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阿米尔·卡比尔改革是伊朗近代历史上首次全面铺开的早期现代化改革。承继伊朗的传统政治文化与汲取欧洲国家的有益成分，是阿米尔·卡比尔改革理念的核心和主要内容。基于该理念，阿米尔·卡比尔为近代伊朗开创了一种传统-现代混合型的改革新模式。这种改革模式在政治层面表现为传统波斯治国策论与现代威权主义精神相契合，在经济文化层面表现为民族工业和传统文化复兴与现代化建设相衔接，在外交层面表现为波斯传统对外交往之术与现代独立主权外交理念相融合，在军事层面表现为传统征兵制度的时代跃进与新式军备技术相结合。阿米尔·卡比尔改革是伊朗早期现代化的开端，其改革举措不仅巩固了恺加王朝的统治秩序，实现了波斯传统在恺加时代的传承与创新，也率先推动了伊朗传统社会向现代化转型，为伊朗国家现代化进程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关键词 伊朗现代化阿米尔·卡比尔恺加王朝波斯传统现代化改革

作者简介 本文作者蒋真，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郭欣如，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研究生。

文章来源 原文载《世界历史》2023年第2期。全文如下：

一般认为，传统东方国家的现代化具有外源性和后发性的特点，同时又离不开东方国家自身传统所具有的内在规定性。“传统”是经过世代承袭而延续下来的具有稳定性特征的内容，“现代”则是工业文明诞生后人类社会群体生存方式的整体转变。伊朗是一个有着两千余年君主制王朝统治政治传统的东方国家，其传统政治文化和社会关系包括以下诸要素：君权神授和正义之环的统治理念；以迪万制(Dīvān)和行省总督制为代表的政府部门分工体系和地方治理制度；以王权和教权互相竞合为主要特征的政教关系模式；以世袭贵族社会和突厥-波斯游牧-农耕嵌合结构为代表的社会阶层划分；基于少数族群和教派自治理念的帝国族群管理模式；以波斯和伊朗为中心的天下观念以及万国臣服纳贡的世界帝国心态。近代以后，伊朗恺加王朝传统政治和社会结构开始遭到资本主义殖民扩张和现代主权民族国家体系的冲击，因此伊朗的现代化进程面临妥善处理传统波斯政治文化和社会结构与现代西方政府理念和资本主义现代工业经济之间的矛盾关系。至19世纪中叶，以阿米尔·卡比尔(Amīr Kabīr)为代表的伊朗早期改革者便站在波斯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十字路口之处。 作为近代伊朗从传统的中古伊斯兰突厥-波斯社会向现代民族国家过渡的关键时期，恺加王朝的社会转型历来备受伊朗研究者的关注。该王朝在第四任君主纳赛尔丁(Nāsir al-Dīn Shāh)统治期间，经历了从被动接受西方影响到主动学习西方文明的标志性转变，甚至被认为是恺加王朝早期现代化改革的顶峰。因而，国内外学者在传统的伊朗现代化研究语境中，多将纳赛尔丁朝的首位维齐尔(Vizīer)阿米尔·卡比尔的改革实践纳入现代化改革的范畴。西方学者莫妮卡·林格(Monica M. Ringer)认为，纳赛尔丁朝首位维齐尔阿米尔·卡比尔上台后所进行的一系列改弦更张的举措属于现代化的范畴；伊朗学者贾姆西德·贝南(Jamshid Behnam)则认为，伊朗的现代性肇端于19世纪初，纳赛尔丁朝自然被涵盖其中；卡米亚布·沙赫里亚里(Kamyab Shahriari)甚至将阿米尔·卡比尔称作是“伊朗现代化改革的开端式人物”。国内学者冀开运将阿米尔·卡比尔的改革纳入伊朗现代化的开端期，哈全安也指出伊朗的现代化改革开始于19世纪20年代。那么，按照上述说法，阿米尔·卡比尔应当是一个具备现代性思想的政治改革家。然而，著名学者伯纳德·路易斯(Bernard Lewis)指出，“伊朗要到20世纪才真正开始现代化”；研究伊朗近现代史的权威学者阿巴斯·阿马纳特(Abbas Amanat)也指出，近代伊朗的现代化要从1906年立宪革命(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才真正开始。国内学者王铁铮也认为，20世纪初才是伊朗现代化进程的肇始期。基于以上学者的观点，阿米尔·卡比尔改革似乎又并不属于伊朗现代化进程的历史范畴。实际上，阿米尔·卡比尔作为波斯上层统治人物，其在近代伊朗展开的早期现代化改革中所融入的波斯传统性因素遭到很大程度的忽视。阿米尔·卡比尔所开创的“传统-现代混合型”改革模式，不仅实现了波斯传统与现代精神的融合，是伊朗早期现代化的有益探索，同时也为伊朗真正迈入现代化阶段提供了必要衔接。那么，阿米尔·卡比尔在19世纪中叶主政伊朗期间进行的一系列内政外交实践究竟具备何种程度的现代化属性？他的改革举措是否代表与古典波斯-伊斯兰传统的决裂？抑或是其改革理念和实践路径只属于在某种程度上对传统的创新而非指向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为了更好地理解以上问题，笔者试图通过厘清传统波斯政治文化与现代政府和民族国家精神之间的异同，从阿米尔·卡比尔改革理念的核心要义和实践特征出发，深入探究其改革背后的传统成分和现代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分析阿米尔·卡比尔改革对伊朗整个现代化历史进程的意义及影响，从而对他的历史定位有更全面的认知。

一、阿米尔·卡比尔改革理念的形成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全球扩散，世界历史迈入了从前现代社会向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过渡时期，西方殖民扩张加速了东西方文明的交融与碰撞，文明交往逐步迈向全球化阶段。19世纪后，恺加王朝中央政府对伊朗领土的控制力不断减弱，对外战争接连失利，边疆领土不断被蚕食。1828年《土库曼恰依条约》(Treaty of Turkmenchay)签订后，外国传教士获得进入波斯传教的资格，开始在波斯创办教会学校。西方文明对波斯传统社会的渗透全面铺开，而波斯自古以来的天下中心观在西方殖民主义扩张的冲击下逐渐崩溃瓦解。阿米尔·卡比尔的改革理念正是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中诞生。 阿米尔·卡比尔改革理念的形成与他所处的时代息息相关。恩格斯在谈到人物思想与时代关系时曾指出：“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所处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出来的。”19世纪上半叶是恺加王朝历史上大变动的时代，也是世界文明交往格局急剧变化的时代。英、法等西欧国家通过工业革命走上了资本掠夺的道路，沙皇俄国在继承了叶卡捷琳娜二世(Ekaterina II， 1762-1796年在位)的改革遗产后经过尼古拉一世(Nicholas I，1825-1855年在位)的巩固也进入了帝国主义扩张的高峰期。在19世纪的前30年中，恺加王朝与沙皇俄国爆发了两场大规模的军事冲突，战争的结果均以恺加王朝的失败以及签订割让伊朗西北边疆大片土地的《古利斯坦条约》(Treaty of Gulistan)和《土库曼恰依条约》而告终。英国为维护自己在印度的利益以建立共同屏障为借口于1838年进驻波斯湾，伊朗北部和南部逐渐被纳入俄国和英国的势力范围。开明王储阿巴斯·米尔扎(Abbās Mīrzā)在阿塞拜疆省进行的军事改革曾给恺加王朝军事力量的复兴带来一线生机，然而1833年阿巴斯王储的溘然长逝又使得改革付之一炬。1844年巴布教的兴起与广泛传播在伊朗境内掀起了一系列声势浩荡的教徒起义，1848年恺加王朝第三任君主穆罕默德(Muhammad Shāh)的逝世给地方部落和王室势力的崛起提供契机。这一系列历史事件，构成了阿米尔·卡比尔形成其独特改革理念的社会历史条件。 阿米尔·卡比尔年少时期的生活环境和从政经历，是其深入了解伊朗政府体制与西方技术文化，从而形成独特的开放型改革理念的先决条件。大不里士是阿米尔·卡比尔改革理念的最初萌芽之地，该地区是伊朗西北边陲古都，由于地理位置的优越性，其自建城以来就是历代王朝与四方交通往来的通衢，也是近代伊朗现代主义和政治军事活动的中心，在伊朗东西交通发展史上占据重要地位。至恺加王朝时期，它不仅成了该王朝培养王储治国理政能力的地方，还是19世纪伊朗与外域势力进行思想和文化交往的军事重镇。在这样一个充斥着东西方各种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相互交融的环境下，阿米尔·卡比尔的思想极具包容性与开放性。由于幼年师从恺加王储的维齐尔布祖尔格(Buzurg)，阿米尔·卡比尔得以深入了解伊朗的传统政治文化和经济体制。此后阿米尔·卡比尔担任地方财政官(mustawfī nezām)的从政经历，令其进一步加深了对伊朗中央与地方财政系统与治理体系的认识。这为阿米尔·卡比尔形成植根于伊朗传统政治文化、力图达到以君主专制确保社会各阶层上下秩序和不同阶层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处于平衡状态的政治改革理念奠定了基础。 早年在王储阿巴斯·米尔扎身边任职，则让阿米尔·卡比尔第一次认识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重要性，成为形塑其传统-现代混合型改革理念的重要条件。阿巴斯·米尔扎是伊朗历史上统治阶层中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人，因长期处在对俄战争的前线，对欧洲文化颇为了解。他曾在伊朗阿塞拜疆省进行了聘请欧洲教官编练新军(Nizām-e Jadid)、开办工厂和制造厂等小规模的器物改革，暂时扭转了伊朗在与奥斯曼帝国战争中的颓势。这种在军事层面改革获得的巨大成功，给阿米尔·卡比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阿米尔·卡比尔在担任新军总司令(Amīr Nizām)期间所经历的恺加王朝与沙皇俄国作战的频频失败，使他真切感受到“新军”的战斗力在经历了阿巴斯·米尔扎时代的辉煌后已走向衰败。他逐渐认识到，恺加王朝恢复昔日荣耀的出路在于重新加强军事力量。而不久后阿米尔·卡比尔的两次赴俄之旅，则进一步助推了其富国强兵改革理念的形成。这两次赴俄交涉给阿米尔·卡比尔的思想带来两方面的重要影响：一是要建立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施行独立外交；二是大力发展军事力量。沙皇尼古拉一世非常热衷于军事且高度专制，在位期间进行了一系列“帝国模式的现代化”举措，创立起了一支统一且实力雄厚的陆军部队，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扩张战争。在俄国长达十几个月的所见所闻以及与俄国的两次低姿态交涉，让阿米尔·卡比尔看到了沙皇俄国对伊朗奉行强硬政策的核心所在，即通过推行新式改革来增强国家力量。 通过1843-1847年参与奥斯曼帝国-伊朗边界争端的谈判和交涉，阿米尔·卡比尔直接目睹奥斯曼帝国向西方工业文明学习的成果，从而使得其在伊朗开展早期现代化改革的理念臻于完善。1843年，恺加王朝与奥斯曼帝国因边界的收税问题争端再起，阿米尔·卡比尔作为特命全权代表前往埃尔祖鲁姆(位于奥斯曼帝国境内)参加由恺加王朝、奥斯曼帝国、英、俄四方组成的解决伊-奥边界问题的四方委员会会议。尽管在欧洲大国的压力下奥斯曼帝国、伊朗被迫签订第二个《埃尔祖鲁姆条约》，但在会议协商期间阿米尔·卡比尔坚定维护伊朗国家的合法权益的立场，以及英、俄为自身的利益争论不休的矛盾与分歧，均构成阿米尔·卡比尔制衡外交理念产生的原始动因。另外，在阿米尔·卡比尔驻留奥斯曼帝国的三四年间，奥斯曼政府正处于坦齐马特(Tanzimat)时代。阿米尔·卡比尔亲眼看到了西化改革给奥斯曼帝国带来的系列变化，这成为他思想最终成型的决定性因素。在坦齐马特改革运动之前，奥斯曼帝国和恺加王朝面临着相似的国内外形势。通过坦齐马特改革，奥斯曼政府“成功解除了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的军事威胁”，并在与西欧国家的交往中开始拥有一定的话语权。在阿米尔·卡比尔看来，既然同为东方国家的奥斯曼政府能够通过改革维护自身权益，那么与它同处于伊斯兰世界的恺加王朝也可以做到这一点，“东方和伊斯兰国家的政府改革是可行的”。由此，阿米尔·卡比尔的传统-现代混合型改革理念最终定型。 承继伊朗的传统政治文化是阿米尔·卡比尔改革理念的核心。就中央政府的治理体系而言，伊朗历史上存在的君主统治理念、政府部门分工体系、地方管理制度、政教关系模式、社会阶层划分、帝国族群管理模式以及世界帝国心态等，都对阿米尔·卡比尔改革理念的具体内涵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其改革模式与实践路径之中的重要传承和创新性发展对象。由萨珊君主库斯老一世(Khosrow I Anushirwan，531-579年在位)所开创的“正义之环”(Circle of Justice)是萨珊波斯帝国统治的核心策论，认为“国家的强大依靠军队，军队的强大依靠税收，税收的充裕依靠纳税的农民和农业，而农业繁荣的保障在于君主的正义统治”，由此形成一个“君主-农民-税收-军队-国家”良性发展的逻辑闭环。经过中古伊斯兰诸王朝的继承与发扬，至萨法维王朝时期，传统波斯社会“正义之环”的治国理念在阿巴斯一世大力发展国家垄断型丝绸贸易的举措下进一步丰富。阿米尔·卡比尔作为恺加王朝时期传统波斯帝国遗产的承续者和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开创者，致力于将波斯传统智慧融入其新型的改革实践之中。基于此，阿米尔·卡比尔的改革理念呈现出以农业税收为国家富强之本、以工商业建设为财政开源之计、以新式训练为强军之策的基本特征。 汲取欧洲改革的有益成分应用于伊朗的现代化实践是阿米尔·卡比尔改革理念的主要内容，其改革理念本身也是波斯传统文明与欧洲近代文明交往过程中碰撞出来的火花。阿米尔·卡比尔的两次赴俄之旅除了给其带来军事现代化改革理念外，也让吸收俄国改革的有益成果成为其改革实践的重要模式和路径。根据随行人员的记载，阿米尔·卡比尔不仅主动学习俄语，在与沙皇进行私人会谈时直接使用俄语与其交流，还多次参观莫斯科的军事学校和一些工厂，并发出“要是伊朗政府能派一些年轻工人到这些工厂学习”的感慨。由此可见，向俄国学习的想法已深刻烙在阿米尔·卡比尔的改革理念之中。此后，阿米尔·卡比尔在建设新式军队和发展新兴工业等方面的改革实践主要以学习俄国为主，也从侧面证实了这一理念。基于上述改革理念，阿米尔·卡比尔在伊朗近代历史上开创了一种独特的传统-现代混合型改革模式。

二、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改革实践

改革理念的形成是实践的先导。穆罕默德国王去世后，面对巴布教徒起义的声势浩荡，地方部落势力的叛乱频发以及英、俄等国的虎视眈眈，年仅16岁的王储纳赛尔丁不仅毫无反击余地，甚至连“从大不里士前往德黑兰继位的路费都没有办法支付”。这种混乱的迹象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治人物的出现，拥有丰富执政经验的阿米尔·卡比尔由此临危受命，辅助王储登基，被授予维齐尔兼阿塔贝克(Atābak)的双重身份，成为国王的导师及监护人，从而开启了伊朗历史上的第一次传统-现代混合型改革实践。

传统波斯治国策论与现代威权主义精神相契合的政治改革。阿米尔·卡比尔加强集权式的政治改革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调节中央与地方关系，强化对地方的监管力度。恺加王朝早期承袭塞尔柱时期的政治制度，中央政府官员的职责范围无明显划分。这种松散的政权结构和混乱的官僚体系不足以管理王朝的辽阔疆域，阿米尔·卡比尔遂建立起一个密探系统对国家各个地区发生的情况进行监督。为更好地传递中央政令实现有效管控，阿米尔·卡比尔还将政府公文的格式和语言按照西方标准进行了规范。二是打击部落势力、镇压巴布教徒起义，以强化中央权威。在对待部落问题上，阿米尔·卡比尔极力打压以马立克·贾汗·哈努姆(Malik Jahan Khanum Mahd úlya)太后为核心的宫廷-部落势力，甚至上书给国王要求其将太后驱逐出德黑兰以对其他部落形成威慑。与此同时，他下令重新丈量全国土地，规定各地税收义务并由国家提供军队供养经费，从而削弱传统伊克塔制给部落贵族带来的雄厚经济和军事基础。在面对巴布教徒掀起的一连串起义和暴乱时，阿米尔·卡比尔派军队对此进行了血腥镇压并下令将巴布处死。尽管巴布运动并没有因巴布的去世而结束，但其剩余力量弱小也不足以再对中央构成威胁。三是削弱宗教阶层的权力。由于不具备萨法维王室什叶派伊玛目圣裔的血统，土库曼部落出身的恺加君主的合法地位一直都得不到什叶派乌莱玛的承认。宗教权力与世俗权力的二元并立和相互独立成为伊朗恺加王朝突出的政治现象。起初，什叶派乌莱玛与中央朝廷的政治分野并未引起阿米尔·卡比尔的反感，1850年的大不里士冲突坚定了他削弱宗教权力、加强世俗权威的决心。在这场冲突中，一些穆斯林极力宣扬宗教领袖的威望，并声称大不里士是属于伊玛目的圣城，不受世俗君主的统治。为显现世俗政权的力量，阿米尔·卡比尔开始大幅减少宗教人士的津贴，限制清真寺作为犯罪人员避难所的特权，禁止阿舒拉节中人们过度夸张的纪念和模仿侯赛因的活动，驱逐大不里士著名的宗教人士以回应狂热的宗教崇拜。并于1851年建立了伊朗第一个世俗学校——技术学院(Dāl al-funūn)，设置一些非传统宗教课程，聘请奥地利、匈牙利教官展开教学活动。在司法领域，阿米尔·卡比尔曾试图改革司法机构，将伊斯兰教法文本化、固定化，并制定基本法来发挥世俗法律的作用，由此建立起一个在政府监督下运行的法律体系，以改变宗教人士主导下的司法系统。 阿米尔·卡比尔这种强化中央权力的改革符合现代化应由一个强有力的领导集体展开的标准，对伊克塔制度的打破和制定世俗法的尝试，也是其破除波斯传统政治制度的具体体现，体现出传统波斯治国策论的时代跃进。但不可否认的是，阿米尔·卡比尔所做出的一系列集权式的举措，根本目的都是服务于专制君主，而维护统治者的权威又是波斯传统政治统治的核心精神所在，镇压巴布教徒起义能够明显看到其根本政治诉求。巴布教徒在波斯境内传教之初，并未被阿米尔·卡比尔所重视，他认为这只是什叶派乌莱玛眼中的异端，任何打压巴布教徒的行动也只是迫于乌莱玛的压力而进行。从1849年开始，巴布教义中的革命性思想愈演愈烈，巴布还在狱中传播建立正义王国的 思想，直到巴布教徒的暴力活动直指国家，才最终引发阿米尔·卡比尔的武力镇压。此外，密探机制的设立也是对塞尔柱帝国(Seljuk Empire)君主治国之策的继承。然而，尽管阿米尔·卡比尔的上述举措是加强传统帝国集权的必要措施，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通过形成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来构建现代主权国家的必经之路。因而，阿米尔·卡比尔加强中央权威的改革既拥有继承波斯政治传统的因素，又具备了一定的打破传统、推陈出新的现代精神。 民族工业和传统文化复兴与现代化建设相衔接的经济文化改革。在经济领域，阿米尔·卡比尔先将财政大权收归中央，大幅减少政府人员津贴的发放，随后大力发展本民族工业。进入19世纪三四十年代后，俄国、英国、比利时、西班牙、法国相继获得在伊朗的贸易和关税特权，在外国商品的冲击下，伊朗对外贸易格局产生了显著变化，传统经济结构趋于解体。阿米尔·卡比尔认为，只有发展本民族工业，提高劳动生产率才能够有效缓解这一危机。于是，大批工匠和企业家团体被送去奥地利、圣彼得堡、伊斯坦布尔等地学习先进的生产技术，国内工业也积极模仿和复制外国工业品。政府对所有新企业实行免除5年税收的政策，还向奥地利和法国购买新型制造装置来提高伊朗本土丝织品的质量和生产效率，增强与外来商品的竞争力，并在德黑兰组织伊朗本土工业品展览会以促进本国生产商品的销售。为加快经验和技术的流通速度，阿米尔·卡比尔还在德黑兰的达尔·哈拉法区(Dar Khalafa)建立了一座大型商队旅馆，以供商人歇息和交流生产经营之道。在文化领域，一方面，阿米尔·卡比尔利用其监督创办的波斯语官方报纸为国家工业发展助力。在报纸上他多次赞扬民族工业品的质量，声称“克尔曼省产的披肩质量上乘、堪为表率，甚至可以与英属印度治下克什米尔产的披肩相媲美”；后又发表“由于克尔曼生产的披肩质量上乘，以至于需要和克什米尔披肩仔细区分”的言论，以此来增加企业家创办民族工业的热情及民众购买本国商品的自信心。另一方面，强调波斯历史和文化经典的传布与弘扬。语言与文字是民族性的重要表现形态，波斯语文学则是伊朗文明传承与延续的核心载体。阿米尔·卡比尔主政期间极力提高波斯古典文学的地位。在他看来，菲尔多西的《列王纪》(Shāhnāmeh)是古代伊朗辉煌历史的见证，波斯民众无论地位高低，都将《列王纪》视作他们心目中最好的书物。阿米尔·卡比尔甚至还要求纳赛尔丁国王背诵该著作，以达到上行下效的效果。为进一步加强民众对王朝的认同，阿米尔·卡比尔引进欧洲技术建立了铅字印刷所，同时出版《时政日报》(Roznāme-ye Vaqā'y-e Etefāqiyeh)宣扬恺加王朝的执政理念，声称“我们政府的统治一切都是为了臣民的福祉”。阿米尔·卡比尔还在他所创办的技术学院开历史课程，并使用波斯语教学，在传播波斯传统历史与文化的同时，加强学员的国家认同感。此外，阿米尔·卡比尔还组织专门人员翻译西方科学文化著作，在《时政日报》上刊登欧洲书籍中的一些奇闻轶事，并强制性要求政府人员必须订阅该报纸，以此来打破固有宗教文化对人们思想的桎梏及对西方国家的偏见。 阿米尔·卡比尔鼓励兴办民族工商业的举措，既是引导国家走向工业现代化的必要途径，又是其改革具有现代性因素的核心体现，属于早期经济民族主义的范畴。可以看到，阿米尔·卡比尔在鼓励创办采矿业、造纸业、玻璃制造厂、铸铁厂等新式工业的同时，也在传统手工业的基础上发展了制糖厂、印花布制造业等民用工业，充分实现了本土现有资源与新式生产技术的有机结合。经济现代化离不开现代工业与现代国家财政，现代国家经济基础从农业变为工业，国家财政收入支柱发生转移，传统波斯政治文化中“正义之环”的内涵也随之变化。阿米尔·卡比尔强调发展新式民族工业，便是将时代因素注入传统波斯管理智慧的一次有益尝试。从表面上看，阿米尔·卡比尔在文化层面的改革有利于加强民众的国家认同感，实际上这种行为的背后也有着更深层次的内涵。时值外国传教士在波斯境内尤其是边疆地区创办教会学校的高峰期，到1848年，仅阿塞拜疆一地就有三十多所由法国创办的教会学校，他们在当地推广本国的教育，存在分化波斯民众思想的意图，为保证民众对中央朝廷的向心力，阿米尔·卡比尔不得不进行意识形态色彩的宣传活动。总的来说，阿米尔·卡比尔是一个具有原始的民族主义愿景的反帝国主义者，尽管他君主专制式的民族主义经济文化改革是出于抵御外国势力渗透的需要，以保证恺加王朝经济结构的稳固和民众对君主统治的认同。但发展民族工商业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伊朗由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并最终走向现代化，而对传统经典文化的推崇，也对唤醒伊朗人的民族意识最终建立民族国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而实现了推动伊朗由传统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有效衔接。 波斯传统对外交往之术与现代独立主权外交理念相融合的外交方式改革。阿米尔·卡比尔时期波斯的外交形式由两部分组成，一是通过引入第三方力量，以“寻求独立性发展”的第三国外交(the Third Power Diplomacy)；二是在适度满足英、俄殖民帝国野心的同时，保持两国在伊朗势力均衡的消极平衡(negative equilibrium)策略。阿米尔·卡比尔极力反对外部势力对恺加王朝的干预，他曾在报纸上公开发表言论称：“我们政府的统治不需要任何中介代理人，任何敢于这么做的人都将遭到惩罚”，并表示“将不会给外国势力任何干预伊朗内政的机会”。阿米尔·卡比尔开始寻求与恺加王朝没有直接利益的国家建立关系，并设置专门的驻外使馆，在保证本国独立地位的基础上，谋求第三国外交。1848年，法国曾试图与伊朗签订获得单方面优惠权的商约，遭到阿米尔·卡比尔的强硬拒绝，甚至还下令禁止答复法国使者的信函以示维护国家利益的决心，气得法国使臣“愤然离开了德黑兰”。在为国家训练新军的过程中，阿米尔·卡比尔选择从对波斯利益没有威胁的奥地利聘请教官，尽管这一过程遭到英国驻伊公使的百般阻拦，阿米尔·卡比尔仍坚持维护国家利益，寻求独立发展的原则；在为工业发展购买外国先进设备时，也主要从法国和奥地利等国进口。由此可见，保护本国的权益不受外国的侵害是阿米尔·卡比尔展开第三国外交的首要条件。于是，远在大西洋的新兴势力——美国引起了阿米尔·卡比尔政府的注意，美、伊双方开始尝试建立直接联系。1851年10月美、伊两国签署《友好、通商与航海协定》(Treaty of Friendship， Commerce， and Navigation)，美国获得了波斯境内仅有的两条河流的贸易垄断权。时任英国驻波斯外交大使谢赫认为，美国的这种特殊待遇不仅损害了英国在波斯湾贸易中占绝对优势的经济利益，还威胁到了英国在波斯湾的政治优势。最终这一条约在英、俄的强力反对下并未实施。 可以看到，尽管阿米尔·卡比尔试图在外交事务中排除英、俄的干扰，但仍旧无法摆脱纳赛尔丁时代的恺加王朝在英、俄殖民帝国的夹缝中求生存的困境，阿米尔·卡比尔的第三国外交也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展开。在这种背景下，阿米尔·卡比尔在处理英、俄在波斯本土利益的争夺时构建起了一种消极平衡策略。1848年，英国为对波斯湾地区进行渗透，以禁止取道波斯湾贩奴为借口，要求恺加王朝准许英国稽查可疑船只的特权。为避免英、俄在波斯利益的失衡引发俄国不满，阿米尔·卡比尔迟迟不肯答应英国的要求，直到1851年阿米尔·卡比尔领导的恺加政府就阿舒拉代岛事件对俄国撤换马赞德兰总督的要求进行妥协之后，才准许了英国在波斯湾的权益。这种以妥协的方式来实现伊朗与英、俄的等距离外交，构成了阿米尔·卡比尔外交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消极平衡和第三方外交策略，是弱国在两个强国夹缝中生存时的常见策略。阿米尔·卡比尔力求保持恺加王朝独立地位以实现自主外交的做法，从客观角度分析，与现代化要求独立自主的外交理念相吻合，推动伊朗融入世界交往体系之中。但这种对外交往策略在古代中世纪的萨珊王朝、伊儿汗国、白羊王朝和萨法维王朝时期就已有所体现。萨珊王朝联合突厥人消灭嚈哒汗国以及联合阿瓦尔汗国进攻拜占庭帝国、伊儿汗国联合基督教世界对抗马穆鲁克王朝、白羊王朝联合威尼斯共和国对抗奥斯曼帝国、萨法维王朝联合欧洲基督教世界对抗奥斯曼帝国以及阿巴斯一世联合英国驱逐荷兰收复霍尔木兹等案例就是典型的“远交近攻”战略。从波斯自身世界观念来看，这也是一种“以夷制夷”的外交思想。恺加王朝时期虽然和古代中世纪大不相同，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种制衡外交的基本传统是一脉相承的。与以往不同的是，在面对两大国的无理要求时，阿米尔·卡比尔做到了维持英、俄在波斯势力范围的微妙平衡，并努力达到利益损失的最小化。但仍可以看到，卡比尔引入第三国势力对现有力量进行钳制的做法大多是在英、俄不关切的技术、教育等领域展开，一旦与它们的势力范围挂钩，阿米尔·卡比尔便只能受制于人。由此可见，阿米尔·卡比尔时期恺加王朝制衡外交实践也存在着文明交往领域的片面性和文明交往方式的被动性。 传统征兵制度的时代跃进与新式军备技术相结合的军事改革。在阿米尔·卡比尔成长的年代，他亲眼目睹了恺加王朝在与俄国进行两次大规模战争时的失败，也看到了奥斯曼帝国在经过马哈茂德二世(Mahmud II， 1808-1839年在位)的军事改革后对恺加王朝的强硬态度。这些经历使他认识到，军队代表一种强硬力量，可以维护国家内部秩序稳定和外部交往独立，“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就没有恺加王朝的延续”，强化和发展军队力量能够为恺加王朝打造一个稳固光明的未来。阿米尔·卡比尔的军事改革主要包含以下层面：一是引进西方军事技术，制造新式武器装备。19世纪初，恺加王朝在军事上处于“十分糟糕”的状态，部队缺乏专业的纪律训练，远征作战能力弱，军备武器也十分落后，甚至连实用的重炮都没有。为增强军队实力，阿米尔·卡比尔开始从法国、奥地利等国大量购买先进的军事装备，雇佣专门的军官教授和指导武器的使用，并在伊朗建立了多个现代武器装备制造厂来实现武器自足的目标。由于恺加王朝士兵大多来自部落，在很大程度上仍保留着部落作战的传统，不能满足近代战争对热武器使用的需要，为此阿米尔·卡比尔还在德黑兰建立的技术学院设置了军事工程、军事战略与演习等课程，严格按照欧洲的纪律对士兵进行训练，并派遣学校中的优秀分子出国留学，以培养高级军官和技术人员。他还组织专门人员将欧洲的一些军事书籍和文章翻译成波斯语，来提高军队的战略战术执行能力。二是改革征兵制度，拓宽军队来源。阿米尔·卡比尔改变以往以部落为单位提供兵源的形式，要求各省区按照缴纳的税额的一定比例确定征兵数额，实行终生服役制，并致力于打击征兵时出现的一些腐败行为。阿米尔·卡比尔政府规定士兵的军饷由朝廷专职部门直接发放，以打破过去士兵只认部落首领不识中央政府的局面。与此同时，阿米尔·卡比尔还开始吸纳少数族群加入恺加王朝的军队当中，实现军队来源的多元化。据统计，到1851年这支多元化的军队已拥有在册士兵13.7万人。 军事现代化要求现代国家建立常备领薪军队和普遍义务兵役制，引入西方新式武器、训练和战术，削减部落军事力量，同时建立相关工业体系支撑。阿米尔·卡比尔的军事改革符合近代国家在受到帝国主义势力入侵时试图通过器物层面的革新来恢复民族独立的历史逻辑，阿米尔·卡比尔也被伊朗学者认为是“伊朗现代化军事改革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这种在异族入侵背景下诞生的现代化军事思想，属于防卫型军事现代化的重要案例，也是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历程的典型特征。但同样不可忽视的是，阿米尔·卡比尔在军事方面的许多变动都与加强政府对军队控制力的思想环环相扣，创建多族群部队也并非完全意义上的制度创新，早在塞尔柱帝国时期就使用过将建立多种族部队作为加强军力的良方。因而，阿米尔·卡比尔的军事改革既是在沿着现代化道路行进的同时，也存在波斯帝国传统治军之策的某种回归。 此外，在对待非穆斯林的态度上，阿米尔·卡比尔保持极为宽容的态度。他要求凡涉及非穆斯林的案件都需由中央政府进行审理以保公正，还极力改善与犹太人尤其是犹太商人之间的关系，谴责穆斯林的反犹情绪，并“尽其所能地保护”犹太人。对于基督徒、祆教徒等少数族群，阿米尔·卡比尔也释放出了极大的善意，允许他们可以信奉自己的宗教。他的这种少数族群平等观与现代化的平等思想相近似，但更确切地说，这种平等思想又与波斯的传统正义观相吻合，即要求统治者施行公平正义。 综上所述，无论是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还是宗教信仰领域，阿米尔·卡比尔改革均存在着“传统-现代混合型”实践特征。通过实践表达出来的改革理念大多是以维护中央政府权威为根本出发点，几乎与现代化过程中实现权柄下移、建设工业社会的目标相背离。而他的不同族群信仰平等、外交独立和军队组织制度化的理念又似乎与现代化强调平等、自由、科学的精神相吻合。因而，无论是从波斯传统还是现代精神的层面审视，阿米尔·卡比尔改革既非传统波斯帝国治国方略的简单延伸，又非一味模仿欧洲国家的现代化道路，而是波斯传统与现代精神的嵌合。

三、“混合型”改革的成效

阿米尔·卡比尔的“传统-现代混合型”改革实践，在伊朗的现代化进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而阿米尔·卡比尔本人在大多数伊朗学者的研究语境中亦被当作是“民族英雄式的存在”。他所开创的传统-现代混合型发展模式，在保持旧有国家机器、维系波斯传统政治统治特征的同时，创造了恺加王朝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转型的一种过渡形式，引领伊朗真正迈入了向现代化转型的时代。 从对波斯传统层面的影响而言，阿米尔·卡比尔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实践，实现了对波斯传统治国方略的传承与创新，提升了古波斯帝国在民众心中的威望，增强了恺加王朝的身份认同。 其一，提倡各族群平等的宗教宽容政策，贯彻了传统波斯正义统治理念，又实现了该理念在恺加时代的创新。恺加王朝开国君主阿迦·穆罕默德(Agha Mohammad Shāh)在立国之初就已明确将正义理念作为王朝统治思想，该理念是居鲁士大帝留给波斯历代统治阶层的重要政治遗产。基于这种理念，伊朗统治者必须履行公平正义的原则，解决民众的冤情并与之建立起一种良好的互动关系。然而，受各种因素的影响，该理念在恺加王朝初年并未完全落实。阿米尔·卡比尔主政后这一治国传统得以承续，在正义思想的指导下，恺加王朝非穆斯林群体的不平等地位得到改善，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外国势力因保护基督徒问题对伊朗内政进行干预的借口。在阿米尔·卡比尔创建的新式常备军中，“第一次形成了分别由亚述人和亚美尼亚人组成的军团。”凭借这支多元化军队，恺加王朝成功镇压了萨拉尔(Salar)起义、马什哈德动乱以及声势浩荡的巴布教徒起义，这不仅缓解了纳赛尔丁国王上台初期的社会失序状态，还极大地改变了恺加王朝常年依赖部落军事力量维系统治的局面。而这种将少数宗教社团纳入军队，甚至“从少数族群中挑选部分军官”的做法，也突破了恺加时代非穆斯林不得担任帝国高级官吏和在军队服役的传统建制。 其二，通过引进新式印刷技术和推崇波斯语，使得波斯历史和传统文化经典广为传布，极大地推动了传统波斯文学的复兴。在19世纪这个外国势力渗透、国内社会秩序混乱的时期，阿米尔·卡比尔对波斯文学巨著《列王纪》的推崇和传诵，无疑“重新激活了民众对前伊斯兰时期波斯的记忆”，成功将波斯文学传统与治国理念连接起来。一方面，阅读和引用这些赞美古代伊朗贤君圣主和英雄勇士的文本，可以重新表达恺加王朝对古代伊朗文明遗产的认同，强化了波斯民族恢复古代伊朗“被遗忘的辉煌历史”的愿望；另一方面，也进一步引发了伊朗民族主义者对西方化与前伊斯兰遗产的同构性想象。他们认为，欧洲礼仪和文化是从古代波斯人那里挪用过来的，而所谓的“新军”也只是波斯人在被阿拉伯人征服后遗忘的军事组织，欧洲人是因为模仿了古波斯才拥有了强权。此外，模仿《列王纪》的古典文学形式也成了当时文化创作的重要风格，菲尔多西作为“伊朗民族诗人”的形象在19世纪的文化和历史发展中开始重塑。而这种菲尔多西式的文学复兴，又为20世纪巴列维政权将菲尔多西政治圣化为“波斯民族千古第一诗人”奠定了基石。 其三，阿米尔·卡比尔的集权式改革带来了纳赛尔丁统治时期政权结构的适当调整。打击部落实力、平衡政教关系的政治实践使得游牧部落不再成为支配国家政权的主要力量，乌莱玛阶层对恺加王朝教育和司法的控制程度也明显降低。大维齐尔领导下日益专制的集权举措对乌莱玛在国家政治中扮演的角色进行了重新定位，它破坏了恺加王朝传统政治制度下国家与宗教阶层虽相互独立但彼此协作的状态，使得维齐尔成了威权和政府的实质中心。尽管阿米尔·卡比尔加强集权的举措本意是为了稳固恺加王朝的统治，但大维齐尔高度集权之下的君主统治权式微局面，让纳赛尔丁国王开始尝试调整传统制度下君权与相权的关系，以期强化君主权力。在阿米尔·卡比尔当政时期，纳赛尔丁就曾提出将政治权力一分为三的设想，规定和划分维齐尔的职责范围，将内政事务交给努里，外交权交由国王自己掌控，而阿米尔·卡比尔则掌握部分军权，“这是纳赛尔丁时代打破波斯传统制度，实现政府机构合理化的第一次尝试。”1858年，纳赛尔丁再次尝试将政府划分为包括司法、财政、外交事务等六个部门，每个部门都由部长直接向国王单独汇报工作；1859年又建立起一个广泛的咨政议事团来分割权力。虽然纳赛尔丁有关调整政权结构的举措因种种原因大多并未持续下去，但足以看出阿米尔·卡比尔的集权之举对恺加王朝后期政权结构沿革的影响。 从推动伊朗现代化进程层面而言，阿米尔·卡比尔的内政外交举措促进了恺加王朝的经济、社会、外交、文化朝现代化的方向发展，为实现伊朗国家现代化提供了历史积淀，可谓开启了伊朗早期现代化的征程。 首先，鼓励民族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推动了伊朗经济结构的转型，新兴社会阶层开始出现。一方面，良好的商业发展环境带来了贸易额的迅速上涨。据统计，到19世纪中叶伊朗的进出口总额达到500万英镑，是19世纪初的3倍。在满足国内需求的同时，甚至还能够向外国出口产品。据估计，19世纪50年代，伊朗的出口商品中有约三分之一输往俄国，近一半是输往英国，极大地改变了恺加王朝初期很大程度上依赖外国商品的对外贸易格局。另一方面，民族工业的振兴也有效推动了国内商品市场的形成，为国内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提供了有机力量。经济作物的引进促使农产品商品化，城乡之间的联系加强，恺加时代传统社会结构的不同阶层在社会人群的流动中开始发生变化，逐渐打破族群、宗教和地域的隔阂。一些中小商人和手工业者因无力与大商人和西方资本竞争开始丧失经济独立地位，沦为雇佣劳动力。至于富裕的大商人则去到乡村购置田产、进行投资，进而构成了新兴地主阶层的重要来源。尽管此时传统社会群体诸如农民、手工业者、贵族仍然为伊朗社会阶层的构成主体，新兴阶层亦开始登上近代伊朗的历史舞台，并在恺加王朝后期的现代化政治变革中成为最具影响力的社会群体之一。 其次，建立独立的常驻外交机构，促进了恺加王朝由伊斯兰王朝体系融入现代主权国家体系之中。阿米尔·卡比尔在涉及国家利益问题时的独立自主意识，给纳赛尔丁统治初期带来最大的收获就是展开以维护国家利益为核心的自主外交。现代政治理念中的主权国家意识要求明确的边界领土观念，并以之取代模糊的族群中心主义和波斯人长期固守的“伊朗天朝上国”(Dowlat-e Aliya-ye Iran)观念，而阿米尔·卡比尔在处理奥斯曼与伊朗边界问题时做出了尽量减轻损害国家利益的明智妥协，从而实现了奥斯曼帝国与伊朗数百年恩怨的暂时缓解，有力地推进了伊朗外交观念的现代化进程。通过设驻外使馆，伊朗实现了与其他国家政府的直接交流，进一步推动恺加王朝从传统的王朝外交向现代主权国家外交模式转变，在更好地维护了本国利益的同时也减少了英俄左右伊朗内政的机会。此外，实施引入第三国力量的制衡外交政策，使得伊朗能够成功利用大国之间的利益纠葛掌握一定的外交自主权，同时也重新打造了伊朗的独立外交取向。纵观阿米尔·卡比尔时代的历史也可以看到，当时的恺加王朝几乎没有与外国势力发生大的摩擦，连阿米尔·卡比尔自己也认为他所做的努力“恢复了恺加王朝的威望”。 再次，阿米尔·卡比尔的内政外交改革催生了近代波斯的主权意识，而这种主权观念又对现代伊朗民族国家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阿米尔·卡比尔高度集权的作风改变了恺加王朝初期内政的松散局面，中央集权制得以稳固，从而为伊朗国家主权意识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政府扶植的民族工商业在一定程度上成了民族利益的代表，通过在报纸上宣传本民族产品、设置全国性商站将国家市场与民族经济联系起来。《列王纪》和波斯传统正义思想在社会的进一步传播和阅读，也促进了伊朗民族意识的觉醒。在他们看来，“菲尔多西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他告诉我们波斯是伟大的，他让我们懂得我们不应向俄国和英国屈服，我们应该热爱自己的国家。”可见此时伊朗青年心中呈现出了一种捍卫国家尊严的家国情怀。“所谓民族国家，需具备以下条件：一是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制政府，二是具有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三是拥有同质的国民文化，四是由本国的统治阶级治理并在法律上代表全体国民，五是必须为领土完整的主权国家。”尽管阿米尔·卡比尔所作出的努力并不能如数符合以上这些特征，但他的改革实践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恺加政权中央集权化、民族文化同质化和国家主权意识的形成。 最后，阿米尔·卡比尔留给伊朗现代化进程最重要的遗产便是作为“伊朗立宪革命思想的精神先驱”而存在。阿米尔·卡比尔通过技术学院派出大量留学生，为伊朗现代知识分子培养了骨干力量。他们在归国后成为近代伊朗第一代知识分子，大多从事教育工作成为伊朗社会“思想启蒙的导师”，使得进步思想得以延续，知识分子阶层亦逐步壮大；而另一些进入政府任职的留学生则进入了恺加王朝后期的统治阶层，成为恺加王朝由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转型的中坚力量。被称为“宪政主义之父”的米尔扎·马尔库姆汗(Mirza Malkum Khan)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在阿米尔·卡比尔的要求下去学习西方政治科学，以便其回国之后帮助阿米尔·卡比尔施行改革。尽管这种意图随着阿米尔·卡比尔的去世戛然而止，但马尔库姆汗仍旧继承了他政治思想的遗风，回国之后先是通过与大维齐尔米尔扎·侯赛因汗(Mirza Hosein Khan)的好友关系向其施加改革影响，侯赛因汗的许多改革措施都与阿米尔·卡比尔的政治思想具有异曲同工之处。1890年，马尔库姆汗创办《法律》(Qānūn)报刊宣传宪政改革思想，为1906年伊朗立宪革命的爆发做了思想上的动员。可以说，正是有了阿米尔·卡比尔最初的思想引导才有了后来马尔库姆汗对立宪思想的宣传。此外，阿米尔·卡比尔禁止阿舒拉节的崇拜活动在乌莱玛和群众的联合抗议下失败，也在一定程度上使乌莱玛认识到自身作为独立宗教力量在参与伊朗政治中的重要性，这为乌莱玛阶层最终成为立宪革命的重要推动力量积累了政治抗争经验。 总体而言，阿米尔·卡比尔依托其改革为稳固纳赛尔丁朝初年恺加王朝的统治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成效，也为后来19、20世纪之交伊朗爆发的一系列社会政治运动奠定了许多将会长期发挥作用的政治、社会和思想基础。阿米尔·卡比尔改革在承继波斯传统和汲取现代精神之间扮演了关键的桥梁和过渡作用，开创了伊朗早期现代化改革的新模式，是恺加王朝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

结语

在伊斯兰文明和延续数千年的古波斯文明的浸染下，伊朗的现代化路径显现出不同于其他伊斯兰国家的独特性。古代波斯文明的核心特征是世袭贵族社会以及琐罗亚斯德教的礼法和世界观，而伊斯兰-波斯文明的特征则是波斯技术官僚与突厥军事贵族的二元政体、萨珊式的君主公平理政传统，以及灵光福运的天命观与什叶派的正统观、殉教观和末世救赎观的结合。阿米尔·卡比尔的改革思想和实践在继承传统波斯政治文化和治理理念的同时，迎合伊朗的伊斯兰化特征，通过引进西方现代主权国家和民族主义思想，为伊朗开启现代化探索出一条曲折前进的道路。族群平等、信仰自由、技术发展、军队组织化等现代性因素是阿米尔·卡比尔改革具备现代性的重要体现，但其间也存在保持旧有国家机器、维护和发展波斯传统政治统治的典型特征。因而，卡比尔的改革举措可以说是传统性与现代性并存、局限性与开创性同在。 19世纪中叶，西方率先步入工业化进程的国家进入了强势发展和对外殖民扩张的高峰期；与恺加王朝面临相似命运的东方国家纷纷展开救亡图存的早期现代化改革，诸如奥斯曼帝国的坦齐马特运动、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改革、清朝晚期的洋务运动以及日本的明治维新等。相较而言，尽管阿米尔·卡比尔改革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但其改革时间却十分短暂，甚至直接导致了阿米尔·卡比尔的倒台，因而就改革本身而言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第一，阿米尔·卡比尔的改革基础薄弱，没能有效团结社会各阶层。通过政教平衡举措，阿米尔·卡比尔虽成功使得世俗权力在司法领域获得一席之地，但他在适度压制什叶派乌莱玛阶层政治权力的同时，又忌惮宗教阶层的社会动员能力而不愿意触及其经济基础，未能从根本上动摇宗教阶层的地位，反而促使其走向了改革的对立面。经济领域的民用工业建设虽稳步推进，但并未真正惠及民众、推动社会群体生活水平的提升，因而不能引起广大伊朗民众的共鸣。另外，阿米尔·卡比尔的族群平等观念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法国大革命自由平等观念和奥斯曼帝国坦齐马特官方文件《花厅御诏》(Gülhane Hatt-ι Hümayunu)关于穆斯林和非穆斯林权利义务平等理念的影响，但仍然没有脱离以传统波斯正义统治理念来维护社会各阶层既有秩序的基本框架，因而没能团结凝聚恺加王朝治下各少数族群和教派。 第二，阿米尔·卡比尔从始至终未能及时培养和提拔起一支改革团队，纯粹依赖个人权威推行改革。传统波斯官僚制度虽然发达，但长期存在世袭官宦门阀的弊端，而现代文官制度需要现代教育和选拔制度的支撑以实现行政权力的科层化。阿米尔·卡比尔建立技术学院专注于培养新式工业和现代科学所需的专业人才，但新兴人才的培养周期过长，无法即时委以重任，对现有文官的选拔和培养却因此被忽略。故而卡比尔在政权内部缺乏基层行政官员的帮扶，未能形成一股强大的改革势力，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其一人的单打独斗。而阿米尔·卡比尔通过消极平衡和引入第三国势力求得的外交自主权，虽然一度被运用得游刃有余，但也直接导致了他本人被各方势力抛弃的凄凉结局。此外，阿米尔·卡比尔主政时期曾一度掌握军权，但其并未在军队培养自己的力量，以至于在相权被剥夺时无力抗衡。 第三，阿米尔·卡比尔的倒台绝非实行现代化改革操之过急树敌过多所致，而是有着更为深层的政治经济原因。突厥和波斯传统都有贵族辅政，宰相出身显赫家族。古典波斯传统中宰相的角色是辅助君主执政，而非权臣。在伊朗历史上，权臣式宰相善终的局面并不多见，原因往往在于其对君主绝对权威的侵蚀和挑战。阿米尔·卡比尔执政前期基本遵循了突厥-波斯传统，但是他后来走向过度集权削弱君权，背离了波斯传统君臣关系，使得维齐尔成为了威权和政府的实质中心，促使纳赛尔丁国王在后期选择站在由土库曼部落-王室贵族-什叶派乌莱玛组成的反阿米尔·卡比尔联盟阵营，并颁布了十二条诏书对阿米尔·卡比尔的权力进行限制，默许并推动了阿米尔·卡比尔的倒台。但是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纳赛尔丁国王并没有全然放弃阿米尔·卡比尔的改革举措，甚至借阿米尔·卡比尔之手实现了自己的权力集中。 综上所述，维护波斯传统文明与学习西方现代精神构成了阿米尔·卡比尔早期改革的主要特征，这些政治实践则表现为对恺加王朝的秩序进行重组和规范化。尽管这其中包含了一些现代化因素，但不可否认的是，维系恺加王朝的专制统治是阿米尔·卡比尔改革的根本出发点，这也构成了卡比尔改革理念的核心。阿米尔·卡比尔也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是为恺加王朝的君主制奠定基础。然而，从客观层面而言，阿米尔·卡比尔传统-现代混合型改革实践，确实为波斯政治由传统封建王朝向现代国家转型提供了一个连接点。因而，阿米尔·卡比尔所开创的波斯传统与现代精神相结合的改革模式及其取得的成效，在伊朗现代化进程中更大程度上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阿米尔·卡比尔的历史贡献在于，作为一个承前启后式的人物，他懂得让近代伊朗国家独立发展民族政治经济力量的重要性，为近代伊朗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路径提供了有益的探索，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为19-20世纪伊朗立宪革命和现代化进程的进一步展开奠定了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