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巴列维王朝是现代伊朗的起点。为抵御外敌和实现富国强兵，国王礼萨·汗开启了伊朗的现代化进程，并将波斯化运动作为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手段，系统改造阿塞拜疆等少数民族。但是礼萨·汗推行的波斯化运动造成了伊朗国内波斯民族同阿塞拜疆等民族的对立，激发了伊朗的阿塞拜疆民族主义。由于这一时期伊朗仍然积贫积弱，在国家主权甚至内政上并不能完全独立自主。在民族政策上，伊朗国王也不是伊朗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唯一决定性因素。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苏联为攫取利益，选择支持伊朗的阿塞拜疆人对抗中央政府，这让伊朗的阿塞拜疆民族主义得以在苏联保护下兴起，并进而建立阿塞拜疆民主共和国。尽管这一尝试最终因苏联的政策变化归于失败，但它为伊朗的阿塞拜疆民族主义复兴埋下了种子，民族利益受到严重侵害的伊朗阿塞拜疆成了伊斯兰革命的先驱，并最终推翻了巴列维王朝。

关键词 阿塞拜疆民族主义；巴列维王朝；波斯化运动；大不里士起义

作者简介 赵建明：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

项目来源 本文系2020年上海市规划课题“后疫情时代中东地缘政治格局的演化及中国的对策研究”和上海浦江人才计划“派系政治与后伊核时代伊朗的外交政策变化”的阶段性成果。

文章来源 原文刊登于《世界民族》，2021年第6期。全文如下：

伊朗是个多民族国家， 面临着民族分裂、跨境种族威胁等安全隐患， 其中伊朗的阿塞拜疆民族主义尤为突出。从起源看， 伊朗的阿塞拜疆民族主义并非由阿塞拜疆共和国1991年10月独立所引发， 而是源于国王礼萨·汗时期推行的波斯化运动。因此在探讨当代伊朗的阿塞拜疆民族主义时， 我们有必要考察巴列维王朝时期伊朗的民族政策。

一、礼萨·汗的现代化改革与伊朗的波斯化运动

在民族构成上， 伊朗除了主体的波斯民族之外， 还有阿塞拜疆族(Azeris) 、库尔德族、俾路支族 (Baluch) 、阿拉伯族、土库曼族、卢尔族(Lurs) 、吉拉基族(Gilaki) 、马赞德兰族(Mazandarani) 八大主要少数民族。在相当程度上， 伊朗的历史也是波斯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相互斗争和相互融合的历史。由于波斯民族的文明程度相对更高， 因此伊朗的阿塞拜疆民族、卢尔民族、阿拉伯民族在同波斯民族交流中都选择接受更高级的波斯文明， 伊朗的少数民族同波斯民族一起创造了灿烂的波斯文明。

阿塞拜疆族在伊朗是仅次于波斯的第二大民族。这一民族主要居住在伊朗的阿塞拜疆地区。从语言上讲， 阿塞拜疆族同土耳其同属于西突厥语系。由于语言近似， 他们通常被称为阿塞拜疆突厥人(Azeris Turks) ; 从历史上讲， 伊朗的阿塞拜疆地区和当今阿塞拜疆共和国本来都是伊朗的领土， 是俄波战争和不平等条约让阿塞拜疆地区分属于俄伊两个国家。阿塞拜疆的分割共分两步:1813 年， 波 斯 在 俄 波 战 争 (1804—1813年) 战 败 后 被 迫 签 署《古利斯坦条约》(The Treaty ofGulistan) ， 割让今阿塞拜疆共和国大部分给沙俄。1828年， 俄波两国再度签署《土库曼查伊条约》(The Treaty of Turkmenchai) ， 波斯被迫将今阿塞拜疆共和国的剩余部分割让给沙俄。通过这两个不平等条约， 以阿里斯河(Aras Ｒiver) 为界， 阿塞拜疆地区分属俄伊两国。其中沙俄侵占了阿塞拜疆北部而伊朗仅保留阿南部。由于血缘和人员交流等因素， 阿塞拜疆地区尽管分属伊俄两国， 但并未完全隔绝两国民众的相互交往。而且在攫取了阿塞拜疆北部之后，俄国 /苏联并未作罢， 仍在积极寻找机会吞并伊朗的阿塞拜疆。

伊朗的阿塞拜疆民族主义的起点是国王礼萨·汗实行的民族同化政策， 是礼萨·汗的波斯化运动唤醒了伊朗阿塞拜疆的民族主义，并成为伊朗延续近百年的民族与社会问题。1925年礼萨·汗废黜旧主创建巴列维王朝。继承恺加王朝烂摊子的礼萨·汗如果想有所作为， 必须解决伊朗国力衰落、边省起义、殖民渗透等一系列国内外严峻问题。在礼萨·汗创建新王朝之际， 国际上的政治和经济形势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一方面， 起源于欧美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继续向前迅猛发展， 并逐渐向第三世界国家扩散; 另一方面， 一战后的世界政治形态呈现多元的变化， 出现君主、民主、法西斯、社会主义政权并存的状况。在这种形势之下， 礼萨·汗选择利用西方的工业化和现代化改造伊朗， 以期富国强兵和巩固王权统治。

礼萨·汗在政治和民族问题上迷信希特勒、凯末尔等政治强人， 期望能像纳粹德国和土耳其一样， 在伊朗推行现代化、世俗化、集权化和西方化， 并以民族同化改造国内阿塞拜疆等少数民族， 将伊朗塑造成以波斯民族为主体的单一民族国家。为此礼萨·汗积极宣扬波斯民族的优越性， 宣称自己是波斯民族的后裔， 要在千年之后重建波斯文明并恢复波斯王朝的历史荣光。

礼萨·汗当政期间， 伊朗国内陆续出现一大批宣扬波斯种族主义和伊朗国家主义的刊物， 其中《伊朗之地》(Iranshahr， Land of Iran) 、《语言学院月刊》(Farhangestan， Language Academy) 和《未来》(Ayandeh， the Future) 最为知名。这三份刊物在宣扬波斯种族优越和种族主义上各有侧重: 《伊朗之地》强调教育， 认为教育应当担任传播波斯民族主义与种族主义思想的责任， 强调波斯语是维系波斯民族与古代波斯王朝的纽带; 这本刊物还强调复古主义， 歌颂伊斯兰征服前的波斯文化， 提出伊朗要彰显波斯民族的崇高地位， 消除国内民族的差异和分歧， 包括禁止其他民族保留本族语言文化和传统习俗。《语言学院月刊》极力宣扬波斯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 赞美伊斯兰征服前的波斯和强调波斯语的主体地位。《未来》则强调极端民族主义。该刊物由沙文主义组织青年伊朗协会(Anjoman-e Iran-e Javan， The Young Iran’s Association) 创建。协会主席穆罕默德·阿福沙尔( Mahmoud Afshar) 是宣扬泛雅利安主义(Pan-Aryanism) 和种族主义的狂热分子， 认为波斯民族和德国的日耳曼民族同宗同源， 都是尊贵的雅利安人和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未来》创刊号提出以种族主义改造伊朗少数民族的构想。“要实现伊朗的民族团结就必须实行民族同化。让波斯民族成为伊朗的主体民族， 让波斯语成为国家主导语言， 消除少数民族在语言、习俗、服饰、地理标识上的差异， 完全取消其他非主体民族的自治地位。只有实现民族同化， 伊朗才能永远摆脱主权被侵害和领土被割让的危险。”

《未来》宣扬的极端民族主义言论同国王礼萨·汗“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语言”(OneCountry， One Nation， One Language) 的想法不谋而合。为此国王礼萨·汗召见《未来》编辑及其创办者青年伊朗协会成员。礼萨·汗对刊物做出高度肯定， 并鼓励办刊人员和青年伊朗协会成员去民众中宣传他们的意识形态。礼萨·汗还保证要将民族同化思想付诸实施。礼萨·汗之后开始自上而 下 地 推 行 波 斯 化 运 动 (Persianization Campaign) ， 以波斯民族为标准改造少数民族。礼萨·汗的民族同化虽然没有像纳粹德国的种族灭绝走得那么远， 但在民族优越论上与纳粹的种族主义一脉相承， 都以建立单一民族制国家为目标， 消灭少数民族的民族基因和特性。

礼萨· 汗在伊朗推行的波斯化运动主要包括: 第一，以波斯民族为主体，以民族同化(assimilation) 来净化其他民族。伊朗官方以现代化、世俗化、波斯化为准则净化其他少数民族， 抹灭伊朗的阿塞拜疆、库尔德、俾路支等少数民族固有的民族特性， 甚至对给孩童起名、着装、行为规范等都做出严格的规定。为此伊朗禁止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名字给孩童起名。1935年伊朗颁布《着装法令》(the Dressing Code) ， 禁止阿塞拜疆等少数民族穿着传统服装， 并规定男性要效仿西方穿着西装戴礼帽， 女性也要穿着西方女性的服饰。即使信仰伊斯兰教， 穆斯林女性也不得穿着具有宗教含义的罩袍(Hijab) 和面纱。

第二，实行教育国有化，在所有各类学校强制推广波斯语。1934 年， 伊朗实行教育国有化改革， 规定: (1) 将伊朗所有各类教育收归国有， 此前由清真寺、宗教人士开设的经文学校和讲经堂必须接受政府的管理和指导; (2) 规定伊朗所有教育机构必须使用波斯语作为唯一语言教学， 禁止任何学校使用少数民族语言授课或进行双语或多语教学; (3) 规定伊朗所有教育机构必须使用政府编写的教材授课， 自拟教材或者弃用官方教材将受严惩; (4) 规定伊朗各类学校的教程和考勤必须接受教育主管机构的严格掌控。由于学校是民众启蒙和文化学习的主要平台， 因此伊朗自上而下推行波斯语教育对国民和民族政策起到了深远的影响。

第三，规定波斯语为伊朗唯一的官方语言，推行语言净化运动。1925年， 伊朗将波斯语定为伊朗唯一的官方语言， 在教育、法庭、宗教仪式、媒体、新闻出版以及公共场合必须使用波斯语， 禁止使用阿塞拜疆语等其他语言。波斯语被设定为唯一的官方语言打破了此前伊朗波斯语、阿拉伯语和阿塞拜疆语三语通用的语言结构。1935年， 伊朗在礼萨·汗的倡议下成立波斯语语言文化学会， 该机构是伊朗推动民族国家重建的重要机构。该学会以推进波斯语语言文化研究的名义发起大规模波斯语纯化运动，创建波斯语的正式拼字法，编制新的波斯语字母和词汇，同时推行波斯语去阿拉伯化，清除阿拉伯语等语言对波斯语的影响。

第四，推行大规模地理标识更名运动。地理名称一般同特定地区的民族宗教、历史文化紧密相连。伊朗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拥有一大批具有民族含义和特色的地理标识，地标性建筑和场所也是伊朗不同民族的文化记忆。但礼萨·汗认为，这些地理标识同伊朗建立现代国家的理念格格不入，为此伊朗必须进行大规模的地理标识更名， 以弘扬波斯文明， 剔除伊斯兰、阿拉伯等非波斯的地理文化印记。伊朗的地理标识更名从省市名称到名胜古迹不一而足。以省市地名为例， 伊朗的阿拉伯坦省(Arabistan) 被改为胡齐斯坦(Khuzistan) ，穆罕默马拉赫(Mohammareh) 被改为霍拉姆沙赫尔(Khorramshahr) ， 阿里－阿瓦士(Al-Ahwaz) 被改为阿瓦士(Ahwaz)，哈里发耶赫( Khafajiyyeh)改为苏桑盖尔德(Sousangerd)，豪威扎赫(Howeizeh) 改为阿扎德干(Azadegan) 等。

第五，为证明巴列维王朝是高贵波斯后裔创建的新王朝，礼萨·汗在1935年宣布将波斯的国名从波斯改为伊朗，寓意是雅利安人的发祥地(The Origin of Aryans) 。礼萨·汗为了显示自己是出身高贵的波斯人，尽管其母出生于苏联的阿塞拜疆地区， 但是礼萨·汗在1925 年登基后将姓氏从米尔潘贾(Mirpanj) 更改为巴列维(Pahlavi) 。礼萨·汗还自称礼萨大帝(Ｒeza Shah the Great) ，期望自己像波斯传说中的曼纽士赤塔拉(Manushchithra) 、萨珊王朝的阿达什尔·帕帕坎国王(Ardashir Papakan) 和安息王朝的阿尔沙克一世 (Arshak) 一样拯救伊朗，让古老波斯焕发新的荣光。

应当说，礼萨·汗拥有让伊朗富国强兵和实现现代化的政治雄心。他推动的现代化政策虽然对当今伊朗的内政外交带来了极为深刻而深远的影响， 但其推行的波斯化的民族政策却备受非议，直接激化了伊朗国内的民族矛盾。

二、波斯化运动对伊朗阿塞拜疆民族的影响

礼萨·汗推行的波斯化运动给伊朗的阿塞拜疆民族带来了重大的冲击: 第一，阿塞拜疆语的社会地位一落千丈， 从之前恺加宫廷和军队使用的皇家语言骤然降到被官方禁用的境地。伊朗的阿塞拜疆更被伊朗官方严防死守， 地区内的波斯语课程、教材和出勤率都受到最严厉监控。出勤率不高的学生、班级、教师和主管都会受到惩罚。1934年，伊朗出台法令禁止伊朗阿塞拜疆以阿塞拜疆语出版报纸、书籍和刊物。境内所有阿塞拜疆语出版物都被收缴， 电台、法庭等公共场合中也禁用阿塞拜疆语。

第二，伊朗阿塞拜疆人的社会形象被矮化丑化。在礼萨·汗的种族优越论的影响下，在以波斯民族为主体的社会中，波斯人成为伊朗最高贵的优等民族，阿塞拜疆人沦为劣等民族和二等公民。他们被告知是突厥人，是居无定所的游牧人和缺少教化的野蛮人，是突厥化的伊朗人而非伊朗化的 突厥人(Turkified Iranians， not Iranian Turks) 。伊朗阿塞拜疆人的社会形象也被描绘为“突厥驴”(Turkish Donkey) ，是愚蠢、顽固、刻板和生硬的代表。与民族等级相关，伊朗的阿塞拜疆人创造的文化被伊朗官方和主流社会认定是低劣文化，不能同波斯人创建的波斯文明相提并论。

第三，伊朗阿塞拜疆受到严厉的政治管控。伊朗加强对阿塞拜疆地区的管控一是体现在官员任免上。1926年伊朗颁布法令，规定伊朗阿塞拜疆地区省长等高级官员必须由中央政府任命，所有政府官员和工作人员的遴选资格必须是波斯人，附属职位只对懂波斯语的伊朗阿塞拜疆人开放;二是体现在《土地发展法》( Land Development Act，1937) 上。该法以地区发展为由，将部分伊朗的阿塞拜疆人强行从原住地迁出，断绝他们同土地和部落的联系。伊朗政府还将阿塞拜疆地区的主要部落首领扣押在德黑兰软禁，这实际告诫这些部落和首领要听命于政府，不得轻举妄动， 否则将危及部落首领的性命。被扣押的部落首领直到1941年礼萨·汗逊位后才重获人身自由回到部落。

第四， 厚此薄彼的边省政策让伊朗阿塞拜疆更加贫困和边缘化。尽管礼萨·汗大力推行现代化，但伊朗的现代化只是波斯民族和德黑兰等中部地区的现代化，伊朗的阿塞拜疆、库尔德、阿拉伯、俾路支等少数民族和外围地区被排斥在外。在1931—1941年间，伊朗在波斯中部和北部建设了132家企业，但在阿塞拜疆地区仅开设4家。伊朗阿塞拜疆最重要的经济中心大不里士的经济收入仅为德黑兰的1/20，也低于伊斯法罕、设拉子等中南部城市。1941年，伊朗的阿塞拜疆有75% —80%仍是农村人口，有91．8%依靠农业维持生计。1940—1941年阿塞拜疆的工业产值仅相当于伊朗的1．1%。伊朗政府还关闭伊苏边界，从源头卡死伊朗阿塞拜疆的边境贸易和经济发展。历史上伊朗的阿塞拜疆利用地处土耳其、俄国和波斯三大帝国交汇的地理优势大力发展边境贸易，边贸曾让阿塞拜疆成为伊朗经济最发达地区之一。但礼萨·汗关闭伊苏边境让伊朗阿塞拜疆的经济一蹶不振。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边贸被叫停让伊朗阿塞拜疆出现严重的人才流失。为了生计，众多工匠和手工业者离开发展迟滞的阿塞拜疆，前往收入更高、就业更多的德黑兰等中部地区。人才流失加剧了伊朗阿塞拜疆的贫困化，也迫使伊朗的阿塞拜疆人被动放弃民族认同融入以波斯为主导的主流社会。

第五， 伊朗阿塞拜疆有民族和地区特色的地理名称被更改。伊朗更改阿塞拜疆的地理名既为显示中央政府对边省的控制，也为抹掉其民族的历史印痕，切断伊朗的阿塞拜疆民族同地理环境的联系纽带。伊朗阿塞拜疆几乎所有与民族和历史留存相关的省市村镇、山川河流、土地街道都改用波斯语命名。伊朗阿塞拜疆的历史古城乌鲁米耶古城(Urumiyya) 更名为礼萨耶赫(Ｒezaiyyeh) ， 萨瓦兰山( Mt．Savalan) 更名为萨巴兰山(Sabalan)，库山察伊县(Qoshachay) 更名为米扬道阿卜县(Miyandoab) 。阿赫玛卡亚村(Axmaqaya) 更名为阿赫迈齐耶赫村 (Ahmaqiyyeh) ， 珀库什村(Perküsh)改为卡古什村(Khargush) ，伊斯芬斯坦村(Esfistan) 改为阿斯比斯坦村(Asbestan) 。县村级别的地理更名说明礼萨·汗的地理更名运动影响至深，覆盖了伊朗行政的基层建制。

礼萨·汗对伊朗阿塞拜疆严防死守的原因在于: 第一,在伊朗只有阿塞拜疆民族具有挑战波斯民族的实力。伊朗是以波斯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阿塞拜疆民族人口约占伊朗全国人口比例的16% ，是仅次于波斯的第二大民族。从地区分布上看， 伊朗阿塞拜疆民族有 2/3 的人口分布在东阿塞拜疆省、西阿塞拜疆省、阿尔达比勒省(Ardabil) 和赞詹省( Zanjan) 四个边省， 另有1/3的人口呈枝杈状向外发散: 一枝伸向里海沿岸的加兹温省(Qazvin) 、吉兰省(Gilan) 、古利斯坦省(Golistan) 、马赞达兰省(Mazandaran) 、霍拉桑省(Khorasan) ; 另一枝伸向中南部的哈马丹省(Hamadan) 、德黑兰、伊斯法罕等地。由于其人口众多且分布于边省和中南部，因此备受礼萨·汗的关照。

第二，只有抹灭伊朗阿塞拜疆民族的历史功绩，波斯民族的主体地位才能确立，波斯民族的荣光才能被颂扬。伊朗阿塞拜疆民族的历史功绩在少数民族中最为显赫， 先后建立了塞尔柱(SeljukDynasty，1037—1194年) 、萨法维(Safavid Dynasty，1501—1736年) 、阿夫沙尔 (Afsharid Dynasty，1736—1796年) 、恺加(Qatar Dynasty，1789—1925年) 等著名王朝。其中萨法维王朝不仅国力强盛， 还将伊朗的伊斯兰教从逊尼派改宗为什叶派。这次改宗让什叶派成为伊朗国家建构中独特的元素和符号。什叶派和波斯民族组合将伊朗同伊拉克( 什叶派阿拉伯人) 、土耳其( 逊尼派突厥人) 、沙特( 瓦哈比阿拉伯人) 区别开来。对礼萨·汗来讲， 贬低阿塞拜疆与提升波斯同等重要，两者互为表里，因此礼萨·汗必须从消除语言文化、宗教民族特征入手，全盘否定伊朗阿塞拜疆人的历史创造和遗存，彻底解决伊朗的阿塞拜疆问题。

第三，礼萨·汗要成功推行民族同化， 就必须压制住革命和反抗意识最强的阿塞拜疆民族。近现代伊朗的历史既是英俄等殖民列强侵略奴役伊朗的历史， 也是伊朗民众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历史。伊朗阿塞拜疆民族的革命意识和反抗意识最强， 重大的反帝反封事件比如烟草抵制运动(1890—1892 年) 、宪政革命( 1905—1911 年) 都由伊朗的阿塞拜疆人领导。为防止伊朗彻底滑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伊朗的阿塞拜疆人还奋起反抗，发动克亚巴尼起义(Shaikh MohammadKhiyabani Insurgency) 和吉兰丛林运动(Jungle Movement of Gilan) 。这些起义同马什哈德的霍拉桑自治(Autonomous Government of Khorasan) 、库尔德起义、阿拉伯斯坦自治起义一起敲响了恺加王朝覆灭的丧钟。出身行伍且身为恺加将领的礼萨·汗曾充当救火队长前往平息克亚巴尼起义和丛林运动。在建立巴列维王朝后， 礼萨·汗仍将平息起义和整治边省视为王朝稳定的必要举措。而且巴列维王朝在性质上仍是封建专制王朝， 这同反帝反封的阿塞拜疆起义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要维系新王朝的存续， 礼萨·汗必须要压服阿塞拜疆民族。

但是礼萨·汗实行的波斯化运动极大伤害了伊朗阿塞拜疆人的感情: 首先， 伊朗的阿塞拜疆人认为伊朗( 波斯) 是多民族国家， 波斯不仅是波斯民族的波斯也是所有民族的波斯， 其历史与文明由伊朗所有民族共同创造。无论哪个民族强盛都可以坐庄称王。正是不同民族的轮流坐庄和王朝兴替才推动了伊朗历史向前发展; 其次， 伊朗的阿塞拜疆人尽管起源于北方游牧部落， 但他们高度认可伊朗的国家框架和国家认同， 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外族而是伊朗国土的主人， 也愿意为伊朗做出贡献; 再次， 伊朗各个民族之间有战争也有和平， 有同化也有融合。无论哪个民族崛起建立王朝，尽管会对前朝的主流民族的上层和旧部进行杀伐， 但是新王朝基本上不会排斥其他民族， 至少不会寻求铲除其他民族及其民族特性。如果说伊朗的阿塞拜疆人可以接受自己因王朝没落从权力中心走到边缘， 但是不能接受礼萨·汗用民族同化消灭自己的民族特性。从这个意义上讲， 礼萨·汗的所作所为颠覆了伊朗各民族长期遵循的权力游戏规则和民族关系准则。

正因如此， 礼萨·汗推行的现代化、波斯化、国家化、世俗化和集权化运动， 在伊朗的阿塞拜疆人看来都是在针对自己。现代化只是波斯民族和德黑兰的现代化， 并以损害阿塞拜疆的经济利益和曾经的主体地位为代价; 波斯化就是要保持波斯民族的优越性， 清除伊朗阿塞拜疆人的民族特性和文化特性; 国家化就是要处于边省的阿塞拜疆听命于国家和中央， 否则将以阻碍国家发展为由予以打击; 世俗化是要否认阿塞拜疆的宗教属性， 剥夺伊斯兰宗教人士在伊朗传统社会享有的特权和重要地位; 集权化是要让所有权力向伊朗中央政府和国王集中， 阿塞拜疆的财政权、人事任免权等都要上交。显然这些做法最终是让伊朗的阿塞拜疆彻底沦为国王礼萨·汗和波斯民族的附庸。

总之， 礼萨·汗推行的波斯化运动就是要彻底否认伊朗阿塞拜疆等民族的特性和历史功绩， 阿塞拜疆更因其民族差异和特性被列为重点打击对象。礼萨·汗的波斯认同和民族同化唤醒了伊朗阿塞拜疆人沉睡的民族意识， 激发起后者的民族主义。民族问题逐渐演变成为激化伊朗国内矛盾的断层线。

三、外部势力对伊朗阿塞拜疆民族主义的推动

在伊朗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 国王礼萨·汗作为主导者能够自上而下推动波斯化运动， 但是国王并非是伊朗民族国家建构中唯一的决定性因素， 伊朗外部的形势变化让苏联成为对冲和挑战国王的重要力量， 并让礼萨·汗的波斯化运动遭遇挫折。

1941年6月， 苏德战争爆发。为防止亲纳粹德国的礼萨·汗倒向希特勒， 英苏两国在1941年8月分别出兵占领伊朗的南部和北部， 并在9月16日逼迫礼萨·汗退位，将其王位传给幼子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 ( Mohammad Ｒeza Pahlavi，下称巴列维) 。1942年1月，苏英两国同伊朗签署《三方同盟条约》， 苏英两国承诺尊重伊朗的国家主权和政治独立， 英苏占领伊朗是为共同打击纳粹德国而非为了瓜分伊朗; 苏英两国将在盟国对纳粹德国等轴心国的战争结束后6个月内， 撤出所有在伊朗的军队。

英苏占领对伊朗具有双重意义: 一是伊朗成为苏联战时物资补给的生命线， 英美等盟国经由“波斯走廊”( the Persian Corridor) 向苏联输送战略物资支持苏联对德作战; 二是英苏的战时占领限制了伊朗的王权， 伊朗重回1907年英俄分据南北而国王退守中部的局面。礼萨·汗推行的民族同化因为逊位和英苏占领被迫中断， 伊朗的阿塞拜疆民族主义在国王的政治高压解除后开始兴起。苏联出兵占领伊朗北部后， 开始清除伊朗在阿塞拜疆等地的亲德反苏力量， 扶植阿塞拜疆的地方势力。在政治上苏联培植亲苏联的伊朗人民党(the Tudeh Party) ; 在军事上苏联清除了大不里士等地的归属伊朗中央政府的军队和警察力量; 在文化上苏联容许伊朗的阿塞拜疆重新出版阿塞拜疆语的书籍和报刊， 电台广播、学校和公共场合也使用阿塞拜疆语。

这些举措看似是为稳固苏联的战略后方和保障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但实际上也隐藏着苏联将伊朗的阿塞拜疆分裂出去的图谋。从驻军初期开始， 苏联就开始鼓励伊朗的阿塞拜疆民族分离主义倾向。斯大林还专门选派苏联阿塞拜疆主席米尔·巴吉洛夫( Mir Jafar Baghirov) 负责伊朗阿塞拜疆事务。巴基洛夫有“阿塞拜疆的贝利亚”之称， 在苏联阿塞拜疆大清洗中力主推行血腥镇压。巴基洛夫在民族问题上热衷于实现“大阿塞拜疆”( the Whole Azerbaijan) 梦想。斯大林的政策初衷是得陇望蜀， 对伊朗阿塞拜疆采取先占领后吞并的分步走策略， 因此斯大林交给巴基洛夫的任务是将伊朗阿塞拜疆分裂出去并将其同苏联阿塞拜疆合并， 建立统一的阿塞拜疆共和国。

1945年5月， 纳粹德国柏林保卫战失利后投降， 这标志欧洲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重大胜利。但欧战结束也意味着苏联不能再长期驻守伊朗， 苏联由此加快分裂伊朗阿塞拜疆的步伐。1945年7月， 苏共政治局向巴吉洛夫发布指示， 策划伊朗阿塞拜疆和其他北部省份从伊朗分离出去， 并授意组建政党领导分离运动。1945年10月，来自苏联巴库的贾法尔·皮谢瓦里(Ja＇far Pishevari) 受命组建阿塞拜疆民主党(Azerbaijani Democratic Party， ADP) 。阿民主党主要由三派组成: 一是由人民党、共产党、苏联阿塞拜疆移民组成的极左派， 他们坚决主张伊朗的阿塞拜疆脱离伊朗并听命于苏联; 二是由伊朗阿塞拜疆当地宗教人士、巴扎商人、农民组成的保守派， 他们在政治上主张自治反对独立， 并期望通过自治政府向伊朗中央政府争取政治、经济、民族和文化权利; 三是由伊朗的阿塞拜疆有产阶级、地主等人士组成的温和派。他们反对独立甚至反对自治， 主张通过谈判争取伊朗阿塞拜疆的各种权利。但保护伊朗阿塞拜疆的民族权利和反对礼萨·汗的民族同化政策是上述三派的基本共识。

1945年11月20日， 阿塞拜疆民主党举行全体代表大会并通过两项具有深远意义的决议: 一是宣布伊朗阿塞拜疆拥有民族自治权， 前提是不危害伊朗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二是宣布阿塞拜疆语为官方语言， 并在教育、媒体以及公共场合使用。在上述决议的基础上，1945年12月12日， 伊朗阿塞拜疆宣布成立民主共和国( Azerbaijan Democratic Ｒepublic) ， 由皮谢瓦里出任总理。“双12”因为是自治政府的成立日， 而成为伊朗阿塞拜疆民族主义的重要标志和符号。

伊朗阿塞拜疆自治政府成立后， 采取了一系列去波斯化和保护伊朗阿塞拜疆民族权利的政策，主要包括: (1) 将阿塞拜疆语列为官方语言， 规定伊朗阿塞拜疆的政府、司法、媒体、公共场合必须使用阿塞拜疆语; (2) 实行母语教育， 规定伊朗阿塞拜疆所有各类学校必须将阿塞拜疆语作为母语教学; (3) 恢复伊朗阿塞拜疆既有的地理标识。将此前以波斯语命名的山川、河流、城堡、街名等地理名称， 恢复为原有的阿塞拜疆名称; (4) 成立大学、图书馆、民族博物馆， 以传承伊朗阿塞拜疆的语言文化和历史传统; (5) 推进工业化， 建立以大不里士为中心的工业体系和交通网络， 振兴伊朗的阿塞拜疆经济; (6) 效仿苏联的军事建制， 建立阿塞拜疆国防军; (7) 效仿苏联， 推行社会主义土地改革; (8) 效仿苏联，成立立法和司法制度。

综合来看，上述举措具有两个特点: 一是自成一统。伊朗阿塞拜疆采取的保障民族权利政策具有明显的去波斯化和去中央化意味，这些做法实际是要同中央政府分庭抗礼; 二是携苏自重。伊朗阿塞拜疆自治政府得以成立仰仗于苏联的保护与扶植。总之在苏联的卵翼下， 伊朗的阿塞拜疆民族主义得以兴起。但是伊朗阿塞拜疆也将自己正当的民族主义诉求同苏联的贪婪企图捆绑在一起， 在声索民族权利的同时押上了自己的民族名誉。

尽管伊朗阿塞拜疆反复声明自己寻求的是自治而非独立， 但是从自治政府成立的缘由及其同苏联的关系来看， 如果任由局势发展，伊朗的阿塞拜疆从伊朗分裂出去只是时间问题。为了应对苏联在伊朗建立国中之国和伊朗阿塞拜疆倚苏自重，伊朗首相艾哈迈德·卡瓦姆(Ahmad Qavam) 采取了三手政策: 一是借助美英之力督促苏联撤军。1946年3月，伊朗在美英两国支持下向联合国指控苏联延迟撤军侵害了伊朗的主权。伊朗申诉是联合国在二战后成立受理的第2号议案。苏联私下曾恫吓伊朗撤诉但是伊朗不为所动。由于证据确凿， 联合国最后做出敦促苏联撤军的决议。为了敦促苏联从伊朗撤军， 美国总统杜鲁门在1946年3月向斯大林发出最后通牒警告苏联必须撤军。但在联合国决议和美国通牒的逼迫下， 苏联尽管心有不甘， 但最后撤军只是时间问题。

二是亲赴莫斯科谈判撤军。1946年2月，伊朗首相卡瓦姆亲赴莫斯科商讨撤军事宜。卡瓦姆前往莫斯科谈判既是顾及苏联的外交颜面， 也是要让苏联获得经济好处。卡瓦姆同苏联驻伊朗大使伊万·萨德契科夫( Ivan Sadchikov) 举行秘密会谈， 最终在4月4日签署《卡瓦姆－萨德契科夫协定》( Qavam-Sadchikov Agreement) 。苏联承诺将在5月9日前撤出全部军队; 伊朗则承诺: (1) 撤回联合国申诉; (2) 将同阿塞拜疆自治政府和平谈判; (3) 向伊朗议会提交联合开发北部石油的提案。苏联将获得伊朗北部石油50年的开发权， 苏伊合资公司将按照51︰ 49 的比例分成。因为预期可以得到伊朗的石油开发利益， 苏联不顾皮舍瓦里的请求执意从伊朗撤军。

三是同伊朗阿塞拜疆自治政府谈判。苏联同意撤军让阿塞拜疆自治政府失去了安全依靠。从1946年4月26日开始， 伊朗同阿自治政府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谈判， 并最终签署《菲鲁兹－皮沙瓦里协定》( Mozaffar Firuz-Pishevari Agreement) 。协定的主要内容包括: (1) 承认伊阿塞拜疆议会的合法性， 并在伊朗议会中增加伊阿塞拜疆的议员席位; (2) 承诺阿塞拜疆同中央的财政分成为3︰1，其中阿占多数。伊朗承认阿土地改革的合法性， 承诺将加快建设米亚纳赫( Miyaneh) 至大不里士的铁路; (3) 提升阿塞拜疆语的社会地位， 阿塞拜疆语将与波斯语一起成为伊朗阿塞拜疆地区的官方语言; (4) 承认伊朗阿塞拜疆拥有母语教育权和使用权， 伊朗阿塞拜疆地区在小学五年级前使用阿塞拜疆母语教学， 初中高中使用波斯语和阿塞拜疆语双语教学， 阿境内其他少数民族在小学五年级前也可使用本族母语教学; (5) 承诺阿国防军在整编后归属伊朗正规军， 非正规军将并入伊朗的宪兵部队。伊朗将为其提供先进的军事装备。阿将领在整编后连升两级。这一协定几乎全部满足了阿塞拜疆有关自治的所有诉求， 并得到阿塞拜疆保守派的支持。

卡瓦姆的三手政策表面上同时满足了苏联、自治政府、阿保守派的需求。每个参与者都能从谈判得到了自己期望的东西。但事后证明这不过是缓兵之计。卡瓦姆在苏联撤军后撕毁了所有的协定承诺。1946年12月初， 伊朗军队开赴伊朗的阿塞拜疆并占领大不里士。许多阿塞拜疆民主党和民众遭到大规模逮捕和屠杀， 据称有5万多名伊朗阿塞拜疆人遇难。与占领和镇压同样具有象征意义的是， 伊朗政府通过焚书来告诫伊朗的阿塞拜疆不得拥有本民族的语言和文化， 为此伊朗军队在大不里士等地举行为期数天的焚书仪式( Book-Burning Ceremony) ， 烧毁了所有收缴的阿塞拜疆语书籍刊物， 宣布出版阿塞拜疆语书籍是非法行为。如果说占领和镇压是要扼杀伊朗阿塞拜疆的民族自治的话， 那么焚书则意味着伊朗阿塞拜疆的语言文化权利也遭到践踏。为了羞辱伊朗的阿塞拜疆， 国王巴列维将12月12日即阿塞拜疆自治政府成立日设为“光复日”， 以纪念伊朗中央政府粉碎了伊朗阿塞拜疆的分裂实现了国家统一。

纵观阿塞拜疆政府的自治历程， 我们不难发现它是苏联、阿自治政府和伊朗中央政府复杂博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伊朗阿塞拜疆的民族权利最终在各方势力的裹挟下归于沉寂。从国家视角来看， 尽管具有苏联渊源的皮谢瓦里并不代表所有的伊朗阿塞拜疆人。但他充当了斯大林对伊朗阿塞拜疆政治渗透和分裂伊朗的代理人。阿自治政府实际是以自治之名行独立之实， 无论出于伊朗保护国家主权还是出于美苏冷战， 伊朗和美国都不能容忍伊朗阿塞拜疆的自治和分裂。但从民族视角来看， 阿塞拜疆民主共和国是伊朗阿塞拜疆民族进行的政治尝试， 表达了伊朗阿塞拜疆争取民族权利和寻求自治上的强烈诉求， 这也是对礼萨·汗推行波斯化运动的反击。

尽管历史难以预设， 但是可以肯定， 如果没有礼萨·汗在国内执意推行以波斯化运动为主要内容的民族同化政策， 伊朗阿塞拜疆地区的民族主义就不会以这么迅猛这么激烈的方式出现。而且在拓展民族权益时， 伊朗阿塞拜疆走得过远采取的方式也过于急于求成， 甚至采取结交苏联的非常手段。结果伊朗的阿塞拜疆非但未得到所期望的自治反而让自己声名狼藉。自治政府覆灭意味着阿塞拜疆民族自治遭受了重大挫折。伊朗阿塞拜疆民族主义随之陷入低潮。但是它并未消失而是暂时蛰伏等待新的时机。

四、巴列维时期伊朗对阿塞拜疆的民族政策

对国王巴列维来讲， 收复伊朗阿塞拜疆解决了伊朗一度面临的国家分裂问题， 这算是弱国伊朗在内政外交上取得的少有的胜利。尽管大部分工作都是首相卡瓦姆所为， 但国王巴列维却认为这是自己维护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壮举， 是自己利用政治手腕和外交智慧实现了外拒苏联内控边省的目标。在一定程度上， 伊朗阿塞拜疆在民族国家分裂的道路上走得越远， 越能反证出国王巴列维的雄才大略和解决伊朗阿塞拜疆问题的正确性。因此挫败伊朗阿塞拜疆寻求自治的政治企图， 消除其潜在的分裂风险成为国王巴列维在不同场合反复提及的政治功绩。

尽管如此， 这一阶段伊朗国内政治仍然呈现强首相弱君主的特征。尽管巴列维期望像其父礼萨·汗一样成为专制独裁的君主， 但是国内强大的君主立宪氛围和卡瓦姆、摩萨台强势首相让国王缺乏政治存在感。与此同时， 美国在冷战爆发后极为看重伊朗的地缘政治地位， 极力想把伊朗打造成遏制苏联的前线国家， 为此美国需要一个对美国唯命是从而非反帝反封的伊朗。因此以反帝反封为己任， 以议会首相为代表的伊朗民族主义力量成为美国和国王巴列维的共同敌人。1953年美国中情局策划军事政变推翻首相穆罕默德·摩萨台(Mohammad Mosaddegh) ， 这让伊朗的政治天平开始向国王倾斜。政变后国王巴列维推行君主专制统治， 系统清洗主张君主立宪的议会内阁和民族主义力量， 任命对自己忠诚的法兹洛哈·扎赫迪(Fazlollah Zahedi) 和哈桑·曼索尔(Hassan Ali-Mansur) 出任首相。尽管历史上巴列维比其父礼萨·汗的政治声望和影响力更大， 但在伊朗的发展方向上巴列维可谓萧规曹随， 完全继承了其父礼萨·汗开创的现代化、世俗化、西方化道路。在民族问题上， 巴列维也遵循礼萨·汗推行的波斯化政策。

与其父类似，巴列维将伊朗极端民族主义者米尔扎·阿库珲杜维 ( Mirza Fatali Akhundov，1812—1878年) 奉为精神导师。在巴列维看来， 阿库珲杜维的民族思想就是为自己量身打造， 阿库珲杜维在民族问题上主张: (1) 种族优越论。阿库珲杜维认为波斯民族同日耳曼民族一样同属雅利安人， 是世界上最尊贵的种族。阿拉伯等闪族是劣等民族， 同波斯民族不可同日而语; (2) 信奉优等民族创造优等文化和劣等种族创造劣等文化的逻辑。阿库珲杜维推崇前伊斯兰时代的波斯文明， 特别是阿契美尼德王朝创造的波斯文明， 认为阿拉伯民族及其伊斯兰教是对伊朗的文化入侵，玷污了波斯人创建的波斯文明。为此阿库珲杜维强烈抨击伊斯兰教及其对伊朗的征服， 他甚至将18世纪和19世纪伊朗面临的所有问题归咎于阿拉伯和伊斯兰教; (3) 在民族关系上区分自者和他者。阿库珲杜维认为波斯人是伊朗的自者和主人， 是波斯文明的绝对主体; 阿拉伯等民族则是他者和外族， 干扰了波斯文明的延续和发展进程。为此他提出伊朗要改革图新， 剔除波斯文化中的所有阿拉伯和伊斯兰元素， 甚至主张将波斯 － 阿拉伯字母改为拉丁字母。

1953年政变让王权得以巩固， 巴列维再度推行起其父倡导的波斯化运动。巴列维采取的措施包括: 第一，进行新一轮的地名标识更名。1953年政变后， 伊朗再次开启更大规模的地理更名， 代之以更多的波斯、国王和巴列维的称谓。这轮更名重新推翻了阿塞拜疆自治政府以本地语言命名的地理标识， 并冠之以波斯语称谓。拜火教圣地、西阿塞拜疆省会乌尔米亚(Urmiyeh) 被改作礼萨耶赫(Ｒezaiyeh) ， 以纪念其父礼萨·汗。吉兰省的因泽里港口( Bandar-e Enzeri) 恢复为巴列维港( Bandar Pahlavi) ， 马赞达兰港( Port of Mazandaran) 恢复为国王港( Bandar-e Shah) 。巴列维还将连接国王纪 念 塔 的 主 干 道 的 名 称 从 摩 萨 台 大 道 (Mossadeq Avenue) 改名为巴列维大道 (PahlaviAvenue) ， 并在巴列维大道附近修建万王之王公园(Shahanshahi Park) 。

第二， 巴列维将其父建立的王朝看作波斯王朝的传承人。由于波斯人在创立阿契美尼德、安息、米特里达梯和萨珊王朝之后再无建树， 因此国王巴列维认为巴列维王朝就是在传承波斯王朝的衣钵， 极力颂扬波斯王朝特别是居鲁士大帝( Cyrus the Great) 创建的王朝， 以表明他们父子建立的巴列维王朝的正统性。为了对阿契美尼德王朝表达虔诚和敬意， 国王巴列维在1967年10月举行盛大的皇冠加冕仪式， 以效仿大流士大帝( Darius the Great) 当年加封“万王之王”( Shahanshah，King of The Kings) 庆典， 巴列维被奉为“雅利安的太阳”( The Sun of the Aryrans) 1971年10月12日，国王巴列维还举行阿契美尼德王国创建 2500 周年的庆典并亲自前往设拉子拜谒居鲁士大帝的陵寝， 花费巨资在首都德黑兰建设国王纪念塔(Shahyad Tower， Shah’s Memorial Tower) 以志纪念。1976年3月，国王巴列维责成伊朗议会废弃伊斯兰历改用波斯太阳历(the Solar Hijri) ， 将居鲁士大帝登基年份即公元前 559 年设定为伊朗的波斯日历的纪年元年。1976年在纪年上也从伊斯兰历第1355年更改为波斯历的第2535年。巴列维的所作所为就是向世人证明礼萨·汗父子创建的巴列维王朝是波斯的新王朝， 是纯正的波斯血统和波斯帝国的传承人。从这个意义上讲， 居鲁士和其创建的阿契美尼德王朝也是为巴列维王朝的合法性背书。

巴列维的民族同化政策既是其父礼萨·汗波斯化运动的继续， 也是其宏大的社会改革的组成部分。从1963年国王巴列维推出的白色革命到1973年的石油繁荣， 伊朗经济和社会改革取得了飞跃性发展， 但是同经济发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巴列维在政治上日益走向反动， 对政治反对派开展一轮又一轮的政治打击。由于1953年政变后巴列维治下的伊朗是美国对苏冷战的前线国家， 因此美国只看重美伊同盟， 对巴列维国内的政治压迫视而不见。与美国结盟相关， 国王巴列维推行的现代化和西方化也极大侵害和冲击了伊朗的传统社会， 受到伊朗社会各阶层的强烈反对。

就像当年在宪政革命一样， 伊朗阿塞拜疆在推翻国王巴列维的君主统治上再次成为先行者， 揭开了伊朗伊斯兰革命的序幕。1977年12月12 日，在大阿亚图拉穆罕默德·沙利亚特马达里( Mohammad Kazem Shariatmadari) 领导下， 抗议者在大不里士举行规模宏大的反国王示威游行。示威选在“12月12日”是为纪念31年前曾经成立的伊朗阿塞拜疆自治政府。大不里士起义引发了伊朗全国性的反抗浪潮并汇聚成无可阻挡的革命洪流， 巴列维王朝最终被革命洪流所吞没。礼萨·汗父子推行的波斯同化政策随着王朝倾覆走向终结。在这个意义上讲， 这也是主张民族自治的伊朗阿塞拜疆对推行民族同化的礼萨·汗父子的反击。

事实证明，尽管礼萨·汗父子将民族同化作为现代化系统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将其视为伊朗现代化的主要内容，但是事实证明，礼萨·汗父子推行的波斯化运动恰恰走到了政策的反面， 民族同化和世俗化政策激起的反抗浪潮最终埋葬了巴列维王朝。

五、巴列维王朝的民族政策评析

在所有多民族的国家构建中， 如何合众为一， 建构超越民族的国家认同始终是项严峻的挑战。其中最大的难题是如何处理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关系。而如何看待少数民族的民族特性， 处理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则是解决上述两个认同矛盾的关键。在这方面民族同化和民族融合代表着两个不同的思路， 并在不同国家演绎出不同的叙事和问题。

( 一) 波斯化运动与巴列维王朝的民族国家构建

巴列维王朝在伊朗历史上颇具争议。一方面礼萨·汗父子开创了现代伊朗的历史。他们开启了伊朗现代化的进程， 并期望通过现代化和世俗化改造让伊朗实现富国强兵， 摆脱西方的殖民奴役。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价格暴涨更让伊朗一跃成为波斯湾和中东的地区强国。另一方面， 礼萨·汗父子开创的巴列维王朝是个短命王朝。从盛到衰只历经两王维持了54年， 伊朗国力强盛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恰恰也是国内民族矛盾和社会矛盾最深刻的时期。礼萨·汗父子推行的现代化、世俗化、波斯化侵害了伊朗国内绝大多数阶层的利益， 并迫使后者结成反国王的政治联盟。国王巴列维的统治最终被宗教人士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所推翻， 而民族问题上推行的波斯化运动是导致巴列维王朝倾覆的重要原因。

总体上看， 巴列维王朝的民族同化政策蕴含着两种相互关联的政治逻辑: 一是王朝更替的逻辑。巴列维王朝建基于恺加王朝的废墟之上。王朝初立既需要去弊革新向臣民展示新王的雄才伟略， 也需要强力镇压前朝旧部和权力竞争者以巩固王权。而礼萨·汗父子推行的波斯化运动能够做到上述两者兼顾。他们以波斯民族和波斯文明的传承人自居， 宣称自己建立的王朝是新的波斯王朝。借助昔日辉煌的波斯王朝来激发民众的认同和政治热情， 借以提升巴列维王朝的合法性。同时巴列维父子在民族上美化波斯民族丑化少数民族， 推进波斯化运动同化这些少数民族。这样就既提升了巴列维王朝的合法性， 又能够打击阿塞拜疆等政治异己， 巩固自己新建立的王朝。

二是现代的民族国家构建逻辑。巴列维王朝是现代伊朗的起点， 这一时期恰逢世界政局新旧交替激烈变动: 一方面是奥匈、奥斯曼、波斯等封建帝国的崩溃和英法殖民体系的式微， 另一方面是第三世界国家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 并先后开启民族国家构建实践。但处在国内外激烈变动风口的礼萨·汗给伊朗开出的依然是王朝专制的旧药方， 将波斯化和西方化、现代化、世俗化嫁接到王权专制上。伊朗的现代民族国家构建也是工具， 服从服务于王权。为此礼萨·汗父子通过国家机器自上而下地强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语言”的同化政策， 强迫其他民族融入居于主体的波斯民族， 抹灭少数民族的民族特性和印痕。

但是礼萨·汗父子在上述两种逻辑中都是规则的改变者。在王朝更替上， 新旧王朝争夺的是统治国家的权柄并伴生着血腥与杀戮。这些权斗和杀戮主要为清除前朝残余的政治和战争力量对新朝的威胁， 但打击面一般不会过大， 不会对前朝所属的民族和其他民族斩尽杀绝。但在巴列维王朝的波斯化运动是要动用国家机器系统地抹灭所有非波斯民族的语言文化和民族特性。这显然不再是王朝更替的逻辑， 而是种族清洗和种族灭绝的逻辑。

在民族国家建构上， 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关键是政治制度现代化， 建立与时代发展和国情相适应的政权组织形式。但是礼萨·汗父子在新的历史节点并未突破王朝兴替的循环建立民主政权，而是建立现代威权王国( Modern Authoritarianism) 。保留帝制让伊朗的现代民族国家构建具有内生性的缺陷。倡导种族优越和接续波斯的黄金王朝难以弥补其政治合法性的不足。消灭少数民族的民族特性更不得人心。伊朗的波斯同化政策虽盛极一时， 但是民族问题接踵而至， 并成为长期困扰伊朗且难以解决的问题。礼萨·汗父子通过民族同化要将伊朗发展成为同质化的单一民族国家，但伊朗阿塞拜疆人要保障自己的民族特性和权益， 两者的立场针锋相对难以调和， 在这个意义上，波斯化运动非但没有起到巩固王权的作用反而在破坏王权。巴列维王朝也成为伊朗2500年帝制的终点。

( 二) 巴列维王朝自上而下的民族同化与伊朗的阿塞拜疆自下而上的民族觉醒

礼萨·汗创建巴列维王朝之时， 尽管伊朗尚未完全走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潭， 但是新的历史时期将巴列维王朝推到了伊朗民族国家重构的新起点上。民族国家构建的本意是不同民族在承认多元、尊重差异、认可国家身份的基础上， 通过和平共处和相互融合， 致力于国家的发展与建设。所有成功的民族国家构建都建立在尊重多元、尊重历史和尊重民族的基础之上， 既不将一个民族及其文化提升为优等民族和文化， 也不歧视或寻求消灭其他民族和文化。但是礼萨·汗的民族国家构建并未给伊朗阿塞拜疆人预留应有的政治空间和民族空间， 相反是以波斯民族至上的种族主义为指导， 从政治、经济、社会等层面剥夺后者的民族特性和民族权利。然而波斯文明并非像礼萨·汗父子宣扬地那样荣光无限。事实上， 狭义的波斯文明仅限于阿契美尼德、安息、米特里达梯和萨珊朝创造的文明， 萨珊王朝之后波斯人创造的王朝文明实际已经终结。而之后的1700多年间， 是伊朗的阿塞拜疆、卢尔等民族建立自己的王朝并延续着伊朗的文明。在这方面不是波斯民族不努力， 而是伊朗其他民族同样拥有匹敌波斯民族的才能和机遇。如果一定要说伊朗的文明同特定民族创建的王朝紧密相关的话， 那么波斯的文明也像王朝的政治轮庄进行更替， 伊朗的阿塞拜疆人、卢尔人同样创建过自己的王朝和文明， 他们都是广义上波斯文明的缔造者。这些民族都是也应当被视为伊朗大家庭中的成员组成， 并为伊朗做出过杰出的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讲， 伊朗国土上的所有民族都是伊朗的主人， 不存在主体与异族， 也没有我者与他者的区别。

但是礼萨·汗父子任意割裂历史， 通过民族同化人为制造伊朗民族间的矛盾， 其结果造成了伊朗在波斯民族同阿塞拜疆等少数民族的对立。对礼萨·汗父子来讲， 语言、习俗等少数民族权利是愚昧落后的代名词， 阻碍了伊朗的现代化和社会发展， 必除之而后快; 对伊朗的阿塞拜疆人来讲， 语言文化、母语教育等权利是自己承接祖先并要继续传承的文化基因， 这些权利是他们的民族特性必须呵护保留。“少数民族权利”由此成为双方争执的焦点。

礼萨·汗父子人为制造我者他者和民族对立激发了伊朗阿塞拜疆的民族主义和对自己文化的保护欲。而保护民族特性的最佳途径是建立独立的国家或实现民族自治， 这也是伊朗阿塞拜疆成立自治政府的主要动因。皮谢瓦里等政客固然心存政治投机， 但保护民族特性也是伊朗阿塞拜疆普通民众的热望。这在更大程度上是对伊朗政府强推波斯同化的回应。二战时期苏联的军事占领和保护一度为伊朗阿塞拜疆提供了政治屏障， 让阿民族主义得以在特殊环境下生发。但苏联撤军让伊朗阿塞拜疆失去了对抗王权的力量， 伊朗的民族国家建构逻辑再度回到原点。即巴列维利用国家机器自上而下地推行波斯化， 伊朗的阿塞拜疆则利用草根自下而上地反抗波斯化。两种民族主义之间的对决外化为国家与民族、中央与边省、主体与少数民族间的对立。两者的对立因为彼此立场难以调和， 最终只得通过革命解决。

( 三) 伊朗样本与第三世界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国家建构

伊朗巴列维王朝的民族国家构建尽管失败， 但它作为一个典型案例， 有助于我们从历史视角审视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国家建构。一战和二战之后， 第三世界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国家构建实践主要呈现两种截然相反的思路: 一是民族融合(National Integration) 的思路。以中国、新加坡为代表，他们在尊重国家认同的前提之下， 强调万众一心和多个民族一个国家。主体民族在政策和民族关系上尊重少数民族的民族权利， 实现各民族的共存共荣和国家的繁荣昌盛; 二是民族同化(NationalAssimilation) 的思路。凯末尔治下的土耳其、复兴党时期的伊拉克、苏加诺和苏哈托统治的印尼是这方面的代表。他们都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理念为指导原则， 利用国家机器自上而下地推行民族同化， 强制其他民族或自愿或被迫放弃自己的民族特性并被主体民族所同化。比如印尼推行就是印尼爪哇化， 以爪哇民族为主体强制同化当地华人等少数民族。从国家和民族的关系以及国内民族政策上看， 显然礼萨·汗父子推行波斯化运动属于后者。同这些国家一样， 礼萨·汗父子将民族差异和多样性视为伊朗发展的障碍， 以波斯的光环为自己的民族同化加持， 实现单一制的民族国家。同时他们还以推进现代化来富国强兵加强王权。这样波斯的种族血统和现代化就成为巴列维王权合法性的两大支柱。这样波斯王朝的光环、富国强兵的现代化和巴列维王权之间形成了一体两翼的结构。

但是巴列维推行的是没有现代性的现代化， 排斥政治现代化和民主化。礼萨·汗父子的现代化既未给伊朗政治带来民主， 也没有让伊朗的民族政策更加开明。相反伊朗的经济越发展， 伊朗的政治就越专制独裁。礼萨·汗父子的现代化和专制统治将伊朗的宗教人士、民族主义者、世俗自由人士等阶层推到王权的对立面。民族同化更是将伊朗的阿塞拜疆人往外推， 甚至不惜为保存自己的民族特性而走到依靠外国的地步。不仅如此， 与民主国家多主体参与博弈使得国家财富遵循相对平等均衡原则分配形成反差， 在伊朗的君主专制统治之下， 礼萨·汗父子推行的现代化并未惠及普通民众和边省， 伊朗的社会资源和财富分配加速向波斯民族及中部地区倾斜。伊朗的现代化走得越快步伐迈得越大， 造成的地区差异和民族裂痕也越大。经济贫困和社会歧视反过来滋生了伊朗的阿塞拜疆民族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讲， 礼萨·汗父子的现代化加剧了伊朗民族关系的紧张， 现代化也走到了政策预期的反面。国王巴列维最终被伊斯兰革命所吞没， 而革命肇始恰恰是伊朗阿塞拜疆人的民族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