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7年4月，恺加王朝穆扎法尔・阿尔丁沙阿 (Muzaffar al-Din Shah) 执政一年后任命阿明・阿尔道莱 (Amin al-Dawla) 担任首相｡在短短14个月任期内，阿明・阿尔道莱进行了一系列旨在救亡图存的改革，成为继阿米尔・卡比尔 (Amir Kabir) 和哈吉・米尔扎・侯赛因 (Hajji Mirza Husayn) 之后又一位大力尝试推动现代化改革的首相｡虽然其改革并未达到预期目标，他本人也因遭到反对而被迫辞职，但其改革是世纪之交伊朗先后经历两次重要的现代化改革失败､帝国主义对伊剥削和渗透不断加深､国内新兴知识阶层不断崛起壮大､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意识不断加强的关键时期的一次大胆尝试｡正是这次改革的失败，让统治集团内部所有希望在恺加王朝封建政治框架下推进改革的幻想彻底破灭，转而选择了更具颠覆性的宪政革命运动｡阿明・阿尔道莱失败的改革成为伊朗政治发展道路的试金石和促成宪政革命最终爆发的临门一脚｡

一、改革背景

19世纪末期，恺加王朝统治集团内部严重分散､各自为政，统治者不负责任的任意执政态度给国家和民族带来了灾难性后果｡与此同时，英､俄两国的政治侵略和经济蚕食使恺加王朝的社会危机不断加剧｡为了缓解王朝所面临的内忧外患，新继位的穆扎法尔・阿尔丁沙阿任命开明政治家阿明・阿尔道莱为首相，展开了一系列旨在救亡图存的改革｡

1.1 阿明・阿尔道莱其人

阿明・阿尔道莱来自伊朗最大､最富有的官僚大家族之一，其父马吉德・阿尔穆克 (Majd al-Mulk) 曾担任穆罕默德沙阿 (Muhammad Shah) 母亲的私人秘书，在纳赛尔丁・沙阿 (Nasir Al-Din Shah) 统治时期担任抚恤捐赠部长，兼任部长咨询委员会成员，是沙阿最宠信的资政大臣之一｡阿明・阿尔道莱本人在过去20多年间曾先后担任纳赛尔・阿尔丁沙阿的私人秘书､邮政部长､抚恤捐赠部长等要职｡他非常了解欧洲，提倡按照欧洲国家的制度改革伊朗政府体制，是大家公认的开明官僚，曾于1880年代多次劝谏沙阿深化政府部门改革，发展现代化教育｡他还结交了很多推崇现代化改革的开明人士，最主要的两位宪政派领袖谢赫・哈迪・纳杰马巴迪 (Shaykh Hadi Najmabadi) 和赛义德・塔巴塔巴伊 (Sayyid Tabatabai) 都是他的挚友｡1870年代力主改革的首相哈吉・米尔扎・侯赛因去世后，保守的继任者阿明・阿尔苏尔坦 (Amin al-Sultan) 废除了其大部分改革举措，避免任何重大变革发生｡阿明・阿尔道莱获任首相后，改革派力量再次主导伊朗政坛｡虽然其改革举措大多为旨在缓解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而采取的小幅调整，并未触动伊朗社会根本，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伊朗社会对西方文明的进一步认同和接受，为宪政革命的最终爆发做了充足的社会意识和思想准备｡

1.2 党人乱政，危机加剧

1896年5月即位的穆扎法尔・阿尔丁沙阿是恺加王朝有史以来最懦弱的国君，担任王储期间就经常被人瞧不起，英国驻伊朗外交官莫蒂默・杜兰德爵士 (Mortimer Durand) 甚至认为他是 “一头又懦弱又愚笨的蠢驴”｡穆扎法尔没有任何从政经验，也无心朝政｡担任王储期间即以政绩拙劣而闻名，加之缺乏理财概念且挥霍无度，一度因无力支付从大不里士前往德黑兰的昂贵旅费而推迟继位日程，继位不久便导致国家财政出现严重亏空｡

担任王储期间，穆扎法尔・阿尔丁周围聚集了一大批官员和家臣，实际操控了阿塞拜疆省的政治｡他们争权夺利，斗争不断，形成了塔巴塔巴伊家族､阿卜杜勒・法尔曼法尔马家族和艾恩・道莱家族三大利益集团｡1896年6月，穆扎法尔・阿尔丁即位后，他们随即成为中央政府炙手可热的重臣，占据了各个重要岗位｡这种鸡犬升天的官员任命方式严重破坏了官场的政治生态，让长期跟随纳赛尔・阿尔丁沙阿的宠臣们抓狂不已｡

虽然首相阿明・阿尔苏尔坦在纳赛尔・阿尔丁沙阿遇刺后冷静应对，避免了德黑兰政坛发生动荡的危险，并在英､俄两国协助下确保了穆扎法尔・阿尔丁顺利继位，却在新任沙阿权力逐渐巩固后遭到大不里士党人的排挤，不但失去了德黑兰省长､法尔斯省长及中央政府的多个重要岗位，还失去了国防部长和全军统帅的关键职位｡随着国家财政不断恶化，加之其偷偷饮酒行为被曝光，阿明・阿尔苏尔坦于1896年11 月4日被解除首相职务，流放库姆｡沙阿随即成立了一个由各部长组成的松散内阁，不定期召开会议讨论国家大事｡这实际上是大不里士党人发动更为猖獗的夺权运动的权宜之计，他们随时准备像饥饿的猎鹰扑向猎物般攫取权力，满足自己无尽的欲望｡

沙阿开始向宠臣授予丰厚的津贴和薪俸，法尔曼法尔马 (Farmanfarma)､哈基姆・阿尔穆克 (Hakim al-Mulk) 等人则以低价承包了大量优质土地的税收，从中牟取巨额利润｡不仅如此，他们还开始整肃中级官吏，试图将自己的亲信安插到重要岗位，抑或借此卖官鬻爵，大发其财｡几乎在一夜之间，恺加王朝的整个官僚集团就由那些愿意出高价的贪婪之辈所占据，规模远超纳赛尔・阿尔丁沙阿统治时期｡国防部长法尔曼法尔马一时成为伊朗政坛最有权势的人物，甚至可以左右其他部门官员的任免｡他贪得无厌，不放过任何一个敛取钱财的机会｡陷害卡姆兰・米尔扎 (Kamran Mirza) 等内阁同僚，干预其他部门的政务，削弱哥萨克骑兵旅的力量和地位，并多次试图刺杀已被解职的阿明・阿尔苏尔坦，希望彻底消除任何可能与自己竞争首相职位的力量｡法尔曼法尔马的霸道行为和恶劣行径使其成为众矢之的，反对他的声浪不断高涨，沙阿最终迫于压力将阿明・阿尔道莱从大不里士召回德黑兰，任命为新的首相｡

1.3 英､俄对伊朗的影响

自19世纪初俄国通过战争强行敲开伊朗国门以来，以英､俄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列强成为伊朗国内政务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他们与恺加王朝内部的各种力量和因素互相交织，最终使伊朗成为高度依赖外国势力的落后伪封建主义国家，使其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社会转型出现了严重扭曲｡

1870年之前，英､俄一方面通过武力撬开伊朗的国门，另一方面则通过贸易､条约等方式加强对伊朗的经济渗透，逐渐支配了伊朗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俄国先后与伊朗签订《古利斯坦条约》和《土库曼恰伊条约》, 攫取大片领土的同时，还取得了大量政治和经济特权，尤其是5%的超低关税为俄国商品控制伊朗市场大开方便之门｡英国也不甘示弱，攫取了大量与俄国等同的经济和政治特权｡在欧洲工业品的冲击下，伊朗贸易赤字不断增加，国内经济持续恶化｡伊朗的国家财富已被欧洲工业商品消耗殆尽，很多行业被欧洲工业产品彻底击垮，导致其大量产品依赖从英国进口｡

为解决日益严重的财政危机，自1870年代开始，恺加王朝政府开始向英､俄等国商人大量授予经济特许专营权，希望藉此筹集经费，在满足王室奢靡生活的同时，也为其现代化改革提供必要的资金｡从路透专营权协议到烟草专营权协议，专营权的出让无论在规模还是数量上都愈演愈烈｡但出让专营权并没有为统治者筹集到所需的资金，恰恰相反，由于出让专营权而导致的额外开支使伊朗政府进一步陷入沉重的债务之中｡外国资本在伊朗的地位不断巩固，使其落后的封建政治制度得以保留，帝国主义势力在伊朗的不断扩大，严重影响了伊朗的经济和社会各阶级的地位｡

二、改革举措

伊朗政府由于需要向英国商人支付50万英镑的烟草协议赔偿金而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导致国家财政处于崩溃边缘｡1895年，伊朗政府财政赤字高达5万英镑，还需每年支付4万英镑的利息｡另外，王室的奢靡生活也加剧了政府的财政危机，纳赛尔・阿尔丁沙阿统治时期就曾因王室开支过高而被迫出售土地来筹集经费，加之穆扎法尔・阿尔丁沙阿继位后领取政府津贴的人员和数额急剧增加，国家财政不堪其负｡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阿明・阿尔道莱采取了整顿铸币和关税､加强对各级政府部门的控制等一系列改革举措，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政府的危机｡

2.1 改革税制

穆扎法尔・阿尔丁即位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从波斯帝国银行贷款6万英镑，用于偿还自己从大不里士前往德黑兰继位的高额旅费｡他还从国库中支取了一大笔费用，用于个人消费｡仅在1897年，伊朗政府就需向波斯帝国银行偿还高达12.5万英镑的贷款本息｡此外，新政府废除了正在流通的铜币，并因此向波斯帝国银行支付了8万至12万英镑用以回收正在流通的铜币｡而此时伊朗的税收机构几乎全面陷入瘫痪，各方势力正忙于从政治乱局中争权夺利，无暇顾及地方税收征缴，各省省长和地方官员借机将税收财政牢牢握在手中｡由于各省省长频繁更换，加之社会秩序混乱不堪，中央财政陷入严重危机，政府甚至无力向驻扎各省的军队发放军饷，这就导致士兵为了生活而被迫效忠各省省长和地方长官｡这种状况导致地方势力愈发强大，其聚敛钱财､对抗中央的能力也不断加强，形成了一个地方割据不断加剧的恶性循环｡

为了恢复中央政府对税收财政的控制，阿明・阿尔道莱1897年4月上任伊始就聘用了3名比利时税务专家改革伊朗税收体制，加强中央政府对税收财政的直接控制和管理｡他首先废除包税制，地方政府收缴的税收全额上缴中央，然后由中央向地方拨付经费｡随后又将本国商品从价税降至5%, 以抵消外国商品长期享有的5%超低关税特权｡他还废除了各地政府向过境商人征收的过路费，大幅降低了本国商人的经营成本，提升了其竞争力，规范了商业秩序｡

虽然税收改革政策刚一公布，阿明・阿尔道莱就因遭到强烈反对而被迫辞职，但这些改革措施由于具有很强的可行性且能够迅速增加中央政府的收入而得以继续推行｡仅包税大户阿明・阿尔苏尔坦就向政府一次性支付20万英镑，而他本人仍获得5万多英镑的盈余｡截至1900年，这些税收改革措施已为伊朗政府带来每年高达35万至40万英镑的财政收入，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央政府的财政困境｡

2.2 整顿铸币

私人承包铸币厂是导致中央财政陷入严重危机的另一诱因｡此前，阿明・阿尔苏尔坦及其好友阿明・扎尔德 (Amin al-Zard) 以每年2.5万土曼的承包费用长期把持国家货币发行，并在银币发行中缺斤少两､滥竽充数，甚至滥发铜币，在个人赚取巨额利润的同时，使国家遭受严重的通胀危机｡加之纳赛尔・阿尔丁沙阿贪得无厌，将承包费增加到1893年的12.5万土曼，承包者为了弥补损失而滥发铜币，导致银币､铜币大幅贬值｡1893年，1英镑可兑换29银克兰，1896年已增至50银克兰，而1银克兰可以兑换的铜夏荷数也从1893年的20个增加到1896年的60个｡由于伊朗社会中下阶层大多使用铜币，政府也主要用铜币向军队发放军饷，我们不难想象铜币跳崖式贬值给处于社会底层的百姓和士兵带来的灾难性后果｡1896年11月，穆扎法尔・阿尔丁沙阿任命萨尼・阿尔道莱 (Sani al-Dawla) 为铸币厂厂长，以期恢复货币稳定，但收效甚微｡

1897年4月，阿明・阿尔道莱开始整顿铸币厂，并采取措施大量回购银币和铜币｡截至8月，铜币价值仍低于其票面价值的50%, 而伊朗政府却为此付出了近12万英镑的代价｡与此同时，他还下令以滥发货币扰乱金融秩序的罪名将阿明・阿尔扎布 (Amin al-Zarb) 父子逮捕入狱，在交足80万土曼 (约合16万英镑) 罚款后才将其释放｡他让比利时专家皮科特和拉比诺共同制定铸币改革和稳定货币的详细计划，并雇佣外国工程师､试金师和工人负责铸币厂的技术工作，又成立委员会监控铜币发行和银币纯度｡英国政府一度承诺给予大力支持，希望在提升伊朗经济实力和巩固伊朗社会稳定的同时扩大在伊经济利益｡然而一大批伊朗本土银行家和高利贷商人在阿明・阿尔扎布的教唆下联合破坏伊朗货币体系，导致1897年10月铜币严重贬值｡又借机骚扰沙阿，迫使其下令由高利贷商､银行家与阿明・阿尔扎布共同负责监管铸币厂工作｡此后不久，铸币厂再次交由阿明・阿尔扎布全权负责，阿明・阿尔道莱雄心勃勃的铸币制度改革计划和努力化为泡影｡

2.3 规范金融

长期以来，资金短缺是伊朗政府面临的最严重困难，阿明・阿尔道莱担任首相期间的诸多举措最终都因为缺乏经费而被迫放弃，美好的改革计划也因此化为泡影，“此时伊朗社会诸多令人不安的问题皆因国库空虚而致，国库空空如也，致使阿明・阿尔道莱的很多改革计划被迫搁浅”｡不但税收体系已濒临崩溃的边缘，金融系统中的腐败和专权滥用也成为伊朗政治体制中难以根除的毒瘤｡官员随意贪污挪用库银，大量公职人员和乌勒玛坐吃空饷，早已去世的官员和乌勒玛依旧领取薪俸，各地税收名录早已过期而新的税收评估工作迟迟不得推行，这些严重的问题不仅极大削弱了国家财政收入，而且大肆消耗微薄的国家财政，极大地增加了普通百姓的经济负担｡此外，由于国际市场白银大幅贬值和伊朗国内银币供应短缺，致使英国波斯帝国银行蒙受巨大损失｡与此同时，德黑兰高利贷商人联合抵制英国波斯帝国银行发行的纸币，导致严重的挤兑风波，阿明・阿尔道莱被迫临时调拨国库中全部4万英镑金币库存来缓和危机，这就使得中央财政陷入更加严重的风险之中｡

为了解决严重的金融问题，阿明・阿尔道莱任命改革派人士纳赛尔・阿尔穆克 (Nasir al-Mulk) 重整金融秩序，受到英国方面的积极肯定与赞赏: “伊朗政府任命纳赛尔・阿尔穆克负责整顿伊朗金融秩序，凸显其希望解决当前金融乱局，彻底改革伊朗政府管理的决心｡” 纳赛尔・阿尔穆克加强了中央对地方财政税收的管理和规范，希望借此结束地方政府任意摊派税收的情况，避免地方政府挪用财政和贪污腐败｡不仅如此，纳赛尔・阿尔穆克还试图直接削弱政府高官和皇室成员的特权，加强中央政府对军队经费的控制，建立常规性经费预算，他甚至提议限制沙阿的活动经费和日常开支｡另外，阿明・阿尔道莱还聘用比利时商人整顿税制，以期增加政府财政税收，从而缓解财政和金融危机｡除规范国内金融秩序､加强税收征缴和减少政府开支外，阿明・阿尔道莱还将目光转向欧洲，希望通过获得来自欧洲国家的贷款来解决政府面临的金融危机｡但由于遭到多方原因的影响，最终仅从英国波斯帝国银行获得了一笔5万英镑的贷款｡

阿明・阿尔道莱的财政改革触动了太多利益集团，最终被他们联手推翻，其中幕后不乏法尔曼法尔马和俄国驻伊使团这样令沙阿闻之心悸的厉害角色｡很多中央政府高官也反对金融系统改革，因为此举断绝了他们利用手中权力敲诈勒索地方官员的机会｡地方税收官也集体反对其规范税收举措，因为此举断绝了他们通过任意添加人员领取政府津贴而捞取好处的机会｡不仅如此，波斯帝国银行自1885年建立以来已导致德黑兰大部分本土银行家和高利贷商关门歇业，加之政府和官员都开始选择波斯帝国银行，重创了伊朗本土大商人，导致他们最终加入推翻财政改革的队伍之中｡另外，伊朗政府授权波斯帝国银行垄断纸币发行，断绝了本土商人继续发行自己商行兑换券的机会，而中央政府维护金融稳定､打击商行兑换卷的行为也被本土商人视为助纣为虐的卖国之举｡

2.4 亲英外交

为了获得推行改革所需的经费，阿明・阿尔道莱四处奔走，希望从外国银行获取贷款｡他首先与荷兰银行谈判，随后又转而向比利时银行求助，但均因遭到英国政府封杀而一无所获，因为英国政府不愿别国借此插手伊朗南部地区的关税收入｡无奈之下，阿明・阿尔道莱被迫向英国求助，却因伊朗政府在伦敦金融市场的信用评级过低，英国政府拒绝出面担保，难以筹集一笔高达40万英磅的贷款，仅从波斯帝国银行获得了5万英镑的贷款｡所幸的是，英国驻伊朗外交官莫蒂默・杜兰德爵 士和查尔斯・哈丁 (Charles Hardinge) 对改革作出了积极回应｡他们利用与伊朗国内多位大穆智台希德之间的良好私人关系为改革背书，消除了整个乌勒玛阶层对首相改革的反对声音｡查尔斯・哈丁还直接与法尔曼法尔马沟通，希望获得他对改革的支持，甚至以此为契机消除了两人间长期的积怨和嫌隙｡但英国外交官的积极支持和帮助却使阿明・阿尔道莱在改革的具体推行过程中违背了初衷和既定路线，为了照顾英国的利益被迫做出巨大妥协，给了反对势力攻击他的口实｡为了化解大商人阶层对波斯帝国银行的威胁，阿明・阿尔道莱采取分化瓦解的方式来消解他们的力量｡他下令逮捕大商人纳斯尔・萨塔纳 (Nasr al-Saltana), 控告其密谋颠覆政权，随后没收了大商人马利克・阿尔图嘉 (Malik al-Tujjar) 的全部财产，将其流放｡此外，英国政府不但要求阿明・阿尔道莱在改革过程中不得触及英国垄断伊朗南部地区关税收入的权力，还直接干预伊朗政府官员的任免，强迫伊朗政府在南部港口地区任命亲英官员，以确保其长久利益｡他们甚至直接推翻了阿明・阿尔道莱为筹集经费而将南部地区港口关税承包给伊朗商人萨义德・阿尔穆克 (Sa'd al-Mulk) 的决定，并要求他书面承诺不会任命萨义德・阿尔穆克任何职位，使得伊朗政府威信扫地，以致于在随后不久爆发的南部骚乱中任由英国政府直接从印度调集雇佣军镇压，严重侵犯伊朗的国家主权｡事实上，英国政府已将伊朗南部地区视作与印度等同的英国殖民地，而阿明・阿尔道莱对此只能忍气吞声，从而导致伊朗全国上下对他极度失望，其首相地位再次陷入危机｡

三、改革结果

几乎就在穆扎法尔・阿尔丁沙阿宣布任命阿明・阿尔道莱为大首相的同时，伊朗官僚集团内部就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反对势力，开始酝酿一场推翻他的倒戈运动｡这些反对势力主要来自他的政治宿敌和改革过程中利益受到损害的集团或个人，及其在乌勒玛和商人阶层中的同盟势力｡除此之外，伊朗国内愈演愈烈的反帝浪潮也使他成为众矢之的，广大百姓通过发动持续的社会和经济动荡来表达他们对恺加王朝统治者腐朽无能和卖国行为的愤慨｡

在统治集团内部，以法尔曼法尔马为代表的反对势力毫不懈怠，抓住任何机会和借口，对阿明・阿尔道莱发起一次次猛烈的攻击，希望借此向全国证明没有他们的默许，任何政府工作都不可能顺利推进｡他们甚至在沙阿身边近臣和私人秘书的协助下成功拦截阿明・阿尔道莱和外交部长穆希尔・阿尔道莱上呈的所有文件，以致英国驻伊朗外交官查尔斯・哈丁不得不对其提出严重警告｡在被解除国防部长职务之后，法尔曼法尔马更是怀恨在心，一边与前任首相阿明・阿尔苏尔坦频繁互动，一边与俄国人暗通款曲，希望利用俄国人废除英伊贷款协议的机会一并推翻阿明・阿尔道莱｡与此同时，反对势力还加强了与乌勒玛阶层的互动，希望获得他们的支持｡1898年5月，沙阿的哥哥齐勒・阿尔苏尔坦 (Zill al-Sultan) 也加入反对阵营｡齐勒・阿尔苏尔坦此时担任伊斯法罕省省长，是伊朗政坛最有权势的强权人物之一，他反对任何形式的现代化改革，希望借助这场倒戈运动将伊朗军队的控制权掌握在自己手上。

乌勒玛阶层反对改革一方面出于维护自身既得利益，因为只有推翻改革他们才能维持其经济特权，并继续通过手中掌握的司法､教育等权力剥削百姓和侵吞国家资产｡另一方面，原本很少参与世俗事务的乌勒玛如此积极活跃，也说明伊朗社会动荡严重｡与此同时，德黑兰的乌勒玛也以犹太人创办波斯帝国银行为由，煽动当地穆斯林掀起了一场排犹运动，鼓励屠杀犹太人，一度导致伊朗政府国际信誉扫地｡此后不久，乌勒玛的倒戈行动愈演愈烈，德黑兰威望最高的四大穆智台希德联合签署两份请愿书，以极其傲慢专横的态度要求沙阿立即罢免阿明・阿尔道莱｡与此同时，整个乌勒玛阶层开始在巴扎和清真寺中宣传推翻阿明・阿尔道莱内阁的计划，并扬言要废黜沙阿｡

阿明・阿尔道莱与波斯帝国银行签订的贷款协议成为国内各反对势力推翻他的最主要借口｡他们以维护国家利益为旗号，大肆宣扬自己的爱国行为，但在这面光荣旗帜的背后却是他们各怀鬼胎的利益盘算，即使那些社会正义化身的乌勒玛也不例外｡他们中德高望重的大穆智台希德米尔扎・哈桑・阿什提亚尼 (Mirza Hasan Ashtiyani) 之所以反对改革，主要是因为他的儿子每年1.2万土曼的巨额津贴被取消｡在阿明・阿尔道莱为缓解政府财政压力而压缩乌勒玛津贴的同时，前任首相的弟弟则借机向乌勒玛阶层提供经费，鼓动他们推翻改革｡

导致阿明・阿尔道莱被免职的最后一根稻草是百姓中开始蔓延的对现任政府的强烈不满情绪，他们担心贷款协议将使伊朗沦为列强的附庸，而英国人承包伊朗南部海关税收､比利时人主持伊朗关税制度改革，都被他们视作政府出卖主权和国家沦为殖民地的前兆｡加之各级政府的严重腐败和王室的奢靡无度，加剧了百姓对国家命运的担忧，并逐渐失去对政府的信任｡乌勒玛阶层则不失时机地利用民众的不满情绪，不断加剧其倒戈行动｡但阿明・阿尔道莱并未察觉到整个乌勒玛阶层的敏感态度和他们在民众中的巨大号召力，一方面以笞刑处罚阿什提亚尼家犯错的家仆，另一方面则于1898年3月下令士兵进入马什哈德的伊玛目礼萨圣墓逮捕一名 “避难” 的犯人，公然挑战 “避难” 传统和整个乌勒玛阶层，终于使他们同仇敌忾，一致将矛头对准自己｡

与此同时，伊朗国库已严重亏空，军队也因长期欠饷而频发叛乱｡由于面临严峻的财政困难和腐败问题，政府拖欠的额度和时间已超出士兵承受的底线，甚至有人三年未曾领取过任何军饷，他们开始在营房四周张贴威胁性的海报和标语｡面对如此危险的局面，沙阿和首相不得不从本国银行家和高利贷商人那里筹措贷款，用于发放士兵的军饷，缓解他们的经济困难，从而平息了一场即将爆发的社会暴乱｡而随后的筹款失败则是导致沙阿最终屈从于反对势力､罢免阿明・阿尔道莱的关键｡事实上，整个冬春两季，阿明・阿尔道莱都在忙于筹集一笔高达20万英镑的贷款，用于支撑其全面改革计划，却因英国政府拒绝为其提供担保而一无所获｡而此时流放库姆的前首相阿明・阿尔苏尔坦则悄悄加紧与俄国政府谈判，获得他们提供贷款的承诺｡尽管英国人在6月初向伊朗政府提出了更为优惠的贷款条件，但为时已晚，沙阿已下令罢免阿明・阿尔道莱的首相职务，任命穆希尔・阿尔道莱 (Mushir al-Dowleh) 全权负责伊朗内阁政府的运转｡

事实上，导致阿明・阿尔道莱最终遭免的原因有很多，既有他撤销或减少乌勒玛的津贴而得罪整个乌勒玛阶层的原因，也有他未能满足齐勒・阿尔苏尔坦等强权人物的经济利益和权力诉求而得罪强权集团的原因，还有他放纵儿子通过非正当手段聚敛财富､同意儿子抛弃挚友穆希尔・阿尔道莱女儿的原因，亦有他未能筹集足够的资金解决政府经济困境的原因，以及未能获得改革所需大笔经费而将所有问题推向爆发临界点的原因｡而此时此刻，任何反对势力的一声高喊都可以瞬间触发那股强大的倒戈暗流，分秒之间即可将他引以为傲的改革彻底推翻｡

四、结语

担任首相的14个月期间，阿明・阿尔道莱推行了一系列改革，重整了金融和财政体系，在伊朗税收体制中引入新的管理制度，一定程度上稳定了伊朗的货币体系｡他还组建了宪兵队保障城市间的贸易和大篷车队货物运输，并成立多个委员会协商决策政府事务和改革举措｡这些改革措施不但加强了中央政府对分崩离析的官僚机构的控制，还用中央直管替代了长期盛行的包税制度，加强了中央政府对税收财政的掌控｡阿明・阿尔道莱使用各种策略和手段来推进改革顺利开展，以期实现自己的改革目标｡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权威，他不惜与亲密战友反目而与皇室联姻；为了筹得改革所需的大笔经费，他不惜放下身段向欧洲列强摇尾乞怜；为了找到协助自己推进改革的最佳人选，他不惜将政治宿敌放在重要管理岗位以致养虎为患；为了避免英､俄两国对伊朗的进一步控制，他投怀送抱转而寻求其他欧洲列强的外援；为了迅速提高伊朗的现代化技术和政府管理水平，他不惜身负骂名任命欧洲专家担任政府要员；为了保障国内的贸易秩序，他大胆组建宪兵队，并聘请意大利人担任军官｡

遗憾的是，尽管阿明・阿尔道莱极力挣扎，却始终未能摆脱英､俄两国在伊朗业已形成的利益垄断局面，其他国家根本无法插手伊朗的政府事务｡他不但未能如愿获得荷兰或比利时主动提供的贷款，还陷入对英国政府更加依赖的窘境，这不仅因为其亲英斥俄的个人情感，也因为俄国政府对伊朗国内反对势力的大力支持｡虽然英国政府在诸多重大事务上均给予他坚定的支持，却在他最急缺的贷款问题上犹豫不决，这是导致他改革难以继续推进，最终陷入困境而被免职的重要原因｡不仅如此，英国人对他的鼎力支持也成为对手攻击他里通外国､卖主求荣的把柄，使他陷入更加被动的处境｡

在伊朗国内，阿明・阿尔道莱的改革也因为不被了解和反对势力的恶意造谣而遭到不同社会阶层的普遍反感｡在其政治宿敌阿明・阿尔苏尔坦､法尔曼法尔马等人的领导下，包括大商人､乌勒玛､小官吏等不同社会阶层的成员都加入到这场反对改革､推翻首相的倒戈运动中来，希望借此恢复自己被改革剥夺的特权｡此外，他利用手中权力为自己和家人牟取巨大经济利益的行为被曝光，也使他在百姓心目中瞬间成为贪官污吏的一员，从而威信扫地，反对声浪不断高涨｡

实际上，并非所有反对阿明・阿尔道莱改革的人都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很多人确实不愿看到帝国主义势力对伊朗的蚕食和控制愈加严重，才最终选择反对英伊贷款协议｡伊朗新兴的商人阶层中大部分人都长期从事合法贸易，他们希望能有一个良好的贸易环境，担心来自欧洲国家的不公平竞争会严重破坏营商秩序，因此坚决反对伊朗政府加强与列强在伊企业间的联系｡加之波斯帝国银行已迫使大量伊朗高利贷商人和银行家关门歇业，引起本土银行业和商人们的恐慌，而恺加王朝政府不但不能帮助本国商人规避外国银行带来的威胁和挑战，甚至与外国商人一道打压本国商人，腐败贪婪的地方官员也借机变本加厉地敲诈和剥削本土商人，使得他们叫苦不迭｡

由于缺乏足够的经费来推行财政和金融制度改革，伊朗社会陷入更加严重的金融混乱，加之货币贬值和各级官员的压迫和剥削，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成为物价不断高涨的最大受害者｡新兴知识阶层的持续宣传和外面世界的耳濡目染，使贫苦百姓开始意识到恺加王朝腐朽无能的统治才是他们遭受剥削和压迫的根源｡于是他们将所有怨气转嫁到政府及其代言人阿明・阿尔道莱身上，阿明・阿尔道莱成为恺加王朝腐朽统治的又一个牺牲品，一场交织着国仇家恨､个人利益诉求和对政府不满等错综复杂情感的倒戈运动最终无情地将他与他所极力推行的改革一并推翻｡

此后的恺加王朝虽然得以苟延残喘，但已在诸多政治和社会问题的侵蚀下不堪重负，随时都有崩溃坍塌的可能｡而不久之后爆发的那场摧枯拉朽的宪政革命则成为封上王朝棺材的最后一颗钢钉，在开启伊朗现代民主政治的同时彻底结束了伊朗长达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为伊朗社会全面现代化的来临扫清了最后一道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