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244—261年沙普尔一世对罗马帝国的三次战争是早期萨珊帝国辉煌武功的顶点，奠定了古代晚期罗马波斯战争模式的基本形态。沙普尔一世对罗马帝国的掠夺性侵攻作战具有深厚的动机考量和历史背景渊源，而罗马史家和传统学界对萨珊帝国战争动机的解读并不准确。戈尔迪安三世的死因、瓦勒良被俘后的结局、安条克陷落的经过以及罗马战俘士兵和平民在波斯的安置等许多具体历史事件的原因和经过表明，萨珊帝国对罗马发动的战争并不以恢复波斯帝国旧疆为战略目标。沙普尔一世西征罗马的真正动机是掠夺罗马帝国东地中海诸省的人力和物质资源，并以之用于波斯两河流域京畿地区的大规模城市建设，从而打造以波斯湾北岸工商业城市为核心的经济贸易网络。从长时段背景来看，沙普尔一世在位期间萨珊波斯帝国与罗马帝国之间的三次战争，是对2世纪罗马—帕提亚战争中罗马不断东扩态势的主动回应。沙普尔一世的罗马征伐在削弱罗马帝国实力、加剧罗马“3世纪危机”的同时，也有效强化了萨珊王权的政治经济基础，丰富了萨珊帝国多元共生的族群文化格局，对于后世萨珊君主的对外政策和国家战略亦影响深远。关 键 词 萨珊帝国；罗马征伐；沙普尔一世；对外政策；国家战略作者简介 龙沛，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讲师，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博士后。项目来源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2021年度重大招标项目“新编中东国家通史（多卷本）”子课题“新编中东国家通史·伊朗卷”和陕西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罗马波斯战争与古代晚期中东文明转型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文章来源 原文刊登于《世界历史评论》，2023年第4期。全文如下：

在世界古代文明史上，萨珊帝国（Sasanian Empire）对帕提亚帝国的取代和罗马帝国进入“3世纪危机”共同构成3世纪初欧亚大陆西段文明世界的核心政治变局，且二者之间具有紧密的逻辑联系。如德国学者亨宁·伯尔姆便认为，3世纪罗马帝国遭遇的一系列军事危机更多是“士兵皇帝”（Soldier Emperors）为了巩固政权而主动对萨珊帝国寻衅导致的一系列军事失利所致；而研究晚期罗马帝国史的彼得·西瑟等学者甚至认为，“224年后萨珊王朝取代安息王朝（即帕提亚帝国）并把伊朗变成一个超级强权，由此成为加剧罗马帝国‘3世纪危机’众多因素中最重大的地缘政治剧变”。现代古史学界在理解3—7世纪罗马帝国与萨珊帝国的军事对抗关系以及萨珊帝国内部的权力运作时，主要面临以下关键争议性问题：萨珊帝国的内部权力结构以及国家治理模式和帕提亚帝国相比有哪些革命性的变化？萨珊王朝的兴起是否迅速造就了一个更强大、更具组织和资源整合能力且更具进攻性的中央集权型帝国？以及萨珊帝国对罗马帝国的征伐在罗马帝国衰亡进程中究竟扮演着何种角色？实际上，早期伊朗学界将萨珊帝国归类为典型的中央集权型帝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古代史家对萨珊波斯人和阿契美尼德波斯人进行修辞类比的影响，而3世纪罗马帝国在波斯战争中遭遇的多次耻辱性军事失利则更加凸显了早期萨珊帝国对外用兵战无不胜乃至复兴波斯帝国的突出形象。的确，萨珊帝国建立后，从开国君主阿达希尔一世（ArdashirI，224—241年在位）至第二代君主沙普尔一世（ShapurI，240—272年在位）的数十年间，先后爆发了四次大规模的罗马波斯战争，其中沙普尔一世时期萨珊帝国与罗马帝国的三次战争影响极为深远，也是古代史家和现代学者观察早期萨珊帝国政治军事力量和国家能力的关键历史事件。尽管古典作家的记载显示阿达希尔一世曾对罗马帝国公开表示要恢复“祖先时期波斯人直到希腊海”的疆域（如狄奥和赫罗狄安等），萨珊帝国在与罗马帝国的交往中也采取了比帕提亚时期更为强硬的姿态，乃至在公开外交声明中要求罗马帝国“退出亚洲”，但萨珊波斯人对罗马帝国的征伐似乎并没有征服和长期统治罗马东地中海领土的战略规划，而由美索不达米亚和伊朗高原构成的“伊朗沙赫尔”（Erānshahr）本土才是萨珊帝国统治者真正关心的地区。如美国学者理查德·佩恩便认为，萨珊帝国发动罗马战争的主要驱动力来自琐罗亚斯德教宇宙观的实现需要，即波斯通过征伐罗马获得后者的贡赋是萨珊君主履行其末日救赎义务的重要政治实践，而沙普尔一世在244年米西格战役（Battle of Meshig）之后迫使罗马皇帝菲利普纳贡是萨珊帝国时期罗马对波斯缴纳贡赋的最早证据。另一方面，罗马史家深受希腊史学传统和希波战争历史记忆的影响，总是倾向于将早期萨珊诸王的对外政策解读为对恢复阿契美尼德王朝西部旧疆的渴望，这与萨珊波斯人自己如何想象与阿契美尼德王朝之间的继承关系实际上有较大的距离。笔者认为，对于早期萨珊帝国对外战略进行准确解读仍然需要立足于对具体战争史实的重建。因此，沙普尔一世时期对罗马帝国进行的三次战争具有十分典型的意义。沙普尔一世是萨珊帝国第二代君主，以其文治武功闻名于世，被阿拉伯史家称为“军营中的沙普尔”（Sāpūr al-Junūd）。244—260年间，沙普尔一世率萨珊波斯军队与罗马帝国进行了三次大规模战争，取得了击败三位罗马皇帝的伟大战绩。关于沙普尔一世与罗马人的三次大战，古典史家和古代晚期文献和萨珊波斯铭文分别从文献和铭文的角度提供了颇有价值的历史信息。其中，以罗马—拜占庭史家为代表的古典和古代晚期史家从罗马帝国行省精英的视角描述了波斯人给人们留下的在罗马东地中海诸省烧杀抢掠的刻板形象，而以《西比勒神谕》（Oracula Sybillina）为代表的拉丁宗教文献则将安条克等城市的陷落归因于神的惩罚。大约在261年，三次战胜罗马帝国凯旋的沙普尔一世在今伊朗南部纳克什·鲁斯塔姆（Nagsh-e Rostam）命皇家书记官于当地的查拉都什特天房（Ka’ba-ye Zartosht，意为“琐罗亚斯德的天房”）刻下了希腊语、帕提亚语和中古波斯语三体铭文（简称ŠKZ）。由于沙普尔一世的铭文与罗马帝国奥古斯都·屋大维留下的自传铭文（Res Gestae Divi Augusti）在题材上有异曲同工之处，因此常被学界称为“圣武皇帝沙普尔功德碑铭”（Res Gestaedivi Saporis）。纳克什·鲁斯塔姆的查拉都什特天房铭文是研究早期萨珊波斯历史的重要原始史料。沙普尔一世在这篇纪功铭文中详细叙述了自己的家世，描述了他在位期间萨珊帝国的疆域、行省和属国，而核心内容则是沙普尔一世与罗马帝国的三次战争、洗劫的城市以及他在全国建立圣火的情况。不仅如此，沙普尔一世的铭文还列举了大量萨珊帝国前期的皇室成员和官职显贵名录，有助于我们了解3世纪萨珊帝国的政治制度、宫廷礼仪、王权观念以及古代晚期波斯人对周边世界的认知。本文试图通过对3世纪罗马帝国文献记载和沙普尔一世三体铭文的分析，对253—261年萨珊波斯帝国对罗马帝国东地中海诸省攻略作战的历史背景、战争经过和后续影响进行解析，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3世纪危机时代萨珊帝国对外政策和国家战略的一般特点，以及早期萨珊帝国复兴波斯帝国荣耀背后的历史实相。

一、3世纪初近东政治形势与早期萨珊国家的生存战略

2世纪期间，晚期帕提亚帝国在内部纷争和罗马帝国的持续打击下逐渐走向衰亡，从而为新王朝—萨珊帝国在伊朗高原腹地的崛起准备了条件。进入3世纪初，罗马帝国和帕提亚帝国在两河流域的长期交战使得两国边界逐渐从幼发拉底河向美索不达米亚腹心地带推进，奥斯罗恩（Osrhoene）等帕提亚属国先后被罗马帝国兼并为行省。217年，罗马帝国与帕提亚帝国在两河流域北部重镇尼西比斯（Nisibis）进行了最后一场大规模会战，帕提亚王室贵族在此战中损失惨重，帕提亚帝国国力迅速衰退。尼西比斯会战标志着300年来罗马—帕提亚战争的高潮和顶峰，并对后来的罗马波斯关系及双方战争形态、交往模式和彼此认知均产生了深远影响。根据赫罗狄安的记载，作为和约的条件，马克里努斯（Macrinus）答应支付帕提亚人要求的赔款2亿塞斯退斯（折合50万第纳尔银币），而这是罗马人历史上第一次对敌国赔款求和。在罗马波斯关系史上，马克里努斯和约标志着罗马人首次以对帕提亚/波斯方面支付战争赔款作为签署和约的条件，而罗马皇帝马克里努斯则迅速被哗变士兵推翻处死，塞维鲁王朝得以复辟。尼西比斯会战重创了帕提亚帝国安息王室的实力，导致作为地方诸侯的阿达希尔强势崛起。通过与帕提亚贵族世家的协商和联盟，阿达希尔一世最终取代帕提亚宗主建立萨珊王朝。因此，帕提亚贵族与萨珊王室的联盟关系是理解早期萨珊国家构建的重要内部因素。萨珊王室一方面通过联姻巩固帕提亚世家与波斯贵族的同盟关系，另一方面则迫切渴望通过对外战争的胜利和财富分配加强新王朝的统治合法性，而3世纪危机期间的罗马帝国便成为早期萨珊君主进行军事征伐的重要对象。阿达希尔一世建立萨珊王朝之后，在与罗马帝国正式开战之前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平定伊朗高原安息王朝残余势力，而亚美尼亚安息王朝国王提里达特二世（Tiridates II，217—252年在位，亚美尼亚史料作Khosrov II）也堪称萨珊帝国初年除罗马帝国之外的劲敌。根据亚美尼亚史料记载，亚美尼亚军队在此十年间深入伊朗高原腹地所向披靡，而亚美尼亚史家摩西在其《亚美尼亚史》中甚至用夸张的笔法称阿达希尔一世为躲避胡斯洛二世（即提里达特二世）的兵锋一度远遁印度。实际上，提里达特/胡斯洛二世之父胡斯洛一世和帕提亚末王阿塔巴努斯四世均为帕提亚国王沃洛基西斯五世（Vologases V，191—208年在位）之子，帕提亚安息王朝灭亡对于亚美尼亚安息王朝来说无异于唇亡齿寒。虽然帕提亚贵族世家在萨珊王朝建立后大部分归顺阿达希尔一世，但仍有部分成员逃至亚美尼亚（如Karen家族的一部分成员）甚至归顺罗马帝国。以安息王朝正统支脉自居的亚美尼亚王族对推翻帕提亚安息王朝的萨珊王室的敌视，成为古代晚期亚美尼亚历史书写的重要内容。而从萨珊波斯人的视角来看，亚美尼亚安息王朝一日不除，推翻阿萨西斯家族的任务就不能算真正完成，自己统治伊朗高原的政治合法性也始终面临亚美尼亚安息王室支脉的质疑和挑战。而后来沙普尔一世发动首次对罗马帝国的征伐，其理由也是因为亚美尼亚王室成员逃至罗马帝国寻求庇护，可见对亚美尼亚安息王室的完全控制和降伏对于早期萨珊帝国的政治合法性构建有着突出的意义。阿达希尔一世时期罗马帝国和萨珊波斯的战争表现出互有攻守的态势，萨珊波斯一方更多是试图将两国边界从哈布尔河向北恢复至帕提亚帝国时期的西部疆界。而对于幼发拉底河以西的罗马帝国东地中海诸省，萨珊军队并无任何染指的迹象。因此，这一时期双方的核心战场仍然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地区。231—233年，塞维鲁·亚历山大皇帝兵分三路与阿达希尔一世在两河流域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会战，双方不分胜负。阿达希尔一世晚年对哈特拉和杜拉—幼罗波斯（Dura Europos）的围攻便是萨珊君主决心拔除罗马帝国东方前哨据点的体现，而240年哈特拉（Hatra）的最终陷落标志着双方攻守态势的转换。241/242年阿达希尔一世去世后，沙普尔一世成为萨珊帝国唯一统治者，而年轻的罗马皇帝戈尔迪安三世（Gordian III，238—244年在位）在其岳父兼禁卫军统领提米塞乌斯（Timestheus）的辅佐下已经集结大军准备东征。根据《奥古斯特史》（Historia Augusta）以及4世纪的罗马史家奥勒留·维克托（Aurelius Victor）和尤特罗庇乌斯（Eutropius）的记载，戈尔迪安三世在东征波斯之前最后一次在罗马城打开了象征战争的雅努斯（Janus）之门。243年，东征的罗马军队在奥斯罗恩境内的雷塞纳（Rhesaina）初战告捷，打败了一支波斯军队，随后沿幼发拉底河而下深入阿苏里斯坦（Asurestan）。但是戈尔迪安三世的得力助手提米塞乌斯随后染病身亡（很可能是被谋杀），“阿拉伯人”菲利普（Philip the Arab）继任禁卫军长官，从而为后来罗马军队的灾难性结局埋下了伏笔。根据沙普尔一世的铭文，他率领波斯军队在阿苏里斯坦边境的米西格（Meshig或Misiche，今伊拉克安巴尔）全歼了罗马军队，并杀死了戈尔迪安：罗马人遂将菲利普立为凯撒（ud Hrōmāyīg Filipos Kēsar kird），并在向我们缴纳50万第纳尔赔款（dēnār panzsad-hazār ōn dād）后得以安全撤回罗马。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将米西格命名为卑路斯·沙普尔（Peroz Shapur，意为“沙普尔的胜利”）。沙普尔一世在纳克什·鲁斯塔姆的浮雕中也描绘了戈尔迪安三世被沙普尔的战马践踏在马蹄下的画面。以尤特罗庇乌斯和菲斯图斯为代表的晚期古典作家对戈尔迪安三世的死因记载与萨珊帝国的官方说法完全不同，他们认为戈尔迪安三世并非战败被杀，而是在撤军途中被禁卫军长官菲利普阴谋刺杀。而4世纪的罗马史家阿米安·马塞利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也提到，在363年尤里安皇帝东征波斯时，曾于幼发拉底河中游的宰伊塔（Zaitha）镇发现戈尔迪安三世的墓碑并致祭纪念。尤特罗庇乌斯和菲斯图斯（Festus）均明确指出，戈尔迪安三世死亡的地点位于距离科尔凯西乌姆（Circesium）20英里处幼发拉底河畔的一个罗马要塞。参考阿米安对尤里安东征路线的记载可知，宰伊塔应当位于科尔西乌姆与杜拉—幼罗波斯之间的某个地方，因此与位于杜拉—幼罗波斯更下游的米西格（已经靠近两河下游距离最短处）已经有相当远的距离。由于罗马方面的史料无一提到菲利普对沙普尔一世缴纳巨额赎金以换取其安全撤军，只有科穆宁王朝时期的拜占庭史家佐拉纳斯（Zonaras）提到戈尔迪安三世在与波斯人的激战中从其坐骑上摔倒。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戈尔迪安三世在米西格战役中很可能因战事不利而坠马受伤，随后又于撤军途中被禁卫军长官菲利普谋杀，后者遂继位为罗马皇帝。从萨珊波斯视角看来，罗马皇帝战死沙场是沙普尔一世个人武勇的展示，因此对于罗马军队中的阴谋只字不提。而罗马一方的史料为了遮掩战场上的败绩，将戈尔迪安的死亡完全归咎于菲利普的阴谋。在解析早期萨珊帝国对罗马军事行动的原因时，需要阐明3世纪初近东的政治版图以及帕提亚—萨珊帝国面对罗马帝国的战略态势。自197年塞维鲁皇帝（Septimius Severus，193—211年在位）东征帕提亚之后，罗马帝国的东部疆界已经扩展到了幼发拉底河中游以东的哈布尔河（Khabur）流域。而萨珊王朝建立后，底格里斯河中游西岸的帕提亚属国哈特拉倒戈罗马，因此罗马帝国在东方的最前哨据点已经对萨珊帝国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京畿地区构成了直接的战略威胁。因此理解阿达希尔一世和沙普尔一世时期的罗马波斯战争，务必将这一时期波斯京畿地带暴露于罗马帝国东部前哨线之下的态势纳入考量之中。244年米西格战役是沙普尔一世与罗马帝国的第一次主要战争，爆发地点在美索不达米亚中部两河距离最短处以北，是罗马皇帝戈尔迪安三世主动进军进入波斯腹心地带与沙普尔一世的主力军队会战。这场战争的性质是萨珊波斯对罗马帝国东扩战略采取纵深防御的策略应战，因此不属于后来萨珊波斯攻伐罗马帝国的典型作战类型，反而与帕提亚帝国抵御罗马帝国的经典战略战术有密切的继承关系。但米西格战役的胜利不仅强化了萨珊君主的权威，还让沙普尔一世充分认识到了此时罗马帝国的虚弱。随着3世纪50年代罗马帝国进一步遭到瘟疫和军事政变的打击，沙普尔一世便发动了对幼发拉底河以西罗马帝国东地中海诸省的大规模进攻作战，使罗马帝国遭遇了自奥古斯都时代以来最严峻的东方边疆危机，同时使早期萨珊帝国通过掠夺罗马帝国的人力和财富建立起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统治。

二、纳克什·鲁斯塔姆铭文与沙普尔一世两次罗马征伐的历史重建

戈尔迪安三世死后，罗马与波斯之间又维持了大约十年的和平局面（244—253），在此期间罗马帝国忙于应对西方日耳曼蛮族入侵和内部动乱，而沙普尔一世则把注意力转向东方，并在此期间彻底降服了贵霜帝国西支，并在贵霜帝国故地建立贵霜—萨珊政权（Kushano-Sasanians）作为萨珊帝国的东部附庸。而从249/250年起，罗马帝国再次遭到大规模瘟疫的打击。此次瘟疫由于同时代罗马迦太基主教西普里安（Cyprian）的记载而被后世称之为“西普里安瘟疫”（Cyprian Plague）。持续十余年之久的西普里安瘟疫是罗马帝国在3世纪中叶在对外战争中屡遭军事挫败的重要原因，也使得253—260年间沙普尔一世得以多次顺利入侵罗马帝国东方诸省。《泰伯里史》记载沙普尔一世在其统治的第十一年（251）出兵围攻尼西比斯，经过长时间围困之后利用该城城墙的意外塌陷而破城，之后掳走大批居民和财富。根据亚美尼亚史料的记载，252年沙普尔一世又派苏林家族（House of Suren）出身的贵族阿纳克（Anak）作为间谍出使亚美尼亚，后者成功刺杀了多年与波斯为敌、堪称萨珊帝国心腹大患的亚美尼亚国王提里达特/胡斯洛二世。沙普尔一世随后以大军跟进征服了处于混乱中的亚美尼亚王国，并以自己的王储霍尔木兹（Hormizd）为亚美尼亚大国王（Šah-evuzurg，地位仅次于萨珊君主），亚美尼亚王国随后落入萨珊帝国的直接统治达半个世纪之久（252—298）。提里达特二世的遗腹子小提里达特（Tirdates the Younger）侥幸逃脱，在侍从的陪同下逃到罗马帝国避难。沙普尔一世的铭文将其于253年征伐罗马帝国的原因解释为“罗马凯撒再次说谎，对亚美尼亚做了错事”（ud kēsar did druxt,ud ō armin vināh kird），其含义应该就是指罗马帝国对亚美尼亚安息王室成员的庇护行为。考虑到当时处于皇位更替和内战状态的罗马帝国不太可能主动干预亚美尼亚事务，沙普尔一世的开战理由显得颇有“欲加之罪”的意味，其真实目的则是趁乱掠夺罗马帝国的人口和财富。而自1世纪亚美尼亚安息王朝建立起，帕提亚帝国便将亚美尼亚视为王室支脉统治的属国。萨珊王朝建立后，如果能够完全控制亚美尼亚，则可以使大部分帕提亚贵族世家诚心归顺新朝。因此，沙普尔一世的开战理由虽然采用了琐罗亚斯德教道德观的惯用表达手法，实际上蕴含着萨珊帝国对亚美尼亚安息王室事务的高度关切。为了惩罚罗马帝国对亚美尼亚事务的干预，沙普尔一世于253—256年对罗马帝国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攻击作战。沙普尔一世在其纪功铭文中详细列举了在他第二次对罗马帝国的战争（即253—256年的战争，243—244年与戈尔迪安三世的第一次战争属于防御性质）中一共攻克、洗劫和掠夺的37座城镇的名称，并叙述道“我们在巴巴利苏斯（Bēbališ或Barbalisos）歼灭6万罗马大军，随后将叙利亚及其周边地区付之一炬，我们在大肆掠夺以下地区之后留下一片废墟”。沙普尔一世的铭文所列其在253—256年对罗马帝国的作战中洗劫的地区如下：罗马凯撒再次说谎，对亚美尼亚事务横加干涉，于是我们出发讨伐罗马帝国。在巴巴里苏斯我们歼灭6万罗马大军。随后我们将叙利亚及其周边地区付之一炬，大肆掠夺，所过为墟。我们从罗马帝国夺取的要塞和城镇如下：阿纳特（Anat），贝特·阿鲁邦（Birt Arūpān），贝特·阿斯普拉冈（Birt Aspōragān）,苏拉（Šūrā），巴巴里苏斯（Bēbališ），曼比季（Mambōg），阿勒颇（Halab），克内什拉（Kennešrā），阿帕米亚（Apamiyā），拉凡尼亚（Refaniyos），祖格马（Zūma），乌尔纳（Urnā），吉达鲁斯（Gindaros），拉美纳兹（Larmenāz），塞琉西亚·皮埃利亚（Selōkiyā），安条克（Andiyok），库鲁斯（Kirros），塞琉西亚（Selōkiyā），亚历山大里亚（Aleksandriyā），尼科波利斯（Nēkpolis），辛加拉（Sinzar），哈马（Hamāt），阿里斯坦（Ariston），迪科尔（Dikor），杜拉—幼罗波斯（Dūrā），多罗克斯（Dolox），科尔凯西乌姆（Korkusyā），日耳曼尼西亚（Germaniyos），巴特奈（Batnān），哈纳尔（Xānar），卡帕多西亚的萨塔拉（Sātal），多曼（Domān），阿尔坦吉里亚（Artangilyā），舒什（Sūš），苏维德（Suvid）以及弗拉塔（Frāt），总共37座城镇及其周边地区。关于沙普尔一世此次西征的行军路线和攻略城市的顺序，由于罗马方面史料记载的混乱而引起学界争议，其中波兰学者卡塔济纳·马克西缪克（Katarzyna Maksymiuk）还原的结果如下：253年初，沙普尔一世第一次围攻杜拉—幼罗波斯，由于守军顽强抵抗而久攻不下，遂绕过杜拉—幼罗波斯及上游的科尔凯西乌姆和苏拉（Sura）等要塞深入罗马叙利亚行省；在巴巴利苏斯歼灭前来迎击的罗马军队主力后，沙普尔一世率军进至赫拉波利斯（Hierapolis，今曼比季）并分兵，一路南下贝罗亚（Beroea，今阿勒颇）、卡尔基斯（Chalcis）、阿帕米亚（Apamea），再分兵进袭腓尼基境内的雷法尼亚（Rephaneia）和奥伦特河上游的艾米萨，而进攻艾米萨的波斯军分队被当地守军击败；另一路军自赫拉波利斯北上后，至幼发拉底河上的祖格马渡口后再次分兵两路，一路东渡幼发拉底河进攻奥斯罗恩境内的巴特奈和哈纳尔（Chanar），另一路往西南方向攻打库鲁斯（Cyrrhus）、吉达鲁斯（Gindarus），最后与自雷法尼亚北上的南路军分队一道围攻安条克及其外港塞琉西亚·皮埃利亚（Seleucia Pieria）。在攻陷安条克及其外港之后，沙普尔又分兵北上抄掠了伊苏斯湾的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a on the Issus）直至科马基尼境内的日耳曼尼西亚（Germanicia）。然而，学界对沙普尔在铭文中提到的被征服的37座城市和地区中的前三个即Anat、Birt Arūpān和Birt Aspōragān的位置关系存在争议。卡塔济纳认为Birt Arūpān和Birt Aspōragān位于科尔凯西乌姆与苏拉之间的幼发拉底河沿岸，似乎在逻辑上符合沙普尔一世的行军顺序及这两处地名与其他被征服城市的位置关系，但却无法得到同时代文献和现代考古证据的支持。笔者认为，Birt Arūpān和Birt Aspōragān可能为亚美尼亚境内的“Erevan”（即埃里温）和“Vaspurakhan”（亚美尼亚人对凡湖东南岸平原地区的称谓）地区在叙利亚语中的称呼。因为沙普尔一世虽然将提里达特二世除掉，但亚美尼亚境内必定有零星甚至一定规模的反抗。卡塔济纳也认为在沙普尔一世西征期间，代理亚美尼亚国王的霍尔木兹王子也负责出击罗马帝国在卡帕多西亚和小亚美尼亚的领土，其地名是沙普尔铭文中提到的“Sātal，Domān，Souisa”。因此，沙普尔一世完全可能在攻略罗马帝国叙利亚行省及其周边地区的同时分兵镇压亚美尼亚境内的反叛势力，遂将以上亚美尼亚的城市与地区名字也一起列入了其对罗马帝国的征服成果中。不论如何，沙普尔一世此次出征最大的战果便是于256年攻陷罗马帝国叙利亚首府安条克，以及在同年稍早（或稍后）时候彻底攻陷并摧毁幼发拉底河中游的罗马要塞城市杜拉—幼罗波斯。卡塔济纳认为波斯人在253和256年两次攻陷安条克，这无论从时间还是逻辑上看均不妥。故笔者认为，沙普尔一世此次出征攻陷安条克应只有256年这一次。5世纪的罗马帝国异教史家佐西穆斯（Zosimus）在其著作中描述了安条克陷落（可能是256年那次，也不排除是在260年击败瓦勒良后）的情况，“波斯人攻陷安条克后杀死许多居民，其余全部掠为俘虏，洗劫财产不可胜计，城中公私建筑一概被毁，几乎没有遭到什么抵抗”。佐西穆斯还认为“如果不是忙于运回从安条克洗劫的巨额财富，波斯人是完全可以征服整个亚细亚的”。另外，古代晚期成书的拉丁文学作品《西比勒神谕》第十三书中有许多谶语和预言以当时波斯人攻陷安条克、当地居民遭到“神罚”为主题。现代学界仍然无法精确判定256和260年安条克两次失陷在文献中的具体对应情况。笔者倾向于认为，256年这一次攻陷安条克对该城的破坏和洗劫在规模上应该不如后一次，否则波斯人没有必要于260年第二次攻陷并洗劫安条克。在攻陷杜拉—幼罗波斯、第一次洗劫安条克之后，沙普尔一世于258—260年又对罗马帝国发动了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战争，此次战争标志着沙普尔一世在位期间萨珊帝国对罗马帝国军事胜利的顶峰，同时也是沙普尔一世在其纪功铭文中最详细记录的战事。但由于文献记载的缺乏和沙普尔一世铭文叙事时间观念的模糊，这次战争的起因和战事经过的细节和时间顺序仍然扑朔迷离。罗马史家（包括文学作品）主要关注的是当时安条克的陷落以及瓦勒良的被俘，而沙普尔一世的铭文着力描绘其攻克洗劫的城市，而没有给出此次出征的开战原因以及双方军事部署和作战行动的具体次序和时间。从时间和作战地域来看，沙普尔一世此次出征是253—256年对罗马帝国战争的延续，其首要战略目标仍然是拔除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罗马要塞据点（如埃德萨和卡莱）。只是由于瓦勒良意外被波斯军队俘虏、其麾下的主力部队覆灭，才使得沙普尔一世能够再次分兵掠夺罗马帝国叙利亚、西里西亚和卡帕多西亚行省诸城。沙普尔一世铭文中关于其第三次对罗马帝国战争的情况有如下述：第三次出征时，我们的大军朝卡莱（Xarrān或Carrhae）和埃德萨（Urhā或Edessa）开拔，并围攻这两座城市。瓦勒良凯撒从以下各地带来一支大军迎击我们：日耳曼（Germān），雷蒂亚（Rešyā或Raetia），诺里库姆（Nirkos或Noricum），达西亚（Dākyā或Dacia），潘诺尼亚（Pannoniyā或Pannonia），默西亚（Mūsyā或Moesia），伊斯特里亚（Estriyā或Istria），西班牙（Espāniyā），阿非利加（Afrikiyā），色雷斯（Trākyā），比提尼亚（Butniyā），亚细亚（Āsiyā），潘菲利亚（Pamfaliyā），伊苏里亚（Esuriyā），利考尼亚（Lūkunyā或Lycaonia），加拉太（Galātenyā），西里西亚（Kilikiyā），卡帕多西亚（Kappadukiyā），弗里吉亚（Frūgiyā），叙利亚（Sūriyā），腓尼基（Funikiyā），犹地亚（Jehūdiyā），阿拉比亚（Arabiyā），毛里塔尼亚（Muritanyā），日耳曼尼西亚（Germānyā），罗德岛（Rodās），奥斯罗恩（Asenyos）和美索不达米亚（Meyānrōdān），总计7万人（haftād hazār）。在卡莱和埃德萨的那一边，我们与瓦勒良凯撒大战一场，将其生擒。罗马禁卫军长官、元老院议员和各级将领都被我们俘获，然后发配波斯。随后我们再次将叙利亚、西里西亚和卡帕多西亚大肆抢掠一番后付之一炬。这一次我们从罗马帝国夺取了以下城市和地区：伊苏斯的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a on the Issus），萨莫萨塔（Samosata），卡塔波罗斯（Katabolos），埃基亚（Aegaea），莫普塞斯提亚（Mopsuestia），马罗斯（Mallos），阿达纳（Adana），塔尔苏斯（Tarsus），奥古斯塔（Augusta），泽非里翁（Zephyrion），塞巴斯提亚（Sebastiyā），科里克斯（Korykos），安纳瓦尔扎（Anavarza），卡斯塔巴拉（Castabala），尼禄尼亚（Neronias），弗拉维亚（Flavias），尼科波利斯（Nicopolis），埃皮芬尼亚（Epiphania），克伦德里斯（Kelenderis），阿莫里翁（Anemurion），塞利努斯（Selinus），米尼翁波利斯（Miyonpolis），安条克，塞琉西亚，图密提乌波利斯（Dometiupolis），提安纳（Tynana），凯撒利亚（Kēsariyā），科马纳（Comana），库比斯特拉（Kybistra），塞巴斯提亚（Sebasteia），比尔塔（Birtha），拉孔迪亚（Rhakundia），拉兰达（Laranda）和伊康（Iconium），一共36座城镇及其周边地区。我们把从罗马帝国以及其他非伊朗地区（Anērān）俘获的人发配到伊朗沙赫尔（Erānšahr）的波斯（Pārs），帕提亚（Pahlav），胡齐斯坦（Hūzestān），阿苏里斯坦（Āsūrestān）以及其他我的历代先公先王们拥有和统治的地方，在这些地方我们将这些俘虏安置下来。比较两篇铭文中洗劫的城市和地区会发现，沙普尔一世此次对罗马帝国作战的地域范围明显发生了变化，即由253—256年攻略的叙利亚、腓尼基和奥斯罗恩地区向北偏移至叙利亚、科马基尼、西里西亚和卡帕多西亚地区，其兵锋从黎凡特海岸扩展至小亚细亚南部沿海，并且深入罗马帝国在小亚细亚的腹心地带。卡塔济纳将沙普尔一世对罗马帝国的第三次战争在时间上定为260—261年，其基本出发点则是以260年作为埃德萨战役爆发、瓦勒良被俘的大致时间，因此忽略了埃德萨战役之前罗马波斯双方必然存在的战略部署和军事机动过程。按照大部分学者的意见，瓦勒良皇帝于257年率军前往东方收复安条克及其周围众多被波斯军队洗劫过的城池。但文献关于瓦勒良东征前后波斯人的军事行动以及瓦勒良收复安条克之后双方的军事行动则出现了记载上的矛盾。罗马史家佐西穆斯（Zosimus）在《新史》（Historia Nova）中记载瓦勒良东征前夕波斯军队兵锋已经到达西里西亚，这显然超出了253—256年沙普尔一世对罗马帝国用兵的范围，并且将258—260年沙普尔一世在第三次战争中才洗劫的地区混淆了进来。根据佐西穆斯的记载，瓦勒良收复安条克之后便率军前往卡帕多西亚，“对他所经过的城市造成了不小的损害，与此同时大军感染瘟疫，士卒死亡略尽，沙普尔趁机入寇，使罗马帝国东方各省授首降服”。于是瓦勒良被迫派使节携带重金前往沙普尔营帐请求和谈，而沙普尔要求瓦勒良务必亲自前来。绝望中的瓦勒良只能答应沙普尔的要求，随后在波斯军营中被扣押，期间双方未有一战。佐西穆斯并未交代瓦勒良受骗被俘的地点，而拜占庭史家佐纳拉斯（Zonaras，12世纪）在其著作《精粹历史》（Epitome Historiarum）中则明确交代瓦勒良本来不愿与波斯军队正面决战，直到因为受到埃德萨被围守军奋勇作战、杀敌众多事迹的鼓舞才决定率军前往迎击波斯人。但是罗马军队在埃德萨遭遇了严重的饥荒（佐纳拉斯提供的另一位匿名作家的说法），再加上寡不敌众，因此在与波斯军队的决战中，瓦勒良最后仍然战败被俘，这与沙普尔一世铭文记载的情形基本相符。但沙普尔一世将瓦勒良率领的罗马大军描绘成一支从罗马帝国在欧洲、西亚和北非各行省集结的7万主力部队，则与罗马史家关于瓦勒良军队在战前已经遭瘟疫感染而损失惨重、瓦勒良对与波斯军决战犹豫不决的记载相矛盾。不仅如此，古典史家记载、《西比勒神谕》和晚出的拜占庭史料均表明当时罗马军队受到瘟疫和饥荒的肆虐威胁，因此绝不可能在与沙普尔决战前投入7万大军。6世纪的拜占庭史家彼得·帕特里修斯在其著述中提到了瓦勒良大军因为感染瘟疫而被迫遣使沙普尔一世求和的情况；9世纪的拜占庭史家乔治·辛克鲁斯（George Syncellus）的记载更为详尽，并提到当时罗马军队在埃德萨被饥荒所困，以至于瓦勒良失去决战信心并抛弃军队独自投降沙普尔；而拜占庭史家佐纳拉斯提供的另一个叙事版本也认为罗马军队在埃德萨被饥荒所困以致军心动摇，于是瓦勒良“担心士卒哗变，竟然偷偷前往沙普尔营帐请降以保全性命”；比佐纳拉斯时代稍早的拜占庭史家乔治·克德雷诺斯（George Cedrenus，11世纪）则认为瓦勒良及其手下的2万军队是在卡帕多西亚的凯撒利亚（Caesarea of Cappadocia）被波斯军队俘虏。前文已述，249—261年正值西普里安瘟疫在罗马帝国全境肆虐之际，罗马拜占庭史家关于瓦勒良的东征大军感染瘟疫并陷入饥荒的记载应为事实。由此可知，假定埃德萨战役确实发生过，则罗马军队在战前已经处于绝对劣势，因此最后的失败不可避免。如若佐西穆斯的记载可信，则沙普尔一世的波斯军队很可能也受到瘟疫和饥荒的影响而战力下降，再加上埃德萨城久攻不下，因此沙普尔才使用欺诈手段俘获了瓦勒良。至于佐拉纳斯提供的瓦勒良迫于无奈而“主动投敌”的叙事版本，笔者认为很可能是基督教史家带有偏见性的叙述，虽然不排除这样的可能，但其真实性有待进一步考证。瓦勒良被俘是3世纪罗马帝国对外战争中标志性的耻辱事件，基督教史家对瓦勒良的最终结局有许多渲染性的叙述，以证明迫害基督徒的瓦勒良最终遭到了神的惩罚。如5世纪的罗马史家奥勒留·维克托在其著作《罗马皇帝简史》中便记载了瓦勒良被俘后给波斯王公当骑马上脚蹬的屈辱经历；而以拉克坦提乌斯为代表的基督教作家甚至有关于瓦勒良被波斯人灌入融化的黄金后剥皮实草并献祭于波斯火庙的夸张记载。9世纪的阿拉伯史家迪纳瓦里在其著作《通史》中认为，瓦勒良和被俘的罗马士兵被沙普尔一世发配到恭德沙普尔（Gundishapur）并负责修建水坝工程，而沙普尔一世在水坝完工后便释放了瓦勒良。而《泰伯里史》也提到沙普尔一世命瓦勒良（al-Rīyānūs，即Valerian的阿拉伯语形式）在舒什塔尔（Tustar）修建宽达1000腕尺的大坝，并在大坝完工后将瓦勒良削去鼻子后释放，但泰伯里也引用了瓦勒良被沙普尔杀死的另一种说法。加州大学的图拉吉·达雅伊（Touraj Daryaee）教授认为，瓦勒良和罗马战俘在萨珊帝国并非过着如基督教史家所说的那种耻辱不堪的生活，而是获得沙普尔一世提供的良好生活保障并在当地从事灌溉工程建设。不仅如此，罗马战俘在胡齐斯坦境内卡伦河上修建的水坝直到今天遗迹仍存，被当地人称为“凯撒坝”（Band-e Kaīsar）。另外，从沙普尔一世修建的新都毕沙普尔（Bishapur）遗址出土的大量反映平民日常生活和基督教艺术的马赛克镶嵌画来看，罗马战俘在当地的生活应该相当体面且自由，他们很可能在完成沙普尔的帝国工程后获得了自由民的身份和自由从业的权利。由此可见，瓦勒良和罗马战俘士兵最符合史实的结局应该是作为萨珊帝国建设国内经济（尤其是农业和手工业）的人力技术资源被使用，这其实已经远远好于当年克拉苏东征军被俘士兵被帕提亚人发配到中亚的马尔吉安纳（Margiana，即Merv）守边的待遇了。但从沙普尔一世的铭文来看，罗马被俘士兵应该有被发配至伊朗高原北部的Pahlav地区的情况，因此我们仍不能一概而论。总体而言，罗马战俘的迁徙安置地区主要集中在波斯湾北岸，并为萨珊君主进行城市建设活动。而新建城市则成为萨珊王室的直属领地（Dastkerd），由此可以看出罗马战俘安置与萨珊帝国中央集权建设之间的因果关系。

三、从沙普尔一世罗马征伐看早期萨珊帝国军事行动的战略考量

253—261年萨珊波斯对罗马帝国东地中海诸省的攻伐是早期萨珊帝国对外战略的直接外在反映，从表面上确实展示出明显的中央集权帝国的强劲动员力和组织力。萨珊帝国建立后，通过阿达希尔一世和沙普尔一世对罗马帝国东部边疆发动的多次大规模战争，成功遏制了罗马帝国自图拉真时代以来东部边疆的持续推进，从而为早期萨珊帝国的统治创造了良好的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在早期萨珊君主的岩刻铭文中，“伊朗和非伊朗之王”（šāhān šāh ērān ud anērān）称号凸显了萨珊帝国的普世主义特征。但在萨珊帝国的战略实践中，包括两河流域和伊朗高原在内的“伊朗”本土才是统治者真正关注和重视的地区。面对陷入3世纪危机的罗马帝国，萨珊君主采取了对罗马帝国东地中海诸省的掠夺性进攻和战俘强制迁徙战略，从而加强自身在国内的统治并笼络帕提亚贵族世家效忠新朝，而不是谋求恢复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曾统治过的小亚细亚、黎凡特和埃及等“非伊朗”区域。从宏观上看，3—4世纪期间，沙普尔一世和后来的沙普尔二世（ShapurII，309—379年在位）对罗马帝国发动多次掠夺性攻伐和强制战俘迁徙，其本质仍然是以罗马帝国的人力和财力资源损失为代价，恢复发展波斯湾北岸萨珊帝国核心区的农业生产和城市工商业。而在沙普尔一世的记功铭文中，多将其对罗马作战的意义解释为使自己声名远播、王权隆盛：我们还征讨了其他许多地方，完成了无数丰功伟绩，只是难以在此详述。我们撰写这些文字，为的是让后人了解我们的名声、英雄事迹和至尊王权。于是我们在诸神帮助下出发并征服了如此众多的地方，创造了值得书写的丰功伟绩。无论后世何人为王，都希望他对众神更加虔信并勤勉侍奉之，这样一来众神也会佑护他，就像众神佑护我们一样。实际上，沙普尔一世通过253—256年以及258—260年对罗马帝国的两次大规模征伐，获得了大量的战俘和财富，从而使得沙普尔一世得以在萨珊帝国境内进行大规模的城市和工程建设，以振兴萨珊帝国核心区如阿苏里斯坦、胡齐斯坦和法尔斯等地区的经济，而这些地区经济的发展无疑有利于萨珊王权的加强。根据沙普尔一世时期的铭文可知，沙普尔一世在建设城市的规模和数量上也超过了其父辈阿达希尔一世，一共建城达15座，其中最著名的便是恭德沙普尔和毕沙普尔（Bishapur）。《泰伯里史》提到沙普尔一世晚年在胡齐斯坦单独划出一个区（Kurāh）并建造了韦赫—安条克—沙普尔（Bīh az Andīwī Sabur，意为“沙普尔所建的比安条克更好的”）城，也即后来的恭德沙普尔城，其所用的劳工和迁入的居民应该就是256年和260年攻陷安条克后从该城俘虏的工匠和其他市民。恭德沙普尔建立之后，迅速发展成萨珊帝国在胡齐斯坦地区的核心城市。在古代晚期恭德沙普尔更是享誉世界的学术中心和伊斯兰医学的起源地，这无疑与恭德沙普尔城早期居民中包含大量来自罗马帝国的各学科技术人才密切相关。因而我们必须指出的是，早期萨珊帝国的农业经济和工商业的恢复繁荣，得益于以沙普尔一世为代表的萨珊君主以军事手段从罗马帝国暴力掠夺的大量具备农、工、商和科学技能的人力资源及其在波斯境内的妥善安置和繁衍生息，而这是以同时期罗马帝国的人力经济损失和城市衰落为代价的。萨珊帝国通过掠夺罗马帝国东地中海沿岸诸省人力和财富用于波斯湾北岸胡斯斯坦和法尔斯地区的城市建设，对于3世纪近东地区经济贸易格局亦产生了深远影响。在罗马帝国鼎盛的2世纪，近东陆路贸易路线由于罗马—帕提亚战争的频繁而屡屡受阻，帕提亚京畿地区塞琉西亚和泰西封等大城市的多次沦陷更重创了帕提亚帝国的农业生产，导致3世纪安息王朝中央权威的迅速下降和萨珊王朝的兴起。而沙普尔一世通过对罗马帝国两次大规模的攻伐作战，以掠夺的财富和被重新安置于波斯京畿地区的人口，恢复并强化了两河流域南部的灌溉农业和波斯湾北岸城市的工商业，从而为萨珊波斯人有效掌握传统陆路丝绸之路西段和经波斯湾达到印度的海上丝绸之路西段创造了有利的政治经济条件，而萨珊波斯人在丝绸之路过境贸易中的优势垄断地位由此一直延续至6世纪。传统观点多认为，萨珊帝国对帕提亚帝国的取代立即改变了罗马—帕提亚时代双方的实力对比和战略平衡，标志着罗马波斯战争进入拜占庭—萨珊阶段后双方攻守态势转换的开始。实际上，萨珊王朝建立之初，并没有改变塞维鲁王朝以来罗马帝国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主导地位，泰西封京畿地区仍然时刻暴露在罗马军队南下的兵锋之下。不仅如此，由于帕提亚安息王朝的覆灭，前帕提亚帝国属国哈特拉王国在224—240年间彻底倒向罗马帝国，使得罗马波斯在美索不达米亚的权力分布更进一步向罗马帝国一方倾斜，罗马帝国的势力范围由于哈特拉的倒戈而得以进一步深入底格里斯河中游地区。因此，阿达希尔一世时期对罗马帝国的军事行动，主要战略目标仍然是拔除罗马帝国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军事据点（尤其是哈特拉、辛加拉和尼西比斯），以改善首都西北侧安全纵深不足的窘境。由萨珊（波斯）和帕提亚两大贵族集团构成的萨珊帝国在权力结构上相比帕提亚时期更加稳定，但统治结构的改变并不能立即导致萨珊帝国形成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型帝国。面对帕提亚王朝晚期两河流域南部京畿地区的残破局面，早期萨珊诸王选择了以劫掠战争和战俘迁徙的方式来恢复和发展两河流域南部和波斯故地的农业经济。这既符合萨珊帝国初年国力不足的现实，也有助于在对外掠夺中加强萨珊—帕提亚贵族联盟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由于帕提亚贵族世家的领地分布在伊朗高原东北部的呼罗珊（Khorāsān）、东南部的锡斯坦（Sistān）和西北部的阿塞拜疆（Adurbadāgān）地区，萨珊君主想要在维持帕提亚—波斯贵族联盟的前提下强化王权，只能选择在波斯湾北岸的帝国腹心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城市建设，而帕提亚贵族通过参加萨珊君主对罗马帝国战争获得的财富，也强化了对萨珊王室的向心力。3世纪的罗马史家卡西乌斯·狄奥和赫罗狄安均提到过，萨珊帝国开国君主阿达希尔一世渴望恢复其祖先时期拥有的直到爱琴海的帝国版图，这常被现代学者解读为萨珊帝国对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保有清晰连贯的历史记忆。但从阿达希尔一世和沙普尔一世两代君主对罗马帝国的军事政策来看，收复帕提亚帝国时期丢失的美索不达米亚北部领土才是萨珊帝国比较现实的战略目标。沙普尔一世在劫掠叙利亚、西里西亚、腓尼基和卡帕多西亚等地区之后，并没有派兵占领这些地区，而是采取劫掠式战术，表明沙普尔一世即使对于罗马帝国在东地中海至幼发拉底河一线的东方领土都没有占领和统治的需求，与阿达希尔一世恢复阿契美尼德王朝版图的宣称可谓差之远矣。因此，理解早期萨珊帝国对罗马帝国的军事战略，罗马史料中呈现的将萨珊君主的政策联想解读为恢复阿契美尼德王朝传统的修辞，其实是地中海世界希腊罗马人对波斯帝国历史记忆在罗马—萨珊战争中的一种投射，而非萨珊波斯人自己的真实想法和观念。也即，保存阿契美尼德王朝历史记忆的并非萨珊波斯人，而是拥有连贯史学传统的希腊罗马世界。当3世纪的萨珊波斯人强势崛起给罗马帝国东部边疆带来严峻的政治军事危机时，罗马史家便调动古典历史记忆资源将萨珊帝国的对外政策想象为“新波斯帝国”的复兴，以及对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西部疆域的官方诉求。而从萨珊波斯自身史料尤其是沙普尔一世的铭文来看，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历史记忆从未成为波斯君主征伐罗马的动机。现代学界解读沙普尔一世征伐罗马的真实动机，应该排除来自古典想象的“阿契美尼德记忆”的干扰，同时结合3世纪近东两大帝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态势，对早期萨珊波斯征伐罗马的军事行动以及萨珊国家的形成机制和帝国建设模式进行恰当的分析评估。结 语从沙普尔一世的铭文记载来看，早期萨珊帝国对罗马帝国的战略实施，带有明显的针对性和国内政治经济利益驱动的特点，其“收复阿契美尼德王朝旧疆”（Achaemenid Program）的理想战略诉求虽然在外交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宣示，但并未转化为不切实际的大规模征服战争。如亨宁·伯尔姆便认为，“罗马帝国自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Septimius Severus，193—211年在位）皇帝以来在东方边境进行的所耗不菲的对波斯战争很可能为其后的皇帝们树立了一个可供模仿的蓝本—那就是不断重温塞维鲁的最成功幸运的美索不达米亚远征（expeditio felicissima Mesopotamena）。而这些战争不过是塞维鲁时代以来帝国皇权进入快速动荡期的附带产物。我们很难想象波斯君主们会有计划地利用罗马帝国的危机时段来对罗马发动针对性战争。更可能的情况是，对于塞维鲁王朝以来的弱势罗马皇帝们来说，允许与波斯发生冲突乃至升级为东方战争是他们改善其在国内脆弱处境的有效手段”。实际上，在萨珊帝国建立之初，面对帕提亚王朝留下的残破局面，并不存在可以让所谓的以中央集权化为特征的“萨珊革命”（Sasanian Revolution）发生的条件。恰恰相反，萨珊帝国正是通过对罗马帝国的掠夺性战争才极大增强了波斯的政治经济实力和帕提亚世家贵族对王权的向心力，从而使得建立由琐罗亚斯德教祭司集团和帕提亚贵族世家共同支撑的稳固中央权威成为可能。而从事实上看，早期萨珊帝国对罗马帝国的军事攻伐，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收复帕提亚时代沦陷于罗马帝国的美索不达米亚北部诸城，二是通过劫掠罗马帝国东地中海诸省的富裕城市来加强国内经济建设。由于2世纪罗马帝国对帕提亚帝国的三次战争，以泰西封为核心的波斯京畿地带遭受沉重的打击，而帕提亚帝国的西部势力范围也在罗马帝国的东进战略下不断收缩。因此，萨珊帝国建立后的当务之急，便是拔除罗马帝国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重要战略据点，并通过侵攻劫掠罗马东地中海诸城获得的人力资源加强国内经济建设并发展波斯湾—印度洋贸易。因此，对于沙普尔一世时代萨珊波斯对罗马帝国的战争，必须立足于帕提亚—萨珊朝代更迭之际波斯国内政治经济局势的大背景才能得到准确的理解，而不能简单地追随传统观点认为的萨珊帝国发动战争是基于“好战”“集权”和“恢复波斯帝国疆域”等似是而非的解释。从罗马帝国的视角来看，3世纪危机与早期萨珊帝国对罗马帝国的军事行动确实有着密切的关系，沙普尔一世对罗马的辉煌军事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罗马帝国内外交困的政治军事局势。“3世纪危机”期间罗马帝位更迭频繁，绝大多数皇帝出身行伍，因此也被部分学者称为“士兵皇帝时代”。与早期帝国时代的罗马诸帝不同，3世纪危机期间的罗马诸帝在对外政策上更加缺少长时段的战略规划和审慎，而表现出明显的临时性和应急性特点，这也影响到罗马帝国的东方政策。实际上，这一时期罗马帝国与萨珊帝国的冲突不应该单纯地被理解为波斯一方谋求普世扩张战略以恢复“阿契美尼德旧疆”。部分学者甚至认为，3世纪期间绝大部分的罗马波斯战争都是由渴望通过战胜波斯来巩固其皇位合法性的“士兵皇帝”们主动挑起的。由于塞维鲁王朝时期罗马帝国东方疆界已经深入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中游并建立了奥斯罗恩和美索不达米亚两个行省和尼西比斯、辛加拉（Singara）、杜拉—幼罗波斯和哈特拉这样的前哨驻军要塞，萨珊帝国恢复帕提亚时期西部疆界和势力范围的努力必然表现为对罗马帝国及其东方附属国的“入侵”。因此笔者认为，很难说这一时期罗马和波斯谁更有进攻性，以及战争中谁更具备合法性和正当性。但随着253年起沙普尔一世发动对罗马帝国东地中海诸省的攻伐，萨珊波斯对罗马帝国战争的性质开始逐渐由自卫向侵略方向转变。之后，沙普尔一世通过253—256年以及258—260年两次对罗马帝国的大规模攻伐，重创了罗马帝国在东方的统治，但却不能消化其征服成果，这便为后来帕尔米拉帝国（Palmyrene Empire，260—272年）的崛起创造了条件。从罗马波斯关系的演进以及罗马帝国东方形势的变化来看，3世纪沙普尔一世对罗马帝国的战争产生了许多潜在的深远影响。沙普尔一世对罗马帝国的三次战争使得罗马帝国东部边疆防御体系趋于崩溃，而萨珊帝国又没有占领罗马东方诸省的战略意图和现实需要。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作为罗马帝国东方半独立政权的帕尔米拉趁机崛起，从罗马帝国下辖的殖民城市迅速发展为囊括黎凡特、小亚细亚东部和埃及的庞大国家，成为260—272年间控制罗马帝国东地中海诸省的政治实体。但由于萨珊波斯控制下丝绸之路贸易路线的转移，依赖过境商业转运致富的帕尔米拉的强盛注定只是昙花一现，而罗马帝国曾经繁荣一时的红海—印度洋贸易也随着萨珊帝国的崛起而走向衰落。沙普尔一世西征罗马获得的人力资源不仅在萨珊帝国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还促进了基督教在萨珊波斯的广泛传播。由于罗马战俘中包含大量的早期基督徒，迁徙安置后新建的萨珊城市呈现出多元的族群文化面貌，基督教及其东方教派在萨珊波斯的发展壮大自此开始。因此，理解古代晚期萨珊帝国的政治宗教格局，除了琐罗亚斯德教以外必须考虑波斯基督教的影响力，以及波斯基督徒对早期萨珊国家政治经济建设做出的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说，沙普尔一世所构建的萨珊帝国已经超越波斯族性边界和琐罗亚斯德教国教束缚，逐渐呈现出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的多元特征。而从253—261年沙普尔一世对罗马帝国的攻伐作战来看，早期萨珊帝国的政治军事能力和中央集权程度的提升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并非随着朝代更迭一蹴而就，且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罗马帝国的“3世纪危机”以及罗马帝国战俘提供的人力资源。帕提亚世家贵族的强大决定了萨珊帝国对罗马帝国采取非征服性侵攻战略而不谋求治理罗马帝国的领土，但对罗马帝国的军事胜利仍然是强化波斯君主中央权威并笼络贵族世家效忠王室的必要手段。因此，这样的冲突模式将在整个古代晚期罗马波斯关系中不断上演，直至两大帝国分治中东的政治格局因7世纪阿拉伯—伊斯兰征服而崩溃解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