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交往语境下的人格自觉
——读《京隐述作集》
张倩红 高亢
内容提要 “文明交往论”是彭树智先生长期建构的世界史阐释体系。他认为，文明自觉是人类交往活动的发展趋势，也是人类的普遍诉求，而文明自觉的立足点必然是人格自觉。彭树智先生把人格自觉的内涵概括为知性人格、人文人格、理性人格、美育人格四个方面。他强调人格自觉是文明成长的标志、文化创新的前提，也是创造文明新形态的基础。追求人格自觉、文明自觉的内生动力必然促进社会的进步与人类历史的发展。
关键词 彭树智 人格自觉 文明交往 《京隐述作集》作者简介 张倩红，郑州大学教授；高亢，郑州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彭树智先生是当代中国世界史学界持“文明史观”的代表性学者，“文明交往论”是其文明史观的核心内涵。彭先生认为，文明交往的总特点是自发性向自觉性的演进，“文明自觉是以文化思想自觉为核心、以文明交往自觉活动为主线的人类创造历史的实践活动”。[2]文明自觉源于文明交往的过程，也是人类对文明交往活动的反思与提升。在全球化时代，文明自觉成为人类的普遍诉求，而文明自觉的立足点必然是人格的自觉，因为“文明交往的最深处在于直指人心，走进他国人民的内心世界，在于走进人类历史的深处。这是文明交往自觉与人类希望所在”。[3]彭树智先生在其新著《京隐述作集》及其他著作中围绕文明交往中的人格自觉做了比较系统的思考，可以说“人格自觉”的观点进一步丰富了他数十年来所秉持的“文明交往论”。本文从知性人格、人文人格、理性人格、美育人格四个方面梳理彭树智先生的人格思想。
一 知性人格
彭先生认为，文明自觉以“知性”[4]为前提，“知性是从感性转化为理性的关键所在，也是人类在文明交往中由自发转向自觉的关键”。[5]彭先生进一步指出，“人心如田，人性似海”“心田性海之中孕育文明交往的自觉意识”。[6]“知性”的核心内涵可以表述为“自知之明”、“知人之明”和“知物之明”。“自知之明”是指基于批判、反思、超越之上的“自我身心的认知”，“人贵有自知之明，自知之后方有自觉，自觉之后方有自由。自知包括多重意义，如知根知底、知精知粕、知择知度。从根本上说，自知之明，是人类对自我身心的理性认识和德性把握”。[7]从更为宏观的视角来看，“自知之明”是指在文明交往中，更清晰地认识自我，以敢于扬弃的气魄审视本体文明，选择一种尊重他者的态度，培植一种修正自我的动力，释放一种共筑未来的智慧。“知人之明”，是指在人类的文明交往中培育理解异者、尊重他者的情怀。彭先生指出，“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自知而又知人，方有更高层次的文明自觉。这对自己的文明和异己文明都是重要的。“知人之明是人类对社会的理性、德行认识。”[8]“知物之明”，是指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形成的文明自觉意识，即尊重自然法则，确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彭先生认为，“知物之明”是一种以唯物史观为前提的历史视野——人类的视野、世界的视野、全球的视野。在他看来，自觉意识在人类的文明交往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三明”体现了人的主体意识与思想自觉，也代表了文明发展“知性”化倾向。换句话来说，人类文明交往的发展方向是以知性为基础的人的文明化，而人的文明化与人类发展进程密切相关。
第一，知性的自觉是文明创新的基础。人的自觉性是文明交往与历史发展的动力。彭先生借用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的观点来表达自己的认识，“无论历史结局如何，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外界的各种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这种“自觉的、互相作用的力量，是人类创新自己命运共同体走向文明交往自觉化的动力”。[9]彭先生强调文明创新的前提是基于对现实社会、对自然界、对人类自身的正确认知；基于个体的“知性”思维到共同体的自觉意识。他进而强调：“今日谈创新，离不开对本民族文明的传承和创新，也离不开与其他文明之间的交往和互鉴。创新，从根上说，是对人类史和自然史洞察的文明历史自觉问题。学人作为人类生存问题的探索者群体，是追求真、善、美，生产文化成果的工作群体。作为学人，要真正尊重自己从事的学问本身，创新的源头就来自这里。只有这种文明历史的自觉，才能把创新汇入人类发展的长河，形成命运共同体的海洋。”[10]
第二，知性的自觉是建构人类新文明的前提。彭先生认为，文明交往的自觉是“心灵开放、心灵自由的自觉”。人类文明交往的自觉与问题意识的导引密切关联，问题意识不仅聚焦人类的本质与本体文明的兴衰，而且要关切其他文明成果的走向。例如在文化、文明的研究中，不仅要深刻认识民族性，而且要把民族性置于全人类的多元统一中去全面认识；“保存民族性并非是我们最终的目的，构建全人类共同的新文化、新文明才是我们的最高远目标。爱自然，为人类，面向世界，融贯中西、会通古今，才是‘大历史’的视野。只有在这种‘大历史’的视野中，才有可能发现古今中外之间有一条人间、时间、空间这‘三间’交往中文化、文明的隧道，从而在找到各种孤立现象之间各种互动因素过程中找到合理的发展坐标”。[11]
第三，知性的自觉与历史发展的逻辑相向而行。彭先生认为，知性人格的建构是一个抑制自然性而弘扬社会性、抑制野蛮性而弘扬文明性的历史进程，知性是文化自信之源泉，也符合历史自觉之逻辑理路。他把文明自觉解释为“一种历史观念”，其发展轨迹是四条交替上升的逻辑路线：历史交往、文明交往、文明自觉、历史自觉。“历史自觉是人类文明交往的根本自觉”，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就是“回归历史，获得自觉”。[12]
二 人文人格
人文人格在中华民族的精神谱系中占据重要地位，而其重要的支柱是人文精神。以人为本是中华文明人文精神的核心，“是在以人而文之、以文而明之的文化和文明交往创造活动中，追求完美的人格，坚持人的良知，探索人的主体意义”。[13]在人类文明交往的过程中，人文人格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人文人格是交往文明化的核心。彭先生指出：“文明的生命在交往，交往的价值在文明。文明的真谛在于文明所包含的人文精神本质。”[14]人文精神存在于时间、空间和人间三重维度之中，其对文明提升的作用可体现于“广度的基础、深度的思想和长度的影响”。[15]从历史上看，人类与其他动物、生物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人有人文精神的普照，所以才告别蒙昧、野蛮进化为文明。人文精神是文明的核心内涵，人格、品质、道德和修养不仅是人类存在价值之呈现，也是文明成长的必然要素。正因为如此，人之所以为人也恰恰在于人文人格的孕育与成长，现代化进程是人文人格的塑造过程，也是人的文明化发展的新阶段。
第二，人文人格是人类自由发展的必然要求。彭先生认为，作为人，应该是有个性、有精神、有思想、有风骨的“文明化之人”，“这就是人之为人的类本质，就是真善美这个人类交往良性发展道路上的基点和底线。这个基点和底线是个人自由发展的前提。尽管每个人的需求千差万别，风格各异，只要具备这个前提，就会成为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6]彭先生认为，马克思关注人的自由发展，是切中了人性之根本，也是人文人格应有的内涵。人生而自由，但却无法摆脱束缚自由之枷锁，如功名利禄之羁绊、卑劣粗俗之禁锢、贪婪绝望之困扰、精神与物质之错位、理想与现实之差距，等等，无不让人沦为世事万物之奴隶。而人的自由发展不仅受制于智识与精神，而且受制于人类实践与社会发展的物质条件。
彭先生还把人文人格与文明化人的走向联系起来，强调人类文明交往通之于变、归之于化、成之于明。文而化之为文化，文而明之为文明。文明交往是这种“变”“化”“明”的实践中的哲学。在文明交往的实践中，人需要在变动的事物中观察并推动“化”的走向，这就是“人文”的能动力量与巨大魅力，中国古人先贤关于“教化”的阐释与定位（涵化、内化、外化、同化、转化、异化、人化等）正是中华文明对人类交往的一大贡献。
第三，人文人格是立人、立国之根本。彭先生强调，“人之为人在人的文明素质、人文人格”，而人文人格的自觉来自立德、立行，即“人之立，首先立德，立德而人立，立后而行，或立功、或立言，从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人之立行于此种正道，就是从根本上生活在一个真、善、美的精神家园之中。立人是立独立的人格，立独立的思想，立有为有不为的品格。所谓‘有为’是为真求知，为善从事，为美养心；所谓‘有不为’是不为名缰，不为利锁，不为位囚。为了养成立人品格，就要活到老学到老而致力于立人之学，要有知足知不足的品格”。[17]彭先生引用鲁迅先生“立国首在立人”的观点，强调人有独立人格，也同时具有社会性，是家庭、族群、民族、国家共同体之成员，因此，要立“国家之人、地球村之人”，立一个有文明教养的社会人。彭先生还强调：“我的文明观是人类文明的发展观，从人为文明的核心而言，这种文明观是立人之观。人的文明化是文明交往自觉的基本观念。人的文明化是自然的历史过程。”[18]
三 理性人格
在彭先生看来，“文明自觉是由感性、知性和理性认识与实践的升华”。[19]人具有“感性的本初性质”，生活于大自然之中，目见、耳听、舌感、身触无不融于自然之中，“人是精微的，自然是放大的人”“自然育人，人化自然”。但是，人的进化与社会的文明化离不开理性的光辉，理性是科学的思维方式，在本质上具有客观性与逻辑性。彭先生强调人的理性是有局限性的，“知识可以共享，经验可以互取，理性思维可以贯通，人与人之间可以理解，但必须认识其中的局限性，否则就不是真正的理性思维”。[20]理性思维的局限性来源于人本身，也来源于客观性与逻辑性的固有局限，例如科学的创造与发现时常需要非理性思维方式的补充；同样，“非理性的情感性和想象性的艺术思维方式，也需要理性思维的引导”。[21]在文明交往视域下，“人文理性培育着人的文明程度”，[22]理性人格是人类文明化的标志之一。
首先，理性人格滋养智慧。彭先生认为，智慧是人类生命中的“智识”，但“智慧不限于知识和智力，它还受社会环境和道德品质的制约。人与自然交往、与社会交往、与自我身心交往之中，要恪守自然律、社会律、道德律，使交往处于良性的和谐互动状态，对人格的形成和智慧的提升至关重要”。[23]彭先生强调，人因拥有智慧与理性而贵为万物之灵长，生命中的智慧美是上苍的恩赐，在已知的宇宙中人类因智慧而知物、知人、自知；因理性而顺应客观、克服唯主观意志，智慧与理性的融合才是更高层次的文明自觉。
其次，理性人格孕育思想与创造。彭先生认为，“理性思维的升华和自觉性，集中体现为理论思维。理论思维的基本功力表现在运用专门的概念和范畴对浩瀚而复杂多变的现象，进行理论上系统的清理、分析、归纳，使之成为有序可循的脉络。理论思维包括理论的规范命题、理论的概念性表述、理论的综合性概括、理论的历史变动分析，理论的层次研究等。理论思维的灵魂是创造和求新”。[24]理性人格具有超越功利、超越贪欲的动力，象征着人性的升华与求真、求善、求美的自觉。
最后，理性人格抑制极端思维。彭先生认为，文明交往的过程充满了不同文明之间的良性互鉴，也不乏恶性互动，相互冲撞、相互颠覆、相互对立、兵戎相见的“交而恶”状态司空见惯，因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偏见和错觉，犹如壁垒重重，如影随形地阻隔着良性的（本真的、自然的、平等的）交流，国家、民族、等级、社会阶层的人的观念划分，使人失去了‘人性’的内核，而为不同利益所代替。生活于不同文明之中的人，处于不同利益的‘文化割据’状态”。[25]在这种状态下，人作为文明与交往的主体，需要培养理性人格，秉持正义、弘扬道德，营造“交而通”的良性状态。彭先生进一步强调，20世纪是民族主义的世纪，形成了东西方民族国家体系。但民族主义语境下的各种极端情绪，如法西斯主义、扩张主义、分裂主义、恐怖主义等导致了反人类、反文明等极端行为屡见不鲜。彭先生还以拉宾遇害为例来说明宗教极端主义成为整个世界的毒瘤，它所激发的“神圣使命的幻觉”是产生暴力的温床。人类历史上的很多灾难与冲突并非源于对财富、权力的追求，而是源于错位的精神想象与使命感的幻觉。[26]在这种情况下，人类社会更加呼唤理性意识、理性自觉，更需要培植理性人格，形成理性文化。
四 美育人格
美育人格在彭先生的著述中占据了很大的篇幅。彭先生认为，美育是从孩提到老人的终身教育，他主要从三个方面谈美育人格的养成，即“为美养心”、“诗意治学”和“审美自觉”。
“为美养心”，就是强调美好心灵是人的灵魂，人若不想成为行尸走肉，必须追求美的滋养、美的境界、美的人生。这里所说的美是广义上的美，“是一种文明交往能力，是人类感受美、鉴赏美、表现美、创造美的交往能力”。[27]“为美养心”就是让诗意美感贯通身心、美化心灵。帕斯卡尔说过“人的全部尊严在于思想”，彭先生认为这种思想必须是集真善美于一体的思想，“为美养心”必然落脚于“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相融互通之美、用人文情怀点亮的人格智慧之美。“为美养心”不仅仅是个体的追求，而且要成为群体共有的精神品质，美的积累所形成的“美雅境界”才是“文化的真性情”、文明交往自觉的应有之韵。
“诗意治学”不是要求每个人去作诗赋词，而是通过各自的治学之路去认识到自然之美、世界之美和生命之美。彭先生认为，科学研究的过程始终伴随着美的存在，探索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庄严感、神圣感、神秘感、畏惧感无不寓于一定的美感之中，如崇高美、灵魂美、情韵美、乐趣美、终极美，甚至是宗教美。这种追求美感、体验美感的探索过程正是人类文明交往的深化过程。学术研究是一种审美的、精神劳动的生活方式，追求的目标是“用理想生活超越有限生活、引导现实生活、改变现实生活，从生活中发现学术研究的特殊美好精神、思想境界”。[28]彭先生强调说，学术上的精品必然是真善美相统一的精神文明优秀成果，而且具有如艺术美一样的审美意蕴。诗意治学体现于思想观念和艺术精神的高度融合，体现于历史感和创造性、人文关怀和现实关注的相互关照，体现于民族性、世界性和时代性三者之间的辩证依存。
“审美自觉”，不完全来自美学的原理、学理层面的书院规则，而主要来自实际的生活体验，来自人对社会、对自然、对自身的文化自觉。审美的自觉，从文化层面上突出表现为强烈的、持续的、理性的发现意识。发现意识是发现美的意识，是在不为人们注意或注意不够之处而加以观察并进行沉思的意识，是一种享受人生美、自然美的乐趣意识。“当你用这种意识去面对生活的时候，当你用审美眼光去观察自然的时候，你的心灵阳光就会穿透事物的表层，深入内涵而步入独立精神的生存栖息地。面向太阳，你就会发现理想之光对现实差距的缩减力量；面向太阳，你就会发现胜利之光排除困难的照射力量；面向太阳，你就会发现人文之光对心灵世界的净化力量；面向太阳，你就会发现科学之光在鼓舞着你前进的步伐，智慧之光在帮助你摆脱自己阴影的纠缠，科学使你感受光源、温源的熏陶和洋溢着对美好事物的向往。”[29]
综上所述，彭树智先生对人格自觉进行了多维度的思考与论述，其思想来源至少可以追溯到两个方面，一是马克思的人格思想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理论，[30]二是以汤因比为代表的文明形态史观。[31]在彭先生文明交往论的学术体系中人格自觉被赋予了多重内涵。从个体层面看，“人格是一个人整体的精神风貌，健全的人格是良好人格特征在个体身上的集中体现。人格是做人之本，人格是生存和发展之根，意志力、责任心、智慧、韧性和悟性实在是令人敬畏的人格魅力”。[32]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看，彭先生认为，人格自觉所锻造的人的本质性、主体性是文明成长的标志、文化创新的前提，是人类形成命运共同体、创造文明新形态的基础。在极端主义、霸权主义依旧肆虐的今天，不同文明的和平共处、交流互鉴是人类共同面对的时代命题，梳理彭先生关于人格自觉的论述，感悟其深邃的思想内涵、思辨精神与人文情怀，犹如一股清泉滋养心灵，树人启智。尽管这个世界还时常处于“交而恶”的无序状态，但个性化、社会化的自觉人格的建构必然推动着人类交往的“文明化”趋向，追求人格自觉、文明自觉、人类自觉的内生动力必然与人类社会的进步、历史前进的方向亦步亦趋。“尽管狗在叫，但骆驼队依然前行”，这句彭先生所喜欢的阿拉伯谚语也是对人类文明交往论未来走向的预言与展望。
注 释[2] 彭树智：《京隐述作集》（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第177页。
[3] 彭树智：《京隐述作集》（二），第79页。
[4] 彭先生借用了康德的“知性”（verstand）一词，该词在德语中的含义是“明晰的认识与判断”，康德用“知性”来表达联系感性的形象思维与抽象的理性思维之间的中间环节。参见彭树智《老学日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第3页。
[5] 彭树智：《两斋文明自觉论随笔》（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第495页。
[6] 彭树智：《京隐述作集》（一），第133页。
[7] 彭树智：《两斋文明自觉论随笔》（二），第254页。
[8] 彭树智：《两斋文明自觉论随笔》（二），第255页。
[9] 彭树智：《京隐述作集》（一），第68～69页。
[10] 彭树智：《京隐述作集》（一），第69页。
[11] 彭树智：《京隐述作集》（二），第80页。
[12] 彭树智：《京隐述作集》（二），第78页。
[13] 彭树智：《京隐述作集》（一），第4页。
[14] 彭树智：《京隐述作集》（一），第26页。
[15] 彭树智：《京隐述作集》（一），第27页。
[16] 彭树智：《京隐述作集》（一），第10页。
[17] 彭树智：《老学日历》，第5页。
[18] 彭树智：《老学日历》，第6～7页。
[19] 彭树智：《两斋文明自觉论随笔》（一），第119页。
[20] 彭树智：《松榆斋百记：人类文明交往散论》，西北大学出版社，2005，第49页。
[21] 彭树智：《松榆斋百记：人类文明交往散论》，第50页。
[22] 彭树智：《两斋文明自觉论随笔》（一），第113页。
[23] 彭树智：《老学日历》，第62页。
[24] 彭树智：《松榆斋百记：人类文明交往散论》，第50～51页。
[25] 彭树智：《松榆斋百记：人类文明交往散论》，第35～36页。
[26] 参见彭树智《京隐述作集》（一），第76页。
[27] 彭树智：《两斋文明自觉论随笔》（一），第111页。
[28] 彭树智：《京隐述作集》（一），第75页。
[29] 彭树智：《京隐述作集》（二），第217页。
[30] 马克思把人格区分为个体人格、法人人格、国家人格，强调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前提条件是“每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彭先生在其著述中也多次引用马克思的观点，强调个体人格与一切人的自由发展：“人人为大家、大家为人人。每个个体都是人类共同体中的一员，交往的文明化这个发展主线，把个人与一切人联系在一起。我想，这是马克思‘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应有之义吧！”（参见彭树智《京隐述作集》（一），第10页）
[31] 有关人格与文明的关系，彭先生认同汤因比的观点，强调人格是文明成长的要素之一，汤因比认为：“人格指的是人类的文明程度、人类的质量，而这种质量是内在的不是外在的。外在的物质进步必须转化为内在质量的进步，才能实现人类的进步。”（参见汤因比《历史研究》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第206～207页）彭先生在很多方面吸纳了“文明形态史观”的观点，如斯宾格勒对文明困境的反思，关于文明的等价性与多样性、整体性与历史性的观点，汤因比的“挑战与应对”理论，以及防止文明固化、倡导文明创新等相关论述在彭树智先生的著述中多处被提及。但与文明形态史观论者截然不同的是，彭树智先生反对文明循环论与文化悲观主义，充分肯定交往的作用，把生产力和交往作为驱动人类进步的内在总动力，这也是历史成为世界历史的主要推力。
[32] 彭树智：《书路鸿踪录》，三秦出版社，2004，第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