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当前位置： 首页 > 科学研究 > 正文
李福泉、杨玉宝：19世纪后期以来伊朗本土萨法维研究的嬗变
发布时间： 2026-08-19 14:54   作者：   来源： 西北大学伊朗研究   浏览次数：
内容摘要 萨法维研究是伊朗学研究的关键组成部分，伊朗本土的萨法维研究经历了从该国学术界边缘到中心的发展历程。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在西方伊朗学的影响下，伊朗史学家在崇古思潮影响下，忽视萨法维王朝民族主义叙事的价值。1921—1953年，随着世俗民族主义史学的繁荣，伊朗本土萨法维研究兴起。1953年至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对伊朗学的反思，萨法维文献校对和档案编纂工作，以及社会史、经济史研究取得进展，并孕育出什叶派民族主义叙事的雏形。20世纪90年代至今，萨法维王朝成为伊朗学术界历史书写的中心，本土萨法维研究进入繁荣阶段，研究性著作大规模涌现，呈现多领域、宽视角、“反东方学”的特点。当前，伊朗萨法维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处于构建自主学术体系的新阶段。


关 键 词 伊朗；萨法维研究；萨法维王朝；民族主义史学
作者简介 李福泉，西北大学区域国别学院副院长，中东研究所副所长，伊朗研究中心主任；杨玉宝，西北大学区域国别学院博士研究生。
项目来源 本文系陕西省教育厅青年创新团队项目“中世纪中东史研究”（22JP085）阶段性成果。
‍‍文章来源 原文刊登于《史学理论研究》2026年第3期。全文如下：
国祚两百多年的萨法维王朝（Safavid Dynasty，1501—1736）是伊朗历史上最重要的王朝之一。它实现了萨珊王朝灭亡后伊朗高原的再次统一，奠定了伊朗现代民族国家的基础，被称为“第三波斯帝国”。无论对伊朗史而言，还是对16世纪以来的世界史来说，萨法维王朝都有难以忽视的研究价值。以萨法维王朝为对象的萨法维研究（Safavid Studies）是当今国际伊朗学的研究热点。它不仅在欧美有较长的学术史，更是当下伊朗本土史学研究中的显学。19世纪后期至今，在历代学者的努力下，伊朗本土萨法维研究经历了停滞、兴起、发展和繁荣阶段，取得了颇为丰硕的成果，对国际萨法维研究具有不可低估的借鉴价值。
截至目前，伊朗学术界对本土萨法维研究学术史进行了初步梳理。伊朗萨法维研究领军学者曼苏尔·萨法特—古勒的论文《对萨法维研究的再思考：过去、现在和展望》对国际萨法维研究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整体性梳理，强调本土萨法维研究与以西方为代表的国际萨法维研究之间的互动。雅古卜·阿赞德、西敏·法斯希、法尔津·维贾达尼、穆罕默德·卡沙瓦尔斯等伊朗学者，在伊朗史学史论著中也提到本土萨法维研究的重要学者和作品。此外，纳斯鲁拉·萨勒希、阿里·赫达亚提两位伊朗学者的目录学论文对20世纪60—90年代的伊朗萨法维研究著作进行了罗列与简单介绍。在西方，美国学者鲁迪·马蒂对20世纪60年代至2008年的国际萨法维研究著作进行过目录学介绍，英国学者查尔斯·梅尔维尔和爱德华·纽曼在其著作中也涉及伊朗本土萨法维研究的概况。在中国，由于波斯文文献参考不足等原因，学术界对伊朗本土的萨法维研究至今了解不足。
总体而言，国际学术界尚未对伊朗本土萨法维研究的发展历程与转向特点进行过专门研究。有鉴于此，本文在对伊朗主要学者的波斯文论著进行文献学考察的基础上，梳理和分析19世纪后期以来伊朗本土萨法维研究的基本脉络、研究路径和发展转向，探究伊朗史学界反思“东方学”和构建自主学术体系的学术历程，为中国的萨法维研究提供有益参考。
一、19世纪后期至1953年伊朗本土萨法维研究的兴起
伊朗学术界对萨法维王朝重要性的认识经历了一个较长的演变过程。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在西方伊朗学影响下，伊朗本土史学家重视前伊斯兰时期的伊朗历史研究，而忽视萨法维王朝民族主义叙事的价值。到礼萨汗时期（Reza Khan，1925—1941年在位），伴随着伊朗民族主义史学的繁荣，史学界开始重新审视有关萨法维王朝民族主义叙事的意义，伊朗本土萨法维研究由此真正兴起。
（一）崇古思潮下本土萨法维研究的边缘地位（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
伊朗民族主义史学在19世纪后期的兴起，是伊朗与欧洲文明交往的结果，呈现崇尚伊朗古代历史和排斥萨法维王朝等伊斯兰王朝历史的特征。19世纪，伊朗在沙俄、英国等欧洲国家的侵略下逐渐沦为半殖民地，恺加王朝被迫开启“西化”改革。为寻找欧洲强大与伊朗落后的原因，伊朗的有识之士试图从本国与欧洲的历史中探索救国之道。在改革思潮的影响下，本国史与外国史的书写得到王室的有力支持，这为史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恺加王朝设立宫廷翻译馆，大量翻译欧洲著作，其中史学著作占有较大比重。欧洲的民族主义史学和伊朗学研究成果由此传入伊朗。自欧洲留学归国的伊朗青年学生接受启蒙思想，成为新式知识分子，批判以伊斯兰为核心的历史书写传统。他们对欧洲伊朗学著作中描述的强盛的古代波斯帝国心生向往，遂多从事阿契美尼德王朝和萨珊王朝的相关研究，成为伊朗民族主义史学的中坚力量。
新式知识分子主导的伊朗史学观念有三个特点。首先，在伊朗“民族性”与“古代性”之间建立直接联系。受欧洲种族主义影响，新式知识分子极力推崇欧洲伊朗学中的所谓“雅利安王朝”，即阿契美尼德王朝和萨珊王朝，认为伊朗民族只有重拾其“古代雅利安性”，才能重塑国家的独立与伟大。其次，基于启蒙观念理解古代伊朗。新式知识分子为古代伊朗冠以“自由”“博爱”等现代品质，认为其是伊朗文明“先进性”的代表，以此塑造现代伊朗民族对古代波斯文明的历史想象，激发伊朗民众的民族自豪感。最后，以二元对立视角进行历史分期。新式知识分子继承欧洲伊朗学对伊朗历史的分期理论与方法，认为古代伊朗“辉煌而伟大”，而将伊斯兰教传入后的伊朗历史视为“黑暗且落后的中世纪”。
由于崇古之风盛行，以什叶派为国教的萨法维王朝受到新式知识分子的抨击。他们视萨法维王朝为典型的推行“外族”“迷信”“腐朽”统治的伊斯兰王朝，忽视有关萨法维王朝在抵御外族入侵、维系伊朗统一方面的民族主义叙事的价值。19世纪后期，伊朗著名的文学批评家米尔扎·法塔赫—阿里·阿洪扎德（Mirza Fath-al i Akhundzade）认为，萨法维王室繁琐且无用的迷信仪式过度消耗国家的财力，正是他们的迷信统治使伊朗在面对阿富汗人的入侵时显得脆弱不堪。同时期的知识分子米尔扎·阿伽汗·克尔曼尼（Mirza Aqa Khan Kermani）亦批判萨法维时期王室推行的宗教政策，认为萨法维家族的“救世主”宣传、迷信仪式和对“无知”毛拉的扶持，对伊朗造成更大破坏。
这些新式学者对萨法维王朝的看法明显受到当时欧洲伊朗学研究的影响。一方面，新式知识分子多依据欧洲宗教改革历史叙事模式批判萨法维王朝的一系列什叶派政策，认为这些政策本质上是萨法维家族及其土库曼人军事集团对什叶派的改造，是对“纯洁什叶派”的“蛮族化”，并且严重违背了政教分离原则。另一方面，新式知识分子所讨论的主要学术议题大部分源自欧洲伊朗学研究，萨法维时期的“救世主”宣传、迷信仪式等议题多见于萨法维时期欧洲旅行者的游记文献，伊朗本土的萨法维宫廷史书、诏令档案鲜有提及相关内容。此类认识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欧洲伊朗学的“欧洲中心论”内核。在恺加王朝“西化”改革的推动下，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早期的知识分子深受“文明史观”与崇古思潮的影响，将萨法维王朝先入为主地认为是伊斯兰伊朗“落后”的标志之一，将其对伊朗人的统治视为“未开化的突厥人”对“文明的伊朗人”的压迫与剥削。这种观念影响深远，直接导致19世纪后半叶至20世纪早期伊朗本土学术界对萨法维研究的停滞。
（二）民族主义史学繁荣下萨法维研究的兴起（1921—1953）
随着立宪革命（1906—1911）的进行，民族主义思想开始在伊朗广泛传播，从而确立了民族主义史学在伊朗本土历史研究中的主流地位。1921年军人礼萨汗成为伊朗实际统治者后，于1925年建立巴列维王朝。礼萨汗时期，伊朗民族主义史学呈现政府主导的特征，历史书写被政府视为树立伊朗民众国家认同和构建王朝合法性的重要工具，因此，基于民族主义观念进行的历史书写得到礼萨汗的大力支持。1923年，伊朗政府成立包括多名历史学家在内的教育委员会，进行外文图书翻译和教科书编撰等工作。1929年，教育部部长亚哈亚·卡拉古兹鲁（Yahya Karagozlu）委托哈桑·皮尔尼亚（Hassan Pirnia）、哈桑·塔基扎德（Hassan Taqi Zadeh）和阿巴斯·艾格巴里（Abbas Eqbal）三位史学大家共同撰写伊朗全史，贯彻礼萨汗的民族主义思想。礼萨汗时期的许多历史学家具有政府背景，皮尔尼亚、塔基扎德等知名历史学家都曾在政府中担任要职。通过对史学研究的引导，伊朗政府加强了对历史书写的控制。
在礼萨汗政府的引导与支持下，伊朗民族主义史学呈现繁荣景象，历史书写的主题不断拓展，学者们也开始重新审视萨法维王朝对构建伊朗民族国家的历史叙事价值。曾任教育部部长的伊萨·赛迪格（Isa Siddiq）在其编写的《教育学实践原则》（Oṣūl-e Amali-ye Elm-e Tarbiyyat）中写道：“在……与国家分裂之后，得益于萨法维国王伊斯玛仪一世（Isma'il I，1501—1524年在位）的努力，萨珊伊朗实现了统一与新生。”可见，随着民族主义史学的进一步发展，部分史学家已开始对19世纪后期新式知识分子的反萨法维观念进行反思。他们将萨法维王朝看作是萨珊王朝的继承者，萨法维研究由此逐渐引起伊朗本土学者的关注。
在该时期的历史学家中，伊朗现代史学奠基者艾哈迈德·卡斯拉维（1890—1946）率先对萨法维王朝展开研究。在1927年于著名历史期刊《未来》连续发表《谢赫萨菲与其血统》的系列论文中，卡斯拉维基于伊朗本土波斯文史料，对萨法维家族“阿拉伯人圣裔起源说”加以驳斥，提出萨法维家族的“库尔德人与塔吉克人（波斯人）混血起源说”，强调萨法维家族的“雅利安性”。此外，卡斯拉维的研究还涉及萨法维时期的伊朗地方史，在著作《胡齐斯坦五百年史》中，他对萨法维时期胡齐斯坦地区的地方政权穆沙沙王朝（Musha'sha'，1435—1924）进行了细致研究。虽然卡斯拉维的萨法维研究成果较少，且体量有限，但鉴于卡斯拉维在伊朗民族主义史学中的突出地位，他对萨法维王朝的关注折射出20世纪前期伊朗史学界的思想转变。萨法维王朝开始由伊朗民族主义历史叙事的边缘走入本土史学家的视野，被视作古代萨珊王朝的重生与伊朗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阶段。
纳斯鲁拉·法勒萨菲（1901—1981）是礼萨汗时期杰出的历史学家、翻译家和语言学家，可谓伊朗本土萨法维研究的里程碑式人物，早期主要关注波斯诗歌和萨珊王朝历史。1934—1935年，法勒萨菲在学术期刊《梅赫尔》（Mehr）陆续刊载五篇关于萨法维时期伊朗与欧洲国家外交关系的论文，从此学术重心转向萨法维王朝研究。1937年，他的上述论文被增改和整编为著作《萨法维时期伊朗与欧洲政治关系史》。该书以欧洲旅行者的游记与伊朗本土文献为支撑，对萨法维王朝与英国、葡萄牙等主要欧洲国家的关系进行研究。法勒萨菲在该书中表达了浓郁的民族主义情结，着力突出萨法维时期伊朗在与欧洲国家交往中的独立性与平等性。
法勒萨菲史学研究生涯中最重要的作品是1953年开始出版的五卷本《国王阿巴斯一世生平》。该著作以萨法维时期伊朗本土的传世文献为基础，围绕萨法维王朝久负盛名的国王阿巴斯一世（Abbas I，1588—1629年在位），对该时期伊朗的内政、外交、文化政策进行深入研究，直接奠定了法勒萨菲在伊朗本土萨法维研究的重要地位。在该著作中，法勒萨菲将萨法维王朝的建立描绘为“古代萨珊帝国的重生”和“伊朗民族自由与独立梦想的再度实现”，称赞萨法维王朝开国君主伊斯玛仪一世为“为复兴古代伊朗而不懈奋斗的民族英雄”，视萨法维王朝为16—18世纪的“古代波斯帝国”。在法勒萨菲的影响下，萨法维王朝被囊括进以古代波斯为核心的伊朗本土民族主义历史书写，成为伊朗史学界构建民族主义历史叙事的重要凭借，伊朗本土萨法维研究由此正式兴起。
民族主义历史书写向萨法维王朝的拓展，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伊朗史学界对崇古思潮的有限突破，不过，这一突破还受到该时期德国伊朗学的影响。20世纪二三十年代，“雅利安主义”在德国不断酝酿，德国的伊朗学界主动地以“雅利安主义”渲染伊朗民族在伊斯兰时期的“纯洁性”，率先为萨法维王朝的历史书写添上民族主义色彩。其中，德国学者瓦尔特·欣兹于1936年出版的《伊朗民族国家在15世纪的崛起》较早地对萨法维王朝的伊朗民族性进行系统性阐述，启发了伊朗学者对该时期历史的重新审视，推动了本土萨法维研究的兴起。
二、1953—1990年伊朗本土萨法维研究的继续发展
在法勒萨菲后，伊朗史学界在对萨法维王朝的研究中逐渐意识到西方萨法维研究中固有的弊病。西方萨法维研究源起于英属印度的伊朗学研究，伦敦大学、剑桥大学是当时伊朗学和萨法维研究的中心。西方萨法维研究的文献基础有限，主要依赖萨法维时期欧洲旅行者的法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等欧洲语言的波斯游记，他们多以欧洲人的视角对旅伊期间的见闻进行记录，具有强烈的“东方主义”色彩。因此，虽然西方的萨法维研究影响颇大，但随着伊朗学者对西方学术了解程度的加深，他们开始发现其中的弊端，遂将目光投向本土丰富的波斯文萨法维史料，开启了大规的文献搜集、校对与档案编纂工作。伊尔吉·阿夫沙尔（1925—2011）与阿卜杜拉侯赛因·纳瓦伊（1923—2004）是这一研究潮流中最具代表性的本土学者。
伊尔吉·阿夫沙尔是伊朗20世纪作出过卓越学术贡献的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和目录学家，曾参与哥伦比亚大学《伊朗百科全书》的编纂工作，在国际伊朗学界享有崇高声誉，被赞誉为“伊朗现代目录学之父”。阿夫沙尔涉及的研究领域极广，由他亲自整理编纂及监制的档案作品数量不下百部。在他校对的萨法维文献中，《阿巴斯天下纪》与《塔赫玛斯普天下纪》影响最大。萨法维王朝正值伊朗历史书写的繁荣时期，留下的传世史书是萨法维研究的宝贵文献，《阿巴斯天下纪》《塔赫玛斯普天下纪》是其中的杰出代表。《阿巴斯天下纪》由阿巴斯一世时期的宫廷史官伊斯坎达尔·贝格·土尔克曼（1561/62—1633/34）所作，为编年史体裁，记载了16世纪后期至17世纪早期的伊朗政治事件，是后世萨法维王朝研究的重要基础。《塔赫玛斯普天下纪》的作者不详，现代学者根据内容推测其应为17世纪末伊朗咖啡馆说书人的手稿，因而，相较于官修史书所载内容有所出入，此前长期被学术界忽视。在阿夫沙尔将其校对并出版后，伊朗本土萨法维研究者开始关注此书，视其为萨法维时期伊朗社会研究的重要文献。除以上两部外，阿夫沙尔的研究还涉及萨法维时期伊朗的饮食文化。他根据伊斯玛仪一世与阿巴斯一世时期的文献，出版《萨法维时期的饮食》，该著作同样被视为书写萨法维时期伊朗社会史的关键参考文献。
相对于阿夫沙尔的广泛涉猎，阿卜杜拉侯赛因·纳瓦伊长期专事萨法维研究，十分重视对萨法维王朝各时期宫廷诏令的搜集与档案编纂。1722年，萨法维王朝遭受阿富汗人入侵，大量保存于伊斯法罕宫廷的文献在战火中遗失，由于之后的伊朗王朝未对残存的萨法维宫廷文献进行有效的保护与整理，伊朗本土萨法维研究长期陷于本土原始文献分布零散的困境。纳瓦伊较早地意识到这个问题。他依据现有的传世史料、各地图书馆的馆藏书信以及载于别国档案中的外交文书等，先后整理出版《国王伊斯玛仪一世》《国王塔赫玛斯普一世》《国王阿巴斯一世》等萨法维宫廷文书档案。纳瓦伊的工作对后世萨法维研究影响很大，为伊朗本土萨法维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史料基础。
除上述两位学者外，在20世纪50—80年代还涌现出其他致力于萨法维文献校对、档案编纂的优秀学者，如穆罕默德·莫什利、雅杜拉·舒克里等。有赖于以上学者的努力，伊朗本土萨法维研究的文献校对和档案编纂工作在这一时期步入黄金期。
此外，巴列维政府对社会思想的审查随着礼萨汗于1941年的退位而骤减，间接促成了伊朗社会思潮的多元化发展。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等新兴思潮对史学研究产生影响，社会学与史学研究走向结合，与萨法维王朝有关的社会史、经济史研究成果开始出现。较早涉及萨法维王朝社会史研究的是莫尔特扎·拉万迪的十卷本《伊朗社会史》，其中第四卷上册专门对伊利汗国、萨法维王朝和恺加王朝的政权结构、外交政策进行研究。然而，该著作虽被称为社会史研究，但依旧没能摆脱政治史书写的范畴。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伊朗本土萨法维研究成果中，最重要的社会史、经济史研究成果当属巴斯塔尼·帕里兹（1924—2014）的《萨法维时期的经济与政治》。帕里兹是伊朗当代的史学泰斗，主要研究克尔曼省地方史，在六十多年的治史生涯中著书36部。其《萨法维时期的经济与政治》更是萨法维经济史研究领域的经典之作，填补了伊朗本土萨法维研究中土地、税制史领域的学术空白。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什叶派伊斯兰主义运动持续推进，本土学术界更加直观地感受到萨法维时期的“什叶派国教化”政策给伊朗留下的历史烙印。一些学者开始专门研究萨法维时期伊朗的什叶派发展，阿里·沙里亚提（1933—1977）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沙里亚提是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前重要的反国王活动家和学者，出生于乌里玛家庭，早年主要受教于什叶派圣城马什哈德，后在法国留学。由于参加反巴列维国王活动，他多次被捕入狱，最终在1977年亡于英国南安普顿。在学术思想方面，沙里亚提一生致力于利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什叶派进行“革命化”“政治化”理论改造，提出“什叶派的革命性”“什叶派民主政府”等重要观点。他的思想最终催生了伊朗的“什叶派民族主义”，对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与伊斯兰政府的建立产生深远影响。
他的萨法维研究观点集中于著作《阿列维什叶派与萨法维什叶派》与《重释伊朗—伊斯兰认同》中。他强烈批判萨法维时期的什叶派，认为该时期什叶派的仪式化是萨法维王朝引进西方基督教符号化仪式的结果，这导致什叶派自萨法维时期逐渐僵化，不再是推动伊朗社会进步的思想源泉。在沙里亚提看来，乌里玛应进行什叶派的内部改造，革除什叶派的“基督教化”与其他阻碍思想进步的成分，从而恢复什叶派在萨法维王朝之前的纯洁性、反抗性与革命性，唤醒民众的觉醒，推动伊朗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沙里亚提对萨法维什叶派的研究具有借古讽今的特点，实际上服务于他的反国王、反基督教帝国主义宣传。就严谨性而言，他的观点多遭到后世萨法维研究学者的批判。但是，沙里亚提首次对萨法维时期的什叶派—政治关系进行讨论，并将其上升至“什叶派—伊朗民族”联系的高度，以萨法维王朝为叙事中心，构建起伊朗什叶派民族主义历史书写框架的雏形。他的萨法维研究在理论上奠定了本土萨法维研究的“反文化帝国主义”内涵和萨法维王朝在什叶派民族主义历史叙事的中心地位。
20世纪70年代，随着伊斯兰政治运动的发展，伊朗知识分子群体日益重视什叶派在伊朗社会中发挥的作用，萨法维王朝受到伊朗史学界的空前关注。史学家们普遍关注萨法维时期的什叶派政策对其后伊朗历史的影响，将萨法维王朝看作近代以来伊朗什叶派民族国家形成的起点。20世纪80年代，这一研究倾向在阿卜杜拉—哈迪·哈伊利（1935—1993）的研究中首先得到体现。
哈伊利的萨法维研究主要见于《伊朗什叶派与立宪革命及其对在伊拉克伊朗人的影响》一书。该书原为1977年哈伊利在加拿大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的博士学位论文，1981年以波斯文在伊朗出版。在书中，哈伊利大篇幅地对萨法维时期的什叶派乌里玛及其宗教思想进行讨论，将该时期的什叶派教法思想视作伊朗立宪革命时期法治思想的源头，摆脱了伊朗宪政精神的“西方宪政源头”叙事，首次以什叶派民族主义的视角重构立宪革命背后的历史逻辑。哈伊利还首开对萨法维时期政治结构的研究，提出该时期“宗教与世俗政治体制二元一体”理论，成为之后伊朗史学界理解萨法维王朝政治状况的首要范式。在他之后，什叶派民族主义叙事正式成为伊朗史学研究的主流，为本土萨法维研究在下个阶段的繁荣埋下伏笔。
三、20世纪90年代以来伊朗本土萨法维研究的繁荣
20世纪90年代至今，伊朗本土萨法维研究开始摆脱重复的文献校对、档案编纂工作，涌现大批研究性著作。在什叶派民族主义叙事框架下，萨法维研究代替具有“东方学”特征的古代研究，成为伊朗本土史学研究的中心，并呈现繁荣发展的态势，多领域、宽视角、“反东方学”是当下本土萨法维研究的主要特点。
（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本土萨法维研究论著的涌现
1979年伊斯兰革命促使什叶派民族主义成为史学研究主流，但由于本土史学界对萨法维文献校对与档案编纂的研究惯性，至20世纪90年代才涌现大量与萨法维王朝相关的研究性著作。对萨法维时期原始文献整理、校对与编纂的学者大部分精深目录学，他们虽然能够对文献进行勘误、分类，却很少从事严谨的历史研究，不少原始文献在短时间内被反复校对。仅在1991年，古拉姆—礼萨·塔巴塔巴伊与穆罕默德—阿里·贾拉希就先后出版16—17世纪史家埃米尔·马哈茂德·汉达米尔（卒于约1617年）的《萨法维国王伊斯玛仪与塔赫玛斯普史》的两个校对版本，但它们在内容上并无差异。虽然古本文献的反复校对确保了史料信息的准确性，但也在某种程度上浪费了学术资源，迟滞了严谨学术论著的出现。伊朗当下萨法维研究的领军学者、德黑兰大学历史系教授拉苏勒·贾法利扬在1991年出版的《萨法维时期的宗教与政治》中就抱怨说：“遗憾的是，基于原始文献所做的严肃研究依旧没有出现。错误的（历史）认识，尤其是东方学（的学术观点）……却在我们的学者群体中大行其道。”由于萨法维王朝是伊朗什叶派发展历程中的重要阶段，本土萨法维研究受到伊朗政府的高度重视。在伊朗官方与学术界的共同推动下，德黑兰大学、库姆经学院、伊斯法罕大学、马什哈德菲尔多西大学、吉兰大学等成为本土萨法维研究重镇，相关论著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大量涌现。
整体而言，这一阶段伊朗本土萨法维研究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以什叶派民族主义叙事对抗具有“东方学”特征的崇古叙事。在伊斯兰主义的影响下，伊朗本土萨法维研究十分重视什叶派与政治的关系，学者们强调萨法维王朝的什叶派政策对现代伊朗民族认同形成的意义，力图借此阐释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建立的历史逻辑。他们通过强化现代伊朗与萨法维伊朗的联系，突出伊朗民族的“什叶性”与伊斯兰教什叶派的“伊朗性”，依托史学研究方法对什叶派宗教与伊朗民族进行互构。这一研究取向带有浓厚的官方色彩，伊朗政府凭借对本土萨法维研究的支持，对抗具有“崇古”“世俗”“东方学”特征的民族主义叙事，进而争取对伊朗现代性解释的主导权。因此，拉苏勒·贾法利扬、艾哈迈德·拉赫达尔（Ahmad Rahdār）等拥有官方背景的什叶派宗教学者加入萨法维研究，他们将该时期的什叶派国教化政策视为“意识形态的统一”，以现代伊朗的伊斯兰主义政治观念审视萨法维王朝的历史影响，搭建起16—18世纪伊朗与现代伊朗之间的直接联系，打破对古代波斯帝国的现代性想象。
第二，与西方萨法维研究的互动有所增加。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的胜利与随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建立震撼了西方学术界。为理解伊朗的政治剧变，西方学术界掀起“萨法维热”。同时，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1935—2003）的“东方学”观点也极大地激励了伊朗本土史学界。为剔除“东方学”的负面影响，伊朗本土萨法维研究对西方萨法维研究的批判与合作呈现同时强化的趋势。
一方面，伊朗本土萨法维研究学界对西方萨法维研究的部分观点进行批判。其中，美国学者爱德华·纽曼的名著《萨法维伊朗：一个波斯帝国的重生》对早期迁徙乌里玛的法基赫学说及其对王权合法性影响的忽视尤其受到伊朗学术界的批评，伊朗新生代学者穆罕默德—卡扎姆·拉赫马缇斥其为“不熟悉波斯文史料”“不了解伊朗本土政治传统”。不过，在对西方萨法维研究成果的批判中，伊朗本土萨法维研究同样对其中的佳作予以肯定。德国学者瓦尔特·欣兹的《伊朗民族国家在15世纪的崛起》、英国学者罗杰·萨沃里的《萨法维时期的伊朗》等著作都被翻译为波斯文并多次再版。
另一方面，伊朗本土萨法维研究具有强烈的国际意识。伊朗学术界十分重视围绕萨法维研究的国际学术合作。2001年，经伊朗学者雅古卜·阿赞德整理翻译，由美籍伊朗裔学者阿明·巴纳尼、英国学者罗杰·萨沃里等学者共同参与撰写的《萨法维王朝》出版。通过加强与西方学者的合作，伊朗本土萨法维研究者在国际学术界扩大其“反东方学”的影响力，努力争夺国际伊朗学学术话语权。2022年，伊斯法罕大学创办英文季刊《萨法维研究杂志》（The Journal of Safavid Studies），希冀借此进一步扩大本土萨法维研究的国际影响。
第三，研究主题与方法趋向多元化。20世纪90年代后，伊朗本土萨法维研究进入著作与论文井喷式出现的繁荣发展阶段，研究内容与方法相较于前代更具广度和丰富性。一方面，就研究内容而言，萨法维时期伊朗的各个方面都受到关注。前代学者虽然意识到社会学视角的重要性，但实际上依旧没能摆脱传统政治史书写的局限。20世纪90年代后，艺术史、建筑史、娱乐史等新兴研究主题相继出现。政治史研究的视野也进一步拓展，除了过去针对伊斯玛仪一世、塔赫玛斯普一世、阿巴斯一世等萨法维王朝知名君主的研究，伊斯玛仪二世（Isma'il II，1576—1577年在位）、穆罕默德·胡达班达（Mohammad Khodābandeh，1578—1587年在位）等知名度较低的萨法维君主同样受到关注。
另一方面，就研究方法而言，学科交叉是该阶段本土萨法维研究发展的鲜明特色。2002年，阿卜杜勒侯赛因·纳瓦伊与阿巴斯古里·贾法利·法尔德合著的《萨法维时期伊朗政治、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史》出版，引起本土萨法维研究者对跨学科研究的重视。除了相对流行的宗教学—政治学的交叉研究，近几年，借鉴民族学、地理学方法进行的边疆史研究，融合后现代社会学理论进行的政治史研究，参考修辞学研究方法进行的史学史研究不断涌现。
总之，20世纪90年代以来，伊朗本土萨法维研究在什叶派民族主义叙事的框架内获得了相当显著的发展，正着力构建赋有广泛学术内涵、反“东方学”特征的自主学科体系。据统计，1954年前，伊朗本土仅有三部著作可以认为是专门研究萨法维王朝的成果，而1991年至今，伊朗本土出版的萨法维研究著作不少于87部，呈现繁荣局面。
（二）20世纪90年代至今伊朗本土萨法维研究的主要研究领域与议题
20世纪90年代至今，伊朗本土萨法维研究的重要议题大致可以从政治史、宗教史、对外关系史、经济史、史学史、原始文献校对与档案整理六个领域进行梳理。
1. 以政教关系为核心的政治史研究
政治史方面的研究是伊朗本土萨法维研究的首要内容，关乎“如何对萨法维王朝的统治定性”这一认识前提。目前主要围绕萨法维时期的政教关系展开，强调什叶派因素在这一时期伊朗政治发展中的作用。该类研究由阿卜杜拉—哈迪·哈伊利开启，20世纪90年代后，曼苏尔·萨法特—古勒、拉苏勒·贾法利扬进一步展开，莫赫森·巴赫拉姆—内贾德等继续深化。其中，涉及的主要问题有萨法维王朝建朝（或萨法维教团发迹史）、基齐勒巴什土库曼部落、萨法维时期迁徙乌里玛、萨法维王朝衰落原因等。研究者大体可以划分为本土派与外来派。
本土派目前为主流，主要以什叶派民族主义叙事对萨法维王朝进行历史书写，以贾法利扬为代表，认为萨法维王朝源自伊朗本土，该时期推行的什叶派国教化政策是伊斯兰教什叶派信仰在伊朗长期本土化的结果。本土派学者充分肯定萨法维王朝对维护伊朗领土和意识形态统一的贡献，以及萨法维什叶派对传播伊朗文化、维护政治稳定的积极作用。外来派学者以阿巴斯古里·贾法利·法尔德为代表，大体继承了沙里亚提对萨法维王朝的批判态度，认为萨法维王朝本质上是由土库曼人组成的外来军事集团，其推行的什叶派国教化政策是对纯洁什叶派的迷信化改造，服务于萨法维家族及其土库曼人追随者对伊朗本土民众的异族统治。该派延续恺加王朝时期新式知识分子的观点，将萨法维王朝看作是伊朗衰败、落后的标志。
总体而言，该领域学术观点分歧较大。但无法否认，两派都为伊朗本土萨法维研究的发展作出了贡献，阿巴斯古里编纂的《萨法维史词典》更是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佳作。
2. 内涵丰富的宗教史研究
宗教史领域的研究除结合政治史研究外，主要关注萨法维时期的苏非主义和教法学思想，以该时期的苏非诗歌、教法学著作为文献基础，是伊斯兰教什叶派研究的一部分，也涉及对苏非诗歌的文学史考察。
拉苏勒·贾法利扬较早涉足该领域，对萨法维时期的宗教文献进行整理。近年来，伊曼·阿米尼、穆罕默德—卡扎姆·拉赫马缇、艾哈迈德·塔米姆·达里等都出版了相关著作。就目前而言，该领域的研究与伊朗传统什叶派研究高度重合，并高度细化，主要围绕沙希德·沙尼（Shahid Thani，1506—1559）等萨法维时期重要宗教学者的思想阐发展开，重视萨法维时期什叶派对伊朗社会传统文化的形塑作用。
在伊朗当下的本土萨法维宗教史研究领域，宗教学者的社会地位、什叶派文化对萨法维时期伊朗民间文化的影响、萨法维时期什叶派节日与仪式的形成、萨法维时期什叶派思想与法基赫监护理论的内在联系等主题受到广泛关注。伊朗本土萨法维研究目前已衍生出“什叶派文艺复兴”（Ronesāns-e Shīʿye）概念，着力构建萨法维时期什叶派的伊朗现代性。
3. 独具特色的对外关系史研究
萨法维时期伊朗对外关系史研究是本土萨法维研究的重要领域，该领域的研究承袭自纳斯鲁拉·法勒萨菲、阿卜杜拉—礼萨·胡尚格·马赫德维等学者。相对于巴列维时期，20世纪90年代以来，伊朗本土萨法维研究开始关注该时期伊朗与非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尤其是与奥斯曼帝国的关系。目前，对萨法维—奥斯曼关系的研究主要围绕伊朗西北部边界的形成展开，重视萨法维王朝对维护伊朗领土统一的现实意义。该研究涉及迁都、边疆与中央关系、伊朗现代西部边界的形成等问题，多基于地方史、游记、地图、条约等文献以及前代学者收集的历史档案，展开与地理学结合的交叉研究。由于伊朗西部边疆多为阿塞拜疆人（突厥语族群）、库尔德人、阿拉伯人等少数民族的聚居区，并且这些少数民族在萨法维时期受到与奥斯曼帝国关系的影响，因此，萨法维王朝中央与边疆少数民族的地方豪族之间的关系是本土萨法维研究的重要主题。贝鲁兹·古达尔兹、纳斯鲁拉·萨拉希等学者都有相关著作出版。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在中伊合作日益密切的背景下，萨法维伊朗与中国关系的研究正在兴起，主要围绕丝绸、瓷器、地毯、绘画、音乐等商贸和文化交流进行。该方面的研究尚未系统化，但已备受伊朗学术界的关注。
4. 亟待开拓的经济史研究
巴斯塔尼·帕里兹是本土萨法维经济史研究的先行者，20世纪90年代以来，阿卜杜勒侯赛因·纳瓦伊继续推进该领域的研究。由于资料相对缺乏等原因，经济史是萨法维研究有待深入的领域，研究难度大，因此，系统化研究的著作较少，但已出版的相关著作均属上乘。代表作有艾哈迈德·巴兹曼德甘·哈梅利的《法尔斯省政策与商贸：从萨法维王朝的衰落至赞德王朝的崛起》、阿布·塔利卜·苏丹尼扬的《萨法维时期的农业与土地制度》等。目前而言，里海经济、丝绸贸易等方面仍有大量学术空白，为当下本土萨法维研究亟待推进的前沿课题。
5. 蓬勃发展的史学史研究
萨法维王朝是伊朗史学发展的重要时期，该时期留存的传世文献大致可分为通史、地方史及外国旅行者游记，有着丰富的史学史研究价值。20世纪90年代后，得益于前代学者的校对编纂努力，史学史研究获得显著发展。代表作有贾汗巴赫什·萨瓦基卜的《萨法维时期的史学与文献意识》、曼努彻尔·丹什—帕祖的《萨法维时期的游记研究》和阿布·卡西姆·拉德法尔的《萨法维文献目录学研究》等。近年来，随着对萨法维史料的进一步挖掘与编纂，以及新研究视角的出现，伊朗本土萨法维史学史研究的内涵不断得到丰富。除传统的历史文本研究，官修史与地方史书写背后的中央—地方权力变换、萨法维时期与萨珊时期历史书写的继承关系、地方碑文史料展现的王权统治模式等新颖主题不断涌现。
6. 持续推进的原始文献校对与档案编纂
20世纪90年代以来，本土萨法维研究在原始文献校对与档案编纂方面延续了前代学者的研究习惯，对历任国王统治时期的史书、诏令、书信进行校对与整理。代表作有埃赫桑·艾什拉基编纂的《塔赫玛斯普一世年代纪》、马格苏德—阿里·萨德基校对的由阿巴斯一世时期宫廷学者毛拉·贾莱丁·亚兹迪（1618年卒）所著的《阿巴斯史》。此外，相对于前代学者，近年来的本土萨法维研究学者已逐渐摆脱反复的校对工作，在搜集宫廷文书的同时，对各地石刻、书信等文献也进行了整理编纂。这类文献档案延续了伊尔吉·阿夫沙尔的编纂风格，为税制、艺术等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文献基础，也为社会史研究的深化提供了助力。
总之，20世纪90年代以来，得益于伊朗政府的支持与新生代历史研究者的努力，伊朗本土萨法维研究在多个领域取得长足发展。本土萨法维研究充分地吸取了前代学者的教训，十分注重对波斯文原始史料的运用，极大地发挥了本土文献优势。
结 语
19世纪后期以来伊朗本土萨法维研究的演变轨迹，反映了伊朗本土史学对“东方学”认识的变迁。1953年以前，伊朗本土史学在对欧洲伊朗学的学习与模仿中产生崇古思潮，“遥远的过去”成为伊朗史学界塑造伊朗民族历史、唤起民众民族意识的历史想象。作为古代帝国的反面，以萨法维王朝为代表的伊斯兰伊朗被打上反现代烙印，伊朗本土史学家仅能看到其折射出的古代余辉，换言之，伊斯兰伊朗成为古代伊朗的附属。而20世纪70年代的什叶派政治运动与伊斯兰共和国的建立，促使伊朗本土史学家反思“东方学”给伊朗带来的“古今迷思”，回到与现代伊朗具有直接时间联系的伊斯兰伊朗，回归历史现实。由此，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拥有更多相似元素——什叶派与政教合一——的萨法维王朝为重新定义现代伊朗提供了新的历史源流。在基于本土政治变迁形成的新研究思潮的影响下，带来崇古思潮的“东方学”开始走下伊朗史坛宝座。与政治发展模式类似，现代伊朗的史学研究同样以伊斯兰化的形式逐步实现本土学术力量对“文化帝国主义”的颠覆，搭建起本土史学话语体系。
伊朗本土萨法维研究在经历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后步入繁荣阶段。凭借本土文献的优势，伊朗萨法维研究在国际萨法维研究中占据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然而，伊朗本土萨法维研究尚未完善，综合性与全面性都还存在相当程度的不足，亟待国际萨法维研究界的进一步完善与发展。就目前而言，伊朗本土萨法维研究的成果并没有得到国际萨法维研究的密切关注。西方萨法维研究具有起步早、视野宽等特点与优势，但囿于西方伊朗学研究固有的学术体系，与萨法维王朝相关的研究多是对西方已有学术观点的内部继承，并未对伊朗本土萨法维研究进行卓有成效的借鉴。2020年以来，中国学术界对萨法维王朝展现出较高的关注度，与之相关的成果不断出现。但是，受语言、文献等因素的限制，中国萨法维研究对伊朗本土萨法维研究的关注相对较弱，目前仅有一篇博士论文参考了伊朗本土论著。因此，了解伊朗本土萨法维研究的发展脉络、研究成果，加强与伊朗本土萨法维研究界的交流，是中国萨法维研究进一步突破发展瓶颈的前提，也有助于构建中国自主的伊朗学学术体系。



上一篇：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