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冀开运：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西南大学伊朗研究中心主任

文章来源 原文刊登于《神州学人》，2024年第2期。全文如下：

伊朗是欧亚地理和文化的桥梁，是丝绸之路的中转站。其地理位置决定了伊朗是文明交往互鉴的枢纽和通道。伊朗不仅吸纳了中华文明成果，而且将中国的文明西传到地中海世界。伊朗不仅是世界上很多宗教的摇篮，而且是传播各种宗教的先锋和主力军。伊朗经历了丰富深刻、波澜壮阔的文明交往互鉴，古代伊朗游牧文化、农耕文化以及商业文化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与伊朗的关系、伊朗祆教与伊斯兰教的关系、伊朗与西方世界的关系无不彰显着文明交往的魅力与丰富内涵。伊朗是文明交往互鉴的典范和先驱，伊朗历史是文明交往互动的结果。伊朗在中东的地位类似中国在东亚的地位，甚至伊朗的现代化过程也与中国具有强烈的可比性。伊朗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从古至今，文明发展基本没有中断。伊朗是中东的文明中心，在吸纳其他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对周边国家和地区产生了持久而强大的影响。伊朗不仅是历史中的强国，也是现实中的地区强国。在当今的国际政治舞台上，伊朗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是无法替代的角色。伊朗的历史在融入中东历史的整个过程中始终保持着自己的特殊地位，伊朗的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很早就已形成。

伊朗通史是一部写不完的文明互鉴交往史，仅仅从伊朗同中华文明之间广泛、悠远和互动的交往而论，就是经久不衰、开发不尽的历史研究资源。伊朗是一个产生过多种文明、吸纳过多种文明、经历过诸多文明交往的大国。在伊朗通史中，宗教与文化的密切联系构成了伊朗文明交往的基本要素。从古到今宗教都是伊朗文化的价值核心和内在精神。伊朗各民族文化的各个门类都体现出各自文化的宗教精神。伊朗的文明可以说是宗教文明。伊朗经历了同异并存、求同存异、异中求同、同中化异和互斥、互动、互容、互相渗透的各种文明交往，其内化基线是一条民族涵化的基线。传统与现代文明交往在伊朗有着典型的体现，伊朗的现代化就是在寻求传统性和现代性的相互契合点和适合度。

伊朗文明交往中始终伴随着冲突和整合对立统一的环节。伊朗文明冲突的基本途径是在本土文化基线之上的整合，即取长补短、转化集成、宏观继承与综合创新。公元前2000年代末雅利安人沿着里海两岸，进入伊朗高原，与伊朗本土居民交往，伊朗高原在语言文化和人种上伊朗化。伊朗高原与两河流域在制度和文化上的交往、互动涵化，产生了古代波斯帝国的辉煌成就。马其顿亚历山大帝国灭亡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后，伊朗经历了希腊化。在安息帝国时期，希腊文化与伊朗文化融合共存。伊朗萨珊帝国灭亡后，本土的祆教文明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深度交往，伊朗经历了300年伊斯兰化，同时伊斯兰教也实现了伊朗化。在阿拉伯帝国后期，伊朗人参与和创造了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的宏伟画卷。伊朗萨曼王朝时期（875年-999年）形成的波斯语就是中古波斯语与阿拉伯语互相融合的产物，新波斯语因此成为伊斯兰世界东部的国际语言。在伊朗与东来的中亚游牧文明的交往中，塞尔柱帝国和帖木儿帝国推动了伊朗突厥化，因此形成伊朗本土的突厥语系各民族，这些突厥语系各民族也采用历代波斯帝国的制度，重用波斯书吏治国理政，支持和推崇波斯诗歌创作，形成强大的波斯文化圈。1796年伊朗恺加王朝建立，开始与西方文明交往，伊朗经历了半殖民地化的痛苦，并以西方化为开端启动现代化建设。在与苏俄交往中和社会主义思潮影响下，1920年-1921年在伊朗吉兰省建立波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1941年伊朗成立坚持马列主义信仰的人民党。1921年礼萨汗在与欧洲和邻国土耳其的交往中，掀起了以民族化、世俗化、西方化为特征的现代化改革，企图冲破伊斯兰教束缚，把伊朗变成一个独立自主的现代化国家。

伊朗与中国在民间和学术界都有文化亲近感和认同感。伊朗在古代东西方交通要道上属于历史悠久的欧亚大陆桥，因此为中国古代物质文明的西传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和伊朗的历史交往延续了几千年，也因为伊朗本身有古老的文化传统，在强大的历史惯性作用下，伊朗才能源源不断地把中国物质文明西传。根据法国籍伊朗裔历史学家阿里·马扎海里的深刻见解，中国和伊朗文化具有选择性的相似之处，那是因为中国文化和伊朗文化都对各自的周边民族具有影响力，都面对着外来游牧民族的入侵和骚扰，都面临着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奴役。正因如此，伊朗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双向交往随处可见。伊朗在吸收、传播、影响中国文化方面具有持续性的特点。彭树智分析了伊朗古代祆教的文化内涵，认为它是一种绿洲农耕文化，唐代的长安是祆教文明交往的舞台，并指出在中国传播祆教的主体是波斯人（《古代伊朗祆教文化的内涵》，《中东研究》，1996年第1期）。祆教东向传播的特征之一是它的地缘性扩散；特征之二是以多种方式流行于中国的北方和南方；特征之三是中国历朝政府都设立了专门的祆教管理官员。祆教进入中国后，也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共存。

早在2200多年以前，中国就开始了解伊朗。在中国的历代典籍中对伊朗的历史文化都有生动细致的描绘。在祆教、摩尼教、景教、佛教、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历史过程中，伊朗人都发挥了独特而伟大的作用。从伊朗传入中国的动植物、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丰富了中国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增强了中国文化的多元性和包容性。波斯语是中亚、西亚和南亚的伊斯兰国家交往的国际语言，在蒙古帝国时期和元朝时发挥了沟通东西方的伟大作用。波斯语和波斯人融进了中华民族的有机体之中。在中国属于穆斯林的10个民族中，波斯语在其宗教生活和日常生活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伊朗古代人民对中国也有强烈的兴趣。自汉朝起，有关中伊两国的文化交流就在伊朗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献。伊朗伊利汗王朝（1256年-1353年）的杰出政治家和史学家拉施特推广中国医学，培养波斯人学习汉语。他本人是波斯哈马丹的犹太人，后来皈依伊斯兰教。他在其伟大著作《史集·中国史》中记述了古代中国上起盘古、下至南宋的历史，其中包括36个王朝、267个帝王的世系，并保存了从汉文史书中描摹下来的历代帝王画像，还介绍了当时寓居波斯的中国学者的文化活动，着重对中国汉字、历法、印刷术以及官修史书的传统进行评述，这是现存最早的由伊朗学者编写的中国通史，是波斯文明与中华文明交流的写照与见证。北京大学王一丹教授在《波斯拉施特< 史集·中国史>研究与文本翻译》（昆仑出版社，2006年）一书中认为拉施特在《伊利汗中国科技珍宝书》中翻译了宋元时期的流行医学著作《脉诀》，拉施特的《迹象与生命》介绍了中国出产的20种植物。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陆瑾女士在德黑兰大学攻读博士期间，选择了现存印度国家图书馆里的波斯文手抄本《中国历史》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并进行了细致的校注，深入挖掘和研究古波斯文献中有关中国的史料，梳理伊朗人民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认知历程，也为中伊文明交往寻找历史依据和历史资源。

文明交往也决定了今天伊朗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伊朗是两个世界体系的矛盾者。首先，1979年霍梅尼革命后，伊朗成为反对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体系的民族独立国家。伊朗一改1953年后巴列维王朝的亲美立场，成为世界格局中按照自己体系进行革命的独行者。伊朗作为什叶派统治的国家同占伊斯兰体系主流的逊尼派也同样存在着尖锐矛盾。伊朗人民在漫长的文明交往和互鉴历史过程中，创造了自己的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文明体系，形成了自己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保持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发扬传统文化的精华，是伊朗在全球文明交往中发展前进的正确选择。

△伊朗亚瑟·塔马姆剧团和其他11个国家的木偶剧团受邀走进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城市泉州，在剧场、非遗馆、乡村文化广场等地为当地群众进行交流演出。图为亚瑟·塔马姆剧团表演艺术家法希玛·巴罗奇（左）在晋江市掌中木偶艺术保护传承中心体验掌中木偶表演

摄影 | 新华社记者 魏培全

从文明交往的角度把握伊朗历史的宏观、中观和微观规律，深刻揭示了伊朗历史和文化的特殊性，总结了伊朗历史文化与其他历史文化，特别是与中国历史文化的共性与相通性，刻画了伊朗伊斯兰化、伊斯兰伊朗化、伊朗现代化和民族化的宏伟画卷，充分肯定了伊朗人民对世界文明所作的伟大贡献，勾勒了伊朗吸纳其他文明的历史图景，阐释了伊朗现代化与宗教的艰难互动关系。用文明交往互鉴理论揭示伊朗历史中横向联系与纵向联系，用中国哲学中的“和而不同”诠释伊朗文明的多元性和包容性，突出了伊朗历史研究中的中国特色和中国视角，增强了研究伊朗历史的客观性和生动性，增强了对伊朗历史研究的深邃洞察力，进而提升了研究的理论高度和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