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两伊战争的爆发是伊朗和伊拉克在地缘政治、意识形态、国家利益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究其起因, 战争爆发前两伊既有历史恩怨、民族矛盾、教派纷争等分歧长期存在, 也受到了领土纠纷、决策者冲突、体制对立等现实矛盾的直接影响, 同时还有导致战争爆发的政治经济动因渗透其中。因此, 两伊战争的起因复杂, 包含了历史与现实多重因素的考量, 但其本质上是国家利益之争, 是综合国力对比权衡下的选择。关 键 词 伊朗；伊拉克；两伊战争；起因；伊斯兰革命作者简介 邢文海，合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冀开运，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西南大学伊朗研究中心主任。项目来源 本文系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两伊战争及其影响研究”；2016年重庆市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当代伊朗波斯湾战略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文章来源 原文刊登于《军事历史研究》2018年第4期。全文如下：

两伊战争是20世纪冷战格局下的一场具有深远影响的地区战争，它首先影响了伊朗和伊拉克的内政外交，对中东国际格局也产生深刻影响，两伊战争的起源、过程以及结束都和域外国家的地区争霸关系密切。两伊战争不仅对两个国家来说是极为惨痛的历史教训，并且对相关国家的发展进程也产生了转折性的影响。因此，对两伊战争及其影响的研究一直是中外学者研究的重点和热点。近些年来，针对两伊战争的研究，中国学术界有所进展。但是，对两伊战争起因问题的记述多是以章节的形式出现在一些通史性或理论性的著作之中，论文则主要集中在两伊冲突的历史与国际政治问题的探讨方面。而在国外，由于西方档案的解密和有关伊拉克方面的文献资料陆续公布，为学者研究提供了大量新的文献证据。在这些新材料的支持下，国际学术界开始对两伊战争进行了再解读。近些年来，国外对于两伊战争的研究成果丰富，论述也较为具体。本文拟在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梳理两伊战争爆发的起因问题，总结和归纳促使两伊战争爆发的多重因素，以期能够深化国内对于两伊战争的认识。一、两伊边界的历史争端两伊边界的争端起源于16世纪后伊朗与奥斯曼帝国对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长期争夺。这一时期，对地区控制权的持续争夺构成了奥斯曼帝国与伊朗关系的特征之一。两国争夺该沿岸原因在于，两河流域不仅拥有充足的水源，并且从战略地位上看，这一地区是波斯湾地区的重要海陆通道。对伊朗而言，占领这一地区可以保护从巴士拉到巴格达再到哈奈根这条商路的安全，从而使伊朗的对外贸易通道稳定畅通。此外，两河流域地区的地缘重要性也在于其拥有数座什叶派的宗教圣地，这意味着两河流域对什叶派穆斯林而言亦有宗教层面上的神圣意涵。萨法维王朝时期，阿巴斯大帝将巴格达定为帝国的都城之一。自诩为什叶派教义守护与捍卫者的历代伊朗君主自然都希望控制和影响这一地区。但是，伊朗国王的战略意图却被奥斯曼帝国一再地阻碍。两国的矛盾由此产生。为了争夺两河流域地区，伊朗与奥斯曼帝国进行了数百年的战争。由于伊朗对于该地区的控制会威胁到奥斯曼帝国对阿拉伯地区的统治，奥斯曼帝国将两河流域地区视为与伊朗进行战略博弈的竞技场。意识形态与地缘政治上的对立，使得两国数百年间陷入了长时期的敌对和战争之中。在萨法维兴起之前，伊斯兰教逊尼派是伊朗的主流教派。1502年，伊斯玛仪一世建立了萨法维王朝，将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派定为国教，标志着以什叶派教义为纽带、以波斯文化为基础的伊朗多民族共同体的形成，联合西方强国对抗奥斯曼帝国的地缘战略成为伊朗对外战略的重要构成。什叶派被伊朗确立为国教，一方面让伊朗人对自身文化的特殊性和优越感油然而生，强化了伊朗文化和政治上的认同，进而抵御了奥斯曼帝国和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奴役。但与此同时，也加剧了伊朗与逊尼派国家之间的对立与冲突。宗教道路上的分离，也使得伊朗与阿拉伯世界在文化和思想上的发展渐行渐远。1514年，奥斯曼帝国素丹塞利姆一世率军迎击伊朗，双方在恰尔迪兰展开对决，由于兵力和武器装备差异悬殊，萨法维王朝的军队遭遇惨败。由此，奥斯曼帝国暂时稳定了东部边界，并且理所当然地成为了伊斯兰世界逊尼派正统的守护者。在接下来的40多年间，两国仍处于战争状态。1555年，双方签订了条约，两国的关系有所缓和，但没有根本改善。1638年，奥斯曼帝国素丹穆拉德四世派军占领了巴格达后，双方于1639年正式签订了《席林堡条约》。这一条约划定了两国边界的大致范围，基本奠定了伊朗近代西部边界的版图，使得领土争端暂时告一段落。条约将巴格达、巴士拉、库尔德斯坦的部分地区划归奥斯曼帝国管辖，而且规定双方互不干涉内政。条约虽然给两国带来了百余年的和平与稳定，但是条约中的某些条款措辞不清、概念不明，依然潜藏着若干遗留问题。首先，条约对领土边界的界定十分含混和粗略。这份条约依据边境部落的归属而进行划界，而部落跨境季节性迁徙和流动在中东部落社会生活中是常态化行为，一些游牧部落归属不明，为日后的边界冲突埋下伏笔。其次，关于阿拉伯河流域的边界划分，协议没有明确的加以界定。模糊的约定给了两国各自表述的空间。在伊朗看来，阿拉伯河是天然的边界，以此作为两国边境线。而奥斯曼帝国则认为，阿拉伯河两岸的阿拉伯部落应当作为一个整体归奥斯曼帝国管辖;因此，包含胡泽斯坦地区在内的阿拉伯河流域都应归奥斯曼帝国所有。但总的来说，条约的签署使两国边界大致底定，1658年奥斯曼帝国将两河流域划入本国版图，而伊朗国王阿巴斯二世漠然置之。奥斯曼帝国先后在这一地区设置了巴格达省、摩苏尔省、巴士拉省，两国关系并没有因此受到影响。《席林堡条约》对维持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和地区和平而言意义深远、贡献巨大。1843年，伊朗和奥斯曼帝国开始在《席林堡条约》的基础上就边界等问题进行谈判。这场谈判既是伊朗与奥斯曼帝国间的锱铢之较，也是英俄在中东地区的战略博弈与利益争夺。经过3年多的拉锯式谈判，终于促成了第二份条约——《埃尔祖鲁姆条约》的签署。条约划定了奥斯曼帝国拥有阿拉伯河东岸深水线以西的整个水域的主权;伊朗拥有霍拉姆沙赫尔港、阿巴丹地区的主权，但须割让苏莱曼尼亚地区和祖哈布省的部分领土;奥斯曼帝国以穆赫玛拉地区作为补偿，并保证伊朗船只在阿拉伯河的自由航行权;伊朗则保证不再干涉奥斯曼帝国境内的事务;双方约定成立边界委员会精确计量条约划分的边界。然而，这一条约依旧存在一些模糊表述，为之后的冲突和争端埋下了伏笔。首先，在阿拉伯河流域的划分上措辞含糊，给了奥斯曼帝国借题发挥的空间。奥斯曼帝国要求明确阿拉伯河东岸的胡泽斯坦地区的归属权。英俄两国公使对条约具体条款进行了书面阐释并作为补充条款加入条约之中，刻意强调胡泽斯坦地区的归属问题不在条约约定的范围内。这一条款遭到了伊朗的明确拒绝。其次，在界定阿拉伯河两岸游牧部落的归属问题上，两国分歧仍然较大。由于游牧部落的反复迁徙使得其归属很难界定，双方都声称这些部落是自己的臣民。这些争议使得边界委员会难以推进条约的落实，双方依据条约各自表述，在阿拉伯河边界划分上的争议只能就此搁置，暂告段落。两国在随后均承诺不在争议地区修建军事要塞，等待日后对争议领土做出裁定。英俄在此之后加剧了对中东地区的利益争夺，对共同调停两国边界也是意兴阑珊，划界问题在随后延宕了将近70年。20世纪初，中东地区石油资源的勘探开发加剧了域外势力干涉的广度和深度，这给本就复杂的两国关系注入了更为复杂的因素。1907年，《英俄协定》划分了两国在伊朗的势力范围。俄国企图染指伊朗北部的阿塞拜疆省，英国则是注重其在波斯湾地区的利益。这一时期英俄的介入让边界争端不仅仅是伊朗与奥斯曼帝国的领土争议问题，更多是域外国家在波斯湾地区利益分割的角力场。1908年，英国在伊朗勘探出了丰富的石油矿藏，1909年，英波联合石油公司成立。为了确保两国边界上的英国油田的安全，英国便在边界纠纷调停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在西方列强的调停下，伊朗与奥斯曼帝国两国为了解决由来已久的边界问题，仍然在进行着断断续续的谈判。在俄国强大压力之下，伊朗被迫接受了1847年条约的补充条款。1913年，四方达成了《君士坦丁堡四国协议》，对伊奥两国边界进行了较为详细地划分。条约将原属于伊朗的700平方英里的领土划归奥斯曼帝国，此后这一地区发现了丰富的石油储藏，成为日后伊拉克地区的主要油田之一，这也为日后两伊边界争端埋下了又一重伏笔。条约明确规定了无论边界领土归属哪一方，英国油田的各项权利均受到保护。奥斯曼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战后订立的和约加速了帝国的崩溃与解体。从奥斯曼帝国独立出来的伊拉克交由英国进行委任统治，其继承了奥斯曼帝国与伊朗缔结的边界条约和协定。与此同时，伊拉克也继承了奥斯曼帝国与伊朗之间累积的矛盾。1925年之后，礼萨汗的现代化改革与对外政策增强了伊朗的对外自主性和民族自信心。伊拉克主张维持奥斯曼帝国时期的边界现状，但伊朗却致力于修改先前迫于英俄压力签订的条约条款，使得本就缺乏互信的两国关系变得更加复杂。这些问题也说明了两伊的边界纠纷具有历史性、宗教性和反复性的特点。1935年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这一事件使伊朗和伊拉克意识到了严峻的外部威胁而暂时搁置了双边分歧。在多方斡旋和双方的外交努力之下，两国达成了谅解并最终签署了《1937年两伊边界条约》。《1937年两伊边界条约》表达了伊拉克与伊朗希望能够尽快解决两国间边界问题的愿望。该条约确认了1913年签订的《君士坦丁堡协定》和1914年划界委员会的备忘录的合法性，并将条约的合法性作为两伊划分边界的基础。由于伊拉克在边界问题上的让步，致使伊拉克国内普遍质疑该条约的公平性，使得两国边界仍有许多问题悬而未决。二、战争爆发前两伊的现实矛盾1958年，伊拉克推翻了君主制并且建立了共和政府，伊朗和伊拉克的关系开始恶化。这种恶化的典型表现是两国未定边界问题再次凸显和边境军事冲突、摩擦的常态化。20世纪60年代，尽管两伊举行了多次双边会谈，但是未定边界的纠纷使得两国关系持续恶化。从波斯湾到印度洋，伊朗拥有较长的海岸线和众多的港口。与伊朗相反，伊拉克出海通道狭小，缺乏优良的深水港，在地缘上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伊拉克不愿与伊朗共同享有阿拉伯河主权。伊拉克将阿拉伯河视为一条至关重要的交通动脉。1969年4月，为了挑衅伊拉克政府并且宣示对阿拉伯河的主权，伊朗派遣了几艘悬挂着伊朗国旗的船只在海军的护卫下驶进了阿拉伯河。虽然伊拉克方面未对此作出有力回应，但是这一军事挑衅使得阿拉伯河危机发展到了准军事对峙的严重程度，也标志着两伊关系走向了实质对抗阶段。在阿拉伯河边界问题上，伊朗对伊拉克的军事挑衅以及伊拉克方面的反应说明了以下几点:第一，伊拉克当局清楚地了解伊朗在军事上占据着优势，并且一旦发生边界冲突会使伊朗借此机会实现有利于自身的权力平衡。第二，伊拉克没有选择动用军事手段反制，一方面是由于伊拉克部分军队部署在叙利亚和约旦，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库尔德人在伊拉克北部地区掀起了叛乱。第三，伊拉克仍然希望用谈判的方式政治解决阿拉伯河流域的边界争端。不过，伊朗方面动用军事手段行使主权恶化了两伊关系，并且进一步激起了伊拉克复兴党执政当局的对立情绪。阿拉伯河边界争端可被视为一张政治晴雨表，反映了伊拉克与伊朗双边关系周期性的历史变迁。在阿拉伯河争端上的紧张态势升级与缓和都是依两国国内的政治气候而定。库尔德问题对两伊关系的恶化产生了重要影响。自伊拉克独立以来，伊朗利用其国内的民族、教派矛盾来削弱伊拉克政府的统治权威，对库尔德武装组织进行援助，增强库尔德人对抗伊拉克政府的军事实力。这让伊拉克感到非常不安。作为报复，伊拉克支持伊朗边境地区的俾路支人叛乱，从而扩大了两伊冲突和对抗的范围。1974年，两伊边境冲突期间，伊朗源源不断地提供货物和武器给库尔德人的反抗组织。与此同时，伊朗还向库尔德游击队提供了42门155mm重型火炮的部件，这为缺少装甲和重型武器的库尔德游击武装提供了急需的武器装备。在库尔德问题上，一方面，库尔德问题加剧了复兴党政权的疑虑，从而使伊拉克政府的内外政策取向变得消极，逐渐与“谈判与和解”精神背道而驰。另一方面库尔德问题影响了伊拉克复兴党领导层对国内外政治环境的看法。面对库尔德武装和伊朗政府，伊拉克领导层孤立主义的政策倾向不断强化。这导致了伊拉克对外政策的激进化。温和派的领导人被排挤，强硬派在政府中的地位得以提升。胡泽斯坦归属问题激化了伊朗与伊拉克的对立。伊朗的胡泽斯坦省曾属于奥斯曼帝国的边界地区。胡泽斯坦省以阿拉伯人为主，在以波斯人为主的伊朗的民族构成中居于少数。阿拉伯人称胡泽斯坦为“阿拉伯斯坦”。1979年以前，伊朗的主要油田和气田集中在该地区，胡泽斯坦地区石油产量和天然气产量一度占到伊朗国家油气总产量的90%左右。伊拉克把胡泽斯坦问题作为施压策略以迫使伊朗终止对库尔德的叛军的援助。为了反制伊朗废除《1937年两伊边界条约》之举，伊拉克政府利用“阿拉伯斯坦问题”大做文章。在外交上，伊拉克联合阿拉伯国家使伊朗处于守势。实际上早在1959年，伊拉克时任领导人卡西姆将军就声称:“我们不愿意提及居住在阿瓦士和霍拉姆沙赫尔的阿拉伯部落的历史，奥斯曼帝国将本属于伊拉克领土的霍拉姆沙赫尔交给了伊朗。”伊拉克重提“阿拉伯斯坦问题”，以此作为边界谈判策略。在阿拉伯民族主义高涨的时代背景之下，伊拉克成功扭转了其在领土边界争夺上的战略攻守。胡泽斯坦地区的阿拉伯人在伊朗伊斯兰革命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1979年，胡泽斯坦省的阿拉伯人上街游行，要求伊朗政府兑现革命时期的承诺，实现胡泽斯坦地区的民族自治。胡泽斯坦地区的阿拉伯人主张，当局应当从石油收入中设立专款用于发展本地区经济，并要求在中央政府中有代表胡泽斯坦阿拉伯人利益的合法席位。从其政治诉求来看，胡泽斯坦的阿拉伯人并不是以政治独立为主要诉求，而是注重地方石油经济利益的分配问题。在战争期间，伊拉克的政治操作非但无法煽动这一地区的阿拉伯人起义，反而还会激起当地居民的不满和反抗。1975年1月，两伊在伊斯坦布尔谈判宣告破裂，边境上军事对抗的升级使得两国关系极度紧张。1975年3月6日，经过阿尔及利亚的外交斡旋，两国关系终于成功地实现了重大突破，边界争端暂时得以平息。1975年3月，伊朗和伊拉克签订了《阿尔及尔协议》。《阿尔及尔协议》规定:(1) 双方应该根据1913年的《君士坦丁堡协定》以及1914年的划界委员会的会谈纪要来划分边界。(2) 双方同意以深泓线，即主航道中心线来划分河道边界。(3) 双方在共同边界上建立安全和互信，并且承诺“实行严格和有效的管控，以期终结所有敌对的颠覆、渗透活动”。(4) 双方一致认为这些规定是“全面解决问题的必不可少的要素”，而且任何违反这些规定的行为都将被视为对该协议精神的背离。伊拉克签署该协议的重要目的就是希望约束伊朗，促使伊朗停止对库尔德人的援助。在这份协议中，伊拉克在阿拉伯河问题上向伊朗做出了领土让步，而伊朗则承诺结束对库尔德叛乱的支持。根据协议，伊朗虽然承诺归还伊拉克部分领土，但该协议不仅使伊朗可以稳定两伊边界，并且获得了阿拉伯河的通行权，实质上成为了该协议的最大赢家。《阿尔及尔协议》的签署为两伊关系的改善提供了难得的历史契机。这份协议本质上是促成双方实现利益平衡的再安排。协议的签订所体现的和解精神并不仅限于两伊关系，而是影响了整个波斯湾地区。事实证明，协议签署使波斯湾地区局势由紧张趋于平缓。1976年，沙特阿拉伯和南也门恢复了外交关系;同一年伊拉克和阿曼也宣布建交。因此，《阿尔及尔协议》不仅使伊拉克融入到波斯湾地区秩序之中，并且促使伊拉克接受了地区的政治现状，结束了对阿曼境内佐法尔叛乱势力的支持。《阿尔及尔协议》促使伊拉克结束了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并减弱对苏联的依赖。协议签署之后，伊拉克和苏联的关系呈现出紧张和趋于破裂的态势。与此同时，伊拉克和西方国家的关系日益升温，经济和商业领域的合作使伊拉克的经济实力显著提升，复兴党的执政地位不断稳固。《阿尔及尔协议》签订之后，两伊双方基于共同利益积极改善双边关系。在欧佩克内部的油价问题上，在非洲之角发展问题上以及在波斯湾地区自主性的问题上，两伊进行了有限的合作。然而，两国在海湾地区安全机制的建构问题上仍然存在着尖锐的分歧。伊拉克对波斯湾安全体系的认知在于伊朗凭借优势的军事实力，其波斯湾战略就是要主导整个地区的安全体系，而伊拉克的安全利益和地区地位都将受到挑战和弱化。总体而言，两国在1975年签订《阿尔及尔协议》之后，双边关系持续稳定地改善。1978年，两国就波斯湾地区的安全机制提出了一系列的构想和方案。在应对外部威胁的时候，例如苏联对阿富汗的渗透、干涉与侵略，双方趋同的立场强化了两伊的共同利益。1978年，为了履行《阿尔及尔协议》规定，伊拉克政府应伊朗政府的要求驱逐了在伊拉克流亡的霍梅尼。然而，这次驱逐给日后的两伊关系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

三、两伊现实矛盾下的决策者

与体制因素在两伊现实矛盾之下，决策者意识形态的南辕北辙以及两国政治体制的差异性，对两伊战争爆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自1975年签订《阿尔及尔协议》之后，两伊共同建立并维持着波斯湾地区日趋缓和的政治局面。但伊朗巴列维王朝的覆灭以及霍梅尼及其追随者的上台，标志着这一局面的终结。霍梅尼推翻了巴列维国王所主导的地区秩序，代之以与霍梅尼思想相吻合的伊斯兰新秩序。伊朗伊斯兰革命冲击了波斯湾地区秩序，加剧了世俗与宗教势力间的竞争和地区国家间的意识形态冲突，也标志着两伊关系重回紧张对峙的格局。霍梅尼深信伊斯兰革命是世界革命的先驱，并且致力于将革命输出到伊斯兰世界，尤其是输往伊拉克和海湾国家。霍梅尼宣称，我们将把我们的革命输出到全世界，因为它是一场伊斯兰革命。这场斗争将继续进行下去，直到“万物非主，唯有真主”和“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的论断在全世界得到响应。只要压迫者还在世界上任何角落里奴役人民，这场斗争就将继续进行下去。但同时，霍梅尼也认为输出革命的手段并不意味着战争，“当我们说我们要输出革命时，我们的意思是说，我们想输出这种在伊朗占统治地位的精神。……我们无意用剑或其他武器进攻任何人。”由于受到巴列维政权倒台的鼓舞，霍梅尼认为伊斯兰革命的浪潮是不可阻挡的。作为邻国的伊拉克自然成为伊朗革命政权对外输出伊斯兰革命的主要目标。1968年重新执政后，萨达姆等领导者对于传统复兴党的思想理论进行了改造，使之既能够对抗叙利亚的阿拉伯复兴党的干涉和驾驭，又能够符合伊拉克本国的实际情况。复兴党社会主义基本主张就是建立阿拉伯民族民主社会主义社会，通过提高生产力和生产水平，消灭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实现伊拉克社会主义的特殊道路;在一个阿拉伯国家内先进行建设，再逐步实现阿拉伯世界的联合与统一。复兴党社会主义是萨达姆·侯赛因执政的核心理念，其本质就是世俗主义的意识形态。萨达姆主张:“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作斗争，保障这个国家的安全。让我们国家成为全体阿拉伯人进行抗争的一个重要堡垒，并成为中东地区一个众人瞩目的典范。”作为阿拉伯世俗政权的领袖，萨达姆积极扮演为穷人发声的角色，为复兴党赢得了执政的社会基础。萨达姆·侯赛因认为，复兴社会党信仰并遵循伊斯兰精神与宗教原则，但是复兴党不是宗教政党，也不应该是宗教政党。在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之下，萨达姆·侯赛因实施了较为彻底的社会改革。与此同时，他严禁反对党的存在，压制宗教势力对政治的干预，为伊拉克复兴党确立了执政优势;但长期的高压统治迫使一些什叶派穆斯林流亡他国，加深了国内逊尼派同什叶派穆斯林的社会对立和教派矛盾。霍梅尼曾在伊拉克什叶派圣地纳杰夫居住了13年，他深知什叶派穆斯林的疾苦和伊拉克复兴党专制统治的本质。1978年10月，在伊朗巴列维国王的要求下，复兴党当局毫不客气地将霍梅尼驱逐出境。伊拉克认为此举是为了制止霍梅尼在伊拉克从事政治活动。霍梅尼却将此视为是萨达姆与巴列维国王狼狈为奸的证据。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之后，国家各级政权都由执行霍梅尼意志的教士阶层所掌握，政权伊斯兰化是伊斯兰革命以后的伊朗政治体制的重要特点。霍梅尼认为，对于穆斯林唯一的救赎，就是推翻腐朽的、压迫的、反伊斯兰的政权，掀起伊斯兰革命，在伊斯兰世界迎来全新的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霍梅尼对世俗政权的抨击和对伊斯兰政府的构想之中，不仅表达了他对于在伊斯兰土地之上建立主权国家的反对，也隐含了他希望在伊斯兰教义的号召之下建立泛伊斯兰国家的意图。伊斯兰共和国建立之后，伊朗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全面改造。首先，霍梅尼对军队进行清洗改革，建立了伊朗革命卫队的陆军、海军与空军，并对巴列维王朝时期的军队进行清洗，在军队中建立政治和意识形态部，加大对军队人员的思想控制，使军队成为纯正的伊斯兰军队，完全听命于宗教领袖，保证军队的忠诚。其次，国家机构伊斯兰化，对伊朗公权力机关内部的非伊斯兰官员进行清洗，设置伊斯兰指导部负责意识形态的宣传工作，保证国家机器在伊斯兰指导下运作。第三，根据伊斯兰原则，借鉴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经验，实行大中型企业国有化和公有制改造。这一时期伊朗的政治体制既有巩固政权、专政敌对势力的一般特征，也有伊斯兰革命的历史特点。经济改革顾及到伊朗国情、民情，虽然具有回归伊斯兰传统的合理性和革命性，但是在实际经济运行中暴露出来一定程度上的盲目性和空想性。霍梅尼从什叶派教义出发，并基于伊朗社会所面临的困境提出自己的主张并加以实践。从宗教角度而言，这些主张是符合伊斯兰教什叶派教义的宗教思想。因此，霍梅尼的观念不仅具有伊朗民族和宗教的特殊性，而且具有普适性的倾向。霍梅尼在实践中让伊朗在中东地区获得了独立自主的地位;但同时，伊朗在对外交往中受到了孤立与封锁，导致了与周边国家关系急剧恶化，激化了两伊之间本已趋于缓和的双边关系。伊朗伊斯兰革命政权上台以后，并没有正面回应伊拉克为改善双边关系所做的努力。与此同时，伊朗毫不掩饰地支持伊拉克的什叶派反抗势力。霍梅尼的宗教世界观和长期的神学训练使他轻视复兴党政权对伊拉克的社会动员力和政治影响力，并且没有充分意识到伊拉克社会世俗化的民意基础。自复兴党再次执政后，伊拉克的现代化进程改变了国家过去贫困保守的面貌，并且世俗化的生活方式已经深入人心。此外，霍梅尼也低估了伊拉克的权力结构的制度化本质，在当时伊拉克的政治体制中，复兴党的控制力已经深入到了所有主要的机构和组织，单纯依靠什叶派反抗组织的力量根本无法推翻萨达姆政权。尽管如此，在两伊战争中多次国际调停与斡旋的过程中，伊朗政府都坚持要以萨达姆下台作为首要的停战条件，并且提出伊拉克重组合法的政府 (伊斯兰政府) 、付清1000亿美元的赔款、恢复1975年阿尔及尔协议划定的国界、同意将被萨达姆驱逐的什叶派伊拉克人遣送回国、承认发动战争的罪责等多项要求，如果不接受的话伊拉克将永无宁日。宗教领袖霍梅尼和世俗领导者萨达姆两人的思想对国家战略决策具有显著的作用。霍梅尼的伊斯兰主义思想直接影响了两伊国家间关系的性质与萨达姆的战略决策。因此，两伊为了实现各自的战略目标而使爆发战争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加。四、战争前两国内外环境的变化两河流域地区相较于中东其他地区水源充足，地理条件极其优越，适宜于农业开垦和经济的开发。伊拉克拥有相当丰富的、肥沃的未开垦耕地和灌溉水源，石油工业的发展又为农业提供了廉价的肥料，农业发展的潜力巨大。两伊战争爆发前，伊拉克人口结构相对年轻化，人口数量居于海湾地区前列。更为重要的是，伊拉克还拥有丰富石油和天然气储藏，这为伊拉克经济迅速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另外，伊拉克矿藏资源也相对丰富。《阿尔及尔协议》中伊拉克的让步促使伊朗停止了对伊拉克库尔德武装的援助，也让海湾地区暂时避免了超级大国之间的军事竞争并且将外国军事基地从该地区排挤出去。外部环境的安定让伊拉克能够集中更多的精力发展本国的经济。上世纪70年代，复兴党贯彻了发展至上的指导思想，寻求以快速的经济发展来改变伊拉克社会和经济的落后局面。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伊拉克基本实现了石油国有化，并借助国际石油价格暴涨的机遇发展本国的石油工业、促进石油出口。在两伊战争爆发前夕，伊拉克石油收入达到234亿美元。伊拉克在电力、交通运输、冶炼及采矿业进行投资和建设，建立了独立的民族工业体系，实施初级产品出口，增加外汇收入和资本积累，为大规模经济建设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条件。1970年至1980年的10年间，伊拉克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2%。1980年伊拉克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58亿美元，依靠雄厚的石油美元，伊拉克已经从一个民族经济基础长期十分薄弱的农业国一跃成为资金充足并且经济实力较为雄厚的国家，跻身阿拉伯世界强国之列。二战以后尤其是复兴党执政时期，伊拉克综合国力的提升不仅体现在石油收入和国内生产总值上，更为重要的是，伊拉克从传统的农业国逐步向初步现代化的工业国转型。具体而言，伊拉克从1960年到1980年20年间，农业部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显著下降，而工业部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则明显上升，从52%上升到了73%。伊拉克随着其石油工业的发展而逐渐成为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出口以石油贸易为主导，进口则主要以机械设备为主，这也反映了伊拉克政府推进国内经济建设的进程。在两伊战争爆发前，伊拉克的一些制造业部门已经具备了自给自足的生产能力，从而降低了对进口的倚赖，但是基础仍较为薄弱。在战争爆发前，伊朗的综合国力受到严重削弱和打击。在巴列维国王统治时期，伊朗取得了不俗的经济成就。1962年到1972年间，伊朗国民生产总值从3404亿里亚尔增长到了12260亿里亚尔，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59美元增加到304美元。然而，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出现了衍生的社会问题，土地价格上涨、劳动力短缺、城乡之间贫富差距扩大、严重的财政赤字等危机拖累了经济建设的步伐。统治者急于求成的心态造成了一系列的经济决策失误，引发了持续性的通货膨胀，混乱的经济秩序为之后的街头运动和抗议风潮提供了舞台。在当时伊朗民众的认知当中，宗教对他们而言并不是那么重要，而左翼社会活动家、宗教领袖和产业工人们的革命目的也是建立在面包和奶油的基础之上。民众对现有秩序的不满以及对伊斯兰秩序回归的期盼，导致了社会矛盾激化并引发了政治动荡。从1978年9月开始，伊朗的石油产量逐月下降。直到1980年战争爆发前，伊朗的石油日产量都没有恢复到革命前的正常水平。石油产业是伊朗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国内局势的动荡再加上石油出口的锐减使伊朗在国际贸易格局中处于较为不利的境地。1979年新政府上台后，为了巩固革命政权，开始对巴列维王朝时期的军队进行了大清洗，处决、监禁和流放了大批军官和政府官员。1979年，霍梅尼在新年讲话中宣布，为了保证军队和政府的纯洁性，清洗工作将会继续进行。2月至9月，伊朗政府处死了85位上将，并迫使所有少将和大多数准将提前退休，许多技术兵种人员和飞行员遭到了流放、监禁。到1980年9月，伊朗共清洗了约1.2万名军官，军队逃亡率达到了60%。整个军队指挥和作战体系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这直接导致了伊朗军队的作战能力迅速下降。然而，新的忠诚且具有战斗力的军队尚未培养出来。这场清洗运动使伊朗的武装力量处于瘫痪状态。伊斯兰革命期间，一般储户从银行恐慌性挤兑现金，而经商的企业家纷纷携款逃离伊朗，所欠贷款无法偿还，使得银行系统坏账率升高，社会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失序状态。工厂开工率极低，生产能力下降的同时大量劳动力人口失业。1979年，伊朗全国工业的产能严重不足，工业生产能力仅达到之前58%的水平，失业人口则达到了300万人左右，占到了劳动力的三成以上。与此同时，伊斯兰革命成功后，临时政府减少和限制石油出口，还在重要的经济部门实行国有化。虽然这些举措使处于停滞状态的生产得到恢复，但是伊朗的经济发展状况相比之前未有大的起色，伊朗的综合国力相比革命爆发前表现出显著弱化的趋势。国际地位和处境的变化也是两伊战争爆发的重要诱因。复兴党再次上台执政初期，库尔德问题就暴露了伊拉克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备受孤立的境地。为了缓解在国际上的孤立处境，伊拉克当局积极地采取措施寻求与阿拉伯国家的和解。受到泛阿拉伯主义的影响，伊拉克当局积极致力于阿拉伯地区事务，呼吁阿拉伯世界能够加强团结与合作，从而逐步改善了伊拉克与阿拉伯国家间的紧张关系。随着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显著改善，复兴党政府提出了建立强大伊拉克的战略远景，其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也随之提高。伊拉克的相对崛起在当时有利于牵制伊朗和以色列，并且制衡域外国家的势力，这也符合阿拉伯国家的利益。伊拉克和萨达姆的个人威望也在阿拉伯世界乃至国际社会中迅速提升。在伊斯兰革命之后，伊朗外交的指导原则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伊朗对外宣传强调伊斯兰革命的普适性，宣布输出伊斯兰革命，呼吁伊斯兰世界广大的穆斯林推翻世俗政权的压迫，迎来一个全新的社会秩序和政治秩序。在革命原则的影响之下，伊朗与波斯湾地区的君主国和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出现了微妙的变化。意识形态之争导致了伊朗与非伊斯兰世界的对立，而教派之争则又导致了伊朗与逊尼派伊斯兰世界对立。新政权中的宗教人士一再攻击曾经支持巴列维国王的国家，抨击沙特阿拉伯等国家的政治体制。在伊朗伊斯兰革命获得成功以后，伊朗国内的一些激进组织试图向包括伊拉克在内的阿拉伯国家输出伊斯兰革命，甚至挑战国际秩序。这招致了众多阿拉伯国家的恐惧与敌视，伊朗在波斯湾地区陷入了空前的孤立。伊朗的政治宣传被视为对阿拉伯世界的革命威胁，从而引起了周边阿拉伯国家的恐慌和不满。阿拉伯世界的统治者们为了抵御伊朗的威胁，将萨达姆视为世俗阿拉伯主义的捍卫者，默许了伊拉克的侵略主张并为其提供资金支持。国际环境的骤然转变使得萨达姆发动战争的国际压力和阻力相对减少。力量对比上的优势和有利的外部政治环境，刺激萨达姆决心与伊朗清算新仇旧恨。首先是宗教矛盾的激化。在伊斯兰革命后伊朗国家发展路径要遵循什叶派宗教信条，这与伊拉克的世俗化发展取向相悖。伊拉克境内什叶派穆斯林占人口的一半以上，而逊尼派人口约占三分之一。这对于逊尼派主导的复兴党政府构成了潜在威胁。伊斯兰革命胜利后，伊朗策动伊拉克什叶派发动恐怖袭击刺杀伊拉克政府的高层官员。1980年4月1日，什叶派分子试图刺杀伊拉克副总理塔利克·阿齐兹未遂。事后，萨达姆派人寻求与霍梅尼和解，但遭到了拒绝。霍梅尼号召伊拉克境内的什叶派在1980年4月8日之前发动政变，推翻萨达姆政府。骤然紧张的宗教矛盾对萨达姆决定发动战争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其次是边界问题的僵化。1975年两国所达成的《阿尔及尔协议》是在伊朗军事实力居于压倒性优势的基础上所达成的。伊拉克为了国内稳定做出了较大的让步。这也是萨达姆希望借由发动战争撕毁这一协议的重要原因。1979年，萨达姆发表了声明，要求同伊朗共同修改《阿尔及尔协议》并将阿拉伯河主权归还伊拉克。1980年9月16日，萨达姆声称:“我们一直等待着伊朗依照协议归还领土，但伊朗并未归还。现在，我们必须用士兵的鲜血，依靠武力夺回来。我们有权拿回属于我们的东西，只要有正当性，我们就会据理力争。”从战争前夕萨达姆的言行来看，包括他在内的伊拉克领导层相信伊拉克军队无论是数量还是战斗力都已经超过了伊朗。借由领土争端发动中小规模的战争，其军事力量足以快速粉碎伊朗军队并且推翻霍梅尼政权。第三是石油资源的诱惑。按照《阿尔及尔协议》的规定，两伊以阿拉伯河主航道中心线为界。但伊拉克经济的主要来源就是通过航运进行石油输出，阿拉伯河是伊拉克唯一进出波斯湾的出海通道，对伊拉克十分重要。由于伊拉克浅水港满足不了大吨位油轮进行大量石油输出，萨达姆认为阿拉伯河水道与伊朗平分对伊拉克极为不利。两伊边界的胡泽斯坦地区蕴含了丰富的石油资源，发动战争夺取胡泽斯坦地区不仅可以拓宽伊拉克的出海口，也可以获取石油财富。战争爆发前夕，萨达姆利用伊朗国内局势动荡，秘密派遣代理人到胡泽斯坦资助一些反抗团体。第四是萨达姆对阿拉伯世界领导地位的渴望。萨达特与以色列签署《戴维营协议》使得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的领袖地位受到了严重削弱。刚刚上台的萨达姆希望以阿拉伯民族主义为主要诉求，获取阿拉伯国家的军事和经济支持，打击伊朗，提升自己的国际威望。最为关键的是，人质危机进一步恶化了伊朗新生政权的外交环境，也为萨达姆进攻伊朗扫清了国际障碍。1979年2月，霍梅尼在接受美国媒体访问时表示，伊朗不允许外国干涉内政，美国支持巴列维国王政权的行径招致了伊朗人民的仇恨。10月29日，霍梅尼要求，伊朗应当肃清亲美和崇拜西方的腐朽观念;要想取得真正的国家独立，伊朗必须认清美国对伊朗造成的伤害和麻烦;西方化的伊朗人要么离开伊朗，要么就要自我改造。一场震撼世界、扭转地缘局势的政治风暴由此掀起。11月4日，伊朗大学生冲击并占据了美国驻伊朗大使馆，扣押了66名美国外交人员作为人质。这次伊朗人质危机使得伊朗临时政府陷入了政治分裂，也使美国白宫方面进退失据，无论是公开呼吁还是私下沟通都遭遇到伊朗方面的强硬拒绝。霍梅尼声称，伊朗人民用革命挫败了美国在这个地区的政治、经济以及战略霸权。由于双方无法有效管控彼此的歧见，人质危机对卡特政府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危机，这也直接导致美国政府对伊朗伊斯兰新政府的外交策略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卡特总统下令断绝与伊朗的一切联系，冻结伊朗在美国的所有资金，禁止伊朗出产的石油产品进入美国。人质危机宣告了美国与伊朗在波斯湾地区的长期战略合作正式终结。危机之后，伊朗继续将美国视为伊斯兰世界的敌人，而美国国内舆论和民意对伊朗伊斯兰政府的敌视有增无减。几十年来，两国在僵持与对立中逐渐寻求到了自身在波斯湾地区利益的平衡点，但是美国强势的中东战略使伊朗的国际处境困难重重。美国之所以没有因为人质问题而对伊朗动武，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动用军事手段的成本及风险相对较大，军事入侵也会承受较大的国际压力，并且美国国内的反战情绪是军事手段解决人质问题的阻力。其次，美国的中东战略服务于全球战略。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伊朗新政府对于苏联的入侵持反对的态度。在冷战的背景之下，遏制苏联的扩张是美国全球战略布局的重要环节，防止伊朗倒向苏联，以外交斡旋和动用制裁等手段来解决人质问题符合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第三，以色列是美国中东战略的重要支点，伊朗新的政权上台后，两伊关系急剧紧张，其互相敌对为以色列创造了相对有利的地区发展环境。总的来说，人质危机谈判的破裂使美国放弃了改善与伊朗关系的主观意愿，客观上的国际政治环境也使得美伊关系彻底走向了对立。伊朗因此面临着美国及其盟国的封锁和孤立，这也为伊拉克发动两伊战争提供了有利可图的局面。为了孤立伊朗，伊拉克当局将其与伊朗新政府之间的复杂矛盾概括为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与波斯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对抗，为阿拉伯世界抵抗伊朗原教旨主义者的革命威胁，故将两伊战争称之为“第二次恰尔迪兰战争”。这场战争激起了伊朗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强化了霍梅尼及其追随者对伊朗的控制。但与此同时，伊朗逐渐采取孤立主义与宗教激进主义的对外战略，导致与波斯湾地区国家的关系进一步恶化。结 语总体而言，两伊战争的起因是历史与现实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可以从四个方面加以概括。首先，从两伊战争爆发的历史根源来看，阿拉伯人与波斯人的历史恩怨、什叶派与逊尼派的教派矛盾、两国意识形态的对立构成了两伊冲突的潜在因素。其次，从战争爆发前两国的现实矛盾来看，阿拉伯河流域对于双方同时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经济利益，作为天然界河仍然无法避免两国在陆地边界上的对抗。领土纠纷、地缘政治博弈是导致战争最终不可避免的直接因素。再次，两伊现实矛盾之下的个人因素以及两国政治体制因素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两伊关系从巴列维国王时期的竞争合作关系到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演变成为零和博弈关系。从某个层面上来看，霍梅尼和萨达姆·侯赛因之间的矛盾是两伊战争爆发与持续的重要因素。为了阻止战争的进一步升级，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都进行过外交斡旋。然而，伊朗坚持以萨达姆的倒台作为谈判条件，拒绝了所有和谈的提议。由于缺乏精准的政治研判和情报分析，双方都高估了自身的实力和对方的脆弱性，低估了对方的经济、军事实力和战争的破坏性影响。这些误判反过来影响了两国的政治决策。当战争爆发时，霍梅尼所期望的伊拉克什叶派自发的群众起义并没有发生。伊拉克所期望的胡泽斯坦地区的阿拉伯人会掀起大规模民族起义也最终没成气候。在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之下，两国爆发了战争且在随后8年的交战过程中鲜有让步和妥协，使战争的规模由局部向全面演变，持续时间由短期向长期转化，波及范围由域内向域外扩展。最后，双方的国内外政治环境的变化，导致了两国在波斯湾地区的竞争和博弈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两国在战争爆发前的综合国力与国际处境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伊斯兰革命后，伊朗经济严重受挫，综合国力和军事力量相较于革命前被严重削弱。人质危机后，伊朗的国际处境更显孤立。这一系列变化促使了两伊战争的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