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研究1979年伊斯兰革命过程中美国情报工作的失误表现与成因能够为我国在对外事务研判和情报分析等方面提供更多借鉴和参考。主要使用文献分析法对美国相关外交档案展开梳理,从情报周期的各个阶段展开分析,系统梳理事前威胁研判、情报搜集和情报分析、情报分发等多个环节的失误成因和内在的逻辑关系。美国在这次伊朗国内政局变动中存在情报失误的情况,启示我们应提升战略情报预警能力,及时研判风险等级,情报消费者也应该注重保持中立,不断优化情报分发机制,才能避免类似失误。关 键 词 伊朗；伊斯兰革命；情报失误；美国；决策者因素作者简介 王国兵，西安外国语大学讲师，研究方向为伊朗情报问题；张杰，教授，研究方向为印度情报和情报研究。项目来源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伊斯兰革命卫队与伊朗内政外交研究”(编号:23CGJ044)阶段性成果。

文章来源 原文刊登于《情报杂志》网络首发版（收录时间：2023年12月19日）。全文如下：

引言

毫无疑问，情报失误是情报学研究领域关注的重要议题。一般来说，情报失误是指未能及时、准确地收集、分析、决策、使用情报导致案(事)件发生的现象。近年来，情报界对情报失误的研究从最初的情报系统逐渐转移到对情报接受者和使用者等方面的研究，经历了从情报外部认知到情报人员自身认知的变化。就美国情报失误而言，可供研究的经典案例较多，对其展开研究不仅有重要参考意义，更可以此为鉴进一步维护我方的海外利益安全。其中，关于1979年巴列维王朝突然垮台和伊斯兰革命爆发这一事件，美国情报界因未能及时为决策层提供情报，导致巴列维政权倾覆完全出乎美国方面的意料。同时，也给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布局产生了巨大冲击，相关后续影响延续至今。美国知名战略顾问兹比格钮·布热津斯基认为“这一事件直接抵消了美国在戴维营协议当中收获得名誉和政治好处，也掩盖了卡特总统在中美关系正常化中所做的贡献，减少了他为反对苏联占领阿富汗而做出努力的可信程度，而且损害了他担任总统任期内作为一个世界领导的形象。由于巴列维国王下台导致后续伊朗人质危机事件也对卡特连任总统失败造成了很大负面影响。”

因此，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情报学界围绕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相关学术成果层出不穷。当前，我国学界对这一情报失误领域的典型案例讨论相对较少，且主要从历史档案梳理角度展开，缺乏一定理论深度。本文试从情报学和冷战史两个角度切入，力图将情报学的理论性和实践性与世界史的宏观性和历时性、共性与个性的特点相结合，综合分析美国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中情报失误的表现、原因和影响，总结对建设我国情报系统的相关启示，助力我国国家安全体系建设，以更好地巩固我国西部地缘安全。

一、美国在伊斯兰革命事件中的情报失误

从革命过程的视角梳理，可以更加清晰掌握事件的基本脉络。自1977年底开始，伊朗国内逐渐出现了大规模的群众抗议活动。由于巴列维政权之前对宗教传统的摒弃，很多抗议活动都以宗教名义出现。群众抬着霍梅尼的画像，高呼“打倒国王，建立伊斯兰教国家”的口号。1979年1月16日，伊朗国王礼萨·巴列维被迫出国。2月1日，大阿亚图拉霍梅尼结束长达15年的流亡生活，由法国巴黎回到伊朗德黑兰。随后宣布废除君主立宪制度，成立伊斯兰临时革命政府。2月11日霍梅尼任命马赫迪·巴扎尔甘为伊朗总理接管政权，巴列维王朝宣布灭亡。4月1日，经过全民公投以98.2%的支持率通过伊斯兰共和国宪法，废除君主制，改国名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1979年底，霍梅尼正式成为伊朗最高领袖，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共和制度建立。1979年巴列维政权的轰然倾覆暴露出美国对伊情报工作存在诸多不足，更缺乏有效措施应对。从目前已解密档案看，事关伊朗革命情报信息搜集与评估的美国部门主要包括中央情报局(CIA)、国务院下属的情报研究局(INR)、国防部下属的国防情报局(DIA)和美国驻伊朗大使馆等机构。作为美国方面的“耳目”与“尖兵”，这些部门的情报评估主要集中于分析伊朗外部安全形势，对伊社会内部变化了解较模糊，对宗教阶层和军队群体的情报信息搜集更是十分缺乏。美国情报工作人员在搜集情报信息中受到所处内外环境的影响导致失误也是重要原因，如美国驻伊朗大使馆和白宫情报机构均出现判断失误表现。再者，也有情报分析环节方面的失误，存在决策者偏好因素导致美国决策层对伊斯兰革命形势判断有误。总之，诸多因素综合作用才是美国在这次突发性事件中出现情报失误的根源。具体如下:

1.1 革命前缺乏有效信息的搜集

美国情报机构在整个事件中的情报搜集方面存在多重失误，主要有三点。第一，在情报搜集环节方面有重大失误，尤其是缺乏对巴列维国王的了解。以美国中央情报局为首的美国情报机构对国王的印象是强硬英明，对其怯懦且优柔寡断的性格并不知悉。在遇到威胁时想当然认为其敢于使用武力应对。这一印象几乎贯穿了整个伊斯兰革命的全过程。穆罕默德·巴列维是前任国王礼萨·汗的长子，在登基后就患有疾病，长期健康状况不佳，性格偏害羞和内向。穆罕默德·巴列维国王被其性格霸道的姐姐经常训斥。她愤怒地表示“巴列维国王应该像一个男人去治理国家，而不应该像一只老鼠。”其实，早在1953年伊朗摩萨台政变过程中，国王的性格缺陷已经暴露，但却并未引起美国中央情报局有关人员的重视。上世纪50年代初，穆罕默德·摩萨台(Mohammad Mosaddegh)总理与反国王的政治力量联合发动了石油国有化运动，一度掌握了伊朗最高行政权力。此举触及了美英两国在伊朗的经济利益，并认为伊朗有可能会倒向苏联。1953年，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精心组织下发动代号为“阿贾克斯行动”的政变，推翻了摩萨台的统治。在此期间，贡献较大的是国王手下的法兹罗拉·扎赫迪(Fazlollah Zahedi)将军。巴列维国王则在此期间选择出国，并未在这场恢复帝位的政治斗争中作出贡献。1963年，以霍梅尼为首的伊朗教士群体发动了一场针对国王统治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国王在这一轮危机中再度选择逃避，主动放弃使用武力镇压。与1953年的扎赫迪将军相类似，时任伊朗总理的阿米尔·阿拉姆(Amir Alam)命令军队向示威者开火，最终平息了这场骚乱。阿拉姆总理后来告诉英国驻伊朗大使安东尼·帕森斯，“国王心肠很软，不喜欢流血的政治斗争。”因此，巴列维国王本身性格较为怯懦，不愿主动使用武力镇压骚乱是一贯选择。美国决策层和情报界却基于一个错误的认知观点，认为伊朗国王会在危急时刻选择武力镇压的手段恢复秩序。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国王在伊斯兰革命期间缺乏经验和信心始终未给军队下达命令镇压。美国方面则在这一过程中认为伊斯兰革命的威胁并不严重，不需过多干预。此外，美国中央情报局对巴列维国王已经身患淋巴癌并接受长达几年的治疗这一情况完全不了解。1979年伊斯兰革命爆发前，巴列维国王本人身体状况并不良好，这一定程度影响了他本人在革命爆发期间对形势的判断。上述种种都是美国情报机构对巴列维国王本人了解不足、不充分的体现。

第二，美国情报界对霍梅尼为首的什叶派乌里玛教士集团也了解程度不足，认为宗教因素在伊朗伊斯兰革命过程中并不重要。美国情报界对伊朗宗教社会方面的了解几乎是空白，很少关注最高领袖霍梅尼在推动革命进程中的作用。中央情报局在1978年6月的《国家情报评估》中曾错误地提出一个观点，认为“自由和现代化的中产阶级才是反对派的主力，并认为现在的革命形势是为偿还民主赤字，而并不是回归伊斯兰原则。”同时，美国情报界还预测神职人员永远不会直接参与正式的政治机构，因为这与他们的固有认知不符。1979年伊斯兰革命爆发之际，时任美国副总统曾询问情报主管“什么是阿亚图拉?”(什叶派高教阶教士的称呼)时任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局长斯坦斯菲尔德·特纳将军回答道“该死，如果我知道就好了，待查明后回复您。”对宗教群体的长期忽视再度暴露出美国情报界缺乏对伊朗社会内部的了解，无法掌握真实的情报信息。

第三，美国情报人员还忽视了伊朗民族主义和反美主义思潮在推翻巴列维政权中的作用。自1953年美国中央情报局推翻摩萨台政府以来，伊朗民族主义和反美主义思潮逐渐融合壮大。伊朗国民看到的是巴列维政权的虚弱，认为其是“美国傀儡”。在反对国王的革命浪潮中，伊朗人民将反国王运动和反美主义共同对待。这种反美主义思潮在伊朗人质危机中还起到一定催化作用，影响了美伊关系的发展。然而，美国情报人员也并不了解这一情况。

1.2 存在诸多思维误区，导致情报分析失误

众所周知，情报分析是情报工作的中心环节。在伊朗伊斯兰革命过程中，美国情报机构和决策层有一种固有认知，即认为巴列维政权十分稳定，不需要过分介入和担忧，导致对形势产生错误判断。这种思维定势带来的后果是一旦形成思考惯性，很难改变。美国决策层形成的这种思维定势与巴列维国王一直对外展示的“强硬果断”形象有密切关联。在武装力量方面，伊朗从美国采购大量先进武器装备打造了一支效忠于国王的军队。1941年礼萨·巴列维国王登基时军队人数仅有十余万，到1978年军队人数达到41万，且有1.2万余名海军和空军。着力打造的萨瓦克(SAVAK)情报组织也为巩固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无疑，武装力量和情报组织的壮大是美国决策者相信其政权稳固的重要依据。此外，由巴列维国王领导的白色革命也加深了美国情报机构和决策层的好感，认为伊朗这个中东国家正积极变得更加西方化和先进化，其政权理应更加稳固。在一项针对白色革命的好感度调查中，伊朗国内较高的支持率让美国方面更加看好巴列维王朝的统治。1963年举行全国公投表决对白色革命的态度，伊朗国内有559万人投票支持改革，仅有4000余人反对。截止1979年伊斯兰革命爆发前，伊朗城市化率达到50%，人均收入2000美元。上述成绩更让美国卡特总统盛赞伊朗为“稳定之岛”，相信其政权不会存在倾覆风险。

思维定势误区不仅影响决策层作出决策，同样也影响情报机构工作的开展。由于长期对巴列维政权积累的信心，直到1979年伊斯兰革命爆发前，美国国务院下属的情报研究局和国防部下属的国防情报局都没有专门的伊朗研究专家。一方面是美国相信巴列维国王下属情报组织萨瓦克(SAVAK)的能力，另一方面也是考虑美国情报机构过多涉足伊朗内部事务会给巴列维国王留下不信任的印象，影响两国关系。人力情报搜集的不足严重影响美国情报机构获取伊朗内部信息的效率和准确性。1979年伊斯兰革命爆发之际，美国中央情报局内部专注于伊朗方面的情报人员仅有四名，且这四名情报分析专家主要负责分析政治经济情况，并不了解伊朗社会内部情况。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美国情报人员对伊朗国内形势不了解和误判是导致这次情报失误的重要因素。无论是美国情报学界还是决策层群体均认为伊朗巴列维政权坚不可摧。基于上述考量，美国情报评估机构在对伊朗政权开展情报工作中忽视了伊朗社会内部的变化，反而是把工作重心和主要精力放到对苏联的监控方面。

在情报分析方面，美国情报界还存在锚定思维和愿望思维等思维误区。所谓锚定思维，就是将一些自然的起始点，特别是此前对同一问题的分析和推算当做判断起点。分析人员之后会根据新信息或新的分析结果对自然起始点进行调整，但这个自然起始点就像锚一样，限制了调整幅度，导致最终的判断远离客观实际。如前所述，除却思维定势外，美国情报分析人员还存在锚定思维的误区。本能地将巴列维政权较为稳固短期内无法动摇这个“锚”带到解释伊斯兰革命爆发前出现的各类危机中，所有情报汇总而来之时，导致美国决策层不会轻易放弃之前的判断，坚信其政权的稳固性。因此，对巴列维政权倒塌也就缺乏应对准备。

愿望思维也称“一厢情愿”或波利亚娜情结，即过于轻信、乐观，不愿意直面不愉快的选择。鉴于以上种种，情报搜集人员和决策层在获取情报和分发情报搜集任务方面偏好选择相信巴列维政权十分强大，不愿意接受负面信息，往往会从“自己希望的事”去分析解读情报中包含的更多信息。具体来说，在1977年到1979年期间，关于反对派的信息从各种途径纷至沓来。美国驻伊朗大使馆和国务院下属的情报研究局(INR)对革命情况进行了实时统计和汇报。中央情报局在1978年5月一份报告中称，“宗教反对派不断对政府施加压力，沙阿(国王)因未能遏制动乱而感到沮丧和困惑。”基于对国王一定会在恰当时刻采取武力措施镇压革命群众这种认知，情报分析师在报告中始终不会超越对事件的描述。因为他们认为没必要揣测国王的领导能力。这种锚定思维和愿望思维误区也是导致情报分析失误的重要原因。

1.3 情报上报分发的失误

众所周知，情报的价值在于应用，在恰当的时间将恰当的信息，在恰当的地点以恰当的方式传给恰当的用户。在伊朗伊斯兰革命期间，情报机构未能及时利用人力情报渠道关注到反对派内部的构成和变化，更没有及时与英国、以色列盟友实现情报交流和共享也是情报失误的原因。在这次危机中，由于革命形势持续时间较长，美国各个情报机构倾向牺牲情报信息共享机制而强调纵向报告的渠道，导致错失诸多挽救情报失误的机会。但与之不同的是，以色列在伊朗拥有出色的人力情报渠道。以色列在伊朗的特工能够用波斯语阅读当地报纸，经常用波斯语与反对派进行交流互动，能够获得关于革命形势发展变化的最新信息。然而，除美国驻伊大使沙利文外，美国其他情报机构没有选择与以色列情报人员建立联系去获取相关情报。特别是以色列驻伊朗代表乌里·卢布拉尼(Uri Lubrani)曾对巴列维政权的倾覆进行预判，但却没与美国情报人员实现情报共享。英国在伊朗的情报人员也注意到了国王统治的脆弱，也没有实现与美国情报人员的交流。此外，美国与法国之间也缺乏情报合作交流，对旅居巴黎的霍梅尼更是缺乏关注。从某种程度上讲，如果实现美以英法四国盟友间的情报分享或许就不会出现这次情报失误。

此外，美国情报网络分享机制出现弊端也是情报失误的原因之一。自1973年后由美国中央情报主任设计了一套被称为国家行动和情报监视官员网络(National Operation and Intelligence Watch Officers Net，NOIWON)。NOIWON系统强调横向联系，设立这一系统的主要目标加强双边交流和纵向报告的补充和替代。该系统中心包括了中央情报局(CIA)、国务院下属的情报研究局(INR)、国家安全局(NSA)、国防部下属的国防情报局(DIA)、国务院情报中心、国家军事指挥中心(NMCC)和白宫战情室(White House Situation Room)等七个情报机构的行动中心。该系统章程规定，无论哪一个行动中心向政府官员报告都应立即将这一事实通知其他中心。然而，在近两年的伊斯兰革命过程中，却没看到美国各个情报机构之间的情报分享。美国驻伊朗大使馆也很少与其他情报机构产生联系。再有就是美国情报重要报告未能及时编写并上报也是失误原因之一。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担任伊朗事务首席白宫助理的加里·西克(Gary Sick)曾于1978年6月启动国家情报评估报告(NIE)的编写。这份报告记录了对伊朗革命形势的预判，但编写过程却被耽搁直至最终取消，导致再次错失时机。

1.4 事后对伊朗伊斯兰政权意图判断与策略选择再失误

1979年伊斯兰革命爆发后，伊朗政权与美国关系发展曾一度存有转机，但由于美国情报界缺乏对伊朗国内革命形势的准确预判导致美伊错失建立友好关系的机会。从美国方面看，卡特政府没有与霍梅尼为核心决策层实现联络，缺乏对伊朗社会内部情况的准确掌握。片面认为美国对伊朗的安全非常重要，却对霍梅尼的反美主义思想和外交理念予以忽视。此外，美国方面派出布热津斯基代表政府在阿尔及利亚会见巴扎尔甘，而后者却没有寻求霍梅尼的许可。对霍梅尼为代表的教士集团忽视将会进一步影响伊朗伊斯兰政权对美立场的选择。后续出现的人质危机事件加剧美伊关系转为敌对关系的速度。美国国内对伊朗政权非理性的固有印象就此产生，此后四十余年来美国国内反伊立场逐渐坚定。总之，卡特政府除在应对石油危机方面基本达到预期目标外，在维系与后巴列维时代伊朗的友好关系、重建海湾安全体系乃至处理人质危机等问题均遭到一定失败。其中对霍梅尼本人的反美主义思想误判和对周边国家维护主权的决心了解不足是根本原因。

二、反思与启示

无疑，巴列维国王政权的突然覆灭和伊斯兰革命的爆发对于美国卡特政府来说是突发事件。当然，这也是美国情报系统和决策层犯下的一系列失误所导致。在情报失误诸多案例中非常具有典型性，从中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启示。

2.1 提高情报搜集与分析等环节的科学性

通常来说，危机发生前，情报机构如能始终保持警惕前瞻性地进行研判威胁，则有利于化解风险。单就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整个过程而言，美国情报界对其关注的切入时间点较早，但作用并不显著。对于彼时的美国，伊朗是其在中东地区的重要盟友和支柱力量，能够提供石油供应并在地缘安全等方面提供支持。然而，美国卡特政府却在上世纪70年代末，没有给予伊朗方面足够的情报重视，而是将工作重点放到埃-以“戴维营协议”和约签署、第二轮战略武器限制会谈(SALT-II)及对华关系改善等方面。此外，美国情报界也没有给予卡特政府方面足够的战略预判和风险提醒，导致卡特政府最后不得不做出放弃支持巴列维政权的决定。因此，情报搜集工作应主动打破思维认知局限，注重情报搜集的全面性与系统性，增加科学性。显然，对事关国家利益重大事项应给予足够的关注和人员技术配备，不应过分相信前期积累的经验和固有印象。同时，还应主动摒弃思维定势、锚定思维和愿望思维等误区，选择科学情报分析方法，屏蔽噪音，专注于事情本身的态势变化，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及时应对才是正确选择。

2.2 充分考虑决策者偏好因素并置于情报周期的全过程之中

长期以来，情报搜集和评估工作都要求秉承客观立场进行分析，一般不会把决策者因素置于具体的情报实践工作之中。但不可否认的是决策者的偏好因素在有形和无形中都会影响情报工作的方向和效率。近年来，关于情报失察与决策失误的关系已被学界进行了专门讨论。就“情报-决策-执行”的实际图景而言，情报分析与评估工作显然需要充分考虑决策者因素的影响。因此，提供给决策者的情报本就应该结合决策者的利益和目标放入影响评估结果的因素中，无论这种影响是积极还是消极的。从情报工作现实角度看，考虑到决策周期一般都是按照既有程序开展，这种声音或者观点应该在决策的关键节点前出现，或许能够发挥警醒决策者的作用。此外，在情报工作中，应允许不同立场声音的存在也是促进情报工作进步的有益尝试。情报部门内部应允许不同立场的声音，可以将备选方案的效果和风险罗列出来，本质上是为保持情报分析的客观性，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可以达到集思广益的效果。当然，这种声音并不一定要求决策者立刻采取行动进行干预。

结合美国在伊朗伊斯兰革命进程中的情报失误这个案例而言，美国国内学界和政府机构四十余年来进行了多轮反思。从目前已公布的情报工作备忘录和相关电报文本分析，可得出以下两个观点。第一个观点是1978年11月前，美国情报界和决策层认为巴列维政权坚不可摧，没有其他声音允许存在是这次情报失误的根源之一。从目前美国已公布的档案文件资料看，情报人员和决策者都认为国王会在危机最紧要的时刻采取武力镇压抗议者。中央情报局的情报分析师认为当抗议活动变得足够有威胁的时候，他会进行镇压。因此，如果国王没有下令镇压，说明骚乱并不是特别危险。这种思考逻辑是闭环的，让情报部门和决策者迷失方向。即使1978年9月伊朗国内出现了“黑色星期五”广场屠杀事件，国防情报局的评估报告都依然称未来“国王的统治将能够至少维持十年”。这种错误的形势判断直到11月才得以彻底改变。因此，如果情报界内部允许不同声音存在，结果或许会有不同。

第二个观点是情报界内部难以接受不同声音存在，这是政治立场与外交政策的影响所致。从美国外交政策角度而言，上世纪70年代美伊基本处于“蜜月”时期。因此，无论总统还是国家安全顾问，以及其他美国政府官员甚至普通民众都会期冀伊朗巴列维政权长期稳固。因此，一旦遇到负面信号出现，总会想当然去选择屏蔽。1979年2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斯坦斯菲尔德·特纳就伊朗问题进行总结汇报时表示“没有情报机构预测霍梅尼会取代巴列维国王，也没有报纸专栏作家，没有学者等，我怀疑霍梅尼本人可能都没有预料到。”美国国内政治和对伊外交立场决定了美伊关系的稳定有利于所有人利益，反之则不然。从情报工作的本质要求出发，即使对方国家是对己方国家十分重要或盟友时，也应允许不同的声音出现。特别是情报机构应正确对待决策者因素在过去历史经验、现状分析和未来决策方向的影响，或许情报分析会更加科学。因此，假设1978年12月卡特总统和布热津斯基等人没有拒绝了一项鼓励伊朗国内权力有序过渡和与霍梅尼沟通的建议，那么美伊关系或许会有另外一种发展方向。因此，应该客观看待决策者因素在情报工作中的影响，应将其置于影响要素之一进行单独考虑，进一步增加情报分析的科学性。

2.3 客观看待情报工作的局限性

当然，将决策者偏好因素作为情报周期的全过程中并不能保证可以减少不确定性，需要认清情报作用的局限性。因为决策者所处的政治环境和政策偏好随时可能会发生变化，优先考虑的事项与情报目标之间有时会出现冲突。在实践中，情报人员只能根据决策者的广泛需要进行定义和解释某些具体问题。与所有国家的情报属性一样，情报界只能在塑造情报的过程中进行准备，无法对决策层产生决定性影响。况且，任何一份情报评估报告都不能保证绝对准确，也无法将不确定性降至零。即使是正确有效的情报也不一定能产生积极的政策效果。当决策者一心想要采取某一种行动时，再多细致入微的情报评估也不会改变决策结果。大多数情况下，当政策制定者面临与其所选择的政策方向相反的情报建议时，往往忽视这些不利的情报指引，而非重新考虑其政策方向。因此，情报界只能根据政策需要为可能的政策调整进行万全准备，在未来决策者可能想要采取变革时有战略准备。

对于情报而言，评估情报还存在不可确定性的属性。首先，根据定义，评估通常是前瞻性的，预测尚未发生的事情，不可能观察到的事情，这种评估通常是有概率的。其次，这种情报评估通常存在于复杂的社会和政治系统中，这些系统往往具有非线性和突发性特点。与线性机械系统相比，复杂系统的预测通常无法实现。最后，情报评估一般都是需要对因果关系做出判断，而因果关系通常不可知。因此，一些不确定的情报评估不可能会减少，无论收集多少数据都永远不够。单就伊朗伊斯兰革命而言，美国情报界从各个层面均收集了大量数据，但这些数据的作用却没有发挥出来。尽管各种信号情报都显示出沙阿(国王)的麻烦越来越大。然而，所有美国情报分析师和决策层都拒绝去接受这种信号，而是继续坚持固有偏见。因此，除非所有情报报告能够重新换思路进行制定，否则是无用功。

三、结语

综上，情报失误是情报工作中必然需要面临的议题，不同的情报观就必然会导致对情报价值的不同认知。本文选取伊朗伊斯兰革命中美国情报失误的案例，通过史论结合的方法，梳理了美国情报界在这一事件中情报失误的表现与原因。针对这些失误，本文尝试提出一些我国在应对危机工作时可以借鉴的经验和对策。其目的是为了降低我国在应对此类突发危机发生情报失误的概率。从美国情报学界多年来展开的反思过程和效果看，利用大量数据进行传统情报分析工作之外，还应加强社会科学方法的使用。目前，情报界人员大量使用数据搜集的方法来获取相关情报固然是主流方式，但从实际效果而言，社会科学方法的使用可以弥补其不足。毕竟人类社会的发展走向不能完全依靠冰冷的数据实现，而是由一个个具有鲜活个体性格的人来决定。美国著名情报学专家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就伊朗伊斯兰革命中的情报失误进行分析总结时就提出这一观点。痛斥美国情报分析师只愿意相信数据，而不愿意采取社会科学分析方法去关注伊朗反对派力量的变化，导致错过良机。

如今，伊朗不仅对彼时的美国具有重要价值，也是对我国西部地缘安全具有重要价值的“桥头堡”。伊朗已是中东的区域性大国，也是金砖国家的成员国，还是上海合作组织的正式成员国，其地缘战略价值不可轻视。然而，当下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身体情况难言良好，国内失业率飙升，通货膨胀较为严重，社会骚乱此起彼伏，政治稳定风险逐渐累积。因此，我国对伊情报搜集工作应充分吸收历史的经验教训，避免出现上述类似疏漏。在情报工作具体实践中，适当增加人力情报搜集的比重。同时，还应重视社会科学方法的使用，真正做到防微杜渐，防止类似情报失误事件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