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萨迪克·赫达亚特（1903-1951）被认为是伊朗现代文学史上最早且最具世界影响力的作家之一。文章从波斯苏菲古典文学传统角度出发，重新梳理和分析作家的生平和作品。赫达亚特的一生贯穿了对伊朗传统文化的挚爱，不仅人生经历与波斯苏菲托钵僧相似，而且其作品特别是心理和讽刺两种类型的小说，无论形式和内容都充分契合波斯苏菲古典文学传统，是对波斯苏菲古典文学的传承和延续。关 键 词 赫达亚特；波斯古典文学；心理小说；讽刺小说作者简介 沈一鸣，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西亚系讲师。

文章来源 原文刊登于《回族研究》，2020年第2期。全文如下：

萨迪克·赫达亚特（Sādigh Hidāyat，又称赫达雅特，1903—1951）被认为是伊朗现代文学史上最早且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赫达亚特的作品涵盖现代文学的各类体裁，包括心理小说，讽刺小说、戏剧、民谣、论文、波斯语翻译的法语小说和巴列维语文献等，其中一些已被翻译成英语、法语、德语、俄语、汉语、日语等多种文字，在世界文学领域颇受重视，研究热度一直延续至今。在已发表的相关研究成果中，研究者主要得出以下两点结论。首先，相比于波斯传统文学，研究者更强调西方文学的现代性对赫达亚特创作的影响，即赫达亚特的作品通常被诠释为西方现代文学体裁和叙事结构下对伊朗传统形象的描画。其次，作为一位以自杀结束一生的作家，对赫达亚特的研究多围绕死亡主题展开，将赫达亚特的生活经历以及书信和作品等材料与其最终对死亡的选择相关联。近期重读赫达亚特作品，笔者认识到，赫达亚特作品在上世纪初借鉴的西方现代文学技法在当今全球化的世界文坛早已失去了现代性和独特性。如果单方面强调作品受到西方现代文学的启蒙和影响，似乎并不能充分破解赫达亚特作品一版再版，直至今日仍吸引伊朗国内外文学爱好者的原因。但是，如果将赫达亚特的生平和创作历程结合波斯文学，特别是波斯苏菲文学史重新解读，可以看到赫达亚特作品现代性色彩的背后交织着波斯苏菲古典文学的线缕。有学者已注意到波斯苏菲文学传统对赫达亚特创作的深入影响。穆宏燕在《〈盲枭〉的现代和传统》一文中对《瞎猫头鹰》的分析认为，该作品在受到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影响的同时，也“根植于伊朗深厚的传统文化”，且“苏菲思想对伊朗文学的影响十分深远”，而赫达亚特“通过自己的潜意识，将东方伊斯兰世界中的苏菲主义思想注入作品之中”。笔者在此前发表的《传之传承——赫达亚特及其传记文学研究》一文中也曾指出赫达亚特传记作品主要传承了波斯苏菲传记文学传统。苏菲哲学通常被认为通过理论与实践结合，在仁慈和爱的维度中找到了其特征表达。对美和爱的赞美构成了苏菲的传统美学元素，不仅成为苏菲文学的典型特征，而且为读者设定了审美标准。苏菲文学对中世纪波斯文学影响深远。在被称为波斯古典文学“四大支柱”的诗人，即菲尔多西（约940—1020）、鲁米（1207-1273）、萨迪（约1210—1291）和哈菲兹（1325/26—1389/90）中，后三者的作品皆可算作波斯苏菲经典之作。纵观赫达亚特的一生所历及其作品，无不倾注了作家对伊朗，特别是伊朗传统文化的爱慕之情。我们也可以尝试把赫达亚特对伊朗传统文化的钦慕和眷念看作是一种苏菲之爱。在下文中，笔者将从波斯苏菲文学的角度全面回顾赫达亚特的一生及其作品，我们将发现爱的主题为我们揭示了赫达亚特一生及其作品创作的神秘画卷，带领我们破解赫达亚特作品成为世界文学宝库经典的成功密码。一、寻爱之路：赫达亚特生平回顾赫达亚特作为伊朗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却鲜有人了解其职业生涯和作品之外人生的诸多细节，这也使得赫达亚特无论生前还是身后都被视为近乎神秘的人物。赫达亚特一生在孤独中徘徊，从未结婚；在欧亚大陆间漂泊，却并未留下太多痕迹，而于1951年在巴黎自杀身亡的事件更是为其人生和文字增添了神秘色彩。孤独的徘徊，漂泊的一生，突然且具有象征意义的身故，使得赫达亚特的人生经历与孤身云游四海的古典波斯苏菲托钵僧的形象相映衬。赫达亚特于1903年2月17日生于德黑兰的一个显贵家庭，从小在伊朗接受现代精英教育。虽然赫达亚特的童年在伊朗立宪革命（1905—1911）直至巴列维王朝（1925—1979）建立期间的动荡中度过，但当时的伊朗政权更替似乎并没有干扰赫达亚特的兴趣和文学实践。在校学习期间，年轻的赫达亚特对家庭安排的教育全无兴趣，只钟情于波斯和法语文学，并已开始了写作练习。作为文学事业的起点，赫达亚特在20多岁时即出版了两本小册子，一本是《欧玛尔·海亚姆的四行诗》（Rubā‘īyāt-i Hakīm‘Umar Khayyām），另一本是《人与动物》（Insān u Hayvān）。此后不久，海亚姆又在相关主题的两本书，即《素食的优点》（Favāyid-i Giyāhkhurī）和《海亚姆的旋律》（Tarānihā-yi Khayyām）中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观点。可见，海亚姆和素食主义是赫达亚特在文学生涯早期一直持续关注的主题。在古典波斯语世界，欧玛尔·海亚姆（1048—1131）通常被认为是一名哲学家和数学家。直至19世纪末，在英格兰的爱德华·菲茨杰拉德（Edward FitzGerald，1809—1883）把海亚姆的四行诗从波斯语译成英语后，海亚姆的诗歌方才开始在全世界广为流传，而海亚姆也因此以诗人身份跻身世界文坛。与此同时，海亚姆及其诗歌在波斯语世界外的流传和热潮又反向影响了伊朗学者对其在波斯文学史上的评价。可以说，这是一件通过对波斯古典文学的重新诠释从而提升伊朗的国际认可度的成功实践。海亚姆很可能吸引了初出茅庐的年轻作家赫达亚特的关注，启发甚至激发了其民族自豪感。而针对赫达亚特对素食主义的兴趣，从文本内容看，作者重在阐释素食主义对动物保护的重要性，体现了作者一颗普世的怜悯之心。这一时期青年赫达亚特的作品多以模仿为主，被研究者们普遍认为尚不具有“文学分量”。然而，从作者对海亚姆和素食主义这两个主题的长期关注可以看出，赫达亚特从青年时期即已怀有一颗对生命的爱护之心，以及对伊朗文明的爱慕之情。1925年，赫达亚特作为少数几名获得国家奖学金的伊朗学生之一启程前往欧洲留学。这应是他那个时代年轻人的荣耀，但似乎赫达亚特对伊朗政府或家人安排的学科并不满意。他在欧洲辗转多地，并尝试了多个理工类专业，却一直没有稳定下来。1927年，赫尔亚特试图在巴黎投马恩河自杀，后被一艘渔船救起。1929年，赫达亚特最终被伊朗政府允许改修法国文学，这是他自童年以来一直保持的兴趣。然而他似乎仍无法适应法国的生活。1930年夏，赫达亚特在欧洲留学近5年后终于回到伊朗，没有带回任何学位。留学欧洲是赫达亚特人生中第一次离开伊朗，标志着其波斯苏菲托钵僧般的漂泊生涯的起航。这也是他第一次尝试自杀。我们所知的两次自杀事件分别发生于1927年和1951年，在同一个城市巴黎。我们无法得知自杀是否是赫达亚特自20岁以来一直痴迷了24年的想法，或者只是偶然的冲动。但毫无疑问，赫达亚特的自杀行为为其一生和作品赋予了一种悲观色彩。与留欧学习的心不在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赫达亚特在欧期间的创作产量颇丰，并开始尝试不同文学体裁。他在此期间完成的作品包括短篇小说集《活埋》（Zinda Bi-gūr）、讽刺小说《创造的传说》（Afsāna-yi Āfarīnish）、散文《死亡》（Marg）、戏剧《帕尔温，萨珊的女儿》（Parvīn Dukhtar-i Sāsān）等。其中《活埋》一文是赫达亚特首次尝试心理小说。可以说，留学欧洲的经历带给赫达亚特的并非学历成就，而是在欧洲，特别是文学圣地法国期间接触到丰富多样的文学作品，由此在文学道路的前行过程中开阔了眼界，提供了文学创作不同的表达方式和可能性。赫达亚特返回伊朗后，曾在政府部门短期任职。1936年至1937年间，赫达亚特前往印度旅行。在那里，赫达亚特学习了中古波斯语，即巴列维语。新语言的习得为赫达亚特开启了直接接通古代伊朗文明的大门。在20世纪30年代，赫达亚特又出版了两部短篇小说集，首先是心理故事集《三滴血》（Sa Qatra Khūn），然后是《明亮的阴影》（Sāya-yi Rawshan）。此外，赫达亚特还出版了中篇小说《阿拉维夫人》（‘Alavīya Khānūm）、历史剧《马兹亚尔》（Māziyār）、游记《伊斯法罕半天下》（Isfahān Nisf-i Jahān）以及心理小说代表作《瞎猫头鹰》（Būf-i Kūr）。与此同时，赫达亚特还在波斯民间传说以及民谣研究上有所贡献，出版了民谣集《乌萨纳》（Usa-na）和包含了波斯民间传说、传统、迷信和民间宗教的续合集《内兰吉斯坦》（Nayrangistān）。此外，赫达亚特还开始通过法语译介世界文学作品，如将俄国作家契诃夫（1860—1904）的短篇小说《醋栗》的法译本翻译成波斯语。脚跨西方和伊朗文明，赫达亚特身体力行地履行着文学中介者的角色。从这一时期的作品来看，赫达亚特一边仍在继续心理小说的写作实践，一边开始在伊朗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田野调查，由此开启了其追溯伊朗文化传统的新旅程。如果说欧洲留学扩展了赫达亚特文学视野的广度，那么印度之行则引领作家进入伊朗文明的纵深之处，由此大大激发了其创作热情，成就了20世纪30年代赫达亚特文学生涯中富有成果和创造性的时期。紧接着的20世纪40年代对于伊朗和赫达亚特个人来说都是充满希望和失落的10年。1941年二战盟军入侵伊朗，礼萨·巴列维国王（1878-1944）退位。赫达亚特结束了在各类公职间的漂泊，开始以作家身份为各类文学期刊进行翻译和编辑工作。期间，他的几部从法语翻译的波斯语文学译作相继出版。同时，赫达亚特继续研读巴列维语文献，并完成了更多的翻译，包括《帕巴克之子阿尔达希尔行纪》（Kārnāma-yi Ardashīr-i Pāpakān）、《善思祭之释经》（Zand-i Vuhūman Yasn）等。1942年，短篇小说集《野狗》（Sag-i Vilgard）出版，集中的八个故事大部分完成于赫达亚特早年。作为编辑，赫达亚特还在这10年中发表了多篇文学研究性和批评性文章，包括《柴可夫斯基》（Chāykovski）、《文学研究的新方法》（Shīva-yi Nuvīn dar Tahqīq-i Adabī）、《波斯诗歌中的一些新方法》（Shīvahā-yi Nuvīn dar Shi'r-i Fārsi）和《关于〈维斯与朗敏〉的几点注释》（Chand Nuktadarbāra-yi Vīs va Rāmīn）等。这些文章可以说是其对现代西方文学和波斯古典文学研究的成果总结。与此同时，20世纪40年代新兴的社会和政治氛围使得左派活动扩展到文学领域。赫达亚特的注意力也因此投向伊朗两大势力，即独裁君主和神职人员，并由此创作了一些广受大众欢迎的文学作品，如代表作讽刺小说《哈吉老爷》（Hajjī Āqā）、传说故事《生命之水》（Āb-i Zandigī）和短篇小说《明天》（Fardā）等。由此可见，随着巴列维语水平的提高以及对古代伊朗文明研究的深入，赫达亚特在整个20世纪40年代的作品呈现出对伊朗传统文化的追寻与探索、伊朗现代社会的批判与反思，以及西方现代文学的译介与融合三足鼎立的特征。不同时空下社会和文化的交错，既是赫达亚特游走于东西方文化之间的领悟与收获，也是作家徜徉在历史长河中对由古及今伊朗文明的探索与反思。至此，赫达亚特的作品无论体裁和内容更加丰富立体，展现出作者对古代伊朗文明的骄傲与认同，以及对现代伊朗社会遭遇的苦难所怀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赫达亚特竭力维持在伊朗的体面生活，但似乎已失去了家人和朋友的支持。1950年底，赫达亚特离开德黑兰前往巴黎寻找新机会。1951年4月9日，他在巴黎的一间小租赁公寓里用煤气自杀身亡。据说赫达亚特在其自杀前丢弃或烧毁了一些文稿，只有少量文稿留存于世。从苏菲哲学的角度探索赫达亚特的一生及其作品创作，可以发现赫达亚特不仅漂泊一生的经历与古典世界云游四方的波斯苏菲托钵僧的形象相近，而且其写作实践中所表达的人文关怀，以及对伊朗文明和波斯文学长久而愈加深刻的爱，也在现代社会中无时不复刻着古典苏菲僧人从身体到心灵体验中对爱的不断追求。赫达亚特践行各种文学体裁，尝试新旧文学类型，融合东西方文学精华，在每一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造诣。然而，这条情系伊朗文明之路似乎无法带领赫达亚特抵达其所爱之地。无论是赞颂还是讽刺，他所挚爱的伊朗文明在现实世界的激荡中风雨飘摇，想要重回过去的荣光似乎遥不可及。如果说苏菲修行的最终目的就是与其所爱“浑化”于一体，那么对赫达亚特来说，寻爱之路已然阻隔，他既已无法寂灭于其所爱，不如远离，避走他乡而了结生命。二、爱之流彩：赫达亚特作品解读波斯苏菲哲学视角下的赫达亚特生平回顾凸显出作家的一生所历与古典波斯苏菲托钵僧相契合。作为思想的一面镜子，赫达亚特作品如若在波斯苏菲古典文学视角下审视，又将会反射出何种流彩？波斯苏菲古典文学按作品内容一般可分为理论作品和实践作品两大类。波斯苏菲古典文学多以诗歌为载体，将苏菲哲学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展现爱情之美，讴歌爱情，并描述接近所爱之体验，正如哈菲兹的抒情诗和鲁米的《玛斯纳维》。此外，还有一些苏菲学者如贾米（1414—1492）等则通常以散文和诗歌两种体裁分别创作理论和实践作品。在赫达亚特的一些作品中，作者通过不同体裁和角度阐释和分析了伊朗传统文化之美，是对伊朗之爱的必要条件。这些作品可以归类为苏菲哲学的理论著作，其中包括剧本《帕尔温，萨珊的女儿》、短篇小说《最后的微笑》（Ākhirīn Labkhand）、游记《伊斯法罕半天下》，以及对传统民谣和民间宗教的人类学研究成果和对中古波斯语的研究作品等。而赫达亚特作品中最具分量且受到海内外认可的心理小说和讽刺小说，则契合了苏菲哲学的实践体验。心理小说偏重于个人追求所爱的内心体验描述，而讽刺小说则紧贴现实，用负面案例反向提醒读者避免误入追求所爱道路上的歧途。从文学类型来看，心理小说和讽刺小说在现代文学体系中差异显著。但正如前文所述，在波斯苏菲文学发展史中，对内心体验的描述和对现实世界的讽刺早已通过波斯古典诗歌的形式得以一同呈现，两者相得益彰，成为波斯文学中一道亮丽的风景。虽然同时期伊朗作家也有上述两种类型作品问世，如伊朗意识流小说代表人物胡尚格·古尔希里（Hūshang Gulshīrī，1938—2000）和讽刺小说作家霍斯鲁·沙杭尼（Khusrow Shāhānī，1929—2002），但有能力同时驾驭这两种类型文学且皆达到同等高水平的，在伊朗自近代以来也仅赫达亚特一人。正如穆宏燕所述，“可以说，伊朗20世纪上半叶最具有幻想性（《瞎猫头鹰》）与最具现实性（《哈吉老爷》）的作品都出自赫达亚特之手”。因此，在波斯苏菲文学语境下对赫达亚特的心理小说和讽刺小说进行研究，将有助于揭示赫达亚特成功驾驭两种不同文学体裁的原因。下文即从心理小说和讽刺小说两个方面对此问题进行探讨。1.心理小说心理小说有别于传统小说，通常以主人公的思想意识尤其是自我意识为叙述中心，把叙写与心理的自我剖析融于一体，由此展现内心活动或是心理活动的流动过程，其审美视角表现出内化倾向［6］。这一体裁恰恰契合了苏菲在追求真理的实践过程中的个人心理体验。这些实践体验具有强烈的个人神秘主义色彩，多为导师与学生间口耳相传，很少被记录下来，又或记录的文字因过于个性化而难于理解。因此，苏菲文学的作者们通常借助隐喻、夸张、拟人、双关等修辞方法，用诗歌形象而生动地展现在追求真理，追求爱的道路上的心理体验。这其中最常见的即为诗人将造物主比喻成美人，借助美酒，在醉意朦胧中描述美人和天堂的美好，以此表达对美人的爱慕之情。赫达亚特文学生涯伊始就开始了心理小说的创作。早期短篇小说《活埋》的尝试，及至中篇小说《瞎猫头鹰》的长期打磨，再到心理小说集《三滴血》的完成，见证了赫达亚特心理文学创作的成长与成熟过程。《活埋》是以一个自杀尝试者的口吻，叙述其试图以吞鸦片、氢化物等方式自杀未遂的心理历程。在叙述者看来，“人生如戏”，哪怕肉体仍然存在于这个世界，但是讲述者为“感觉到自身的存在而不快和不适”。他认为自己的精神已死，相当于在这个世上被“活埋”了。而后期的《三滴血》一文，则以一个精神病人的视角观察周围世界，重新思考对“理性”和“真实”的定义。两部作品创作年代相隔较远，而实际上针对的是同一主题，即“灵与肉”。精神与肉体间的矛盾与不适，导致精神意识到肉体在现世存在的苦痛，于是精神企图剥离肉体，即离开现世。这种对“灵与肉”的辩证关系，以及脱离肉体的存在后精神何去何从的疑惑和探索，正是苏菲哲学的基本议题。在赫达亚特心理小说代表作《瞎猫头鹰》中，作者借一位无名画家之口，从现实和心理两个层面讲述了画家的一段人生遭遇。整篇小说以画家遭遇、丢失、重寻一个绝色少女的过程为主线，少女时真时幻，可望而不可及，由此引发画家“油然产生一种爱情草式的爱的狂热”。画家一方面认识到“所有这些［寻找］行动都是徒劳，因为她不可能与这个尘世的东西有什么关联”，但另一方面却不停下找寻的脚步。当画家最终找到他所爱的这个美少女时，“全然忘记了其他人的面孔”，“消融在一种深深的难以言状的迷幻之中，摆脱了肉体的羁绊”。“在超睡眠状态中，慢慢地消失在空无，使我（画家）不再感觉到自己的存在”。追寻所爱是波斯苏菲文学中最重要的主题之一，代表作当属阿塔尔（约1145-约1221）的《百鸟朝凤》（Mantiq-ut-Tayr）。“三十只鸟”（波斯语sī murg）出发寻找鸟王，历经艰险，最终却发现他们自己即为“鸟王”（波斯语sīmurg），由此也体现了30只鸟与鸟王浑化于一体的过程。《瞎猫头鹰》中的画家对绝色少女的追寻之路，与苏菲追寻真理之路何其相似——驱动画家追寻的是与苏菲同样的狂热之爱，而当画家在找到美少女的同时，也失去了自我意识，脱离了尘世间的联系，最终与其所爱合二为一。在《瞎猫头鹰》中，赫达亚特成功糅合了波斯苏菲文学的多种元素。首先，作者并没有像在《活埋》和《三滴血》等作品中那样将“灵与肉”严格对立，单一而直白地描述精神和肉体冲突，而是将精神与肉体的寻爱体验糅合在一起。现实和虚幻的交错，时间与空间的跳跃为《瞎猫头鹰》这部小说带来了炫目而迷乱的阅读体验，提升了文本的可读性。其次，《瞎猫头鹰》中的主人公在梦境中反复出现的意象——一个年轻的绝色美女、一个驼背老者、葡萄酒、柏树、陶罐等——皆为波斯古典文学，特别是苏菲文学中的常见意象，极易唤起读者对哈菲兹的《抒情诗集》、鲁米的《玛斯纳维》、海亚姆的《鲁拜集》等波斯苏菲文学的阅读记忆，为现代背景下的叙事带来古典纵深感，从而提升了读者更富有层次的阅读想象。由此可见，赫达亚特的心理小说既包含现代西方心理小说的写作特点，又充满了波斯古典文学，特别是苏菲文学中的象征符号和叙事结构。与其说赫达亚特的心理小说是对西方心理小说的借鉴，不如说西方心理小说的写作形式恰恰契合了波斯苏菲文学对心理体验的写作传统，而赫达亚特的心理小说正是借由西方心理小说发展潮流而实现了波斯苏菲古典文学的延续与复兴。2.讽刺小说讽刺文学在波斯苏菲文学史上有着悠久的历史，主要通过古典诗歌呈现，诗人海亚姆、哈菲兹、萨迪、鲁米、贾米、欧贝德·扎康尼（约1300—1371）等皆有讽刺诗文传世。在诗歌内容上，由于不依赖权贵，且拥有宗教支持的社会地位，苏菲诗人们在文学创作中被赋予了更多的表述空间和表达自由。在表达方式上，云游四海的苏菲深入普罗大众，在语言上多采用简单通俗的词汇，甚至是地方方言，由此逐渐形成了苏菲文学特有的讽刺语言风格，并常通过在诗歌体裁和语言上的革新反讽宫廷颂诗的繁复。在文学表现上，苏菲哲学作品呈现出或“出格”或“犀利”或“夸张”的表现形式，在吸引读者的同时，其“疯狂”外衣下的文字又暗藏苏菲作家冷静的思考和对社会现实的批判。综上，苏菲诗人们借助苏菲哲学思想，用丰富而自由的表达方式赋予了作品更多的想象空间，由此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波斯苏菲讽刺文学。赫达亚特在其文学生涯早期即开始讽刺小说的写作练习，并在20世纪40年代，即其文学生涯最后几年达到巅峰。这些讽刺文学作品包括《创世传说》（Afsāna-yi Āfarinesh）《阿拉维夫人》《狂吠先生》（Vagh Vagh Sahab）《野狗》《爱国者》（Mīhanparast），动物寓言《扯谎的驴子案件》（Qaziya-yi khar-i Dajjāl）《哈吉老爷》《马尔瓦砾之炮》（Tup-i Murvarī）等。赫达亚特的讽刺作品形式多样，针对不同的讽刺对象，语言风格也变化多端。在《狂吠先生》中，赫达亚特沿袭苏菲诗人故意破坏波斯古典诗歌规则的传统，用嘲讽诗篇表达了对保守主义者重形式轻内容的不屑。在《爱国者》一文中，作者讽刺了礼萨·巴列维王朝时期推行的文化和教育政策，反衬出赫达亚特对其一生所爱的伊朗传统文化消失的关注和担忧。在《野狗》一文中，作者受海亚姆怀疑论影响的悲观主义人生观与讽刺相交织，展现了具有自身特色的讽刺风格。而赫达亚特的另一些讽刺作品则语言幽默风趣，人物描画生动自然，在读者的会心一笑中揭开人物虚伪的外衣，表达了对当时伊朗社会中如鱼得水的政治投机者的嘲讽。其中，《哈吉老爷》即为这一类型讽刺小说的集大成者。《哈吉老爷》的主角哈吉老爷生于文盲商人家庭，通过欺诈、贿赂、政治诈骗而获得了巨额财富和社会地位。哈吉老爷的一生挚爱只有钱。为了钱，他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由此在政府部门里如鱼得水，并反过来帮助其获得了更多的利益。在这篇小说中，所有人都对哈吉老爷阿谀奉承，唯一敢于挑战他的只有年轻诗人莫纳蒂·哈格（Munādī al-Haqq）。赫达亚特借莫纳蒂·哈格之口，当面抨击哈吉老爷眼里只有钱，是国家的强盗，却从未在人生中看到“美”、赞美“美”。诗人警告哈吉老爷，世界正在变化，他的时代即将终结。《哈吉老爷》全文语言荒诞幽默，对伊朗各阶层人物的描写惟妙惟肖，说明尽管赫达亚特有着高贵的家庭背景并接受精英教育，但他如苏菲苦行僧般漂泊的一生让其得以观察伊朗百姓的人情百态，进而借此表达对虚伪信仰的蔑视和批判，以及对统治者的道德劝诫。在讽刺文学中，还有一类介于直接和间接之间的常用讽刺形式，即动物寓言。动物寓言在世界文学史上具有悠久的历史，在现代文学中也佳作频现，例如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1950）的《动物农庄》。在波斯古典讽刺文学中，苏菲诗人通常都是擅用动物寓言的高手。从波斯文学早期诗人鲁达基将印度寓言改写成诗歌体裁的《卡里莱和笛木乃》，到两个世纪后阿塔尔的《百鸟朝凤》，再到鲁米的《玛斯纳维》中的印度鹦鹉故事，萨迪在《果园》和《蔷薇园》中的各类动物寓言，直至欧贝德·扎康尼的动物寓言专题《猫与鼠》，这些故事中的动物或带有人类情感，或展现人类个性，承载了作者进行道德劝诫、宗教批判、政治影射等目的。赫达亚特的作品也充分利用了动物寓言这一讽刺形式，作品包括《扯谎的驴子案件》《野狗》等。《野狗》讲述了一条名为帕特的苏格兰狗的故事。帕特早年生活在充满关爱的主人的荫蔽下，一天在和主人外出时，帕特离开主人去追求一条母狗。当他返回原地时，主人却已经离开了。由于穆斯林世界普遍认为狗是不洁的，因此帕特的生活环境变得充满敌意和危险。在野外谦卑地生活了一段时间后，帕特有一天终于从一个陌生人那里收获了善意，得到了爱抚。当陌生人开车即将离开之时，帕特耗尽全身力量去追逐陌生人的汽车，最终精疲力竭，死在了路边。这个悲剧故事通常被研究者解读为作者对礼萨·巴列维统治时期伊朗普通人悲惨境遇的影射。从赫达亚特的人生经历来看，《野狗》中的流浪狗也可被视作因遭遇现代西方文明而被迫改变命运的伊朗传统文化的隐喻。赫达亚特心中高贵的伊朗传统文化就如同帕特一般突然迷失了自我，变得被众人嫌弃，想要寻求一个更好的归宿却终不得。由此可见，赫达亚特的讽刺文学同心理小说相似，一方面承袭了波斯古典文学中苏菲讽刺文学的各种特征，另一方面通过现代文学流行的小说载体，运用不同的写作手法，从多个角度深刻对比现代伊朗的衰退与伊朗传统文化曾经的辉煌，在批判现代伊朗的同时呼唤伊朗传统文化复兴。三、结语从赫达亚特生活时期直至今日，虽时局变幻，但赫达亚特的作品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和影响已被时间和空间所验证。作为一名近代伊朗作家，赫达亚特的经历和作品无不显露出古典波斯苏菲的烙印。赫达亚特云游四海的生活经历和写作实践如波斯托钵僧一般，无论漂泊至何处，生活和工作中唯一不变的主题是对伊朗民族和传统文化的热爱，以及为延续和发扬波斯古典文学辉煌而永不停息的创作实践。当我们用这一视角审视赫达亚特作品，发现这些著作所采用的通常被归源于西方现代文学影响的体裁和写作技巧事实上在波斯苏菲古典文学中并不鲜见，反而更应视为后者这一文学传统的延续。可以说，赫达亚特对伊朗传统的热爱使其深潜于波斯文学的广阔海洋，成功挖掘并发扬了波斯古典文学的精华，并将其融入到西方现代文学影响下的波斯现代文学创作中。因此，贯穿赫达亚特一生的并非此前研究者们关注的死亡主题，而是苏菲哲学层面的爱。正是源于爱，赫达亚特开始了写作生涯；也正是基于爱，赫达亚特坚持其一生的写作实践。赫达亚特的离世并不代表其对伊朗传统文化的追爱之旅的终结。相反，作家将伊朗传统文化融入西方现代文学创作中，使得伊朗传统文化，特别是波斯苏菲古典文学在伊朗文学界，乃至世界文学界中得以延续并焕发生机。而赫达亚特本人，也如同在波斯文学历史长河中闪耀至今的诸多文豪一样在世界文学界大放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