2023年的德黑兰会议以“南高加索地区和平、合作与进步的转折点”为主题，五国外长就和平解决争端、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和促进关系正常化等问题达成共识。在美国介入南高加索地区事务后，伊朗更加强调“3+3”地区合作平台的必要性。2025年8月25日，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通话中重申，“3+3”地区对话模式仍然是解决高加索地区安全问题的最有效机制。

在地缘重要性方面，伊朗一直将自己视为在南北方向连接俄罗斯和印度洋，在东西方向连接中国和欧洲的桥梁。基于这一地缘定位，伊朗希望依托自身的枢纽优势，促进区域能源出口与贸易合作，通过扩大与欧亚地区的经贸往来以缓解制裁压力，并融入一个欧亚大陆主导的“替代性地区秩序”。2023年12月，伊朗与欧亚经济联盟（EAEU）签署了正式的自由贸易协定，双方约定取消近90%商品的进口关税。2024年12月，伊朗获得欧亚经济联盟观察员国地位。尽管目前双方贸易份额依然较小，但该联盟成员国仍是伊朗稳定的贸易伙伴。在南高加索地区，亚美尼亚是唯一加入欧亚经济联盟的国家，也是伊朗进入该联盟的唯一陆路通道。因此，尽管亚美尼亚与西方的关系有所拉近，伊朗仍高度重视与亚美尼亚的双边关系和交通联系。

同时，伊朗还积极加快与俄罗斯、阿塞拜疆在“国际南北运输走廊”（INSTC）框架下的多边合作，借此巩固其在整个欧亚大陆格局中的战略地位。伊朗、俄罗斯与阿塞拜疆是国际南北运输走廊西部线路的共同参与方。随着2022年乌克兰危机的升级，“国际南北运输走廊”在俄罗斯战略布局中的地缘政治与经济意义迅速提升，成为俄罗斯在西方制裁下推动欧亚互联互通的关键环节。目前，尚未完工的“拉什特—阿斯塔拉”段铁路成为“国际南北运输走廊”西线的最后一块拼图。2023年6月，伊朗和俄罗斯交通部长在两国总统视频会议上签署了修建“拉什特—阿斯塔拉”段铁路的政府间协议，俄罗斯将以国际贷款的形式提供13亿欧元。对伊朗来说，推进该走廊的建设能够充分发挥其地理优势，加强伊朗与欧亚经济联盟的交通联系，扩大与高加索、俄罗斯和欧洲地区的贸易潜力。考虑到阿塞拜疆在“国际南北运输走廊”中的重要位置，伊朗还希望在过境交通、贸易投资和能源领域与其开展务实合作。

总体而言，伊朗在纳卡冲突中未能充分实现其既定目标，对两次冲突进程的整体影响力较为有限。其一，尽管在国家安全层面，伊朗在两次纳卡冲突中成功避免了战火沿边境蔓延，有效防止了冲突跨境外溢，并阻止了极端民族主义在伊朗境内阿塞拜疆族群中引发大规模政治动员，维护了边境安全与内部民族关系的相对稳定，但第二次纳卡冲突后，伊朗北部边境仍然面临赞格祖尔走廊的安全威胁。其二，在双边关系层面，伊朗未能实现对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关系的有效平衡，反而导致与阿塞拜疆的关系日益紧张。伊朗在第一次纳卡冲突中的调停失败成为伊阿关系恶化的转折点。相比之下，共同的安全威胁与相似的孤立处境在客观上拉近了伊朗与亚美尼亚之间的关系。第二次纳卡冲突进一步推动了伊阿关系的紧张升级。其三，在经济发展层面，伊朗未能达到促进地区经济合作的目标。纳卡冲突的长期“冻结”严重削弱了南高加索的连通性。此外，美国在地区对伊朗实施的遏制政策，加之里海划界问题悬而未决，使得伊朗在地区经济合作中始终面临制约因素。尽管伊朗与亚美尼亚的贸易额从2021年的5.04亿美元增至2024年的7.37亿美元，与阿塞拜疆的贸易额亦由4.36亿美元升至6.47亿美元，但整体经贸规模依然有限，贸易结构单一，以伊朗的单向出口为主，难以形成可持续增长。其四，在国际形象层面，伊朗在纳卡冲突和塔吉克斯坦内战中的务实立场和调停行动确实有助于塑造该国在原苏联地区的务实主义形象，降低了俄罗斯对伊朗在原苏联南方地区输出伊斯兰主义的担忧，为两国未来在更广泛领域的战略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在美、伊对抗的背景下，伊朗对地区什叶派武装力量的支持不利于其整体国际形象的改善，导致伊朗在原苏联地区与中东核心地区的对外形象产生割裂。

此外，从地缘政治角度看，伊朗未能阻止阿塞拜疆在土耳其与以色列支持下的战略扩张。更重要的是，持续的大国博弈不断冲击地区一体化努力。在可预见的未来，南高加索三国仍将与外部大国保持深度绑定：亚美尼亚依赖法国、欧盟和美国来平衡其在对阿谈判中的不利地位；阿塞拜疆则在与以色列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合作中不断强化与中东地区的安全联结。

三、伊朗应对纳卡冲突的局限性

从本质上看，伊朗对两次纳卡冲突的应对始终未偏离其安全主线，即防止冲突升级、维护国家安全。然而，该国采取的具体策略呈现出明显差异，由主动平衡逐步转向被动防御，未能充分实现既定目标，地区影响力随之显著削弱。究其根源，在两次冲突相隔的30年间，伊朗所处的国际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来自美国的外部压力显著增强，深刻影响了其外交政策取向及资源投射能力。在此背景下，伊朗缺乏积极影响纳卡冲突的现实条件，进而未能及时有效应对地区格局的变迁，最终严重限制了其在第二次纳卡冲突中展现战略主动性的能力。

（一）国际因素：伊朗在美、伊对抗背景下面临更大外部压力

在两次纳卡冲突期间，伊朗所处的国际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第一次纳卡冲突爆发时，冷战体系刚刚崩溃，国际秩序处于相对松动的状态。苏联解体后，原苏联地区出现了较大权力真空，为伊朗在新独立国家中施加影响力提供了一定的机会。与此同时，尽管美国担忧伊朗可能对原苏联伊斯兰加盟国产生影响，但在地区秩序尚未稳定的情况下，美国的遏制政策尚未完全成形，且其在该地区的关注度和影响力仍然有限。在这一背景下，拉夫桑贾尼政府主导了伊朗内政外交的务实转型进程，既需要应对纳卡冲突外溢的风险，维护国家安全和民族团结，又希望在该地区尤其是冲突双方之间发挥更大影响力，从而突破西方的遏制与孤立政策。为此，伊朗在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之间采取了主动平衡的策略。除通过斡旋外交与三边首脑会晤推动双方签署停火协议外，伊朗还有意维护冲突双方在战场上的实力平衡，避免完全倒向其中任何一方。在埃利奇别伊担任阿塞拜疆总统期间，伊朗帮助亚美尼亚突破了阿塞拜疆和土耳其的地理与经济封锁；而在盖达尔·阿利耶夫执政期间，伊朗则协助处于弱势的阿塞拜疆抵抗亚美尼亚可能对其本土发动的武装进攻。

但在俄罗斯主导第一次纳卡冲突实现暂时停火后，冲突“冻结”的30年间，国际环境发生了深刻变迁，伊朗所面临的国际体系压力显著增大。伊朗与美国这一全球霸权的互动日益呈现出结构性竞争，伊朗的伊斯兰意识形态与反西方立场使其在美国及西方眼中被视为潜在威胁，从而引发更为强硬的对伊朗政策。自此，伊朗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长期被与美国的对立关系所界定。九一一事件后，美国将战略重心转向“大中东”地区，伊朗被正式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2002年底，伊朗秘密核活动的曝光进一步激化了美方的安全疑虑，使核问题成为塑造伊朗与大国关系的核心议题。随着美、伊对抗的持续深化，伊朗在国际舞台上陷入愈发明显的“战略孤立”，其“安全化”形象被不断强化，从而极大限制了地区政策的灵活性与主动性。与此同时，美国及其盟友通过“奖惩机制”持续施压——对回避或遏制伊朗的国家给予政治或经济奖励，对与伊朗合作的国家施加惩罚。这一机制使得地区国家在对伊政策上普遍趋于谨慎，甚至利用“伊朗牌”与西方进行战略博弈，以此提升自身的地缘政治价值。

（二）国内因素：伊朗缺乏积极影响冲突的现实条件

国际体系压力的加剧对伊朗的外交政策取向产生了深远影响，既削弱了该国对南高加索地区的战略关注，又加深了其在地区事务中对俄罗斯的战略依赖，限制了伊朗在该地区投射资源的能力。与此同时，国内阿塞拜疆人和亚美尼亚人的共同存在使伊朗在处理南高加索事务时面临内部政治敏感性，进一步压缩了其外交政策的选择空间，削弱了伊朗对纳卡冲突施加积极影响的能力。

第一，南高加索与中亚地区在伊朗地缘政治布局中处于相对边缘位置。在美、伊对抗影响下，伊朗始终将海湾阿拉伯地区的安全视为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自九一一事件以来，美国发起的全球“反恐”战争一方面推翻了伊朗的两大地区对手——阿富汗塔利班政权与伊拉克复兴党政权；另一方面，美国在伊朗周边的军事存在对其构成直接安全威胁，并给伊朗的边境安全带来了持续压力。2011年爆发的阿拉伯剧变进一步促使伊朗加深对中东事务的战略介入，使海湾地区成为其外交与安全政策的重中之重。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多次强调，中东地区的伊斯兰抵抗组织构成伊朗的“战略纵深”。相较之下，南高加索并非伊朗意识形态或战略投射的核心区域，因此伊朗在该地区鲜少提出积极的外交倡议或采取实质性行动。

第二，对俄罗斯态度的敏感性限制了伊朗主动介入纳卡冲突的意愿。伊朗依赖与俄罗斯在全球与地区层面的合作，以制衡来自美国的外部压力。第一次纳卡冲突调停失败后，伊朗深刻认识到俄罗斯对原苏联地区的高度敏感性，并长期将其视为俄方的势力范围，因而在发展地区关系时尽力避免与俄罗斯发生利益冲突。对伊朗而言，与俄罗斯合作不仅有助于维护地区稳定，也有助于保障其在该地区的政治与经济利益，同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美国、北约及以色列等域外势力的介入。2018年特朗普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加剧了伊朗国内经济与社会困境。对此，伊朗加快实施“向东看”政策，主动寻求与非西方国家的战略协作，通过加入上海合作组织、欧亚经济联盟以及金砖国家机制，试图在替代性国际体系中获得新的政治、经济与安全支撑。因此，若主动介入纳卡问题可能引发与俄罗斯的摩擦，这显然不符合伊朗的整体战略利益。

第三，西方的长期制裁制约了伊朗在南高加索地区的投射资源能力。在克林顿政府第二任期内，美国对中亚及高加索地区的关注度不断上升，尤其在里海能源开发与运输问题上积极介入。在此背景下，美国对伊朗的遏制政策不仅使伊朗在地区能源与经济格局中被边缘化，也加剧了该国与阿塞拜疆的紧张关系。此外，美国主导的明斯克机制长期将伊朗排除在纳卡冲突解决进程之外，削弱了伊朗在冲突调停中的影响力，成为限制其扮演主动角色的关键外部因素之一。伊核问题恶化以来，美国的制裁大幅降低了伊朗在南高加索的政治与经济吸引力，也削弱了其在地区格局中的影响力杠杆。相比之下，土耳其凭借地缘、经济与制度优势迅速扩大了在南高加索的存在，使伊朗的地区影响力增长明显滞后于其竞争对手。

第四，伊朗境内阿塞拜疆人和亚美尼亚人的共同存在限制了伊朗在该地区的策略选择。伊朗西北部地区大规模阿塞拜疆族群在纳卡问题上对阿塞拜疆普遍抱有同情和支持态度。第二次纳卡冲突期间，伊朗国内多地爆发了支持阿塞拜疆的示威活动。与此同时，虽然伊朗境内的亚美尼亚族人口相对较少，但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等领域具有一定影响力，也使伊朗不得不顾及其利益。换言之，伊朗在纳卡问题上的任何举措都可能触及国内少数族群的敏感神经。因此，出于对国内舆论和社会稳定因素的考量，伊朗必须在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之间保持公开“中立”立场，进而使其在应对纳卡问题时变得更加谨慎和被动。更重要的是，伊朗担忧泛突厥主义思潮对其境内阿塞拜疆族群可能产生的影响。这一关切加深了伊朗在与阿塞拜疆关系中的安全焦虑，促使两国长期陷入安全困境之中。

（三）地区因素：伊朗对地区格局变迁反应迟缓

在美、伊对抗持续的背景下，南高加索地区格局在过去30年间发生了显著变化。在外部压力和内部制约的共同作用下，伊朗未能准确把握这一地区格局的演变趋势，尤其在应对阿塞拜疆实力上升及阿、土、俄三方利益协调方面表现出被动与迟缓，从而进一步削弱了其在第二次纳卡冲突中的积极角色。

第一次纳卡冲突后，在阿利耶夫家族的务实统治下，阿塞拜疆凭借雄厚的能源优势、多元外交政策以及土耳其和以色列的支持，成为南高加索三国中综合实力最强的国家。国际调停进程的长期无果，促使阿塞拜疆愈加倾向于通过武力解决纳卡问题。相比之下，缺乏能源资源并长期遭受经济封锁的亚美尼亚陷入内外交困，其国家发展明显落后于阿塞拜疆。2010年以来，随着阿塞拜疆从以色列大量购入军事装备，纳卡冲突的军事实力平衡显著倾向阿塞拜疆。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俄罗斯的对外政策逐渐“转向东方”，其在纳卡问题上的立场也从“冻结冲突”转为“塑造利益”。与此同时，亚美尼亚国内经济危机的压力逐渐超越纳卡问题的重要性。2018年4月，反对派领导人尼科尔·帕希尼扬（Nikol Pashinyan）发起“天鹅绒革命”，迫使来自纳卡地区的前总理谢尔日·萨尔基相（Serzh Sargsyan）辞职。帕希尼扬政府的亲西方取向被普遍视为俄罗斯默许阿塞拜疆大幅增强军事实力的诱因之一。

伊朗与阿塞拜疆关系的波动与趋紧削弱了伊朗以公正中立的邻国身份对阿塞拜疆施加影响的能力，使其未能有效应对阿塞拜疆的崛起。尽管两国同为什叶派人口占多数的国家，但伊朗与阿塞拜疆在民族历史叙事、意识形态取向及外交方向上存在显著分歧。跨境族群的存在进一步为双边关系增添了敏感性。伊朗在纳卡冲突中坚持公开中立的立场，成为双边关系恶化的又一原因。自独立以来，阿塞拜疆一直期待伊朗作为“穆斯林兄弟”国家，能够在纳卡问题上无条件地支持自己。在伊朗调停未果、纳卡武装相继占领战略要地后，伊朗“公正调解者”的形象在阿塞拜疆迅速崩塌，成为两国关系恶化的关键转折点。在部分阿塞拜疆观察者看来，伊朗在纳卡问题上从未保持真正的中立，而是明显偏向亚美尼亚，尤其体现在其帮助亚美尼亚突破阿塞拜疆经济封锁方面。在内贾德第二任期末，因欧洲歌唱大赛与间谍案等事件，伊朗与阿塞拜疆关系明显恶化。尽管鲁哈尼政府上台后强调以经济合作为导向，试图搁置长期存在的政治分歧，但两国关系历来缺乏互信基础，使伊朗难以像土耳其那样以地区盟友身份介入第二次纳卡冲突。

第二次纳卡冲突后，随着俄罗斯地区影响力的下滑以及阿、土、俄三方利益协调，伊朗在战后格局中的主动性进一步受限。在第二次纳卡冲突期间，阿塞拜疆在土耳其的军事支持下收复了纳卡大部分领土；俄罗斯通过斡旋三边停火协议，获得在纳卡地区部署维和部队，监督拉钦走廊和赞格祖尔走廊运行的权利；土耳其则借助在阿境内与俄罗斯共同设立的停火联合监督中心，深度参与战后秩序的塑造。乌克兰危机升级后，俄罗斯在西方制裁重压下在能源与交通领域对阿塞拜疆和土耳其两国的依赖不断加深。与伊朗和亚美尼亚相比，俄罗斯更可能在地区问题上对阿塞拜疆与土耳其作出妥协。2021年至2022年间，阿塞拜疆分别与土耳其和俄罗斯签署联盟宣言，进一步巩固三国的战略联系。2023年9月，阿塞拜疆利用国际社会对乌克兰危机升级的关注以及俄罗斯对其的需求，借机完全收回对纳卡地区的控制权。阿、土、俄三方的利益协调使伊朗被排除在战后南高加索新秩序之外，而亚美尼亚的失败及其日益“西向”进一步削弱了伊朗的战略杠杆。面对这种局势，伊朗难以采取有效手段进行主动制衡，只能转向维护国家安全的底线，在纳卡问题上逐渐沦为“被动的防御者”。其中，赞格祖尔走廊问题成为伊朗在第二次纳卡冲突中的核心关切。伊朗多次通过军事演习与武力威慑表明维护边界稳定的决心。与此同时，伊朗与俄罗斯在地区议题上的分歧也逐渐增多，如俄罗斯曾公开支持修建赞格祖尔走廊。尽管如此，出于对全球层面战略合作的考量，伊朗仍选择淡化与俄罗斯在南高加索的利益矛盾，从而进一步限制了该国在纳卡问题上采取主动行动的空间。

四、余 论

伊朗对两次纳卡冲突的应对策略，出于其在国家安全、地缘经济与政治利益以及地区大国形象上的现实因素考量。一方面，作为与冲突地区直接接壤的邻国，伊朗必须防止冲突外溢与民族主义情绪蔓延；另一方面，伊朗也希望通过有限介入制衡外部大国影响，维护其在地区的存在感与影响力。总体而言，伊朗在两次冲突中延续了维护国家安全的底线原则。在第一次纳卡冲突中，伊朗依靠中立调停与平衡姿态主动介入；而在第二次纳卡冲突后，随着阿、土、俄三方利益趋于协调，伊朗在地区格局中日益边缘化，更多诉诸外交发声、军事威慑和多边倡议等被动行为。伊朗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冲突外溢、维护了边境的相对稳定，但未能阻止地区力量格局的重塑，未能实现对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关系的有效平衡，也未能推动区域经济合作与发展，更未能将外部势力排除在南高加索之外。

30年间，伊朗应对纳卡冲突的策略由主动参与转为被动防御，对该问题的影响力显著下降。这一变化的根源在于，在美、伊对抗的外部压力下，伊朗缺乏主动塑造纳卡冲突的现实条件和对地区力量格局变化的有效回应。出于应对美国在周边安全威胁的需要，伊朗的防务重心长期集中于海湾地区；而在南高加索等原苏联地区，则顾及俄罗斯的利益关切，未能形成针对该地区的长期、连贯且有效的政策。美国的持续遏制政策使伊朗被系统性地排除在南高加索的经济与政治格局之外，削弱了其在该地区投射资源的能力。同时，国内民族因素进一步限制了伊朗的政策空间。在上述多重约束下，伊朗未能及时把握和应对阿塞拜疆的迅速崛起及阿、土、俄三方在该地区的利益协调。因此，第二次纳卡冲突后，为维护国家安全底线，伊朗只能转而采取被动防御的策略。

展望未来，伊朗在南高加索的战略空间仍将长期受到上述因素的制约，甚至面临更加严峻的安全挑战。2025年8月8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斡旋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草签和平协议，进一步加深了外部势力对纳卡冲突的干预。根据美亚两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将在尊重亚美尼亚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前提下，对亚美尼亚“和平十字路口”项目进行投资。亚美尼亚拟授予美国对该通道的独家开发权，并与阿塞拜疆共同将其更名为“特朗普国际和平与繁荣路线”（TRIPP，以下称“特朗普走廊”）。如果由美国主导的特朗普走廊及和平协议得以落实，将为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和土耳其的和解提供契机，削弱“国际南北运输走廊”在全球地缘格局中的价值。更重要的是，特朗普走廊将加强美国在伊朗北部边境的长期存在，明显加剧伊朗面临的安全威胁。

2026年2月底以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正在冲击南高加索地区原有的脆弱平衡，并可能加速地区秩序的重组。首先，此轮冲突对地区互联互通体系与既有合作框架形成直接冲击。一方面，冲突持续干扰经由伊朗的能源与交通联系，尤其削弱了亚美尼亚自伊朗进口能源通道的稳定性；另一方面，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虽均试图防止冲突外溢，并维持既有的和平进程，但地区联通仍面临持续扰动。在此背景下，尽管特朗普走廊及“中间走廊”的替代性战略价值进一步凸显，但相关项目的推进愈发依赖战事走向、美国政策取向及伊朗国内局势变化，整体不确定性明显上升。与此同时，战事在短期内中断了阿塞拜疆—以色列—美国三边合作的深化进程。围绕阿塞拜疆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以及在以色列与土耳其之间发挥调解作用的相关设想，均被迫搁置。阿塞拜疆转而在伊朗、以色列和土耳其之间采取更为谨慎的平衡立场。其次，此轮冲突正在重塑伊朗在南高加索的战略姿态。在可预见的时期内，伊朗的战略重心仍将是与美、以的对抗，从而不可避免地减少对南高加索事务的投入。伊朗地区影响力的阶段性削弱，一方面为特朗普走廊等项目提供了推进空间，另一方面也强化了伊朗对相关进程的地缘政治敏感性，并放大潜在风险。与此同时，美、以在该地区影响力的扩展，尤其是以色列与阿塞拜疆关系的深化，将持续加剧伊朗的安全关切，增加冲突跨区域外溢的可能性。在此背景下，伊朗更可能通过强化与俄罗斯的战略协调，维系自身在地区事务中的影响力。同时，伊朗将继续巩固与亚美尼亚的合作，防止其过度向美西方倾斜，并努力管控与阿塞拜疆在关键议题上的分歧。总体而言，如何在全球战略与地区能动性之间实现平衡，并在中东与南高加索两个方向上实现战略协调，将成为伊朗摆脱地区边缘化、重塑地缘影响力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