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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海若：中东地理学东方知识的转变：以13世纪波斯地理著作《寰宇纪》为中心
发布时间： 2026-06-19 20:48   作者：   来源： 西北大学伊朗研究   浏览次数：
内容摘要 《寰宇纪》（Jahān-nāma）为13世纪初巴克兰（Muḥammad ibn Najīb Bakrān）所撰波斯文地理著作，其对中国的记述反映了穆斯林学者对中国认知的更新与转型。中东地理学界认识中国源于9—10世纪成书的地理著作，书中内容多为唐代及以前的情况。10世纪以降，穆斯林学者增补契丹政权新情报之余，仍未放弃记录唐代信息。至13世纪，《寰宇纪》论及中国时不仅汰旧记新，对部分旧有认知也做了补充修正。因成书不久蒙古人就开始向西经略，后世阿拉伯语与波斯语的史学、地理学著作很少参考其记载。随着中西交流日益频繁，穆斯林知识分子得以用更加晚近、准确的金元时期信息覆盖《寰宇纪》等旧知。


关 键 词 《寰宇纪》；中东地理学；中国；契丹；蒙古
作者简介 马海若，男，1996年生，河北石家庄人，博士，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后，从事蒙元史、波斯历史文献研究。
文章来源 原文刊登于《历史地理研究》2026年第1期。全文如下：
一、引言
9—10世纪的中东史地著作多有关于中国风物的记载。如伊本·胡尔达兹比赫（‘Abd Allah ibn Muḥammad b. Khurdādhibh）的《道里邦国志》（Masālik va Mamālik）、马苏底（Abū al-Ḥasan ‘Alī ibn al-Ḥusayn ibn ‘Alī al-Masūdī）的《黄金草原和珠玑宝藏》（Murūj al-dhahab wa Ma‘ādin al-Jawhar）（以下简称“《黄金草原》”）、阿拉伯商人苏莱曼（Sulaymān al-Tājir）的《中国印度见闻录》（Aḥbār al-Sīn wa al-Hind）及佚名的《世界境域志》（Hudūd al-Ālam）等书中皆有大量的中国信息。但10世纪以后至13世纪蒙古人西征前，穆斯林地理著作中谈及中国的内容多为抄录之前的文献而成。巴托尔德（V. V. Barthold）指出，10世纪后阿拉伯的地理撰述多系缀拾故实，杂纂成书。张广达亦指出，阿拉伯人进行著述活动时多连缀乃至照抄前人的记载，并不声明前人记载的年代，这一情况往往导致记叙年代的混乱。彭晓燕（Michal Biran）认为，在蒙古崛起前的穆斯林文献中，关于中国的记录主要反映的是穆斯林知识分子对于9—10世纪唐代中国的认知。
因此，学者普遍认为蒙古统治时期中东地理学丰富了关于中国的认知。陈春晓通过梳理穆斯林学者对中国的称呼变迁，指出蒙古对中国与西亚的征服促进了东西方信息交流，促使伊斯兰世界更新了对中国的认识。胡阿祥在讨论中国名号时也指出元朝及其前后穆斯林地区对于中国的认知出现了变化，具体表现是用狭义和广义的“契丹”（Khitay）分别指代中国北方和中国全境。郭筠亦认为阿拉伯地理典籍中的中国信息是“一脉相承，具有持续性的”，但在伊利汗时期取得了突破。
除了唐代源流的中国地理认知，中东地理学家们在蒙古崛起前还有什么知识革新？是否影响了蒙古兴起后的地理书写？对此，穆罕默德·本·纳只卜·巴克兰（Muhammad ibn Najib Bakran）在希吉来历605年（1208）撰写的波斯语地理著作《寰宇纪》（Jahan-nama）恰为学界提供了这一时期的枢纽性文本，可作为实证。
二、《寰宇纪》概况
关于《寰宇纪》作者巴克兰的生平资料极为有限。通过《寰宇纪》前言，可知其生活在花剌子模沙王朝（Khwarazmshahiyan）摩诃末（‘Ala’ al-Din Muhammad）当政（1200—1221年在位）的时代。根据正文表述，从三点推断他可能曾活跃在呼罗珊（Khurasan）的徒思（Tus）地区。一是在记叙各地人文风俗时他并未记载徒思的情况，而是径称“徒思居民（的情况）业已明了”，说明他对当地颇为了解，无需赘述。二是巴克兰与徒思学者来往甚密，他提到编写《寰宇纪》时大量利用了徒思学者谢里夫丁·马齐·徒昔（Sharif al-Din Mazri Tusi）手中的抄本。三是他将中国玉石称为“yashm”而非波斯语著作中常见的“yashb”。《内扎米珍宝书》中特别提到，“yashm”是一种来自呼罗珊地区的称谓。
《寰宇纪》本是巴克兰进献给摩诃末的地理著作。据《寰宇纪》前言，巴克兰曾在布帛（jama）上绘制了一张世界地图并进献给摩诃末，而《寰宇纪》正是注释此世界地图的说明性文字。遗憾的是，目前只有《寰宇纪》流传于世，巴克兰所绘地图尚未被发现。在编写地图和《寰宇纪》时，巴克兰利用了大量文献，包括“古代积尺、传闻以及天文典籍”。其明确引用的文献包括穆罕默德·本·巴哈儿拉赫尼（Muhammad bin Bahr al-Rahni）编纂的《诸域图志》（Ashkal-i Aqalim）、阿卜杜拉·本·穆罕默德·本·胡尔达兹比赫辑录的《道里邦国志》和纳赛尔·霍斯鲁（Nasir Khusraw）的《旅行记》（Safar-nama）等。苏联学者鲍尔谢维斯基（IO.E.Борщевский）将其资料来源分为“个人经验所得”“同时代人传闻”及“传世书面”文献三类。三类占比不同，其中作者亲见内容较少，后二者较多。
目前《寰宇纪》有两份手稿存世。较早被发现的是藏于巴黎、抄写于希吉来历833年（1429）的手稿。1892年，艾卜·法扎儿·古勒帕加尼（Abu al-Fazl Gulpagyani）在布哈拉（Bukhara）发现另一份手稿，内含四种史料，其中便有抄写于希吉来历663年（1264）的《寰宇纪》。古勒帕加尼后将此手稿转交给了俄国东方学家图曼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Григорьевич Туманский）。在布哈拉本被发现前学界就已关注到该文献：1859年，法国东方学家雷诺（Joseph Toussaint Reinaud）曾摘录并翻译了巴黎本的部分内容。里约（Charles Rieu）注意到后世可疾云尼（Hamdullah Mustawfi Qazvini）和哈菲兹·阿布鲁（Hafiz-i Abri）所撰地理著作也曾受其影响。此外，俄国学者多恩（B. Dorn）在翻译15世纪波斯地理著作时间接整理了部分朱里章尼（Jurjani）《道里邦国志》中所引《寰宇纪》内容。布哈拉本的出现使学者对《寰宇纪》更为关注。1955年苏联学者米克卢哈-马克莱（Николай Дмитриевич Миклухо-Маклай）在讨论《道里邦国志》的资料来源时，认为其多采自《寰宇纪》。鲍尔谢维斯基在20世纪60年代将两份手稿影印出版，并对其中专名进行校勘。嗣后伊朗学者穆罕默德·阿明·里亚希（Muhammad Amin Riyahi）将《寰宇纪》点校后在德黑兰出版。近年来，陈春晓与邱轶皓等中国学者亦开始从名物传播角度利用《寰宇纪》。总体而言，当前研究多关注此书与其他文本的传抄关系及名物考释，至于其在中东地理知识体系中的地位仍有讨论空间。
《寰宇纪》全书共20章，可分为三部分。前4章为第一部分，主要是对地图的介绍，包括进献此图的缘由、地图所涉地域范围、地图标识系统及其功用；第5—11章构成第二部分，分类介绍了地图承载的各种地理信息，其中道里、海洋、湖泊、江河、名山、荒原各占1章，穿插少量奇闻轶事；后9章构成第三部分，内容较为杂驳，收录了城市规划名、丰饶之地、部族特性、地区特征与民情风俗、常见地方病以及阿拉伯部族的情况。此外还专门用2章篇幅记叙了奇闻。
书中对中国的记录可作为观察中东地理学知识传承与发展的样本。这部分记录亦可分三类。一是中国的地理方位。巴克兰以“秦”（Chin）指代中国，称其处于东部湾东端，濒临秦海（Babri-Chin），东望瓦克瓦克岛，北邻雅朱者和马朱者（Yajuj va Majuj）之地，南为忻都斯坦（Hindistan），西界乞儿吉思（Khirkhiz）地区。确定“秦”的方位对于利用巴克兰所绘地图颇为重要：在确定礼拜（qibla）方向时，需将“那未被遮盖的布帛之东方与日出之处的秦地诸区域的方向对齐，西方与日落的方向对齐”，在此之后方能确定麦加的方向。二是中国概况。三是专述了中国出产的异物。后两类内容散见于《寰宇纪》的第5—20章。通过《寰宇纪》所载与之前中东地理学家的记录对比，可以反映出不同时期中东地理学家对中国认知的变化。不过要讨论其时的中国面貌，还应明确这之前地理学家眼中的中国概况。
三、13世纪前穆斯林地理学家眼中的中国
在13世纪以前的中东地理学著作中，对于中国的记录可大致分两组。一组于9—10世纪成书。其中以阿拉伯语著作《道里邦国志》《中国印度见闻录》《黄金草原》与成书于希吉来历372年（982）的波斯语著作《世界境域志》为代表。另一组为10世纪以后的地理著述，以加尔迪齐（Gardizi）在11世纪撰写的《记述的装饰》（Zayn al-Akhbār）和11—12世纪的马卫集（al-Marwazi）所撰的《动物之自然属性》（Kitāb Tabā’i‘ al-Ḥayawān al-Baḥrī wa-al-Barrī）为代表。
1. 9—10世纪成书文献
这一组文献关于中国的内容又可细分为两类。一种是无法判断具体年代的逸闻。如《道里邦国志》记载了前往中国的航行路线、途经的鲁金（Lūqīn）等重要城市，以及中国拥有三百座主要城市、东方有盛产黄金的瓦克瓦克岛等信息。《中国印度见闻录》中则提到中国盛产丝绸、使用铜钱、城市卫生状况不佳、税收情况、崇拜偶像等。《黄金草原》和《世界境域志》分别记载了中国国王先祖、中国人擅长工艺、偶像崇拜，以及中国邻近的瓦克瓦克岛概况。这些文献几乎都提到中国君主号为“巴格布尔”（baghbūr），意为“天子”。这类信息虽然可以反映中东地理知识中的中国形象，但通过它们还是很难判断当时中国所处的历史阶段。
另一种记录具有明显的时间特征，集中体现于对“胡姆丹”（Khumdan）这一中国都城的系统记载。《中国印度见闻录》描述它是一座大城，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为君主和官僚的居住区，另一部分为平民的居所。《世界境域志》称“东部地区最远的城市为中国之首府胡姆丹，地处绿海海岸”“胡姆丹，是中国的首府。这是一个大城，为国王之驻地”。
中东地理著作中的“胡姆丹”即唐代都城长安。龚方震考释《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的古叙利亚文时将其中出现的“kumdan”一词考订为后世之胡姆丹，意为“京城”。此碑系唐建中二年（781）落成，当时都城显然为长安。毕波根据粟特文古代信札中的信息同样得出胡姆丹即长安的结论。吉田丰对比北周凉州萨保史君墓石印门楣上的粟特文、汉文双语题记后，确定第15行的粟特文“xwmt’n”即唐代长安府无疑。葛承雍和荣新江亦同意吉田氏的结论。陈春晓总结：自4世纪始“胡姆丹已成为中国以西外族人民对长安的称呼”。尽管地理位置指向明确，其词源仍有争议，如“京城”“汗堂”“关内”等，但皆无充分证据。高田时雄基于彼得·A. 布伯（Peter A. Boodberg）的研究，认为胡姆丹一词为“咸阳”在秦汉时代的上古音“g‘em-dang”之对音。是知，10世纪及以前的穆斯林史料中有关中国的信息主要集中在唐代以前。
这一时期文献来源的时间下限可定于晚唐。依据是《黄金草原》和《中国印度见闻录》关于晚唐黄巢在广州活动的详细记录。《中国印度见闻录》载黄巢（原讹写作“Bashu”）势力壮大后挥师广州（原作“Khánfū”），引发广州居民抵抗。“他便把他们困在城内，攻打了好些时日。这个事件发生在回历264年（877—878）。”最终黄巢破城屠杀，非中国籍死者达12万。之后黄巢继续进犯，直逼胡姆丹。这一过程中“黄巢所追求的目的，只是为了破坏一切城市，屠杀那里的居民，因为他不是皇族出身，也不是那种抱有野心，想要独揽一切大权的人物”。马苏第亦称黄巢“把他的大本营扎在广州（Khánfū）城下”，攻克广州后又向长安进发。这些事件可与汉文史料对照，《旧唐书·黄巢传》称黄巢“南陷湖、湘，遂据交、广”“又自表乞安南都护、广州节度”，但唐廷不允；黄巢“欲据南海之地，永为窠穴，坐邀朝命”。与《黄金草原》中其欲以广州为大本营的记载相符。《新唐书·黄巢传》载唐廷拒其请后，“巢见诏大诟，急攻广州”。这与穆斯林文献中黄氏攻克广州后北进相合。此外，汉文史料有对黄巢屠戮民众细节的补充，如《新唐书》称黄巢进入长安后“怒民迎王师，纵击杀八万人，血流于路可涉也，谓之‘洗城’”；《旧唐书》提到黄巢军“为巨雄数百，生纳入于白碎之，合骨而食”之事。这更印证了穆斯林文献对晚唐黄巢大肆屠杀的记录。综合观之，9—10世纪成书的穆斯林地理文献对中国信息的记录，时代下限当在晚唐。
2. 10世纪后成书文献
10世纪以降，阿拉伯和波斯知识界已获取了契丹的政权信息，并将其纳入地理著作。《记述的装饰》与《动物之自然属性》皆载，伽色尼王朝（Ghaznaviyan）马哈茂德苏丹（Abū al-Qāsim Maḥmūd，971-1030）在位时，曾收到契丹汗（Qitā Khān）的国书。加尔迪齐称：“在同一年有使节从乞台汗和畏兀儿汗（Yughur Khān）处前来。他们为异密穆罕默德带来了消息，并且在他面前展示了顶礼膜拜表示服从的仪式。他们前来促成两方的联系。”马卫集（Marvazi）在《动物之自然属性》中则详细记录了这封国书的内容。信中契丹君主对穆罕默德提出两方面要求：向契丹君主表示尊敬、与契丹联姻。穆罕默德虽然对契丹使节以礼相待，但拒绝了后者联姻的请求，在回信中称：“我们是穆斯林而你们是不信教者。我们向你们交出姊妹或女儿是不合适的。但是如果你们成为穆斯林，那事则可行。”马卫集记穆罕默德收到国书的时间为希吉来历418年（1027），但引文中明确此信写于“鼠年”。距离此国书时间最近的鼠年是辽圣宗在位的太平四年（1024）。
马卫集还明确记载了从喀什噶尔前往契丹都城的交通线路。称从沙州出发经“Khātan-san”“ütkin”，行进约四个月可达契丹都城“ūjam”。据米诺尔斯基（Minorsky）研究，此处的“Khātan-san”即可敦墓或可敦城。钟焓认为此处为辽代的丰州，因丰州附近有王昭君墓（时称“青冢”），往来之人习惯称之为“可敦墓”。至于“ütkin”与“ūjam”，康鹏分别考订为契丹语的“‘ūdkin”与“‘ūu-tfan”。前者指辽上京，后者是契丹语中汉语借词“御帐”，指辽代君主驻跸之所。
部分科技作品中也出现了契丹政权的记载。如11世纪的比鲁尼（Abū Rayḥān al-Bīrūnī）在其《医典》（Kitāb al-Ṣaydanah）中提到自己曾在宫廷中见过契丹使者，借此进一步了解了麝香的信息。此外，比鲁尼的天文著作《麻速的法典》（al-Qānūn al-Mas‘ūdī）中认为契丹是独立于中国或秦的另一个政权：“契丹（Qatā）在秦（al-Ṣīn）之东，位于其北方，其君主为契丹汗（Qatākhān）。”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阶段的穆斯林知识分子虽已知晓中国的新信息，却仍将其纳入旧有知识框架中，即不断将契丹政权信息补充到唐朝的记录之下，而非取代旧有的唐代内容。最典型的是当时资料仍然认为中国都城为胡姆丹。加尔迪齐记录陆路前往中国的路线时提到“从巴格苏拉到中国的都城胡姆丹为一月程”；马卫集亦称“中国国王所居住的那个大城市叫作胡姆丹（Khumdān）。据说从中国城到那里有四个月的路程，沿途皆为牧地”。另一位12世纪的穆斯林地理学家、制图学家伊德里西（Muhammad al-Idrīsī）在其《远行客消闲录》（Kitāb nuzhat al-mushtāq fī ikhtirāq al-āfāq）中也提到，中国天子居住之地及其“卫士、宝藏、宫禁和奴仆所在之地”在胡姆丹河岸边。此外，该时期的成书仍保留了前人著作中部分年代不明的信息。如《记述的装饰》和《动物之自然属性》皆称中国君主为“巴格布尔”或音变后的称谓“法格夫尔（faghfūr）”。马卫集也像《中国印度见闻录》中一样，提到中国出产轻薄的绸缎以及拥有高超的工艺等信息。
要之，蒙古人西征前，穆斯林知识分子对中国认知初基于唐代信息，但并非全貌。随契丹兴起，新信息进入中东地理学家视野。不过他们并未摒弃旧识，而是一并纳入唐代信息框架之中。以成书于13世纪的《寰宇纪》为代表，可见穆斯林学者对有关中国信息的亦有所更新。
四、《寰宇纪》中的知识更新
《寰宇纪》对中国知识的更新，主要体现在对过时知识的摒弃、新知识的引入及对旧有知识的修正三方面。
摒弃旧认知主要表现为巴克兰已不再认为胡姆丹为秦之首都，全文未用“巴格布尔”或类似词汇指代中国君主，前人史书中常见的中国盛产丝绸、精于工艺、崇拜偶像等也一并剔除。巴克兰还舍弃了加尔迪齐等史家笔下的陆路信息，代之以一条通往中国的以海路为主的交通路线。
此前《道里邦国志》虽载通往中国的海路，但所记颇为简略，仅记“谁想往中国去，就需从布尔转弯，经赛兰迪不的左侧至艾兰凯巴鲁斯（Akankabalus），其间有10日至15日程”。巴克兰新增一条商贾从西部湾（Khalij-i Maghribi，即地中海）至中国的路线，“从安达卢西亚来的商贸们在这一海域（西部湾，即地中海）停驻并前往沙姆地区。随后他们从那里乘上一艘船出去，取道法儿玛（Farma），在三程中用牲口驮载自己的货物，抵达库勒祖木（Qulzum），从那里出发停驻在库勒祖木海（Darya’-yi Qulzum）上，随后前往秦地诸区域”。他总结：“从马格里布境内的安达卢西亚去往东方的尽头秦地，有三程是陆路，其余全部是海路。”
《寰宇纪》还引入中国及周边的新知识，尽管有不准确之处，但有一则契丹政权的信息可与汉文史料对照。巴克兰记载：
乞台人（Khiita）的本源出自秦区域……在契丹诸异密之中有一位伟大的异密——据说他乃是秦末代君王的异密——从那里出发，由于（心存）怨恨，一路征战前来，直到八剌沙衮（Balasaghun）地区。在那里没有人能够阻挡他们。于是他们便在那里定居了。随后他们在语言中不再用契丹，而是将自己的领土的名字改为骨咄（Qutu）。一般人把他们自己称为乞台，这是错误的。
不过巴克兰笔下的契丹已是耶律大石建立的西辽政权。这里提到的“末代君主的大异密”即耶律大石。《辽史》载其在女真兴起前曾任“秦、祥二州刺史，辽兴军节度使”。此类头衔与穆斯林史家对“异密”这一军事长官的界定相符。文中“秦末代君王”当指辽末代君主天祚帝耶律延禧。迫于女真压力，耶律大石不得已率部西迁，征讨河中与起儿漫等地后“上汉尊号曰天佑皇帝，改元延庆”。三年后，他建立新都。《辽史》称：“延庆三年，班师东归，马行二十日，得善地，遂建都城，号虎思斡耳朵，改延庆为康国元年。”此处的“虎思斡耳朵”即巴克兰笔下的“八剌沙衮”（Balasaghun），后者是穆斯林更惯用的名称。至于巴克兰称西辽以“骨咄”指代王庭，邱轶皓指出这种现象可能反映了当时民众的一种俗词源学认知，即认为契丹语表示君主及其配偶的“汗”（khan）和“哈敦”（khatun）来自“骨咄”一词，后引申为王庭。
另一则记录涉及瓦克瓦克岛物产。早在9世纪成书的《道里邦国志》中已经提到瓦克瓦克岛位于遥远的东方海域，但只称此地出产黄金、乌木，未提及与中国的关联。它在10世纪成书的《世界境域志》中被记为中国的一个省，仍写当地盛产黄金。《寰宇纪》与此不同，明确将瓦克瓦克与中国区隔，称“有一处在秦之远方以东的位置，它被称为瓦克瓦克地区”。在此基础上还补充了岛上异物的记载：
在瓦克瓦克地区有一种植物，其形如人。似乎所有人类的肢体都在它身上存在。它被称为撒忒郎（satrang），也被称为草人（mardum-i giyah）。无论谁将其从土地上拔出便会毙命。而（采取之法为）使一条狗饥饿，随后将其绑在那植物上。从远处给它放下食物，以诱使那狗用力将那植物从土地中拔出。狗遂死。
这里的“草人”即欧洲博物志中常见的曼德拉草（mandragora）。兰道夫（Charles Brewster Randolph）研究指出，1—2世纪约瑟夫斯（Flavius Josephus）与阿瑞安（Claudius Aelianus）分别在《犹太战史》（Historia Ioudaikou polemou pros Romaious）与《论动物的特性》（De Natura Animalium）两书中提到了类似传说：最初接触这种植物之人会暴毙。这与《寰宇纪》所记类似：将犬缚于草上，以食物诱之，犬将草拔出后毙命。但在欧洲史家眼中，此物产于西亚。如约瑟夫斯称其产地在死海附近，普林尼（Pliny）则认为其产自阿拉伯东部。关于这种植物的信息至少在10世纪已通过布哈拉学者伊本·西拿（Ibn Sina，又作Avicenna）的著作进入穆斯林知识分子视野。巴克兰或在获得此类信息后将其补入著作，但因生活在西亚，知晓此地并无此植物，故将其与更遥远的东方加以联系。
《寰宇纪》对中国的内容亦有对旧知识的修正与补充。其中对于秦与摩秦的记录可以反映这种情况。
穆斯林学者笔下，常与“秦”一同出现的“摩秦”（Māchīn，又作“马秦”），源于梵文“摩诃支那”（Mahachina，又作“摩诃脂那”“摩诃至那”），“摩诃”意为“大”，“支那”与“秦”同源，均指中国，为一衍生指代中国之词。《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载玄奘到达迦湿弥罗时，当地僧人梦到神人相告“此客僧从摩诃脂那来，欲学经印度”。此词进入阿拉伯语、波斯语后，穆斯林史家将其视为独立于秦的另一区域。11世纪的《突厥语大词典》中提到秦分上、中、下三部：上秦为摩秦，中秦为秦。非尔多西撰写于11世纪的史诗《列王纪》也常将秦与摩秦并列，但未明确摩秦方位。马卫集认为摩秦人实为“Sh·rghul”部族。他在《动物之自然属性》中记：
在中国那边有Sh·rghul族，中国人称之为S·ngu，距契丹有一个月路程。这个民族住在有人居住的大地之极边，地处泥、水之中。据说他们就是所谓的马秦（Majin、Machin），即印度人称为大中国（Mahachina）人。
仅凭这一记录无法将摩秦与其他已知地点对应。康鹏将“Sh·rghul”拟音为契丹语中的“tjiaukur”，意为“汉人”。但这与《寰宇纪》记载相矛盾。巴克兰将秦与摩秦划分：
把思劳（Basila）在秦区域之尽头。一些人称之为内秦（Chin-i Andaruni），一些人称之为摩秦（Machin）。这是一个在群山中的区域。它的一部分在水中。那里被称作把思劳。它是一个极为纯净之地，其中逸乐无法想象。从这区域中很少有人到达那里。无论谁到了那里，当然会因为那里的美好而不再回来……秦有两种（地区）。那些在定居区方向的一种被称为秦本部（Chin-i Mutlaq）。一些人称之为外秦（Chin-i Biruni）。另一种位于东方的被称为内秦（Chin-i Andaruni），也被称为摩秦（Machin）。
在巴克兰笔下，摩秦是秦之东方名为“把思劳”的土地，部分位于水中，外人到达后会因其美好不愿返回故土。摩秦在《寰宇纪》中有时被写作“剌思劳（Lasila）”，波斯语抄本中，若起首“L”写得足够长，很容易与脱落音点的“B”混淆，因此“剌思劳”与“把思劳”必有一处讹误。要还原正确拼写，需考虑巴克兰本人特有的书写习惯：他常省略专名起首的元音字母alif。如将亦思法杭（Isfahan）称为“思法杭”（Sipahan）、伊斯坦布尔写为“斯坦布尔”（Stanbul）、艾卜·易斯哈格（Abu Ishaq）写作“卜·易斯哈格”（Bu Ishaq）。“剌思劳”补上“alif”后就写为“al-Sila”，加之抄本中的音点经常脱落，那么“al-Sila”又与有音点的“al-Shila”勘同。此词由此可拆为二，其中“al”为阿拉伯语中的定冠词，“Sila”或“Shila”即汉文文献中常见的“新罗”，阿拉伯、波斯史料中多用来指代朝鲜半岛，亦即“摩秦”一地的所在。
巴克兰称“此地使抵达之人流连忘返”也可佐证摩秦为新罗。其他地理著作中也有类似表述。如《道里邦国志》载“凡是进入中国尽头的那个叫作新罗（al-Shila）地方的穆斯林，均因那里盛产黄金，土田良美而定居在那里，并且决不离开那里了”。13世纪大马士基（Dimashqi）撰写的博物志《陆地与海洋的奇迹》亦记新罗（Sila）“当有人登录这些岛屿后，就会忘却自己的故土，因为那里的美好在那里定居下来，除了那些地区的其他城市都会从其记忆中消除”。
其他佐证如刘英军指出12世纪初成书的史诗《库什王妃》已将秦和摩秦视为两片独立且毗邻的地域。伊朗与秦接壤，穿越秦后便可到达濒临东海的摩秦。这一特征显然与朝鲜半岛状况相符。前引马卫集笔下被视为摩秦的“Sh·rghul”也可与朝鲜半岛另一名称勘同。这一名称即元代文献中常见的“肃良合”或“莎郎合思”。《元朝秘史》中“莎即合思”译为“高丽”，此处“即”为“郎”之误。罗伊果考“Solangqas-Solongqos”为“Solangqa-Solongqo”的复数，指代朝鲜。欧洲旅行家柏朗嘉宾和卢布鲁克将此地称为“肃良合（Sulangka）”。白鸟库吉认为“肃良合”首音“So/Sol”与“新罗”一词同源，李丙焘考肃良合本应做“solkkol”或“surikkol”，即“高句丽”，意为高城或山城。要之，巴克兰在记叙秦与摩秦时整合了前人关于秦、摩秦以及朝鲜半岛的记载，并将不常用的“Sh·rghul”替换为穆斯林世界所熟知的“新罗”（Sila），同时补充了这里多山、部分位于水中等的半岛地理特征。
通过以上梳理，可知《寰宇纪》已跳出传统穆斯林世界基于汉唐信息认识中国的旧框架。它摒弃过时信息，补充完善了晚近情报。
五、《寰宇纪》之后的中国信息
《寰宇纪》关于中国的信息相比前人已有推进，但后世的中东史料中鲜少可与之对应，蒙古时代的历史、地理著作提到中国时也几乎见不到与巴克兰相近的记载。这或许是因为《寰宇纪》成书不久蒙古人即开始西进，随之而来的中国情报再次被新的信息覆盖。
中东史家和地理学家最初对新崛起的蒙古入侵者并不了解，仅模糊认为他们来自中国边境。伊本·阿昔儿（Ibn al-Athir）的《全史》（al-Kamil fi’l-ta’rikh）中称他们是“一群来自秦边境的人”。亚古特（Yaqut Hamavi Baghdad）的《地理辞典》（Mu‘jam al-Buldan）亦提到鞑靼人从秦地前来。这迫使伊斯兰世界搜罗更为晚近的秦地情报，尤其蒙古人崛起之处的中国情况。在此背景下，金代历史进入了穆斯林学者视野。同时期的中东史料提到蒙古人兴起时往往会补充金朝君主阿勒坛汗（Aitun Khan）统治下的中国信息。
纳赛维（Shihab al-Din Muhammad al-Nasavi）于1241年撰写的《札兰丁传》（Sirat-i Jalal al-Din Mankburri）开篇即记录了金朝君主统治下的中国情况：
秦（Chin）乃是一广阔之城。其周长有六月之程。有一堵墙将之环绕，除了有高山大河之处，该墙在任何地方都未中断。在古时，此地被分为六个区域，每个区域都有一个月的路程，其统治者被称为“汗（khan）”。他们的语言将君王（padshah）称为“汗”。这些汗们都是大汗（khan-i ‘azam）的代理人。与算端阿老丁·摩诃末（sultan ‘Ala al-Din Muhammad）同时代的大汗被称为“阿勒坛汗（Aitun Khan）”。当天气变冷之时，他们便渡过黄河（Ab-i Gang）前往克什米尔（Kashmir）地区与河岸边的冬营地……这时候他们便委任在中国六个其他区域的汗们留下以守卫疆土。
文中环绕秦地的墙或指金代修建的防卫北方人群的界壕。这里作者称阿勒坛汗的国度与克什米尔接壤，可能混淆了金朝君主与此前被称为“桃花石汗”的喀喇汗王朝君王。随后纳赛维在叙述成吉思汗发迹史时提到其对阿勒坛汗的反抗正是事业勃兴的开端之一。与《札兰丁传》成书时间相近的《纳昔里史话》（Tabakat-i Nasiri）再次提到成吉思汗兴起之初即开始反对秦地君主阿勒坛汗的故事：
他们，以及所有那些民众都臣服于桃花石（Tamghaj）的阿勒坛汗（Altun Khan），并且向着那个王朝进贡……他们（蒙古人）在阿勒坦汗的宫廷中受到了极大的轻视，并且被索求很多钱财与大量马匹（作为贡献）……当成吉思汗的父亲前往地狱后，领导之权到了成吉思汗头上。他开始表现出不服从与不安顺，随后发动叛乱。
直接为蒙古人效力的志费尼同样叙述了成吉思汗征讨阿勒坛汗之事，但已不再使用“秦”指代中国，而用了更为晚近的“契丹”。书中载蒙古君主势力壮大后“他遣使契丹，随后又亲征，杀了契丹皇帝阿勒坛汗（Altun-Khan），征服契丹”。志费尼描述窝阔台“世界的皇帝吉祥地头戴王冠，雄才的胸怀把帝国新娘拥抱。这时，他在遣军征讨有人烟的诸国后，开始实现亲征契丹国的夙愿”。随着元朝与伊利汗朝联系日益紧密，穆斯林对金朝了解愈趋准确。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为拉施特的《史集·中国史》，书中介绍了被蒙古人称为主儿扯（Jurjih）的女直（Nuj）人，称他们的开国君主为完颜阿骨打（Wanyan Ukday），号为“大金”（Day Kim）。拉施特也将这一信息与此前穆斯林史家对于阿勒坛汗的记载相联系，称“成吉思汗时期的阿勒坛汗（Altan Khan）……就是这位大金的后代”。
伊利汗国以降，阿拉伯、波斯语文献中关于中国的知识再次更新，具体表现有三。第一，“摩秦”的指代由位于中国东部的朝鲜半岛变为南部的原南宋地区。如拉施特将“秦”与“乞台”作为中国北方与南方的指代。第二，此前被巴克兰收录的有趣知识继续出现在蒙古时期的著述中。例如，瓦克瓦克岛上被狗拔出的草人以及“骨啮”的记载在蒙古时代的著述里仍被提及。不过，后世著作的内容远比《寰宇纪》详尽。可疾云尼的《心之喜》（Nuzhat al-Qulūb）和卡尚尼（Abū al-Qāsim ‘Abd Allāh Kāshānī）的《珠宝的珍奇与美妙》（‘Arāyis al-Javāhir va Nafāyis al-Aṭāyib）均收录了与《寰宇纪》相近的奇闻，但内容更加丰富。第三，关于麝香的分类等知识，后世著作也比《寰宇纪》更详细。
大致看来，随着蒙古人崛起，有关金朝的信息涌入穆斯林学者视野。伊利汗国建立后，中西交通进一步发展，穆斯林学者得以更为精确地掌握金元之际的中国情报。此前《寰宇纪》的记录很快被新信息覆盖。即使是《寰宇纪》中可与后世博物志中对应的记录，也可能因所记过于简略而不为后世所用。
六、结语
通过以上梳理可见，9—10世纪中东地理著作对中国信息的记录主要反映晚唐以前概况，深刻影响了后世穆斯林学者对中国的认知。但13世纪前中东地理著作中对中国的认识并非完全来自唐代。随着契丹政权兴起，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地理著作中已经开始出现关于契丹的情报，但大多地理学家并没有舍弃旧有的基于晚唐信息形成的认识框架，仍试图将新信息纳入旧有知识体系之中。
巴克兰《寰宇纪》的面世标志着中东地理学对中国知识的全面更新。它摒弃了原先基于“汉唐旧疆”的过时知识，还补充了新史料，对以前文献中语焉不详处进行了补充与修正。虽然新内容也不完全准确，但标志着穆斯林对于中国的认知逐步迈入新阶段。
然《寰宇纪》面世不久，新记载便被更为晚近的情报覆盖。这是因为随着蒙古崛起，穆斯林史家得以了解更多金朝、蒙古、元朝等北族政权。得益于元朝时期东西方日益频繁的信息交通，学者获得了更为精准而全面的中国信息。加之《寰宇纪》本身叙述过于简练，即便部分内容可与后世互证，亦不为蒙古统治时期的穆斯林学者所采用。在伊利汗统治伊朗的时代，中东地理学对中国的认知已完成由唐代信息向以契丹、女真、蒙古为代表的中国北族王朝信息的过渡与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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