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奥斯曼帝国与萨法维王朝都脱胎于塞尔柱王朝的废墟之上，它们在核心利益方面的严重冲突奠定了两国外交关系的基调。在苏菲派盛行的背景下，萨法维王朝的崛起及其以什叶派立国的现实对奥斯曼帝国的政治和宗教秩序构成剧烈冲击。在应对萨法维王朝挑战的过程中，奥斯曼帝国进一步强化了逊尼派的宗教认同，并加速了自我身份的构建。在核心利益上的争夺以及围绕意识形态产生的冲突，使得奥斯曼帝国与萨法维王朝之间的外交关系呈现出以军事交往为主的显著特征，深刻影响了两国的外交关系格局，并由此产生了重要的历史与现实影响。

关键词

什叶派；逊尼派；苏菲派；奥斯曼帝国；萨法维王朝

作者简介

刘昌鑫，博士，山东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讲师

正文

在世界近代史上，奥斯曼帝国崛起并成为横跨亚、欧、非长达600年的封建帝国，深刻影响了中东地区乃至世界格局的演变。与此相对的是，萨法维王朝不仅开创了一种迥异于奥斯曼帝国的发展模式和宗教—政治组织形式，而且作为抗击奥斯曼帝国的重要政治力量在中东历史发展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奥斯曼帝国与萨法维王朝同属军事封建帝国，难以用现代国家的相关概念进行剖析，但两者在政治对抗中逐渐构建起模糊的民族与宗教认同，并且在两大伊斯兰帝国的废墟上诞生了作为帝国遗产继承者的民族国家——土耳其和伊朗。

按照国内学者对国家发展阶段的划分，奥斯曼帝国与萨法维王朝处于从前现代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过渡阶段，而国家利益则表现为一个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利益，包括核心利益和次要利益等方面。在此阶段，国家的生存和延续构成了奥斯曼帝国与萨法维王朝的核心利益。对它们而言，核心利益主要表现为确保领土上臣民的效忠，同时揉合了领土完整和政权合法性等因素。领土完整对于它们的重要性无需赘言，政权合法性表现为古老的帝国制度以及民族文化认同，直接关系到君主统治的稳定。意识形态是动员和获取民众支持的重要手段，进而导致领土的变更以及政治合法性的波动。宗教作为意识形态的重要形式，在此进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说，国家利益是意识形态的出发点，而意识形态则成为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作为安纳托利亚东部地区的主要竞争者，奥斯曼帝国与萨法维王朝不仅在核心利益方面存在根本矛盾，而且以教派差异呈现出的意识形态之争也时常提上日程，深刻影响着两国的外交关系格局。本文将主要从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的角度剖析两国外交关系。

一、奥斯曼帝国与萨法维王朝的核心利益竞争

（一）争夺塞尔柱王朝的政治遗产

突厥人最初以奴隶和雇佣兵的身份出现在西亚地区，而后在地区事务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塞尔柱人属于乌古斯部落的一支，接受了伊斯兰教逊尼派的信仰，他们将吉哈德观念与游牧部落的劫掠习性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突厥加齐（自由游牧武士）传统。几乎每个加齐团体都承认一位精神领袖——领袖大都是神秘主义者、托钵僧或者苏菲宣教师，因此加齐常常依附于某个托钵僧教团。加齐传统是突厥人重要的政治资产，在西亚各埃米尔国的扩张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1071年的曼齐克特战役中，塞尔柱突厥人大败拜占庭帝国军队，彻底摧毁了拜占庭帝国的东部防线，为突厥人进入小亚细亚扫清了障碍，进而加快了安纳托利亚地区的突厥化进程。为巩固自身统治，突厥征服者寻求当地权贵阶层的支持，吸收当地先进文化。塞尔柱苏丹阿尔斯兰及其子马立克沙统治时期，重用当地权贵，整顿政务，改善交通状况，大力发展生产，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西亚地区经济的复苏。自12世纪开始，伊斯兰教的宣教师开始用突厥文书写简单易懂的宗教诗歌和短文，并在突厥部落中传播，以强化他们的宗教情感，使其谨守礼仪和宗教功课。与此同时，以阿拉伯文化和波斯文化为主的外来文化借助伊斯兰教的传播渠道，不断流入突厥民族和部落中。在马立克沙统治时期，塞尔柱王朝的势力达到顶峰，领土横跨从中亚至小亚细亚的大片地区。此后，蒙古人的西征在政治上肢解了突厥人的安纳托利亚，出现了诸多小塞尔柱王朝。1260年至1320年间，安纳托利亚地区的政治格局进一步呈现碎片化态势，兴起了包括奥斯曼埃米尔国在内的众多封建王朝，围绕塞尔柱王朝的政治遗产展开了激烈角逐。

首先，奥斯曼帝国在争夺塞尔柱王朝政治遗产的斗争中占得先机。早期奥斯曼埃米尔国位于安纳托利亚西北一隅，臣属于罗姆苏丹国，致力于对拜占庭帝国进行劫掠，并随着安纳托利亚各地突厥部落战士的纷纷加入而日益强大。当帖木儿横扫安纳托利亚地区时，该地区许多突厥人并未被视作奥斯曼土耳其人，本身也没有承认奥斯曼王朝的统治。早在1334年，奥斯曼的儿子奥尔汗便在布鲁萨一座清真寺的题词中自称为“苏丹、加齐的苏丹之子、加齐之子加齐、天下勇士、寰球英雄”。这表明奥斯曼土耳其人兴起之时，便已具有继承塞尔柱政治遗产的意愿。在穆拉特二世统治时期，奥斯曼土耳其人发起了“浪漫主义”运动，统治者遂开始重视编纂奥斯曼历史，一部新的官方史书正式出现。史书将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先祖追溯到乌古斯部落杰出的祖辈们，宣称他们率领400名骑兵从突厥斯坦来到小亚细亚进行征战，取得巨大胜利并获得了封邑，进而开启了奥斯曼土耳其人的辉煌历史。这部史书表明，随着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崛起，统治者开始重视建构自身起源的历史，一方面是为了强化自身认同，另一方面是通过赋予自身权力以传奇色彩来巩固统治。穆罕默德二世在攻占君士坦丁堡后，采取了大量措施来稳固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并在安纳托利亚地区进行了一系列征服活动。1473年，穆罕默德二世率军在小亚细亚东部的埃津坚附近击败了波斯白羊王朝的乌宗可汗，夺取了白羊王朝的大片领土。可以说，奥斯曼帝国从建立之日起就一直在蚕食塞尔柱王朝遗留下的政治遗产，试图完全继承突厥部落的精神遗产。

其次，萨法维王朝成为塞尔柱政治遗产的主要竞争者。自蒙古人入侵之日起，波斯便成为蒙古人和土库曼人争夺的对象。1243年科赛达格战役后，罗姆苏丹国成为伊尔汗国的藩属，大批土库曼部落被迫由伊朗和中亚进一步迁往安纳托利亚地区。15世纪伊尔汗国崩溃造成的权力真空，使波斯地区出现了许多军事实力较强的埃米尔国。位于伊朗东南部的帖木儿王朝主要由信奉逊尼派的波斯人构成，他们继承了蒙古帝国崩溃后留下的政治遗产。1469年，白羊王朝的乌宗可汗大败黑羊王朝的贾汗沙，并将帖木儿家族统治下的阿塞拜疆、亚美尼亚以及远至呼罗珊的伊朗地区统统纳入王朝的版图。在伊尔可汗及帖木儿的支持下，萨法维家族的势力逐渐强大。最初，萨法维教团借助信徒的和平宣教而日益壮大，并将其宗教影响扩展至普通民众，其中包括伊朗和安纳托利亚地区众多的土库曼部落。1500年，伊斯玛仪在效忠自己的土库曼部落“红头军”的支持下，击败了宿敌西尔万王公政权。需要指出的是，1499年伊斯玛仪参加白羊王朝内战时的身份不仅是一位军事谢赫，而且是白羊王朝的一位王子，体现了他对塞尔柱人政治遗产的充分利用。伊斯玛仪是乌宗可汗的孙子，因而在争夺白羊王朝的斗争中具有一定的合法性。伊斯玛仪既被伊朗地区的民众视为白羊王朝的合法继承者，又被土库曼支持者视为具有“克里斯玛”（Charisma，魅力）光环的宗教—政治领袖。萨法维王朝建立后，不仅逐渐蚕食白羊王朝的领土，而且觊觎安纳托利亚地区的统治权，呈现出与奥斯曼帝国争夺塞尔柱政治遗产的格局。

塞尔柱王朝初步奠定了突厥人在西亚地区舞台上的重要地位，不仅塑造了基本的地理空间，而且推动了突厥部落的阿拉伯化和波斯化，为奥斯曼帝国和萨法维王朝的崛起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及精神基础。从塞尔柱王朝建立到萨法维王朝崛起，西亚地区诸埃米尔王朝中产生了支配突厥人生活达数世纪之久的政治和社会生活模式，对奥斯曼帝国和萨法维王朝的政治建构产生了深刻影响。可以说，正是在塞尔柱王朝的废墟上，诞生了近代中东地区最重要的两个王朝——奥斯曼帝国及萨法维王朝，而且两者在争夺塞尔柱王朝政治遗产方面的矛盾难以调和。

（二）建立囊括安纳托利亚东部地区的帝国

国内学者曾以“核心—外围—边缘”来区分奥斯曼帝国的治理结构。在这一结构中，“核心”指的是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安纳托利亚地区，“外围”主要指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阿拉伯世界，“边缘”则指马格里布地区。为维护“核心”地区的安宁，奥斯曼帝国需要确保对与该地区在地理上紧密相连的高加索地区、伊朗高原西部以及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控制。每当萨法维王朝强大并进攻奥斯曼帝国东部领土时，奥斯曼帝国都会暂时撇下其他地区的事务，竭力消除本国东部地区的隐患，凸显出东部地区对帝国的重要性。对于萨法维王朝而言，安纳托利亚东部及其相邻地区是王朝的重要发源地，出于维护政权稳定的需要，它也重视对这些地区的控制。因此，奥斯曼帝国和萨法维王朝围绕控制安纳托利亚东部地区展开了一系列争夺。

第一，奥斯曼帝国决不允许任何势力威胁其东部地区。奥斯曼土耳其人属于乌古斯部落联盟的卡伊部落，最初居住在中亚地区，后迁徙至里海附近、波斯北部和东部。阿拔斯王朝时期，奥斯曼土耳其人皈依了伊斯兰教逊尼派。蒙古人的西侵迫使众多突厥部落自东向西迁徙，奥斯曼土耳其人也被迫从波斯东北部的呼罗珊迁到小亚细亚地区，最初依附于塞尔柱人建立的罗姆苏丹国，常对拜占庭人发动进攻。同时，奥斯曼土耳其人也不断兼并安纳托利亚地区势力较弱的埃米尔国，使领土逐渐东扩。1402年至1412年间，穆罕默德一世曾从安卡拉逃到东方，在阿玛西亚和托卡特附近的山岭中建立了根据地，逐渐恢复了奥斯曼王朝昔日的领土。然而，奥斯曼帝国对于东部边境地区的司法控制相对薄弱，当地民众一旦发生纠纷，往往寻求苏菲宣教师的调解。奥斯曼帝国东部边境地区的战略和经济地位显著，穿过伊朗北部及高加索山区的贸易路线构成了奥斯曼帝国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在15世纪，奥斯曼帝国对于波斯的兴趣主要在于维持安纳托利亚中东部地区经常发动叛乱的各个部落之间的和平，同时确保对于中国和印度商路的控制。此外，在奥斯曼土耳其人兴起的过程中，军队的招募以及组织至关重要，而安纳托利亚中东部的部落骑兵占据了重要地位。因此，奥斯曼帝国竭力维持对于东部地区的控制。

第二，萨法维王朝始终致力于建立包括安纳托利亚东部地区在内的帝国。萨法维王朝发源于伊朗的阿尔达比尔，而萨法维教团的名称源自其奠基人谢赫萨菲丁。当时，阿尔达比尔处于伊斯兰帝国前沿，控制着主要的贸易路线。萨法维教团第四代领袖谢赫朱奈德于1447年被驱逐出阿尔达比尔，他在阿塞拜疆、安纳托利亚东部以及叙利亚北部游荡，逐渐获得当地诸多土库曼游牧部落的支持。在此期间，朱奈德试图在安纳托利亚地区找到安置追随者的控制区域，但未获成功。1454年，朱奈德赴白羊王朝乌宗可汗的宫廷寻求庇护，并参加了白羊王朝与黑羊王朝争夺安纳托利亚东部地区的战争。在乌宗可汗的宫廷中任职三年后，朱奈德娶了乌宗可汗的妹妹，稳固了萨法维家族与白羊王朝的政治联系，进一步增加了萨法维家族在安纳托利亚和叙利亚的势力。1501年至1502年间，伊斯玛仪的军队消灭了白羊王朝，建立了以大不里士为首都的萨法维王朝。不久，伊斯玛仪又将触角伸向拥有大批支持者的安纳托利亚东部地区，希望扩大自身影响力，并建立一个囊括该地区的王朝。此时，安纳托利亚地区爆发了由卡腊曼领导的反抗奥斯曼帝国的起义，当地的起义者支持伊斯玛仪。伊斯玛仪在安纳托利亚中东部地区建国的理想似乎近在咫尺。然而，时任特拉布宗省长的塞里姆王子坚决抗击，令伊斯玛仪的这一理想落空。

安纳托利亚东部及其相邻地区分布着大量突厥部落和库尔德部落，是奥斯曼帝国与萨法维王朝重要的兵源补充地及后方补给基地，对于两个帝国而言至关重要。对于同样是建立在部落社会基础上的封建王朝来说，安纳托利亚东部及其相邻地区不仅是奥斯曼帝国与萨法维王朝的重要组成部分、兵源地和战略后方，而且承载着两国的历史和文化记忆。因此，奥斯曼帝国与萨法维王朝对安纳托利亚东部及其相邻地区的争夺，直接涉及到两国的核心利益，矛盾难以调和，从而奠定了两国外交关系以对抗为主的基调。

二、奥斯曼帝国与萨法维王朝的教派对立

蒙古西征引发的地区乱局，对安纳托利亚和波斯地区的民众造成了大范围恐慌，苏菲教团恰恰利用了这种社会乱局。苏菲宣教师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逐渐成为民间宗教的主要代表及临时代治者，充当了政府机构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协调者。 12世纪至13世纪，以著名苏菲宣教师及其追随者为中心的地区性世袭教团日益勃兴。苏菲派获得了处于帝国边缘地区游牧部落的广泛认同。在宣教过程中，苏菲宣教师积极鼓励当地发展民俗文化，其中一些宣教师公开反对信徒与政府进行接触，反过来促使当地民众抵抗任何政权迫使他们臣服的举措。同时，这些苏菲追随者也拥有向其他统治者寻求捐助的机会，并充分利用了这种优势。简言之，在奥斯曼帝国的东部边远地区，苏菲宣教师比帝国政府享有更多的权威，迫使当地政府不得不利用一切资源来加强对苏菲追随者的控制。值得一提的是，在乌宗可汗时期，白羊王朝开始默许苏菲派的传播，对传统的逊尼派信仰构成了挑战，并为萨法维王朝的崛起提供了现实土壤。萨法维王朝早期推行的什叶派信仰揉合了苏菲派教义，不仅获得了苏菲追随者的大力支持，而且对奥斯曼帝国的官方信仰体系形成巨大冲击，激化了双方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对立。

（一）萨法维王朝以什叶派立国

从建立萨法维道堂到形成以什叶派为主的格局，什叶派在萨法维王朝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萨法维道堂的延续。萨法维家族的道堂是由谢赫萨菲丁（1252～1334）创立的，萨菲丁曾自称是第七代伊玛目穆萨·卡西姆的第二十代玄孙。萨菲丁曾追随苏菲派著名的谢赫扎黑德·吉兰尼，并继承了他的衣钵。1310年谢赫扎黑德逝世后，萨菲丁将道堂从吉兰迁至位于大不里士以东160英里处的阿尔达比尔。在萨菲丁及其追随者的经营下，阿尔达比尔地区的苏菲道堂成为传播苏菲派教义和吸纳支持者的中心。此后，萨法维家族在萨菲丁陵墓附近修建了一座圣祠，成为苏菲派道堂的中心，并一直由该家族的后裔主持。萨菲丁的孙子豪贾·阿里深得帖木儿的信任，获得了阿尔达比尔及其周围大片地区的控制权。在哈达尔时期，他发明了用十二道褶皱来表示什叶派十二个伊玛目的红色哈达尔帽。哈达尔的支持者主要是土库曼部落的成员，其中多为帖木儿当年赦免的安纳托利亚地区战俘的后裔。1490年雅库布苏丹去世后，白羊王朝随即陷入动乱，为萨法维王朝的崛起创造了条件。

第二阶段，伊斯玛仪以什叶派立国。萨法维王朝建立后曾一直处在逊尼派的四面包围中，因而在一个以逊尼派为主的环境中保持自身的独立性成为执政者的难题。况且，萨法维王朝境内多高原山地，居民分散，部族众多，不利于维持统治。以什叶派立国不仅有利于萨法维王朝统治者对抗部落势力，而且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伊斯玛仪将追随者称为“加齐”和“苏菲”，将阿里称为安拉的化身，赞颂十二伊玛目，自称为“安拉的秘密”、“隐遁的伊玛目”、“指导性的伊玛目”以及“完美的向导”等。伊斯玛仪宣称，他的祖辈是先知穆罕默德、阿里和第七世伊玛目的后裔，他的母辈出于白羊王朝的突厥人和拜占庭诸帝，因而获得了波斯和突厥等民族的大力支持。事实上，萨法维王朝推行的什叶派教义强调安拉与信徒之间通过《古兰经》进行间接联系，通过伊玛目则可以直接与安拉建立联系。对什叶派而言，阿里既是安拉的证明或证据，也是安拉的亲密朋友。由于伊玛目继承自阿里，因此安拉使伊玛目具有不缪性。隐遁的伊玛目不会等到预定的时刻才降临，因此每一位信仰者的任务便是改造这个世界。在实践层面，这意味着吉哈德并非仅仅针对基督徒，对于阻碍马赫迪复归的逊尼派，同样需要对他们使用吉哈德进行打击，有时候甚至更加紧迫，从而有利于萨法维王朝推行强化中央集权的举措。

第三阶段，萨法维王朝逐渐形成以什叶派为主的格局。在萨法维王朝建立之初，伊斯玛仪通过强制手段迫使境内的逊尼派改信什叶派，对坚持逊尼派信仰的乌里玛和谢赫坚决镇压。在征服法尔斯与赫拉特期间，伊斯玛仪又处死了许多逊尼派宗教人士。后来，伊斯兰世界越来越多的“正统什叶派学者”迁移到萨法维王朝，开始修正其相对激进的基齐尔巴什版本的什叶派信仰。其中，来自贾巴尔·阿米尔（今叙利亚）和巴林地区的什叶派学者在将十二伊玛目派定为官方信仰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法维王朝在多条战线上推行严厉的宗教政策，迫害各种“异端”派别，大力宣传十二伊玛目派的教义，最终导致萨法维王朝由伊斯玛仪时期相对激进的什叶派逐渐转化成正统的十二伊玛目派。对于什叶派信仰源泉的重新阐释有效地联合了突厥军事阶层以及波斯行政阶层。至塔赫马斯普一世时期，他采取了扶植什叶派势力的措施，重用当时的什叶派教义学家。此外，他还建立了什叶派宗教基金会，掌管瓦克夫，使乌里玛的势力不断增长。在阿巴斯一世时期，他大力扶持什叶派，压制逊尼派。为表示对什叶派的虔诚，他修复了第八代伊玛目阿里·礼萨在马什哈德的陵墓，并于1601年徒步从伊斯法罕到马什哈德朝觐圣陵。在阿巴斯一世推行改革后，什叶派在国家政权中的作用进一步增强。数个世纪后，萨法维王朝逐渐形成了以什叶派为主的人口格局。

萨法维王朝以什叶派立国以及积极对外宣传什叶派教义的举措，对奥斯曼帝国的宗教及其政治合法性构成了严重挑战，迫使奥斯曼帝国不得不作出必要的应对措施。

（二）奥斯曼帝国大力强化自身的逊尼派认同

在萨法维王朝崛起前，奥斯曼帝国的官方信仰主导着民众的宗教信仰，但萨法维王朝建后，伊斯玛仪向安纳托利亚东部地区派遣了大量的宣教师，鼓动当地民众接受萨法维王朝的统治。这些乌里玛宣称逊尼派政府是“异端”，这对逊尼派政府的统治构成了直接威胁。与此同时，奥斯曼帝国东部边境数世纪来深受苏菲派影响的民众，开始接受萨法维什叶派学说，甚至巴耶齐特二世的儿子艾哈迈德为获得基齐尔巴什的支持，也不惜改信什叶派，并戴上基齐尔巴什帽。1511年，奥斯曼帝国境内爆发了以伊斯玛仪同情者为主体的大规模叛乱，造成安纳托利亚中西部地区的混乱状态，直接威胁到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历经数年才被镇压下去。由此可见，萨法维王朝推行的宣传和干预举措严重冲击了奥斯曼帝国的统治，甚至存在颠覆奥斯曼帝国政权的可能性。对于萨法维王朝的威胁，奥斯曼帝国作出了必要的应对。

首先，奥斯曼帝国在对什叶派进行镇压的同时，不断强化自身统治的合法性。塞里姆一世即位后，决定着手解决基齐尔巴什的威胁。1513年，塞里姆在奥斯曼帝国境内各个地区都驻扎了军队，广泛布置眼线，将异端活动分子罗列成册，处决了近4万名基齐尔巴什派信徒。那些未被处死的基齐尔巴什派信徒，则一律被打上烙印并流放到奥斯曼帝国的欧洲领地及其他边远地区。其中，大量萨法维王朝的同情者被迫迁至鲁米利亚以及巴尔干半岛地区。在1516年至1517年间占领麦加和麦地那后，奥斯曼帝国苏丹同时继承了哈里发的称号，使得奥斯曼帝国在政治、意识形态以及礼拜等日常宗教仪式方面与萨法维王朝的差异进一步扩大。塞里姆一世不仅褫夺了哈里发的称号，而且夺取了一系列战利品和圣物，包括先知（或者阿里）的宝剑以及一块带有先知升霄脚印的岩石等圣物。苏莱曼一世即位后，自诩为逊尼派穆斯林的保护者，再次率军讨伐尊奉什叶派的萨法维王朝。此后，奥斯曼帝国与萨法维王朝之间不时爆发战争，同时加大了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对抗。

其次，奥斯曼帝国大力开展反对萨法维王朝的宗教—政治宣传。1512年出征前，塞里姆获得了许多著名宗教学者颁布的法特瓦，其中包括穆夫提努尔丁·哈姆扎·萨鲁·古尔兹、奥斯曼帝国著名神学家和法律学家伊本·凯末尔等。他们指责萨法维王朝及其在安纳托利亚的支持者亵渎了《古兰经》，叛离了伊斯兰教信仰。在此基础上，基齐尔巴什派信徒被宣布为非穆斯林，对他们的杀戮得到了伊斯兰教法的认可，而萨法维王朝的领土则被宣布为“离经叛道之地”，可以对其发动“吉哈德”。需要指出的是，此前什叶派仅是伊斯兰教众多思想流派中的一支，逊尼派宗教学者并未主张将什叶派从穆斯林社区中驱逐出去。随着奥斯曼帝国与萨法维王朝冲突的激化，奥斯曼帝国进一步发展了反什叶派学说，使其成为帝国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深刻影响了帝国的教义、身份认同、国内格局和外交政策。更重要的是，这些反萨法维王朝的学说强调逊尼派的“正统性”，成为政府在处理日常事务过程中推进官方意识形态宣传的一部分。奥斯曼帝国重要的“事务登记册”中包括众多裁决，对“逊尼派”与基齐尔巴什派信徒进行了明确区分。1537年至1538年间，奥斯曼帝国著名教义学家和教法学家艾布·苏乌德要求穆斯林民众建立清真寺，按时参加公共聚礼，进一步强化帝国境内逊尼派穆斯林的正统身份。16世纪中期，奥斯曼帝国的诏令中已明确将“伊斯兰民众”和“低等的基齐尔巴什”对立起来。在另一份敕令中，苏丹使用“伊斯兰区域”（dar al-Islam）的表述进一步区分奥斯曼帝国和萨法维王朝的领土，此前这种表述一般是用来区分穆斯林地区和基督徒地区。这些举措反映出奥斯曼帝国在对抗萨法维王朝的过程中，寻求建构和巩固自身宗教—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重要尝试。在应对萨法维王朝挑战的过程中，奥斯曼帝国进一步强化了身份认同的构建，对于帝国范围内其他不符合先知传统的宗教教义和行为更加敏感。

总之，奥斯曼帝国与萨法维王朝在宗教学说方面的差异以及对于宗教—政治合法性的争夺，进一步加重了两国的对立与冲突。

三、奥斯曼帝国与萨法维王朝的战争进程

（一）奥斯曼帝国与萨法维王朝之间攻伐不断

在14世纪和15世纪，逊尼派在西亚地区占据主导地位，各埃米尔国之间虽然存在刀剑相向的可能，但政治实体间的边界相对模糊。在逊尼派教义作为本地区唯一信仰来源的背景下，奥斯曼帝国在东部地区的策略主要是阻止周边王朝在本地区煽动骚乱。1501年，伊斯玛仪在伊朗西北部建立了萨法维王朝，将什叶派立为国教，打破了逊尼派长期垄断的地位，使得政治实体间的边界差异性显著增强。伊斯玛仪重新定义了“吉哈德”的含义，奥斯曼帝国因此成为萨法维王朝主要的打击对象。以什叶派为国教的萨法维王朝向西推进，开始与奥斯曼帝国爆发冲突。

第一，查尔德兰战役的爆发。1507年，伊斯玛仪侵犯杜尔嘎迪尔埃米尔国，并在越过奥斯曼帝国边境时与其军队发生冲突，这对于奥斯曼帝国在本地的统治是公然挑衅。在安纳托利亚、外高加索和阿塞拜疆地区分布着大量倾向于支持萨法维什叶派的土库曼部落，萨法维王朝一直与这些部落保持着密切联系，并煽动什叶派追随者杀戮逊尼派穆斯林，甚至发动叛乱。1511年，安纳托利亚地区大量信仰什叶派的土库曼部落越过边界投靠萨法维王朝军队。1511年至1512年间，伊斯玛仪的两位代理人沙赫库鲁和努尔·阿里在安纳托利亚中部发起大规模骚乱，很快吸引了大批民众的支持，其中包括许多省区的奥斯曼军队。奥斯曼帝国派出大批军队前来镇压，最终将其镇压下去。此外，萨法维王朝还干预奥斯曼帝国的王位争夺战争，进一步激化了其与奥斯曼帝国的矛盾。1504年至1514年间，奥斯曼帝国与萨法维王朝之间的冲突区域主要集中在奥斯曼帝国与前白羊王朝之间的边界线上。为应对这种挑战与威胁，奥斯曼帝国开始加快调整对边界地区的政策。在继承苏丹职位并巩固统治后，塞里姆一世开始着手解决萨法维王朝的威胁，并在1514年的查尔德兰战役中击败了伊斯玛仪。查尔德兰战役后，谢里姆占领了安纳托利亚东部大部分地区，包括埃尔津詹、迪亚巴克尔，以及位于安纳托利亚东南部的杜尔嘎迪尔埃米尔国。查尔德兰战役整体上决定了此后奥斯曼帝国与萨法维王朝之间冲突的态势，基本消除了萨法维王朝在安纳托利亚地区的活动，但却没有根除什叶派在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影响。

第二，奥斯曼帝国与萨法维王朝之间攻伐不断，但始终未能打破“查尔德兰格局”。1533年，奥斯曼帝国与哈布斯堡王朝达成5年的休战协定。在欧洲争战暂时告一段落后，苏莱曼大帝得以腾出时间来进一步强化对于帝国东部地区的控制，占领了包括巴格达在内的伊拉克地区，再次夺取了大不里士和阿塞拜疆。与此同时，塔赫马斯普从查尔德兰战役中获得教训，避免与奥斯曼帝国军队正面作战，将萨法维王朝的损失降到了最低。当奥斯曼帝国军队撤离后，上述什叶派领地很快便再次归顺萨法维王朝。16世纪30年代末，奥斯曼帝国再次被卷入中欧地区的事务中，萨法维王朝便趁机夺回了阿塞拜疆和安纳托利亚东部的要塞凡城。1547年，塔赫马斯普的兄弟阿尔卡斯·米尔扎到奥斯曼帝国避难，唆使苏莱曼大帝在1548年至1549年间再次发动东征，夺取了凡城和卡尔斯要塞。由于首都多次被奥斯曼帝国军队占领，塔赫马斯普一世在1549年将首都从大不里士迁往东南方402公里之外的加兹温。1553年，塔赫马斯普侵犯奥斯曼帝国边境，夺取了埃尔祖鲁姆地区，迫使苏莱曼大帝发动了针对萨法维王朝的最后一次征战，夺回了被萨法维王朝侵占的土地，稳固了奥斯曼帝国对于库尔德斯坦的控制。塔赫马斯普逝世后，奥斯曼帝国军队在穆斯塔法帕夏的率领下，再次进攻萨法维王朝。1583年至1584年间，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击败萨法维王朝的军队，吞并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控制了南高加索地区。在1603年至1605年萨法维王朝与奥斯曼帝国的战争中，阿拔斯一世继续推行“焦土政策”，使得萨法维边境地区遭到严重破坏。尽管奥斯曼帝国与萨法维王朝之间冲突不断，但是两国的边界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几乎没有改变。

虽然奥斯曼帝国在双方的冲突中长期处于优势地位，却始终无法彻底消灭萨法维王朝，而萨法维王朝也在长期的战争中逐渐意识到和解的重要性，使得两国之间出现了短暂的和平。

（二）双方仅在特定时期达成暂时妥协

在萨法维王朝成立之初，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已经意识到潜在威胁。当伊斯玛仪击溃竞争对手并控制整个波斯后，当时的奥斯曼帝国苏丹由于面临诸多内部事务的困扰，暂时采取了谋求和解的策略。1504年，巴耶齐特二世派遣使臣穆罕默德·查乌什·巴劳邦携带大量礼物前往萨法维王朝，祝贺伊斯玛仪在伊拉克和法尔斯取得的胜利。在这位使臣随身携带的信件中，巴耶齐特二世规劝伊斯玛仪停止迫害逊尼派穆斯林，以防影响两国关系。伊斯玛仪在表面上予以认可，并委托巴劳邦使臣带回友好信件和贵重礼物。在巴耶齐特二世禁止奥斯曼帝国臣民到萨法维王朝旅行后，伊斯玛仪在1506年派遣使臣奥姆达·塔莱宾·穆罕默德前往奥斯曼帝国宫廷，请求奥斯曼帝国允许萨法维王朝的追随者到什叶派圣地朝拜。巴耶齐特二世对此回应，什叶派信徒可以取道安纳托利亚地区去朝拜圣地。在萨法维王朝建立初期，虽然两国之间存在矛盾，但奥斯曼帝国与萨法维王朝宫廷之间的信件往来不断，实现了暂时的和平状态。

塞里姆一世继位后，奥斯曼帝国便与萨法维王朝长期处于战争之中。在彼此的拉锯战中，奥斯曼帝国与萨法维王朝逐渐意识到实现和解才是处理双方关系的正确途径。1554年，塔赫马斯普一世派遣特使前往埃尔祖鲁姆，向奥斯曼苏丹苏莱曼表达和解之意。在给苏莱曼大帝的信中，塔赫马斯普指出，奥斯曼帝国在与萨法维王朝的数次战争中并未获得多大收益，它永远不能使萨法维王朝成为奥斯曼帝国的藩属，因此强调与其进行徒劳无益的战争，不如握手言和、避免兄弟间的厮杀。1555年，塔赫马斯普一世再次遣使携带贵重礼品和友好信件前往阿马西亚军营拜见苏莱曼，呼吁尽快达成和平协议，并要求允许什叶派信徒去希贾兹地区朝觐圣地。苏莱曼立即回信，宣称只要萨法维王朝信守诺言，两国之间的和平将会世代永存。同时，他还下令边界各省总督保护路过的什叶派朝圣者。此后，双方迎来了短暂的和平期。协议达成后不久，奥斯曼苏丹即派出两百多人的重要使团访问萨法维王朝，受到塔赫马斯普的隆重接待。在塔赫马斯普时期，两国严守协议规定，保持了短暂的和平。在塞里姆二世即位时，塔赫马斯普派遣了规模庞大的使团前往祝贺，让在场的欧洲各国使节相形见绌。塔赫马斯普临终前，再次派出使团出使奥斯曼宫廷，祝贺穆拉德三世继承苏丹职位，受到新苏丹的热情接待，规格之高令其他使节艳羡。

阿拔斯一世继位之初，国内根基不稳，只得暂时接受奥斯曼帝国提出的苛刻条件，于1589年末派遣使臣携带大量礼物前往奥斯曼帝国宫廷进行谈判，最终达成了《伊斯坦布尔和约》。随着阿拔斯一世改革的不断推进，萨法维王朝国力大增，遂开始重塑与奥斯曼帝国的关系。1613年，萨法维王朝与奥斯曼帝国在伊斯坦布尔签订新协议，维持苏莱曼大帝时期的边界状况。然而，该协议没有明确解决高加索诸省的归属问题，于是双方又在1618年签定了《厄里凡和约》，规定奥斯曼帝国将格鲁吉亚省划归萨法维王朝。17世纪30年代，奥斯曼帝国与萨法维王朝爆发了新一轮冲突，最后难分胜负的双方于1639年5月签订了《席林堡和约》。这成为萨法维王朝历史上的转折点，它使两国多年来争战不休的领土问题得到了暂时解决，推动了两国间的和平共处。

纵观奥斯曼帝国与萨法维王朝的历史，可以发现，它们之间的军事冲突构成了两国外交关系的主旋律，呈现出冲突期漫长而和平期相对较短的特点。

四、奥斯曼帝国与萨法维王朝冲突的影响

对于核心利益的争夺以及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矛盾，使得萨法维王朝和奥斯曼帝国始终将对方视为本国的最大威胁，想方设法削弱对方的势力。只有当双方基本处于势均力敌或者面临其他更严重的威胁时，才会暂时寻求达成妥协。奥斯曼帝国与萨法维王朝是近代中东地区国际关系的主角，它们之间外交关系的演变，对两国、中东乃至世界格局的变迁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加速伊斯兰世界的殖民化进程

从地缘政治的视角来看，奥斯曼帝国与萨法维王朝之间的冲突对伊斯兰世界在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产生了不利影响。奥斯曼帝国和萨法维王朝在中东地区的激烈争夺最后以两败俱伤、外部强权入侵告终，这两个国家的敌对与斗争，有时候发生在中东区域之内，有时候也发生在中东区域之外。萨法维王朝一方面奉行“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外交理念，积极与奥斯曼帝国的敌人缔结外交关系，联合抗击奥斯曼帝国；另一方面，积极分化瓦解奥斯曼帝国的传统盟友，以进一步孤立奥斯曼帝国。奥斯曼帝国为了消除萨法维王朝的威胁，甚至不惜减缓在巴尔干半岛进行征战的步伐。尽管同为伊斯兰帝国，但萨法维王朝和奥斯曼帝国为削弱彼此的势力，不惜与信奉基督教的国家合作。阿拔斯一世统治时期看到了外交同盟关系和国际贸易的潜在利益，于是推行了多项举措，包括试图与西班牙帝国、威尼斯以及英国等欧洲大国建立外交关系，增加对奥斯曼帝国的压力；致力于将波斯湾开辟成不必经过奥斯曼和乌兹别克领土的贸易路线等。16世纪末17世纪初，阿拔斯一世曾先后派遣英国商人安东尼·雪莉和罗伯特·雪莉两兄弟代表萨法维王朝出使欧洲各国，寻求与各国联合抗击奥斯曼帝国，并许诺给以商贸特权。可以说，正是由于奥斯曼帝国与萨法维王朝积极寻求外围力量的协助来削弱对方的实力，才为西方殖民势力在中东地区扎根和壮大提供了便利。在欧洲开辟新航路之后，奥斯曼帝国与萨法维王朝的对抗使它们难以联合抗击欧洲的殖民侵略，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伊斯兰世界的殖民化进程。

（二）加剧伊斯兰核心区域名义和事实上的分裂

自四大哈里发时期至萨法维王朝建立，虽然伊斯兰核心区域曾出现过短暂的分裂，但在名义上依然维持着统一。然而，奥斯曼帝国与萨法维王朝之间的对立与冲突，却在名义和事实上造成了伊斯兰世界核心区域的分裂。16世纪至17世纪，奥斯曼帝国与萨法维王朝之间的争霸带有鲜明的“逊尼派对抗什叶派”的教派冲突色彩。虽然逊尼派和什叶派的对立早已存在，但奥斯曼帝国和萨法维王朝在斗争中进一步强化各自的教派认同，重新定义宗教法规，而且政府直接参与了迫害异见分子的斗争。伊斯玛仪时期宣传的什叶派教义为针对逊尼派穆斯林的“吉哈德”提供了合法性依据，而奥斯曼帝国也作出回应，将萨法维王朝称为只适用于异教徒国家的“战争区域（dar al-Harb）”。奥斯曼帝国与萨法维王朝实施的宗教迫害，特别是屠杀和强制迁徙等措施，加剧了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相互仇视。奥斯曼帝国与萨法维王朝之间的宗教对立，进一步加剧了逊尼派与什叶派之间的宗教仇恨和不信任感。

奥斯曼帝国与萨法维王朝之间的长期对立和冲突，造成两国边境线的频繁变更，高加索、两河流域以及库尔德等地区数次易主，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这些地区对于中央政府的归属感，导致各种势力之间长期对立和冲突。宗教对立一旦与领土纠纷、民族矛盾等因素结合在一起，就会加剧对立与冲突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加重问题的解决难度。历史上奥斯曼帝国与萨法维王朝的部分边界地区依然是当前中东冲突的焦点地区，比如高加索地区、库尔德地区以及伊拉克地区。虽然上述地区的冲突有着更为复杂的背景和原因，却与奥斯曼帝国和萨法维王朝在历史上的对立和斗争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只不过这些冲突又增加了众多新的因素。可以说，在伊斯兰世界的核心区域，家族、部落政治长期延续，逊尼派、什叶派和苏菲教团错综交织，地方势力与中央政府貌合神离，任何外部势力的介入都可能激化地区内部的矛盾。

（三）强化伊朗和土耳其的民族与宗教认同

在萨法维王朝崛起前，安纳托利亚东部以及伊朗北部的部落拥有较高的自主性，经常在各方势力之间摇摆。但是，奥斯曼帝国与萨法维王朝在对本地区实行军事或行政统治的过程中，通过自愿或者强迫性的移民政策改变了该地区的民族和宗教构成，加强了对该地区民众的控制。在彼此的对立中，奥斯曼帝国与萨法维王朝进一步强化了各自的逊尼派和什叶派认同，并分别以两派的代表自居。奥斯曼帝国与萨法维王朝外交关系的演变，在两个王朝的继承者土耳其和伊朗身上留下了深刻的民族、文化与宗教记忆，成为两国民族与国家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且在特定时刻成为影响两国统治者及民众诉求的重要因素。

首先，作为最重要的什叶派国家，伊朗的外交政策带有浓厚的“萨法维印记”。在萨法维王朝建立初期，伊斯玛仪依赖的主要是土库曼部落，而且当时伊朗境内还居住着大量的蒙古人、阿塞拜疆人和库尔德人等其他民族。在萨法维王朝境内，游牧部落首领获得了显著的政府或者军事职位，逐渐被纳入政府体系。在与奥斯曼帝国对抗的过程中，萨法维王朝不断强化各游牧部落对于王朝的认同，无形中塑造了模糊的伊朗民族共同体。这一民族共同体正是以伊斯兰教什叶派教义为纽带，以融合各种文化的波斯文化为基础，把各民族统一在伊朗这个民族国家之内。在萨法维王朝以什叶派教义立国前，伊朗在什叶派格局中处于边缘地位。在萨法维王朝不断强化什叶派认同的进程中，伊朗逐渐成为什叶派的中心地区，同时肩负起向外传播什叶派信仰的主要使命。需要指出的是，2004年约旦国王阿卜杜拉提出的“什叶派新月地带”的概念，与历史上萨法维王朝向外传播什叶派的路径具有密切联系。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后，伊朗开始对外“输出革命”，一度在伊斯兰世界掀起狂澜。虽然相隔数百年，霍梅尼政府的这项举措却与伊斯玛仪建国时的对外宣教活动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凸显出历史与传统的延续性。

其次，奥斯曼帝国在近600年的时间里一直在中东乃至欧洲事务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使得现代土耳其人无不怀念昔日的荣耀，并在自身实力强大后不断展现出领导伊斯兰世界的意愿与行动。为对抗萨法维王朝，奥斯曼帝国加强了对部分边境省份的控制，强化了这些地区对于中央政府的认同。例如，16世纪，比特里斯省转化成奥斯曼帝国的普通省份，而不再是由宣誓效忠于奥斯曼帝国的地方谢赫控制的边境省份。阿塞拜疆以及迪亚巴克尔此前是与萨法维王朝交界的边境省份，很快成为奥斯曼帝国的重要行省。奥斯曼帝国的这项举措，无疑强化了边远地区民众的向心力，这在土耳其建国初期抗击希腊侵略的斗争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在萨法维王朝向外输出什叶派信仰的威胁下，奥斯曼帝国对于安纳托利亚地区什叶派信徒的打压以及对于逊尼派思想的推广，奠定了奥斯曼帝国以逊尼派为主的格局，无形中推动了各个民族间的融合。奥斯曼帝国不断巩固和强化逊尼派的宗教信仰，加之奥斯曼帝国苏丹长期拥有哈里发的头衔，使得作为奥斯曼帝国继承者的土耳其表现出以逊尼派领导者自居的历史惯性，土耳其人骨子里带有强烈的“哈里发情结”，则成为影响土耳其外交政策的重要因素。“阿拉伯之春”发生后，埃尔多安政府曾一度寻求领导伊斯兰世界，体现了这种惯性的自然延续。此外，在奥斯曼帝国与萨法维王朝长期争夺安纳托利亚东部、伊拉克及伊朗北部地区的过程中，两国进一步强化了对于这些地区的认同分化，这也成为土耳其和伊朗介入和干涉上述地区事务的重要历史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