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20世纪初,在外高加索地区、伊朗西北部、土耳其及中亚等地诞生了伊朗左派政党组织。自20世纪初至20年代,第一次左派运动经历了从境外向国内发展、同民族主义运动共同建国、最终失败等阶段。在第一次左派运动中,伊朗左派得到了苏俄的有力支持,同民族主义运动联手,瓦解了英帝国及恺加王朝在伊朗的实际统治,并建立吉朗苏维埃共和国。左派在此基础上实施一系列社会改革,对伊朗现代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第一次左派运动在接近成功的时候最终被礼萨汗的德黑兰政府所颠覆。对于伊朗左派运动失败的原因,有关的中外文献大多从苏俄因素进行分析,认为苏俄政策的变化导致左派运动失败。然而苏俄只是造成左派兴衰的外部原因,左派的发展轨迹更多地是受到内在动因的支配。伊朗第一次左派运动衰落受到伊朗社会发展阶段的局限,左派的阶级基础薄弱,革命斗争的理论和方法不成熟,推行的社会革命运动激化了同民族运动的矛盾,这是导致左派失败的主要原因。关 键 词 伊朗左派；左派运动；伊朗共产党；民族主义运动作者简介 张超，山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教授。项目来源 本文系2017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现代伊朗社会转型中的中产阶层研究(1925—2009)”的阶段性成果。
文章来源 原文刊登于《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9年第1期。全文如下：
自近代以来，伊朗发生了三次左派运动，时间分别是20世纪的第一个1/4世纪、1941—1953年(即人民党成立至“8·19”政变)、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中期。左派主张全面革命和彻底改造伊朗社会，援助被压迫人民，建立工人自治政体，尊重少数民族自治权利，把伊朗建成无阶级的平等社会。左派的思想曾对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政治伊斯兰主义，以及霍梅尼的宗教政治思想都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在王权专制的巴列维王朝时期，左派的主张得到大阿亚图拉马哈茂德·塔莱卡尼、拉赞加尼和霍梅尼的认同。在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朗政治图谱中，正因为左派在伊朗国内政治中的强大影响，以及伊斯兰右派与左派政见趋同，导致自由化中派的力量逐渐销蚀。来自左派的压力成了伊朗革命“左倾趋势”的原动力。美国哈佛大学东方学院克罗宁·斯蒂夫尼(Cronin Stephanie)认为，自立宪革命以来，左派一直扮演着影响伊朗政治发展和演变的决定性角色。左派是影响伊朗现代政治发展和走向的关键因素之一。
在这三次伊朗左派运动中，第一次左派运动得到苏俄有力支持，形成了稳固的革命武装割据，并建立了吉朗苏维埃共和国。伊朗较为发达的西部和北部地区处于左派影响下，恺加王朝统治已名存实亡，英、俄扶植的新代理人并未产生，相比而言，第一次左派运动最接近成功。这次运动的规模及对伊朗历史发展的影响程度也是后两次无法比拟的。目前，国内外尚缺乏系统的研究成果。其中关于左派失败的原因，相关的文献多归咎于苏俄政策的转变，但缺乏对左派失败内因的分析和考察。本文试对伊朗第一次左派运动的兴衰过程进行研究，并探讨左派失败的深层原因。
一、伊朗左派组织的源起
伊朗左派是20世纪初在沙俄统治地区的伊朗工人群体中诞生的，伊朗左派源起的条件如下:
（一）产业工人的出现构成左派得以产生的阶级基础
伊朗产业工人的发展状况有一定特殊性，与大多数国家不同，伊朗工人阶级的主体诞生于外高加索巴库地区的伊朗移民群体中，时间大约在19世纪70年代。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至80年代中期，俄国用很短的时间完成了从手工工业向机器工业的过渡。随着产业革命的快速进行，沙俄统治下的外高加索地区经济开始繁荣，巴库成为和彼得堡、莫斯科、里加、顿涅茨克等城市并列的工业基地。经济的高速增长造成俄国工业部门劳动力短缺，高加索当地的俄国人、亚美尼亚人和达吉斯坦人移入油田和矿区，但仍不敷用。而此时，伊朗商业和手工业出现严重的衰败，大批农民和小手工业者破产，他们向印度、北非、土耳其和南俄移民。
这一时期，俄国向伊朗的阿塞拜疆、吉朗、呼罗珊等北方省份发放了大量的劳动许可签证。据统计，1876—1890年伊朗大不里士、马什哈德、拉施特、阿斯塔拉巴德等地每年获得俄国签发的工作签证约1.3万个，1896年这一数字达到5.6万，其中大不里士占1.9万(1898年这一数字增至2.7万，1900年达到3.3万)。至20世纪初，俄国向伊朗移民发放的签证达到120万个。由于非法入境和未注册的人员不在此列，实际人数更大。俄国1905年革命前夕，巴库石油工人和亚美尼亚北埃里温铜矿企业中的伊朗移民占劳动力的70%，高加索的外籍劳动力主体是伊朗移民，人数达到50多万，占劳动力的30%。南俄的伊朗移民大多在现代工厂从事体力劳动，该群体的数量具备一定规模，伊朗工人阶级由此形成。
伊朗移民工人的异域族群身份及地理分布特征，使他们季节性地往返于外高加索和伊朗北部、西北部之间，因而具有明显的跨界性和极强的流动性。该群体长期居住于革命运动高涨的外高加索地区，但由于仍与来源地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加之固定的季节往返使其成为俄国革命思想传播的重要载体。
（二）俄国1905年革命是伊朗左派组织得以形成的外部条件
1904年俄国社会民主工人党(布尔什维克党前身)开始领导巴库地区的共产主义运动，该党于次年在外高加索阿拉斯河北岸的穆斯林社区建立了一个超出各民族和宗派之上、以地区为基础的巴库支部，即阿塞拜疆社会民主党，或称“意志党”或“雄心会”(阿塞拜疆共产党的前身)。阿塞拜疆社会民主党在外高加索地区不断发展左派组织，在俄国外高加索地区、中亚、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伊朗的阿塞拜疆等地理上毗邻的广大地域内出现伊朗左派组织，他们将巴库阿塞拜疆社会民主党视为总部。20世纪初在境外诞生的伊朗左派从成员和组织上看都可以视为俄国1905年革命的产物。
这一时期伊朗左派有五个主要的政党组织:
(1)大不里士社会民主团。这是伊朗早期的城市马克思主义小组，该组织的领导和骨干以行政机构和外资企业的职员为主，成员主要是开明地主、商人、知识分子和移民工人等，来自波斯族、阿塞拜疆族和亚美尼亚族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家庭，他们大多曾在瑞士或俄国接受教育，因受到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和俄国1905年革命影响而转向社会主义。大不里士社会民主团内部分为两派，以车里克利安为首的社会民主派和以弗拉明·皮鲁希安等为首的民主派。前者认为，伊朗社会主义运动的基础已经具备，要求组织和教育工人阶级，引导他们走向社会主义。后者观点相反，认为伊朗没有大工业，现代工人阶级弱小，过早提倡社会革命会导致民主力量走向对立，当务之急是组织民主力量以反对封建主义和专制王权。为了劝服对方，车里克利安写信给俄国和德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和卡尔·考茨基等人，以寻求理论依据。但是，对立的两派没有弥合其裂痕，最终在1908年10月16日中央委员会会议期间正式分裂。居于少数的民主派从该组织中分离出来，组建新的政党，即伊朗民主党，该党在伊朗立宪革命时期参加了护宪运动，并构成1909年第二届议会的重要政党力量。
(2)大不里士的秘密中心。秘密中心成立于1906年，创建人是马克思主义者、来自阿塞拜疆族的知识分子阿里·曼苏尔(或称阿里·卡尔巴拉)。该组织成员最初是大不里士的伊朗改革派知识分子，受俄国布尔什维克思想影响而转向社会主义，秘密中心也因此转变为伊朗最早的左派雏形。在1906—1911年伊朗立宪革命时期，秘密中心是伊朗民族主义政党的外援。秘密中心组建的武装“人民圣战者”，有力地支援了大不里士的民选议会“恩楚明”(anjoman)，这一政党组织是立宪革命成果的坚强捍卫者。
(3)伊朗社会民主党。伊朗社会民主党由雄心会成员纳利曼诺夫于1905年在第比利斯成立。该党内部分为社会民主党和人民圣战者两个组织，这两大组织又分别组建“恩楚明”作为各自的执行机构。伊朗社会民主党宣称是“生活在悲惨境况中的伊朗各族人民之友”，其奋斗目标是将人民从嗜血的压迫者的军政统治下解救出来。《1907年马什哈德章程》反映了该党政治纲领:限制专制王权，保卫议会民主制，实行无阶级和民族差别的普选;保护公民人权、财产和政治权利;维护工人组织工会的自由和罢工权利;国家扶助贫困、教育、医疗、税收改革等。伊朗社会民主党遭到沙俄镇压，于1909年停止活动。
(4)伊朗工人党(正义党的前身)。伊朗工人党1905年成立于巴库，隶属于阿塞拜疆社会民主党，作为其分支机构负责在伊朗移民工人中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该党成员不少来自于伊朗社会民主党。1905年革命失败后，受到沙俄政府强力镇压，其组织被迫转移，其中一部分进入伊朗境内。
(5)伊朗民主党的左翼激进派。1904年伊朗民主党在大不里士成立本部，该党成立不久即在伊斯法罕、马什哈德和库兹温等地设立支部。伊朗民主党德黑兰支部于1909年成立，该支部负责人有哈桑·塔齐扎德、海德尔汗和阿汉格哈里等。1911年立宪革命失败后，民主党左翼分化为三支:一支在柏林寻求政治避难，在塔齐扎德领导下，不少成员还曾在俄国民主党革命学校学习;第二支是流亡柏林、追随海德尔汗的成员;第三支是留在国内的民主党左翼，他们集中于首都德黑兰，负责人是苏莱曼·伊斯坎德伦。
左派组织中，来自高加索地区的阿塞拜疆族、亚美尼亚族和格鲁吉亚族成员通常是上层领导。高加索地区阿塞拜疆的雄心会、亚美尼亚的革命联盟和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党通常是“来自伊朗的、没有经验的波斯和鞑靼(阿兹尔人，即阿塞拜疆族)战士的组织上的指导者和行动上的策划者”。伊朗移民是左派的中下层成员，人民圣战者和敢死队的主要成员来自当地民间政治组织，并大多由土著居民即城市中的亚美尼亚或穆斯林商人和手工业者等充任。
这一时期，各地左派组织并没有统一严密的组织领导，他们平行发展并处于分散状态。在立宪革命时期，左派是革命的重要力量，如拉施特革命武装5000人的敢死队是巴库左派革命政党的下属组织。巴库的工人和左派对伊朗立宪革命给予了人力、资金支持，并为革命者提供印刷和医疗等服务。1911年立宪革命被沙俄绞杀后，境内的左派组织遭到破坏，残存的左派成员流亡国外。自立宪革命失败至1917年俄国革命的这段时期，伊朗左派组织进入蛰伏状态。
二、1917—1931年伊朗左派运动的发展及失败
1917年3月，俄国爆发二月革命。此后，伊朗左派因受到俄国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影响，从蛰伏中复苏。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统治，沙俄在外高加索和伊朗西北部的驻军随之瓦解，在这些出现权力真空的地区，阿塞拜疆社会民主党趁机恢复正常活动。伊朗左派运动也趋于活跃，左派运动此后的发展进程大致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伊朗左派形成统一组织正义党(1917年5月—1919年3月)
伊朗工人党于1917年5月改组并更名为正义党，总部设在巴库，创办机关报《正义旗帜》。伊朗社会民主党、伊朗民主党左翼等左派政党，在立宪革命失败后残留的组织成员被正义党所吸纳。正义党成为该时期伊朗左派的主要力量。苏俄加强了直接领导，要求将各地左派政党统一加入共产党各地区支部。这样，分散在苏俄、土耳其、外高加索和中亚等地的伊朗左派组织及成员也加入了正义党。正义党开始向全国规模的政党演变。正义党作为阿塞拜疆社会民主党(1920年2月改组为阿塞拜疆共产党)的分支机构，在人员组织、资金及政治信仰方面都依赖于后者。
正义党党员多是伊朗阿兹尔人，党首任书记是出生于阿尔达比尔的阿斯杜拉赫汗，他有世俗教育背景。正义党报纸《自由报》主编米尔·贾法尔是巴库的阿兹尔族高中教师。正义党的重要理论家是阿塞拜疆的亚美尼亚人艾哈迈德·苏坦扎德，他是共产国际的重要成员。正义党在吉朗、阿塞拜疆、高加索、中亚等地活动，有6000名党员。该党成员中公职人员占30%，工商业者占17%，知识分子和士兵各占3%，其他为工人和学徒。正义党成员较多地来自外高加索的各族穆斯林，党员除了听从党的中央委员会指示外，日常行为准则实际仍按照伊斯兰的法则进行。他们仍以伊斯兰解释革命，正义党在党报中宣称:“伊斯兰是残忍的天敌，它为伊朗社会的民主基础提供了最好的思想准备。”在文化特征上正义党没有完全褪去伊斯兰的气息。
1917年共产国际派出代表苏坦扎德抵达巴库，作为伊朗、土耳其和印度三地区负责人。正义党派胡赛义诺夫作为共产国际的常设代表，与共产国际建立了紧密联系。在苏俄内战时期，正义党在外高加索布尔什维克党推动下，积极发行革命刊物，征召当地的伊朗移民组建红军，加入对白俄的内战。正义党主张收复失地和实现伊朗国家的独立和富强，认为帮助俄国工人阶级反对沙俄与伊朗的“自由和民主事业”及伊朗工农阶级的利益是一致的。正义党采用阶级斗争路线，在外高加索地区的移民工人中开展社会主义运动，最终目标是在伊朗建立一个没有阶级的、自由的福利型社会。
1918年3月31日—4月1日，巴库苏维埃政权与当地巴库穆斯林民族委员会穆斯瓦特爆发战争，后者战败被逐。在土耳其军支持下，穆斯瓦特反扑，并于5月攻陷巴库，建立伪阿塞拜疆共和国。大批正义党党员在战斗中牺牲，即“五月事件”，其余进入亚美尼亚避难，继续开展社会革命活动。
（二）伊朗共产党的成立及其社会革命活动(1919年3月—1920年6月)
1919年初，协约国支持黑海地区白俄高尔察克发动叛乱。1919年夏，邓尼金在北高加索和顿河地区发动叛乱。为抗击武装干涉和平定叛乱，苏俄加快各地工农力量的发展。1919年3月，正义党正式采用俄共的党章，更名为伊朗共产党。伊朗共产党(以下简称“伊共”)成立后，伊朗左派以伊共为主体，还包括伊朗国内民族主义运动中的左翼。相比正义党而言，伊共的斗争目标是在伊朗建立政权和推行社会革命，在革命方式上主张对伊朗社会开展世俗化的彻底改造。此外，正义党是外高加索穆斯林地区党支部(即阿塞拜疆社会民主党)的一个民族分支，而伊共则正在实现向伊朗地区独立党支部的转变，比较而言，伊共的组织结构更加严密。自1919年3月至1921年秋，伊朗左派运动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1919年底，苏俄红军抵达伊朗边境。1920年4月苏俄红军攻占巴库。此后，苏俄红军追击白俄残部进入了伊朗北部。苏俄红军不仅肃清了白俄，还逼迫英国分遣军从里海、伊朗西部和北部等地全面收缩，渗透到高加索地区的英国干涉军被彻底清剿。苏俄红军的挺进将外高加索和伊朗西北地区连成一片。伊共随同苏俄红军进入伊朗，初步建立起国内组织。随着苏俄红军向伊朗内陆挺进，布尔什维克思想对伊朗境内的民族主义运动产生很强的吸引力。其中由库切可汗领导的“森林人运动”主动与苏俄取得联系，伊朗共产党成员加入“森林人运动”的队伍，并在当地接纳新党员，此后迅速发展。
1920年5月，苏俄红军与“森林人运动”联合占领拉施特，接着红军占领了伊朗的里海港口城市恩兹利。1920年夏，在恩兹利召开的大会上，伊共和“森林人运动”第一次正式结成“民族统一战线”。伊共通过了推翻恺加王朝和驱逐英国殖民者、动员工农建立共产主义政治团体、支持所有反英力量直至夺取政权的行动纲领。1920年6月，伊朗革命委员会在吉朗建立革命政权，伊共和伊朗民族主义运动共同铸就了吉朗苏维埃共和国。1920年4月，大不里士也爆发了反对恺加王朝的民族主义运动，并成立了阿塞拜疆民族政府。1921年7月，穆罕默德·达吉汗在呼罗珊起义，要求自治。这些地区的起义都得到苏俄支持，这导致了德黑兰统治土崩瓦解。伊共希望在苏俄红军配合下，进一步发动全国范围的武装革命，以实现建立全国苏维埃的最终目标。
伊共领导人苏坦扎德认为，伊朗当前的革命任务是既要反英帝国主义侵略，又要反对王权统治，还要反对地主阶级。他主张立即进行共产主义革命。伊共在吉朗推行社会主义改造，实行了没收地主土地、没收商人和手工业者财产的激烈措施，还进行了反宗教宣传，并将之在拉施特和恩兹利等地推广。伊共在联邦政府所控制的地区进行经济改革，对工厂、矿山、银行、交通和水利等基础设施实行国有化，保护小生产者的利益，将宗教地产(瓦克夫)分给农户，中央政府集中统筹公共住房等。
在政治上，伊共主张民族平等和民族自治。1920年6月，伊共在恩兹利选出了中央委员会，并承认伊朗联邦共和国内各族群的存在和民族的权利。为了从制度上保证各民族权利的实现，伊共要求在伊朗各地建立苏维埃基层单位，即以苏维埃民主方式提高各族工农群众的政治地位，成立红军以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建立民族平等、自愿基础上的苏维埃联邦制国家。伊共在民族问题上，最终逐渐形成了以民族平等、民族自治和建立联邦制民主共和国为原则的基本纲领。
（三）“民族统一战线”分裂、伊共内部分化并走向失败(1920年6月—1931年)
伊共在进入国内后，提出阶级合作的主张，即联合本土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争取中小地主和部落酋长的支持，共同反对英帝国主义、王权及大地主的统治。伊共同当地的民族主义组织结成政治和军事联盟。然而，吉朗苏维埃共和国建立后，“民族统一战线”内部出现了严重的分化。伊共推行的社会革命遭到民族主义运动的反对。民族主义运动代表人物库切克汗认为，伊朗经济上仍然处于前资本主义阶段，旧势力占统治地位的现状没有改变，产业工人并没有得到充分发展且农民仍愚昧，牧民从属于酋长，小资产阶级在外国资本入侵的威胁下生存困难，因此当前应进行民族主义革命，当务之急是领导各阶层共同对付外国资本及其国内代理人。
民族主义运动与伊共开始相互排斥。伊共中央委员会在吉朗推行左倾错误路线，他们得到“森林人运动”中的左翼爱赫萨诺拉汗的支持，排挤了库切克汗。库切克汗于1920年7月率“森林人运动”武装组织游击队返回森林，造成统一战线分裂。此后，伊共在内政上陷入孤立，他们对外还执行了军事冒险政策。1920年8月，爱赫萨诺拉汗率军进攻德黑兰遭到惨败，回撤过程中，追击的政府军攻下吉朗苏维埃首都拉施特，使革命濒临覆灭的危险。左派和民族主义运动组成的统一战线的瓦解严重削弱了革命力量。
此时，伊共内部就革命道路分为两派，一派主张社会革命，另一派主张民族主义革命。社会革命派以苏坦扎德为代表，是激进社会革命的推行者，该派在伊共中央委员会占居上风，在吉朗强制推行社会主义改造，这一派又称“激进派”。民族主义革命派以海德尔汗为代表，认为伊朗没有大工业，不存在现代工人阶级，即便存在工人阶级，他们苦难的根源也并非资本主义，而是社会的长期停滞，过早提倡社会革命会导致民主力量走向对立，这一派又被称为“温和派”。
1920年9月，伊共参加了在巴库举行的东方各民族代表大会。会上共产国际巴库支部清算了伊共激进派的错误。大会通过《关于伊朗社会经济状况和正义党、伊朗共产党策略的提纲》，即“海德尔汗提纲”，指出伊朗处于从宗法氏族和封建的生活方式向资本主义过渡的阶段，因而不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联合爱国力量，要同民族主义力量合作等。会后，海德尔汗组建伊共第二中央委员会，伊共由此形成两个中央并立的局面。伊共的分化不仅引起内部思想混乱，而且也大大削弱了自身的力量。
民族主义运动又分化为以吉朗共和国的军政部长哈鲁·库尔班代表的库尔德族运动和库切克汗的“森林人运动”两大势力。1921年秋，统一战线名存实亡，分裂为四部分割据势力:伊共占据恩兹利、库切克汗占据富明、哈鲁·库尔班占拉施特、爱赫萨诺拉汗占据拉希詹。1921年9月29日，库切克汗发动政变，杀害了海德尔汗及伊共骨干党员，摧毁了恩兹利和拉施特两地的共产党组织，使伊共付出惨重代价。这次政变导致革命阵营陷入混乱和恐慌，“森林人运动”因此趋于瓦解，不满库切克汗的一派离开森林游击队，吉朗共和国摇摇欲坠。哈鲁·库尔班率部向德黑兰投诚。1921年11月2日，德黑兰政府派出哥萨克军攻陷吉朗共和国首府拉施特，森林游击队被击溃。爱赫萨诺拉汗率残部逃亡苏俄，吉朗共和国就此覆灭。
吉朗共和国失败后，伊共激进派苏坦扎德被召回莫斯科。伊共温和派采用议会斗争方式继续在国内活动，伊共是第四届和第五届议会中的四大政党之一，其他政党分别是民族联盟、复兴党和社会党。伊共提出反对王权统治、反对大地主和封建特权、实行国有化、保护工农和小生产者利益、建立伊朗联邦共和国等主张。伊共还组织了1929年纺织工人、石油工人系列罢工。不过，伊共还是没能避免受到政治排挤，组织遭到破坏。1931年，伊朗议会通过了《反共产主义法》，宣布伊共为非法组织，并以武力解散和取缔了伊共。至此，伊朗左派第一次运动彻底失败。伊共残余流亡国外，在苏联，伊共受到苏共的审查和严厉压制，伊共领导人苏坦扎德被扣上“分离主义右派”和“反列宁主义左派”等帽子，在1938年苏联大清洗中遇害。
三、伊朗第一次左派运动失败的原因
苏俄对左派政策的前后转变是导致伊朗第一次左派运动失败的直接原因。苏俄在政权初创之时面临的国内外形势险恶，为应对英国武装干涉，需要将伊朗北部地区作为屏障。然而，苏俄为了使自身利益最大化，一面支持伊朗北部民族主义运动，一面继续与德黑兰政府寻求友好关系。苏俄曾向伊朗中央政府派出谈判代表，要求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但遭伊方拒绝。《1919年英伊协定》签订后，德黑兰实际处于英国控制下，苏俄才转而呼吁伊朗工农，谴责英帝国对伊朗人民的奴役，并表示要向伊朗人民伸出援助之手。即便如此，苏俄仍然没有放弃与德黑兰的外交接触，为了争取德黑兰政府，苏俄多次向后者表达对伊内政的不干涉态度。
苏俄对伊朗左派的政策随着自身国家利益的需要而变化，这种两面下注的外交政策被证明是对伊朗左派的发展非常有害的。苏俄为维持战时经济，急需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贸易，英苏在商约谈判中，苏俄改变了对左派的支持态度。英苏商约签订时，苏俄承诺不支持东方革命，停止反英宣传。1921年2月26日，苏俄与礼萨汗签订《苏伊友好条约》时，德黑兰保证苏俄撤军后阻止英军跟进，阿塞拜疆苏维埃共和国的安全及其在里海的地位得到了保障;同时苏俄表示，不再支持伊朗国内分离运动。这标志着苏俄对伊朗政策的转变，伊朗左派失去强大的外援。
除苏俄因素外，伊朗左派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是导致其最终失败的根本原因。
第一，当时伊朗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是一个决定性因素。20世纪初，伊朗经济上仍然处于前资本主义阶段，旧的势力占据统治地位的现状没有改变，德黑兰仍在保守力量控制下，西北部和北部之外的广大地区仍处于封建主义蒙昧状态。封建王权、宗教势力和部落政治是阻碍民族发展的主要因素。因此，20世纪初，伊朗的首要任务是推翻王权专制、赢得民族独立并发展市场经济，资产阶级性质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仍是主要任务。十月革命后，伊朗左派运动在苏俄的强力推动下快速发展，这促使左派憧憬在伊朗推行彻底的社会革命。伊共要求推翻外国资本和王权的统治，但同时将商人、地主和资产阶级纳入打击范围，这威胁到民族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权，从而使民族革命阵线内潜在的阶级对立表面化。左派的主张超越了伊朗国内各族社会发展阶段，必然因多面树敌而陷入孤立。其结果是民族主义运动将左派视为资产阶级民族和民主革命的首要敌人，本应是左派运动同盟军的民族主义运动蜕变成扼杀左派的敌对力量。
第二，伊朗左派的阶级基础薄弱。农民是伊朗社会结构的主要部分，工人阶级人数少，该群体包括巴库油田工人、沿里海的港口城市工人、铜矿工人和水利(地下水)工人，但大部分仍是农业工人。他们充当非熟练工人，工薪少、地位最低，却并没有因为恶劣的条件而萌生反抗意识，他们专注于改善经济条件而非政治地位的提高。伊朗工人的阶级属性尚未成熟，阶级意识尚未觉醒。因此，左派尚不具备足够的社会基础和政治组织力量。
第三，从阶级成分看，左派成员大部分来自伊朗社会的小资产阶级群体，而非工人阶级。阿兹尔人阿斯拉尼指出，在伊朗左派中，巴库支部绝大部分机构的成员仍是公职人员、知识分子、商人或农民。波尔－罗门斯基(E．Bor－Ramenskii)则认为，伊朗社会民主党成员来自商人、手工业者、高利贷者、小地主、中下级乌来玛、工人等群体，无产阶级成员数量很少。不少研究者正是据此认为，伊朗左派政治上不成熟，无产阶级骨干缺乏，因而倾向于将其归入非无产阶级政党行列。
第四，在组织和团结工人阶级的过程中，伊朗左派面临难以跨越的族群界限。左派各级组织结构中，隐含着民族和教派对立的格局。大不里士的左派组织基本是清一色的阿兹尔人，他们所操阿兹尔语本系突厥语分支，是蒙古征服后民族融合的产物。德黑兰和卡拉季等地的左派以波斯族为主，所操波斯语通行于伊朗各地。左派组织全国统一后，在左派中央委员会的教育发展计划中，推广波斯语教育的措施遭到大不里士左派的反对。左派中不同民族及不同区域间也存在经济和社会发展差距，库尔德人的部落社会地处偏远农村或山区，经济状况落后，而伊朗基督徒主要是城市中较富有的熟练工人、政府职员、知识分子等工薪阶层。民族矛盾成为困扰左派发展的一大难题。
第五，左派的族群结构不利于其长远发展。左派宣扬的平等观念获得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派的支持，这两类群体在左派中占相当高的比例。由于伊朗主要族群长期形成分区聚居和自治的格局，左派运动一开始局限于一定区域，以工农运动或少数民族运动的形式出现，而少数民族自治或独立运动的特质更为明显。左派发展组织时，得到来自波斯人、阿拉伯人、库尔德人的支持很少。左派运动影响的地区仅限于北部和西部，其他地区远没有作好社会革命的准备，增大了左派革命成功的难度。此外，左派所建立的地方民族政府很容易因被贴上民族分裂主义的标签而陷入孤立。
第六，左派在组织、领导核心及理论政策等方面都远未发展成熟，左派移植苏俄共产主义革命，简单照搬苏俄成功经验，改革措施脱离伊朗实际，失去了大众支持。拉施特的伊共中央委员会在吉朗推行的“改革”，使左派陷入空前孤立。左派在土改中脱离农民大众，伊共中央委员会同意由地主征税的不当措施使农民处境雪上加霜，最终遭致农民激烈反对。农民在土改后税收负担加重，为了还债不得不卖掉耕牛，而这种情况在恺加王朝时期都未曾发生过。此外，左派没收财产对农民和小商人造成严重影响，并与宗教群体交恶。
四、结 语
伊朗第一次左派运动的兴衰过程折射着20世纪上半叶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较为普遍的几个共性问题。
第一，左派在社会革命和民族主义革命之间如何选择革命方式的问题。左派在这个问题上分裂为社会革命派和民族主义革命派。左派致力于唤醒工人群体的阶级意识，这一过程是漫长的。如果通过大力推进疾风暴雨式的社会革命以缩短这一过程，必会适得其反，激化阶级矛盾。伊朗落后的社会状况制约了左派运动的发展。这一时期，工人阶级力量弱小，全国性的，跨越地域、民族和教派的阶级没有形成，左派倡导的社会革命条件还不成熟，超前的社会革命不利于左派运动的发展。20世纪初，伊朗经济上仍处于前资本主义阶段，旧势力占据统治地位，广大地区仍处于封建主义蒙昧状态。英帝国主义在伊朗加强渗透，阻碍了伊朗的民族独立和发展。在当时，民族主义革命肩负着民族独立和铲除封建主义的双重任务，左派应当以民族主义革命的方式开展工农运动。在左派运动中，民族主义革命和社会革命缺一不可，民族主义革命是左派社会革命的先决条件和重要的组成部分，社会革命是民族主义革命的后期阶段和高级形式。因而在左派运动中，民族主义革命先行，而社会革命需要循序推进。
第二，左派如何处理与苏俄及共产国际间的关系问题。就起源来看，伊朗左派运动是外部因素影响的产物，随着十月革命的冲击波兴起，又随着苏俄控制范围收缩而走入低落。这场运动的主要领导者与莫斯科及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巴库支部有密切联系，这场革命是苏俄向世界输出革命的一个突出的表现，伊朗第一次左派运动具有明显的外源性。当伊朗左派在外高加索地区发展的时候，伊朗左派的利益与苏俄的国家利益具有暂时一致性。然而，当左派进入本土并建立国家政权后，关系左派生存的根本利益同苏俄的国家利益之间出现差异，左派的存亡同本民族的命运成为一体，此时，左派必须脱离苏俄地区党组织的身份，以平等的地位调整与苏俄的关系，以对等的方式开展同苏俄的合作。左派只有摆脱对苏俄的过分依赖，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和自主权才能正确地处理同苏俄的关系，避免在变动的时局中成为交易的牺牲品。
第三，伊朗左派如何处理与民族主义运动的关系问题。在专制王权和外国资本的联合反动统治结束前，左派和民族主义运动之间是天然的联盟关系。第一次左派运动中，伊朗左派运动同民族主义运动一起发力，二者在伊朗北部和西北部地区形成交织局面，左派同民族主义运动联手，阶段性地实现了革命的目标。民族革命任务实现后，左派与民族主义运动的关系会发生质变，从联盟转变为对手。左派在处理与民族主义运动的关系上很难适应这种转变而及时调整。实际情况是，左派在民族革命阶段容易丧失政治的独立性，沦为民族主义运动的副手;而在民族革命任务完成后，主张推进社会革命的左派将成为民族主义运动的打击目标。因此，左派在同民族主义运动结盟的同时应当在组织上和政治上保持独立，在组织和发动工农方面打下坚实的社会基础，只有这样，在后民族革命阶段中，左派才能独立领导工农运动，成功地推进社会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