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在后霍梅尼时代,伊斯兰因素对伊朗外交的影响力在整体上呈现出明显下降的态势,但是尚无法从根本上摆脱霍梅尼"输出革命"外交遗产的掣肘。无论是在相对温和的拉夫桑贾尼和哈塔米时期,还是在伊朗外交再度走向强硬与激进的内贾德时期,伊朗外交均没有放弃"输出革命"的外交原则和建立"伊斯兰世界秩序"的长远目标。继续支持伊斯兰激进组织,仍是伊斯兰因素影响伊朗外交的主要方式。在后霍梅尼时代,为应对国际格局和中东地区格局发生的深刻变化,伊朗积极利用伊斯兰教对中东、中亚等地区事务和热点问题施加影响。此外,伊斯兰因素对伊朗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关系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后霍梅尼时代的伊朗呈现出改革与保守两种力量、两种路线交替上升的政治钟摆效应,进而使"伊斯兰革命外交"在改革派掌权时相对淡化,在保守派掌权时则相对强化。关 键 词 伊朗外交；伊斯兰因素；拉夫桑贾尼；哈塔米；内贾德作者简介 刘中民，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

文章来源 原文刊登于《阿拉伯世界研究》，2019年第4期。全文如下：

引 论由于特殊的地缘战略位置、悠久的历史、民族与宗教文化特性，伊朗的发展一直有其独特性。自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爆发以来，伊朗作为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的中心，其“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独特发展道路，以及为世界所瞩目的伊朗核问题，使伊朗的发展道路及其内政外交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和舆论界关注的焦点。围绕伊斯兰因素对伊朗外交的影响，学界已有不少研究成果，但现有的研究更多集中于对霍梅尼时期的研究，而对后霍梅尼时期的研究则相对不足。因此，本文拟对后霍梅尼时代伊朗外交中的伊斯兰因素进行集中研究。从中世纪逐步被确立为伊朗的国教以来，什叶派伊斯兰教便对伊朗的民族特性、政治文化和政治体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近代以来，伊朗一直是外部大国权力角逐的主要对象，这使得伊朗的经济社会发展一直面临严峻的外部压力。伊斯兰教什叶派占伊朗人口的绝对多数，在历史上形成了独特的反对暴政和外来侵略的民族文化传统，但也因此使宗教与伊朗社会发展结下了密切的亲缘关系，伊朗近代的宪政革命与当代的伊斯兰革命均与此密切相关。伊斯兰教什叶派信仰对伊朗内政外交的深刻影响是伊朗历史发展独特性的重要体现。对于伊朗而言，“什叶派信仰的重要性在于增强了伊朗历史的特殊性，伊朗与在伊斯兰教中并不占主导地位的什叶派结合在一起强化了伊朗的独特意识”，伊朗的民族意识与什叶派的宗教意识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得“在20世纪以前没有人怀疑对伊朗的国家忠诚(loyalty to the state of Iran)和对什叶派的教派忠诚(loyalty to the Shi’ite sect)是两种不同的忠诚”。在近代，伊朗反封建、反殖民的民族主义运动一直与伊斯兰教什叶派结合在一起，使前者有着鲜明的宗教色彩。1890年至1891年的“烟草抗议”(Tobacco Protest)运动和1905年至1911年的宪政革命构成了伊朗反殖、反封建民族民主运动的主要标志。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两场社会运动中，伊斯兰教什叶派无论在意识形态的思想观念层面，还是在组织领导的社会动员层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以致有学者评价说:“什叶派的意识形态、象征、领导作用在这场具有民族主义和伊斯兰教双重意义的运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0世纪20年代巴列维王朝建立后，伊朗对内推行全盘效仿西方的“白色革命”，对外推行追随西方的外交战略，导致什叶派宗教势力强烈反对巴列维王朝的内外政策，进而造成1979年伊斯兰革命的爆发，最终埋葬了巴列维王朝，建立了现代伊斯兰神权政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伊朗伊斯兰革命后，伊斯兰教什叶派再次回归伊朗政治的核心地位，“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政治理念与执政纲领不仅体现为伊朗国内政治的伊斯兰化，同样体现为伊朗外交的伊斯兰化。在霍梅尼去世后，“输出革命”在伊朗外交中的地位呈总体下降的态势，但它作为伊朗内政外交的重要合法性来源和外交资源，依然对伊朗外交发挥着重要的制约作用。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两难选择，成为霍梅尼留给伊朗外交的最大历史遗产。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有两个非常突出的目标，即对内建立伊斯兰共和国，全面推行伊斯兰化;对外通过“输出革命”建立伊斯兰秩序。“革命的伊斯兰输出源自阿亚图拉·霍梅尼的意识形态世界观，一种对伊斯兰教的解释，其特点是把一种植根于宗教的伊朗民族主义与通过宣教、典范和武装革命来传播伊斯兰教的跨国特征和穆斯林的全球使命结合在一起。鼓励和传播伊斯兰教是一种基本的外交政策目标，这一目标反映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宪法中，反映在鼓励人们‘在国内外使革命永久化’的主张中。”在霍梅尼担任伊朗最高宗教领袖的十年间，伊斯兰主义的外交理念和输出革命的外交实践，构成了伊朗外交的根本特征。在霍梅尼主导伊朗政治的十年间，伊朗通过推行全面的伊斯兰化基本上在国内确立并巩固了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治制度，但在经济上却陷入了严重的困难;而其反对现行国际体系和“输出革命”的外交则严重受挫，并使伊朗陷入了严重的国际孤立。霍梅尼逝世前，两伊战争造成的严重损失和日趋严重的经济困难以及国际孤立，都使伊朗国内对“输出革命”的外交战略产生了严重的思想分歧。“由于未能打赢战争而引起的幻灭感，战争对经济实力的损耗，生活质量的总体下降，以及愈益增长的公众不满情绪———所有这一切都因为政府内部围绕国家重建和输出革命战略问题的思想分歧所加剧。”事实上，霍梅尼在逝世前已经意识到“输出革命”的意识形态外交与现实国家利益的矛盾，并在“输出革命”不断受挫的情况下不得不转向维护伊朗的现实国家利益，这在霍梅尼痛苦地接受两伊战争停火问题上得到了鲜明的体现。他虽然声称接受停火协议是“服从真主的安排”而服下的“毒药”，但同时也强调这一决定符合“伊斯兰政府的整体利益”。对此，作为霍梅尼敌手的萨达姆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他指出:“尽管霍梅尼被描绘成狂热愚蠢而不懂政治，(但在衡量得失方面)霍梅尼不是什么精神领袖而是政治家，当他意识到损失大于收益时，霍梅尼就同意进行媾和。”因此，在两伊战争结束后，伊朗的外交就已经开始向国家利益回归，其重要表现是到1988年底，伊朗已经与除沙特、伊拉克之外的所有海湾国家建立了正常关系。在后霍梅尼时代的伊朗，改革派与保守派围绕内政与外交的斗争与较量，构成了影响伊朗经济、政治、社会以及对外关系发展的主导因素。在法基赫(教法学家)主导下的“宪政”体制内，无论是改革派，还是保守派，都借助霍梅尼确立的伊斯兰政权体制的合法性获取其政治权威，但在内政与外交的具体政策上却通过三权分立的“宪政”体制，在总统与议会选举中进行政治角逐。总体来看，在后霍梅尼时代的伊朗外交中，伊斯兰因素的影响力在整体上呈现出明显下降的态势。但是，基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权属性，尤其是出于巩固其政权合法性的需要，后霍梅尼时代的伊朗外交尽管呈现出“输出革命”的意识形态外交相对弱化、国家利益考虑不断增强的特征，但又无法从根本上摆脱霍梅尼“输出革命”外交遗产的掣肘。因此，无论是在相对温和的拉夫桑贾尼和哈塔米时期，还是在伊朗外交再度走向强硬与激进的内贾德时期，伊朗外交均没有放弃“输出革命”的外交原则和建立“伊斯兰世界秩序”的长远目标。继续支持伊斯兰激进组织仍是伊斯兰因素影响伊朗外交的主要方式。在后霍梅尼时代，国际格局和中东地区格局均发生了深刻变化。为应对苏联解体、冷战结束、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和“阿拉伯之春”等国际与地区格局变化，伊朗还积极利用伊斯兰教对中东、中亚等地区事务和热点问题施加影响。此外，伊斯兰因素对伊朗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关系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一、利用伊斯兰因素进行地缘政治扩张利用伊斯兰因素进行地缘政治扩张是后霍梅尼时期伊朗外交的重要方式。这里主要围绕伊朗支持地区伊斯兰主义组织、利用伊斯兰因素拓展在中亚的战略空间、利用什叶派因素影响伊拉克战后重建三个问题进行集中分析。(一)支持地区伊斯兰主义组织在后霍梅尼时期，支持中东国家的伊斯兰组织尤其是什叶派力量仍是伊朗施加地区影响的重要方式，这是霍梅尼时期伊朗“输出革命”外交的历史延续。在黎巴嫩，伊朗虽然降低了支持真主党的调门，并将伊朗驻黎巴嫩的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人数从2，500人减少至200～300人，但仍对真主党给予了大量的财政援助。有资料称，在1988年至2002年间，开设在贝鲁特的伊玛目霍梅尼救济委员会分部，通过真主党向黎巴嫩提供了9，600万美元的援助。在后霍梅尼时期，伊朗和真主党的高层来往仍然十分密切。2000年7月，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访问伊朗，并得到了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接见。另有资料显示，伊朗还向真主党提供了大量武器援助，并在伊朗德黑兰、伊斯法罕、马什哈德、阿瓦士等地的伊斯兰革命卫队营地对真主党武装进行训练。在2005年内贾德当选总统后，纳斯鲁拉再度对伊朗进行访问。在2006年真主党与以色列发生严重冲突后，伊朗又出资帮助真主党进行重建工作。伊朗前驻叙利亚大使阿里·艾克巴尔·穆赫塔希米普尔(Ali Akbar Mohtashamipur)曾明确指出:“真主党是伊朗军事和安全机构的一个核心组成部分，伊朗与真主党之间的联系远远超出了革命政权与其境外任何其他革命政党和组织的关系。”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伊朗在反对美国主导的中东和平进程的同时，积极支持在巴以问题上持强硬立场的哈马斯组织。1990年12月，在巴勒斯坦大起义三周年之际，伊朗在德黑兰组织召开了纪念巴勒斯坦被占领土起义的国际会议，称哈马斯的斗争为“巴勒斯坦伊斯兰起义”。1992年10月，哈马斯代表团访问伊朗，并与伊朗宗教领袖哈梅内伊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文化指导部部长、革命卫队下属的“圣城旅”司令等高级领导人会晤，双方明确表示拒绝中东和平进程，并就加强双方高层次的协商与合作机制、哈马斯在德黑兰设立办事处、伊朗援建以哈马斯命名的广播电台、在黎巴嫩南部联合真主党共同打击以色列等问题达成一致。伊朗还承诺向哈马斯提供巨额财政援助，并在伊朗和黎巴嫩的训练营每年为哈马斯培训3，000名武装人员。在内贾德任伊朗总统后，为博取伊斯兰世界利益代言人的形象，伊朗在巴以关系上的立场更为激进。内贾德多次公开否认以色列存在的合法性，宣称“以色列应该从地图上抹掉”，犹太人大屠杀历史是“神话”，建议将以色列迁往欧洲或阿拉斯加，等等。在2007年哈马斯赢得巴勒斯坦选举并取得对加沙的实际控制权后，由于哈马斯拒绝承认以色列，拒绝放弃通过武力反抗以色列的做法，美国和欧盟先后对哈马斯进行制裁，而伊朗则向哈马斯政府提供了2．5亿美元的援助。在冷战后伊斯兰主义组织迅速崛起的背景下，伊朗积极向中东地区的伊斯兰组织施加影响。例如，伊朗曾拨专款资助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拯救阵线”参加竞选，向苏丹的“全国伊斯兰民族阵线”提供经援并帮助建立训练营地，对中东地区伊斯兰主义组织的迅速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伊朗特别重视加强与苏丹伊斯兰主义组织的合作。1990年5月，伊朗在苏丹开设伊朗文化中心，并被外界视为伊朗与苏丹伊斯兰组织进行协调的据点。此外，伊朗还向苏丹提供财政、能源、武器装备、军事专家等方面的支持。1994年哈梅内伊在接见来访的苏丹总理祖贝尔时明确指出:“今天的苏丹是我们寻求输出的伊斯兰制度的典范，我希望这一制度持续下去，成为许多伊斯兰国家效仿的典范。伊朗革命随时准备支持它的同盟者。”伊朗还将目标瞄准了阿拉伯地区大国埃及，寄望通过向埃及渗透进而影响整个中东的伊斯兰运动。据报道，1993年2月，伊朗宗教界领导人曾在接见国外伊斯兰主义组织的代表时表示:“如果埃及垮台了，那么整个阿拉伯世界将随之垮台。首先是利比亚，然后是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再就是苏丹、也门、约旦和波斯湾其他国家，苏丹已经在与我们携手共同作战，这也正是我们尽力保持在那里的影响的原因，因为它是通往埃及的主要门户。”另外，根据美国情报机构的说法，伊朗境内存在由11个训练营组成的培训网络，对中东地区的伊斯兰主义组织进行培训。内贾德作为伊斯兰革命体制的忠诚维护者，十分强调发展与伊斯兰国家的关系，希望向伊斯兰世界推广伊朗的“宗教民主制”，扩大伊朗的影响力。在2005年赢得选举后，内贾德发出了“将伊朗建设成伊斯兰世界榜样”的誓言，声称“伊斯兰革命的浪潮将席卷全世界”。（二) 利用伊斯兰因素拓展在中亚的战略空间苏联解体后，中亚地区出现了五个独立的伊斯兰国家即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中亚五国作为伊朗的邻国，构成了伊朗拓展外交空间的重要地缘战略区域。因此，伊朗积极利用民族、宗教和地缘方面的有利条件，扩大其在中亚的影响。在宗教领域，伊朗通过资助中亚国家兴建清真寺、赠送《古兰经》、派遣传教人员、积极参加中亚国家的文化艺术活动等方式，进行宗教与文化渗透，推动中亚伊斯兰的复兴。对此，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曾经指出，中亚“整个穆斯林人口，甚至包括俄罗斯境内的穆斯林人口，都是伊朗宗教利益的目标。确实，中亚伊斯兰的复兴已经变成伊朗当前统治者的野心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在经济领域，伊朗则积极推进与中亚国家的经贸合作与能源合作，并试图取得对中西亚伊斯兰地区经济一体化的主导权。早在1964年，伊朗便联合土耳其、巴基斯坦成立了“地区合作组织”;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该组织宣布解散;1984年该组织得以恢复并更名为“经济合作组织”，外界也称“中西亚经济合作组织”。1992年5月，经济合作组织首脑会议在伊朗德黑兰召开，决定吸收中亚五国、阿富汗和阿塞拜疆为正式成员。与此同时，伊朗还宣布建立包括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和哈萨克斯坦在内的“里海合作区”。1993年2月，经济合作组织首次外长会议在巴基斯坦的奎达举行，一致通过“奎达行动计划”，其主题是制订发展中西亚伊斯兰共同市场的行动计划。此后，经济合作组织一直通过召开首脑会议和外长会议等方式进行活动。在2004年的塔吉克斯坦杜尚别会议上，伊朗总统哈塔米提出于2015年建立中西亚经济合作组织自由贸易区的构想。2009年3月，中西亚经济合作组织第十届峰会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召开，内贾德发表关于推进中西亚组织一体化进程的讲话，此次会议还制定了旨在建立中西亚自由贸易区的《中西亚经合组织2015年》长远规划。（三）利用什叶派因素影响伊拉克战后重建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结束后，伊朗利用自身与伊拉克什叶派的亲缘关系，积极对伊拉克的政治重建施加影响。伊朗的伊拉克政策的目标主要有两个方面:首先，伊朗试图通过支持伊拉克什叶派将过去掌权的逊尼派边缘化，防止伊拉克再度威胁伊朗;其次，通过向什叶派武装进行渗透，给美国主导的伊拉克政治重建制造麻烦，增强伊朗抗衡美国的发言权。因此，伊朗极力通过多种方式对伊拉克什叶派施加影响。2005年7月，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流亡伊朗的伊拉克什叶派达瓦党(宣教党)人士贾法里(Ibrahim Jaafari)，在就任过渡政府总理后对伊朗进行历史性访问;曾流亡伊朗的达瓦党人士马利基(Jawad al-Maliki)于2005年12月出任伊拉克总理后不久，便于2006年9月和2007年8月两次访问伊朗;2008年3月，内贾德实现对伊拉克的历史性访问，成为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以来首位访问伊拉克的伊朗总统。伴随两伊关系的改善，伊朗与伊拉克的经贸关系和宗教交流日益频繁，尤其是伊拉克向伊朗开放什叶派宗教圣地、伊朗向伊拉克派遣宗教学者和学生，都为伊朗对伊拉克什叶派进行渗透创造了条件。美国情报机构认为，2004年3月伊朗情报部门在纳杰夫设立了“帮助贫困什叶派办公室”，从伊拉克南部招募了7万名伊拉克人加入什叶派民兵组织。在伊拉克战争后，伊拉克的什叶派力量主要包括大阿亚图拉西斯塔尼、萨德尔运动、达瓦党、伊拉克最高委员会四大力量。伊朗的目标是“力图在这四种力量之间达成平衡，从而维护自己在伊拉克的利益，以实现在伊拉克的战略目标”。大阿亚图拉西斯塔尼、伊拉克最高委员会、达瓦党虽然在历史上都与伊朗关系密切，但由于它们在伊拉克战后重建中与美国基本保持合作关系，而伊朗与它们的关系主要在政治层面，于是持反美立场的萨德尔运动则成为伊朗在军事上重点扶植的对象。二、利用伊斯兰因素应对“阿拉伯之春”自2010年底西亚北非地区爆发大规模民众抗议浪潮以来，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以不同的方式发生政权更迭，而叙利亚则陷入了严重的冲突和内战。阿拉伯国家的动荡导致中东地区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如何应对西亚北非动荡及其导致的地区格局变化，自然成为伊朗外交必须面对的问题。总体来看，伊朗积极支持与声援突尼斯、埃及等国的反对派，而对作为伊朗盟友的叙利亚，伊朗则全力支持巴沙尔·阿萨德政权，反对西方和地区国家颠覆叙利亚政权。应该承认，伊朗的政策差异主要出于对伊朗国家利益的考虑，但伊斯兰因素也构成了伊朗不同政策取向的重要影响因素。伊朗用“伊斯兰觉醒”和“伊斯兰革命”对突尼斯和埃及的民众抗议浪潮予以定性，反映出伊朗试图掌握主动、引导阿拉伯民众抗议浪潮发展方向的战略诉求，同时也反映出伊朗乐见突尼斯本·阿里政权、埃及穆巴拉克政权等亲西方世俗政权垮台的政治倾向。而伴随阿拉伯国家政治转型的深化，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突尼斯伊斯兰复兴党等伊斯兰势力的崛起在总体上也有利于伊朗，并促使伊朗积极发展与埃及等转型阿拉伯国家的关系。自西亚北非动荡爆发以来，美欧将其定性为“民主革命”，并称之为“茉莉花革命”和“阿拉伯之春”，同时企图借机对西亚北非进行“民主改造”。与之相反，伊朗则将西亚北非民众抗议浪潮定性为“伊斯兰觉醒”，并将阿拉伯国家剧变视为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延续。针对2011年1月25日埃及开罗爆发的大规模反政府示威游行，伊朗半官方的法尔斯通讯社(Fars News Agency)指出，“埃及人民的起义是基于中东地区的宗教教义和警觉，这次起义是为了让埃及回到它在地区和国际政治中原来的位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也声称，埃及人民的示威旨在实现国家的民族和宗教要求，并呼吁埃及政府应倾听穆斯林群众的声音，避免使用任何形式的暴力镇压。此外，伊朗议员还谴责西方国家和以色列企图破坏革命，并“试图剥离革命中包含的伊斯兰价值观”。2011年2月3日，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伊朗希望世界上所有热爱自由的人民和政府尊重埃及国民的合法要求，并谴责以色列和美国干预埃及的国内事务”。这份声明还表示，伊朗支持西亚和北非的重要政治发展，因为它们是“一波伊斯兰觉醒的浪潮”。2月11日，在庆祝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32周年的大型集会上，时任伊朗总统内贾德在演讲中宣称，当前阿拉伯世界的起义是受到了伊朗对抗西方国家的启发，它预示着一个摆脱“邪恶”西方干涉的“新中东”的出现。内贾德还声称，正是第十二代伊玛目马赫迪(12th Imam Mahdi)指引了埃及和突尼斯的起义。从本质上看，阿拉伯民众抗议浪潮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并不是伊斯兰主义力量，其性质也并非伊朗所谓的“伊斯兰觉醒”，因为阿拉伯“起义者不希望未来国家模式成为伊朗霍梅尼式神权模式”。但伊朗之所以将阿拉伯民众抗议浪潮定性为“伊斯兰觉醒”，并予以积极支持，既有运用伊斯兰教占领道义制高点，扩大自身伊斯兰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影响力，增强伊朗神权发展模式对转型阿拉伯国家吸引力等战略考虑;也有抵制西方“民主改造”中东的现实利益考虑。从政策效果来看，伊朗对阿拉伯国家转型的现实影响是十分有限的。但是，伴随阿拉伯国家政治转型的深入发展，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及其下属的自由与正义党、突尼斯伊斯兰复兴党、摩洛哥正义与发展党等伊斯兰主义组织势力不断扩大，在某种程度上为伊朗改善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提供了有利条件，并尤以伊朗和埃及关系的改善最为显著。在2012年至2013年穆斯林兄弟会领导的自由与正义党及其领导人穆尔西短暂执政期间，埃及与西方的距离明显扩大，对巴勒斯坦政策尤其是对哈马斯的态度也发生了重大转变。针对这种变化，伊朗不断加快改善与埃及关系的步伐。2012年8月，穆尔西访问伊朗并出席伊朗主办的不结盟运动首脑峰会，而伊朗总统内贾德于2013年2月访问埃及并出席伊斯兰合作组织峰会，双方在断交30多年后实现总统互访，无疑是伊朗与埃及关系改善的重要标志。在叙利亚问题上，伊朗采取了不同于支持埃及、突尼斯、也门、巴林等国反对派的政策。从2011年3月叙利亚陷入动荡以来，伊朗一直坚定支持巴沙尔·阿萨德政权，强烈反对西方以及土耳其、海湾阿拉伯国家等外部势力对叙利亚进行干涉。伊朗的叙利亚政策既是维护伊朗现实利益的战略需要，同时也是什叶派与逊尼派复杂博弈的反映。伊朗和叙利亚战略同盟关系的形成经历了复杂的历史演变。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伊朗和叙利亚尚处于对抗状态。在1968年叙利亚和伊拉克关系恶化和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后，伊朗和叙利亚的关系得到了一定的改善。叙利亚哈菲兹·阿萨德(Hafiz al-Assad)政权作为阿拉维派(Alawite)建立的世俗阿拉伯民族主义政权，一直遭到逊尼派的质疑，其原因在于叙利亚宪法规定总统必须是穆斯林，而很多逊尼派否认阿拉维派的穆斯林身份。1973年，与伊朗什叶派有密切关系的黎巴嫩什叶派领袖穆萨·萨德尔(Musa al-Sadr)发布教令，宣布阿拉维派属于什叶派，进而帮助哈菲兹·阿萨德巩固了其政权合法性。此后，经由穆萨·萨德尔的联系，哈菲兹·阿萨德政权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力量的关系日益密切。这也是1978年霍梅尼遭伊拉克驱逐后，哈菲兹·阿萨德曾表示欢迎霍梅尼到叙利亚的重要原因。因此，什叶派因素在伊朗与叙利亚关系缓和的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的纽带作用。20世纪70年代末，伊朗伊斯兰革命的爆发和埃及与以色列单独媾和，共同反对以色列的目标使伊朗和叙利亚合作的政治基础得以加强，而80年代的两伊战争和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战争使两国的同盟关系正式形成，叙利亚在两伊战争中采取了支持伊朗，反对同属阿拉伯国家的伊拉克的政治立场，同时允许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1982年黎以战争中进入叙利亚控制的黎巴嫩南部训练真主党武装，共同抗击以色列。20世纪90年代海湾战争后，伊朗和叙利亚的关系一度因叙利亚参与中东和平进程而疏远。2000年巴沙尔·阿萨德继任叙利亚总统，叙利亚的国力持续衰落，尤其是因黎巴嫩问题在阿拉伯世界陷入严重孤立，使叙利亚对伊朗的需求不断扩大。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叙利亚和伊朗安全环境恶化，并有可能成为西方干涉的下一个目标之际，伊朗和叙利亚的同盟关系再度得到加强。在2000年至2005年间，时任伊朗总统哈塔米曾6次会晤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双方还于2004年签署了战略合作协定。在2005年的黎巴嫩前总理哈里里(Ｒafik Bahaa Edine Hariri)遇刺案问题上，针对阿拉伯国家和西方指责叙利亚为幕后操纵者，伊朗对叙利亚予以大力支持。2005年内贾德当选伊朗总统后，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于同年8月访问伊朗，成为内贾德执政后第一位访问伊朗的外国元首，双方宣布“针对叙利亚和伊朗的共同威胁，要采取比以往更密切的联合行动”。2006年1月，内贾德对叙利亚进行访问。同年11月，叙利亚议长表示，“大马士革将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协商与合作视为其外交政策的主要准则和原则”;2007年7月，伊朗和叙利亚总统宣布“伊朗和叙利亚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是兄弟和盟友”。伊朗和叙利亚的战略同盟本质上“是一个缺乏意识形态基础的实用主义联盟，叙利亚复兴党世俗主义的阿拉伯民族主义，与伊朗奉行的现代伊斯兰主义，在意识形态上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因此，伊斯兰因素在伊叙同盟关系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并不突出，伊朗既没有向叙利亚输出革命和伊斯兰意识形态的诉求，叙利亚也无仿效伊朗神权模式的动机。但从伊朗对外战略以及中东地区格局的角度看，伊斯兰因素在伊叙同盟关系中又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潜在因素。尽管叙利亚和伊朗的政权性质不同，但叙利亚的掌权者为什叶派阿拉维派，且两国均与逊尼派海湾阿拉伯国家存在矛盾，因此伊叙同盟关系的建立有利于伊朗抗衡沙特主导的逊尼派阵营，这也是伊朗在中东变局中选择支持巴沙尔政权的原因之一。长期以来，伊朗与沙特等海湾阿拉伯国家的抗衡主要表现为波斯民族与阿拉伯民族、什叶派与逊尼派的矛盾，以及双方争夺海湾地区领导权的矛盾;叙利亚与沙特等国家的矛盾主要表现为复兴党阿拉伯民族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的矛盾。但从教派关系的角度看，伊朗、叙利亚和沙特又都存在什叶派与逊尼派的矛盾。从意识形态和教派因素的角度看，沙特等国家积极配合西方试图颠覆巴沙尔政权，其深层考虑主要有二。首先，利用“阿拉伯之春”彻底清除世俗阿拉伯民族主义共和制政权。从2003年伊拉克战争到2011年穆巴拉克政权瓦解和卡扎菲政权崩溃，叙利亚政权已经成为为数不多的世俗共和制政权。沙特主导阿盟和海合会积极支持叙利亚反对派，其重要考虑之一就在于彻底铲除阿拉伯民族主义共和制政权，进而确立泛伊斯兰主义阵营的君主制国家对阿拉伯世界的领导权。其次，叙利亚什叶派政权是两伊战争中唯一支持伊朗的阿拉伯国家，并选择长期与伊朗结盟，引起了阿拉伯逊尼派国家尤其是海湾国家的不满。沙特等国家主导海合会和阿盟致力于颠覆叙利亚政权，无疑有利于实现其削弱什叶派和宿敌伊朗的双重利益。因此，伊朗选择支持巴沙尔·阿萨德政权既是维护双方战略利益的需要，也符合伊朗抗衡沙特逊尼派的教派斗争需要。从伊朗对外战略和中东战略的角度看，叙利亚是伊朗打造的“什叶派新月地带”的中枢环节，在伊朗和美国的战略博弈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也是伊朗在中东剧变中选择支持巴沙尔政权的重要原因。三、运用伊斯兰因素抗衡西方在后霍梅尼时代的伊朗外交中，尽管伊朗与西方的对抗较之霍梅尼时期有所缓和，伊斯兰因素也有所淡化。但是，由于伊朗和西方之间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现实利益等领域存在尖锐矛盾，双方的矛盾对抗并未出现根本改观，并在内贾德时期进一步激化。在伊朗与西方尤其是与美国的博弈中，伊朗一方面在思想文化层面强调伊斯兰文化价值观的优越性，批判和否定西方文化，防范西方的文化侵蚀;另一方面又运用伊斯兰教在反恐问题、核问题等领域与西方进行博弈。第一，在后霍梅尼时代，基于维护国内政权合法性和防范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需要，伊朗的外交政策宣示一直大量使用伊斯兰话语，强调伊朗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的正统性和优越性，并对西方的文化侵蚀和意识形态渗透充满警惕。在拉夫桑贾尼和哈塔米执政时期，尽管伊朗与西方的关系一度得以缓和，甚至在哈塔米时期伊朗与美国的关系曾一度出现改善的迹象，但由于伊朗内政外交深受霍梅尼所确立的伊斯兰体制的制约，同时受到伊朗国内保守派与改革派斗争的影响，加之西方对伊朗伊斯兰神权制度根深蒂固的敌视，以及在现实领域对伊朗的遏制与制裁，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依然是伊朗与西方关系的一个重要领域，特别是在保守派人士内贾德任总统期间，伊朗和西方的意识形态对抗呈现出进一步加剧的态势。由于宗教领袖在伊朗政治体制中的特殊地位，哈梅内伊在对外政策宣示中往往强调坚持伊斯兰原则的重要性，对西方的批判也更为直接和激烈。哈梅内伊经常发表抨击西方的言论和演说。他认为，在历史上，西方列强利用政治、经济、军事工具剥夺和削弱穆斯林国家和民族，导致穆斯林国家的贫穷和衰落;在当今，美国以推动中东民主化为手段在中东建立傀儡政权，其目的在于孤立伊斯兰价值观，延缓和镇压伊斯兰复兴运动。伊斯兰世界不需要西方残缺不全的民主和人权，西方的价值观已经导致道德沦丧、物欲横流和暴力泛滥;伊斯兰价值观是人类获得成功的唯一途径，穆斯林各民族精英有责任传播和宣扬伊斯兰价值观。“9·11”事件后，针对美国将伊朗界定为“邪恶轴心”并推行遏制伊朗的政策，哈梅内伊从宗教价值观的角度对美国的伊朗政策进行了批判与驳斥。哈梅内伊指出，美国一直从理论和道德方面从事针对伊朗的宣传活动和敌对行为。美国企图通过宣传手段，削弱伊朗人民对宗教信仰、伊斯兰革命和道德价值观的重视，并逐渐削弱人民大众与政体之间的牢固联系，进而为美国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做舆论准备。在后霍梅尼时代，伊朗始终重视推广伊斯兰价值观，并以此作为防范西方文化渗透的手段。2010年5月31日，时任伊朗文化部长赛义德·穆罕默德·侯赛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那些能使伊朗成为强大国家从而能够对抗美国霸权的因素，正是伊朗人民的宗教信仰和文化……伊朗会努力通过正统的伊斯兰传统的回归、风俗习惯的传承来保护自己的文化，防止外来文化和西方文化对国家和青年人产生侵袭”。伊朗要让国民尤其是青年“知道我们拥有自己的悠久文化和文明，而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来自美国和西方”;“伊朗人民拥有顽强抵抗、奉献、努力奋斗、不怕牺牲的文化精神……伊朗在广播、电视、电影节目、歌曲、文学作品中，不断地在维护和宣扬伊朗的这种文化并使其散发光彩，同时努力减少西方文化的负面影响，批驳西方文化中的负面的东西，揭露西方国家的背后目的”;“通过积极的努力，向全世界介绍伊朗伊斯兰崇高的文化和思想，就可以影响甚至吸引他们……因而在抵御西方文化冲击方面，我们不能处于被动的地位，而应该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第二，在反恐问题上，伊朗积极利用伊斯兰教阐释伊朗政策主张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力求在与西方的博弈中掌握道德制高点。“9·11”事件后，尽管伊朗明确表示反对恐怖主义，并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美国主导的国际反恐合作。但是，伊朗与美国围绕如何界定和打击恐怖主义方面依然存在尖锐的分歧，而在美国将伊朗界定为支持恐怖主义的“邪恶轴心”后，双方的矛盾进一步加剧。在伊朗与美国围绕反恐问题的复杂博弈中，伊朗十分注重运用伊斯兰教宣示自身的反恐政策，并回应美国的指责。在对恐怖主义的态度问题上，伊朗明确表示恐怖主义背离了伊斯兰教的价值观，伊朗反对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也反对以伊斯兰教为旗号从事恐怖主义活动。哈梅内伊曾指出:“根据伊斯兰教的教导，任何屠杀人类的事件都应受到谴责，针对任何地方和任何人从事非人道的行径均应受到谴责。”在2002年10月访问西班牙期间，时任伊朗总统哈塔米强调以宗教为名从事恐怖暴力活动和以民主人权为由发动战争都应受到谴责，指出“一个人不应该打着宗教的幌子搞暴力活动，就像一个国家不应该以保护人权和维护民主为由发动战争一样”。2005年11月，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长兄、伊朗伊斯兰哲学研究所所长赛义德·穆罕默德·哈梅内伊(Sayyed Muhammad Khamenei)表示:“伊斯兰教无论从任何角度都坚决反对恐怖主义行为。在伊斯兰教中有一个规定，如果某个人在人群中拿出任何武器威胁周围人群的话，这就是恐怖主义。这样的行为在伊斯兰教中是会受到严厉惩罚的。”在关于恐怖主义组织和行为的认定问题上，伊朗和美国存在尖锐的分歧。美国谴责伊朗支持黎巴嫩真主党、巴勒斯坦哈马斯从事恐怖主义活动，并将真主党、哈马斯、伊斯兰圣战组织等界定为恐怖主义组织。伊朗对美国的上述立场坚决予以反对，强调哈马斯等组织是争取独立的组织，并从宗教角度对巴勒斯坦从事的自杀式爆炸、暗杀等行为予以嘉许。哈梅内伊曾就巴勒斯坦针对以色列的自杀式爆炸袭击指出:“巴勒斯坦男女青年为了自己的民族和宗教利益自愿献出自己的宝贵生命，这是一种无比英勇的壮举，是民族的骄傲，敌人最害怕的就是这种献身行动。”伊朗不仅否认自己支持的真主党、哈马斯为恐怖主义组织，还反唇相讥，抨击美国支持阿富汗伊斯兰极端主义政权“塔利班”。2005年11月，赛义德·穆罕默德·哈梅内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目前世界许多国家发生的恐怖主义活动都与一些霸权主义国家为实现其霸权目标从事的活动有关，尤其许多类似活动都出自美国中央情报局和以色列的情报机构之手……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取得胜利后，为了阻止伊朗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美国策划了一系列阴谋”。美国发动反恐战争的目的在于以反恐为名实现两大目标，一个是把伊斯兰教丑化为恐怖主义，另一个是通过驻军实现控制整个地区的目的。第三，在核问题上，伊朗不断从宗教道义角度表达伊朗绝不发展核武器的立场，并从伊斯兰教中寻求抗衡西方的精神动力。2003年伊朗核危机爆发以来，伊朗始终面对来自西方经济制裁的沉重压力，同时也承担着遭受军事打击的风险。在此过程中，伊朗采取了一条既坚定追求发展核技术，但又从不关闭对话大门的灵活性战略，运用刚柔并济、软硬兼施的策略与西方进行斡旋。在围绕核问题的博弈中，伊斯兰因素的作用突出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伊朗不断强调宗教道义禁止其发展核武器。伊朗反复表示，作为一个虔诚的伊斯兰国家，伊斯兰教是其发展核武器的最大制约因素，发展核能完全出于和平目的。伊朗反复强调，《古兰经》和“圣训”作为伊朗的外交规范，禁止伊朗跨过核门槛的道德底线去寻求发展核武器，发展核武器违背伊朗的伊斯兰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多次表示，“穆斯林在战争和进攻时禁止杀害妇女与儿童，反对寻求报复。基于我们国家的宗教信仰，核武器没有任何价值，没有任何使用的意义，也没有任何效果”。“伊朗不会寻求核武器。伊朗从根本上和宗教道义上反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因此，即使是在那场强加的战争中(两伊战争)，我们认为也应当禁止使用化学和生物武器。”其次，从更深层次上讲，具有强烈平等意识和反暴政、反强权传统的什叶派文化，铸就了波斯民族不畏强权的民族性格，而伊斯兰革命以来建立的严密而强有力的政权控制体系提供的强大精神动力，以及民众深厚反西方宗教情感，都为伊朗在核危机中抗衡西方提供了精神动力。在皈依伊斯兰教的过程中，波斯民族并没有选择主流的逊尼派，而是选择了具有伊斯兰朴素民主精神、平等精神，同时又具有强烈反暴政、反强权传统的什叶派。历史上，什叶派长期处于劣势，有多位伊玛目“殉难”，使得什叶派形成了反暴政、反强权的历史传统。这一传统恰与伊朗引以为豪的帝国意识、不畏强暴的民族性格高度契合，在其民族性中注入了强烈的悲情意识和反抗精神。因此，有学者评价指出，“伊朗作为天然大国的观念深刻影响着伊朗的核认知，使得伊朗战略精英对核计划的追求背负了更深层的政治与宗教情结……伊朗强烈的宗教使命意识与什叶派穆斯林的少数地位，使伊朗领导人在核开发方面有着更为强烈而持久的动因”。四、结 语综合来看，后霍梅尼时代的伊朗呈现出改革与保守两种力量、两种路线交替上升的政治钟摆效应，进而使伊斯兰革命外交在改革派掌权时相对淡化，在保守派掌权时则相对强化。自霍梅尼1989年去世后，伊朗的内外政策一直在改革与保守之间摇摆和轮回，同时也必将对未来伊朗的发展道路产生重要的制约作用。在拉夫桑贾尼(1989年至1997年执政)和哈塔米(1997年至2005年执政)任伊朗总统期间，是改革派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伊朗外交中的伊斯兰主义因素明显下降;在艾哈迈德·内贾德执政时期(2005年至2013年)保守派执掌伊朗政权，伊朗内政外交趋向保守，革命外交的因素有所上升。2013年以来，温和保守派鲁哈尼再次开启改革，但伊朗能否走出改革与保守势力轮回的历史怪圈尚需拭目以待，伊斯兰主义对伊朗外交的影响也有待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