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观念、血脉家族与历史书写
——萨珊帝国的起源背景与王朝合法性构建
龙沛
内容提要：萨珊帝国的王朝合法性渊源与其开国史背后的家族传承密切相关。从身世背景来看，阿达希尔一世具有波斯和帕提亚贵族世家的双重背景。阿达希尔一世的崛起并非单纯的波斯人推翻帕提亚人统治的王朝更替，萨珊王朝迅速建立的背后是帕提亚和波斯两大贵族集团就在新王朝内部迅速达成权力分享共识的结果。而帕提亚贵族政治传统和凯扬王朝的合法性观念均深刻规定并影响着萨珊王朝对自身统治及起源的法统建构与追溯。从阿达希尔一世的神秘身世背后可以发现古代波斯王朝权力迭代过程的妥协性和由贵族养子的血缘过继来维持的王朝法统延续性。可以说，对帕提亚王朝遗产的显性否定和隐性传承共同构成萨珊帝国四百余年法统建构与迁移进程中看似矛盾却浑然一体的政治逻辑。而阿达希尔一世本人便是帕提亚—萨珊贵族血缘联盟的产物，由此可以窥见前伊斯兰时期伊朗贵族社会价值观念对萨珊王朝法统构建与延续的重要意义。
萨珊帝国（Sasanian Empire，224～651年）是古代晚期伊朗文明的高峰和集大成者，其建立者一般被认为是帕提亚时代统治波斯故地的本土贵族。进入公元3世纪初时，发源于波斯故地的波斯王公独立称王，并在218～224年的数年时间内颠覆前宗主帕提亚帝国，从而建立了古代晚期伊朗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萨珊帝国。然而，关于萨珊王朝的起源以及开国君主阿达希尔一世（Ardashir Ⅰ，224～241年在位）的身世却扑朔迷离。更为重要的问题是，萨珊王朝取代帕提亚王朝是否是一次单纯的波斯人反抗帕提亚人统治、恢复古波斯帝国正统的朝代更迭？对于后一问题，传统学界的流行解释是，萨珊帝国的崛起是希腊化时代后期帕提亚帝国中央权威下降和地方贵族势力上升两种趋势共同作用的结果。[2]三百余年来，帕提亚帝国松散的政治结构使其辖下各属国在获得独立经济收入的同时政治权力得以缓慢增长。[3]至公元3世纪初，帕提亚帝国与伊朗高原西南部地方势力的权力关系终于发生了质变，于是上演了萨珊家族“以下克上”方式取代安息家族的王朝权力迭代。对于萨珊王朝对帕提亚王朝的颠覆和取代，同时代的罗马史家、后世的古代晚期史家以及中古时期的波斯伊斯兰学者在观察这一王朝更替事件时形成了许多迥异的观点和叙述，由此引发一系列现代学者研究萨珊王朝起源背景和崛起机制时着力解决却又争论不休的学术问题。关于萨珊帝国崛起最常见的历史叙述显示，萨珊帝国是由伊朗高原南部法尔斯地区的本土波斯贵族在3世纪初推翻帕提亚安息王朝之后建立的“新波斯帝国”或“第二波斯帝国”[4]。这种观点强调其与“第一波斯”即阿契美尼德王朝之间在族群、地域、血缘和法统上的联系。[5]但是在伊朗人自身的历史叙事和记忆中，前萨珊时代的伊朗诸王朝史完全是基于口传史诗而“建构”出来的半神话半历史故事，而“阿契美尼德王朝（Achaemenid）”的提法直到19世纪之前根本不见于任何西方学者和伊朗人自身历史编纂之中。[6]
不仅如此，早期伊朗学界和部分国内学者还盛行一种观点，即将萨珊帝国归类为从一而终的标准官僚集权式王朝君主国。如20世纪上半叶的丹麦伊朗学家克里斯藤森便认为，萨珊帝国是和帕提亚帝国迥然有别的高度中央集权的帝国，并且大力复兴阿契美尼德王朝传统和琐罗亚斯德教信仰，彻底清除了帕提亚帝国的“希腊化”残余。[7]《中东国家通史·伊朗卷》也认为，“萨珊王朝的建立并不是单纯的改朝换代，而是一次新的社会变迁，伊朗完成了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型。”[8]但通过萨珊帝国政治史的考察会发现，这并不符合萨珊王朝得以统治伊朗及周边地区四百余年过程中君主与教俗贵族密切合作而又相互制衡斗争的历史事实。因此，萨珊王朝和阿契美尼德王朝之间的法统联系和历史记忆更多是现代民族国家与东方学兴起后经过民族主义史学与西方古史研究的结合而共同复原的结果。[9]而近年来国外伊朗学者开始从印章等实物史料揭示帕提亚—萨珊王朝政治史等宏观层面的研究，并且逐步揭示出了萨珊王朝与帕提亚王朝在政治文化和央地关系上的继承性和延续性。[10]当代著名美籍伊朗学家博沙利亚提在其经典名作《萨珊帝国的衰亡：萨珊—帕提亚贵族共同体与阿拉伯对伊朗的征服》一书中已经明确肯定了帕提亚世家贵族在萨珊帝国四百年历史沉浮中扮演的重要角色。[11]博沙利亚提认为，帕提亚—萨珊时期的伊朗历史应被作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研究，因为帕提亚时代的贵族世家（Pahlav，即Parthia的中波斯语形式）在萨珊王朝时期仍然发挥着极为重要的政治、军事、社会和文化作用，萨珊王室与帕提亚前朝贵族密切合作，形成所谓的“萨珊—帕提亚贵族共同体（Sasanian-Parthian Confederacy）”，萨珊王朝表面的中央集权下仍然保留了浓厚的贵族分权传统。她进一步指出，萨珊王朝对帕提亚王朝的取代更多是对帕提亚王朝政治结构的“延续”和“改良”，而晚期萨珊帝国的过度集权和由此导致的萨珊—帕提亚贵族联盟的解体才是萨珊王朝灭亡的根本原因。[12]
那么，萨珊帝国是否代表了希腊化时代后期“伊朗民族主义”的崛起并成为一个彻底抹去了帕提亚人文化传统和历史记忆的新波斯帝国？这个问题不仅关乎萨珊王朝时期波斯人的身份认同和历史记忆，而且可以说是解开古代伊朗社会和文明从阿契美尼德王朝经过帕提亚王朝向萨珊王朝演进机制的关键钥匙。为了更好地理解萨珊帝国政治史的表象与实质，我们必须首先解决一个关键问题：即萨珊家族是如何获得并论证新王朝统治的合法性基础的？为了回答以上问题，必须回归相关史料和考古证据，在综合各方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判断、归纳和总结。另外，重新探讨安息王朝灭亡后帕提亚世家贵族在萨珊王朝内部扮演的角色也有助于回答萨珊帝国时期伊朗社会与帕提亚时期相比是否经历了剧烈的变化与革新这个重大文明史层次的问题，因而其重要性不容忽视。本文试图从萨珊王朝开国君主阿达希尔一世身世和王朝名祖“萨珊”的真实身份出发，进一步还原萨珊帝国崛起背后的“帕提亚背景”，并在此基础上重新解读和阐释古代晚期伊朗历史书写与族群身份认同嬗变和王朝法统构建三者之间微妙的互动关系，以求教于方家。
一 传统史料关于阿达希尔一世身世的记载及其叙事模式解构
萨珊王朝在伊朗古代诸王朝序列中具有一个典型但又不易引人注意的特性，那就是这个王朝的名祖“萨珊（Sāsān）”与历史上萨珊诸王关系的隐晦性和模糊性。不仅如此，萨珊帝国的开国君主阿达希尔一世及其与早期法尔斯当地王公之间的传承关系也由于史料记载的不一致而疑点重重。对于一个君主制家族王朝而言，王室家族上台后最为紧迫的任务便是通过一系列手段巩固王朝统治的合法性，萨珊王朝同样也不例外。而要回答萨珊王朝在古代晚期伊朗历史上如何构建和重塑波斯人历史记忆和身份认同的问题，我们必须重新考察萨珊家族当年的“发迹史”，因为这关系到萨珊家族“上位”背后的王朝合法性构建问题。可以说，萨珊王朝开国史的核心问题便是王朝始祖“萨珊”与开国君主阿达希尔一世及其前任、波斯本土王公帕佩克（Pāpak）三人之间的血缘关系。作为萨珊王朝王室家族的名祖，“萨珊”的身份必然非同一般，否则萨珊王朝完全可以称自己（或被后世称为）为“帕佩克王朝”或“阿达希尔王朝”。[13]但在沙普尔一世（Shapur Ⅰ，241～272年在位）命人以希腊语、帕提亚语和中古波斯语三种文字刻写于纳克什·鲁斯塔姆（Naqsh-e Rostam）纪功铭文开篇的“自我介绍”中，仅仅通过点明阿达希尔与沙普尔的父子关系以及帕佩克与沙普尔之间的祖孙关系，非常“含蓄”地指出阿达希尔一世应该是帕佩克之子，而只字不提任何“萨珊”：
我，信仰马兹达教的神圣君王沙普尔，伊朗和非伊朗的王中之王，众神之苗裔，信仰马兹达教的君王、伊朗的王中之王、众神之苗裔、神圣君主阿达希尔之子，国王、神圣君主帕佩克之孙，我是伊朗沙赫尔的主人……
一直到铭文后半部分列举沙普尔一世王室家族成员名录时，才首次提到“萨珊”，但其头衔仅仅是一个“领主（Khvadāy）”。而即使提到“萨珊”，整篇铭文对“萨珊”与帕佩克和阿达希尔之间的关系也讳莫如深，未做任何交代。[14]显然萨珊帝国早期统治者不太愿意“揭露”其王朝始祖“萨珊”的真实身份：
领主萨珊；国王帕佩克；国王沙普尔，帕佩克之子；阿达希尔，王中之王；华兰王妃（Xvarrānzēm）；后中之后阿杜尔阿娜希塔（Āduranāhīd）；丁娜格王妃（Dēnag）；瓦赫兰（Vahrām），吉兰国王；沙普尔，梅善国王；霍尔木兹阿达希尔，亚美尼亚大王；纳塞赫，锡斯坦国王；沙普尔杜赫特（Šābuhrduxtag），锡斯坦王后；纳塞赫杜赫特（Narsēduxt），锡斯坦王后；卡什玛（Cašmag）公主；卑路斯（Pērōz）王子；梅洛德（Mirrōd）太后，王中之王沙普尔之母；纳塞赫王子；罗杜赫特（Rōdduxt）公主，阿诺沙（Anōšag）之女；维拉兹杜赫特（Varāzduxt），华兰王妃之女；斯塔里娅德（Staxriyād）王妃；霍尔木兹达格（Hormazdag），亚美尼亚王霍尔木兹之子；奥达巴赫特（Ōdābaxt），瓦赫兰，沙普尔，卑路斯诸王子，均为梅善王沙普尔之子；沙普尔杜赫塔格（Šābuhrduxtag）公主，梅善王沙普尔之女；霍尔木兹杜赫塔格（Ohrmazdduxtag）公主，锡斯坦王纳塞赫之女。为了以上诸王孙儿女的灵魂安康，我们每天奉献一只羊羔，1.5格里夫面包和4帕斯酒。
而关于王朝始祖“萨珊”的身份，伊斯兰时期的波斯民族史诗《列王纪》（Shāhnāmeh）和波斯伊斯兰学者泰伯里以阿拉伯语撰写的通史性著作《泰伯里史》(Tārīkh-ī Tabarī)也提供了完全迥异的叙述。《泰伯里史》在描述阿达希尔的身世时，以阿拉伯人血缘谱系描述的典型模式提供了萨珊—帕佩克—阿达希尔祖孙三代及萨珊以上诸先祖的完整家族链条：阿达希尔，西尔（Khīr）王帕佩克之子，而帕佩克的父亲叫“小萨珊”（the younger Sāsān）。泰伯里随后又往前追溯了11代父系成员，直到传说中的国王凯马努什（Kaymanush）。[15]在这11个祖先名单中，又有2个“老帕佩克”和2个“老萨珊”与后来的帕佩克王和“小萨珊”同名。在泰伯里提供的另一份萨珊家族谱系中，尽管早期族人的姓名有所不同，但“帕佩克”和“萨珊”在祖辈、父辈和孙辈中的交替使用依然如故。[16]这种似乎“有意为之”的谱系是泰伯里版本萨珊家族谱系的独特现象，其强调“诸萨珊”在该家族谱系中重要地位的意图不言而喻，因而不由得使我们质疑其历史真实性。随后，泰伯里提到王朝始祖“小萨珊”作为波斯伊斯塔赫尔（Istakhr）地区杰出贵族武士和当地阿娜希塔神庙祭司的双重身份，而其与当地小王朝公主兰蓓赫什特（Rāmbihisht）的结合便生出了后来的帕佩克，帕佩克又生子阿达希尔，遂有了后来的萨珊王朝。
与《泰伯里史》提供的萨珊—帕佩克—阿达希尔三代直系血脉传承版本相比，波斯史诗《列王纪》和萨珊王朝后期成书的巴列维语作品《阿达希尔行传》（Kārnāmg-ī Ardashīr-ī Pāpakān）关于阿达希尔身世的叙述则因为强调“萨珊”入赘“帕佩克”家族而出现的“借妻生子”或“嫁女生子”叙事，从而与泰伯里提供的版本形成了鲜明的冲突和反差：在《列王纪》中，萨珊是传说中凯扬王朝（Keyanid）君主达拉二世（Dārāb Ⅱ）之苗裔。达拉二世是亚历山大到来前凯扬王朝最后一位国王，[17]现代学者通常将其比定为阿契美尼德王朝末代君主大流士三世（Darius Ⅲ，前336～前330年在位），也即萨珊是阿契美尼德家族后人。[18]由于家道中落，萨珊的一个同名祖先“老萨珊”（Sāsān the Elder)早年一度前往印度谋生，以牧羊为业。至“小萨珊”时，始至波斯的伊斯塔赫尔城（Istakhr），为当地领主帕佩克打工。[19]可能是看上了萨珊吃苦耐劳的品质，帕佩克便将女儿嫁给萨珊，由此生阿达希尔，随后萨珊便消失在之后的历史中；《阿达希尔行传》提供的版本与《列王纪》大体相似，也认为萨珊是被帕佩克“相中”的传宗接代之人，区别仅在于《阿达希尔行传》中帕佩克让给萨珊的是自己的妻子而非嫁出女儿。而精通占星术的帕佩克在梦中看见萨珊“在太阳的照耀下光芒四射，又骑盛装白象，接受万邦属民朝拜，三大圣火光临萨珊并照亮世界”，且帕佩克自己无法生育，是后者决定“借妻生子”的主要原因。[20]阿达希尔出生后，帕佩克将其视为己出并着力培养，遂有了后来的萨珊王朝崛起并取代安息王朝的故事，而阿达希尔的生父“萨珊”逐渐湮没无闻于后来的历史中。阿达希尔由于被帕佩克收养，二人形成法律上的父子关系被后世承认，即《泰伯里史》所谓的“Ardashir ibn Pāpakān”（“帕佩克的儿子阿达希尔”）。比较《泰伯里史》《列王纪》以及《阿达希尔行传》这三份分别来自阿拉伯语、波斯语和巴列维语文献的记载，便会发现“萨珊”身份及其与阿达希尔血缘关系上明显的矛盾性。萨珊作为阿达希尔祖父和生父的两种矛盾说法，与帕佩克作为阿达希尔生父与养父（甚至可能是外祖父）的两种矛盾说法共同构成了阿达希尔身世的迷惑性。如果《泰伯里史》中萨珊—帕佩克—阿达希尔的直系传承链条是历史的真实，沙普尔一世没有理由不对作为王朝始祖的“萨珊”与“帕佩克”的父子关系进行必要的合法性追溯，并以铭文的形式让后人铭记。然而沙普尔一世的铭文却讳言“萨珊”与萨珊诸王之间的血缘关系，甚至不愿直接点明帕佩克与阿达希尔之间的父子关系，这显然不合常理。
如果再考察其他巴列维语文献如9世纪成书的《班达喜兴》（Bundahišn）的记载，便会发现其中甚至出现了萨珊是阿达希尔外祖父（阿达希尔母亲为萨珊之女，父亲为帕佩克）这样与《阿达希尔行传》和《列王纪》相比完全“颠倒”的描述，[21]反而与古希腊史家希罗多德对居鲁士身世的描述颇为“雷同”（详见后文）。因此，众多“非泰伯里系”史料均指向“萨珊”与“帕佩克”之间有着迥异的出身和家族背景，显然不大可能都是后世捏造而来，其中应该有真实原委。从成书年代上看，《阿达希尔行传》（约6世纪）要早于《泰伯里史》（10世纪初），后者的成书又早于菲尔多西的《列王纪》（11世纪初，Shāhnāmeh）。而从写作背景和材料来源上看，《泰伯里史》直接取材于原本早已佚失的萨珊帝国官方史书《众王之书》（Khwadāy Nāmag）[22]，因而其版本似乎最能直接反映萨珊王室对自身王朝合法性的论证。同时，为符合伊斯兰时期的道德价值观，《泰伯里史》也完全可能根据阿拉伯人谱系传统和伊斯兰教价值观对《众王之书》的内容进行符合其时代需要和价值观念的“改写”，从而使得阿达希尔身世的真相被遮蔽。《阿达希尔行传》很可能成书于萨珊帝国后期，因而其记载相比之下更具有时效性，且反映的是祆教祭司阶层的观点。考虑到祆教极为重视生育的传统和以繁衍后代为荣的道德价值观，[23]帕佩克为了家族延续借妻生子“无伤大雅”，反而因为攀上贵族血脉堪称“无上功德”，因而该版本很可能是对阿达希尔出身较为接近真实的反映；菲尔多西的《列王纪》虽同样取材于《众王之书》，但也大量参考了流行于民间的口头传说，其记载可以认为是对《泰伯里史》和《阿达希尔行传》两种版本的“艺术性折衷”，即在揭示王朝始祖真实身份的同时结合伊斯兰时期伦理道德的要求，闭口不谈帕佩克收养其外孙为子的“祆教乱伦”传统（虽然事实如此）。[24]
二 法统与血统的冲突与混融：萨珊家族对王朝起源叙事的双重建构与调适
如上所述，中古时期波斯—伊斯兰史料和史诗作品在描述阿达希尔一世身世时提供的叙事版本可以说让人疑窦丛生。要彻底揭示萨珊王朝开国史背后的隐藏真相，须寻找到最能反映萨珊帝国早期历史真实的文献记载。如结合古代晚期亚美尼亚和罗马—拜占庭史家的记载，便会发现《阿达希尔行传》的版本极可能是最接近阿达希尔真实身世的记载：6世纪的拜占庭史家阿加西亚斯（Agathias）在其著作《历史》（Histories）中提供的阿达希尔身世叙事与《阿达希尔行传》可谓如出一辙：一个叫做萨珊努斯（Sasanus，Sāsān的拉丁语形式）的士兵路过卡杜塞伊（Cadusaei）地区时，得到当地领主帕佩克的收留和照顾，帕佩克无法生育却又看出萨珊努斯“天赋异禀，后代必旺”，只能不情愿地让出妻子给萨珊努斯，遂生出阿塔薛西斯（Artaxares，即Ardashir的希腊语形式）。阿塔薛西斯长大后成为国王，帕佩克和萨珊努斯两个老人为了争谁是其合法父亲而互不相让，最后达成妥协：帕佩克是阿塔薛西斯的合法父亲，萨珊努斯是阿塔薛西斯的血缘父亲。[25]阿加西亚斯在其著作中明确指出这份材料直接来自于当时萨珊帝国的官方文本即今已不存的《众王之书》，故其真实性应是相对可靠的。[26]不仅如此，古代晚期亚美尼亚史家的记载也毫不隐晦地指出了王朝始祖萨珊与阿达希尔之间的直接血脉联系：与萨珊帝国同时代的亚美尼亚“历史之父”霍伦的摩西（Movses Khorenats’i）和圣徒传记作家阿加桑格罗斯(Agathangelos)在其著作中均指出萨珊就是阿达希尔的生父，并且对“帕佩克”只字不提。[27]阿加桑格罗斯著述的希腊语版本更点明“阿达希尔的父亲萨珊努斯（Sasanus），便是萨珊王朝波斯诸王所承继的王朝和家族得名之源。”[28]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公元1～5世纪统治亚美尼亚的安息王朝（Arsacid Armenia，54～428年）与帕提亚安息王朝同出一源，因此古代晚期的亚美尼亚作家对推翻安息王朝长支的萨珊王朝的历史叙事充满了敌意和仇恨，甚至将萨珊波斯人蔑称为“伊斯塔赫尔人”（Istakhris）。但另一方面，亚美尼亚作家由于对古代晚期波斯和亚美尼亚王朝更替和各大家族之间复杂恩怨纠葛的熟稔，很可能对萨珊家族崛起的“老底”最为“心知肚明”。实际上，阿加桑格罗斯在随后叙述阿达希尔创立新王朝过程的事迹时，也采用了与后来《阿达希尔行传》极为相似的故事情节。因此我们必须重视来自诸“非泰伯里版本”史料关于阿达希尔身世叙事背后诸种惊人的契合性和一致性。我们可以认为，在萨珊帝国崛起之初（阿达希尔一世和沙普尔一世时期），为了遮掩王朝始祖萨珊和帕佩克之间的隐晦关系，在王朝初年并不愿意直接公开揭示萨珊家族的真实血脉传承，正如在沙普尔一世在其纪功铭文中所展现的那样。但在伊朗民间传统和4世纪后已独立于王权的祆教祭司阶层看来，萨珊与帕佩克和阿达希尔之间复杂的借妻/嫁女生子并“再收养”的关系并非不可接受，甚至是符合琐罗亚斯德教传统的“正当行为”，因此并无掩饰萨珊家族真实起源的需要。至公元6世纪萨珊帝国后期时，由于年代久远，统治者认识到开国君主阿达希尔的身世问题已不再那么“敏感”。[29]因此晚期萨珊诸王开始在官方史书《众王之书》的编撰中默许祭司书吏阶层“秉笔直书”，遂有了同时代拜占庭史家阿加西亚斯提供的叙事版本。如果以上推断成立，那么阿加西亚斯的记载可能在所有史料中最接近萨珊帝国官方史书《众王之书》中关于阿达希尔身世的描述。而至公元9世纪祆教巴列维语文献《班达喜兴》成书时，波斯的祆教学者已经将“帕佩克”与“萨珊”的外祖父和生父身份完全混淆。我们可以认为这种“杂交型”叙事版本的出现其实反映了在伊斯兰道德传统（尤其是妇女贞洁观）的强势冲击下，波斯祆教学者对阿达希尔真实身世叙事的一种调和性“修正”，其性质如同菲尔多西在《列王纪》中提供的版本一样。
至此，阿达希尔神秘身世背后的面纱似已初步揭开。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萨珊帝国官方在不同历史时期、出于不同需要会选择掩盖或揭露自己家族的真实出身，而萨珊帝国的祆教祭司集团对王朝起源的叙述在多大程度上受到王室的制约也是值得推敲的。另外，伊斯兰时期的史学作品和史诗是否由于宗教道德传统的变迁而有意改写《众王之书》的内容，也是我们尚无法直接进行判断的史学遗留问题。[30]但我们还必须解决一个问题，才能论证萨珊王朝乃至之后的波斯伊斯兰学者为何将“萨珊”而不是“帕佩克”或“阿达希尔”作为王朝始祖——那就是“萨珊”本人的出身问题。如前述，我们在参考多方史料提供的记载之后，已经基本否定了泰伯里提供的萨珊祖父—帕佩克父亲—阿达希尔儿子的三代直系血脉版本，并初步肯定了萨珊与阿达希尔之间的在血缘上的父子关系，以及帕佩克与阿达希尔之间法律层面意义上的“父子关系”。那么，萨珊家族为什么要费尽心机构建出如此复杂的“血缘（生父）—法律（养父）”双重家族传承，并将具有神秘色彩却很可能不是波斯本地人的“萨珊”作为王朝名祖？考察阿契美尼德王朝和帕提亚安息王朝的情况可知，王朝始祖之名的选择往往是十分考究的，并且极有可能因为后世王朝统治者的加工和宣传而发生对王朝起源叙事的更改甚至“异变”。实际上，正如阿契美尼德王朝君主大流士一世（Darius Ⅰ，前522～前486年）为了掩盖自己可能与居鲁士家族没有直接血脉关系的事实，而很可能虚构出“高墨塔政变”（Gaumata Interlude）并创造连接居鲁士家族和大流士家族的共同名祖阿契美尼斯（Achaemenis，Hāxāmenish），[31]从而为自己的夺权上位正名，萨珊家族很可能一开始并没有将“萨珊”作为王朝始祖和国家官方自称的强烈现实需求。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国内权力格局的调整和周边族群的指认，萨珊波斯人逐渐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萨珊”为该王朝的始祖和名源，但仍不肯将“Sāsān”由名祖扩展为族群和国家的自称。[32]终萨珊王朝一朝，“Sāsāniān”似乎都未成为萨珊帝国的自称，也很少被同时代的亚美尼亚和罗马—拜占庭作家用以指认该王朝。萨珊帝国一以贯之的自称则是“伊朗沙赫尔”（Iranshahr）[33]，而周边各文明和族群则始终称萨珊帝国的主体族群和国家为“波斯人”和“波斯”，从而与前朝“帕提亚”形成明显的对立和分野。直到中古伊斯兰时期，泰伯里和菲尔多西等波斯伊斯兰学者在撰写史书和波斯民族史诗时才逐渐以“al-Sāsāniyyah，Sāsāniān”作为萨珊王朝的称呼并延续至今，以与前朝“阿什康尼王朝(al-Ashkāniyyah，Ashkāniān)”相区别；[34]帕提亚安息王朝则是直接以开国君主阿尔沙克（Arshak，Arsaces）之名作为王朝的自称，并且历代帕提亚君主无一例外地给自己冠以“阿什康尼”王号以明确自己的血脉和法统传承。帕提亚王朝在伊朗历史上的地位极为特殊，它见证了希腊化文化在伊朗逐渐消退而伊朗民族文化逐渐复兴的历史进程，却未能在伊朗民族历史记忆中留下清晰连贯的印记。在菲尔多西所著的波斯民族史诗《列王纪》中，只有萨珊王朝的历史脉络是基本清晰且符合史实的，而关于帕提亚诸王（即Ashkāniān，“阿什康尼王朝”）在《列王纪》中只有寥寥27个对句。对于萨珊王朝之前的伊朗历史，《列王纪》建构了三个具有神话色彩的王朝以补全古代伊朗诸王历史，其中又以萨珊王朝之前的“凯扬王朝”（Kayānians）最为重要。[35]而《列王纪》中的民族英雄鲁斯塔姆（Rostam）便出自凯扬王朝。帕提亚王朝的历史尽管被淹没在中古穆斯林史家著述和波斯文学作品中难觅踪迹，但“凯扬王朝”时期伊朗国王和英雄人物们的事迹恐非后世文学无中生有，其中必有对前萨珊时代伊朗真实历史的反映。现代伊朗学者经过对《列王纪》的深入研究，已经发现“凯扬王朝”的许多事迹和人物原型就来自帕提亚王朝。[36]然而由于帕提亚人自身历史著述的缺失，波斯民族史诗只能将帕提亚王朝君主及贵族的许多事迹以民间记忆的形式“剪切”并整合到对“凯扬王朝”的历史叙事中，从而导致了帕提亚王朝在伊朗民族历史记忆中的失落和泯灭现象。[37]那么，伊斯兰时代波斯的历史书写为何选择在萨珊时代并不显赫和尊崇的“萨珊”作为取代安息王朝的新朝名称并广为后世伊朗人所接受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三 “萨珊”作为王朝名祖的帕提亚背景与帕佩克“借妻生子”的家族续脉考量
实际上，要解决“萨珊”何以成为萨珊王朝家族起源中标志性名祖人物的问题，必须将萨珊王朝的开国史纳入晚期帕提亚王朝时代背景中加以考察，因为萨珊家族推翻旧主建立新朝的过程不可能脱离帕提亚时代奠定的伊朗贵族社会背景和道德价值观念。而考察沙普尔一世的纪功碑铭可知，“萨珊”与“帕佩克”都是萨珊帝国中来自帕提亚各世家大族高官显贵的常用名，其出现的频率之高不亚于《泰伯里史》提供的萨珊家族谱系链。然而如前所述，沙普尔一世在叙述王室成员名单时，仅仅在开头提到“领主萨珊”。而“萨珊”作为人名却在之后铭文列举的异姓世家显贵中反复出现，如“阿纳克（Ārnēk）之子萨珊”、来自苏林世家（Sūrēn）的“萨珊”、安迪甘（Andēgān）的领主“萨珊”以及法官（Dādvar）“萨珊”等。如此众多的“萨珊”显示该名字在帕提亚贵族中的流行，因此我们推断阿达希尔一世的生父“萨珊”很有可能具有安息王室或帕提亚贵族世家血统。关于“Sāsān”一词的语源，麦肯杰（D.N.McKenzie）和利夫什茨（V.A.Livshits）等学者认为该词来自古伊朗语的“Sāsāna”，意为“击败敌人”[38]。上个世纪从帕提亚帝国旧都尼萨以及周边的木鹿（Merv）和科沙特佩(Kosha-tepe)遗址中出土的陶片和经济文书均出现了大量的包含“Sāsān”作为词根的人名，如“Sāsāndād”（Sāsān所赐的）、“Sāsānbuxt”（Sāsān所划分的）等，[39]这些人名的构词法显示出“Sāsān”很有可能是琐罗亚斯德教的神祇之名。[40]而“Sāsān”的各种衍生形式作为人名早已流行于帕提亚帝国境内，甚至出现于中亚的花拉子模、索格底亚那和南高加索的亚美尼亚地区，由此证明“萨珊”之名在帕提亚时期已经频繁使用并广为流通。[41]
无独有偶，帕提亚帝国在锡斯坦和印度西北的半独立政权——印度帕提亚王国君主世系中也频繁出现“萨珊”：如公元46/50～75年在位的印度帕提亚国王“Sases”（Sāsān的希腊语形式）以及公元3世纪初的印度帕提亚王国末代君主法尔·萨珊（Farn Sāsān）及其前任父王阿杜尔·萨珊（Adur Sāsān）。不仅如此，这位叫做法尔·萨珊的印度帕提亚君主几乎与萨珊帝国早期诸王生活于同一时代，再加上菲尔多西在《列王纪》中提到阿达希尔生父“小萨珊”的先祖“老萨珊”曾漂泊印度，不由得让我们联想到萨珊家族与印度帕提亚王室之间可能具有的血缘关系。[42]根据上文所列的各种“非泰伯里系”史料可以推测，“萨珊”很可能不是法尔斯当地人，而是从伊朗高原其他周边地区入赘波斯的一个没落的帕提亚贵族，甚至不排除其来自印度帕提亚王室支系的可能性。印度帕提亚王国很可能是帕提亚帝国异姓世家苏林家族在东部建立的独立政权，其王室甚至有可能来自被阿塔巴努斯二世（Artabanus Ⅱ，10～38年在位）取代的安息王室萨纳特鲁西斯支系（Sanatrucids，公元前75～公元12年）。不仅如此，波兰学者奥布里希特通过对萨珊家族起源的不同历史叙事版本和印度—帕提亚王国（Indo-Parthians）晚期世系的研究，令人信服地指出了萨珊王室与帕提亚王室的同源异脉关系。[43]如果阿达希尔的生父“萨珊”确实具备安息或帕提亚贵族血统的话，我们便可以大致推断出当年帕佩克“相中”萨珊并做出借妻/嫁女生子之举背后的真实原因——让安息王室或帕提亚贵族世家的血脉注入帕佩克的“养子”阿达希尔，从而为后者起兵挑战安息王朝的统治地位奠定血统合法性基础。换言之，帕佩克通过萨珊的关系成功嫁接了帕提亚王朝旁系贵族血统于波斯本土家族之中，从而使阿达希尔一世能够“改头换面”并建立一个崭新的“波斯—帕提亚联合帝国”。
可以想见，在极为重视出身、血统和王朝家族血脉的前伊斯兰时期西亚社会，要想挑战统治伊朗近五百年的安息王朝的地位，恐怕仅凭帕佩克的“波斯”贵族出身是远远不够的。帕佩克统治的地区虽然曾经是阿契美尼德王朝兴起之地，但长期作为帕提亚帝国属国的波斯要“以下克上”，在短期内颠覆宗主国的王朝统治，不具备“帕提亚血统”加持的领导人物恐怕会比较困难。在口头传统盛行而书面纪史传统匮乏的古代伊朗社会，波斯人对阿契美尼德王朝的记忆主要通过安息王朝和两河流域犹太社区以及巴比伦祭司阶层的“接力式传递”来间接保存，这也是波斯民族史诗中没有“阿契美尼德王朝”而只有反映帕提亚时期贵族勇士文化的“凯扬王朝”的根本原因。[44]阿契美尼德王朝的著名君主如居鲁士、大流士和阿塔薛西斯二世（Artaxerxes Ⅱ，前401～前358年在位）甚至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等人的事迹在伊朗民间的保存，正是通过口头文学对“凯扬王朝”的历史叙事来实现的。根据古典作家如塔西佗和阿里安等人的记载，帕提亚诸王已经将自己的法统向前追溯至居鲁士和阿塔薛西斯二世等阿契美尼德君主身上，其对伊朗高原的长期统治必然强化安息王朝和阿契美尼德王朝之间的合法性渊源。[45]而在博沙利亚提和麦肯杰（D.N.MacKenzie）等学者看来，帕提亚贵族世家的支持对于萨珊王朝统治的维持至关重要，可以说萨珊王朝就是一个“波斯人和帕提亚人的联合帝国”（the Empire of the Persians and Parthians）。[46]由于帕提亚安息王朝已经构建起了连接阿契美尼德王朝和萨珊王朝的不可或缺的法统链条，阿达希尔的崛起不可能从根本上否定安息王朝的合法性，因为这也等于否定以所谓的“凯扬灵光（Khwarena Kaviyiani）”为核心要素的古代波斯王朝法统观念。[47]
实际上，阿达希尔一世能够在短短数年间便推翻安息王朝，与众帕提亚世家大族对安息王室的倒戈和他们对阿达希尔一世的投诚密不可分。根据亚美尼亚史家霍伦的摩西的记载，帕提亚贵族世家宁愿支持阿达希尔为王也不愿意支持安息王室出身的阿塔巴努斯四世继续统治伊朗，[48]这固然与阿达希尔许诺保留帕提亚贵族世家一切既往权力密不可分。但阿达希尔具备帕提亚甚至安息王族血统可能也是各大家族除极少数外均心甘情愿帮助其顺利实现王朝更替的重要原因。正如当年居鲁士二世迅速推翻其外祖父——米底国王阿斯提亚格斯（Astyages）少不了居鲁士的“米底血统”（居鲁士的母亲为阿斯提亚格斯之女）为其带来的号召力一样。由于原安息王室在与罗马帝国的战争中屡屡丧师失地，帕提亚世家大族需要一个更强有力的旁系王族来取代阿塔巴努斯四世以重振国威。就如当年帕提亚贵族们支持阿塔巴努斯二世（Artabanus Ⅱ，10～38年在位）推翻“罗马化”的安息家族萨纳特鲁西斯支系一样：公元10年，原本为帕提亚属国阿特洛佩特尼（Atropatene）国王阿塔巴努斯起兵，反对罗马人送来的不得人心的帕提亚国王沃诺尼斯一世（Vonones Ⅰ，8～12年在位，曾在罗马为质），最终在公元12年击败沃诺尼斯成为帕提亚国王阿塔巴努斯二世。[49]而阿塔巴努斯王系帕提亚诸王在公元2世纪期间三次将首都泰西封丢给罗马军队占领极大地削弱了其合法性，217年的尼西比斯会战更使大批忠于王室的帕提亚贵族战死沙场。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由于萨珊的关系而具备帕提亚贵族血统的波斯贵族阿达希尔一世便于此时应运而生，成为被帕提亚贵族世家“选中”以恢复伊朗帝国光荣的理想王公。不仅如此，4世纪的罗马史家阿米安也注意到了萨珊王室与安息王室之间的同源关系和王朝法统的延续现象：阿米安的《罗马史》（Res Gestae）中提到帕提亚人认为“只有安息家族中人才可为王”[50]，甚至提到那时的安息王族仍然备受尊重且“神圣不可侵犯”[51]，由此可见“萨珊”的背后依然需要并拥有帕提亚贵族的支持。而萨珊帝国在崛起之初，由于需要法尔斯当地贵族的鼎力支持，因此在官方宣示中强调“帕佩克”与萨珊诸王之间的合法传承关系而淡化甚至掩盖阿达希尔来自帕提亚贵族“萨珊”的血缘关系，从而在拉拢帕提亚世家的同时巧妙地维护了波斯故地传统至上的原则。[52]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通过对分别来自“帕佩克”和“萨珊”两种家族传统的双重构建，萨珊家族以自身为“榜样”，实现了“波斯”和“帕提亚”贵族在王朝更替战争中的迅速和解以及两大贵族集团在新王朝体系下的合流共事。而美籍伊朗学者博沙利亚提所强调的“萨珊—帕提亚贵族共同体”（Sasanian-Parthian Confederacy）正是萨珊帝国权力运作的核心机制及其强大政治军事实力之基础。[53]
四 萨珊王朝起源历史书写中的记忆重构与法统迁移
王朝统治和家族直系血亲世袭制长期被认为是前现代王朝君主制帝国法统构建与延续的主要形态，而古代波斯诸帝国也是典型的单一家族式的王朝国家。传统学界在阐释君主制王朝政体国家的合法性渊源时，往往强调君权神授观念、等级制国教教会、官僚行省制和道路驿站制度对于构建王权与维持大一统王朝国家统治的关键意义，但却忽视了血缘家族传承、贵族分权与口头史诗等非书面传统在古代伊朗诸帝国法统构建中的极端重要性。[54]实际上，萨珊帝国既非以国教琐罗亚斯德教“一统天下”的伊朗“民族帝国”，也不是像帝制中国那样拥有完备中央集权官僚体系的皇权专制帝国。萨珊帝国内部多族群—教派长期共存的结构早已为传统伊朗学界所阐明。而在萨珊帝国的崛起过程和统治模式中，非集权和贵族血统式的分权因素可以说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实际上，萨珊王朝从建立伊始便与帕提亚贵族世家形成紧密的合作统治结构与联盟关系。萨珊—帕提亚贵族共同体竞争与合作并存、支持与制衡共生的权力结构在阿达希尔一世崛起并建国的过程中得到了充分展现。
实际上，萨珊王朝时期的波斯人在表面上抹杀帕提亚王朝统治痕迹的同时，仍然在王权合法性的深层面向表达出对帕提亚安息王朝法统的隐性继承。而波斯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伊朗自身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为了适应祆教和伊斯兰教社会的道德需求会有意识地调整其对萨珊王朝开国史和阿达希尔一世身世的叙事模式。可以说，阿达希尔一世兼具波斯和帕提亚双重贵族血统的特殊身份从一开始便决定了萨珊帝国内部帕提亚贵族世家与萨珊王族共享帝国的权力格局。一方面，阿契美尼德王朝著名君主的业绩为后希腊化时代波斯文明特征的延续提供了内在的复兴动力。另一方面，萨珊波斯人对前朝历史记忆的保存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帕提亚王朝时期盛行的口头史诗传统，这使得萨珊王朝对其开国史的叙事和记忆产生法统和血统上的矛盾冲突，并迫使萨珊家族以祆教血缘家族收养传统对之进行调试和整合。[55]帕佩克与萨珊之间“借妻生子”的行为实际上奠基于琐罗亚斯德教社会的传统道德观念之中，[56]其目的即在于通过血缘隔代收养实现安息王朝法统在萨珊王朝家族内部的隐性延续。而为了凸显萨珊王朝起源的“波斯性”特征，早期萨珊诸王只能选择对家族先世内部嫁接的安息王朝谱系进行“沉默叙述”。然而，帕提亚贵族世家在萨珊王朝时期仍然活跃于历史舞台的事实充分证明了阿达希尔一世双重血统—法统及其混血身世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而帕提亚贵族世家与萨珊王族的联姻也成为萨珊帝国巩固其王朝统治基础和合法性的重要手段。
由上可知，帕提亚—萨珊贵族共同体及其权力分配和法统共享机制是我们理解萨珊帝国权力结构时一个不可或缺的维度。从起源背景来看，萨珊家族具有波斯和帕提亚贵族世家的双重背景。罗马—拜占庭史料、亚美尼亚史料、中古伊斯兰史料和波斯史诗文学作品对萨珊王朝开国君主阿达希尔一世的身世提供了迥然不同的叙事模式，其背后的真相只有详尽考察晚期帕提亚时代伊朗高原内部权力格局、古代波斯王朝统治观念以及中古伊朗社会道德价值观在伊斯兰前后的变迁进程才能得到澄清。阿达希尔一世的崛起并非波斯人推翻帕提亚人统治的王朝更替，萨珊王朝在3世纪初的十余年间迅速崛起并取代安息王朝的背后是帕提亚和波斯两大贵族集团就在新王朝内部达成权力分享共识的结果，其根本动力则是为了回应帕提亚王朝衰落之际伊朗高原贵族社会重建国家以抵御外侮并恢复屡遭战火破坏的社会经济的时代需求。而帕提亚贵族政治传统和凯扬王朝的合法性观念均深刻规定并影响着萨珊王朝对自身龙沛统治及起源的法统建构与追溯。从阿达希尔一世的神秘身世背后可以发现古代波斯王朝权力迭代过程的妥协性和通过贵族养子的血缘过继来维持的王朝法统的延续性。萨珊王朝从建立伊始便与帕提亚贵族世家形成紧密的合作统治结构与联盟关系。萨珊—帕提亚贵族共同体竞争与合作并存、支持与制衡共生的权力结构在阿达希尔一世崛起并建国的过程中得到了充分展现，也是萨珊帝国法统建构与延续之根基，因而在其权力运作的核心机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实际上，萨珊王朝建立后，在随后数百年罗马波斯战争和两大帝国其他各种形式的交往中，经常仍然可以看到帕提亚世家贵族的身影。萨珊王朝开国史的背后体现了帕提亚贵族社会传统和琐罗亚斯德教王权观念的深刻传承性和延续性，因此揭示这种传承与延续关系也是深入研究古代晚期伊朗文明演进特征的题中之义。
注释
[1]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2021年度重大招标项目“新编中东国家通史（多卷本）”（项目批准号：LSYZD21021）子课题“新编中东国家通史·伊朗卷”以及陕西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罗马波斯战争与古代晚期中东文明转型研究”（项目编号：22JZ060）的阶段性成果。
[2] Josef Wiesehӧfer，“Fars under Seleucid and Parthian Rule”，in The Age of the Parthians：The Ideal of Iran，Vol.2，eds.Vesta Sarkosh Curtis and Sara Stewart，London & New York：I.B.Tauris，2007，pp.37-49.
[3] Vesta Sarkosh Curtis，“The Iranian Revival in the Parthian Period”，in The Age of the Parthians：The Ideal of Iran，Vol.2，pp.7-25.
[4] Michael Roaf，“Persepolitan Echoes in Sasanian Architecture：Did the Sasanians Attempt to Re-create the Achaemenid Empire？”，in The Art and Archaeology of Ancient Persia：New Light on the Parthian and Sasanian Empires，ed.Vesta Sarkhosh Curtis，Robert Hillenbrand and J.M.Rogers，London & New York：I.B.Tauris Publishers/British Institute of Persian Studies，1998，pp.1-7.
[5] Kamyar Abdi，“Nationalism，Politic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rchaeology in Iran”，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Vol.105，No.1 (Jan.，2001)，pp.51-76.
[6] Henry P.Colburn，“Orientalism，Postcolonialism，and the Achaemenid Empire：Meditations on Bruce Lincoln’s‘Religion，Empire and Torture’”，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Classical Studies，Vol.54，No.2(2011)，pp.87-103.
[7] Arthur Christensen，L’Iran sous les Sassanides，Copenhagen，1944，pp.17-21.
[8] 王新中，冀开运著：《中东国家通史·伊朗卷》，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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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Rica Gyselen，The Four Generals of the Sasanian Empire：Some Sigillographic Evidence，Vol.14 of Conference，Rome，2001，p.47.
[11] Parvaneh Pourshariati，Decline and Fall of the Sasanian Empire：Sasanian-Parthian Confederacy and the Arab Conquest of Iran，London：I.B.Tauris，2008，pp.2-5.
[12] Christopher Brunner，“Geographical and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Settlements and Economy”，in Ehsan Yarshater (ed.)，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Vol.3 (2)：The Seleucid，Parthian and Sasanian Period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pp.747-778.
[13] S.A.Arjomand，“Artaxerxes，Ardašir，and Bahman”，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18 (1998)，pp.245-248.
[14] W.B.Henning，“The Great Inscription of Šāpūr Ⅰ”，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9（1939），pp.823-849.
[15] The History of al-Tabari，Vol.5：The Sasanids，the Byzantines，the Lakhmids，and Yemen，trans.C.E.Bosworth，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9，p.3.
[16] Matthew P.Canepa，“Technologies of Memory in Early Sasanian Iran：Achaemenid Sites and Sasanian Identity”，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Vol.114，No.4 (October 2010)，pp.563-596.
[17] Touraj Daryaee，“National History or Keyanid History？The Nature of Sasanid Zoroastrian Historiography”，Iranian Studies，Vol.28，No.3/4 (Sum.，1995)，pp.129-141.
[18] A.Shapur Shahbazi，“Early Sasanians’ Claim to Achaemenid Heritage”，Nāme-ye Irān-e Bāstān 1，No.1 (2001)，pp.56-68.
[19] Abolqasem Ferdowsi & Dick Davis(trans)，Shahnameh：The Persian Book of Kings，foreword by Azar Nafisi，Penguin Classics，2007，p.897.
[20] The Kârnâmag î Ardashîr î Babagân，translated by B.A.Darab Dastur Peshotan Sanjana，1896，Ⅰ.18.
[21] Bundahišn，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B.T.Anklesaria，Zand i Akasih，Bombay，1956，35.36，A 232.
[22] Shapur Shahbazi，“On the Xwaday-Namag”，Acta Iranica：Papers in Honor of Professor Ehsan Yarshater VXI，1990，pp.218-223.
[23] 龚方震，晏可佳著：《祆教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第21页。
[24] M.Olga Davidson，“The Text of Ferdowsi’s Shanameh and the Burden of the Past”，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18，No.1 (1998)，pp.63-68.
[25] A.Gariboldi，“Agathias e l’origine di Ardašir”，in M.Bernardini，N.L.Tornesello (eds)，Scritti in onore di Giovanni，M.D.’Erme，Series Minor LXVIII，Naples，2005，pp.489-503.
[26] J.D.Frendo，Agathias：The Histories in Corpus Fontium Historiae Byzantinae，English Translation with Introduction and Short Notes，Vol.2A，Series Berolinensis，Walter de Gruyter，1975，II，27，pp.1-5.
[27] R.W.Thompson ed.and trans.，Moses Khorenatsi，History of the Armenians，MA：Cambridge，1978，pp.219-220.
[28] Agathangelos，History of the Armenians，eds.and trans.Robert W.Thomson，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74，pp.3-9.
[29] Touraj Daryaee，“The Construction of the Past in late Antique Persia”，Historia 55，No.4 (2006)，pp.493-503.
[30] Boaz Shoshan，Poetics of Islamic Historiography：Deconstructing Tabarī’s History，Leiden & Boston：Brill，2004，p.85.
[31] A.T.Olmstead，History of the Persian Empire，Chicago & Londo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pp.107-118.
[32] Touraj Daryaee，“Sasanians and their Ancestors”，in A.Panaino，A.Piras (eds)，Proceedings of the 5th Conference of the Societas Iranologica Europaea.Ravenna，6-11 October 2003.Ancient and Middle Iranian Studies，Milan，2006，pp.387-393.
[33] Touraj Daryaee，“The Idea of the Sacred Land of Erānšahr”，in Rolf Strootman and Miguel John Versluys (eds)，Persianism in Antiquity，Franz Steiner Verlag，2017，p.393.
[34] E.Dabrowa，“The Arsacid Empire”，in Touraj Daryaee (ed.)，The Oxford Handbook of Iranian Histor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p.164.
[35] Mary Boyce，“Some Remarks on the Transmission of Kayanian Heroic Cycle”，in Serta Cantabrigiensia，Aquar Mattiacae，Wiesbaden (1954)，pp.45-52.
[36] Ehsan Yarshater，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Vol.3：The Seleucid，Parthian and Sasanian Period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p.xxxi.
[37] A.S.Shahbazi，Ferdowsi：a Critical Biography，Costa Mesa，California，1987，p.116；Iraj Bashiri，Characters of Ferdowsi’s Shahnameh，Iran Chamber Society，2003，p.14；Mahmoud Omidsalar，Poetics and Politics of Iran’s National Epic，The Shahnameh，Palgrave Macmillan，2011，pp.93-110；Mahmoud Omidsalar，“The Text of Ferdowsi’s Shahnama and the Burden of the Past”，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18（1998），pp.63-68.
[38] I.M.Diakonoff and V.A.Livishts，Parthian Economic Documents from Nisa，Vol.6，Plates I-V；Texts I(1-3)，ed.D.N.MacKenzie，Corpus Inscriptionum Iranicarum，Part II，Vol.2，Texts I，fasc 1-3；and Plates I-IV，London：Lund Humphries/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1976-2001.
[39] Andrei Bader，“Parthian Ostraca from Nisa：Some Historical Data”，in Convegno Internazionale sul Tema：La Persia e L’ Asia Centrale da Alessandro al X Secolo (Roma，9-12 novembre 1994).Atti dei Convegni Lincei 127，Rome：Accademia Nazionale dei Lincei，1996，pp.251-276.
[40] V.A.Livshits，Parfyanskaya Onomastika，St.Petersburg，2010，pp.251-254.
[41] Ph.Huyse，Die dreisprachige Inschrift Šāburs I.an der Ka’ba-I Zardušt (ŠKZ)，Corpus Inscriptionum Iranicarum，III，Pahlavi Inscriptions，Vol.1(1999)，London，p.115.
[42] A.D.H.Bivar，“Gondophares and the Shāhnāma”，Iranica Antiqua 16 (1981)，pp.141-150.
[43] M.J.Olbrycht，“Dynastic Connections in the Arsacid Emip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House of Sasan”，in V.S.Curtis，Elizabeth J.Pendleton，Michael Alram and Touraj Daryaee (eds)，The Parthian and Early Sassanian Empires：Adaptation and Expansion，Oxford & Philadelphia：Oxbow Books，2016，pp.23-35.
[44] Mary Boyce，“The Parthian Gōsān and Iranian Minstrel Tradition”，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No1/2 (Apr.，1957)，pp.10-45.
[45] M.Rahim Shayegan，Arsacids and Sasanians：Political Ideology in Post-Hellenistic and Late Antique Persi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pp.247-290；Glenn Barnett，Emulating Alexander：How Alexander the Great’s Legacy Fuelled Roman’s Wars with Persia，Pen & Sword Military，2017，pp.24-42.
[46] D.N.MacKenzie，“The Fire Altar of Happy Frayosh”，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 7，1993，pp.105-109.
[47] Richard Fowler，“Most Fortunate Roots：Tradition and Legitimacy in Parthian Royal Ideology”，in Imaginary Kings：Royal Images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Greece and Rome，ed.Oliver Hekster and Richard Fowler.Oriens et Occidens：Studien zu antiken Kulturkontakten und ihrem Nachleben，Band II，ser.eds.Pierre Briant，Amélie Kuhrt，Fergus Millar，and Robert Rollinger，Stuttgart：Franz Steiner Verlag，2005，pp.125-218.
[48] R.W.Thompson，Agathangelos，History of the Armenians，Albany，1976，pp.24-36.
[49] Tacitus，Annals，Ⅱ.3.
[50] Touraj Daryaee，“Kingship in Early Sasanian Iran”，in V.S.Curtis and S.Steward (eds)，The Age of the Sasanians：The Ideal of Iran，London：I.B.Tauris & Co Ltd，2008，pp.66-70.
[51] Ammianus Marcellinus，The Later Roman Empire(A.D.354-378)，selected and translated by Walter Hamilton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Andrew Wallace-Hadrill，Penguin Classics，1986，23.6.5-6；J.W.Drijvers，“Ammianus Marcellinus’ image of Arsaces and early Parthian History”，in Drijivers and Hunt(1999)，pp.193-206.
[52] Prods.O.Skjærvø，“Truth and Deception in Ancient Iran”，in Ataš-e Dorun：The Fire Within：Jamshid Soroush Soroushian Commemorative Volume，2 vols，Vol.2，ed.Carlo.G.Cereti and Farrokh Vajifdar，Bloomington，Indiana：First Books Library，2003，pp.383-434.
[53] Richard Payne，“Cosmology and the Expansion of the Iranian Empire，502-628CE”，Past & Present，No.220 (Aug.，2013)，pp.3-33.
[54] Prods.O.Skjærvø，“The Importance of Orality for the Study of Old Iranian Literature and Myth”，Nāme-ye Irān-e Bāstān 5，Nos.1-2(2005-2006)，pp.9-31.
[55] Richard Nelson Frye，“Achaemenid Echoes in Sasanian Times”，in Kunst，Kultur und Geschichte der Achämeniden-zeit und ihr Fortleben，ed.Heidemarie Koch and D.N.MacKenzie，Archäologische Mitteilungen aus Iran，Ergänzungsband 10，Berlin：Dieterich Reimer Verlag，1983，pp.247-252.
[56] Prods.O.Skjærvø，Introduction to Zoroastrianism，EIrCiv 102a，2006，pp.22-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