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伊朗移民是近几十年来马来西亚境内一个特殊移民群体，大致经历了三个迁移阶段，主要是以政治避难者、宗教难民、留学生和经济移民为主，该移民群体的形成是伊马两国多重内外因素而致。马来西亚海外伊朗人具有移民结构与分布复杂且多元，职业范围较窄，经济能量不大，以祖籍地为联结纽带的社团网络薄弱，以及非法活动成为社会关注焦点等特点。由于海外伊朗人内部凝聚力的缺乏，身份认同的困惑，种族和文明的自我优越感以及什叶派与逊尼派的尖锐神学分歧等，海外伊朗人在与居住国及母籍国互动过程中还面临着诸多挑战。关键词 伊朗；马来西亚；海外伊朗人；伊斯兰革命作者简介 李涛：云南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副研究员。
文章来源 原文刊登于《世界民族》，2022年第1期。全文如下：
一、问题的提出
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两伊战争（1980—1988年）以及伊朗核问题等事件致使大量伊朗人向海外迁移。在过去40多年里离开伊朗的伊朗移民几乎迁移到了世界各大陆，形成了一个大约400万—600万的全球性海外移民人口，是继中国、印度、菲律宾等传统移民国家之后增长速度最快的亚洲新移民群体。这一群体在种族、宗教和阶层方面迥异，既包括那些被认定为政治避难者、难民、经济移民和国际留学生，也包括那些非正式的、非正规或无证的非法移民。虽然海外伊朗人侨居地相当广泛，但大多数人集中在几个主要城市中心，如欧美国家的洛杉矶、多伦多、伦敦、汉堡、 斯德哥尔摩，以及亚洲的迪拜和吉隆坡。
马来西亚是个具有多元种族、宗教和文化的国家，在英国殖民统治之前，就已有华人、印度人等亚洲移民大量涌向该国。在马来西亚这个“大熔炉”里，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不同文化的族群共同铸就了现代马来西亚文明。长期以来，国内学界对马来西亚的移民文化非常重视，有大量的论文和专著论述不同国别与地域的移民在马来西亚的历史与现状，以及他们在文明交往中的贡献。然而，遗憾的是，目前国内学界对马来西亚境内来自海湾国家，尤其是伊朗移民的相关问题却较少论及。那么，马来西亚的伊朗移民是如何产生和演变的？促使伊朗人迁移至马来西亚的驱动力是什么？他们在马来西亚生存状况及社会经济影响如何？他们与居住国（马来西亚）及祖（籍）国（伊朗）的互动关系如何？本文将试图结合民族学、宗教学、历史学、国际关系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拟对上述问题作出阐释，以加强学界对马来西亚伊朗移民的研究。
二、伊朗移民向马来西亚迁移的历史追溯
不同族群的海外迁徙运动一直是伊朗历史的重要组651年，阿拉伯帝国推翻萨珊王朝，占领波斯全境，大量遵循琐罗亚斯德教信仰的波斯人被迫逃往印度西部。到了19世纪中叶，在巴哈伊教创建后不久，其信徒们在伊朗遭受到恺加王朝迫害后又开始寻求出国避难。由于1905—1911年的伊朗立宪革命运动（Iran's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倡导改革失败，不少伊朗知识分子被迫流亡海外。1979年伊斯兰革命无疑是伊朗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分水岭。1979年伊斯兰革 命推翻了巴列维王朝，转而支持伊斯兰神权政体（Islamic theocracy），这无可否认地促使了伊朗最大的集体性移民。
伊朗与马来西亚的文化与商贸关系历史悠久。据考证，与目前伊朗的什叶派思想密切关联的先知穆罕默德家族（Ahlul Bait）可能早在7世纪就抵达过东南亚地区的占婆。公元12世纪在布央谷（Lembah Bujang）和马六甲发现了波斯人的踪迹，他们在那里从事贸易。马六甲苏丹国接待了许多波斯商人进行贸易。在1511年马六甲沦陷期间，大约有三千名波斯人生活在马六甲或马来半岛的其他地区。此外，据历史文献考证表明，伊朗人在将伊斯兰教传播到马来半岛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波斯神秘主义和诗歌的元素被大量翻译成马来语。波斯文学对马来语的影响也很深，据考证，现今至少有超过300个以上的马来语词汇源自波斯语，比如saudagar（商人）、nakhoda（船长）和bandar（港口）等关于贸易和商业的术语均源自波斯语。
当代伊朗人大规模迁移马来西亚是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如以1979年伊斯兰革命和2009年“绿色运动”（Green Movement）为时间节点来划分，伊朗移民向马来西亚迁移大致经历了三个移民阶段。
第一阶段是移民的早期阶段（1979—1995年），此阶段主要是以前巴列维政府官员、军事人员或银行家、保皇派同情者，以及专业人士、企业家、学者和年青男女等为主，大多是受过良好教育，属于高技能的移民。据伊朗文化和高等教育部称，在伊斯兰革命爆发直到1980年所有大学关闭之前，伊朗的高等教育机构中有16222名教授在教书育人。然而，等到1982年伊朗大学重新开放时，这个数字已经下降到了9042人。与此同时，据《伊朗时报》估计，1979年革命后约1/3的医生选择了离开。此阶段，最先逃离的是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者，以及前巴列维政府官员、军事人员或银行家、保皇派同情者。其次是逃避兵役和“两伊战争”的年轻男子，然后才是年轻妇女。1979年革命后逃离的群体中还有不少宗教少数群体，如巴哈伊教徒、犹太教徒、基督教徒、琐罗亚斯德教徒，以及非什叶派穆斯林。在巴列维政权即将崩塌前，预期遭受迫害的这些边缘化人口就已有不成比例的人离开。
第二阶段是移民的发展期（1995—2009年），此阶段的移民群体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第一类是离开大学和研究机构的高技能人士，是以前专业人才流失趋势的延续；第二类是工人阶层的劳工移民和经济难民，这类人的教育水平相对较低，移民技能水平也相较之前低。第三类是来自中产阶级家庭的子女以留学身份前往马来西亚的留学生，还有许多以就读孩子的监护人的身份移居马来西亚的。据伊朗科学研究和技术部的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约有13500名伊朗学生在马来西亚学习，是留学人数最多的外国留学群体。这些学生大多学习商科，其次是技术和工程专业2013年，在伊朗科学研究和技术部认可的62个国家的3950个学位中，马来西亚以1026个学位位居榜首。
第三阶段是移民的高峰期（2009年至今），此阶段的移民潮流与日益恶化的伊朗国内政治和社会经济局势密切相关。2009年，伊朗举行了历史上最具争议性的总统选举，直接导致了后来被称为“绿色运动”的骚乱。该运动遭到伊朗当局的残酷镇压，数千名行动者被逮捕、拷问和监禁。艾哈迈迪·内贾德总统执政期间极端的反以色列言论，在伊核计划问题上的不妥协立场，以及对伊斯兰教的原教旨主义言论导致了伊朗在国际上的孤立，大大压缩了伊朗国内社会自由的空间。自2009年以来，针对伊朗的石油和银行业的国际经济制裁进一步恶化了该国的经济状况。由于伊朗经济的急剧变化，移民人口也随之发生了方向转变。结果，许多持不同政见的政治精英、激进分子及企业家等移民离开伊朗迁移到了马来西亚。
追溯伊朗移民向马来西亚迁移的历史可以看出，移民历史相对比较短暂，每个移民阶段几乎都与伊朗的国内外局势密切相关，逃离日益糟糕的经济困境以及伊朗的宗教专制政权统治，在一个友好和宽容的社会中寻找更好的生存与发展机会是伊朗移民向马来西亚迁移的主要目的。
三、马来西亚伊朗移民的主要特点
马来西亚的伊朗移民是在独特环境下产生的特殊群体，是历经多次移民潮的结果。在马来西亚这一种族“大熔炉”中，他们经受着独特的砺炼与洗礼。由于资料和时空所限，笔者无法深入考察他们的身份认同、宗教文化以及心理特征等问题，只能根据有限的资料对其主要特点进行分析。
（一）人口结构复杂且多元
与北美、欧洲、澳大利亚和中东的伊朗社区相似，马来西亚的伊朗移民数量不少。虽然关于其确切人数，并没有可靠的统计数据，但从目前马来西亚市场已发行10多种波斯语杂志以及互联网 电视的广泛传播可看出该伊朗移民数量并不少。据专家学者的研究，他们的人口粗略估计约为10万。另有消息来源估计，约有20万伊朗人在马来西亚学习、工作、旅游或等待签证。
伊朗移民是马来西亚近年来最大的外来移民群体之一，马来西亚拥有东亚和东南亚最大的伊朗移民社区。吉隆坡是马来西亚最大的伊朗移民社区的所在地，其他的主要分布在柔佛州新山、吉打州亚罗士打、吉兰丹州哥打巴鲁、登嘉楼州登嘉楼市、霹雳州怡保、雪兰莪州莎亚南、雪兰莪州安 邦（Ampang）、森美兰州芙蓉以及雪兰莪州中南部城市的诸如武吉加里尔（Bukit Jalil）、赛城（Cyber Jaya）和双威镇（Bandar Sunway）等社区。相对比较集中的伊朗移民社区一方面有助于族群的内部交流，增强族群凝聚力，进而保持其独特的伊朗文化身份，但另一方面也容易导致族群社区的自我封闭与保守，不利于融入当地主流社会。
伊朗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以主体民族波斯人居多，阿塞拜疆人、库尔德人、阿拉伯人等多民族聚居分布的格局，逐渐奠定了以伊斯兰教什叶派为主，伊斯兰教逊尼派、巴哈伊教、犹太教、基督教、琐罗亚斯德教等多宗教并存的宗教格局。马来西亚的伊朗移民人口结构与国内情形类似，既有赴马的伊朗留学生，也有“绿色运动”支持者，政治活动家、新闻记者、艺术家、环保主义者、也有伊朗的阿塞拜疆人、土耳其人、库尔德人、吉拉基人、马赞德兰人、亚美尼亚人、阿拉伯人、卢尔斯人、俾路支斯人和土库曼斯人，更有基督徒、犹太教徒、琐罗亚斯德教徒、巴哈伊教徒，以及提倡世俗主义的神职人员等，伊朗移民主要来自伊朗国内的伊斯法罕、马什哈德和德黑兰等地。
（二）职业范围较窄，经济能量不大
马来西亚伊朗移民合法经营的商业活动主要旨在为伊朗侨民提供服务，而且都是一些中小企业主，主要是以经营餐馆，以伊朗产品为特色的杂货店或超市，汽车租赁，发廊和协助国内伊朗客户进行海外移民程序办理或赴马来西亚入学的教育、法律和商业咨询业务等为主。商业活动的经营区域也相对集中，主要分布在经济较发达的城镇、港口，如吉隆坡、槟城、马六甲、新山等地。由于伊朗移民中有许多是专业技术人才，一些设在马来西亚的国际企业利用他们的专业知识，雇佣他们从事一些文化产业活动。例如，总部设在迪拜的私营娱乐卫星电视台GEM-TV在吉隆坡建立了广播站。该电视台雇用了许多伊朗专业人士，将巴西肥皂剧、日本动画片和美国音乐视频配音成波斯语，并传送至伊朗国内。
伊朗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其美术雕刻、细密画以及其他传统手工艺品可谓举世无双。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伊朗艺术家作品中融入了政治、革命、宗教和身份认同等重要元素，大多数的艺术作品不可避免地会触及伊朗当前的社会与政治问题。由于伊朗国内政治环境不太利于艺术家们的创作，很多艺术家们无奈迁移至他国继续从事艺术创作活动。马来西亚聚集了大量才华横溢的伊朗艺术家、画廊主和收藏家，大多数都非常活跃地在从事绘画、陶瓷、摄影、蜡染等艺术创作工作。然而，几乎所有在马的伊朗艺术家都高度依赖伊朗国内的私人资金来源。他们除了出售艺术品之 外没有其他收入，因而生活异常艰难。他们不仅难以支付日常开支，甚至还难以支付绘画和雕刻所需的设备和材料。他们只能通过在马来西亚美术馆举办个人或团体展览，或与马来西亚艺术家举行联合和国际展览的合作等方式销售作品，以扩大其影响力及获得当地的认可。
此外，在马来西亚的伊朗人还从事一些地下状态的私自经营活动。如伊朗牙科医生如要在马国开设牙科诊所行医，需接受全面而严谨的医疗培训，并经过马来西亚牙科协会的审核批准方可。但实际上不少伊朗牙科医生在不具备官方许可的情况下非法开展针对伊朗侨民的牙科医疗。此外，还有些伊朗人通过转租房屋和公寓给前往马来西亚旅游的伊朗人和其他中东游客营生。众多协助伊朗客户进行观光旅游、海外移民程序办理、大学入学、赴马经商等旅游机构、法律和商业咨询机构都是未经合法注册私下经营的，而且非常活跃。据统计，伊朗移民在马来西亚大学中占有约15000个职位，并在大约2000家马来西亚企业中持有一定比例的股份。整体而言，伊朗移民职业范围相对较窄，经济能量不大，经济与社会影响力有限。
（三）以祖籍地为联结纽带的社团网络薄弱
“海外生活”和在异国环境中的“生存斗争”为伊朗移民提供了共同的经验，这些经验可以构成集体身份的基础。被疏离、排斥和边缘化的共同经历也应具有很强的纽带效应。但实际上，由于伊朗移民群体分属于不同阶层、不同宗教、不同语言群体、不同的世代分层或不同政治倾向的个体或群体，这使得相互之间不信任，从而产生了各种隔阂，甚至造成了伊朗裔族群的社会分裂和两极分化。不同的伊朗裔侨民围绕着自身宗教、阶级、语言和种族的不同经历而定居在马来西亚的不同社区，形成自我闭合的“小圈子”。马来西亚的伊朗社区的构成就像一床“百衲被” （patchwork quilt），由许多小型的、往往是非正式的、短暂的群体和微观世界组成，它们的影响范围有限，并且经常作为自治结构并存，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共性和差异。 “全国伊朗裔马来西亚人协会” （National Iranian Malaysian Association，NIMA）是马来西亚境内相对比较活跃的非盈利、非政治、慈善性的伊朗裔移民的社团组织，旨在弘扬伊朗裔移民家庭及社区的波斯文化和波斯传统，主要在 “吉隆坡伊朗文化中心”（Iran Cultural Center in Kuala Lumpur）的协助下开设一些波斯语言课程和进行一些波斯文化传统活动。除此之外，几乎看不到活跃的以乡亲、宗亲为联系纽带，以支持、互助、族群凝聚为功能，跨地域性、以服务为主、融合度很高的伊朗移民社团。正因为散居在马来西亚的伊朗人按种族、阶级、宗教、语言、世代分层、政治路线等进行清晰地划分，也阻碍了他们采取集体行动的尝试。而且还能在吉隆坡等主要伊朗侨民居住城市，看到保皇的君主主义者及左派与绿色运动的支持者发生冲突，为挥舞革命前还是革命后的旗帜而发生争斗的情形。以上情形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伊朗移民开通人脉、扩展商务，以及逐步扎根和融入当地社会。
（四）非法活动问题突出，引发社会关注
不可否认，大多数旅居在马来西亚的伊朗侨民都是遵纪守法的，但仍有不少伊朗人从事着一些非法活动，如贩毒、洗钱等。从事贩毒活动的伊朗人主要有两类：第一类是个体贩毒者。他们被高利润的毒品所吸引，经常尝试将少量毒品走私到马来西亚。不少贩毒的伊朗人在马来西亚被监禁， 其中一些人被判处死刑。据伊朗驻马来西亚总领事穆尔塔扎（Murtaza Jawdan）介绍，“仅在2014年4月，马来西亚监狱里就有221名伊朗人因贩毒罪名成立而在不同时间段服刑。其中190人是男性，86人是死囚”。第二类是成熟的伊朗贩毒黑手党（Iranian drug mafia）。据报道，此黑手党把巴生谷（Klang Valley）作为其商业基地。尽管马来西亚安全机构对其进行了严厉打击，但该贩毒集团仍然非常活跃。由于马来西亚当局加强了该国的边境安全，伊朗贩毒黑手党就开始将苯丙胺类兴奋剂贩入马来西亚和东亚毒品市场，该产品主要是可以在家庭实验室中生产。自2010年以来，马来西亚一直充斥着类似的各种晶体。据报道称，伊朗贩毒黑手党的贩毒网络也已经走向区域化。例如，2009—2010年，马来西亚安全部队逮捕了228名被指控向该国走私冰毒的伊朗人。同期，日本政府声称逮捕135名伊朗人。随后，泰国政府逮捕了75人，印度尼西亚逮捕了27人，都是伊朗帮派介入东南亚毒品贸易，贩毒网络走向区域化的佐证。还有报道称，马来西亚逮捕了一些伊朗人，他们被指控在家中建立毒品加工实验室。
马来西亚的伊朗侨民从事的另一重要非法经济活动是洗钱。据专家研究发现，最初这只是一个小规模的非法商业活动，主要是为生活在马国的伊朗学生和侨民服务，以及通过“哈瓦拉系统” （Hawala System）为伊马两国之间转移资金提供便利。但在后期阶段，出现了更多从事假货币洗钱活动的提供商。自2008年以来，这一发展势头尤其强劲。在内贾德担任总统期间，联合国安理会将制裁范围扩大到伊朗的金融系统、货运飞机和能源部门，制裁力度不断加大。面对制裁，内贾德政府提出了“绕开制裁”（by⁃passing the sanctions）的学说，并试图设计一种机制，使伊朗与世界 其他国家之间的资金交易成为可能。这个机制的范围非常广泛，马来西亚在不知不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马来西亚就是伊朗政府建立绕过国际制裁机制的主要媒介国家之一。内贾德政府为此雇佣了许多伊朗侨民来运行这一机制。他们在注册公司时打着开展伊朗石油业务和伊朗石油美元交易的幌子。2010年10月，《华盛顿邮报》报道指出，伊朗正利用假名和不透明的所有权结构来规避制裁，并在包括马来西亚在内的一些伊斯兰国家设立银行。虽然伊朗当局否认了这些指控，但随着300万亿伊朗里亚尔的银行欺诈案的披露，潘多拉的盒子就此被打开。主要嫌疑人阿米尔·胡斯劳（Meh Afarid Amir Khusrawi）在法庭上的辩护中称：“有一个声称自己是伊朗制裁问题安全顾问的人与我举行了一次安全会议，并让我去海外注册公司。”当伊朗亿万富豪石油大亨詹雅尼 （Babak Zanjani）被捕时，马来西亚的名字再次被提及。许多关于詹雅尼通过马来西亚进行洗钱活动的报道被公布。
四、马来西亚伊朗移民的形成原因
马来西亚伊朗移民的形成是伊马两国内外多重因素而致，既有两国传统友好关系的政治因素，也有相似的伊斯兰社会文化与宗教共同性因素，还有交通与签证便利性的政策因素，更有伊朗严峻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形势等国内因素。
（一）国内因素：逃离动荡不安的伊朗国内困境
在过去40多年里，由于受制裁影响，伊朗内外交困，面临较大的经济发展压力。尤其是自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及2012年西方国家对伊朗实施石油禁运和金融制裁以来，国内生产总值增速明显放缓，对外贸易增长缺乏后劲，外国投资大幅缩水，通胀率和失业率也长期在高位徘徊，居民收入下降。2018年5月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并重新对伊实施制裁后，伊朗经济再次进入衰退，各项经济指标表现不佳：伊朗石油出口锐减，从2018年6月的日均230万桶骤降至2019年7月的不足50万桶，堪称历史最低。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显示，2015年伊朗实际GDP增长率为-1.6% ，2018年为-3.9％ ，2019年为-7.6％ ；2015年伊朗通货膨胀率为11.9％ ，2018年为31.2％ ，2019年达到34.8％ 。伊朗货币里亚尔贬值幅度不断攀升，2018年一度超过50％ ，达到60％ 。经济形势的严重恶化迅速传导到社会民生领域，民众不满情绪抬升，社会危机不断显现。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规定，伊朗实行政教合一的政治制度，强调伊斯兰信仰、体制、教规、共和制及领袖权力的权威性。尽管多数政党都直接参与选举活动，但真正的选举竞争不是在政党之间展开，而是在保守派与温和派等不同政治派系之间展开，内部围绕最高权力争夺一直持续不断。比如保守派的内贾德在2005年大选中取得胜利，但是2009年他的再次当选就引起了以温和派著称的穆萨维的支持者，以票选作弊为由的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活动，并出现了流血事件。普通民众对现状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却又无力改变，移民到环境较好的国家就成了一种选择。
伊朗地处中东咽喉，在宗教、政治、军事上与叙利亚反对派、沙特及部分逊尼派国家等有极深的矛盾冲突，国内安全形势还存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如2017年6月7日，极端恐怖分子针对伊朗议会大厦和霍梅尼陵墓两个地标建筑发动袭击，最终导致17人死亡，50多人受伤。2018年9月22日，伊朗南部城市阿瓦兹的阅兵仪式上爆发激战，多名武装分子身着军装向正在街头行进的伊朗军人方阵开火，当场造成多人死亡，几十人受伤。2019年2月13日，伊朗东南部邻近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边疆省份锡斯坦－俾路支斯坦省发生自杀式汽车炸弹袭击，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的边防军为目标，造成至少27人死亡。此外，近年来，伊朗利用美国反恐战争造成的地缘格局变动，以及2011年“阿拉伯之春”留下的“权力真空”，不断在阿拉伯邻国扶植代理人，扩大自身影响力。据中东学者纳迪姆·沙哈迪（Nadim Shehadi）估算，伊朗每年向叙利亚投入就达150亿美元，总额达到1050亿美元。但伊朗毕竟国力有限，加之近年遭受西方制裁和油价下跌，因此伊朗的地区扩张政策使经济形势更加困难，由此日趋引发民众不满。
（二）宗教因素：追求较为宽松自由的宗教环境
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伊朗政府重新制定了伊斯兰共和国宪法，确定伊斯兰教法是国家法律制度的基础，以伊斯兰准则治理国家，并宣布“一切民法、私法、行政、金融、经济、文化、军事、政治以及其他所有法规都必须建立在伊斯兰标准之上”。严苛的伊斯兰教法让诸多伊朗人无所适从， 尤其是宗教少数派及家庭女性。据一项联合国涉及伊朗人权状况的报告声称，“未得到承认的宗教少数群体，如巴哈伊教派、基督教皈依者、苏菲教派等被排除在国家法律框架之外，成为歧视性立法和做法所针对的目标。他们因信仰而遭到逮捕和任意拘留，在就业和教育方面也遭受歧视。即使是获得承认的宗教少数群体，如基督教、犹太教和琐罗亚斯德教徒，宪法赋予的一些权利仍然非常有限”。伊朗当局还颁布了一系列强制性着装规则，要求所有女性都戴上头巾。伊朗妇女会因为未戴头巾、出席观看公共体育比赛、倡导妇女权利或与其他妇女进行社会交往而被投入监狱。
依据马来西亚联邦宪法，伊斯兰教是联邦宗教。马来西亚一直强调它与其他伊斯兰国家的关系，它所作的努力有一部分是提升“乌玛”（ummah）（全球的穆斯林共同体）的福祉。为了与伊斯兰国家更接近，马来西亚在 1969年成为伊斯兰会议组织的一员。并在前总理马哈蒂尔的领导下，马来西亚透过主办和主持第十届伊斯兰会议组织峰会（OIC Summit）、组织伊斯兰会议组织博览会（Expo OIC）和协助成立伊斯兰发展中八国集团（Group of 8 Islamic developing countries）等举措来促进伊斯兰国家的团结。马来西亚常被称为“喇叭”，因为作为伊斯兰国家的代表，经常利用各种国际论坛发言反对那些对于全世界穆斯林的不合理对待。同样，由于伊朗领导人的反西方言论，使得伊朗领导人在马来西亚穆斯林群体中也广受欢迎，如《艾哈迈迪·内贾德：伊斯兰世界的一头狮子》（Ahmadi nejad：Singa Baru Dunia Islam）书籍深受马来西亚穆斯林的青睐，成为吉隆坡各大书店最畅销书目之一。虽然马来西亚与伊朗信奉伊斯兰教的不同派别，但都强调穆斯林同胞的团结，“所有伊斯兰教派，无论是什叶派还是逊尼派，都是血脉相通的兄弟”。正是这种相似的伊斯兰社会文化与宗教共同性，以及相对自由开放、多元文化的社会结构等大大拉近了马来西亚与伊朗两国民众的心理距离，也是推动伊朗移民移居马来西亚的一个重要宗教文化因素。
（三）教育因素：寻求包容的优质教育机会
伊朗是个人口极其年轻化的国家。2011年，接受高等教育的伊朗青年（年龄在15岁至29岁之间）占伊朗总人口的35％ ，是该国历史上最高的记录。与其他许多国家一样，伊朗年轻一代强烈地感觉到，接受高等教育是成功的关键。虽然普通青年对接受大学教育抱有很大的期望，现实却并非如此。在伊朗，要想进入理想中的大学有一定难度。首先，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后，伊朗教育全面伊斯兰化。虽然政府对教育投入较大，实施免费教育，教育水平在中东国家中也位于中高水平。但每个希望进入大学的申请者都必须参加一个名为“康库尔”（konkur，大学入学考试）的集中能力测试。每年平均有150万名学生参加“康库尔”考试，最终仅有30万名学生通过考试，入学率不高。其次，由于伊朗的公立大学不收学费，教学水平明显高于营利性和私立大学，伊朗学生的第一选择是公立大学。但目前全伊朗大致设有131所公立大学，要进入公立大学的竞争非常激烈，可供申请的名额有限。第三，伊朗高等教育还存在层次和类型分明的大学体制、集权式的大学管理、大学校园浓厚的宗教和政治氛围等。以上情形使得大量伊朗学生尝试国外的入学机会。
马来西亚政府2013年启动了《马来西亚教育蓝图》（Malaysia Education Blueprint），努力将国家打造成为东南亚高等教育的区域枢纽，目标是到2020年吸引20万名国际学生。根 据Quacquarelli Symonds（QS）的世界大学排名（WUR），在全球500强大学中，马来西亚10所大学榜上有名。拥有30多年的国际教育经验，马来西亚独特、结构良好的高等教育系统，优质的教育教学质量，简便的签证政策，相对低廉的生活成本，英语的语言教学环境，多元的宗教文化，以及美国、澳大利亚、英国和中国等国的许多顶尖大学都在马国设有分支机构，国际公认的文凭，距离便捷及连接性等因素吸引了大量伊朗学生前往马来西亚留学。据伊朗驻马来西亚大使馆数据显示，2016年有 15000 人左右的伊朗留学生，其中约6000人在读硕士学位，约3000人攻读博士学位。
（四）政策因素：便利性的交通与签证政策
交通便利和申请马来西亚签证条件的改善也是伊朗移民涌入马来西亚的重要因素之一。随着伊马两国经贸、政治与文化关系的日益密切，双方人员交往更加频繁，两国的交通路线也蓬勃发展起来。尤其是两国的航班增速极快，飞往马来西亚由原来的首都德黑兰扩展到马什哈德、伊斯法罕、大不里士、设拉子等主要城市，飞往马来西亚的城市也不再局限于吉隆坡，而是包括槟城、马六甲、怡保和兰卡威等城市。航班的便利，使伊朗移民出国更加方便快捷且移民成本大为降低。所以，前往马来西亚的移民已经不再囿于传统的德黑兰、马什哈德、伊斯法罕和设拉子等地，来自伊朗全国各地的民众也纷纷加入此行列。
马来西亚对伊朗人签证制度的放宽，也为伊朗移民前往马来西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由于伊朗核问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伊朗采取严厉的国际制裁政策。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国家对伊朗公民提出严苛的签证要求，伊朗公民出国变得愈发艰难。在2021年第一季度的“亨氏签 证指数” （ The Henley Passport Index） 中，伊朗排在全球第101位， 位列老挝、缅甸、吉布堤（Djibouti）、埃塞俄比亚、南苏丹等欠发达国家之后。伊朗公民只能免签前往41个国家，有185个国家或地区需签证才准许进入。而且，在这41个国家中，都是诸如图瓦卢、科摩罗群岛、马达加斯加和帕劳等国，几乎不是他们的重要目的地。上述状况使得普通伊朗人难以去往欧洲和北美国家。而马来西亚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伊朗人无需签证即可访问的国家之一。对像来自伊朗等海湾国家的人有权在抵达马来西亚时获得90天的签证，而且可通过新加坡或印尼做次短途旅行返回马来西亚后又可再获得90天签证，这对无论是作为游客、商务人士还是学生的伊朗移民而言，都是一个极大的签证优势。更为重要的是，马来西亚是三个自由签证国家中最好的一个（另2个是土耳其和土库曼斯坦）。
（五）政治因素：传统友好的伊马双边关系
从历史上看，马来西亚与伊朗的外交关系始于1970年在德黑兰设立大使馆，随后于1980年在吉隆坡设立伊朗大使馆。建交不久，马来西亚国王和王后就于1971年10月10日访问伊朗，出席伊朗举办的一系列纪念居鲁士大帝建立波斯帝国2500年的庆祝活动。尽管1979年伊朗革命爆发，伊朗成为伊斯兰共和国，但两国关系从未中断，两国高层互访不断。如伊朗穆罕默德·哈塔米总统于2002年对马来西亚进行了重要访问；2008年12月21日至22日马来西亚总理阿卜杜拉· 艾哈迈德·巴达维也访问了德黑兰。伊朗总统哈桑·鲁哈尼2016年10月7日访问马来西亚，助推了双方在科学、旅游、石油、天然气和石化、建筑高速公路和汽车工业等不同领域的合作。
马来西亚政府在外交政策上一直努力推动伊斯兰认同，并关注国际伊斯兰议题，在其对外关系上强调是一个伊斯兰国家。马伊两国都是伊斯兰会议组织（OIC）和不结盟运动（NAM）的成员国，两国利用这些论坛积极发展双边政治关系。马来西亚在处理与伊斯兰世界有关问题时，它一直是积极的参与者。比如在伊朗核问题上，马来西亚就鲜明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即包括伊朗在内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所有签署国，只要它用于和平能源，而不是制造核武器，都应有权发展核能。马来西亚是投票反对2009年11月国际原子能机构谴责伊朗的决议的仅有的三个国家之一。两国已在伊斯兰世界的东西方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并为伊斯兰国家的更好发展进行合作。正如伊朗驻马来西亚大使马尔齐·阿夫哈姆（Marzieh Afkham）所言，“由于伊朗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能源资源，使得伊朗可以成为马来西亚在中东、中亚和欧洲的区域中心。而另一方面，由于马来西亚的地理位置以及文化和宗教的共同性，马来西亚可以成为伊朗在东盟或亚太地区的区域中心”。马来西亚前外长拿督阿尼法·阿曼（Datuk Anifah Aman）也明确解释了伊朗对马来西亚的重要性，他指出，“伊朗是马来西亚的重要伙伴，马来西亚的外交政策是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与所有国家友好相处，在所有感兴趣的领域促进友好合作，实现互利”。正是在两国确立和发展友好关系的政治因素推动下，两国政府及人民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
五、伊朗移民与居住国及祖（籍）国的互动关系
不同族群的跨地域迁徙与流动会推动不同地域、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文明交流互鉴，但在文明交往过程中也难免会伴随异质文化或宗教的冲突与合作、隔阂和误解、矛盾与斗争、排斥与融入、坚守与改变等。马来西亚的伊朗移民是特定环境下的产物，为马来西亚发展及伊马两国关系的交流与 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但也面临着诸多困境与挑战。
（一）伊朗移民与马来西亚当地的互动关系
1.与当地社会融合程度不高 多米尼克·拉皮尔（Dominique Lapierre）和拉里·柯林斯（Larry Collins）在他们的《午夜的自由》（Freedom at Midnight）一书中指出，“英国人住在印度，但不和印度 人生活在一起”。散居在马来西亚的伊朗人也是如此。他们住在马来西亚，但不和马来西亚人一起生活。对大多数伊朗人来说，马来西亚并不是一个理想的现代国家。一位经营着唯一一家马来语与波斯语双语网站的伊朗移民精英，马来西亚林国荣创意科技大学讲师阿巴斯·甘巴里（Abbas Ghanbari）的观点很有代表性，他认为“现代马来西亚只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当今马来西亚存在着社会歧视，不平等的权力分享，贫富差距，日益严重的行政和金融腐败，政治压迫，道德沦丧，日益严重的犯罪和社会混乱，缺乏公民社会和自由独立的媒体，日益严重的种族和宗教紧张关系等问题与不足。真实的马来西亚，有很多让人崩溃的因素，在不久的将来，这个国家将会沉沦”。
伊朗移民大多认为马来西亚人，特别是马来穆斯林太过保守，不愿意与他们交往。侨居在马来西亚的伊朗社会学家穆赫辛（Muhsin）分析认为，“伊朗人只承认欧洲白人是优越的种族。伊朗人的种族优越感使得他们在骨子里瞧不起马来西亚人，现实生活中更是不愿意与本地人有太多的交流与交集。这种对马来西亚的偏见与误解主要源于他们对马来人丰富的历史与文明的无知造成的”。马来西亚当局也对伊朗人的政治活动感到担忧，担心自己本国的政治异见者也会效仿。如2009年伊朗总统大选后，当“绿色运动”的支持者在伊朗驻吉隆坡大使馆示威，并在市中心聚集时，警方将他们驱散。这些行为进一步加剧了伊朗人对马来西亚所谓现代自由伊斯兰国家的不良观感。
此外，与北美、澳大利亚和欧洲的伊朗移民不同，马来西亚的伊朗移民无法获得当地的公民身份，除非他们在马来西亚投资大笔资金或与当地人结婚。在移民无法获得公民身份或居住权的情况下，他们必须重返伊朗或移民到第三国。因此，大多数伊朗人并不将马来西亚视为自己最终的理想目的地，而是将其视为前往第三国的中转过境地。这也是伊朗移民更愿意学习英语，以获得移民澳大利亚等国家的资格，而不愿意学习马来语，主动融入当地社会的主要原因之一。
2.与当地传统和宗教价值观存有矛盾与冲突 虽然伊朗与马来西亚同属伊斯兰世界，但信奉伊斯兰教不同的派别。大多数马来西亚的伊朗人是什叶派，而马来西亚的穆斯林多数是伊斯兰教逊尼派的四大教法学派之一的沙菲依派的信徒，对伊斯兰教保持绝对的虔诚信仰。在很多方面，这两者是相互矛盾与冲突的。一是传统价值观的矛盾与冲突。尽管马来西亚是一个多族群、多宗教、多文化国度，但马来西亚穆斯林仍然保留着他们的传统价值观。比如，伊朗人的穿着和装束风格与马来西亚人完全不同。马来西亚人仍以传统服饰为荣，而伊朗人则在一个世纪前经历了强势的现代化洗礼后，不太看重传统服饰。而与此同时，作为一个旅游国家，马来西亚每年接待数百万伊斯兰世界的游客。但是居住在马来西亚的伊朗侨民是为数不多，向往过相当自由西式生活的穆斯林群体。大多数伊朗女性，尤其是年轻女性，不太愿意用头巾遮住头发，而是经常穿着西式服装。他们的生活方式引起了当地穆斯林的反感，甚至有人怀疑伊朗是否为一个真正的伊斯兰国家。二是宗教与信仰价值观的矛盾与冲突。马来西亚常被描绘成一个现代和自由的伊斯兰国家。然而，当涉及宗教派别时，其所采取的行动一直是防御性的，任何传播除逊尼派思想之外的不同宗教意识形态的努力都会被视为威胁。作为一个逊尼派伊斯兰国家，马来西亚官方禁止本国公民成为什叶派，并对伊朗人的什叶派思想宣传有所顾忌。前马来西亚宗教部部长贾米尔·基尔·巴哈鲁 （Jamil Khir Baharom）曾说：“我们从不骚扰什叶派信徒……但只是禁止他们传播意识形态。”前总理马哈蒂尔为此也曾说：“如果在伊朗，他们（伊朗人）想信奉他们的宗教（什叶派），那是他们的事，但如果他们来到马来西亚，请不要打扰我们。” 近年来，马来西亚当局时常会对伊朗人的宗教仪式、学术演讲、外交活动进行监控。2010年12月16日，马来西亚多个执法机构搜查了吉隆坡斯里鹅麦（Seri Gombak）的一个秘密什叶派教义中心。在该中心发现了什叶派教材和霍梅尼与哈梅内伊的画像。一些伊朗侨民也在突击检查中被捕。
（二）伊朗移民与伊朗国内的互动关系
1.海外生存现状常受制于伊朗国内发展态势 对散居在马来西亚的伊朗移民而言，吸引伊朗人移民马来西亚的主要因素不是来自马来西亚本身，而是伊朗国内的糟糕形势。他们在马来西亚的生存状况也常受制于伊朗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形势。就伊朗货币汇率而言，近年来，受美国制裁影响，伊朗里亚尔汇率波动幅度大，已经历几次大幅贬值。进入21世纪后，由于石油收入增加、经济增长，里亚尔兑换美元汇率一度基本稳定在8000—9000︰1。在前伊朗总统内贾德执政后期，里亚尔汇率就开始不断贬值，官方汇率从2010年的10254︰1，贬值至2018年4月的42000︰1，再到2020年6月，直接突破了 200000︰1的心理关口，创下伊朗本币有史以来的最高贬值记录。不断走低的汇率使得伊朗移民中的学生阶层深受影响。比如2010年前后，1马来西亚林吉特相当于3000伊朗里亚尔，迅速贬值到5000伊朗里亚尔。到了2012年，又下滑至1林吉特兑13000里亚 尔。结果，相当多的学生不得不从马来西亚的大学退学，或者止步于第一学历。同样，生活在马来西亚的普通伊朗家庭也同样深受伊朗货币波动的影响，因为这些家庭大多依靠在伊朗的收入。例如，他们中有相当多的人将伊朗的房子出租。在伊朗货币贬值之前，在德黑兰或伊朗其他特大城 市，一套小公寓的租金足以让他们在马来西亚过上舒适的生活。但伊朗货币的贬值，使得他们的收入一夜蒸发了一半，不少伊朗移民的生活为此变得苦不堪言，其中相当一部分人被迫返回伊朗。
2. 热衷于伊朗国内的政治议题 就马来西亚伊朗移民的政治活动家而言，他们一直致力于伊朗国内的政治议题。他们大多属于绿色运动人士，还组建了“马来西亚伊朗人绿道协会” （Green Track Society of Iranians in Malaysia）。该组织一直通过社交媒体和其他手段与伊朗国内的绿色运 动保持联系。该组织有时还试图通过针对伊朗政府的“平权行动” （affir mative actions）来显示其在马来西亚的存在。如在2010年5月13日，该组织在联合国驻吉隆坡办事处和伊朗大使馆前组织抗议活动，抗议伊朗处决一些政治犯。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该组织试图阻扰伊朗大使馆主办的活 动。如2011年2月13日，伊朗大使馆举办了一场纪念伊斯兰革命胜利的音乐会。但是绿色运动活动人士将其变成了一个反政权的集会，唱着反政府的口号。绿色运动活动人士在马来西亚仍一直观察伊朗的政治发展态势。如在2013年伊朗总统选举期间，他们变得特别活跃，为改革派和温和派候选人开设用于竞选宣传的展台，拉拢选票。据马来西亚海外投票站的投票选举结果显示，4000多名合法选民中有82.5％ 的选民投票给了鲁哈尼，而与伊朗最高领袖关系密切的候选人没有 获得任何选票。当2013年温和派总统哈桑·鲁哈尼获胜后，相当一部分的伊朗裔政治活动家返回伊朗。
3.伊朗政府对海外移民的管控日趋严苛 随着越来越多的伊朗人涌往马来西亚，伊朗政府日渐重视起来，并采取系列严厉措施阻挠。首先，以官方媒体名义“妖魔化”马来西亚及伊朗人的移民行为。比如2011年9月3日，伊朗官方日报《世界报》（Kayhan）发表了题为 《以马来西亚的名义设立的陷阱》（A Trap in the Name of Malaysia）的报道。该报道称，“虽然一些西方消息来源报道伊朗人流向马来西亚是为了寻求更好的生活和教育，但实际上马来西亚正在设立伊朗人家庭跳入的陷阱。一些伊朗家庭前往马来西亚是以为该国是一个以伊斯兰教法为准则的伊斯兰国家，而且具有高标准的高等教育。然而，事实上马来西亚的贪污机构数量远远高于该国的清真寺和大学数量。该国大学在道德方面也处于灾难性状态”。另一份由保守的统治精英经营的报纸《使命报》（Resalat）不久也发表了一篇题为《马来西亚是煽动者的中心》（Malaysia is the hub of seditionists）的报道。该报道写道，“马来西亚这个所谓的伊斯兰国家最近已经成为煽动者和反革命网络的中心。它充满了道德败坏，与肆无忌惮的西方社会并驾齐驱。马来西亚已经成为从伊朗逃亡的贪污者和经济腐败者的天堂。伊朗人是受到马来西亚伊斯兰性的虚假宣传所吸引与蛊惑而去的”。甚至该报道还称，“马来西亚被称为伊斯兰国家只是徒有虚名。实际上，马来西亚不仅没有伊斯兰教的迹象，而且到处都是迪斯科舞厅、赌场和夜总会” 。其次，官方修订认可的马来西亚大学名单。为了进一步阻止伊朗学生不断流向马来西亚，2012年，伊朗科学研究和技术部官方修订了认可的马来西亚大学名单。在新的认可名单中，只有17所马来西亚大学得到承认。而且，在这17所大学中， 只有4所大学被承认为本科大学，而其他13所大学只被承认为研究生课程学习。很显然，该名单的变化清楚地表明，在认可大学名单的编制中发挥了主要作用的是政治考量而非学术因素。第三，为了更好地加强对马来西亚和其他地方伊朗移民的管控，伊朗政府专门成立了一个名为“伊朗海外事务高级理事会”（HCIAA）的实体机构，直接隶属于伊朗外交部。2012年年底，伊朗海外事务高级理事会的一个代表团前往马来西亚调研。该代表团负责人阿里·沙巴尼（Ali Shabani）在调研后指出，“马来西亚一直是伊朗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支持者。但出于政治原因，有些反革命团体正试图渗透到马来西亚的伊朗人社区。伊朗政府正考虑建立一个全面的‘文化中心’来管理伊朗的海外侨民，否则，这将是对伊斯兰革命的一大威胁”。
六、结束语
伊斯兰特性长久以来是马来西亚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当今马来西亚外交政策的特点之一就是积极参与伊斯兰国家及伊斯兰组织事务，其中包括苏联入侵阿富汗、阿拉伯－以色列冲突、巴尔干冲突、伊朗核问题、缅甸罗兴亚问题等事务。为了与伊斯兰国家更接近，它积极倡导成立伊斯兰会议组织、发展中八国集团等伊斯兰国际组织，并一直扮演积极角色，同时寻找方法解决他们的经济和政治挑战。基于道义、信仰的教义等因素，马来西亚先后接纳了不少来自巴勒斯坦、阿富汗、伊朗等伊斯兰教国家的难民与移民，而庞大的伊朗移民群体正是马来西亚境内诸多伊斯兰教国家的难民与移民之一。
马来西亚境内的伊朗移民是个特殊的群体，是多次移民潮发展的结果。移居马来西亚背后的 主要推动因素源于伊朗国内自身的环境，马来西亚的政治环境、宗教文化环境以及社会经济吸引力只起到了次要作用。由于伊朗移民构成复杂且多元，移民内部凝聚力的缺乏，身份认同的困惑，种族和文明的自我优越感，以及与当地马来穆斯林社区之间存在着什叶派与逊尼派的尖锐神学分歧等，伊朗移民在当地的社会融入程度并不高。伊朗移民虽然在身份认同上存在着困惑与矛盾，但他们大多对母国怀有深厚的感情，希望伊朗繁荣强大。只是鉴于伊朗国内糟糕的政治、经济、宗教 及社会困境，大多无奈选择逃离与回避。
伊朗移民是伊马关系中的一支特殊群体，东道国政府以及祖（籍）国政府都予以高度关切。中东什叶派与逊尼派之间的斗争乱象让马来西亚的逊尼派充满了疑虑和警惕。马来西亚占绝大多数的逊尼派信徒认为一旦让什叶派得势，将会造成教派冲突和社会动荡，从而威胁政府“一个马来西 亚”的政治宏图甚至是国家安全。因此，马来西亚政府在处理国内的伊朗移民群体及相关什叶派意识形态传播、社会治安等议题时格外谨慎，采取相对务实和温和的态度与政策。然而，尽管马来西亚当局一直强调什叶派问题是其国内事务，应由有关当局内部处理，但不可否认，什叶派意识形态随时可能成为伊马和谐关系中的“一根刺”。鉴于马来西亚伊朗移民政治背景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伊朗政府也采取了日趋严苛的管控政策，在阻挠国内伊朗人进一步涌向马来西亚的同时，还加大了对境外海外移民的管控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