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伊朗是一个有着古老历史的国家，国家长期相对统一，有着漫长的政权更迭历史，这些政权更迭往往有着相似的规律，“合法性”是任何君主在即位之初都需要谋求的名义，巴列维王朝的开国国王礼萨·沙也是如此。1921-1941年，是伊朗巴列维王朝第一任国王礼萨沙的统治时期，在这短短的20年里，礼萨·沙从一个无名小卒到独裁者，再到下台，合法性的获得与失去贯穿其中。本文通过分析礼萨·沙在位期间的作为，总结伊朗的历史轨迹和规律，多方面多领域探讨礼萨·沙统治合法性的建构路径，分析合法性解构历程，评估礼萨·沙的所作所为对伊朗历史和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深远影响。
关键词 巴列维王朝；礼萨·沙；合法性；现代化改革
作者简介 赵雪：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冀开运：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项目来源 本文系2018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别史重大专项支持课题“伊朗多民族统一国家的构建与治理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文章来源 原文刊登于《西部史学》，2021年第1期。全文如下：
伊朗的政治中一直存在着合法性的构建，统治的存续与政权的合法性息息相关，并且表现出被统治者塑造的特点，政治合法性至关重要，而这种合法性的构建与解构的特色在伊朗巴列维王朝开国君主礼萨·沙统治期间表现出十分鲜明的特色。
一、政治合法性
(一)政治合法性的含义以及重要性
政治合法性，在人类发展过程之中存在于任何一种政权的统治与维系之中，不论是古代还是现代。这个概念首先由马克思·韦伯进行了第一次系统的探讨，韦伯认为，社会系统的正常运转取决于命令与服从，而在命令的发出与服从之间的执行，依靠的是人对于命令发出者的信念与忠诚，而这种情感正是建立在一种合法性之上。因此，这种合法性就包括两个部分：统治的正当性与对统治的认同。对于一种统治的认同取决于统治的正当性，而统治的正当性又植根于社会公众的心理情感之中，因此政权的存续就要求统治者为了维持统治而争取获得合法性，韦伯认为：“对于统治来说，这种说明其合法性理由的方式，不是一种理论或哲学推论的事情，而是对经验的统治结构的现实差异进行阐述，其原因就在于任何权力、甚至任何一般的生存机会都十分普遍地存在着进行自我辩护的需要。”在以合法性为基础的视角下，存在即合法，毁灭即合法性的失去，理性建构主义合法性理论家罗尔斯加入了正义理论，他认为政权的正义建立在一种功利性的政策基础上，在他看来，一个政权进行合法性统治的基础是这个政权本质的正义性，他说：“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哈贝马斯在总结了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合法性研究的基础上认为，由于可以把国家理解为拥有合法权力的一种制度，所以国家的合法性与政治制度的合法性是等义的。他认为：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合法性这一概念是只与政治制度相联系的，只有在谈到政治制度时，我们才能谈合法性。“任何一种政治系统，如果它不能保持合法性，那么它就不可能永久地保持住群众对它所持有的忠诚心，这也就是说，无法永久保证它的成员们紧紧地跟随它前进。”对于合法性的追寻与渴望，在王权统治下的社会显得更加迫切，王权统治的本质是国王个人实行的统治，由国王一人及其国家机器操纵社会的运转，这种情况下社会及个人对于统治者的信念成为统治存在的基础。国外对礼萨·沙合法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后期形成独裁政权的批判，“认为礼萨·沙后期实行独裁后完全丧失其合法性，他的所有改革措施也被废止，认为他导致了伊朗日后的混乱与革命”。国内对礼萨的评价呈现出三种观点，通常在礼萨·沙时期改革所带来的社会影响中提及，一种是带有批判性地认为礼萨·沙的改革方式片面单一，并没有长远可行性，更多的是破坏性，礼萨·沙的部落政策并没与为其带来长久而有效的有益变化，扰到其原先的生活方式，激起反抗；他的教育政策忽视教育质量，更多的是传播一种价值观念，并且存在教育失衡，职业教育欠缺,急功近利等问题；其次是对其在伊朗的改革进行客观辩证地对待，为人所诟病的是他后来陷入的独裁，但前期的改革也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在社会的各个方面也带来了现代化的风气。最后在经济与社会文化现代化方面对礼萨·沙进行肯定，礼萨·沙在伊朗进行的西化与现代化改革，虽然在其退位后被废止，但改变已经发生，即使是礼萨国王独裁时期的伊朗，也已经不同于此前的封建王朝。本文在借鉴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分析礼萨·沙在位期间的作为，总结伊朗发展的历史轨迹和规律，探讨他在位到下台之间的合法性。
（二）伊朗传统合法性构建的一般规律
伊朗是一个有着漫长君主统治传统的古国，国家有着连续的王朝更替历史，而在其历史上以合法性作为某个政权的基础的例子显得比比皆是。拥有“上帝的恩典”使古代统治者在英雄传说时代和历史时代的地位合法化。对费尔多西的《王书》中这一主题的深入研究表明，国王的恩典是被赐予的，他不必是王位的第一继承人，甚至不必是皇室成员。而且，不管是不是王室成员，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并不清楚统治者是如何获得这种恩典的，除非他成功地赢得了权力:因为这个人掌握了权力，所以他获得这种恩典。“法拉”一词也被用来为后伊斯兰时代的统治者们宣称神圣的合法性(例如，费多西对加兹纳的马哈茂德的描述)，但它的内容和含义后来在类似于“全能神的影子”和“宇宙的轴心”等标题中表达得更为频繁。“公正统治者”的理想概念成为对统治者合法性的考验。有证据表明，符合理想理念的正义统治者是治理好国家、维护国内外和平与安全、合理任用官员(并因其不公正而惩罚他们——即统治者自己不允许的行为)，从而促进了和平与繁荣。六世纪的胡斯劳一世(Anushiravan)和十六世纪的阿巴斯一世在这个意义上是“公正统治者”的原型(尽管在其他方面他们几乎称不上公正统治者)。
“简单地说，伊朗是一个专制的国家和社会，国家本身并没有扎根于任何根深蒂固的法律或传统。它没有欧洲国家所享有的那种社会基础和合法性。” 在欧洲历史上，“很难找到像萨布廷基（Sabuktigin）、纳迪尔沙（Nadir）、卡里姆汗（Karim Khan）或阿迦·穆罕默德·汗（Aqa Muhammad）那样的人物，更不用说像伊斯玛仪一世和马哈茂德（Mahmud）这样的人物”。从原则上讲，反抗与专制统治一样“合法”，而对“合法性”的最终检验是能否夺取和维持权力。“所以即使是那些没有太多冲突和争议就接任的统治者也必须建立自己的个人权力和个人合法性。正是他们自己的行为和他们与社会的关系决定了文职和军事官员对他们的态度。”伊朗与欧洲不同，欧洲的社会和历史有一个连续的、长期的贵族统治传统，这种贵族统治不仅独立于国家,而且国家倾向于依赖于它和其他有影响力的阶级,除此之外还有基于血统的合法性和被其他重要阶级认可,这对于一个成功的新君主或新政权来说是必要的。但在伊朗专制的国家和社会中不存在这种情况，而现存的贵族和社会各层级在任何时候都非常清楚游戏规则，以及他们作为个人和在集体机构中的地位的短暂性。从欧洲的经验来看，合法的政权是不会存在抵抗的。但伊朗的统治者，即使是“合法地”取得了成功，通常也都需要通过巩固权力来建立自己的合法性。这就是为什么奥列芬特会说，一些古老家族的亲王非但没有反对礼萨•沙(Riza Shah)的即位，反而积极为之奔走，而其他一些人即使不算低声下气，也平静的接受了。因此，出身从来就不是礼萨·沙缺乏合法性的一个重要原因。尽管后来有人嘲笑他是“马僮之子”，用巴哈尔的诗句来说，他来自“马厩深处”，这表明他不再受欢迎，也标志着他失去了合法性，这种合法性在他政治生涯的早期以一种非常传统的伊朗风格建立起来。而当绝大多数不同肤色和信仰的人都坚定地认为他不过是英帝国主义雇佣的代理人时，对礼萨·沙合法性的攻击就更加有力了，尽管这是不正确的。但是这种认为他是帝国主义代理人的想法以及以此进行攻击的行为，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的极度不受欢迎，这种不受欢迎是由专横和严厉的统治导致。但就伊朗统治者合法性塑造的历史来看，这些并不能成为礼萨·沙合法性缺乏的证据，在伊朗内忧外患的当时，他是国家的唯一选择。
二、礼萨·沙统治合法性的建构
（一）政界对于强人的呼唤
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与俄国在伊朗的势力日益增长，他们争夺中亚的霸权地位并深刻影响着当时的恺加王朝政策，恺加王朝统治下的波斯实际上已经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央政府失去权威，虽然在1906-1907年确立了宪法，建立了政府、选举了议员，但国家依旧混乱并沉沦。“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土耳其、俄国和英国军队占领了波斯大片地区，更加剧了国家的混乱。” “在19世纪最后的10年和20世纪初最初的10年间，伊朗反对外来统治、独裁统治和公共生活腐败作风的各种力量，朝着民族复兴方向迈出了勇敢的第一步，但结果只是眼看着自己被更大的耻辱无情拖向相反的方向。”最初的宪政革命未能在国内形成和建立新的良好的秩序，这为外国势力对伊朗内政横加干涉提供了完美的借口，这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对伊朗的实际占领。这一局势加剧了这一期间普遍存在的部落混乱，以致部落的自治倾向和部落与地方权力相对于中央政府的力量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在这方面，考虑到过去十年发生的事件和动乱，军队的现代化和中央政府对国家权力的重新建立优先于当时所有其他的同时期的问题。”1919年的协议是这种情况的直接产物。除英国外交部之外，在英国政府内部，伊朗几乎没有坚定的支持者，同时还受到俄罗斯、法国、美国和伊朗公众的普遍谴责。之后，阿塞拜疆发生了希亚巴尼起义，布尔什维克入侵吉兰，乌苏尔•道莱政府的垮台，“1919年使伊朗人民面临亡国痛苦的协议的达成，以及布尔什维克政府和北方武装分子威胁着德黑兰中央政府等种种因素的交织使得大多数中产阶级，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对宪政革命已经完全不抱幻想了，并将他们自己的革命归因于英国的阴谋。”1921年的政变就是这一切的结果。这种情况要求这个国家做出改变， 1921年的政变给了人们一丝希望，使得出身微践的礼萨·沙成为国家军队总司令，“与赛义德·齐亚丁许多空洞的许诺相反，礼萨汗采取了具体的行动证明他是有能力恢复秩序和国家统一的。……礼萨汗在军事上的成功提高了他自己的威望，也提高了他在公众和伊朗许多政治派别眼中的地位”。与此同时，他与所有类型的政治家建立了友谊，在政治中扮演一个诚实的中间人，并使自己看起来是不可或缺的秩序和稳定的守护者。他与外国大使还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英国外交官雷恩认为礼萨•汗是结束混乱不可或缺的人物,苏联外交官将礼萨•汗看作是一个会尽全力镇压“封建反动派”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那些封建反动派大多数都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在通往权力的道路上，礼萨•汗能够巧妙地进行政治周旋。1923年11月，礼萨•汗取代穆希尔•道莱成为首相。他推翻了穆希尔的政府，并通过对他最有威胁力的对手卡万姆尔•萨拉塔纳提起刑事指控，一举拿下了首相职位。之后他所进行的一系列维护伊朗国家领土完整、打击部落分裂势力的军事行为，以及其对英国的强硬态度大大提高了他在国人心中的威望。第五届议会后，议会批准了他一直想要实现的义务兵役制法案和其他许多政策，并开始与穆斯塔法的激进派改革靠拢，宣传废除君主制度，建立共和国，但这个想法在礼萨汗从激进派身上得到他想要的支持后放弃了。“最终恺加王朝废除，君主制得到保留，1925年2月14日，礼萨汗成为军队总司令，1925年12月12日，制宪会议授予其君主地位并于次年4月25日在德黑兰加冕。”从1921年到1941年这段时间是礼萨·沙任期内中最受支持的时期。然而，他的合法性的强弱不应完全或主要由这种自发的民众反应来衡量。与其他任何地方的类似情况一样，而是由有影响力的阶层和社会群体来衡量。在成为国王的道路上，他击败了所有的反对派。他直接控制着军队，而这支军队很大程度上是他自己组织建立的，他享有军队的完全忠诚。他得到了议会多数派和大多数记者的支持。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年轻人期待着一个和平、繁荣和现代化的时期。“他几乎被大多数年轻人和受过外国教育的人崇拜。”实际上更重要是几乎每一个机构和社会精英中的大部分人的钦佩、支持、善意，或至少是默许或服从，包括一些主要的恺加贵族。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实现了国家的和平，提供了现代化的前景，以及人们缺少建立一个强大、稳定和现代化的政府的其他选择。1928年，伊朗国王的专政开始转变为专制，不久之后就变成了独裁。独裁统治可以追溯到礼萨·沙担任首相期间，伊朗宪法的一些基本原则越来越偏离，但是只要不是纯粹的个人统治，政府就仍然是立宪体制的，而且仍然有相当程度的自由裁量权以及存在议会辩论、制约与平衡，毕竟这是专政、专制与独裁统治的区别所在。在专制合法化之前，在各区域和省份，专制行为虽然存在但并不系统，在第七届议会之前还没有开始传播到中央。穆哈比尔•萨尔塔纳曾担任礼萨·沙的首相达六年之久，他绝不是一位怀有敌意的批评家，关于1929年后的那些年月，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在巴列维的统治下，没有人拥有独立的权力。每笔生意都必须报告给国王，国王下达的每一项命令都必须执行。除非有某种程度的独立，否则责任将毫无意义……任何政治家都不能有自己的意志。许多国家忠实的保卫者和巴列维政权的主要支柱被杀害、污辱、监禁或流放;伊朗陷入政治斗争与政治恐慌之中。
（二）军队的建设与控制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外国军队撤出伊朗之后，伊朗的政治力量再次集结起来，完成了被中断的宪政时期的改革。在这方面，考虑到过去十年发生的事件和动乱，军队的现代化和中央政府对国家权力的重新建立优先于当时所有其他的同时期的问题。对战后的伊朗民族主义者来说，恢复中央政府对该国的权威是最重要的，首要任务是结束该国部落和地方势力的半独立和自治状态。礼萨•汗的主要政治支持来源和最初的受欢迎程度取决于他是否有能力建立和组织一支现代军队来执行这项任务。从1921年6月到1923年11月，礼萨•汗只用了两年零几个月的时间就成为了首相、战争部长和军队总司令。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军队的创建中，并使用越来越多的资金——无论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来扩大和改进军队的数量、武器、组织和训练。1922年夏天西姆科的失败，次年军队在卢里斯坦的胜利以及1924年对恺加王朝的镇压，都是当时伊朗主要城镇广为庆祝的事情。在这一时期，战争为礼萨·沙提供了通往至高无上权力的途径与手段，礼萨•汗部落管制战略在他的国家构建中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伊朗战后在短时间内从一个宪政政体转变为独裁政权与礼萨·沙专制的倾向息息相关。礼萨·沙的独裁被认为是伊朗的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能够得以保留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和不可避免的因素。尽管在20世纪20年代初，许多反对礼萨·沙的人试图质疑他对选举的操纵，或对媒体施加的限制，然而在最能代表他专制的部落政策方面却从未受到批判。事实上，正是基于这一假定的征服部落和地方巨头的必要性，在伊朗城市政治精英中形成了一种普遍的共识，那就是独裁不可避免。在此基础上，礼萨·沙建立了他的个人独裁统治，获得了合法性。他被描绘成伊朗维护其主权和独立的最后机会。“在礼萨·沙成为国王，也就是1925年至1941年期间，奉行威权主义统治政策，他致力于国家机器的强化，而军事力量的扩充是他实行威权统治和强化国家机器的首要条件。”
礼萨·沙在伊朗建立一支现代化军队的目标，被视为这一时期整个国家建构方案的核心。伊朗军事现代化的需求确定了改革涵盖的范围以及国家发展方案的范围和性质。从新政权成立之初起，建设军队的需求就一直是礼萨汗的首要目标。1921年5月初出任军事大臣后，他立即提出了组建一支新军队的计划。他打算建立一支统一的、中央集权的、没有外国军官的全国性军队，他对这个新军队的核心将由他自己的老兵团哥萨克师组成这一事实十分明确和坦率。12月6日，他发布了一号军令，将宪兵和哥萨克师合并，并于1922年1月5日宣布，新军将分为五个师，其师总部设在德黑兰、大不里士、哈马丹、伊斯法罕和马什哈德，每个师约有10000人。1922年期间，礼萨汗为在欧洲购买步枪和弹药作了准备，从1923年夏天起，在欧洲购买的大量军火开始运抵伊朗。20世纪20年代初，伊朗军队也向机械化迈出了第一步，将欧洲作为装甲车、坦克和电机输送的来源。然而，这些武器大多具有更大的政治意义而不是军事意义。例如，1924年6月，在英国购买的四辆劳斯莱斯装甲车抵达德黑兰，在那里，它们构成了政治危机中的“有力论据”。1925年至1926年，当首都德黑兰处于戒严状态时，它们对德黑兰人民所施加的影响对于新国王开展他的王位争夺具有重大价值。事实上，在任何军事行动中都没有使用这些武器，部分原因是它们在首都是一种非常宝贵的政治资产，不会在与部落的战争中冒风险。在任何情况下，伊朗都不曾有准备使用这些武器所必需的条件。它的主要职责是在全国各地建立中央机构的权力，压制自治的地方统治者和部落首领等其他非正统的权力，解除平民的武装，镇压各地起义以及在掌权后维持国内安全。
（三）宗教界的支持与疏离
在1921-1942年之间，礼萨·沙对于宗教界的态度发生了一个从尊重与拉拢到限制与疏离的转变，也使得宗教界对于其政权由支持逐渐转向反对。在伊斯兰世界中，乌莱玛担任着不同的地位，“他们并非联系上帝与信众之间的纽带，而是执行穆斯林法律，掌管教育和慈善机构，因此具有比西方教士更广泛的政治作用。”早在恺加王朝时期。具有伊朗特色的什叶派教阶制度就已经形成，宗教领袖穆智台希德具有极高的宗教地位以及政治影响力，也是影响礼萨·沙获得权力的一支影响重大的力量，即使在前期礼萨·沙的政治目的—即建立世俗威权政府，与强大的宗教阶层的存在就存在冲突，其现代化与世俗化的改革目标更是与宗教本质对立。在伊朗，教会垄断学校教育，世俗法庭与宗教法庭长期对立，什叶派乌莱玛在司法、教育以及政界的传统影响巨大。“与恺加王朝相比，礼萨·沙时期所宣扬的民族主义以强调伊朗的历史传统来取代强调伊斯兰的历史传统，进而以强调国王的权力和尊严来取代强调安拉的权利和尊严，具有浓厚的世俗色彩，国王俨然成为伊朗民族的象征和国家的化身。”但在前期，他刻意弱化这种对立，将自己树立成为一个宗教的坚定捍卫者，并以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确实如此，通过这些手段他获得了宗教主义者的支持。礼萨·沙首相任期内曾迫下野，在各方面对国王的压力之下才得以重返政坛，巧的是, 被流放的大乌莱玛 ( 穆罕默德·侯赛因·纳伊尼和赛义德·艾布·哈桑·伊斯法哈尼)当时被允许返回伊拉克。他专程赶往库姆为他们送行, 他们建议他放弃共和国设想, 因为他们对阿塔图克领导下的土耳其的事态发展感到恐慌。礼萨·沙听从了他们的建议, 他也致力于通过组织官方的宗教集会, 并在为卡尔巴拉殉道者举行的年度哀悼活动上亲自领导各种游行, 使自己看起来像宗教信仰的捍卫者。他得到了宗教机构信赖, 他们不仅公开和隆重地向他赠送圣所的财富, 而且在他争取成为国王并建立自己的王朝时, 表示了默许。礼萨·沙成为国王后开始实行世俗化改革，这是他准备将曾经的宗教支持者抛在身后的开始。他奉行世俗主义政策，以政治改革、司法改革、教育改革和社会改革为主的世俗化改革构成了礼萨·沙排斥宗教传统势力实现世俗化的重要举措，改革同时带有西方化和民族主义性质。“他通过削减教界议员席位降低宗教人士在政治方面的影响。”“引进西方法律，修改不合时宜的沙里亚法，颁布新的商业法和婚姻法，弱化宗教法庭的影响力与权限，从而削弱什叶派乌莱玛的作用。”“通过兴办世俗学校改变乌莱玛对教育的垄断地位，并于1934年在德黑兰设置教育部，作为掌管全国教育的最高机构。”世俗学校的兴办使得大量现代化人才进入社会，他们接受的教育更多的是西方教育而不是传统宗教教育；除此之外，他还推广波斯语、用古代伊朗的历法取代伊斯兰历法，使之成为伊朗的官方历法。“禁止妇女在公众场合穿戴面纱和传统罩袍，以西式服装和欧洲礼帽取代巴列维帽等。”都是针对国家的高度宗教化问题所做出的改革。他所实行的世俗化改革在很多方面限制了宗教的权力，损害了教会的利益，但在前期民族矛盾属于国家主要矛盾，礼萨·沙也没有公然明确的反对教界时，他们的关系处于一种微妙的平衡。礼萨·沙建立独裁之后，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愈发严峻以及礼萨·沙本人也被认作是资本主义的代理人时，礼萨·沙的合法性变弱。他们之间的矛盾浮出水面，宗教主义者开始以此为由谴责他的现代化与世俗化，认为他的改革使得伊朗社会风气败坏，他们提出回归伊斯兰传统、纯洁社会风气，并要求宗教界不应该将自身脱离政治之外，伊斯兰不只是一种信仰，还应是现实的社会法律与行为准则。他们更多地从礼萨·沙的西方化政策中寻找可攻击的因素，他们谴责他崇洋媚外，放弃本国传统，再加上礼萨·沙的一些社会改革政策推行的不得人心，民众的心理开始倒向代表了传统与习惯的宗教主义者。
（四）社会大众的支持与背离
恺加王朝末期，礼萨·沙走上政治舞台，他凭借过人的军事才能和外交手段赢得了人心，在镇压部落与各地叛乱中展示出卓著才能，在伊朗恺加王室面临外来侵略时一筹莫展、软弱无能时仿佛成为伊朗的希望，他众望所归，逐渐被推向权力的顶峰以及合法性的巅峰，但为了争取王位所达成的和各个阶层的和解具有脆弱性，他上台后开始了一步步实现自身政治理念的行为，逐渐强化专制权力的同时也将他推向了各个阶层的敌对面，也就是其合法性逐渐流失的过程。
对宗教团体的攻击，特别是强制将男子的帽子换成欧洲的圆顶礼帽，以及强制禁止穿罩袍、戴面纱，在公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感情绪。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无论是在公共场合，还是在室内的正式场合，都必须遮着头，这是严格的社会礼仪问题。在礼萨·沙(Riza Shah)统治初期，一顶依照自己的军帽(由法国军帽和警察帽改编而来)制成的帽子在政治家和国家官员中流行起来，也就是巴列维帽，并在军官中强制推行。后来，所有的人都必须这样做，但总的来说，巴列维帽并没有受到人们强烈的抵制。官方登记认可的乌莱玛和毛拉仍然可以戴缠头。1935年夏天，国王突然命令所有的男人都戴欧洲圆顶礼帽，并认为那是欧洲最杰出的礼帽，这种帽子在伊朗也只有少数人才见过，人民对它存在反感情绪。在礼萨·沙所有的现代化政策中，20世纪30年代后半期禁止伊朗妇女戴面纱是导致他在普通伊朗人中不受欢迎的主要原因。伊朗延续了中东穆斯林的面纱传统，这是基于对头巾的宗教禁令。但是，头巾不仅仅是指一件保护女性免受男性凝视的衣服，它还包括两性间适当的互动模式，旨在尽量减少无血缘关系的男女之间的接触。当礼萨·汗担任首相时，他有意识地回避面纱的问题，因为在此时的他需要宗教界的支持。在礼萨·沙强迫大多数伊朗城市女性抛弃面纱之前，她们并没有这种想法。在受过教育的伊朗城市人口中，反对戴面纱的呼声不断增强，大多数媒体也鼓动人们接受这一想法。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许多伊朗妇女从政治上努力结束这项传统习俗，但她们要求的是不戴面纱的自由，而不是强迫废除面纱。
从1936年1月到1941年国王退位，警察和宪兵动用武力强制执行禁令，侵犯了近一半人的隐私。大多数关于伊朗妇女历史的记载都提到了这一事件，但其中的细节描述并不准确。许多报道都提到了去除面纱的“法律”，还有一些人断言，礼萨·沙是在模仿土耳其现代领导人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克。事实上废除面纱并没有被写入法律，因为这违背了礼萨·沙1926年就任伊朗国王时所宣誓要支持和宣传的宗教信条。在伊朗北部地区，通过与俄罗斯的接触，他们长期接触欧洲文化，没有遭到太多抵抗就被接受了;事实上，甚至一些神职人员也赞同它。在现代主义的各个阶层中，它被誉为妇女的解放。然而，对于绝大多数妇女来说，这是一场灾难，无论她们是否遵守都会遭到暴力与野蛮的对待，警察在政策驱使下执行手段趋于暴力，而那些遵守法令脱下罩袍与面纱的妇女则成为被普通人唾弃的对象。在礼萨·沙退位后不久，这一项政策就被废弃了。强制废除面纱的理由是希望把女性带进社会的主流，实际上是与开放齐头并进的，伊朗为妇女提供教育设施，扩大妇女的受教育机会，让妇女更多的参与到公共生活的做法是值得赞扬的。但这些可以以一些更温和、表现出更多同理心和更尊重传统的方式来执行，特别是传统的伊朗确实拥有可以为这些新政策谋求合法源头的传统文化。
三、礼萨·沙的合法性存续
礼萨·沙是立宪君主制下的独裁君主，代表新兴地主和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从掌权到下台都不只是单一因素决定的，对其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与其将他称为独裁者，不如说他是一个传统国王与现代民族国家首脑的结合体，他的统治时期就像是伊朗发展道路的探索与过渡时期，他也是作为一种过渡角色存在，但他为之后建立一个强大的伊朗国家奠定了基础，而之后也证明他所选择的这条发展道路是当时伊朗最需要的，这背后也有着合法性的推动。
合法性包括两个部分：统治的正当性与对统治的认同。对于一种统治的认同取决于统治的正当性，而统治的正当性又植根于社会公众的心理情感之中，因此政权的存续就要求统治者为了维持统治而争取获得合法性。理性建构主义合法性理论家罗尔斯又加入了正义理论，他认为政权的正义建立在一种功利性的政策基础上。正当性是合法性存在发展的基础，“他们在系统中所引起的信仰使民众相信当局拥有的地位以及采取的行动具有正当性，是他们可以信任与依靠的。”
首先，礼萨·沙维护了自身统治的正当性。这具体表现为第一：他寻求历史上的王权合法性。礼萨·沙出生于伊朗北部里海南岸山区马赞德朗，这一地区交通不便，历史上素为抵抗外敌入侵的大本营及前朝势力的避难地，在阿拉伯人征服波斯之后的几个世纪，这里先后出现过许多独立或自治的小王朝，或为萨珊王室后裔，或为安息－巴列维的子孙，“巴列维”是安息王朝与萨珊王朝期间波斯传统的象征性名称，基于这样的渊源，礼萨·沙为恢复伊朗正统，便自托古老帝室后裔，打出“巴列维”的旗号，这样礼萨·沙将王朝取名为巴列维，为其获得政权寻求了历史合法性。第二、他赢得了宗教界的支持和配合，伊朗是宗教国家，国内存在以伊斯兰教为主的多种宗教，获得宗教界的支持对他来说至关重要，总体看来，他的世俗化小心翼翼，宗教界对其的看法一直在他的在意范围内，他并未将宗教界当做反对势力而全力打压，而是作为可能存在的支持力量来拉拢，并在统治前期将自己塑造为宗教的捍卫者，给予宗教界尊重，听取他们对于现代化的建议就表明了这一点。第三、礼萨·沙对内维护了国家政治与社会稳定，对外维护国家主权独立。他先掌握军权再掌握政权，最终获得最高权力，军事合法性造就政治合法性，在伊朗当时面临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抵抗外国侵略,荡平国内叛乱起义,维持伊朗国家独立和统一成为重中之重,此时,强硬的军事铁腕是人们所呼唤的,礼萨·沙应运而生。他建立起强大的政府和军队，虽然因1941年盟军进驻，他本人于之后死亡而失败，国家有退回之前的部落分离状态的趋势，但这种状况很快就得到改善；这些都为他的统治提供了一种正当前提。
其次，礼萨·沙的统治也符合正义理论，他的政权建立在一套较为先进的立宪政体之上。礼萨·沙在位期间，议会与首相尽管权力受到限制，但却一直存在，他们的存在是主权在民、民选政府的象征，人民以代表形式参与统治的体现，巴列维王朝沿用了1905-1911年伊朗立宪君主制的政治遗产、继续产生议会，虽然是控制下的选举，但毕竟形式上存在着民选机构选出的首相参政。这是其寻求合法性的标志所在，国家的政治框架也是相对先进的，立宪君主制在当时也符合世界发展的潮流。虽然在政权实际运作过程存在一定的缺陷，但伊朗的制度在形式上具有程序性和完整性。伊朗采取的道路，是后发国家发展并追赶西方发达国家的必经途径，亨廷顿认为：“在传统社会中，旧的社会势力、利益、习惯和制度根深蒂固。要改变或摧毁这些传统势力,须将权力集中于现代化的推行者手中。现代化与政治制度内权力的大幅度重新分配相关联:地方的、宗教的、种族的以及其它权力中心必须摧毁,权力要集中于全国性的政治机构。”礼萨·汗的政治统治就是如此。他组建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和军队的意识和行为也影响了后来的霍梅尼政府，“从某种意义上说，巴列维和霍梅尼都继承了礼萨的理念。”伊朗自巴列维王朝以来连续性的建立立宪共和政体是一种发展趋势和潮流，他的合法性获取具有连贯性，从伊朗长远的历史来看，此时存在的这种过渡性的形式立宪政体，也推动了伊斯兰共和国的立宪政体的建立，这种立宪政体在当时依旧符合世界发展潮流，是一种被认可的政治秩序。“建设现代国家至少有两条途径，第一是通过军事竞争，第二是建立廉洁高效的强大政府机构。”这两点显然礼萨·沙做到了，礼萨·沙的下台，很大一部分原因由于伊朗国家的时代局限性和他本人的阶级局限性决定的，这些因素侵蚀了统治的合法性，削弱了统治基础。没有能够持续地为其政权存在提供支持与辩护，从合法性来说，是失去了人们对于其统治正当性的认可。
最后，人民对其统治的支持与认可是合法性的来源。在伊朗这样的后发型国家，统治者的个人魅力对于政权合法性的塑造至关重要，它来自于普通民众以及社会各阶级对于对其统治正当性、合理性、正义性的认可。” “在传统力量与统治者的较量中,如果统治者能够能构造一个获得大多数民众认可的意识形态体系,尤其是能够比较彻底削弱或控制传统力量,同时能够摧毁阻碍其权威和权力的传统力量及其意识形态传播系统,从而才能真正消除现代化的阻力,增强其自身的合法性。”在礼萨·沙统治时期，他基本上完成国家统一，并致力于构建伊朗民族意识，在此期间，他获得了社会各阶层的支持，从政界、宗教界、军队到社会大众，可以说众望所归，即使是最有冲突的宗教界，他也并未实施极端的政策，只是寻求使其回归宗教领域。他在位期间推进了社会各方面的进步和发展，1921-1941年的伊朗需要摆脱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现状、需要建立独立自主的国家、需要进行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世俗化，这是世界历史的发展潮流，也是伊朗历史发展的趋势，礼萨·沙的做法正是顺应这种历史大势的表现。他借助国家力量发展资本主义，1925年通过的铁路法案规划了一条从波斯湾西南部胡齐斯坦省至里海东南部马赞德兰的跨伊朗铁路，后考虑到石油运输以及国际港口的建立，将南部的霍拉姆沙赫尔港作为这条铁路的重点，当时它有着极其重大的作用和意义。除了经济上的作用外，它还有着重大的政治意义，它的修建将胡齐斯坦纳入国家统一治理规划之中，在南部巩固了伊朗的主权。在巴列维政府看来，维持对胡齐斯坦的控制至关重要，除去其带来的巨额石油收益外，也是其民族主义战略的一部分。长远来看，霍拉姆沙赫尔港成了伊朗最大的商业港口，不仅满足了伊朗国内对进口制成品和原材料的需求，也推动了伊朗的对外贸易。铁路系统为巴列维王朝的基础设施建设奠定了基石。随之而来的就是公路系统的建立以及汽车制造业、钢铁工业等的繁荣。到20世纪30年代末，长达1.4万英里的公路网的建立以及随之而来的汽车、卡车和公共汽车等交通工具的出现开始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进而推动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交通运输的发展也使得各省之间的联系愈发便捷，促使各省孤立主义的消亡，有利于国家的统一与民族的交流融合。城市化的发展推动了伊朗的城市建设、人口增长，生活方式变革，工业化推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推动旧生产关系的变革，新的阶级产生，改变社会结构以及阶级构成，伊朗开始走向封建君主领导下的追赶西方社会的先进发展模式。他还推动教育世俗化，将宗教与教育分离，推行公共教育政策，在礼萨·沙治下伊朗的公共教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小学、中学和职业学校体系培养和培育了新的劳动力。他们成为经济进步的基础，成为社会和政治进步的标志。这些学校的早期学生涵盖社会各个阶层，甚至包括乌莱玛以及其他宗教少数派，他们通过接受现代教育，改变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社会阶层开始流动，部落首领的子女及其政府要员也可以通过现代教育进入中央工作，这也逐渐减弱了他们对地方的影响力，有利于国家统一。通过语言改革、文学改革等方式重塑文化认同，以波斯语为官方语言，显著地提高了波斯语的书面语和口语的质量，并且提高了波斯语对新的教育、新闻和媒体以及科学需求的适应能力。语言改革以及之后的文学和编撰改革都对伊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些因素都表明，在礼萨·沙20年的统治中，其统治合法性的建构处于上升状态，后期虽然有所削弱，处于解构趋势中，应该承认的是他是一个有瑕疵的政治家，比如在统治后期逐渐成为残暴的独裁君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第三帝国德国仍保持密切的联系，这种政策虽然符合伊朗当时的利益，却不符合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正当利益。但总体而言他的合法性建构因素强于解构因素，礼萨·沙的垮台有其内因，但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外因，礼萨·沙统治时期的合法性有一定的减弱，统治基础一定程度被削弱，但并未从根本上解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