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雅利安主义在欧洲的起源及其在伊朗的散布是世界民族国家史上的一个奇特现象。脱胎于欧洲东方语言学的雅利安种族主义思想自19世纪后期传入伊朗后，经历本土化和纳粹德国的影响，而成为伊朗界定自我、区别他者的重要认同工具。作为自我东方化的错位认同，伊朗雅利安主义以所谓共同的雅利安身份而将西方视为“我们”，以非雅利安的阿拉伯人等族群为“他者”，渲染雅利安种族优越与伊朗文明的辉煌。它迎合了伊朗巴列维王朝民族国家构建与西方化改革的需要，成为伊朗的官方意识形态并得以广泛散布传播。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伊朗雅利安主义经过一段时期的边缘化后再次公开出现，在官方伊斯兰主义主导下继续参与伊朗民族认同的构建，但雅利安主义和伊斯兰主义二者内在的排他性使得伊朗并未走出民族认同困境。雅利安主义对伊朗的民族认同、族群关系和对外交往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关键词 伊朗；雅利安主义；民族认同构建作者简介 李福泉：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李文庭：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博士研究生。项目来源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东现代民族和国家构建的多维比较研究( 多卷本) ” 的阶段性成果。

文章来源 原文刊登于《世界民族》，2023年第1期。全文如下：

雅利安主义在欧洲与伊朗等地的不同演进，是现代民族国家发展史上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雅利安”(Aryan)一词源自古代印度－伊朗语(梵语、阿维斯塔语)，作为近代学术概念的“雅利安”最早为18世纪后期欧洲东方学界关于“印欧语系”的比较语言学假说，后来该词被用于解释欧亚民族起源问题，成为19世纪和20世纪初被误用和滥用最多的词语之一。雅利安概念从19世纪开始不断被种族化、政治化而演变为“雅利安主义”(Aryanism)，到20世纪纳粹德国时期更被发展为推行种族清洗的极端种族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伴随着对纳粹主义的否定与批判，欧洲雅利安种族主义理论被政界和学术界摈弃。但在欧洲之外的一些地区，雅利安主义一经引入便被赋予不同的内涵，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轨迹。雅利安主义不但影响了近代以来欧洲(特别是德国)的民族主义发展和民族认同塑造，还一度成为某些东方国家(如印度、伊朗和中亚塔吉克斯坦等国)凝聚民族意识，构建民族认同的重要思想基础。发源于欧洲的雅利安主义自19世纪后期传入伊朗以来，不断成为伊朗民族认同构建的重要意识形态工具，对现代伊朗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民族/国家形象的塑造、族群关系以及对外交往都产生了重要影响。雅利安主义在巴列维王朝时期(1925—1979年)是伊朗官方民族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伊斯兰共和国时期，依然是伊朗民族认同构建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著名学者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D．Smith)认为，民族认同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中心理想”，是“由民族共同体成员们对构成诸民族独特遗产的象征、价值、神话、记忆和传统等模式的持续复制和重新阐释，以及带有这些传统和文化因素的该共同体诸个体成员的可变的个人身份辨识”。民族认同构建是塑造民族共同体成员的民族归属感、忠诚感、荣誉感和使命感，使之凝聚为统一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民族共同体的过程，民族认同构建是民族构建的核心内容与目标。民族认同构建作为一种研究视角，对于理解现代国家民族(国族)的形成与发展，个体、族群与民族(国族)的关系，民族(国家)的对内对外行为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关于伊朗民族认同构建问题，国内学者从身份认同与外交、民族国家构建路径与手段、民族政策与族际政治等方面进行了探讨，但总体上对雅利安主义在伊朗民族认同构建中的作用与影响关注较少。国外学者围绕伊朗雅利安主义与民族认同问题进行了更细致、深入地研究，形成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成果。伊朗裔英国学者礼萨·齐亚－易卜拉希米(Reza Zia-Ebrahimi)提出了伊朗“错位民族主义”的概念，探讨了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伊朗雅利安主义与伊朗“自我东方化”的“错位”民族认同的关系。伊朗阿塞拜疆裔加拿大学者阿利雷扎·阿斯加尔扎德(Alireza Asgharzadeh)梳理了伊朗种族主义思想的起源、发展、延续及其欧洲渊源，分析了东方主义/雅利安主义对伊朗民族历史、语言、文化多样性的负面影响。出生于德国的学者大卫·莫塔德尔(David Motadel)回顾了雅利安概念在现代欧洲的起源、演变和政治化过程，考察了雅利安思想对欧洲之外的伊朗民族认同构建的影响，进一步澄清了巴列维伊朗与纳粹德国不断摩擦的外交关系。美国学者塔林·格里戈(Talinn Grigor)从建筑艺术和考古史的角度审视了伊朗雅利安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兴起。俄罗斯学者(Maksym W．Kyrchanoff)分析比较了雅利安思想在伊朗、塔吉克斯坦和印度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中的起源和历史特征，指出伊朗的政治精英为推进伊朗的现代化和西化，而试图以世俗的雅利安身份取代伊斯兰身份，构建伊朗民族认同。国内外学者的多方面探讨对理解伊朗雅利安主义的本质，伊朗民族认同构建中的问题以及伊朗外交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本文拟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民族认同构建为视角，梳理伊朗雅利安主义的欧洲渊源及其在伊朗的散布演变历程，分析雅利安主义对伊朗民族认同和国际交往的影响，以深化对伊朗民族国家及其内政外交的认识和理解。一、雅利安主义在欧洲的兴衰雅利安主义源于近代欧洲，且与古代印度、伊朗有着密切的联系。随着近代欧洲的兴起与扩张，欧洲人不断将目光转向广阔的东方世界，在与不同文明的交往与比较中，产生了欧洲的东方学。雅利安主义正是欧洲东方语言学，特别是印欧语言学发展的产物，但它的兴起又卷入或迎合了欧洲(特别是法、德)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思潮。雅利安主义超越了最初语言学的层面，被政治化、工具化而引发纳粹德国种族屠杀悲剧，最终导致了其在欧洲的消亡。18世纪下半叶，一些欧洲学者通过研究古印度和古波斯的语言，注意到它们和欧洲古老语言存在很大的相似性，这直接促成了比较语言学中雅利安语言和印欧语系概念的诞生与流行。术语“雅利安人”由法国东方学家亚伯拉罕·亚森特·安格提勒－杜佩隆(Abraham Hyacinthe Anquetil-Duperron，1731—1805年)首创，他于1771年出版了第一部欧洲语言(法语)译本的古波斯琐罗亚斯德教经典《阿维斯塔》(Avesta)。早在1763年的一次演讲中，他将《阿维斯塔》中发现的“ariya”与希罗多德提到的米底人自称的“arioi”结合，发明了“aryen”(Aryan的法语形式)一词，来指称“《阿维斯塔》的创作者”。1768年，安格提勒—杜佩隆指出，“雅利安人”为古代“伊朗人”。1777年，他的著作经人从法语翻译成德语，德语中遂出现“雅利安人”(Arier)一词。1786年，英国东方学家威廉·琼斯爵士(Sir William Jones，1746—1794年)在创立于印度加尔各答的孟加拉亚洲学会(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的三周年演讲中指出，梵语、波斯语、拉丁语、希腊语和其他一些语言之间存在亲属关系和相似性，而这些后来被称为雅利安语或印欧语的语言可能有着共同的始祖语言。这一观点激发了欧洲人对东方古代语言和欧洲民族起源问题的广泛兴趣。此时在欧洲大陆上，文化民族主义正在尚未实现统一的德国兴起。德国人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1803年)和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1762—1814年)等早期民族思想家将民族(Nation或Volk)看作是根植于历史并以共同的民间传说、神话、诗歌、童话故事，尤其是共同语言为联结的有机文化共同体。他们认为，语言关系是民族或部落关系的自然证明，民族的起源与该民族语言的起源紧密相关。于是语言上的亲缘关系就被作为操该语言的民族或部落间亲属关系的证据。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刺激了德国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发展，德国学者不断寻求德意志民族的文化支撑与身份认同，进而为雅利安主义的产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于是，威廉·琼斯的发现很快被德国语言学家弗里德里希·冯·施莱格尔(Freidrich von Schlegel，1772—1829年)等人所采纳并完善，奠定了雅利安主义、印欧主义的基础。施莱格尔在1808年出版《论印度人的语言与智慧》(über die Sprache und Weisheit der Inder)，证明了梵语、波斯语、希腊语和德语之间的亲缘关系。他断言雅利安人将文明带到了印度和欧洲，指出德国人的祖先是古代“雅利安人”。1819年，他又将印度人和北欧人这两个印欧种族的共同祖先称为“雅利安人”，还将该词词根Ari与德语“Ehre”(荣誉)相联系。此后，以雅利安人为欧洲人祖先的观点流行开来，种族思想有了语言学支撑，语言学特征被用于种族分类，雅利安从语言文化概念不断延伸为具有生物学特征的种族概念。施莱格尔的观点获得了包括德国哲学家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e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年)、东方学家克里斯蒂安·拉森(Christian Lassen，1800—1876年)在内的众多德国学者的认同，并在法国人约瑟夫·亚瑟·戈比诺(Count Joseph-Arthur Gobineau，1816—1882年)、约瑟夫·欧内斯特·勒南(Joseph Ernest Renan，1823—1892年)、德裔英国人弗里德里希·马克斯·穆勒(Friedrich Max Müller，1823—1900年)等学者那里得到进一步发展。拉森称赞“雅利安人”(包括印度人、古波斯人、德国人)是所有人类中“最有天赋的”和“天赋上完美的”，他们与“闪米特人”(包括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形成对比，这为“雅利安人”和“闪米特人”彼此对立的二分法奠定了基础。勒南在“雅利安人—闪米特人”二分法的基础上，指出虽然二者都对人类进步作出了贡献，但闪米特人的贡献大多是消极的，只有雅利安人才是真正的优等民族。1853年，语言学家弗里德里希·马克斯·穆勒断言“雅利安”一词代表了一种语言和一个种族，他将Arya/Aria的意思解释为“农民”。1888年，他意识到梵文文献中的“Arya”一词既不表示种族，也不表示语言群体，于是他放弃了之前的主张，仅坚持语言学解释，但雅利安种族和血统的概念已经成为欧洲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重要内容。对雅利安概念种族化起到关键推动作用的是法国著名的种族主义思想家约瑟夫·亚瑟·戈比诺。戈比诺最早强调北欧(雅利安人)种族对人类生存和文明的重要性。1853—1855年间，戈比诺撰写了影响深远的《论人类种族的不平等》(Essaisur l’inégalité des races humaines)一书，他把人类分为黑种人、黄种人和白种人，指出“雅利安人”和“闪米特人”属于“白种人”，并断言纯种白人或雅利安人(包括法国人在内的日耳曼人)优于所有其他种族，是人类文明的创造者和传播者，他还宣称种族杂交导致的“血液污染”是种族文明衰落的核心原因。戈比诺“优等种族”的观念催生了纳粹德国的“雅利安化”计划，该计划试图保持血统纯粹性，排除非雅利安人的污染。戈比诺的信徒包括亲德的英国人休斯顿·斯图尔特·张伯伦(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1855—1927年)和德国人阿道夫·希特勒(Adolph Hitler，1889—1945年)。张伯伦将戈比诺的种族主义观点发展为成熟的“雅利安－条顿”(Aryan-Teutonic)种族至上主义。他把所有欧洲民族都归入“雅利安种族”，并以北欧人或条顿人作为各种族的主宰，以日耳曼种族为天赋最高的群体。张伯伦在《19世纪的基础》(Foundation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一书中，将雅利安主义和“条顿种族”(the Teutonic race)概念发展到终极的种族优越论，即白种欧洲人不仅在生物学上，而且在精神、文化和智力上都被认定为优等人(superior being)。受勒南的影响，张伯伦把雅利安人和犹太人区隔开来，将犹太人作为非雅利安人的同义词，宣扬反犹思想，成为欧洲反犹主义的重要人物和希特勒的精神导师。希特勒时期，大批德国学者更是宣称，雅利安种族起源于北欧，随后迁徙散布到全球，他们建立了像波斯帝国这样的古代文明，但它因与当地种族混合而堕落衰败，最后的纯正“雅利安人”只在北方的日耳曼土地上幸存下来。他们认为，所有人类文明的荣耀都是“雅利安人”优等种族的创造，要避免国家和文明灭亡就要清除非雅利安人，即犹太人。在这里“雅利安”一词被等同于“优越种族”“非犹太人”“北欧人”或“日耳曼人”等。纳粹德国将雅利安主义进行系统性的政治实践，导致犹太人遭遇种族屠杀的悲剧。值得注意的是，自18世纪后期以来，欧洲知识界和学术界就将存在密切亲属关系的欧洲主要语言和印度、伊朗语言归为“印欧语系”(Indo-European language family)。虽然19世纪出现了“印欧语/印欧人”(Indo-European)、“印度-日耳曼语系”(Indo-Germanic family)、“印度-日耳曼人”(Indo-Germans)等词，然而，它们都无法替代使用更加频繁的雅利安(Aryan)或阿利亚(Ariya)、阿里亚(Arya)。“雅利安人”之所以流行，在于它不仅作为说梵语和说波斯语人群的自称，还在于词语“雅利安”(Aryan)比“印欧”(Indo-European)更简短，更富有浪漫气息，更在于这种身份认同构建话语回应了欧洲民族国家构建和帝国主义殖民扩张的现实需要。经历了希特勒德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雅利安人”一词被欧洲人普遍抛弃，取而代之的是“印欧人”一词，种族人类学也作为伪科学，被社会人类学、基因进化论或生物学所取代。从欧洲雅利安主义演变的历史中可以看出，这一借“科学语言”包裹起来的民族话语本质上具有高度的虚幻性和建构性。欧洲雅利安主义把语言之间的亲缘关系解释为种族亲属关系，以似是而非的证据探寻原始雅利安人的发源地及迁徙轨迹，特别是对种族优越性和纯洁性的痴迷而走向种族灭绝，无不显示出这一“雅利安神话”的荒谬性。然而，雅利安主义虽然在发源地销声匿迹，但在欧洲之外却获得了第二次生命，尤其在伊朗，雅利安主义被伊朗民族主义者接纳，作为重塑伊朗历史，宣扬波斯人/雅利安人优越性，边缘化非雅利安人群体的工具，而成为20世纪伊朗民族认同和民族国家主义(nation-statism)的基础，深刻影响着伊朗的民族认同构建。二、雅利安主义在伊朗的传播自19世纪下半叶以来，雅利安主义随着西方殖民者的扩张而广泛传播。欧洲之外的印欧语系地区的民族主义者热情地接受了欧洲关于语言、历史和种族的思想，认同了说印欧语系语言的人在种族上优越(或曾经优越)的观点。从印度到阿富汗，再到伊朗，“雅利安优等种族”的概念开始流行。实际上，雅利安主义思想从来就不是一个统一的理论，其内涵相当繁杂和差异化。本质而言，雅利安主义在伊朗的广泛传播是19世纪以来欧洲文明强大压力下伊朗民族意识觉醒和选择性接受欧洲思想的结果，欧洲的东方学成果是伊朗雅利安主义的直接源头。19世纪以来，伊朗在英俄等列强的殖民入侵下，不断丧失领土和国家主权，逐渐沦为西方的半殖民地。由此带来的国家耻辱与民族危机，既刺激着伊朗人寻找国家变革之道，又在精神层面促使伊朗人寻求文化慰藉、心理补偿与团结自强的力量。在此背景下，西方对雅利安主义的论述，为伊朗人讨论伊朗文化和种族优越性，表达前伊斯兰文明的伟大和波斯人的勇敢，以及在世界舞台上探寻现代伊朗的突出地位开辟了空间。事实上，19世纪中期以前，伊朗人几乎已经忘却自己辉煌的过去——石刻铭文无人辨识，文献典籍中也缺乏对居鲁士、大流士及古波斯帝国、安息帝国历史的确切记述。19世纪中期以后，西方思想和知识的涌入使重新发现伊朗的过去成为可能，当时“伊朗知识分子阅读欧洲的学术和文学，并开始意识到他们有一个古老而辉煌的过去”，于是雅利安思想成为伊朗民族主义者中日益流行的话语。在欧洲东方学和种族主义作品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下，米尔扎·法塔利·阿洪扎德(Mirza Fathali Akhundzadeh，1812—1878年)和米尔扎·阿加汗·克尔曼尼(Mirza Aqa Khan Kermani，1853—1896年)等近代伊朗早期知识分子成为伊朗雅利安主义思想的先驱。作为伊朗早期民族主义思想家的阿洪扎德，在他的多部文学作品中将前伊斯兰时代描述为公正、善治的理想社会，认为是伊斯兰教和乌里玛导致了现今伊朗的专制、迷信、落后和痛苦，而把伊斯兰教强加给伊朗的阿拉伯人应对此负责。他倡导伊朗民族主义，主张消除宗教，以便为理性和进步开辟道路。阿洪扎德作品中已反映出法国学者欧内斯特·勒南关于区分“雅利安人”和“闪米特人”的思想。他和勒南同样认为，文明的进步可以追溯到印欧人，而伊朗人和印欧人有着共同的语言根源。克尔曼尼比阿洪扎德走得更远，他对欧洲种族思想有更多的认识，是第一个直接提及雅利安种族的伊朗作家。他宣扬伊朗人(雅利安人)与阿拉伯人(闪米特人)的种族对立，严厉谴责阿拉伯人，将伊朗的衰落甚至所有不足和现实问题都直接归咎于伊斯兰教和阿拉伯人。他推崇前伊斯兰时代，强调伊朗人与欧洲人具有共同的根源，并在比较语言学研究中模仿施莱格尔、穆勒，试图论证伊朗的伟大以及雅利安人种之间的亲缘关系。阿洪扎德和克尔曼尼民族主义思想的出现，是伊朗现代思想史上一个关键转折点。二人共同为雅利安主义在伊朗的散布铺平了道路。值得注意的是，雅利安主义只是近代伊朗民族主义思想潮流中的一种主张，并非所有的伊朗思想家都接受雅利安主义。伊朗泛伊斯兰主义者贾马尔丁·阿富汗尼(Jamal al-Din al-Afghani，1838—1897年)在与欧内斯特·勒南的论战中，就为阿拉伯知识分子辩护，批评企图按种族或民族对智力进行分类的做法。但是，这种强调共同的穆斯林宗教身份与淡化伊朗人和阿拉伯人民族差异的思想并没有在当时的伊朗知识界占据主导地位。在阿洪扎德和克尔曼尼之后，雅利安主义在伊朗民族主义知识分子中开始流传和发展。19世纪的最后十年，大量的波斯语出版物在伊朗出版，作者大都认为7世纪“野蛮”的阿拉伯人入侵破坏了“文明”的琐罗亚斯德教帝国，阿拉伯“帝国主义”削弱了伊朗才华横溢的雅利安人的创造力。这种雅利安主义历史叙事源于欧洲东方学者笔下的中东历史，贬低伊斯兰教和阿拉伯人是其典型特征。伊朗知识分子接受了这种观点，声称伊朗在伊斯兰时代之前有着光荣辉煌的过去，现在是时候通过跟随欧洲文明的脚步来复兴历史的荣耀。20世纪20年代，哈桑·塔基扎德(Hassan Taqizadeh，1878—1970年)、马哈茂德·阿夫沙尔(Mahmud Afshar)等一批知识分子聚集在《伊朗沙赫尔》(Iranshahr，1922—1927年)、《未来》(Ayandeh，1925—1926年)等较有影响力的杂志周围，成为伊朗民族主义和雅利安主义的宣传家。这些雅利安主义者是巴列维王朝第一任国王礼萨汗的重要支持者，也是礼萨汗构建现代伊朗民族认同的智囊团。在1926年礼萨汗的加冕典礼上，著名学者、首相穆罕默德·阿里·福鲁吉(Muhammad Ali Foroughi，1877—1942年)在致辞中将礼萨汗比作伊朗历史上诸多崛起于乱世、引领民族走向辉煌的古代统治者，并基于东方主义者的雅利安主题，向出席典礼的代表宣告:“伊朗人如今发现，纯伊朗血统的国王登上了王位。”礼萨汗时期，在德国的影响和推动下，雅利安主义迅速传布，成为伊朗重要的民族主义思想潮流。由于近代以来饱受英俄的侵略，伊朗希望引入第三方力量来抗衡两国。作为参与中东博弈的后来者，德国不断寻找机会向伊朗渗透。德国在柏林资助成立了由哈桑·塔基扎德领导的伊朗民族主义者委员会，其主要目的是宣传促进两国之间的文化和经济联系，同时阻止伊朗与英俄的合作。塔基扎德于1916—1922年在柏林主办了著名的波斯语杂志《卡维》(Kaveh)，对伊朗民族意识和雅利安认同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1933年，伊朗亲纳粹的雅利安主义者阿卜杜拉赫曼·赛义夫·阿扎德(Abdolrahman Seif Azad，1891—1970年)受德国资助出版《古代伊朗杂志》(Nāmeh-ye Irān bāstān)，赞扬纳粹德国和礼萨汗，鼓吹雅利安种族主义和沙文主义，在伊朗精英和知识分子中发挥了重要影响力。1934年，纳粹德国支持成立德国波斯学会(Deutsch-Persische Gesellschaft)，以赞助两国间各种形式的文化交流活动。在纳粹德国的宣传影响下，伊朗驻德国公使馆向伊朗外交部提出更改国名的建议。礼萨汗下令从1935年3月21日起，将国家的对外官方名称由“波斯”改为“伊朗”。其理由是“波斯”这个名字在历史、地理和种族上都不准确，而伊朗才是雅利安人国家的名称。这一行动成为礼萨汗时代雅利安主义发展的高潮，反映了礼萨汗对外交往的亲德倾向以及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此后，纳粹德国在1936年颁布一项特别法令，将伊朗人纳入“纯雅利安人”范围。1939年，柏林广播电台的波斯语频道成为二战时纳粹德国向伊朗灌输雅利安主义的重要途径。东方学家，特别是欧洲考古学家在雅利安主义向伊朗传播的过程中发挥了特殊作用。他们通过考古发掘与伊朗学研究，帮助伊朗人“发现”古代雅利安遗产，其成果被整合到伊朗国家历史和新兴民族史学的宏大叙事中。伊朗精英们积极吸引东方学家到伊朗开展研究与宣传雅利安思想。从立宪革命到20世纪30年代，德国考古学家恩斯特·艾米尔·赫茨菲尔德(Ernst Emil Herzfeld，1879—1948年)曾数次游历伊朗，并受邀在伊朗进行考古发掘与调查，成为现代伊朗最有影响力的东方学家之一。他给予伊朗前伊斯兰和史前历史以特殊的地位，并为其提供考古科学依据。他也对礼萨汗采用姓氏巴列维(Pahlavi)，更改国名产生过重要作用。礼萨汗在与他进行了一次秘密谈话后，选取萨珊王朝伊朗的中古波斯语巴列维作为其姓氏，以此把其家族与久远的雅利安传统联系在一起。虽然这些考古学家未必赞同雅利安种族优越论，但他们的考古活动却在客观上为伊朗人的雅利安认同提供了证据支撑。在伊朗民族主义者、东方学家和纳粹德国的内外共同作用下，雅利安主义思想在伊朗迅速传播，最终上升为巴列维王朝的官方意识形态，成为构建现代伊朗民族认同的重要理论基础。但相比纳粹德国的极端种族主义，伊朗雅利安主义在实践中更注重文化上的波斯语言和历史，而非生物上的肤色、血液和基因。甚至部分伊朗民族主义者公开反对基于生物特征的种族主义。另外，纳粹德国的反犹宣传并未在伊朗引起广泛共鸣。礼萨汗将伊朗犹太人与欧洲犹太人区别开来，认为伊朗国内的犹太人早已被同化为伊朗人。一些伊朗犹太人也声称，他们是雅利安犹太人，因此与纳粹针对的犹太人不同。反犹并不是巴列维王朝时期伊朗雅利安主义的特点，巴列维王朝时期的伊朗也没有出现明显的反犹活动。以雅利安主义为基础，巴列维王朝把伊朗视为雅利安人的家园，把波斯人视为古代雅利安人的后裔和主体，把纯正波斯语视为雅利安人的语言，把波斯人的古代历史文化视为辉煌的雅利安文化，在国内外极力彰显波斯/伊朗人尊贵的雅利安身份。为此，伊朗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在国家范围内推行雅利安化、波斯化，力图实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语言”。在塑造共同语言方面，巴列维王朝接受了欧洲人主张的语言是民族文化和种族的核心特征的观念，而将波斯语作为伊朗全国统一，甚至唯一的通行语言，极度重视波斯语的研究、净化与推广。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普及波斯语言和文字，规定在学校、政府机关、公共标志、商店门面、商业信笺甚至名片上必须使用波斯语。在非波斯人聚集区，政府设立波斯语学校，向当地居民教授波斯语。同时，政府严格限制非波斯语的使用和传播。伴随着中央政府对波斯语的支持，民众的波斯语识字率大幅提高，以非波斯语为母语的少数族群明显“波斯语化”。1935年，政府在德黑兰成立文化学院(Farhangestan)，专门从事语言净化运动，不断发布新词来代替波斯语中的外来词汇，特别是阿拉伯语词和突厥语词，以维护纯正的波斯语言。经过“净化”的波斯语成为全体伊朗人的共同语言和强化伊朗民族认同的有力武器。在塑造共同的历史记忆、文化传统、祖先神话、民族象征等方面，除了前文提及的改国名为伊朗，资助考古发掘和研究外，巴列维王朝还利用行政管理、新闻宣传与出版、历史教育、学术研究、考古遗址、博物馆、纪念性建筑、大型文化活动、音乐戏剧与民族服饰规范等宣扬古代波斯/伊朗文化，通过“文化复古”的雅利安主义来连接古今，促进社会文化变革，塑造整个国家和民族认同的雅利安化。礼萨汗创立文化学院、公共指导部(the Department of Public Guidance)、国家遗产协会(the National Heritage Society)、地理委员会(the Geography Commission)等文化行政组织，向民众灌输民族意识。在巴列维王朝建立之初，政府即下令更换和使用带有波斯和雅利安特色的姓氏、地名、历法时令、货币、邮票等，通过影响国民日常生活于潜移默化中形塑民族认同。1925年，政府引入货币里亚尔，以各种钞票形象展现伊朗雅利安历史、文化和考古遗产。1934年，伊朗国家遗产协会奉礼萨汗之命为民族史诗《列王纪》的作者菲尔多西(Ferdowsi，940—1020年)建造了融合阿契美尼德建筑元素的陵墓。该墓模仿居鲁士大帝陵墓，设计者包括前文提及的德国东方学家赫茨菲尔德。新陵墓的揭幕作为菲尔多西千年庆典的组成部分，被视为伊朗“民族复兴”的重要时刻。1937年建成的国家博物馆是伊朗实践雅利安主义的重要载体，其中的古代伊朗分馆专门用于展示古代伊朗的历史和考古学成果，使雅利安主义在伊朗的文化和公共空间中得到进一步彰显。民族认同的塑造离不开公共教育，伊朗以专门的教育委员会负责历史课程规划和教科书编订，强化民族历史教育。雅利安主义前所未有地融入历史教材，塑造着伊朗人的历史观。教育委员会将伊朗历史划分为古代(“黄金时期”)、中世纪(从阿拉伯穆斯林征服到蒙古入侵的“黑暗时期”)和现代(从萨法维王朝建立到当下巴列维王朝时期的“复兴时期”)三个时代，并指出现代伊朗的主要任务就是恢复曾经的地位。1928年，伊朗政治家、爱国历史学家哈桑·皮尔尼亚(Hasan Pirniya，1872—1935年)编写的官方历史教科书《伊朗古代史》(Tarikh-e Qadim-e Iran)承继了欧洲雅利安主义，以专门章节讨论了古代“雅利安人”的迁移和早期“雅利安人”的种族特征，指出伊朗人是从北欧迁徙来的白种印欧人。1933年，政治学家侯赛因·法胡迪(Husayn Farhudi)出版了另一本历史教科书，书中用地理术语解读“伊朗”，介绍了伊朗的种族特点，并强调“伊朗”(Iran)源自“arya”一词。大力褒扬雅利安人，把阿拉伯人和蒙古人描绘为非雅利安人入侵者，是这些教科书的共同特征。礼萨汗之子巴列维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Mohammed Reza Pahlavi，1919—1980年)完全继承了其父雅利安化、波斯化政策，继续以雅利安人身份塑造伊朗民族认同。1967年，巴列维国王采用新头衔“众王之王，雅利安人之光”(Shahanshah Aryamehr)，以强调伊朗雅利安传统的连续性。1971年伊朗修建了“雅利安之光”国王纪念塔(Shahyad Aryamehr Monument)，这一标志性建筑生动展现了巴列维国王试图复兴古代雅利安人荣耀的强烈愿望。同年，巴列维国王以波斯帝国居鲁士大帝继承人的身份，在波斯波利斯举办了庆祝古波斯帝国成立2500周年的大型活动，使伊朗雅利安主义的发展达到了高潮。巴列维王朝晚期的历史和波斯语教科书不断向年轻人灌输雅利安认同和伊朗文化优越论，强调以伊朗文明、语言和文化为荣，鄙夷周边民族和文化，认为与“劣等”入侵者(即阿拉伯人、蒙古人和土耳其人)相比，纯血统的伊朗人是“优越的”。巴列维国王多次在他的自传类著作中谈论伊朗人与西方人共同的雅利安身份，强调伊朗人与阿拉伯人的差异，并历数伊朗古代文明的辉煌，表露出欲复兴伊朗民族和伊朗文明的强烈意志。经过官方和民间的共同推动，雅利安主义已经深深嵌入伊朗民族主义，不断固化为巴列维时期伊朗精英和民众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认同，其结果即是大量伊朗人直接将“伊朗人”等同于“雅利安人”。三、雅利安主义的工具化与伊朗民族认同的错位伊朗精英们欣然接受了欧洲雅利安主义理论中伊朗人与欧洲人同为雅利安人的种族群体身份认知，认可了雅利安种族与文明的优越性，极力发掘和复兴前伊斯兰时代的伊朗本土历史文化。同时，他们也接纳了深植于欧洲基督教文明中的反伊斯兰传统，而将欧洲反闪米特人(尤其是犹太人)的内容调整为敌视阿拉伯人、突厥人，追求伊朗民族的同质化。在20世纪现代伊朗民族形成的关键时期，雅利安主义为伊朗塑造现代民族认同提供了必要的支撑，成为巴列维王朝时期伊朗认同自我(自身及西方)、否定他者(伊斯兰教以及阿拉伯人、蒙古人、突厥人等)，谋求伊朗民族内部统一、外部独立和现代复兴的手段。一方面，伊朗雅利安主义话语在国内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和主导叙事而被广泛普及，服务于推进西方化、世俗化改革，重塑民族文化和历史，构建伊朗民族和国家新形象，强化民族认同和统治合法性。另一方面，在国际交往中，雅利安主义被用来维护伊朗民族独立，捍卫伊朗国家利益，推进与西方国家关系，遏制周边势力的扩张。如果说礼萨汗将国名从波斯改为伊朗，在国际社会中竖起雅利安主义旗帜的话，其子巴列维国王则在国际交往中更灵活地利用雅利安主义话语服务国家利益。巴列维国王时期，与欧美西方国家交往是伊朗外交的核心内容。巴列维国王发起的名为“白色革命”的现代化改革，用意即在于复兴伊朗民族，确立伊朗作为西方文明成员的地位，进而强化伊朗与西方的关系。他认为，伊朗文化比中国或阿拉伯文化更接近于西方文化。巴列维国王根深蒂固地认同西方文明，执着于使伊朗获得西方的接纳。雅利安主义也影响了伊朗在伊斯兰世界的交往偏好。巴列维时期的伊朗将印度、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视为雅利安兄弟国家，并对其保持积极友好的政策，而对阿拉伯国家的态度比较复杂。在雅利安主义的反阿拉伯人情绪作用下，伊朗报纸以及国王、高级官员多次表达对阿拉伯人的警惕、鄙视甚至仇恨。1960年伊朗与埃及断绝关系后，有伊朗报纸便蔑称埃及人为“食蜥蜴者”。但在地区外交活动中，伊朗不得不考虑发展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20世纪50年代以来，巴列维国王竭力提高其在周边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力，以对抗埃及纳赛尔主义和阿拉伯激进主义。伊朗在官方外交中有意控制雅利安主义的反阿拉伯话语，将纳赛尔的政策和阿拉伯人民区别开来，淡化伊朗人与阿拉伯人之间的文化差异，转而强调伊朗与阿拉伯双方民众的伊斯兰宗教联系。实际上，巴列维国王内心并不看重“穆斯林团结”，他更倾向于认为穆斯林之间的宗教联结远不如种族联结那样强有力。伊朗地区外交的首要目标是与周边“雅利安兄弟”国家提升关系，利用共同的雅利安民族文化身份建立雅利安人的统一组织，以削弱纳赛尔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制衡阿拉伯世界团结统一的趋势。从根本而言，伊斯兰宗教联系只是伊朗与阿拉伯世界之间政治博弈的掩护，而雅利安主义则是伊朗对外交往中对抗和分化泛阿拉伯主义、泛突厥主义，维护伊朗民族和国家利益的工具。在西方崛起和伊朗衰落的历史背景下，本土化的雅利安主义缓解了伊朗人内心的巨大困惑，为伊朗的民族认同构建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但雅利安主义在深刻影响伊朗身份认同的同时，也使得伊朗陷入了学者礼萨·齐亚—易卜拉希米(Reza Zia-Ebrahimi)所说的“自我东方化”(Self-Orientalization)，引发了伊朗民族认同的严重“错位”(Dislocation)。地处中东是伊朗无法更改的地缘政治现实，绝大多数国民为穆斯林是伊朗鲜明的人口宗教结构，但伊朗的雅利安主义者却以西方为文明标准衡量伊朗自身，极力否定伊斯兰时代伊朗的文明成就，把加入西方世界作为伊朗的文明梦想。实际上，伊朗在以雅利安主义攀附西方的同时，也造成对当前自我的贬低。礼萨汗1935年推行的欧洲礼帽改革就是为了让伊朗人看起来像欧洲人，以避免遭到欧洲人的嘲笑。追本溯源，这种自我东方化和身份认同错位源于雅利安概念不同文本对译过程中的混淆与误用。19世纪90年代，伊朗知识分子克尔曼尼第一次从欧洲引入“雅利安”一词。鉴于当时波斯语中没有对应词，他采用法语“雅利安”(Aryen)的音译，将其转写为波斯语的āriyān或āreyan。后来，伊朗史学家萨迪克·礼萨扎德·沙法克(Sadeq Rezazadeh Shafaq，1897—1971年)将欧洲术语“雅利安”(Aryan)译为波斯语的“āriyā”，这个词由此进入现代波斯语。于是，古代伊朗的ariya与欧洲表示现代种族的Aryan产生了直接的对应。然而，问题首先在于种族意义上的雅利安概念是现代的发明。从阿契美尼德时代到该词被引入伊朗的19世纪末期，伊朗历史文献中从未出现“雅利安种族”。伊朗古代铭文和文献中的“ariya”通常被认为是出身良好的意思，象征着贵族和贵族身份，其作为古代群体的名称，从不具有现代意义上的“种族”含义。其次，欧洲人的雅利安概念是一个印欧多族群泛称，而伊朗古代的“ariya”本质上是与欧洲人无关的族群自称。古代伊朗人毕竟不会将古希腊、罗马人视为同类，也不会将自己生活的土地视为古印度人、欧洲人等民族的共同家园。因此，伊朗(Iran)一词只能意味着“伊朗人的家园”，而非“雅利安人的家园”。伴随着现代人对古代波斯语词汇ariya的翻译和挪用，该词的原意淡化，其指称对象由古代伊朗人，扩大为包括欧洲人在内的多个现代民族，又被荒谬地打上种族和文化优越的偏见烙印，被用以服务民族主义动员和政治需要。伊朗身份认同的错位是雅利安主义在伊朗被接纳与利用的直接结果。伊朗雅利安主义者对自我的定位脱离了伊朗的历史和现实。伊朗人在遭遇欧洲列强侵略时，并没有有效的应对之策，不但在军事上无力招架，而且在文化和思想上也产生了挫败感，把伊朗人和欧洲人视为同一种族的雅利安主义正好成为他们的安慰剂。他们的自卑情结和仰慕欧洲的心态，使欧洲对伊斯兰教和东方的偏见彻底内化，进而导致伊朗人的自我东方化。伊朗政治精英认为，西方化不是一种异化，而是对“真实自我”的回归。巴列维国王也声称，同为雅利安人的伊朗人实际上是欧洲大家庭的一员，伊朗身处中东而未居欧洲，纯粹是“地理上的意外”。东方学家将伊朗人定义为与欧洲人同源的种族，这种叙事将伊朗和欧洲在血缘和文化上紧密相连，也为伊朗的西化改革和民族复兴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支撑。伊朗民族主义者进而相信，伊朗人创造了辉煌的古代文明，而西方欧洲人发展出先进的现代文明，两者都是雅利安人的荣耀，当前衰落的伊朗需要借西化改革来重现雅利安人的荣光。他们首先在意的不是将伊朗人从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而是希望借西化在军事、经济、社会和政治等方面赶上欧洲。对伊朗而言，这种东方主义的认知和定位实际上是一种陷阱，本质上维护了西方的利益。雅利安话语作用的结果是殖民掠夺伊朗的敌人———欧洲“他者”，被伊朗人视为和自己同一种族的“我们”。这不仅便于西方利用这套话语继续对巴列维伊朗进行变相的入侵和控制，也削弱了伊朗与其他遭受掠夺的民族共同反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意愿。实际上，伊朗不论如何西化，也无法平等自主地融入西方阵营，依然是西方刻板印象中伊斯兰的、政治专制的、文化停滞的东方异类和“他者”。伊朗雅利安主义树立了更多“他者”，使伊朗民族认同狭隘化，对伊朗民族认同构建产生了许多不利影响。在民族史观和民族历史记忆塑造上，伊朗雅利安主义者将波斯人的巴列维王朝与之前非波斯人的恺加王朝对立起来，将前伊斯兰时代和后伊斯兰时代区分开来，甚至也将雅利安时代与雅利安人迁入伊朗之前的原住民(埃兰人)的历史割裂开来。他们认为，只有雅利安时代才是辉煌的时代，才是值得发扬和复兴的时代。他们将历史上征服伊朗的阿拉伯人、蒙古人、突厥人摆在对立面，认为古代伊朗的伟大有赖于纯粹的雅利安人，而阿拉伯人和伊斯兰教的入侵打断了伊朗文明的辉煌历程，伊朗必须西化自身，才能实现复兴。因此，伊朗需要排除落后的非雅利安人及其文化的负面影响，“只有从迷信和反动神职人员的枷锁中解放出来，才能获得进步”。这一思想把伊朗的衰落归罪于阿拉伯人和伊斯兰教的征服，制造了“优越的”雅利安人与“落后的”闪米特人(阿拉伯人)之间的身份对立。在族际关系上，在巴列维王朝之前，伊朗各族群都享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风俗习惯、文化和身份认同的自由，自巴列维王朝开启后，民族和语言文化多元化趋势突然停止，一种单一文化主义和单一语言主义的进程开始，波斯人的语言、历史、文化和身份认同成为所有伊朗人的唯一真实的语言、历史、文化和身份认同。波斯化、雅利安化的政策激起了境内阿塞拜疆人、阿拉伯人、库尔德人等族群的不满。总之，伊朗雅利安主义纵向上割裂了伊朗历史的连续性，横向上损害了伊朗境内平等的族群关系，还影响了伊朗与周边国家的国际关系，其对伊朗民族认同的形塑和伊朗民族政治稳定及长远发展形成了不利影响。保持雅利安种族意识和优越感似乎弥补了过去所有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缺陷，使伊朗成为一个骄傲的在种族上比其邻国更优越的国家。但世俗的伊朗民族主义包含着种族理论的致命缺陷:过分依赖于遥远的过去，排除了许多重要的、有形的社会因素，比如伊斯兰身份认同。自1501年萨法维王朝确立什叶派为国教以来，什叶派宗教认同已经内化为伊朗民族认同的核心内容。伊朗世俗政治精英们却试图用雅利安认同来取代以宗教为基础的认同，希望将伊朗民族共同体变成一个“非宗教的宗教共同体”，把伊朗人变成“非穆斯林的穆斯林”。最终，巴列维王朝时期雅利安主义的普及和世俗化改革的推行，导致新兴的世俗民族认同和传统的什叶派认同之间严重失衡，引发了以推翻世俗君主制为目标的伊斯兰革命。宗教民族主义替代了雅利安主义的官方意识形态地位，伊朗的民族认同构建进入了新的重构时期。四、伊朗雅利安主义的边缘化与复现伊斯兰革命后，“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成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意识形态话语，什叶派伊斯兰主义处于强势地位，前所未有地塑造着伊朗的内政和外交，雅利安主义则被视为前政权的象征，陷入边缘化地位。霍梅尼呼吁伊斯兰团结(Islamic unity)，将包括雅利安主义在内的世俗民族主义视为西方帝国主义削弱和利用伊斯兰世界的阴谋。被雅利安主义尊为辉煌时期的前伊斯兰时代，则被贬低为一个君主专制和压迫的时代。霍梅尼宣称，在2500年的历史中，伊朗一直处于国王的统治之下，国王们给伊朗带来的只有劫难和痛苦。伴随着全面的伊斯兰化政策，伊朗人的穆斯林身份前所未有地凸显出来，伊斯兰时代伊朗的历史被公开赞扬。伊朗国家博物馆专门建立了陈列伊斯兰时代文物的分馆，其条件和设施明显比前伊斯兰时代分馆优越。然而，雅利安思想中的伊朗民族观念和种族优越感并未就此消失。在巴列维王朝被推翻近7个月后，伊斯兰革命著名思想家阿亚图拉马哈茂德·塔勒卡尼(Mahmud Taleqani，1911—1979年)在德黑兰聚礼仪式上宣称，历史上伊朗人使伊斯兰教蓬勃发展，当今伊朗人作为伊斯兰教火炬的传递者和领导者，肩负着将世界上受压迫者从欧美殖民统治中解放出来的职责。1979年12月，曾被最高领袖霍梅尼确定为继承人的阿亚图拉侯赛因·蒙塔泽里(Hossein Montazeri，1902—2009年)声称，从伊斯兰教产生到今天，伊朗人为伊斯兰教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这种叙事无疑结合了伊斯兰主义和民族主义，暗含了雅利安人的伊朗对闪米特人的阿拉伯的优越感。1979年后伊朗的学校教育并没有排除前伊斯兰时代的历史遗产。伊朗伊斯兰主义者把前伊斯兰时期称为“蒙昧时代”，但他们将伊朗人的血统追溯到了伊斯兰教之前。五年级的波斯语初级读本以古波斯文化成就为骄傲，宣称伊朗人从远古就开始参与体育运动，就在希腊人举办奥运会的同时，古代伊朗人也教他们的孩子骑马、射箭和马球。1989年霍梅尼的去世成为伊斯兰共和国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宗教热情的降温以及国家内外政策的理性化成为明显趋势。同年对宪法的修订表明，伊朗伊斯兰政府从宗教至上转向国家利益优先，伊朗的民族认同话语也由此发生转变。共和国时期的民族认同构建是在否定和继承巴列维王朝基础上的重新构建，作为民族国家的伊朗无法完全摒弃民族主义与雅利安话语，雅利安认同开始复现，得以继续参与定义伊朗人的身份。经历多年的边缘化后，雅利安主义在伊朗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雅利安主义中的反伊斯兰成分被消解，经过与宗教民族主义的混合，增强了伊朗自身的优越感与反抗帝国主义的斗志，保留了对伊朗古代文明的认同，以及对西方特别是德国的亲近感和对阿拉伯人、突厥人的厌恶感。雅利安主义在伊朗政治、社会与外交中重新显现，在文学作品和文化活动中依然活跃，在伊朗人的身份认同中仍然占据位置。1991年，总统哈希米·拉夫桑贾尼(Hashemi Rafsanjani，1934—2017年)参观波斯波利斯遗址，表明伊斯兰共和国正式改变了对前伊斯兰时代“遗产”的态度。伊朗民众对菲尔多西陵墓的参观拜谒成为普遍现象，巴列维时代的建筑标识重新出现在伊朗地图上。对前伊斯兰时代的承认，促使雅利安认同复现，成为伊朗人界定身份的重要依据。虽然雅利安主义中贬低伊斯兰教的成分被排除，但伊朗人厌恶阿拉伯人的心态却未曾消减，甚至随着什叶派与逊尼派教派纷争而更加明显。伊朗著名知识分子萨德克·齐布卡拉姆(Sadek Zibkalam)在一次采访中谈到，“仇恨阿拉伯人的现象在伊朗知识分子中非常普遍……每当伊朗对邻国发表言辞激烈的声明时，可以很容易发现他们认为波斯人更优秀。”而且他认为，“伊朗人对逊尼派的不断抨击源于他们对阿拉伯人的憎恶”。阿亚图拉穆罕默德·哈拉齐(Ayatollah Mohammed Kharrazi)把阿拉伯语视为“世界上最贫瘠的语言”，赞美波斯语是“天堂居民最优越的语言”。伊朗与海湾阿拉伯国家之间持续不断的紧张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是阿拉伯和波斯传统民族矛盾的产物，伊朗人的雅利安种族优越感混合现实的教派纷争，使得伊朗与沙特等阿拉伯国家难以实现深度和解。同时，雅利安主义中内含的亲欧洲情结依然深刻影响着伊朗对欧洲国家的态度。伊斯兰革命后，亲西方依然是伊朗民族的深层心态，而这一点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更加明显。哈塔米和鲁哈尼在就任总统时，把改善与西方关系作为外交的优先方向，实质上反映着大多数伊朗人的普遍愿望。德国是伊朗外交中偏爱的西方国家，伊朗政治精英对德国怀有特殊情感。1986年，拉夫桑贾尼给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Helmut Kohl)信中强调“共同的雅利安根源”，而德国外交部长克劳斯·金克尔(Klaus Kinkel)则提及双方的“共同遗产和百年联盟”。2009年，伊朗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在给德国总理默克尔的信中声称，应该恢复“1941年被同盟国破坏的伊德联盟”。伊朗官员在会见德国外交官时，总会不经意地提及“共同的”雅利安种族，试图以此拉近双方关系。此外，与对德友好观念相关的是，随着政治和外交上反对以色列的需要，原本伊朗雅利安主义中并不明显的反犹主义倾向因与伊斯兰共和国反犹太复国主义立场混同而得以加强。纳粹屠犹悲剧并未在伊朗引起广泛关注与同情。在精英之外，伊朗民众的雅利安主义心态在球迷事件中淋漓尽致地展现。2001年10月，伊拉克国家足球队以1︰2不敌东道主伊朗队，但这并没有阻止伊朗球迷在伊拉克球员离场时向他们投掷石头和塑料瓶。2004年10月，当德国国家足球队抵达德黑兰进行一场友谊赛时，约1500名伊朗球迷在机场向德国队致以热烈欢迎，并高呼“德国，德国，欢迎来伊朗”，在比赛时，德国队受到宛如主场一样的待遇。显然，巴列维王朝时期德国对伊朗的雅利安主义宣传依然深刻影响着伊朗人的态度和认知。雅利安认同在伊斯兰革命以来的变化表明它已内化为伊朗民族意识中不可分割的部分。1979年后，替代世俗民族主义认同的传统伊斯兰教认同需要适应伊朗民族国家的现实，超越国界的泛伊斯兰宗教认同不可能成为伊朗人定义身份的唯一依据。当前伊朗的民族身份依然处于多元认同竞争与并存的局面，伊斯兰主义还是世俗民族主义？前伊斯兰时代还是后伊斯兰时代?亲西方还是反帝国主义?在一定程度上，伊朗依旧面临着在互相对立的二元认同中做出选择的问题。作为定义伊朗民族身份的方式，无论是雅利安主义，还是伊斯兰主义，都缺少多样性和包容性，都是在与他者的严格对立中获取自我的凝聚力。雅利安认同和伊斯兰宗教认同，都无法涵盖和团结全体伊朗人。伊朗国内的阿塞拜疆人、阿拉伯人和俾路支人等少数族群不属于波斯人(雅利安人)的范畴，基督徒、犹太人和巴哈伊教徒又处在穆斯林的范围之外。伊朗无法在单一的世俗民族主义或者伊斯兰主义中获得真正具有包容性的民族认同。五、余论雅利安主义在欧洲发源及其在伊朗的散布，深刻反映了东方与西方在思想领域的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脱胎于东方学的雅利安主义本质上是欧洲人以学术研究的形式，自觉或不自觉地确立自身在世界文明中核心地位的意识形态，体现着近代“崛起、进步”的欧洲面对“落后”的东方时的知识霸权。伊朗人主动接受雅利安主义的过程，实质上是其无意中被欧洲实现思想殖民的过程。因为伊朗的雅利安主义预先确立了欧洲人在世界文明秩序中的主导地位，而将自身置于欧洲追随者和效仿者的地位。不可否认，在20世纪20年代以来伊朗民族国家构建和现代化的关键时期，雅利安主义塑造了伊朗民族认同，促进了伊朗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然而，在欧洲放弃雅利安主义之后，伊朗却没有及时反思自身的民族认同及与西方的关系问题。虽然1979年以来的伊朗外交具有强烈的反西方特征，但其根深蒂固的雅利安主义情结使得伊朗始终具有发展与西方尤其是欧洲关系的强烈冲动，伊朗国内的改革派是雅利安主义影响下“向西看”外交政策的主要推动力量。另一方面，雅利安主义导致的伊朗人认同错位和对阿拉伯人的贬低是阻碍伊朗与阿拉伯世界发展友好关系的深层因素。雅利安主义的产生及其在伊朗的散布说明，发源于西方的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思想，在破坏第三世界国家之间关系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地强化着第三世界国家对西方思想的依附性。如何真正超越西方式民族主义，是第三世界国家实现思想自主与和谐共处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