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十月革命至1941年，苏伊两国分别经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和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巨大转型。因此，这一阶段的苏伊关系是苏联在资本主义世界围堵下谋求生存和发展与伊朗在民族独立大潮中谋求政治独立和现代化的复杂背景下发生和发展的，在历史进程中具有同向性，也受制于各自不同的国际环境与经济社会基础，既奠定了和平的主基调，也使两国的合作与斗争异常复杂、多变。
笔者认为，1941年前的苏伊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以1921年2月礼萨汗发动政变和两国签署《苏波友好条约》为界。前期苏联经历艰难的建交斗争与伊朗建立起平等和平的外交关系，后期两国关系虽屡有波折，但未发生对抗或战争。苏联对伊实际采取以政治“修好”为主、强力施压为辅，软硬兼备的外交策略，其目的是确保伊朗成为其南部防范西方进攻的“缓冲国”，以此巩固和加强苏联的安全，确保国内经济发展。也正因如此，苏联与伊朗关系中呈现出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双重色彩，还不时带有不公正、不平等的特征。
一、艰难的苏伊建交斗争
从1917年12月14日伊朗承认苏俄新政权到1921年2月26日缔结友好条约，两国关系正常化花费3年多的时间。以1920年5月苏联登陆伊朗恩兹里港清缴“白军”为分界线，苏伊建交过程可分为两个阶段。
（一）苏俄主动向伊朗示好，但遣使谈判屡遭冷遇
苏俄强烈而清晰地向伊朗表达建立和平、友好、平等外交关系的愿望。从1917年12月到1918年1月，苏俄公布大量沙俄与西方列强签订的秘密条约，涉及伊朗的主要是1907 年俄英瓜分伊朗、阿富汗势力范围的密约。此后，托洛茨基、人民委员会相继宣布废除各项对伊不平等条约。苏俄的立场和行动得到伊朗的赞赏与好评，但它对苏俄的态度始终充满犹豫和怀疑。
主动撤军是苏俄改善与伊朗关系的重要表现。在与同盟国谈判后，1917年12月15日苏俄和奥斯曼帝国签署了《布勒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同意从伊朗领土撤出各自的军队。到1918年底，苏俄基本完成撤军任务。
多次遣使出访是苏联推动建交的切实举措。在谋求建交的第一阶段中，苏俄派出卡尔·布拉万和伊·奥·阔洛米采夫两位特使，三次赴伊朗谈判。后者两次出访，首次遇袭逃回苏俄；第二次被捕遭杀害。到1919年中，苏俄各种外交示好未能换来伊朗的回应，伊朗反而不断触碰苏俄的“安全神经”，如签署《英波协定》。苏俄对伊政策逐渐强硬化。
（二）伊朗受压后转变对苏政策，遣使出访谈判
首先，苏俄出兵伊朗剿匪。1920年5月红军在里海南岸的恩兹里港登陆，追剿躲藏在伊朗境内由邓尼金领导的“白军”，北部各省相继被苏俄占领。苏俄明确指出: 驻扎在伊朗北部的英国军队直接威胁到苏俄边境的安全，在英国撤离伊朗之前，红军决不撤走。其次，苏俄承认吉朗共和国政权。1920年6月，苏俄承认吉朗共和国政权，并给予军事和经济援助。1920～1921年，吉朗共和国三次进攻德黑兰，给恺加王朝带去不小的压力。另外，苏俄还对阿塞拜疆民主党在大不里士举行的希阿巴尼起义给予支持。
出兵剿匪和支持吉朗共和国的强硬举措迫使伊朗重新考虑对苏政策，并回到谈判建交的轨道上。1921年2月两国签署《苏波友好条约》，苏联放弃沙俄的各种特权和殖民权力。条约的签订是两国关系改善的关键一步，部分改善了百年来伊朗对俄国的敌视和不信任态度，产生良好的国际舆论效应，也成为苏俄处理与周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关系的典范。
二、1941年之前的苏伊关系
1941年前，苏伊关系曾出现许多矛盾和分歧，但和平稳定是两国关系的主基调。两国关系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一是政治关系；二是经贸关系；三是苏联、共产国际与伊朗的共产主义运动的互动。其中，经贸关系是斗争最激烈的领域；而苏联、共产国际与伊朗的关系则广受非议。
在政治关系方面，苏联对礼萨汗和巴列维王朝都持较为正面的态度。苏联和伊朗签署大量政治、经济条约和协定，并就一些关乎自身的问题在国际事务中相互协调。安全问题是苏伊关系的核心。1927 年10月，苏伊签署《互不侵犯与中立条约》，重申1921年条约中的秘密条款依然有效。在领土和边界问题上，两国于1926年签署界河协议，1927年苏联归还恩兹里港，1928年签署跨境部落协定，基本解决边界争议。国际合作方面，苏联支持伊朗对巴林的主权宣誓，不支持伊朗境内反政府的叛乱和部落战争。伊朗则在国际社会上支持苏联的集体安全和裁军提议，在国联中帮助调解波兰—立陶宛之争，邀请苏联签署《非战公约》。总体而言，苏联和伊朗互为重要邻邦，也都外敌环伺，两国均不愿看到矛盾和分歧升级走向对抗与冲突。
在经济关系方面，十月革命对两国经贸造成严重冲击，苏俄基本停止对伊朗的出口，边境贸易陷于瘫痪，伊朗的贫困和政治不满日渐尖锐。因此，恢复与苏俄的经济联系，逐渐摆脱对它的经济依赖是伊朗必须解决的难题。二三十年代伊朗发展对苏经济关系和礼萨汗的改革都与此目标密切相关。和平友好条约签署后，两国签署大量经贸协定。其中比较重要的有税率协定（1924年7月）、三次贸易协定（1927年、1931年和1935年）、贸易条约（1940年3月）等。基于传统的经济联系和《苏波友好条约》的支持，20年代两国的双边贸易得到大幅度提升。整个30年代，苏联占据伊朗外贸的首位，贸易总量占伊朗进出口的三分之一。
苏伊的经贸关系反映出苏联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对伊朗而言却存在一定的不平等性。苏联在贸易规模、税率、支付方式等方面做严格规定。伊朗始终处于被动地位，边贸易也处于出超状态。为此，伊朗一方面对贸易协定有效期设限，在贸易中尽可能保证公平。另一方面，加速建设国内路网和统一的国内市场，打开波斯湾沿岸的进出口通道，着重发展进口替代产业。1939年后苏伊经贸协定到期后，双边贸易规模直线下降，再未恢复20年代时的水平。
在探讨苏联、共产国际和伊共的关系时，首先应明确的是伊朗及其共产主义运动不是共产国际关注的重点。与共产国际“二大”上对殖民地政策的激烈争论不同，“三大”基本没有讨论共产党在西亚和近东的活动；“四大”和“五大”认为近东和中东共产主义工作不重要；“六大”上因对伊朗形势和共产主义运动方式有激烈争论，未公开表述伊朗问题。
其次，苏联和共产国际深度卷入伊共发展进程，矛盾和摩擦不断。20年代，伊共内部激烈的政治斗争和苏联有密切关系，其中包括列宁路线和斯大林路线之争、斯大林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之争、伊共第一和第二中央委员会之争等。1927年伊共二大将礼萨汗的镇压活动部分归因于共产国际和苏联确定的亲礼萨汗政策，使得矛盾公开化。伊朗代表因指责苏联错误指导伊朗共产主义运动，在1938年大清洗中被枪决。
再次，苏联的政策影响到共产国际对伊共和伊朗的政策。苏联认为，伊朗革命的首要目标是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合力打击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苏联不希望也不允许伊共活动危及两国关系。为此，《苏波友好条约》订立前，共产国际严厉批评恺加王朝的亲英政策和傀儡性质。友好条约签署后，共产国际转而要求伊共将注意力从支持地方斗争转向获取在中央的政治影响力，减少或放弃对吉朗共和国和各地起义的支持，积极参与议会政治。不仅如此，共产国际和苏联不允许在苏联受训的伊朗共产党员归国，而是派往中亚国家开展工作。
三、大国博弈与苏伊关系
1917～1941年，苏英两个传统大国继续在伊朗展开博弈。与此同时，伊朗实施第三国外交，美国、德国两个新秀相继登上大国竞争的舞台。苏联不仅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对伊朗影响最大的国家，它也使伊朗成为其南部的安全屏障与缓冲国。
（一）英苏博弈下的苏伊关系
从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沙俄在伊朗的影响力渐趋瓦解，英国立即填补“力量真空”，想将两河流域和伊朗都变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进而控制整个波斯湾。在英国的干预下，伊朗不仅中断本已启动的对苏建交谈判，还采取敌对立场，进而成为英国侵略和遏制苏俄的“桥头堡”和帮凶。
1918年上半年，伊朗虽未同意与苏俄建交，但态度相对友好，并提出两个建交条件。8月，亲英的沃苏格杜拉担任首相后，对伊朗外交部长说他对苏联的不友好态度是英国大使的命令。随后拒绝与之建交，还关闭了伊朗驻苏大使馆。在控制伊朗后，英国逼迫伊朗拒绝与苏俄谈判；将伊朗作为支持高加索三国沙俄叛军的供给基地；让邓斯特维尔将军和马勒森将军从伊朗西北和东北出发，分别进攻巴库和土库曼斯坦。另外，英国怂恿伊朗要求苏俄归还200年里被沙俄夺取的里海东西两岸大片领土。归还领土不仅是在瓦解苏维埃新生政权，更会瓦解俄罗斯民族的精神内核，是不能容忍的事。由强烈“反共”的英国控制的恺加王朝是对苏俄，尤其是对苏俄南部腹地安全的巨大威胁。因此，笔者认为红军入境剿匪和介入伊朗国内事务是苏联采取的进攻性防御策略，具有自卫性质，并非意图推动世界革命或进行领土扩张，也不能简单解释为侵略。
（二）第三国外交政策下的苏伊关系
第三国外交是伊朗近代外交史的特殊产物，是指在英、俄两大殖民帝国之外，寻找一个地理位置遥远、没有根本利益冲突的第三强国引入国内以制衡英俄的殖民统治，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1941年前，伊朗先后选择美国和德国作为第三国外交的对象，直接影响苏伊关系的发展。
礼萨汗聘请美国的米尔斯普顾问团协助管理经济、财政和社会问题，主动向美国石油公司开放北部石油租让权并签署开发协议。苏联对美国势力进入北方诸省和开发油田非常不满，苏伊两国的争执进一步导致双边贸易谈判的暂停。此后，德国成为礼萨汗第三国外交的新选择从20年代后期开始，伊德经贸关系迅速发展。30年代后，德国逐渐取代苏联成为伊朗最重要的经济伙伴和最密切的外交伙伴。30年代之前，苏联还对伊德亲善持默许和容忍态度。苏德战争爆发，伊朗对二战战事和苏联生存的战略价值凸显，苏联和英国都无法继续容忍德国在伊朗势力的扩张，最终联合出兵占领伊朗。
苏联在伊朗的缓冲国外交具有防卫性质，是阻挡资本主义世界进攻的缓冲带的组成部分。一方面，苏联成功保持其作为影响伊朗外交主要大国的地位，确保伊朗的中立。1917～1941年，大国在伊朗的斗争从苏英两强相争演变为苏、英、美和苏、英、德三强制衡，苏联始终站在大国博弈的中心。另一方面，苏联坚决打击第三国在伊朗的势力，阻止他国靠近苏联边境。为此，它支持伊朗收回殖民权益，坚决反对英国、美国或德国进入伊朗北部省份，更不允许礼萨汗放任德国法西斯势力在伊朗的活动和扩张。伊朗的中立和缓冲国地位确实为苏联二三十年代高速的经济建设与发展构建了安全的周边环境，是早期苏联外交的重要成就。
四、结语
苏联早期对伊外交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借助《苏波友好条约》《互不侵犯与中立条约》以及自身强大的经济与工业实力，苏联在政治和经济上一直保持游刃有余的优势地位。从安全上看，伊朗也未再对苏联构成威胁。因此， 1917～1941 年的苏伊关系是苏联对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外交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调和现实国家利益和社会主义国家本质的成功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