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书籍是了解世界非常有效的工具。本文通过搜集、分类中国的伊朗学相关图书，总结了20世纪30年代至今中国关于伊朗各类书籍的概况、各类书籍的强项以及短板。至目前为止，关于伊朗文学、历史、外交的中国图书最多。20世纪80年代前后是中国伊朗学的转折点，而在2013年，随着“一带一路”的提出，中国关于伊朗的图书变得更加丰富。关键词 伊朗研究；中文伊朗书籍；图书分类作者简介 巴阿明：伊朗德黑兰大学外国语言文学院助理教授。

文章来源 原文刊登于《国际汉学》，2022年增刊第S1期。全文如下：

伊朗古称波斯，历史上波斯的地理范围不限于其现在的边疆，而是包括今天的伊朗、阿富汗、小亚细亚、中亚南部、高加索地区和南亚西北的部分地区。伊朗文明是“波斯”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中国一样，伊朗文明源远流长，从西汉《史记》起，中国的史料就开始记载关于伊朗国情以及伊朗风土人情的内容。近年来，两国成立了很多研究对方国家的专业、研究中心等。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有中国学者对波斯文学作品进行了梳理。1994年，北京大学元文琪教授搜集和整理了汉译波斯文学作品以及伊朗文化研究书目；2007年，云南大学伊朗研究中心姚继德教授出版了《中国伊朗学论集》；2010年，西南大学杨兴礼教授在姚继德教授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调查和分析，调查显示，1911年至2007年，中国关于伊朗的文献包括专著、译著和论文一共1599篇/部，其中论文数量最多，其次是专著，再次是译著；2012年，西南大学冀开运教授也研究了中国的伊朗学著作，并且提出了当代中国伊朗学的进程。他的结论是，虽然伊朗学著作在中国有丰硕的成果，但有些领域，包括伊朗中世纪历史、伊朗外交、地理、哲学等仍然需要给予关注。一、资料收集及概况本文研究的中文伊朗书籍，包括专著和译著。笔者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孔夫子旧书网、亚马逊以及全国图书馆参考咨询联盟搜集了1919—2020年中国境内可以查到的关于伊朗的中文书籍，再版的图书不在本文的研究范围内。搜索时，在书名字段中采用的主要关键词是：伊朗、波斯、伊斯兰文化等；在作者关键词中主要采用了：伊朗。将搜集到的资料列入Excel，这数百本图书构成了一个小数据库，再以中国图书分类方法为参考，对这些图书进行分类。国图没收藏或没有标注分类的，笔者根据图书的简介、目录对之进行归类。分类后从不同视角对每一类图书的情况进行分析。至2020年8月，在中国出版发行的中文伊朗图书一共有548本。数据中能搜查到关于伊朗的最早的一本中文书是1924年郭沫若先生翻译的《鲁拜集》。中国近一个世纪关于伊朗的图书的分类及份额如下表1，此图表也能从侧面说明伊朗学在中国的大体情况。

在中国图书分类法中，表1的前14类有数据，还有8个大类没有数据，其中包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自然科学总论”“天文学、地球科学”“生物科学”“农业科学”“交通运输”“航空、航天”“环境科学”。而文学以及历史与地理方面的书籍分别占35%和25%，是中文伊朗图书中最多的两类。可见与科学、技术、工业类书籍相比，中国读者更关注伊朗的人文领域，在这种情况下，有兴趣了解伊朗的读者的认知形成了一定的侧重点。

从表2可以看出，自1924年第一本中文伊朗图书出现至1980年，关于伊朗的中文图书数量并不多，57年内只出版了40本左右，其中大部分是文学类图书（20本）；1978年、1979年中伊两国国内分别发生了改革开放和伊朗伊斯兰革命，以这两大事件为节点，后期的中文伊朗图书数量比前期大大增长了。这足以说明，相较于前期，中国对伊朗的关注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二、文学类图书伊朗文学对世界文学的影响极为深远，德国著名诗人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认为“波斯文学是人类文学的四大支柱之一”。波斯（伊朗）文学是东方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波斯文学史上涌现出了很多著名的诗人，其中大部分是中世纪的诗人，包括鲁达基（al-Rūdhakī，859—940）、菲尔多西（Ferdowsi Tusi，940—1020）、内扎米（Nizami Ganjavi，1141—1209）、海亚姆（Omar Khayyam，1048—1122）、萨迪（Abdallāh Shīrāzī，1210—1291/1292）、穆拉维（鲁米）（Muhammad Rūmī，1207—1273）、哈菲兹（Ḥāfeẓ-e Shīrāzī，1315—1390）等世界级诗人。中国和伊朗都是世界文明古国，自古以来两国就相互关注和研究彼此国家的历史文化。本研究搜集到的关于伊朗文学的中文图书共有162本，除《神奇的丝路民间故事——伊朗民间故事》、《伊朗诗选》、《波斯诗歌的黄金时代》、《波斯文学史》、《伊朗小说发展史》等专著外，其余都是翻译作品。中国图书分类法的文学大类下有16个二级分类。按照这种细分法，可将中文伊朗文学书目分类如下表3：

如表3所示，中文伊朗文学类书籍包括“诗歌、韵文”“儿童文学”“民间文学”“小说”“文学评论和研究”“文学史、文学思想史”以及“作品集”。20世纪，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掀起了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浪潮，主要的伊朗文学作品也被翻译成了汉语。20世纪初，早期的伊朗文学汉文译著主要是转译其他语言的伊朗文学作品，特别是俄语、英语、法语和日语，如从俄文转译的《鲁达基诗选》、《波斯故事》，从英语和法语翻译过来的《鲁拜集》等。随后以北京大学波斯语教研室培养的人才为主，直接从波斯文原著将伊朗古代和中古文学的主要作品翻译成汉语，其中最重要的系列作品是“波斯经典文库”，该丛书包括《果园》《蔷薇园》《鲁拜集》《鲁达基诗集》《列王纪全集》《玛斯纳维全集》《哈菲兹抒情诗全集》等7部共18册伊朗中古文学作品，分别于2000年和2002年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2016年商务印书馆决定推出新版“汉译波斯经典文库”，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蕾莉与马杰农》和《春园》两部作品，共23册。伊朗诗集中影响最大、最受中国出版界和读者青睐的一部作品是海亚姆的《鲁拜集》，该书被列为信仰类“世界上必读50本书籍”之首。中国现代文学大师如郭沫若、胡适、闻一多、徐志摩、朱湘等名家都翻译过海亚姆的诗。根据已掌握的资料，最早的汉文版《鲁拜集》是1924年郭沫若从英文版（爱德华·菲茨杰拉德[Edward FitzGerald，1809—1883]译）翻译出版的。到2020年，一共有25个不同版本的汉语《鲁拜集》出版发行，而这15名译者中，张鸿年和张晖是直接从波斯语翻译成汉语的。汉译伊朗诗歌大部分为伊朗中古时期的作品，现当代的诗歌作品翻译得比较少。出版的现当代伊朗诗歌译著有巴哈尔（Mohammad-Taqi Bahar，1886—1951）、伊玛目霍梅尼（Ruhollah Musavi Khomeini，1902—1989）、阿巴斯（Abbas Kiarostami，1940—2016）等人的诗集作品。北京外国语大学穆宏燕在《伊朗现代新诗精选》一书中集中翻译了20位伊朗现代诗人的诗歌，包括伊朗现代大诗人苏赫拉布·塞佩赫里（Sohrab Sepehri，1928—1980）、尼玛·于西哲（Nimā Yushij，1897—1960）的作品。同汉译伊朗诗歌作品一样，伊朗散文汉译作品最初也是从其他语言转译过来的，具有代表性的是饶毅、忻俭忠翻译尼·奥斯曼诺夫的作品和潘庆舟翻译Reuben Levy的作品。在汉译伊朗文学著作中，与诗集相比，文集的范围更广，涵盖伊朗故事集、小说、民间文学、讽刺文学、幽默文学以及儿童文学。近几年，美国、英国、意大利等国伊朗裔作者的作品的汉译有增长趋势，比如吉娜·B.那海、佐雅·皮尔扎德、阿扎尔·纳菲西、玛赞·莎塔碧、哈米德·齐亚拉提的作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我在伊朗长大》，但该书明显具有丑化伊朗形象的倾向。自20世纪初至今，儿童文学一直是伊朗文学汉语翻译界关注较多的部分，儿童文学类书籍占文学类总数量的22%。数据中能查到的最早的伊朗儿童文学书是1924年翻译的《伊朗童话集》，由中华书局出版。儿童文学的世界非常纯真，伊朗和中国人民具有诸多相同的价值观，这可能是两国出版界在儿童文学领域有诸多合作的原因之一。36本儿童文学书籍中，23本是漫画、插画等，其中15本是2014年以后出版发行的，这足以说明插画类图书在中国颇受欢迎。考量图书的出版时间以及图书的编者、译者的情况，笔者发现伊朗革命之前，其他语言转译的伊朗作品数量占优势，数据中只有拉胡蒂（Lahuti，1887—1957）的诗歌集《伊朗人民的呼声》（1958）和邢秉顺翻译的巴哈尔的诗歌集《朝霞的信使》（1965）是直接由波斯语翻译到汉语的。这个阶段的波斯文学书目主要转译自俄语和英语。改革开放后直接从波斯语翻译到汉语的作品数量占绝对优势。其中北京大学波斯语教研室师生基本上翻译了所有的伊朗经典文学作品，作出了突出贡献。例如，张鸿年译《蕾莉与马杰农》（1984）、《波斯文学故事集》（1984）和《果园》（1989），邢秉顺译《哈菲兹抒情诗选》（1981）和《巴哈尔诗选》（1987），张晖译《鲁达基诗集》（1982）、《涅扎米诗选》（1987）、《柔巴依诗集》（1988）和《波斯古代抒情诗选》（1988），张鸿年、宋丕方、邢秉顺、穆宏燕、张晖、元文琪、王一丹七人共同翻译了“波斯经典文库丛书”共18卷，其中《列王纪全集》6卷、《玛斯纳维全集》6卷、《哈菲兹抒情诗全集》2卷、《鲁达基诗集》《鲁拜集》《蔷薇园》《果园》各1卷。三、历史与地理类图书伊朗高原处于东西文化的交汇点，历史上这块土地上发生了许多影响亚欧的历史事件。因此历史与地理类图书占了全部中文伊朗图书的很大分量。考虑到中国图书分类法历史与地理类的一些二级分类（如美洲史、大洋洲史）与我们的研究无关，下面表4只显示历史与地理类中的部分二级分类以及世界史下属的分类。

如表4所示，在历史类图书中，伊朗通史、古代史、现代史类图书是中国学术界的重点关注领域，而关于伊朗上古史和近代史的书籍比较少。139本书籍中91%是1980年以后出版的。历史地理类图书大约一半是译著。数据中最早出版的是陈堃的《新伊朗》（1940），属于历史类。中国早期关于伊朗的历史书也是从俄文转译，这点与文学类图书相似，比如《现代世界史：一九一八到一九三九年时期的伊朗》（1954）、《伊朗史纲》（1958）、《伊朗现代史概要》（1959）。后来西方学者的伊朗学著作如《波斯战火》（2009）、《中国伊朗编》（2015）、《古代波斯诸帝国》（2015）、《居鲁士大帝——争霸战争与波斯开国》（2018）等20本作品被翻译成了中文。传记类图书中一半以上是以赛典赤、安世高为主的与中伊两国都有关的人物的专著，伊朗人物主要以皇室为主，包括古代国王的评传、传奇，如《居鲁士大帝——争霸战争与波斯开国》（2018）、《大流士大帝——制度创新与波斯帝国统一》（2018），以及巴列维王室的各种评传、传奇、自传，如《我对祖国的职责》（1977）、《伊朗公主回忆录》（1984）、《对历史的回答》（1986）；而介绍伊朗革命领导人的传记有《霍梅尼：以真主名义造反的革命者》（1980）、《霍梅尼》。风俗习惯、旅游、游记、概况类图书是中国普通读者了解伊朗的主要窗口。从时间上看，关于伊朗的第一部普及读物是1974年贝达棣编的《伊朗》，之后长达14年里，再也没有出现介绍伊朗风俗习惯、旅游、游记、概况的图书。资料显示，2000年以后这些领域每年或多或少有图书发行，少则一本，多则三四本。总之，历史类图书中，关于伊朗通史、古代史、中世纪史和现代史的图书比较丰硕，相对而言，近代史较为薄弱，上古史图书更是零记录。在现代史类图书中没有关于伊斯兰革命后的著作。历史类图书中译著和专著所占的比例较为平衡。直接从波斯语翻译成汉语的并不是很多，代表作品有叶奕良翻译的《伊朗通史》（1997）、张鸿年翻译的《波斯帝国史》（2011）等。与之相比，历史与地理类图书翻译非伊朗学者编写的书籍占主导地位。令人欣慰的是，李铁匠、冀开运等学者的著作也开始出现了。四、哲学与宗教类图书自古以来，宗教对伊朗的影响极其深远，安世高、摩尼、赛典赤等伊朗宗教人士对中国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乌鲁木齐到宁夏，从昆明到泉州都能找到来自伊朗的各种宗教曾经活跃的痕迹。哲学与宗教类图书的分类也非常多，一些领域如非洲宗教、美洲哲学与本研究无关。另外，根据中图分类法，神话是哲学与宗教下属的分类，不过国图有时把此类书籍归属为文学类图书，本文还是把神话类图书归为哲学与宗教类。本文数据库里共有88本关于伊朗哲学与宗教的书籍，大概情况如下表5：

中文伊朗宗教类图书涉及内容比较全面，甚至连巴布派这样小众的宗教也有单独的著作。主要的著作有《从波斯到中国：摩尼教在中亚和中国的传播》（2012）、《古代摩尼教》（1983）、《祆教史考论与述评》（2013）、《“正统”观念与伊朗什叶派》（2010）等图书。还有关于摩尼教、佛教的图书，这两个宗教在伊朗的教徒现在都很少。历史上来自伊朗的摩尼教对中国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佛教的发源地不是古波斯，佛教更不曾成为伊朗的国教，之所以有《舍命入红尘——安世高》（1998）、《永乐北藏——66–小乘经单译经》（2005）、《首传中土禅观安世高大师》（2012）3部佛教图书，是因为安世高是伊朗古代安息王朝的太子，他翻译了八大觉经，可以说是佛经汉译的创始人。能查到的最早一本哲学与宗教类图书是193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摩尼教流行中国考》，该书由冯承钧翻译。伊斯兰教类图书占多数，而且绝大多数是1990年后出版发行的，有关伊朗主流宗教的书籍主要有《教法学家治国》（2010）、《雄辩之道》（2009）、《辞章之道》（2003）、《穆罕默德在欧洲：千年的西方虚构》（2014）等。伊斯兰教类书籍大部分出版于中国香港地区或伊朗，而中国内地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著作并不多。哲学类图书共有11本，主要作品有《论灵魂：〈治疗论〉第六卷》（1963）、《圣学复苏精义（上、下）》（2005）、《苏菲四书》（2007）、《纳塞尔哲学思想研究札记》（2013）、《阿尔法拉比与柏拉图》（2008）等，主要关注的方向是苏菲主义、法拉比（al-Fārābī，870—950）、伊本·西那（Ibn-Sīna，980—1037）、安萨里（Ghazzalī，1058—1111）等的哲学观点。思想类图书都是2010年以后出版的，仅有《安萨里的思想研究》（2016）、《阿里·法拉比思想与现代社会》（2015）、《迷途指津——致孩子》（2013）、《阿里·沙里亚蒂思想研究》（2015）、《从城邦世界到世界城市》（2002）5部。五、艺术类图书伊朗艺术是世界历史上最丰富的艺术遗产之一，包括建筑、绘画、编织、陶艺、书法、金属加工和雕塑等。伊朗艺术在不同时期，受到了来自中国、印度和欧洲文明和艺术的影响，尤其是中国艺术，为后来伊朗艺术风格的多样性及蓬勃发展贡献了力量，如细密画、地毯、珐琅等两国共同的艺术遗产。中伊两国的乐器交流史也极为丰富，琵琶、唢呐、胡琴通过丝绸之路流传到了中国。有关伊朗艺术的书籍有18本；按中国图书分类法，艺术的二级分类一共有12种，中文伊朗艺术类图书的具体情况如下表6：

表6的数据显示，有关伊朗艺术的书目覆盖面并不全面，没有发现关于伊朗“艺术理论”“书法、篆刻”“雕塑”“音乐”“舞蹈”“戏剧艺术”类的图书。程彤的《古代伊朗上层建筑与宗教》（2016）一书，主要介绍了伊朗的宗教，其侧重点不是艺术。艺术类图书中电影电视类图书的数量较多，或许应归功于优秀伊朗导演的影响，他们屡次在国际电影节荣获重要奖赏，致使中国电影界比较关注伊朗的电影。《镜像东方·纪实主义：从伊朗新电影到中国新生代》（2009）、《现象与文化景观：伊朗新电影及导演研究》（2019）是研究伊朗电影的代表著作。六、政治与法律类图书18世纪末以来，随着英国的衰退，美国的兴起，两次世界大战以及伊朗革命的发生，西亚地区的政坛发生了几次颠覆性变化。这种变化的影响超出了本地区范围，其中伊朗的角色是决定性的。笔者一共搜集到了45本关于伊朗政治与法律的中文书籍，具体分类及概况如下表7：

表7数据显示，中文伊朗政治与法律类书籍主要关注伊朗的外交，其次是政治概况、理论和政治事件。1980年以前，关于伊朗政治的图书只有《伊朗石油问题》（1951）、《伊朗石油：对强权政治的研究》（1958）和《华国锋主席访问伊朗》（1978），充分反映出伊朗的能源大国地位。伊朗革命发生后，关于伊朗政治与法律的书籍所涉猎的范围不再限于石油，政治理论类图书主要有《霍梅尼的“教法学家治国”理论研究》（2011）、《霍梅尼外交思想的渊源和理论体系》（2016）等，比较完整地阐述了霍梅尼（Ruhollah Musavi Khomeini，1902—1989）治国的政治理论。政治概况类除了西南大学冀开运教授主持的《伊朗蓝皮书》（自2015年每年出版），还有《21世纪的伊朗：政治、经济与冲突》（2014）。国际政治矛盾与斗争类有《伊朗核问题的由来和它的前景》（2014）和《奥巴马政府对伊朗的“接触政策”研究》（2015）等。政治事件类图书的代表作有《伊朗门内幕大曝光》（1992）、《伊朗伊斯兰革命及其世界影响》（2007）等。外交类图书则是最受关注的领域，涉及两边关系如《现代中国与伊朗关系》（2013）、《沙特与伊朗关系研究》（2018），外交史如《中国和伊朗关系史稿》（1988）、《伊朗外交四百五十年》（1982），伊朗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如《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2002）、《伊朗危机与冷战的起源（1941—1947）》（2001）等。法律类图书也是近几年受到关注的领域，除《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1997）外，其他三部著作都是2018年以后发行的，主要关注伊朗经贸领域的法治环境。七、语言文字类以及综合类图书语言文字类图书除《〈回回馆杂字〉与〈回回馆译语〉研究》（2008）外，其他大多是波斯语教程，包括波斯语综合教程以及波斯语技能听、说、读、翻译教程，本研究没有找到关于波斯语写作教程的书。值得注意的是，此类书籍均是由中国专家如李湘、元文琪、滕慧珠、赵小玲等编写的。综合类图书主要是汉语–波斯语、波斯语–汉语词典等语言类综合图书，其他综合性图书如百科类比较单薄。本研究查到的最早的波斯语词典是《波华词典》（1931年），后来又有了各种分类、图解和精选词典，最为典型的著作是曾延生主持的《汉语波斯语词典》（1997）和《波斯语汉语词典》（2003）。八、其他类图书除上文已简要分析的书籍外，还有少量的关于伊朗医药卫生、社会科学总论、工业技术、经济的图书。2012年之前关于伊朗经济的图书只找到了3本，不过近两年关注伊朗经济的图书渐多，有《伊朗新能源投资指南》（2018）、《伊朗地质矿产与矿业开发》（2018）、《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经济现代化研究》（2018）等5本。工业技术类图书有《二维纳米材料》（2017）、《大功率变频器及交流传动》（2019）、《认知无线电基础》（2019）等，由于技术类书籍的实用性和需求性较高，也为两国技术交流开启了新篇章。数理科学与化学、医药卫生和社会科学总论类图书，20世纪以来出版发行的主要代表作有阿尔·卡西（Ma s‘ūdal-Kāshī，1380—1429）《算法与代数学》、阿维森纳（Avīcenna，即伊本·西那，Ibn-Sīna，980—1307）《阿维森纳医典》、尼扎姆·莫尔克（Nīzamal-Mulk，1018—1092）《治国策》，其中《治国策》是伊朗近代伟大科学家的经典作品。结 语因本文的资料收集工作是在中国境外展开，笔者无法参观如北京大学东方语言系波斯语教研室、云南大学以及西南大学伊朗学等专业图书馆，难免会遗漏一些作品，但是总体上仍可以反映中文伊朗学图书的概貌。本文搜集到的最早的一本中文伊朗书出版于1924年，从此至中国改革开放的50多年间关于伊朗的书籍共有40本。改革开放及伊斯兰革命后介绍伊朗的中文图书迎来了非常可观的突破，改革开放至2013年，33年内出版了298本书。从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至2020年，短短7年就出版了190本关于伊朗的图书，图书内容也更为广泛。在全部中文伊朗图书中，文科和艺术类书籍占多数，理科以及工科类图书较少。译著和专著的分配比较均衡，不过从时间维度看，专著的数量越来越多，陆瑾、李湘、穆宏燕、苏莱曼、王一丹等学者的作品获得伊朗国家级奖项，这是对中国伊朗学研究的认可。虽然文学、历史、宗教类书籍的数量占多数，但另外一些邻域如伊朗的伊斯兰文化、波斯语本体研究、音乐、书法、文学评论、伊朗社会、非语言类综合性图书等也得到关注。历史的传统、“一带一路”的提出以及近年来的世界政治大背景为中伊两国更频繁的接触提供了契机，两国可以借助图书载体，将自己的优良传统和宝贵发展经验共享给对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