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自伊朗核危机爆发以来,伊朗积极借用欧盟外力平衡美国压力,多次化解了核危机,避免了联合国的制裁和美国的军事打击。伊朗成功引入欧盟外交斡旋机制得益于其近代历史上传统的“第三国外交”战略思想。关于伊朗“第三国外交”,目前国内外学术界系统分析和专题研究得很少;本文旨在阐述和评析“第三国外交”的内涵、历史渊源、实践过程、历史影响以及伊朗处理核危机的外交特点。

关键词：伊朗核危机；巴列维；第三国外交；美国；欧盟斡旋；

作者：陈万里 杨明星

伊拉克战争后, 伊朗核问题日益凸现, 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美国和伊朗两大宿敌在核问题上进行了激烈较量和严重对抗。面对美国强大的舆论攻势和严重的军事威胁, 作为被动、弱势一方的伊朗, 为了抗衡美国的打压和封杀, 重启近代史上的“第三国外交”战略思想, 巧妙利用外国势力特别是欧盟三驾马车英法德的力量以及美欧之间的分歧, 与美国机智周旋, 多次化解了核危机, 为伊朗的国家安全和利益赢得了主动。到目前为止, 伊朗在核危机上开展的“第三国外交”可以说是相当成功的, 充分体现了波斯民族传统的外交智慧。总之, 伊朗外交文化源远流长, 其“第三国外交”的出现并非偶然, 而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

长期以来, 由于地处中东战略要地, 资源丰富, 海湾国家伊朗不断卷入地缘政治的漩涡之中, 历来是大国利益的交汇处, 兵家必争之地。特别是近代以来, 伊朗始终是西方列强角逐的战场和掠夺的对象, 饱受外族的入侵和奴役;在外国殖民者中, 英国和俄国是在伊朗统治最长的两个国家。为了抵制英俄两大殖民帝国的长期统治、实现伊朗民族独立, 伊朗凯加王朝 (1797—1924年) 晚期、巴列维王朝 (1925年—1979年) 早期曾一度提出了鲜为人知却极富伊朗特色的外交战略——“第三国外交”。这一外交战略曾长期主宰着伊朗近现代外交史, 成为近现代伊朗外交的核心内容, 伊朗先后据之引进过法国、美国、德国等势力, 最后再次引进了美国势力。近代伊朗苦心经营的独有的“第三国外交”战略, 几经波折和失败, 在二战后期终于取得成功, 但最终还是被伊朗伊斯兰革命所唾弃, 直至哈塔米当政才重新启用。下面就“第三国外交”的内涵、产生、实践和历史影响展开论述。

一、近代伊朗“第三国外交”战略产生的背景

1、“第三国外交”的内涵

“第三国外交”英文含义是“第三强国外交” (the Third Power Diplomacy) , 就是在英俄两大殖民帝国之外, 寻找一个地理上远离伊朗、与伊朗没有根本利益冲突的第三强国, 将该国势力直接引进到伊朗国内, 以之抗衡和制约英俄的殖民统治, 来实现伊朗的民族独立和国家的富强。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 伊朗“第三国外交”的内涵得到丰富和发展, 泛指使用多个外国力量使之互相牵制的多边平衡外交。

2、“第三国外交”的出台有其深刻的历史、现实根源和理论基础

首先, 伊朗历史传统上就有“第三国外交”的思想。两千多年前的伊朗国力最盛, 波斯大帝国曾称雄于欧亚非;然而到了近代, 特别是17世纪以来, 国力渐衰, 先后遭受沙皇俄国和大英帝国的侵略。国王靠出卖国家主权和资源来维持自己的政权, 到19世纪末, 国王把国内一切能卖的都卖给了英国人和俄国人。[1]

17、18世纪北方强邻——沙俄帝国对伊朗的长期威胁和侵略应该是伊朗“第三国外交”产生的源头。伊俄边界漫长, 沙俄曾多次对伊朗发动侵略战争, 企图吞并伊朗, 把里海变成俄国内陆海, 沙俄成为伊朗最大的敌人。1801年对英国抱有幻想的伊朗与英国签订英伊条约, 英国势力正式进入伊朗, 这既有英国实施海外殖民扩张、侵略伊朗的一面, 也有伊朗主动向英国示好、幻想以英制俄的一面。但英国拒绝将伊朗提出的当遭受俄国入侵时、英国有义务保护伊朗的要求写入英伊条约, 这令伊朗非常失望和不满, 伊朗转而求助于法国。

在整个19世纪, 伊朗一直是英俄两大强敌共同掠夺的对象。凯加王朝历代国王都在考虑如何借用外部力量来摆脱英俄的控制。19世纪初, 凯加王朝尝试投靠法国。1807年法伊两国签署了《法伊芬肯斯泰因条约》, 缔结法伊军事同盟, 法国同意军事保护伊朗;然而, 法国却背信弃义, 暗地勾结英俄, 出卖伊朗, 导致伊朗引进法国计划失败。

到了20世纪, 由于伊朗战略地位日益突出, 以及中东石油首次在伊朗发现, 英俄加剧了在伊朗的厮杀和殖民统治。沙俄奉行南下扩张政策, 多次发动侵伊战争, 以通过占领伊朗来达到控制波斯湾和印度洋的目的;大英帝国则以所统治的印度为基地, 大肆向伊朗南部推进, 把伊朗视为从地中海通往印度殖民地的门户。为了抢占更多地盘, 攫取伊朗石油、矿产、铁路等租让权和经营特权, 英俄一方面相互勾结, 多次迫使弱小的伊朗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另外一方面又进行激烈的争斗, 最后以牺牲伊朗达成妥协。1907年8月英俄签订瓜分伊朗的《英俄协定》, 正式将伊朗南北分别划入英俄的势力范围, 伊朗沦为英俄的半殖民地。1917年11月7日, 苏联取得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开始对伊朗北部输出无产阶级革命。1920年, 苏联在伊朗北部吉朗扶植成立了亲苏的“波斯社会主义苏维埃共和国”。英俄肆意干涉伊朗内政使伊朗人民极为反感, 他们视英俄为世仇;为了抗衡两大列强, 凯加王朝一直在酝酿着“第三国外交”思想。

1920年凯加王朝首相道莱初步提出了“第三国外交”的想法, 他设想伊朗与一个“遥远且无私欲”的第三强国建立紧密联系, 以此抵消英俄对伊朗的影响和控制, 打破英俄对伊朗的石油垄断。可以说19世纪的凯加王朝是“第三国外交”的萌芽时期。

其次, 西方均势理论对伊朗外交政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19世纪欧洲维也纳均势体系的形成到俾斯麦联盟体系的建立, 再到一战之前的两大军事集团形成的两极体系, 均势外交在欧洲极为流行, 处于鼎盛时期;英国、法国、普鲁士、奥匈帝国以及俄罗斯五强争霸, 都把均势理论作为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而英俄加紧争夺和瓜分中东战略要地, 伊朗则是它们实施均势外交、互相制约对峙的前沿阵地。

西方列强在均势理论上的实践对受害者伊朗的“第三国外交”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伊朗一方面想利用两大国之间的矛盾, 使其互相牵制, 达到以英制俄或以俄制英;另一方面, 不偏向任何一方, 从国外引进第三国力量来制约英俄。这样英、俄、伊之间三角关系就变为四国博弈、更加微妙复杂的关系。

3、“第三国外交”的正式出台

1921年2月, 伊朗民族主义者、哥萨克师军官礼萨汗发动政变, 夺取伊朗政权。为了摆脱英俄对伊朗的蹂躏, 实现伊朗政治和经济独立, 受邻国土耳其凯末尔领导的民族革命和现代运动的影响, 礼萨汗对内着手现代化改革, 对外正式提出“第三国外交”战略。1925年礼萨汗推翻凯加王朝, 成为巴列维王朝的开国国王, 开始全面推行“第三国外交”战略。他认为与伊朗相距甚远、在伊没有传统利益的美国是平衡英俄最理想的第三强国。礼萨汗之所以首选美国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 就是当时的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了理想主义理念, 其关于“民主”、“自由”和“自决”的主张、支持伊朗出席巴黎和会和反对不平等的英伊协定, 使许多伊朗人对美国充满幻想和好感。礼萨汗的提议迅速得到美国的响应。

二、“第三国外交”的曲折实践（1922-1946年）

在巴列维王朝时期, 伊朗 “第三国外交”从1922年引进美国势力到1945年苏联撤军, 先后经历了三个大的发展时期:引进美国、引进德国和再次引进美国。

1、引进美国势力（1922-1927年）

早在1911年5月, 伊朗凯加王朝就已在尝试引进美国势力, 开始任命美国人摩根·舒斯特为伊朗财政大臣, 管理伊朗财政大计, 以遏止英俄扩张;后因遭俄国的坚决反对和抵制, 伊朗被迫撤换舒斯特。[2]

从1922年起, 美国根据伊朗当权者礼萨汗的要求向伊朗派驻财政顾问团和美国石油公司。凯加王朝被推翻后, 美国被伊朗赋予广泛的财政大权和石油开采特权;但由于美伊双方的巨大分歧, 以及英苏从中作梗和排挤, 加上一战后美国在世界的影响力不够强大, 美伊合作破裂, 美国势力被迫撤出伊朗。巴列维王朝的第一次“第三国外交”实践宣告失败。

2、引进德国势力（1927-1941年）

一战后德国实力大增, 希特勒上台后, 加紧扩军备战, 对外扩张, 鼓吹德伊两国同属雅利安人血统, 企图将伊朗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礼萨汗借机引进英俄一战时的对手——德国以抗衡英苏。1927年礼萨汗改聘德国人担任伊朗财政顾问和中央银行行长, 随后邀请大量德国政治、经济、军事、情报和技术人员进驻伊朗, 伊德关系迅速升温, 德国在伊朗势力急剧膨胀, 一时控制了伊朗的经济命脉和军队。纳粹在伊朗庞大的第五纵队和疯狂的间谍活动引起英苏的强烈不满。

1939年, 二战爆发, 世界反法西斯运动日益高涨。尽管礼萨汗对外宣称伊朗严守“中立”政策, 但实际执行亲德政策, 拒绝盟军通过伊朗向苏联抗德前线运送战略物质, 遭到英苏等反法西斯同盟国的强烈反对。1941年6月希特勒对苏联的入侵几乎在一夜之间改变了伊朗的亲德政策。8月, 英苏以抗击德国入侵、确保援苏运输线的畅通为由, 联合出兵占领伊朗, 将德国势力从伊朗彻底清除。9月, 礼萨汗被迫宣布退位, 流亡南非, 让位于他的儿子穆罕默德·巴列维。1943年9月, 伊朗对德宣战, 巴列维第二次“第三国外交”实践中途夭折。

3、再次引进美国势力（1942-1946年）

礼萨汗认为, 英苏两军南北分区占领伊朗, 严重损害了伊朗的独立和主权, 英苏进攻伊朗的当天, 他亲自致电美国总统罗斯福, 请求美国迅速制止英苏的侵略行为。伊朗决定结束德国在伊朗外交中“第三国”地位, 再次求助于提倡尊重弱小民族国家独立与主权、在二战中壮大起来的超级大国美国, 靠引进美国势力来平衡英俄控制。

1942年底, 美国以增强伊朗走廊向苏军运送军火的能力为由, 大举进入伊朗, 建立波斯湾后勤司令部, 将伊朗作为盟军抗击德国的后方和军需给养中心;同时美国相继向伊朗派出财经、军事、石油等顾问团, 被国王赋予极大的特权, 美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全方位地对伊朗进行渗透。1943年12月, 美、苏、英三国德黑兰首脑会议发表了关于伊朗问题的联合宣言, 郑重表示尊重伊朗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 高度评价伊朗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贡献。二战结束时, 在美国的压力下, 英军撤出伊朗;而苏联不愿履行英苏伊签订的战后撤军的协议, 拒不撤军。此时, 巴列维以出让石油租让权为诱耳继续强化以美国为对象的“第三国外交”, 使美国更多地卷入伊朗事务。1946年5月, 在美国和联合国的压力下, 苏军最终从伊朗撤军。

英苏从伊朗撤军标志着英俄控制伊朗的百年历史的终结, 也标志着巴列维王朝第三次“第三国外交”实践的成功。同时, 伊朗此次“第三国外交”对“冷战”的起源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二战后期伊朗“第三国外交”大肆将美国势力引入, 使苏联感受到巨大压力和威胁, 美苏两个盟友在从伊朗撤军等问题上产生了战后以来的首次严重对抗。[3] 可以说美苏在伊朗的对峙拉开了战后东西方全球“冷战”的序幕, 因为“冷战”在伊朗的开始比世界任何地方都要早。[4]

随着苏军撤军和冷战的开始, 巴列维的“第三国外交”告一段落。但英苏撤退后至1979年伊斯兰革命前这段时间仍应被视为巴列维“第三国外交”的后续和遗产。

三、伊朗“第三国外交”战略在核危机上的再现和成功运用

1979年伊斯兰革命胜利后, 伊朗精神领袖霍梅尼坚持输出伊斯兰革命, 明确反对“第三国外交”, 对外政策提出了有名的口号:不要东方, 也不要西方, 只要伊斯兰, 美苏都是大撒旦 (大恶魔) 。他坚决反对伊朗依附于任何一个大国, 认为巴列维国王及其政府是卖国贼, [5] 美国是伊斯兰世界一切灾难的主要祸根。“第三国外交”虽然赶走了英俄殖民主义, 但带来了美国新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新成立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宣布实施独立自主、不结盟的外交政策, 标志着“第三国外交”战略开始退出伊朗外交的核心地位。

自1989年霍梅尼逝世, 特别是1997年5月开明、温和派人物哈塔米当选伊朗总统以来, 为了缓解美国对伊朗的政治遏制、外交孤立和经济制裁, 伊朗开始调整对外政策, 不断缓和和改善与周边阿拉伯国家、与苏俄和与欧盟的关系, 进入“第三国外交”的恢复期。伊朗借重新启动核计划之机, 把近邻俄罗斯拉到自己一边, 加强与俄罗斯的战略关系, 逐步引入俄罗斯力量, 大大增强了伊朗反遏制的力量。

“9·11”后, 随着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大调整, 美国将伊朗列为“邪恶轴心”国和“支持恐怖主义最积极的国家”, 伊朗核问题最终演变成为核危机。伊拉克战争后, 美国矛头直指伊朗, 使伊朗周边安全环境急剧恶化, 美伊核矛盾不断升级。伊朗核问题出现以来, 先后爆发了两次危机, 但都被伊朗的“第三国外交”战略所化解。

第一次核危机 (2002年12月-2003年10月) :美伊围绕核查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附加议定书的签署等问题展开激烈斗争。

2002年底, 美国公布了其侦察卫星拍摄的有关伊朗中部两处正在建造的秘密核设施的照片, 称伊朗有可能利用这两处设施制造核武器, 伊朗秘密核计划曝光。2003年2月9日, 伊朗总统哈塔米突然宣布, 伊朗已经发现铀矿, 并进行了开采。伊朗的核计划遭到美国的“严重质疑”和强烈反对, 美国要求伊朗立即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 停止核计划, 并威胁要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发起对伊全面制裁。同时, 以色列屡次扬言要对伊朗的核设施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从此伊朗核危机全面爆发。为了表明其和平开发利用核能的诚意, 消除美国及国际社会的疑虑和压力, 伊朗一方面主动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巴拉迪及有关专家到伊朗进行检查, 另一方面积极引入欧盟外交斡旋机制, 联欧制美。10月19日, 在国际原子能机构设定的最后期限 (2003年10月31日) 即将到来的关键时刻, 伊朗史无前例地邀请法、英、德外长访问伊朗, 就伊朗核问题进行磋商, 最终签订德黑兰声明。伊朗同意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附加议定书, 完全公开其核计划, 暂停铀浓缩活动, 加强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全面合作, 接受严格核查。至此, 一场迫在眉睫的危机得到化解。

第二次核危机 (2004年2月-2004年12月) :美伊围绕是否中止铀浓缩活动进行激烈较量。

2004年2月, 国际原子能机构称在伊朗发现了未向该机构申报的第二代铀浓缩分离机的设备图纸和离心机部件;并称去年9月在伊朗发现了未声明的“可用于军事目的”放射性元素钋的痕迹。国际原子能机构对此表示“严重关切”, 保留将伊朗核问题提交安理会审议的选择权。为此, 伊朗在3月28日作出强硬回应, 宣布位于伊斯法罕的核燃料处理设施已恢复运行, 将在今后20天内开始核燃料的试生产。5月6日, 美国众议院决定授权美国总统在认为必要的任何时候对伊朗核设施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至此, 伊朗核危机再次爆发。为了打破美国的外交攻势和军事威胁, 伊朗与欧盟三国举行了多轮会谈, 于11月7日达成巴黎协议。欧盟三国承认《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赋予伊朗的权利, 法德英承诺给予伊朗核能技术及经贸合作方面的激励, 支持伊朗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以换取伊朗于11月22日中止与铀浓缩有关的一切活动。12月29日国际原子能机构通过英法德3国提交的决议草案, 决定不将伊朗核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伊朗核危机在一波三折之后再度被化险为夷。

在这两次危机中, 伊朗巧妙而适度地利用美欧、美俄在伊朗核问题上的政治分歧和利益冲突, 大力开展“第三国外交”, 成功避免了国际原子能机构将其核问题提交联合国安理会处理和美国借口发动军事打击的危险局面, 取得了两次阶段性的胜利。伊朗一方面, 不断巩固和深化伊俄核能合作, 充分发挥核合作伙伴俄罗斯的作用, 使俄罗斯深陷核危机之中, 使之积极为伊朗核计划辩白, 以牵制美国;另一方面, 还极力“稳住”、拉拢企望主导中东事务、严重依赖中东石油战略资源和积极推进自己和平外交理念的欧盟三国, 不断完善与欧盟对话和合作机制, 不但发展了与欧盟和与俄罗斯全面合作关系, 从中获得经济实惠, 增加外交回旋余地, 拓展了自己的生存空间, 赢得了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大多数成员的支持, 还分化了西方阵营, 孤立了美国。此次欧盟为伊朗核危机的平息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特别是英国坚定地站到了法德一边, 展示了其不同于美国的外交新形象。

纵观两年多来的伊欧“核谈”, 伊朗外交特点可概括为:审时度势, 讨价还价, 态度时软时硬, 有妥协有斗争, 斗而不破, 避免与国际社会“摊牌”、与美国闹僵, 不给美国以制造事端的借口。在核危机处理中, 作为石油大国的伊朗, 还把能源作为引入第三国力量、平衡对外关系的有力武器。

四、对伊朗“第三国外交”战略的历史评价

第一, 在伊朗巴列维三次“第三国外交”实践中, 前几次都失败了, 只有最后一次取得成功。这一次之所以成功, 是因为伊朗抓住了二战期间全世界被压迫民族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契机, 巧妙利用第三强国美国力量将英俄赶出伊朗, 除掉了心腹之患, 推翻了英俄的长期殖民统治和压迫, 实现了国家的独立和统一。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伊朗能审时度势, 站对了队伍, 加入到正义的反法西斯同盟中去, 引进的第三国——美国不仅是世界超级大国, 而且是世界反法西斯的主要盟军, 从这一点上讲, 伊朗“第三国外交”具有一定的国际进步性。而二战前引进纳粹德国不符合世界潮流, 违反人类进步, 必然要失败。就连礼萨王自己也承认, 引进德国并不是喜欢纳粹的意识形态, 而是把德国当作抗衡英俄两个传统敌国的“较小的祸害”。[6]

第二, 第三次“第三国外交”的成功也使伊朗付出了巨大代价。伊朗虽然实现了国家名义上的独立和自主, 但又完全陷入第三强国——美国的控制之下, “第三国外交”实际上演变成了伊朗对美国的“一边倒”政策。随着美伊军事同盟条约的签订, 美国势力合法进入伊朗, 并享有大量特权, 伊朗成了第三强国的附庸国和经济殖民地, 国家主权重新遭到损害。巴列维王朝虽然实现了国家眼前利益, 却牺牲了国家的长远利益。

第三, 从某种程度上讲, “第三国外交”是伊斯兰革命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 也为后来的美伊交恶和敌视埋下祸根。虽然伊朗在美国大力扶植下一时在海湾坐大, 成为海湾强国, 但巴列维的独裁和腐败, 紧跟美国、脱离本国实际、照搬美国模式强制推行现代化运动的作法, 激发了国内社会矛盾和人民的反美情绪, 以至断送了自己的政权。伊斯兰政权驱赶美国、坚决反美的政策遭到了美国的强烈反对, 在美国看来这一举动严重损害了伊朗的“历史功臣”——美国在伊朗的既得利益。

第四, 实施“第三国外交”战略, 使列强们互相牵制, 对于长期陷入地缘政治大国利益漩涡、在列强夹缝中求生存的弱国伊朗来说, 是不得己而为之, 无可非议, 它是列强争霸的产物。但是在使用“第三国外交”时, 一是应该顺应世界潮流, 要根据国际形势适时调整对外政策;二战前巴列维引进德国势力是严重的外交失误。二是需要技巧和智慧, 应把握好度和量, 不能过分依赖外国势力。近现代伊朗长期、过度使用“第三国外交”战略, 注定要失败。二战后继续大量引进美国势力就是最沉痛的教训。任何“第三国外交”不可能保证一个国家真正实现独立和富强, 它是以牺牲国家利益为代价的。一个国家要想实现民族解放, 必须开展民族独立运动, 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富国强民之路。弱国无外交, 巴列维两任国王先后客死南非和埃及, 给巴列维王朝的“第三国外交”敲响了警钟。

第五, “第三国外交”的实质是均势外交, 其理论基础是均势战略和联盟战略;同时“第三国外交”又是一种少有的、不易引起国内外学者高度关注的多边均势外交和多元力量平衡。在国际关系中, 弱小国家利用“第三国外交”的案例不胜枚举。在不损害国家主权情况下, 借用“第三国外交”的一些有益成份, 来保护国家利益是可取的。历史上, 欧洲小国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曾被德法两大国侵略过, 二战后欧共体成立, 欧洲出现法德轴心, 为了制衡东西两边的法德, 荷比卢三国积极引进英国或美国势力, 一方面支持英国加入欧共体, 另一方面支持北约的成立和欧美军事合作, 以避免过分依靠法德而失去国家主权。其实, 巴列维的“第三国外交”与中国清朝和民国的“以夷制夷”外交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这是因为两国历史经历相同: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侵略和奴役, 国力衰弱。

第六, 一国的外交文化是很难从根本上改变和消亡的, 伊朗历史上的“第三国外交”战略思想在成功化解核危机上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 作为被动、弱势一方的伊朗, 对“强敌”美国恰当采取了伊朗传统上的“以夷制夷”式的“第三国外交”战略, 在两大强国俄罗斯 (伊朗的近邻和核合作伙伴) 、美国 (已对伊朗构成两面夹击之势) 之外, 着力引进欧盟三国外部力量来抵消美国的打压, 与美国玩“老鼠斗猫”游戏, 保护了国家利益。同时, 伊朗现政府不断丰富和发展“第三国外交”战略思想, 赋之于新的内涵:用之适时有度, 不能损害国家的独立自主和国家主权。总之, 伊朗在处理核危机上的外交完全不同于巴列维时期靠出卖国家主权吸引外国势力、一味投靠外国力量的“第三国外交”。

注释

[1] [苏]伊凡诺夫:《伊朗史纲》[M], 三联书店, 1973年版, 第252—261页。[2] [英]莫瓦特:《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 (第12卷) 》[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年版, 第371页。[3] 李春放:《伊朗危机与冷战的起源》 (1941—1947年) [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第5页2001年。[4] 彭树智:《二十世纪中东史》[M],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年版, 第139页。[5] 杨灏城等:《当代中东热点问题的历史探索——宗教与世纪》[M], 人民出版社, 2000年版, 第276页。[6] 李春放:《伊朗危机与冷战的起源》 (1941—1947年) [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年版, 第53页。

（来源：《国际论坛》200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