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自“伊核危机”爆发以来，伊朗已形成了完整的核决策体系。然而，在该体系之下，尽管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拥有最终决定权，但其依然需要考虑各方立场并在与国内其他机构进行繁复的协调后才能进行最终裁定。这是因为伊朗的核决策并不完全受国家利益驱使，而是取决于不同机构及政治精英之间的政治博弈和讨价还价。伊朗的政治精英在核议题上各有其特定的政策偏好，分属“拥核”“反核”以及立场中立的“抑核”派系。受国内权力格局影响，三大派系中的拥核派和抑核派在伊朗政坛占据主流，多年来为争夺核决策主导权而争辩不休。在美国特朗普政府退出伊核协议和苏莱曼尼遭到暗杀后，“拥核”和“抑核”两大阵营之间的断层线愈加凸显，持续多年的核辩论也愈演愈烈。随着不同核派系间力量平衡的变化，其相关的核政策建议将有可能对哈梅内伊的决策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并最终决定伊朗总体核政策的转变和伊朗核协议的存续前景。因此，最高领袖只能谨慎地在各派系之间保持周旋与平衡，这也导致了伊朗现今面临着进退两难的核决策困境。伊朗国内无法愈合的派系分裂依然是伊朗重返核协议的重要障碍之一。关键词 伊朗核协议；派系政治；核辩论；伊朗核问题作者简介 屠希亮：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房宇馨：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20级硕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 原文刊登于《国际论坛》，2022年第4期。全文如下：

自“伊核危机”爆发以来，伊朗已形成了完整的核决策体系。然而，在该体系之下，尽管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拥有最终决定权，但其依然需要考虑各方立场并在与国内其他机构进行繁复的协调后才能进行最终裁定。这是因为伊朗的核决策并不完全受国家利益驱使，而是取决于不同机构及政治精英之间的政治博弈和讨价还价。伊朗的政治精英在核议题上各有其特定的政策偏好，分属“拥核”“反核”以及立场中立的“抑核”派系。受国内权力格局影响，三大派系中的拥核派和抑核派在伊朗政坛占据主流，多年来为争夺核决策主导权而争辩不休。在美国特朗普政府退出伊核协议和苏莱曼尼遭到暗杀后，“拥核”和“抑核”两大阵营之间的断层线愈加凸显，持续多年的核辩论也愈演愈烈。随着不同核派系间力量平衡的变化，其相关的核政策建议将有可能对哈梅内伊的决策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并最终决定伊朗总体核政策的转变和伊朗核协议的存续前景。因此，最高领袖只能谨慎地在各派系之间保持周旋与平衡，这也导致了伊朗现今面临着进退两难的核决策困境。伊朗国内无法愈合的派系分裂依然是伊朗重返核协议的重要障碍之一。

在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等伊核问题六国与伊朗达成了《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即“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CPOA，下文简称“伊核协议”），使人们看到了和平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希望。但特朗普任内执意退出伊核协议，顷刻间使该问题复归到了各方僵持的原点。2021年拜登上任后又宣称，将寻求针对伊核协议与相关方展开谈判。一方面，美国随着国内政治的变化在伊核问题上呈现不断摇摆的特点，另一方面，伊朗在伊核问题上也不是铁板一块，无法保持政策的连贯性和一致性。如前总统鲁哈尼等政治精英赞成与美国和解，直指强硬派分子的抵抗行为形同叛国；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却表示，不急于让美国回到核协议中来，将坚持在美国撤销全部制裁的前提下才考虑让步的可能。这种矛盾立场也为伊朗长期存在的核决策困境增添了新的注脚。所以，为了判断目前核谈判僵局破局的可能性，对伊朗国内长期以来派系化的核政治进行更为细致的解读极为必要。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伊朗存在严格的保密文化和媒体审查制度，关于核计划的辩论并未在公共领域大范围铺开，民众对上层决策的影响也并不明显。因此，本文排除了公众因素这个变量的影响，而选择着重分析主导权力机构和把控核决策的政治精英阶层，希望对伊朗国内政治中有关核决策的组织机制、派系政治及政策辩论进行梳理和分析，为认识和判断伊朗核问题的发展方向提供一个思考的角度。

一、关于伊朗核扩散问题的既有解释及不足

关于核扩散根源问题的研究学界已有丰富成果。斯科特·萨根教授（Scott D. Sagan）曾在其文章中将现有的解释方案概括为三种模型，借以分析影响核扩散的各种因素。其一是基于新现实主义的“安全模型”（security model），以肯尼思·华尔兹和斯蒂芬·沃尔特为代表。“安全模型”强调，外部的安全威胁是一国拥核的主要驱动力。该模型认为，国家为了在无政府体系中实现生存和权力最大化，需要建立可靠的军事威慑来应对外部威胁。鉴于核武器所具备的破坏力，其被视为是国家进行有效威慑的黄金标准。其二是植根于建构主义的“规范模型”（norms model），该模型注重分析核武器在塑造和反映国家身份上的象征性意义。如果一国总体上将核武器视作威望、主权、科学进步和抵抗外国干涉的象征，那么该国极有可能大力推进核武器研发。相反，若制造核武器将给国家带来经济困难等其他负面后果，那么精英鉴于政权合法性的考量便会选择抑制国家的核野心。最后是基于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国内政治模型”（domestic politics model）。该模型认为，核决策与精英联盟的政治利益是密切相关的，所以需要关注国内政治对核议题的影响。埃塞尔·索林根（Etel Solingen）提出，依据对国际化的态度，国家内部可划分出“外向型”（internationalizing）和“内向型”（in-ward looking）两种精英联盟。二者均以生存为目标，但前者重视与国际社会的联系，在核议题上更为克制；后者更希望避免外部因素对其民族主义身份和政权合法性的影响，所以选择孤立于国际社会，这样的保守联盟更倾向于追求核武器。另外，索林根还指出，国内政治联盟之间的权力平衡与核辩论对核政策的走向也会产生重要影响。而聚焦于伊朗这一特定的国家案例，关于前两种模型已论述颇多。例如，法尔哈德·雷扎伊（Farhad Rezaei）认为，两伊战争的历史记忆以及美国的现实威胁都使伊朗充满了深深的不安全感，所以伊朗可能会推动核武器研发，加强其在该地区的安全。该观点指出，确保国家安全是伊朗实施核计划的主要动机。克利夫顿·谢里尔（Clifton W. Sherrill）则分析了核武器对于伊朗国家认同的意涵，指出核武器是伊朗主权、反抗统治以及自豪感的象征。然而，依据“国家安全模型”和“规范模型”所做出的分析依然存在原有模型的不足之处：两种模型均基于单一整体的认知视角，通过黑箱模型来理解伊朗的核决策，实质上是在把伊朗高度复杂的政治环境进行同质化描述，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核辩论和精英分歧在塑造伊朗核政策方面的影响。若按照“国内政治模型”的逻辑梳理，可以发现，少量文献即便关注到了伊朗国内派系分化对核决策的影响，却往往倾向于按照惯常思路将伊朗的核政治阵营划分为温和派和强硬派。实际上，这一思路并非完全适用于分析伊朗的核决策问题。伊朗国内的政治斗争极为复杂，温和派和强硬派内部对于核问题也存在分歧，这一点在现有文献中鲜有涉及。除西方学界外，目前国内学界只有高新涛教授的《伊朗核问题决策的基本路径与关键角色》一文对伊朗的核决策问题有所涉及，但对于具体的决策过程分析并不全面。因此，本文将在现有成果的基础之上，从派系精英的竞争及辩论角度对伊朗核问题的国内政治动因进行分析。二、伊朗的核决策机制有学者认为，伊朗是由“众多联系松散、竞争激烈的权力机构”所统治的，决策体系内各种正式和非正式权力机构之间相互博弈与讨价还价，最终“内讧和建立共识形成了政策产出”。伊朗的核决策机制亦是如此。参与核决策的机构和精英各有其政策偏好和利益考量，尽管最高领袖拥有最终决策权，他也必须协调不同派系和机构的利益以达成协商一致。若基于这一思路来分析伊朗的核决策，应首先明晰伊朗的核决策机制，考察决策机构和个人在体系中的相互位置及其关系（静态决策结构）及决策主体依据制度发生决策行为的动态运行状况（动态决策过程）。（一）伊朗核决策中的静态决策结构在伊朗的核决策体系中，关键的权力机构包括最高领袖、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总统、伊斯兰革命卫队、外交部、原子能组织和议会等。1.伊朗核决策机制的核心：最高领袖伊斯兰革命后，伊朗建立了以最高领袖为核心的政治架构，尤其是在涉及核问题等事关国家安全的重要决策中，最高领袖居于绝对的主导地位。美国中东研究所伊朗研究专家亚历克斯·瓦坦卡（Alex Vatanka）称：“最高领袖可以决定伊朗核政策的总体轨迹。”在核问题上，最高领袖的职责是协调核决策的总体框架，设定核谈判“红线”，批准或否决所有关于核计划的重大决定。然而，虽然最高领袖在核决策中居于中心地位，但由于其需要各政治和宗教机构的支持以维持其权力的合法性，所以在其进行最终的核决策前需要参考其他高层及机构的意见。同时，当不同派系间的争斗过于激烈时，最高领袖还需扮演仲裁者的角色，避免派系分化威胁到神权政权的存续。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最高领袖没有自己的核议程偏好——通常认为，哈梅内伊是一位拥核的传统主义者。2.伊朗核决策机制的主要机构：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决定和协调伊朗总体的国家安全政策，是除最高领袖外伊朗核政治领域的最高决策机构。委员会秘书处通过从所有相关机构收集情报和协调核政策执行来规划和把控伊朗的核战略，同时监督伊朗的国际核谈判过程，确保谈判者在最高领袖设定的框架内操作。在机构内部，主席由总统自动担任，其他高层官员作为正式成员参与决策。从成员组成来看，各派系成员均参与其中，委员会的主要作用就是在各机构和官员之间进行协调，帮助精英们达成共识，总体上维持派系间的利益平衡。在核问题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又划分出三个专门委员会，即领导人委员会、核决策委员会和技术专家委员会。领导人委员会在秘书处召开会议，最高领袖、总统与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出席，在核问题上制定指导方针供各机构执行。核决策委员会会议也设于秘书处，由各部部长、最高领袖的两位代表及其他有关者（如原子能组织主席）列席。技术专家委员会由外交部长领导，成员由各领域专家组成，在技术和法律层面就核议题进行审议。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负责统筹协调这三个委员会，并将其决策建议提交给最高领袖。在莱西当选总统后，在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增设伊核协议执行委员会，就有关该协议的下一步行动进行规划。依据目前拥核势力占绝对主导的执行委员会成员名单，以及现任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沙姆卡尼对核协议强烈抵制的态度可以判断莱西任内的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将由保守势力主导。外界甚至猜测目前保存于伊朗外交部的核档案将移交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该机构将接管核问题的行政管理权，伊朗的核立场可能会进一步趋于强硬。3.伊朗核决策机制的重要职能机构：总统、外交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原子能组织作为最高行政长官，总统主要负责提名部长、管理政府和实施宪法。通过提名部长，总统可对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组成产生直接影响，委员会的核决策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总统及其所属派系的核偏好。同时，宪法还赋予了总统签署国际条约和议定书的权力，可在签署国际核协定等问题上施加影响。作为民选总统，伊朗总统的当选也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伊朗国内对核计划的总体态度和各核派系的力量对比。然而，伊朗总统受制于以最高领袖为核心的宗教体系，在这样的权力结构中运作的空间相对有限。此外，总统还受到议会、司法机构之间的分权制约，当总统与议会主导势力的核主张不同时，总统还将面临来自议会的牵制。在行政部门中，外交部主要负责国际核谈判，并通过驻外大使馆为安全组织收集情报提供外交掩护。鲁哈尼于2013年10月将核档案从最高国家安全委员移交外交部后，外交部对伊朗的核活动有了更广泛的了解，在核谈判时也拥有了更多自主权。在主张和缓的扎里夫卸任后，目前由侯赛因·阿米尔·阿卜杜拉欣任外交部长一职。鉴于其与革命卫队关系密切，外界普遍担心伊朗的核外交将日趋强硬。伊斯兰革命卫队是伊朗核决策的另一个重要参与者。革命卫队主要通过以下渠道影响核决策：第一，革命卫队在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设有一名派驻代表，直接拥有投票权，并积极影响有关核问题的政策辩论。此外，革命卫队经常通过非正式程序对最高领袖进行游说，向其提供政策建议。第二，革命卫队成员在各权力机构中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使卫队对伊朗的核战略具有较大的话语权。比如，伊朗新任议长卡利巴夫就曾任革命卫队空军司令，所以革命卫队将可能对议会的核立场发挥巨大影响。另外，革命卫队还负责运营与核计划密切相关的科研中心，例如为核计划做出巨大贡献的伊玛目侯赛因大学，该大学中的21位顶尖核物理学家均为革命卫队的指挥官，包括2020年底遭到暗杀的伊朗首席核专家法赫里扎德。第三，革命卫队在伊朗的核谈判立场上也可发挥重要影响。例如，2016年1月美国第五舰队两艘攻击快艇误入波斯湾法尔斯岛附近的革命卫队基地，为避免对签署伊核协议后的美伊关系造成负面影响，革命卫队及时释放了扣押的美方船员。第四，伊朗部分核设施建立在革命卫队的基地周围，所以伊朗核计划的推进大都经受了革命卫队的监督和指挥。分析人士认为，如果伊朗能够生产核武器，革命卫队可能会对核武库实施直接控制。最后，时常为人所忽略的是，革命卫队控制着大量私营企业，填补了外国公司撤出伊朗后留下的业务空白。所以，美国想要削弱的头号实体实际上是当前制裁的最大受益者之一。革命卫队的拥核立场极为坚定。目前，由侯赛因·萨拉米担任卫队最高指挥官，他以激烈的反美、反以色列言论著称，也时常批评鲁哈尼政府的核政策过于软弱。伊朗原子能组织也可就有关核计划的专业技术问题向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供意见，并代表伊朗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等国际组织中发声。该组织始终依靠核计划获得威望与资金，因此自始至终反对停止核活动。自2013年以来，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一直由阿里·阿克巴尔·萨利希出任，他曾在特朗普失信毁约后，力主伊朗退出伊核协议。4.伊朗核决策机制的其他相关方：议会、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及研究机构在核决策中，议会权力极为有限。除议长直接参与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决策外，议会一般会通过控制预算、起草法案、批准国际条约和协定、弹劾内阁部长以及质询等方式在军控议题上施加间接影响，并通过立法程序对执行部门进行审查。总体来看，议会在核决策中极为边缘化。在更多情况下，议会充当着立法与行政部门进行政策辩论的场所。在野派系会通过质询权、调查权等手段牵制执政派系掌握的政府。在核立场上，由于伊朗议会自2004年选举以来一直被保守势力所把持，其主流态度是在对美关系和核问题上保持强硬。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在伊朗核决策中扮演着提供建议的角色。该委员会是最高领袖的咨询机构，并对行政、立法和司法部门行使监督权。1989年至2017年，该委员会主席一直由拉夫桑贾尼担任。拉夫桑贾尼的政治影响力使该委员会在所有核决策机构中具有特殊的影响力，在他于2017年1月去世后，该委员会在核决策体系中的地位明显下降，但其下属的战略研究中心以智库的形式在决策体系中发挥着重要的咨政作用。另外，在正式决策机构之外还存在着一系列研究中心，向各机构提供决策分析。据估计，有超过两千名官员曾作为最高领袖代表在这些非正式机构中任职，并直接向最高领袖办公室汇报工作。（二）伊朗核决策的动态运行体系总体来看，伊朗的核决策过程大体上可分为四个阶段（如图1所示）。第一个阶段是情报的收集与整合。伊朗使领馆、驻外武官及情报专员获取关于核计划的重要信息，分别传递给外交部、国防部和情报部。三大部门通过协作，将信息进行甄别加工，加之附属研究机构及智库专家的分析建议，形成情报分析报告，上达至总统和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处，并需通过最高领袖办公室呈递最高领袖进行阅览和参考。第二个阶段是核政策的制定，这一阶段主要在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及其下属的三大专门委员会内进行。代表们在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进行讨论，将最高领袖设定的宏观框架转化为一系列可操作的政策计划。在这一过程中，下属的三大委员自下而上达成决策——技术专家委员会运用专业知识提岀建议，而后基于核决策委员会的讨论，领导人委员会在政策辩论中权衡取舍。最终，代表们经过辩论与磋商达成一定的“共识”，并通过投票表决的方式做出决定，由总统向最高领袖提交审议报告，由其批准后生效可成为政策。

第三个阶段是核政策的实施。经最高领袖确认的外交政策将交付执行机构具体落实。技术问题交由原子能组织处理，而外交部将在原子能组织的协助下，在国际上进行核谈判，并将谈判所达成的协议带回伊朗，接受各机构的审议，最后由议会负责将具体政策转化为法律。伊斯兰革命卫队则遵循最高领袖的指示，在某些特定领域采取军事行动予以行政部门以辅助性支持或反对行政部门的工作，确保谈判不会过分超出最高领袖设置的红线。第四个阶段是对于核政策的监督，这一过程主要由议会进行。议会的监督手段包括举行听证会、行使调查权等，虽然这样的监督难以让核政策实现根本上的改弦更张，但可对行政部门起到一定的牵制作用。例如，议会曾迫使总统和外交部通过提交伊核协议实施情况的季度报告来向议会说明情况。三、伊朗核决策中的精英派系分化经以上分析可知，伊朗的核决策机制是一个不同机构及政治精英之间进行多元博弈的复杂政治过程。然而，伊朗不同政治势力在核问题上的偏好是有差异的，精英们在对国家威胁的感知、对国家常规军事威慑能力的看法、对拥有核武器的收益成本考量以及核武器的象征意义等方面天然存在很大差距，进而导致了政策上的严重分歧。因此，为了解伊朗核决策的主流立场，判断精英们对核问题的认知尤为重要。（一）伊朗政治精英不同核立场的划分1979年革命以来，伊朗政治精英长期在神权政体应如何演变以及伊朗应扮演的国际角色上存在分歧，根本分歧在于伊朗应继续做一个反抗世界的革命国家，还是应成为一个遵守国际规则的正常国家。在核问题上的认知差异也是这一根本分歧的副产品。在核危机爆发前，由于核决策的保密性强、透明度低，精英们普遍认为政府已决定只专注于和平发展核能，并未察觉高层有制造核武器的意图。加之大部分精英对专业的核武器知识缺乏了解，所以精英们并未就核政策产生严重分歧。但随着核危机的不断扩大，核问题逐渐成为了伊朗政治生活中的核心议题，正式从单纯的技术问题演变为伊朗外交政策的一部分。随着对核议题认知的加深，精英间的核分歧也浮出水面，并逐渐在核议题上形成了彼此分化的核派系。学界在讨论伊朗的派系政治时，倾向于将伊朗的政治思潮归类为两大阵营：将前总统哈塔米为代表的改革派和以鲁哈尼为代表的务实派划归为温和派阵营；将内贾德为代表的新保守派和以哈梅内伊为代表的传统保守派划归为强硬派阵营。但分析伊朗的核决策问题不能简单套用这一思路，核立场上的分化与传统的伊朗政治派系划分有所重叠，但二者并不保持完全一致。例如，前总统内贾德和前议长拉里贾尼都被视为强硬派人士，但在内贾德担任总统期间，其对西方大国的挑衅行为加剧了伊朗与美欧之间的核争端，促使当时寻求与西方妥协的伊朗核谈判代表拉里贾尼无奈辞职。再如，归属强硬派的伊朗驻俄罗斯大使、前议会研究中心负责人卡齐姆·贾拉利一直被认为是鲁哈尼政府坚定的批评者，但他却主张签署核协议。而在改革派内部，多数人士反对过于激进地推进核武器研发，但伊朗绿色运动领导人、改革派人士米尔·侯赛因·穆萨维却大力支持伊朗推进核计划，在其政治对手内贾德与国际社会签署《日内瓦协定》后大加指责。基于此，本文认为应按照不同的核政治偏好划分阵营。牛津大学布拉瓦尼克政府学院客座研究员尼玛·杰拉米（Nima Gerami）提出，依据核问题的不同立场，伊朗国内大致可分为三个群体：认为伊朗有权发展核武器以对外界威胁形成可靠威慑的群体为“拥核派”（nuclear supporters）；为避免伊朗遭受国际孤立，愿意接受国际社会对伊朗铀浓缩的暂时性限制以抑制伊朗“核潜力”的中立群体为“抑核派”（nuclear centrists）；主张永久性削减伊朗核计划以维护其他国家利益的群体为“反核派”（nuclear detractors）。在政治光谱上，拥核派与反核派彼此互斥，占据光谱的两极，而抑核派则是前两者观点的调和（如图2所示）。

（二）核政治中不同精英派系的观点研究伊朗的核派系分化需明确一大前提，那就是各个核派系都有一个共同的立场，即伊朗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签署国，拥有和平发展核技术（包括铀浓缩）的权利，以能源为目的的民用核计划是伊朗“不可剥夺的权利”和“自给自足、技术发展的象征”。在这一前提之下，拥核派、抑核派和反核派在伊朗发展核计划和处理对美核僵局的方式等方面持不同观点。1.拥核派以保守派为主的拥核派，在核问题上多采取极端的激进立场，主张伊朗只有大力发展核计划，才能对西方世界形成对抗性军事威慑。伊朗位于“9·11”事件后世界政治“不可控地带”的中心，这使伊朗在历史上形成的战略孤独感愈加强烈。两伊战争及第二次海湾战争的爆发使伊朗的安全局势不断恶化，美国更是将伊朗视为“邪恶轴心”国家，多次扬言更迭伊朗政权。另外，临近的巴基斯坦、以色列和印度已拥有核武器，而沙特阿拉伯等地区军事对手也在威胁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持续的安全威胁，加之伊朗常规武器的薄弱，使很多伊朗人催生出强烈的不安全感，认为只有研发核武器才能使伊朗掌握抵抗外来入侵的工具，同时降低伊朗在国外使用常规军事力量的风险，使伊朗在中东有更大的政策灵活性。同时，意识形态因素对于拥核派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一方面，深受革命运动影响的伊朗人将国家定位为伊斯兰世界的典范，声称伊朗有责任在区域乃至全球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拥核派主张的外交政策就是以这种信念为指导的。在其心目中，拥有核武器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手段，因为它“象征着伊朗寻求更多的尊重和更高的地区和全球地位”。另一方面，拥核派精英们认为，伊朗在后伊核协议时代会经历危险的开放。西方价值观的涌入可能会助长该国已成气候的改革派势力，并在内部引发文化革命，威胁保守势力的权力基础，甚至神权政权的存亡。由此，拥核派认为，其激进核政策所导致的国际孤立有利于伊朗伊斯兰身份及价值观的维系，保障现政权的合法性。所以，拥核派强调，伊朗应采取革命性的外交政策，反抗国际社会施加于伊朗的一系列“不平等”约束条件，仿效“朝鲜模式”——在巨大的国际压力之下成功实现核威慑。从人员来看，包括传统保守派和新保守派在内的伊朗强硬派大多属于这一阵营，其关键人物有：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沙姆卡尼、议长卡利巴夫、原子能组织主席萨利希、革命卫队总司令萨拉米、前首席核谈判代表赛义德·贾利利、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瓦希德·贾拉勒扎德、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事务副主席侯赛尼·塔什等。总体来看，拥核派控制着国家的大多数关键机构，在伊朗核决策中具有最大影响力，所以争取拥核派的妥协对伊朗达成任何核协议都至关重要。2.抑核派抑核派在核战略目标上更加谨慎克制，认为伊朗应对西方有所妥协，通过暂缓核计划来换取西方放松对伊朗的核制裁，同时争取外国投资对伊朗经济发展的支持，在与西方实现关系正常化和保留核突破潜力之间实现平衡。相比于拥核派多受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抑核派更为看重核计划所带来的经济和政治成本对伊朗国家利益的影响。在政治层面，抑核派认为，抵抗和孤立主义的革命价值观在伊朗年轻人中并不流行，抵制伊核协议所造成的国际孤立可能会引起公众对现政权的反对，使政权失去合法性。在经济层面，抑核派强调，核计划将为伊朗带来沉重的国际制裁成本，伊朗对外贸易的正常化也将面临压力。所以，面对高昂的经济和政治成本，抑核派认为伊朗应实施核克制政策。正如鲁哈尼在竞选总统期间的宣传口号：“离心机运转是好事，前提是人民的生命和生计也在运转。”相较于拥核派对“朝鲜模式”的推崇，抑核派精英更为羡慕日本的核地位。在他们看来，日本多年来一直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真诚合作，消除了人们对其寻求核武器的担忧，同时成功建立了核燃料循环，现今已经成为了核门槛国家。所以，抑核派官员也在试图让国际社会相信伊朗重建信任的诚意。由此，抑核派最突出的特点是对于伊核协议持积极的开放态度，寄希望于在后伊核协议时代，伊朗能够结束孤立重新融入国际社会。另外，抑核派判断，一旦相关国家在伊朗能够拥有某些经济方面的既得利益，将有望大大减少对伊朗入侵的风险。当然，支持达成核协议并不意味着抑核派人士不关心内部爆发文化革命的可能，但他们的态度则更为乐观：适度的开放不仅并不会动摇伊朗的伊斯兰价值观，反而可以促进经济繁荣，增加民众对政府的支持。伊朗政治精英中的务实派和改革派多持这一折衷主义观点。前总统鲁哈尼、哈塔米以及拉夫桑贾尼是都这一派系的代表性人物。除此之外，最高领袖外交事务顾问韦拉亚提、前外长扎里夫也属于抑核派系。而在强硬派中，前任议长拉里贾尼、伊斯兰革命卫队前总司令穆赫辛·雷扎伊也曾表示支持核谈判。机构层面，上任政府期间，扎里夫领导下的伊朗外交部支持抑核观点。但在莱西总统执政后，核决策体系下各机构的抑核立场均不明显，抑核派几乎不控制任何决策机构，对最高领袖的影响力也在降低。3.反核派反核派同样认为掌握核技术和生产核能符合伊朗的国家利益，但质疑伊朗发展核武器的必要性。反核派强调，伊朗只能为民用目的获得核技术，而不应发展任何种类的核武器技术。从安全角度来看，尽管反核派也意识到了伊朗面临相当大的外部威胁，但其指出追求核武器将使伊朗深陷安全困境，使伊朗更加不安全。首先，一旦伊朗加速核计划，将迫使美国和以色列作出军事反应，为其攻击伊朗创造正当理由。同时，推进核计划将固化地区国家对伊朗的威胁认知，破坏伊朗建立地区大国的既有成果，更有可能促成地区反伊联盟的出现，引发地区军备竞赛甚至核扩散，事实上增加伊朗的战略脆弱性，危及国家安全。其次，反核派认为，一国的国际地位与核武器并无实际关联。反核派援引南亚国家的案例，指出印度和巴基斯坦虽已完成了核试验，但这不仅无助于提高两国地位，还给该地区带来了无休止的核军备竞赛等负面问题。在经济可行性的视角下，反核派认为，伊朗缺乏足够的经济实力与中东国家开展核竞赛。并且，核政策所引发的制裁给伊朗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国内经济已深深困锁于核政策的死胡同之中。与此同时，伊朗还需面对国际社会进一步进行大规模经济报复的可能性，这将严重威胁伊朗政府对实现经济增长的承诺。持这一观点的政治精英主要是由一小部分改革派组成，包括改革派政党伊斯兰参与阵线党总书记礼萨·哈塔米、艾哈迈德·希尔扎德、议会能源委员会前副主席赛义德·艾哈迈德·阿齐米、前内政部长阿卜杜拉·努里等。由于许多反核派精英已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权力中心之外，所以反核派的观点在主流政治中十分边缘，几乎对伊朗的核政策产生不了任何决定性的影响。因此，伊朗国内关于核决策问题的派系辩论主要围绕拥核派和抑核派展开。四、伊朗精英阶层的核论战伊朗政治精英之间巨大的核分歧为不同机构进行核政治博弈准备了条件。自2003年以来，拥核派、抑核派阵营为争夺核决策主导权而论战不休，构成了伊朗核决策的重要环节。各派系之间依循选举周期而形成相对权力变化和政策博弈在同时塑造着伊朗整体的核思维，也是伊朗核外交政策发生转变的主要国内原因。（一）核议题与政治精英的关联伊朗的政治精英对于核政治极其重视，不同偏好的政治精英都在核问题上据理力争，根本原因在于核问题的不断政治化。由于伊朗建立了一种神权与民主相结合的二元权力结构，除神职人员由最高领袖直接或间接任命外，总统、政府、议会则是由选民选举产生，这使得由选举进入官场的政治精英绝对无法忽视民意的走向。由于核问题带来的外溢效应能够对伊朗人民的生活产生切实影响，所以公众对伊朗的核政策极为敏感，这也使核议题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伊朗国内最具争议的重大政治问题。一旦执政派系在核问题上处理不慎，将面对高昂的国内政治成本。由于核问题的这种特殊性，依靠选举产生的政治精英需要通过在核政治中的不断斗争来获取支持度与合法性。近年来，内部分歧的加剧使核问题的政治化趋向进一步加剧，最高领袖在核问题上模棱两可的态度使该问题愈加恶化。伊朗精英逐渐将核问题演化成为了派系政治斗争的楔子问题，各派系需要借助于核政治这种重要议题来展示作为，同时利用在不同场合的核辩论来削弱派系对手，以便在下一轮大选中获得政治资本。所以，在核辩论上取得优势事关派系本身的政治命运和仕途前景。因此，精英们将核立场视为获得支持和寻求合法性的关键来源，纷纷围绕核问题展开政治斗争，使得关于核政治的辩论进一步扩大。（二）伊朗精英核辩论的四个阶段核危机爆发以来，伊朗的核政策经历了四次转型，而这几次转型是伴随着国内精英意义深远的政策辩论形成的。1.2003年～2004年：抑核派的短暂崛起（第一次辩论）2002年8月，伊朗反政府流亡组织“全国抵抗委员会”曝光了伊朗在纳坦兹和阿拉克存在两个未申报的核设施，引发了国际社会关于伊朗以民用核计划为幌子研发核武器的担忧，伊朗核危机自此爆发。由于伊朗在国际舆论中陷入被动，哈塔米总统于2003年2月9日向国内外公布了伊朗的核计划。这使核计划在伊朗国内引起极大关注，核议题迅速成为政治精英关注的焦点，也点燃了精英之间进行核辩论的导火索。在2003年的伊朗，抑核派哈塔米担任总统，鲁哈尼担任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另外，主张抑核的政治精英还把控着外交部、议会等各种决策机构，拉夫桑贾尼控制下的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也保持着较大势力，而拥核派在核决策机构中只占据少数位置。所以，在第一阶段的辩论中，由于持抑核立场的政治精英当权，所以当时更占据上风的是抑核派。一些抑核派官员担心，核计划的披露可能导致美国对伊朗发起制裁或军事行动，特别是考虑到美国即将对伊拉克发动入侵，担心伊朗可能成为美国实施打击的下一个目标，遂主张对美国暂时让步。时任外交部副部长莫森·阿明扎德称，“伊朗必须在国家需求与国际责任之间取得平衡，以便伊朗能够继续推进核计划。”哈塔米也表示，伊朗在现阶段应尽量对外澄清核计划的真实目的，“我们（伊朗）有权使用这些知识，但你们（国际原子能机构、国际社会）也同样有权利确保伊朗以正确的方式传播这些知识。”由于抑核势力在辩论中占据上风，政治精英们在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中达成了一项共识，同意向国际社会妥协。2004年3月，兼任伊朗核谈判首席代表的鲁哈尼向联合国核监督机构负责人穆罕默德·巴拉迪递交了一份手写电文，请他递送至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处。根据巴拉迪的回忆，信中说“伊朗准备与美国就所有问题进行对话，包括伊朗的核计划”，并追求“关系完全正常化”。经过谈判，2003年10月21日，伊朗同意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附加议定书，自愿暂停铀浓缩活动并允许该机构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更严格的核查，以便打消国际社会对伊朗非和平利用核能的疑虑。然而，抑核派的让步也未能避免拥核派的批评。拥核派坚决认为，伊朗接受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附加议定书只是单方面让步，并无法解决任何问题。2004年，再度获得伊朗议会控制权的拥核派开始批评抑核派过于软弱，并大力干涉哈塔米政府与欧盟三国的谈判。2004年11月底，哈塔米政府不顾议会的阻挠，与英法德三国达成了《巴黎协议》，暂停伊朗的铀浓缩。当时，这一政策是在领导人委员会中经过派系辩论后形成的，并由哈梅内伊作出了关于中间立场的最终仲裁。由此，伊朗核问题虽一度缓解，但伊朗精英关于核问题的权力斗争和辩论却进一步加剧，拥核派对西方大国的和解态度始终存疑。2.2005年～2008年：拥核派的强势复苏（第二次辩论）哈塔米执政八年内两度暂停铀浓缩也未能给伊朗带来实质改变，虽多次向美国发出示好信息，但布什总统不仅未给予积极回应，反而多次扬言通过“先发打击”消除伊朗的核能力。但由于美军将大部分注意力放于伊拉克战场，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威胁有所减弱，所以伊朗国内据此评估，美国暂时无法阻止伊朗推进其核计划。鉴于形势的变化，对抑核派接触政策持批评态度的政客开始获得政治支持。2005年，大力拥核的内贾德当选总统后在国际上推行强硬核外交，牢牢掌控核博弈的主动权。当时，内贾德和哈梅内伊逐渐将核问题政治化，污蔑国内的抑核派势力，大肆攻击他们对美国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损害了伊朗的民族利益。内贾德直接宣称，伊朗的核计划就像“一列没有刹车闸的火车”，而所谓的“专家”（拉夫桑贾尼）则是“意图通过谈判剥夺伊朗利益的失败主义者”。在当时的伊朗，核强硬成为了一种政治正确。拥核派将制定《巴黎协议》的伊朗官员贴上了出卖伊朗权利、影响力和地位的叛徒标签，将接受《巴黎协议》视为一种“政治自杀”。在这样的背景下，2005年8月13日，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主席卡迈勒·达内斯亚表示，议会准备起草决议终止《巴黎协议》，并恢复纳坦兹的铀浓缩活动。拥核派的冒险对抗招致了抑核派人士的猛烈抨击，鲁哈尼警告说，这一决定将导致欧盟把伊朗核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并可能带来制裁的风险。对此，掌权的拥核派却表示对此不担心，并在2006年年初宣布恢复浓缩铀生产。就此，《巴黎协议》彻底成为了核派系之间竞争的牺牲品。核派系竞争也直接导致了鲁哈尼的辞职。在他离任后，内贾德任命了拉里贾尼接替鲁哈尼，担任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和首席核问题谈判代表。拉里贾尼曾批评前任同意暂停核活动是用“珍珠换棒棒糖”，还曾与前总统哈塔米发生激烈冲突。此外，由于内贾德曾是革命卫队的退伍军人，他任命了多名前卫队军官在内阁和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中担任要职。这表明，伊朗核决策体系中的多数机构都支持伊朗在核问题上和欧盟、美国彻底摊牌，愈加削弱了抑核派对伊朗核决策的影响。2007年12月3日，美国情报部门公布了一份题为《国家情报评估——伊朗的核意图和能力》的报告。该报告称，从2003年起伊朗就已停止了其核武器研制计划。这一表态降低了美国可能在近期对伊朗实施“军事选项”的可能性，一定程度上说明内贾德的强硬核外交似乎有所奏效，使得抑核派的辩论势头更进一步地受到了压制。此时，哈梅内伊就势表态，为避免敌人利用派系斗争从政权内部颠覆伊朗，各团体应抛开政治分歧，取得实现核进展的必要团结。在哈梅内伊的默许下，内贾德等拥核派分子的强硬政策愈加巩固。由此，伴随着政府的更迭，伊朗拥核派开始崛起为核政治主流，并主导了伊朗核武器研发活动与核政策的发展方向。3.2009年～2015年：抑核派再度回归（第三次辩论）在2008年后，内贾德的核对抗带来了严重的回火效应。联合国对伊朗施加了诸多惩罚性制裁，美国和欧盟也组成了对伊制裁联盟，导致伊朗经济赖以维系的能源出口大幅下降。尽管伊朗的经济远未到两伊战争时期难以为继的地步，但是制裁的累加效应不断显现。越来越多的伊朗人开始指责内贾德的经济政策，转而对其核政策持怀疑态度，很多人开始将核计划视为国家的负担。随后，在2009年的伊朗大选中，内贾德虽然再次胜出，但是遭到伊朗其他势力的持续抗议。出于对内贾德的不满，原属拥核派的首席核谈判代表拉里贾尼提出暂时冻结铀浓缩项目，以表现与西方谈判的诚意。但这遭到了拥核派的强烈反对，在与内贾德的几次公开冲突后，拉里贾尼辞去了核谈判代表的职务。在这种背景下，拥核派逐渐显现出失势的迹象。2013年的总统大选辩论最为直观地展现了政治天平向抑核派一方的倾斜。候选人鲁哈尼、韦拉亚提和贾利利公开就伊朗处理核谈判的方式进行了辩论。由于鲁哈尼在政策偏好上表现出了明显的抑核倾向，吸引了一大批支持者，而所有对核协议持批评态度的候选人都被击败。于是，这次选举被视为一次公开的“核问题全民公决”，哈梅内伊被迫接受鲁哈尼为总统，以恢复政权的公信力和合法性。鲁哈尼当选总统也标志着抑核派的重新崛起，伊朗开启了与西方国家展开外交接触的新时期。在哈梅内伊的支持下，伊朗与世界六大国开启了为期18个月的核谈判。在核谈判的过程中，拥核派并未放弃斗争，屡屡对抑核派发难。2015年1月6日，在伊朗议会的一次审议中，拥核派议员指责扎里夫在去年12月的谈判中做出了太多让步。但扎里夫回击说，谈判取得了积极进展，“现今无人要求伊朗暂停核计划，伊朗与国际社会的分歧仅仅是在铀浓缩的水平上。”在回答了议员们提问后，扎里夫赢得了229名议员超半数的支持，仅有86人投了反对票。7月21日，伊朗议会成立特别委员会，专门审议由外交部提交的伊核协议文本。前核谈判首席代表贾利利在讨论中批评“协议将伊朗的约100项绝对权利让与了对方，签署核协议是伊朗主权和进步的倒退。”但伊朗的抑核势力也不甘示弱。主张抑核的《民主报》（Mardomsalari）发表社论敦促伊朗议员避免采取任何针锋相对的做法。同属一派的《东方报》（Sharq）则更进一步警告称，“在这个关键时刻暂停会谈不仅是挑衅，而且是自取灭亡。”面对两方的斗争，哈梅内伊在权衡之下还是选择为鲁哈尼的谈判团队辩护。他将参与核谈判称为一种“英雄般的灵活”，并表示“核协议是我们的孩子，也是革命的孩子。他们（核谈判官员）有一项艰巨的任务，任何人都不应试图攻击他们。”2015年10月13日，伊朗议会对核协议进行了初步投票。在最高领袖的授意之下，拥核派主导的议会在不到20分钟的时间内便以161票赞成、59票反对和13票弃权的结果批准了伊核协议。严峻的经济形势迫使一些强硬的拥核精英也默许了协议的批准，伊朗的核路线就此改变了轨迹，抑核派达到了权力的鼎盛时期。4.2016年至今：拥核派顺势复兴（第四次辩论）伊核协议达成以来，各方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为十多年来由核问题主导的国内政治新辩论开辟了空间。在核协议签署几个月后，鲁哈尼的派系在议会选举中获胜，人们寄希望于抑核势力能够获得更大的影响力。但结果未如预期，伊朗并没有从根据核协定而解除的制裁中获得经济利益。从2016年开始，伊朗的GDP增长率开始呈直线下降（见图3）。到2016年年底，民众对核协议的支持率从2015年年中的42%下降到21%。见此情势，原本便对协议持怀疑态度的拥核派开始大肆攻击。由最高领袖办公室直接监督的《世界报》（Kayhan）在社论中说，“现在几乎无人把洛桑的声明称为‘辉煌的历史性胜利’”。在2016年3月庆祝波斯新年的讲话中，哈梅内伊直接指明，由于美国没有履行其承诺，核协议对伊朗来说是一个“彻底的损失”。他还提到，伊朗谈判小组在美国的强迫下超越了其所制定的红线。这样的言论是对鲁哈尼和扎里夫的直接抨击，更为拥核派进一步攻击抑核派提供了机会。

到了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宣布退出伊核协议并实施“极限施压”制裁行动，美伊对峙逐渐升级，拥核情绪在伊朗进一步回潮。2017年初，拉夫桑贾尼的离世使抑核派更添重创。拉夫桑贾尼认一直强调伊朗需要与西方国家缓和关系，他的离世使抑核派失去了至关重要的政治支持。加之卡利巴夫在2020年5月接替拉里贾尼出任议长，使国内拥核派影响力不断坐大，在政治上对鲁哈尼造成了极大压力。使情势变得更加严峻的是，革命卫队最高将领苏莱曼尼、高级核物理学家法赫里扎德的遇害以及纳坦兹一处离心机研发中心的爆炸，都使民众深感政府过于懦弱，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以鲁哈尼为代表的抑核派愈受打击。2020年12月1日，也就是法赫里扎德遇刺后不到一周，拥核派掌舵的议会提出“解除制裁和保护伊朗民族权利的战略倡议”的新立法，如果两个月内美国不放松对伊制裁，便要求政府把铀浓缩丰度提高到20%，也就是核协议签署前的水平。对此，鲁哈尼在议会辩论中明确指责该法案将导致美国不再尝试解除制裁。鲁哈尼辩称：“我的政府做了所有事情来解除制裁，如果议会没有通过这项法案，几乎可以保证美国会在新年之前解除制裁。”出于反对，鲁哈尼并未按流程在5天内签署法案，该法案通过议长的命令生效。这项法案在鲁哈尼尚未离任之时便被强制推行，可见拥核派和抑核派之间的紧张关系达到了一个沸点。这项法案也极大地限制了伊朗外交官的灵活性，是伊朗恢复履约的主要障碍之一。目前，伴随着伊朗新一届总统大选落下帷幕，持拥核立场的精英控制了几乎所有的核决策机构，伊朗的核外交愈显强硬的拥核之势，抑核派势力进一步边缘化。五、结论伊朗的核辩论动态不仅揭示出了不同核派系精英和核决策机构之间的分歧，也暴露出了伊朗的结构性核决策困境。派系争斗和论战决定了伊朗的核决策必将不是一个目标清晰、具有普遍共识的理性选择过程，而是一个多元博弈的复杂政治过程。在哈梅内伊的调和之下，这种核决策困境的存在虽然并没有导致核决策体系和政权体制的瘫痪，但却使伊朗面临着高昂的核决策成本。首先，从国内层面看，伊朗权力阶层的核派系竞争带来了负面的政策性后果。官员之间持续的核纷争导致核决策僵局反复出现，伊朗需要将大量的政治资源消耗于调解分歧，其结果必然是做出的决策前后不一。由于国内政客无法形成统一战线，所以伊朗在国际核谈判中经常处于被动姿态，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伊朗进行核外交的能力，无法在国际上主导核议题的议程设置。鲁哈尼在回忆录《国家安全与核外交》中写到，因为精英之间缺乏共识以及决策混乱，他和谈判团队往往别无选择，只能推测政府在某些问题上的立场。因此，派系分化成为了影响伊朗核政治的最大变量之一。其次，缺乏连贯性和一致性的外交政策输出，损害了伊朗的国际信誉。针对某一具体的核政策，不同核派系的伊朗官员往往会出现不同甚至完全对立的发言或声明，甚至存在在谈判中突然变卦的现象。例如，2021年6月18日，在重启伊核协议的谈判进行了6轮后，前外长扎里夫再度强调，除非美国首先制裁解除，否则不会再就伊核协议进行重新谈判。这一表态实际上是伊朗国内拥核势力持续坐大并不断施压的结果。这种前后矛盾的核政策使国际社会看不到伊朗参与谈判的诚意，也使伊朗的核谈判小组失去了可信度，导致伊朗核外交的效力大大损伤，伊朗也可能失去了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持。正如鲁哈尼所言，“如果内部存在分歧，我们在与外国人谈判时便不具优势……内部分歧不仅使伊朗的核决策更加艰难，也降低了西方国家对谈判的信心。”最后，伊朗的反复无常会向国际社会传递一种“混合信号”，加之伊朗核决策过程的复杂性和不透明性，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无法对伊朗真实的核意图下断然结论，致使美伊恢复履约这一本就敏感而脆弱的进程更加不堪一击。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曾在接受沙特《中东日报》（Asharq Al-Awsat）采访时表示，他无法预测伊朗的内部动态，为此美国在核谈判中投入了大量政治资本。在与伊朗进行了漫长曲折但无果的博弈之后，美国政府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深深的疲惫感和挫败感。现今拜登政府面对伊朗新任总统莱西的强硬拥核立场，拜登任命的伊朗问题高级特使负责人罗伯特·马利将该协议的未来评估为“一个大问号”。伊朗难以突破的核决策困境致使当下国际社会希望和平解决伊朗核问题的计划窒碍难行。然而，受困于伊朗体制的影响，除非修改宪法，否则很难采取任何政策措施调和派系之间的矛盾。所以，从伊朗自身层面改变目前的核决策困境是较为困难的。有鉴于此，相关国家需要对伊朗主流的核思维和核辩论态势进行更为清醒的判断。放眼当下，拜登政府不能想当然地认为核谈判的主动权掌握在美国手中，因为现在的伊朗已非六年前抑核派当道的伊朗。虽然目前伊核问题在沿着外交道路缓步前进，但莱西主导下的拥核派政府却在频频为美伊对话设置障碍。特别是在2022年2月俄乌冲突之后，伊核谈判的形势愈加复杂。虽然本文聚焦的是伊朗国内的核决策机制和政策辩论，但是任何对外政策制定绝不可能在脱离外部国际政治环境的真空中进行。类似于俄乌冲突这样的外部强变量对于伊核问题各方对国际国内形势的研判以及具体问题的决策必将带来重大影响。至少从伊朗来看，我们需要关注和分析拥核派政府是否会认为这是一个能火中取栗的机会，逼迫美国提高谈判筹码，而不急于过快达成协议也能达到自己的谈判目标。从现有信息来看，伊朗方面对俄罗斯的军事行动表示理解，将这场危机归咎于西方和北约东扩。同时哈梅内伊称，伊朗可以利用俄乌冲突所造成的能源危机，逼迫美国从伊朗进口石油，使其取消对伊制裁。更有甚者，在俄乌交战之际，伊朗革命卫队向美国驻伊拉克埃尔比勒领事馆附近的一处以色列情报中心发射了导弹。伊朗此举不仅借打击以色列牵制了美国的注意力，缓和了盟友俄罗斯的战略压力，更是意图在对外发出强硬信号，警告西方接受伊朗提出的谈判条款，否则伊朗将再度破坏中东稳定，推动石油价格进一步走高。另一方面，美国拜登政府是否为了缓解俄乌战争可能带来的石油和能源危机，考虑进一步推动同伊朗的缓和并尽快达成协议，从美国对伊朗导弹袭击美领馆事件不断降温的反应以及最近对委内瑞拉等国的政策转变上来看，这种推断也不是无中生有。由于篇幅关系和本文的研究主题，对此不展开分析，只希望本文的研究能够为伊核问题未来发展提供一个从伊朗国内角度研究的基础。总之，伊朗拥核派政府设下的种种障碍使伊核协议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即便美伊就重新履约达成妥协，伊朗也存在着于核协议之下秘密进行核实验、寻求核武器突破的极大可能。但伊核问题六国以及欧盟也可以本次伊朗换届为契机，重新审视伊朗的核派系政治，以便制定有效的谈判策略和应对政策，比如美欧有必要重新审视对伊朗的激进施压措施，以免进一步助推伊朗拥核派利用民族主义情绪来增强民众拥核决心，为伊核问题谈判再添变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