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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世界研究》2016年第4期

内容提要

伊朗作为中东举足轻重的地区大国，能够在错综复杂的险恶环境中不断壮大，与其独特的对外行为逻辑及其背后的战略文化密切相关。具体而言，波斯民族具有民族自豪感与悲情意识相互交织的双面性格；伊朗的国际战略观是谋求实现独立、成为大国和改变国际秩序的递进式战略；伊朗的外交风格呈现出“第三方外交”、将国家利益包装为意识形态以及商人风格浓郁等特点。伊朗正是凭借其独特的政治文化、对外战略和政治策略，才安然度过诸多激流险滩，并呈现出国力整体向上的发展态势。

关键词

关键词：伊朗；对外行为；国际战略；中东

作者简介

田文林，博士，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

正文

毛泽东曾经指出：“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否则就不能生存下来，也不会发展。”伊朗是文明古国，也是中东最具影响力的地区大国之一。自近代以来，伊朗能够在复杂艰险的外部环境中生存并不断发展壮大，始终未犯颠覆性错误，与其特定的行为方式有着直接关系。因此，剖析和总结伊朗对外行为的基本特征和逻辑，挖掘其对外行为的战略文化根源，有助于中国更好地理解和把握伊朗对外政策，妥善处理中伊关系。

一、民族自豪感与悲情意识相互交织的双面性格

民族自豪感与悲情意识的相互交织构成了伊朗波斯民族的双面性格。波斯民族具有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优越感，这主要源于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波斯民族历史辉煌悠久。伊朗自诩波斯文明“比历史还要古老”，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前建立的埃兰王国。波斯帝国（前550年~前330年）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世界性帝国。大流士一世时期（前522年~前486年），波斯帝国东起印度河流域，西至巴尔干半岛，北起亚美尼亚，南至埃塞俄比亚，包括70个民族,5,000万人口，以及近7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大流士自称为“万王之王”、“宇宙四方之王”。居鲁士自称为“伟大的王、众王之王、各国之王”。波斯帝国的官僚体制对后来的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均产生过重要影响。此后的萨珊王朝(224〜651年)被认为是“第二个波斯帝国”，萨法维王朝（1502~1736年）同样疆域辽阔。伊朗自视为“世界文明的中心”和“宇宙的支点”。伊朗人对其辉煌的历史，特别是波斯帝国津津乐道。巴列维国王曾说过：“欧洲人把饭撒在地上用手抓食的时候，伊朗人已经用勺子和刀在雅致的绘有图案的器皿里用餐了。”

在其执政时期，伊朗曾举行纪念波斯帝国成立2,500年的大规模庆典活动；波斯波利斯（波斯帝国首都)符号频现于伊朗日常生活装饰和文学艺术作品中；伊朗人每年隆重庆祝的“春节”（诺鲁兹节）就起源于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伊朗人将“海湾”称为“波斯湾”，体现了一种地缘政治的优越感。基辛格认为，伊朗的国家性格来源于波斯帝国。波斯帝国广阔的疆域、灿烂的文化、成熟的国家治理机构、强大的军事力量，使伊朗人具有极强的民族优越感。

第二，波斯种族独特。波斯人属于雅利安人种，与阿拉伯的闪族血统相差甚大。“雅利安”（Arian）本意是“农夫”，后来引申为“高贵的人”或“贵族”之意。“伊朗”在波斯语中的意思就是“雅利安人的国家”。伊朗人自觉高人一等，他们讥讽阿拉伯人是“吃蚂蚱的人”，对西方国家也不以为然。即使在巴列维时期，伊朗也未用欧美人名、地名作为商品或商店名称。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伊朗自认为占据道义高地，文化优越感更加强烈。“相对于邻近的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波斯人世界观的核心就是傲视群雄的优越感。”

与此同时，波斯民族还具有深刻的悲情意识，具体表现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饱受外族欺凌使伊朗具有强烈的受害者意识。伊朗地处东西方要冲，历史上屡次遭受异族入侵和欺凌。公元前330年至前247年，波斯人被欧洲的亚历山大帝国和塞琉西王国统治；公元651年至11世纪初，波斯人遭阿拉伯帝国占领和统治；11世纪初至12世纪末，波斯人被塞尔柱突厥人统治；13世纪，波斯人被蒙古大军蹂躏和征服；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欧洲列强，尤其是英俄在伊朗展开激烈博弈；二战期间，英国废黜亲德的伊朗国王礼萨•汗，苏联支持阿塞拜疆省和库尔德斯坦地区闹独立；1953年，英美情报机构推翻深受民众拥护的摩萨台政权；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美国对伊朗长期实行遏制政策，两伊战争（1980~1988年）期间美国偏袒伊拉克，此后又将伊朗列为“无赖国家”、“邪恶轴心”和“暴政前哨”，并一度将伊朗列为继伊拉克之后打击的“下一个目标”；伊核计划曝光后，美国通过暗杀伊朗核科学家、在离心机植入病毒等手段千方百计加以阻挠；在当前叙利亚危机和也门乱局中，美国同样处处与伊朗作对。可以说，伊朗历史上充满了外部干涉、欺凌和威胁，由此使伊朗人形成强烈的“受害者意识”。伊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反复强调，美国从未接受过伊斯兰革命，并试图通过支持国内反对派、实行经济制裁、支持以色列和沙特等伊朗在地区的对手推翻伊朗现政权。

其次，什叶派教义强化了伊朗的“悲情意识”。伊朗在7世纪被阿拉伯人征服后，被迫改宗伊斯兰教，但其选择了处于被压迫地位的什叶派教义。什叶派主旋律就是“受难”和“牺牲”。历史上，什叶派多位宗教领袖（伊玛目）惨遭横祸。661年，阿里被政敌刺杀；680年，阿里之子侯赛因在卡尔巴拉惨遭杀害，其两位继任人也双双遇害。此后，穆萨、穆罕默德、阿里、哈桑等多位伊玛目都遭下毒暗杀，只有第十二位伊玛目穆罕默德“隐遁”。什叶派认为，伊玛目是通过殉道救赎信徒，并把侯赛因受难日定为宗教节日，即阿舒拉节。节日期间，什叶派信徒主动用铁链抽打、残害身体，借以纪念侯赛因遇难。因历史上长期受压迫，什叶派在其教义中允许信徒为免遭迫害或危险而暂时隐瞒信仰和身份，即塔基亚（taqiyah）。什叶派的悲惨经历，与波斯长期受压迫的心路历程彼此感染，极大强化了伊朗人的悲情心理，尤其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什叶派教义对伊朗国民性格影响更加明显。

总之，在受害者意识和悲情意识的驱使下，伊朗对外界充满戒备,在面临重大问题时，总是用最复杂的眼光揣测外部强国的意图。在伊核问题紧张的十多年间，国际社会对伊朗的经济制裁,被许多伊朗人视为数世纪以来波斯民族面临政治和教派压迫的继续，是对伊朗民族和宗教的双重考验。

总体上看，辉煌与屈辱交织的特殊经历，使伊朗人既自傲又敏感,形成渴望获得外部尊重、同情弱者、高度敏感的民族心理。熟悉伊朗的人都说，伊朗人说话曲折委婉，有六七层深意，还会有意掩饰,很难了解其真实意图。这种心理在日常生活中表现为伊朗人穿西服，但拒绝打领带；能说外语，但正式场合宁愿用波斯语翻译；在重大问题上，习惯用最复杂的心理揣度外部强国意图。例如，在伊朗核问题上，宗教领袖哈梅内伊认为，西方炒作伊核问题，目的是颠覆伊朗现政权、防止伊掌握现代科技能力；在“伊斯兰国”组织的问题上，伊朗认为其之所以能发展壮大,是美英和以色列暗中支持，目的在于加强中东的军事存在，分化伊斯兰世界。

二、逐层递进的国际战略观

荣辱交加的历史经历、艰难困苦的现实处境、特立独行的意识形态，使伊朗具有强烈的全球战略意识，形成依次递进的三大战略目标。

首先，捍卫独立自主是伊朗国际战略的基本目标。

伊朗人极为珍视独立自主，为捍卫独立自主不惜代价和牺牲。历史上，伊朗虽屡遭外族欺凌，但仍基本保留了身份认同、文化自豪感和独立世界观。可以说，波斯民族是人类历史上为数不多的保持文明延续性的民族。“伊朗不是一个新兴国家，也不是西方影响的产物。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它拥有许多世纪，确切地说有几千年的独立主权的存在和强烈的文化认同感。”

此外，伊朗的宗教文化强化了伊朗不畏强敌的民族性格。琐罗亚斯德教（拜火教）主张善恶二元对立，光明与黑暗相互制衡，认为经过长期斗争，善良最终会战胜邪恶。什叶派教义也主张，在“伊玛目隐遁”情况下，没有哪位君主的统治完全合法，因而带有强烈的反暴政、反强权、反传统意识。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独立自主”成为伊朗外交的首要目标。最高宗教领袖霍梅尼提出“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现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批评巴列维国王是西方代理人，强调当前伊朗的外交政策建立在反对寻求和接受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维护国家完全独立和领土完整、桿卫所有穆斯林的权力、不与列强结盟、与非敌对国家建立和平对等关系的基础上，认为伊朗必须实现自强，否则将会被埋葬和蹂躏；伊朗实现自强不能单靠武器，还需要强大的经济、文化和知识。

为确保伊朗的独立自主，哈梅内伊提出了“抵抗型经济”战略，强调伊朗必须依靠自身经济实力才能提高经济水平，反对依靠外力发展经济；他还把经济领域比作“战场”，提出了“经济圣战”的主张。他指出，科技进步、自力更生和政治独立存在因果关系:科技进步有助于自力更生和经济自立。伊核计划就是伊朗实现独立自主的科技体现。在核研发过程中，部分核物理学家最初建议伊朗从国外进口核材料，而不是自主提炼浓缩铀，因为这样可以节省数十亿美元。但哈梅内伊坚持认为，伊朗应建立完整的核燃料循环体系。

伊朗谋求掌握核技术，同样有摆脱美国武力威胁、实现独立自主的考虑。而西方国家阻止伊核计划，目的就是阻挠伊朗获得先进技术，使伊朗处于落后状态；美国借伊核问题生事，就是要削弱乃至压垮伊朗政权。内贾德曾指出，“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美国就会提出人权问题。如果人权问题解决了，他们可能又提出动物权问题。”因此，伊朗一旦在核问题上示弱，美国必然会迫使伊朗作出新的让步。哈梅内伊坦承,伊朗为实现政治独立、捍卫国家主权和国家尊严，会付出一定代价,但这种付出完全值得。

其次，实现大国抱负是伊朗全球战略的阶段目标。

波斯帝国的辉煌历史，激发了伊朗人“再创辉煌”的信念和奋斗目标。每一代伊朗人都深受其悠久历史、辉煌文明，以及赫赫有名的帝国权势的感染。伊朗人深信，他们的国家将会重新成为地区大国;伊朗历来将自己视为地区的天然霸主。与此同时，伊朗本身具备成为地区大国的先天条件。领土面积位列中东第四（164.5万平方公里），人口数量居中东第二（2014年为7,759.8万），油气分居世界第二和第四。丰富的资源、潜在能力和勃勃雄心，使伊朗成为中东地区的支配性国家。中东问题专家巴瑞•鲁宾认为伊朗是当前中东唯一的地区大国，因为没有一个阿拉伯国家能配得上这一称号”。

近年来，卡扎菲和萨达姆政权两大劲敌垮台，阿拉伯世界整体影响力下滑，令伊朗所处的地缘环境日趋优化。2011年中东剧变后，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等国陷人反复动荡乃至长期内战，伊朗则政体稳固，相对实力明显提升。2015年7月伊核问题全面协议达成及2016年1月美欧解除对伊制裁后，伊朗长期被压制的潜力有望强力释放。可以说，伊朗的地缘环境正处于1979年伊斯兰革命以来最好的历史时期。一项针对中东十国精英层的民调显示，绝大多数人认为，未来5至10年，伊朗将是中东最具影响力地区大国，充当地区大国的自信心明显增强。“作为波斯帝国遗产的继承者，伊朗将像2,500年前的薛西斯的军队那样奋力向前。”因此，伊朗始终具有大国抱负，并日益强烈。

早在巴列维王朝时期，伊朗就以“海湾宪兵”自居。伊朗的空军和海军相当于海湾阿拉伯国家空海军的总和，陆军相当于伊拉克和沙特两国之和的两倍。巴列维自视为居鲁士衣钵传人，1976年修改历法，废除伊斯兰教历，以居鲁士缔造波斯帝国的年份为元年，试图建立“第三波斯帝国”。他多次表示:“我要将伊朗建设成为继美、苏、英、法之后的世界第五强国，同时我们的军队也将发展壮大成世界第五大军事力量。”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伊朗转而“输出伊斯兰革命”，借以重塑地区秩序，实现大国目标。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自称是“伊斯兰世界和受压迫人民的领袖”，暗示伊朗将跨越疆界，推动伊斯兰世界的联合；哈梅内伊在其官方网站直言，他更愿意“作为穆斯林的最高领袖，而不是伊朗的最高领袖”。

近年来，伊朗影响力已扩至中东大部地区及中亚、南亚、高加索部分区域。伊朗发展核计划，旨在将掌握核能力视为提升自豪感、挤入大国行列的“通行证”。伊朗统治集团认为，伊朗不仅需要有强大的军队和先进的军备，更需要核武器，拥有核武器伊朗才能进人大国倶乐部，才能真正威慑以色列，才能区别于阿拉伯大国和其他伊斯兰大国，才能实现振兴波斯，使伊朗重新实现强国之梦。伊朗前总统哈塔米直言:“我们想变得强大，强大就意味着拥有先进的技术，而核技术则是所有技术中最先进的。”哈梅内伊还将“核工程”称作伊朗的“必需品”。

最后，变革现行国际秩序是伊朗全球战略的终极目标。

伊朗自视为全球重要的一极，但长期遭外部大国欺凌、孤立和遏制，使伊朗对现行国际秩序充满怀疑、戒备和蔑视。伊朗人从道德视角出发，倾向于将世界分为相互对立的“强者与弱者”、“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并以被压迫者和挑战者自居。1979年伊斯兰革命不仅是反抗君主制，也是反对美国及其在中东的代理人的运动。

霍梅尼曾呼吁：“全世界的逆来顺受者啊，奋起吧，把你们自己从恶毒的压迫者的魔爪下拯救出来吧。全世界各国的穆斯林啊，从你们那无所顾忌的沉睡中苏醒吧,把伊斯兰教和伊斯兰国家从殖民主义者及其走狗的控制下解放出来吧!”哈梅内伊将“进步的伊斯兰伊朗模式”与西方的“专制发展模式”进行对照，强调伊朗的基本目标是“创造一个新的伊斯兰文明”。他在公开演讲中称，“西方资本主义体系已经日薄西山，尽管其拥有巨大财富，却无法实现社会公正。资本主义阵营迟早将会消亡”。哈梅内伊将2008年欧美金融危机、“占领华尔街”等事件视为资本主义制度终结的征兆我们现在已能听见西方自由民主制体系崩溃的声音”。哈梅内伊还将中东剧变称为“伊斯兰觉醒运动”，即1979年伊斯兰革命的继续。伊朗渴望现行秩序垮台的心态可见一斑。

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中概括了伊朗的革命性国际秩序观：现代国际关系以威斯特伐利亚原则为基础，该原则的基础本身就是错误的，因为“国家间关系应以宗教为基础”，而不是遵循国家利益的原则；20世纪的中东版图是“帝国主义”的错误产物，“专制利己统治者”人为地将伊斯兰社会分裂、创造出独立国家；中东及其他地区，所有当代政治制度都是“非法”的，因其“没有建立在神法基础上”；伊朗从未将民族国家视为合法实体，而是将其当作工具,以开展更广泛的宗教斗争；认同赛义德•库特卜描绘的“伊斯兰将重建秩序并最终主宰世界的图景”，所有穆斯林将组建一个国家；伊朗有责任为所有穆斯林的团结和友善制定总体规划，引领伊斯兰世界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团结。

由于不认可现行国际秩序，伊朗屡屡做出挑战现行秩序的惊人之举：1979年，伊朗公开占领美国驻伊使馆，劫持人质444天；1983年，伊朗参与制造美国驻贝鲁特兵营爆炸事件；1989年，伊朗判处侮辱先知的英籍作家拉什迪死刑等。当前，伊朗对现行秩序的挑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试图突破发展核计划的法理束缚，抨击《核不扩散条约》的不合理性，主张第三世界国家分享核技术；二是否认以色列存在的合法性，要求建立没有以色列的中东，借此树立中东地区秩序革命者形象；三是挑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际体系。哈梅内伊认为美国历来是“全球傲慢大国”、“霸权国家”，几乎在每个场合都使用轻蔑用语批评美国。近年来，伊朗放弃用美元结算石油交易以削弱美元霸权，还一度主动联络委内瑞拉、朝鲜、古巴、叙利亚等国，试图“联合反抗帝国主义”。鲁哈尼上台后，伊朗外交锋芒有所收敛，但伊朗国际体系观的本质仍未改变。

总体来看，伊朗逐次递进的国际战略具有两面性:受压阶段以凸显战略的进步性和合理性为主;一旦得势，易“得意忘形”，凸显负面性和破坏性。当前的伊朗仍是国际体系中的“正能量”，其反美反霸立场有助于世界多极化，尤其在美“战略东移”、对中国制衡与挑衅增多的背景下，伊朗是为数不多能将美“拖在中东”的战略牵制力量。

三、精明大胆的外交风格

伊朗只是中等国家，实力似强实弱，且外部处境总体险恶，因此伊朗外交政策讲究策略，外交风格独树一帜。哈梅内伊称，伊朗外交方针路线建立在三项原则之上，即尊严、智慧和利益。下文从三个方面分析伊朗的外交风格。

（一）“第三方外交”

伊朗长期处于强权争霸的夹缝，渴望独立自主，又缺乏自我保护能力，由此形成“第三方外交”的传统。“第三方外交”有两层含义:一是维持大国平衡，反对“一边倒”，避免“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目的是保持自身独立性和回旋空间；二是充分利用或制造大国间的矛盾或分歧，实现“以夷制夷”。在外交实践中，伊朗在面临两大对立强敌争霸威胁时，往往以出让部分国家权益（如石油开采权等政治、经济和军事特权）为诱饵，引入一个地理上远离伊朗、无利害关系的第三方力量，在均势平衡中维持自身生存。萨法维王朝和恺加王朝时期，奥斯曼帝国是伊朗最大的敌人，因此伊朗引入北方强邻俄罗斯，试图“联俄制奥”；当面临俄国与奥斯曼帝国的双重压力后，伊朗又引进英国势力，以期“联英制约俄奥”；此后，为摆脱英俄两大强邻威胁，伊朗先后引入法国、美国和德国势力。二战期间，正是在美国压力下，英苏先后从伊朗撤军。在近些年的伊核博弈中，为平衡和牵制美国，伊朗曾将除美国以外的所有大国（欧盟、俄罗斯、中国、日本、印度等）拉进伊朗市场，将自身安全与大国能源需求进行“利益绑定”。2015年7月，伊核问题全面协议签署后，伊朗继续深化与美国之外的其他大国间的经贸合作，借以松动美国主导的制裁体系，实现经济解困。

（二）善于将国家利益包裹进意识形态

伊朗是波斯/什叶派国家，实行教士治国，在中东明显是少数派。同时，伊朗不认可现行国际和地区秩序，认为其迟早要被取代和推翻，但自身势单力孤，无力与美国及其中东盟友公开对抗。为变被动为主动，伊朗特别注重抢占道义、法理和舆论制高点。霍梅尼“输出革命”，哈塔米倡导“文明对话”，内贾德屡放硬话，哈梅内伊在公开场合屡屡抨击美国和以色列。伊朗打意识形态战，目的是先声夺人，从心理上控制地缘政治对手。

但在实际行动中，伊朗则小心谨慎，善于审时度势。哈梅内伊多次强调，伊朗外交要有“英勇的灵活性”，“当摔跤选手与对手较量时，出于技术原因显示的灵活性，是为了让他别忘记对手是谁”。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伊朗曾向邻国“输出革命”，但遭遇抵抗后明显放缓。两伊战争期间，伊朗从未袭击过支持伊拉克的沙特等国目标，目的是试图使沙特民众从反伊朗转向反美反以。在伊核博弈中，伊朗曾炫耀武力、威胁退出核不扩散机制，但始终保持“斗而不破”；伊核协议达成后，伊朗始终坚持反美，反对与美关系正常化。在地区问题上，伊朗在过去250年中很少向邻国发动战争。二战结束以来，伊朗尽管在巴以问题上一贯高调，但从未参与中东战争。

有分析称，伊朗敌视以色列，是试图主导逊尼派占多数的中东地区而采取的一种战术策略。伊朗外交依托的是权力政治，而不是救世主般的意识形态，其外交出发点是“高大上”的意识形态,落脚点却是本国利益。有人将伊朗这种做法概括为“全球性思考，地方性行动”。相反，伊朗在地区扩张影响，更多通过扶植代理人等间接和迂回战术，如支持伊拉克什叶派势力、叙利亚巴沙尔政权、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等。这既能确保伊朗的地区影响，也可避免消耗国力，防止公开对抗。2015年3月，沙特空袭也门胡塞武装，但伊朗并未进行实质性的军事介入。2015年4月，哈梅内伊称，伊朗从未侵略也不想侵略任何国家。基辛格认为，伊朗是机敏、激进、灵活的“两面派”：一面想推翻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一面却娴熟运用现代外交的基本原则，通过加人联合国等国际制度体系捍卫自身权利，利用国际体系保护自身利益。在中东，伊朗一面与地区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一面却暗中支持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迈赫迪军”等反政府力量，意图扩大自身影响，颠覆这些国家的政权。

需要指出的是，从民族和教派的角度看，伊朗在中东都是少数派，但伊朗在地区事务中招摇高调，很容易遭到阿拉伯国家特别是沙特的忌惮和围堵。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后，伊朗曾向沙特等邻国“输出伊斯兰革命”，导致两国关系急剧恶化，沙特专门成立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以防范伊朗。2016年1月2日，沙特处决什叶派教士尼米尔。这本是沙特的国内事务，伊朗对此却反应强烈。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扬言要对沙特进行“神圣的报复”，伊朗民众甚至纵火焚烧沙特驻伊使馆。这种过激言行最终刺激沙特直接与伊朗断交，并带动巴林、苏丹、索马里、科摩罗等国与伊朗断交，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等则降低与伊朗外交等级或召回大使，巴林外交大臣还指责伊朗对整个地区的威胁堪比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这种外交战显然使伊朗得不偿失。

（三）精明的商人做派

波斯商人素有经商传统，他们以苛刻与精明著称，只有别人几乎不赚钱甚至赔钱时，他们才认为自己赚了。这种锱铢必较的商人传统和行事风格，在伊朗的对外行为特别是外交谈判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在对外行为中，伊朗人总是千方百计地以最小代价获得最大利益，使其很大程度上存在注重眼前利益而忽视长远利益的倾向，容易因小失大。在能源合作领域，伊朗始终坚持条件苛刻的“回购合同”模式，外来投资者近乎无利可图。即使近些年面临严厉制裁，伊朗仍毫不妥协，致使外企参与伊油气开发热情不高，导致伊朗能源开发资金短缺，设备落后。

伊核问题博弈是另一个典型例证。伊朗核问题历时12年，在此期间，伊朗曾寸步不让，顶风推进核研发，建立起比较完善的核循环体系。但因难以承受制裁压力，最终于2015年7月同西方达成核协议，主动削减核能力以换取制裁解除。这种做法表面上使伊朗外部制裁解除，经济投资环境大为改善，但实则是伊朗赢得了眼前，却失去了长远。在美国接连针对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等国发动地区战争的背景下，伊朗面临的最大威胁实际是安全问题。2003年，伊朗顶着巨大的外部制裁压力，至少花费4,000亿美元进行核研发，绝不仅仅是“和平利用核能”这么筒单，而是要研发自己的“撒手铜”，即制造核武器。当年美国在中东气势最盛时，曾屡屡威胁用军事手段解决伊核问题，但伊朗仍不为所动。当前，美国面临在中东软硬实力明显受损、急于围堵中国、恢复国内经济等多重考验，通过战争手段遏制伊朗核计划的可能性已趋近于零。同时，奥巴马上台后屡屡主动向伊朗领导人伸出橄榄枝，谋求缓和伊核问题与美伊关系，从侧面表明美国已日渐丧失对伊主动权。换言之，美国最虚弱时，也是伊朗核计划破茧而出的“最佳窗口期”。

然而，在这一关键时刻，伊朗鲁哈尼政府却体现出“账房先生思维”，为缓解眼前的经济困难最终选择了“以限制核能力换取解除制裁”的低风险办法。根据核协议，伊朗将离心机数量减少三分之二，浓缩铀数量减少98%，改造阿拉克重水反应堆。如此一来，伊朗此前花费上千亿美元代价获得的核成就所剩无几。更重要的是，伊核计划被视为伊朗民族尊严和凝聚力的象征，现在该计划因经济压力遭到削弱，看似获得了切实好处，实际打击了伊朗民族的精气神。根据核协议，伊朗以限制核能力换取西方解除制裁，但伊朗是否已经执行协议，需要国际社会事先认证，这无形中已经将伊朗置于被审判的被动地位。伊朗外交可能因此日渐“审时度势”，难再有昔日的硬气，甚至日趋走上当年伊拉克和利比亚曾经走过的道路。

同时，伊朗在外交谈判中惯用拖延战术。伊朗人对谈判极有耐心，常借故推迟批准已签订的国际协议，以达到预期目的。在核问题上，伊朗政府早在1968年“核不扩散条约”（NPT）诞生当年就签署该条约，但直到两年后伊朗议会才批准；2003年，伊朗政府签署《核不扩散条约》附加议定书，但伊朗议会至今未批准。伊核谈判历时12年才修成正果，英国《卫报》称这实际是对耐力的考验。即便各方最终达成核协议,也并不意味着该问题已经彻底解决。基辛格认为，伊朗在核问题上采取的策略是，把紧张局势缓和到足以解除制裁的程度，但同时继续保留相当规模的核基础设施和最大限度的行动自由，以便晚些时候继续推行它的武器计划。需要指出的是，拖延战术固然使伊朗从中受益，但一味拖延也使伊朗易错失机遇，进而面临更大麻烦。

四、结语

伊朗对外行为特征和逻辑是特定的历史、地理和文化境遇的产物。可以说，伊朗正是凭借其独特的政治文化、对外战略和政策策略，才安然度过诸多激流险滩，并呈现出国力整体向上的发展态势。21世纪以来,中东地区在短短十几年时间内已发生三波“地缘政治地震”，伊朗均从中受益，加快了自身在地区崛起的进程。第一波是2001年和2003年美国先后推翻塔利班和萨达姆政权帮助”伊朗摆脱两面夹击处境；第二波是2011年中东剧变导致埃及等部分国家政权垮台，沙特等国虽保住政权，但维稳成本大增，土耳其外交则“先赢后输”，处境越发孤立，唯有伊朗政权稳固，地区影响力显著提升；第三波是2014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兴起，使中东主要矛盾由“防扩散”转向“反恐”，伊朗由“防扩散”中的防范对象，变成国际“反恐”合作倚重的对象。

伊朗逐次递进的国际战略在不同阶段产生了不同的效果。目前，伊朗仍是国际体系中的“正能量”，其反美反霸立场有助于世界多极化，尤其在“伊斯兰国”组织肆虐、美国“战略东移”并对中国挑衅增多的背景下，伊朗是为数不多可以倚重的重要战略力量。2016年1月，中国与伊朗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伊朗更可以发挥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在此背景下，深化中伊战略合作内涵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