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俾路支人作为伊朗国内不同于主体民族与主要教派的少数族群，其社会发展问题一直是伊朗国家治理的重要议程。1928年西俾路支斯坦并入伊朗后，巴列维王朝对俾路支人采取民族同化政策，导致伊朗俾路支民族抗争运动兴起。伊朗伊斯兰革命后，为促进民族团结与国家稳定，伊朗政府对俾路支人的政策从压制为主的消极管理，逐步转变为以安抚为主的“吸收”政策。在与中央政府的互动过程中，伊朗俾路支人形成了不被认可的少数族群身份、边缘化的政治地位、落后的经济状况、受限的民族语言环境以及逊尼派宗教人士主导下的传统社会结构等社会特征。由于伊朗俾路支人具有较高的国家认同，当前锡斯坦—俾路支斯坦省整体上保持相对平稳发展的状态。
关 键 词
伊朗；俾路支人；逊尼派；少数族群；国家认同
作者简介 苏欣，现为西安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
项目来源
本文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一般项目(2016BGJ001)的阶段性成果，并受国家留学基金“国际区域问题研究及外语高层次人才培养项目”、 安徽大学西亚北非研究中心的资助。
文章来源 原文刊登于《阿拉伯世界研究》2018年第3期。全文如下：
伊朗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由波斯人、阿塞拜疆人、库尔德人、俾路支人、阿拉伯人、土库曼人、卢尔人和吉拉克人等民族共同组成。其中，俾路支人主要集中在伊朗东南部锡斯坦—俾路支斯坦省，该省北部为锡斯坦（意为“萨卡人的土地”），南部为俾路支斯坦（意为“俾路支人的土地”）。在克尔曼省、霍尔木兹甘省和呼罗珊省也零星分布着俾路支人的聚居区。绝大多数俾路支人属于伊斯兰教逊尼派，在宗教、语言、服饰和文化习俗等方面，与波斯人存在明显差异，是伊朗国内识别度较高的少数族群。关于伊朗俾路支人的人口数量，从古至今没有精确的统计数据，其原因主要包括：第一，不同时期伊朗中央政府在编写人口普查报告时，都不包含任何有关民族身份的信息，政府更强调以共同的宗教信仰塑造民族认同，避免民族分裂；第二，当今生活在锡斯坦—俾路支斯坦省的居民除俾路支人外，也有从其他省份或阿富汗、巴基斯坦等邻国迁移过来的非俾路支人；第三，随着经济、文化和教育交流的增加，不少受过高等教育的俾路支人迁往德黑兰等大城市工作和居住，也有相当数量的伊朗俾路支人前往海湾阿拉伯国家寻找就业机会。上述因素的共同影响导致难以对伊朗俾路支人口数量进行精确统计。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2018年统计数据显示，当前伊朗国内俾路支人约为140万，占总人口的2%。
目前研究伊朗俾路支人的英文文献较为丰富，主要分为以下几类：第一，集中考察伊朗俾路支人的历史与现状，主要包括从历史维度考察伊朗俾路支人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前后的发展状况，也有成果专门探讨伊朗俾路支人内部逊尼派宗教学者、部落首领、知识分子等精英人士的关系，或者从地区视角研究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的俾路支民族主义的形成及发展；第二，有关伊朗少数族群的研究文献大都涉及对俾路支人的探讨，主要聚焦伊朗俾路支人的社会状况、身份构建及与中央政府的关系；第三，对伊朗俾路支人的社会动态研究，常见于政府或非政府组织的报告及俾路支人政治团体的网站。目前国内学界对伊朗俾路支人的研究成果相对匮乏，因此本文拟就伊朗俾路支人的历史发展及当代演变作一探讨。
在古希腊语词源中，俾路支斯坦大致包括德罗西亚（Gedrosia）、马卡（Maka）和部分德兰吉安纳（Drangia）组成的区域。语言学研究表明，俾路支人曾居住在里海东南部，约1,000年之前，逐渐迁移到东南部的克尔曼和俾路支斯坦地区。关于俾路支人的人种起源，当前有雅利安人和阿拉伯人两种说法。伊朗学者基于“民族—国家一致性”原则，认为俾路支人与波斯人同属于雅利安人；但经典歌谣《达普塔·沙伊尔》（Daptar Sha’ ir）中却提到，俾路支人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叔叔哈姆扎（Mir Hamza）的后裔，系公元680年卡尔巴拉战役后迁移至俾路支斯坦的阿拉伯人。
公元11世纪左右，俾路支人在俾路支斯坦地区开始定居生活，随后几个世纪该地区一直保持着相对独立的自治状态。15世纪左右，俾路支人曾建立过一个跨越伊朗克尔曼西部至巴基斯坦信德省西部的俾路支王国。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葡萄牙、荷兰和英国海军先后进入俾路支斯坦沿海地区从事贸易活动。该地区逐步进入国际社会的视野，也成为萨法维王朝、莫卧儿帝国和欧洲人进行地缘争夺的重要场所。一方面，英国竭力扩大在俾路支斯坦的统治范围和权力，其殖民统治导致19世纪末期俾路支斯坦的分裂，这激起了许多俾路支人的反抗和起义；另一方面，卡扎尔王朝国王穆罕默德·卡扎尔（Mohammad Shah Qajar）统治时期（1834～1848年），第一次开始试图管辖俾路支斯坦地区。但卡扎尔王朝与俾路支人的关系史通常被描述为“中央政府为征纳税收和平定持续不断的俾路支人起义进行军事远征的历史”。16～19世纪通常被视作俾路支人的英雄时期和黄金时代，其与英军英勇作战的记录在俾路支人的民间传说中广为流传，成为俾路支人自豪感的象征。该时期俾路支尚未出现任何现代政治制度的迹象，其内部主要是由世袭部落首领所统治的传统社会，首领的权力涵盖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各个领域，普通俾路支民众长期缺乏对政治生活的关注和了解。
1928年，巴列维王朝的军事远征推翻了西俾路支人部落首领多斯特·穆罕默德·汗（Dost Mohammad Khan）的统治，西俾路支斯坦正式并入伊朗，这一事件成为伊朗俾路支人政治史上的转折点。巴列维王朝既采取措施促进俾路支斯坦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但又以统一的波斯民族身份、波斯语、什叶派等为基础的同化政策促使俾路支斯坦地区的波斯化。在政治方面，地区大多数部落首领都自愿接受中央政府对俾路支斯坦的管辖，尽管当地仍沿袭传统的部落形态，但现代政府管理体制开始出现。部落首领作为中央政府的代理人，获得中央政府的津贴和资助，管理俾路支村落的秩序和生产活动。在经济方面，中央政府推行集中化和国有化的经济政策，如强制定居从事农业生产，推行牧场国有化等。在文化方面，中央政府取缔俾路支人的文化组织；审查俾路支人的历史文字记录；禁止国有媒体、教育和政府机构使用俾路支语，出版俾路支语的书籍、杂志、报刊都被视为非法；推广波斯语，用波斯语重新为俾路支村庄和地标命名；禁止在学校等公共机构穿戴俾路支人的传统民族服饰。在社会管理方面，政府严格限制国内俾路支人与巴基斯坦、阿富汗俾路支人的跨国联系和运动；将俾路支斯坦、克尔曼和锡斯坦进行合并，由国王任命的什叶派精英担任该省关键的行政职位；强制非俾路支人迁入俾路支斯坦，这一政策使该地区的人口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尤其在首府扎黑丹，约40%的居民都是非俾路支人。
巴列维政府推行的一系列政策遭到了俾路支人不同程度的反对，也促使俾路支民族运动的兴起。此外，传统秩序的逐渐解体推动了受过现代教育且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情感的俾路支城市中产阶级的兴起。20世纪30年代以后，这些城市中产阶级开始组建民族主义组织，开展地下活动。50年代，在被誉为“俾路支人民英雄”的达德·沙（Dad Shah）的领导下，俾路支民众发动起义，抗议激进的巴列维王朝军队对俾路支文化传统的破坏。60年代以后，俾路支斯坦地区出现第一个高度统一的民族主义组织——俾路支斯坦解放阵线（Baluchistan Liberation Front，1964～1979年），该组织反对中央政府对俾路支斯坦经济和政治发展的长期忽视及对俾路支人实施的歧视政策，将武装斗争作为解放俾路支斯坦的唯一途径，追求最终建立一个“独立的大俾路支斯坦”。俾路支斯坦解放阵线的成立及与其他组织联合开展的游击战，直接挑战了巴列维王朝在俾路支斯坦的统治。这一时期，种族和教派冲突使局势持续紧张，并严重威胁该地区的安全与稳定。
整体而言，至20世纪70年代末，俾路支斯坦地区的现代政治发展还很不完善，缺乏现代社会、教育和政府机构，仍保留有较多的传统因素。俾路支部落首领作为一支重要的社会精英，在中央政府和俾路支民众之间扮演着中介角色；逊尼派宗教人士的影响力逐渐凸显，其作为另一支重要的社会精英，在部落首领和俾路支民众中间扮演重要的调解者角色。同时，受过现代教育的俾路支城市中产阶级逐渐成为一支新兴的、不容忽视的力量。
1979年3月，伊朗最高领袖霍梅尼会见了当时逊尼派俾路支宗教领袖阿卜杜·阿齐兹·穆拉扎德（Abdul Aziz Mullazadeh），承诺政府将平等对待逊尼派和什叶派。随后，穆拉扎德号召俾路支人支持伊斯兰共和国的建立。伊斯兰革命之后，现代政治的迹象在俾路支社会中逐步增多。中央政府对少数族群的政策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少数族群的要求。
伊斯兰革命之初，伊朗新政权无法立即建立起对偏远的俾路支斯坦地区的有效管理，俾路支人重新获得了自治权。在革命后的最初几个月，俾路支人能够公开表达民族情感，在学校等公共场所穿戴民族服饰，50年来首次使用俾路支语写作，俾路支语的期刊和书籍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一本重要的俾路支语月刊——《莫克兰》（Makran）公开赞扬“伊朗革命给伊朗人民送来了礼物”。但现实证明，这种自治仅是昙花一现。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巩固政权之后，开始加强对俾路支斯坦的管理，并在锡斯坦等地任命大量什叶派行政长官管理俾路支人事务。
当时的伊斯兰政府忽视了部落首领在俾路支社会中的作用和强大影响力，而寄希望于受过良好教育的俾路支人精英和宗教人士来共同维护俾路支斯坦的安全与发展。然而，这些人自身存在缺陷，如部分俾路支精英曾参与反宗教的活动，其在俾路支民众中间没有建立起普遍权威。宗教人士虽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在政治活动中也表现活跃，但其参与政治活动的时间不长，且由于教派分歧并不能得到中央政府的完全支持。此外，接踵而至的长达8年之久的两伊战争进一步削弱了中央政府对边陲地带的影响力，使俾路支社会长期面临权力真空和领导危机。
1979年颁布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将什叶派的十二伊玛目支派定为国教，波斯语为唯一的官方语言，对最高领袖和总统等高级职位的宗教身份进行限制，且未授予非波斯民族行政管理权和文化自治权，此外，伊朗政府还解雇了许多俾路支人总督和官员，以什叶派人士取而代之，这些都被视作新政权对逊尼派的歧视。因此，部分俾路支民族主义组织联合起来，反对新宪法，举行针对新政府的抗议示威，针对投票站和政府官员发动袭击，在多个城市焚烧投票箱。伊斯兰革命卫队大量进驻锡斯坦—俾路支斯坦首府扎黑丹后，与当地俾路支人之间的冲突时有发生。总体来看，在伊斯兰共和国成立后的十年间，俾路支斯坦与中央政府之间并没有建立起良性和有效的互动关系。俾路支传统社会也并未发生多大改变，部落首领在维持秩序和组织生产等方面仍发挥着重要作用。
20世纪90年代之后，伊朗政府意识到完全打压部落首领的政策不符合俾路支人的传统社会结构，遂开始转向“吸收”政策，即通过建立各种机构并吸纳俾路支人担任部分职位，将俾路支斯坦纳入国家管理体系之中。从效果来看，这一实践较为成功。
伊朗政府在锡斯坦—俾路支斯坦首府扎黑丹建立了两个重要的政治机构，俾路支斯坦事务领袖代表办事处（Leadership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the Affairs of Balochistan）和情报部门设在扎黑丹的分支机构——情报总局（General Office of Intelligence）。领袖代表办事处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享有充分的权力，被视为该省最高政府机构，是俾路支人和中央政府进行交流的最主要中介。代表处下设行政、财政、文化和社会等多个部门，并设有专门处理俾路支部落首领事务和俾路支逊尼派宗教人士事务的办公室；此外还有一些隶属于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察部门的组织机构，主要负责调查俾路支斯坦的安全和政治事务。情报总局主要负责收集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各种数据和资料，在维护俾路支斯坦地区的政治和安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时期逊尼派俾路支宗教人士在俾路支传统社会中的影响力和参与度大幅提升。受过良好教育的俾路支精英虽不断涌现，但无法脱离逊尼派宗教人士的影响。在社会问题上，逊尼派宗教人士组织的宗教学校等被认为是社会事务的主要决策机构。在政治事务上，宗教人士的引导作用也较为明显，如在1997年的总统选举中，宗教人士鼓励俾路支人将选票投给改革派代表哈塔米。哈塔米当选总统后，俾路支精英数量有所增加，一些俾路支人在国营机构中也获得了较好的就业机会。总体来看，除了内贾德担任总统期间对少数族群实行较为严格的政策外，其余大部分时间中央政府都推行以安抚为主的“吸收”政策。在锡斯坦—俾路支斯坦省，除部分激进的民族主义组织、贩毒集团和政府军之间偶尔发生冲突外，该地区基本处于稳定状态。
伊朗俾路支人有着独特的社会组织结构和生活方式，在与中央政府的长期互动过程中，形成了不被认可的少数族群身份、边缘化的政治地位、落后的经济状况、受限的民族语言环境以及逊尼派穆拉维主导下的传统社会结构等社会特征。
在伊朗国内，俾路支人的身份定位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尽管《宪法》认可民族的多样性、各民族和各部落的平等权利，以及民族团体保持其独特身份和文化的基本权利。但伊朗不承认俾路支人是少数族群，在最高领袖和总统等高级职位的选举条件中都将逊尼派俾路支人排除在外。当前，相对于主体民族波斯人而言，俾路支人是不被宪法承认却又真实存在的与主体民族和主流教派不同的少数族群。
伊斯兰革命之后，伊朗建立了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共和国。在伊斯兰教的概念中，所谓“少数族群”是指“非穆斯林族群”，他们被允许继续坚守其信仰，但其权利和义务均取决于他们与穆斯林社区和伊斯兰政府之间达成的协议。区别“少数”与“多数”的标准不在于人口数量的比例，而在于文化和政治上谁是占优势的主体。在以伊斯兰教什叶派为国教、以教法学家治国为原则、坚持伊斯兰共和体制的伊朗，坚持这一理念导致政府不把种族、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作为划分少数族群的标准。
1979年伊朗政府正式颁布的《宪法》第13条规定，“伊朗琐罗亚斯德教徒、犹太人、基督徒是仅有的被认可的宗教少数派”，而国内少数逊尼派的身份地位并未被提及。由此可见，政府更愿意承认人口数量少且分散在不同地区的宗教少数派，而非民族范畴的少数派。同年12月，霍梅尼在一份涉及少数族群问题的声明中强调，“库尔德人、卢尔人、土耳其人、波斯人和俾路支人等都不应该被称为少数族群，因为这一术语已经预先假定在他们中间存在差异……这些问题很可能是那些不希望伊斯兰国家团结的人所创造出来的……他们创造了民族主义、泛伊朗主义、泛突厥主义等与伊斯兰原则相违背的概念，旨在摧毁伊斯兰教和伊斯兰哲学”。霍梅尼对少数族群的这一定性一直沿用至今。伊朗国内并无民族之分，俾路支人与其他所有民族都被统称为同一个伊朗民族。少数族群在语言、种族、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也不会被提及和探讨，它们统一被代之以基于共同伊斯兰文化价值观、共同的伊朗人身份构建的国家认同。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俾路支人获得了省级行政官员、市长及大学教师等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职位，使他们在处理俾路支事务中拥有一定的自主权和发言权。但总体来看，整个俾路支社会仍处在国家权力辐射的最边缘地带。民众整体政治参与度不高，基本上没有俾路支人在国家核心行政部门任职；受过良好教育的俾路支精英虽分布在锡斯坦—俾路支斯坦的各种政党分支中，但是他们在政治上并不活跃，对政府在当地的政策也无显著影响。
《宪法》第12条、第5条和第115条规定：“伊朗国教是伊斯兰教什叶派中的十二伊玛目支派，这是不可更改的原则”，“在第十二任伊玛目马赫迪隐遁之际，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由……为大多数人承认并接受为领袖的法基赫负责领导”，“总统必须从具备下述条件的宗教和政治人士中选出：……信奉伊朗国教”。这一系列条文将逊尼派俾路支人完全排除在最高领袖、总统等重要职务之外，使其权利和发展受到了严格限制。近年来，俾路支人要求获得高级行政职位的呼声越来越高，在总统竞选上体现得尤为明显。2013年鲁哈尼在竞选总统期间，曾以“允许少数族群和宗教少数派担任各级别的政府官员，包括加入内阁成员”为口号，获得了俾路支人的广泛支持。2017年伊朗第12届总统选举投票前夕，俾路支人中间最具影响力的逊尼派宗教领袖阿卜杜·哈米德（Abdol Hamid）在周五聚礼日演讲中呼吁，“修改宪法，给予伊朗逊尼派穆斯林竞选总统的资格”、“继任的总统应采取具体行动和措施，消除歧视，使逊尼派也成为‘一等公民’，获得高级职位”。这表明，近年来俾路支人的政治参与意识显著提升，并开始获得中央政府的关注。
尽管相对于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俾路支省而言，伊朗锡斯坦—俾路支斯坦省有相对较好的公共服务、卫生医疗条件、电力、供水和交通网络，但该地区仍是伊朗国内最不发达和最贫穷的省份。这主要是由于伊朗俾路支斯坦地区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造成该地区在历史上经常卷入不同统治者之间的战争，致使经济发展远落后于其他地区，至今约76%的俾路支人处在贫困线以下。
伊朗统计中心2016年数据显示，农村人口占锡斯坦—俾路支斯坦省总人口的51.44%。农村俾路支人大都从事种植业、手工业、捕鱼业或半游牧性质的经济活动，但由于当地干旱的气候环境、沙漠和山地为主的土地条件以及原始的经济运作方式，使得该省经济发展十分缓慢。经济贫困和缺乏现代视野进一步阻碍了俾路支人的教育发展。2016年，锡斯坦—俾路支斯坦省6岁以上识字率约76%，明显低于87.6%的全国平均值。当地还面临教师资源匮乏、教育制度不完善等问题。
受教育程度高的俾路支人可以在学校、医院、贸易和金融服务等政府机构任职，但担任高级职位的俾路支人却寥寥无几。近年来在整体经济不景气的背景下，伊朗失业率持续上升，这在俾路支青年中间体现得更加明显。一方面，人口结构的年轻化趋势致使青年劳动力过剩。在全国31个省份中，锡斯坦—俾路支斯坦的人口年龄平均值最低，仅为23.5岁；另一方面，在就业市场，相对于“非俾路支什叶派（non-Baloch Shia）”而言，“逊尼派俾路支人（Sunni Baloch）”尤其受到歧视。高失业率也导致一小部分俾路支人铤而走险，以走私贩卖毒品为业。由于毗邻鸦片种植重地阿富汗和海洛因主要生产地巴基斯坦，俾路支斯坦成为毒品交易的重要地区。毒品贩卖与民族叛乱的互动严重影响着当地的安全形势。
俾路支语（Balochi）是俾路支人文化身份认同最显著的标志。俾路支语属于印欧语系伊朗语支，内部又大致划分为西部、东部和南部方言，其中西部俾路支方言尤其是萨拉瓦尼语（Sarawani）在词汇上深受波斯语的影响，并与库尔德语、吉兰语等伊朗西北部地区的语言具有很大程度的相似性。除俾路支语外，小部分同属于俾路支民族的布拉汇人（Brahuis）讲布拉汇语。
巴列维王朝统治时期，政府推行统一的波斯语同化政策，少数族群被剥夺了使用民族语言教学和受教育的权利。伊斯兰革命爆发之后，伴随政治活动的兴起，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俾路支人开始争取俾路支语的使用权，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时隔不久，为防止少数族群民族主义的高涨，伊朗政府严格禁止在大学等公共机构使用俾路支语。伊朗政府担心，“加强地方语言和文化，可能很快会演变为一场要求独立的政治运动”，“若逊尼派穆斯林团体获得更大的自由，不受限制地使用本民族语言，可能会加强其与跨国界的同一民族之间的联系，或将鼓励分裂主义的抬头”。《宪法》第15条明确规定，“波斯语是伊朗的官方通用语，正式文件、书信和教科书必须使用波斯语书写”，但同时规定，“各组织的报刊和宣传品及各地学校的文学课程在使用波斯语的同时，也可以使用地方语言和民族语言”。
虽然《宪法》明确承认民族语言的使用权利，但事实上政府禁止非波斯语的普遍公开运用，且俾路支人能够使用本民族语言的机会少之又少。锡斯坦—俾路支斯坦省境内基本上没有使用俾路支语书写的路牌和标志；伊朗国家广播电台虽开设了俾路支语的节目，但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乏善可陈；除极少数俾路支学生团体创办的学术和文化期刊使用俾路支语外，伊朗国内媒体和出版物很少使用民族语言；在俾路支人的家庭中，为了让孩子更好地获得步入大学的资格和就业机会，父母不得不鼓励孩子从小习得波斯语而非俾路支语；由于俾路支语书面资料的匮乏、教师资源和经费的不足，学校也从未将俾路支语用于课堂教学。
因此，缺乏文字记录传承、使用范围囿于口语交流，且高度局限于文化和社交活动的俾路支语，难免会面临语言濒临消亡的困境。这一现实促使许多俾路支知识分子呼吁复兴民族语言，鼓励支持建立语言学习网站；不少俾路支人政治和文化活动家在网站、会议或采访中均发表对俾路支语问题的观点与见解。
绝大多数俾路支人属于伊斯兰教逊尼派哈乃斐学派，少数坚持马赫达威派、什叶派、瓦哈比派以及印度教和锡克教教义。
20世纪60年代，部落首领的权力逐渐让位于逊尼派穆拉维，后者开始在中央政府和俾路支人之间充当调解者角色，并逐渐走向政治化。伊斯兰革命之后，穆拉维迅速崛起，宗教权威进一步取代部落权威。为抗衡政府支持的什叶派在当地扩大影响，穆拉维领导俾路支人争取在宗教事务中享有完全自由，如允许建立并管理逊尼派宗教学校，在政府不干涉的情况下教授本民族信奉的宗教原则；学生从宗教学校毕业后，可以获得被认可的宗教学位；建立更多的逊尼派聚礼清真寺等。在此背景下，俾路支斯坦地区逐步形成什叶派统治地方政府、逊尼派主导社会的二元结构。
逊尼派穆拉维在俾路支社会中充当宗教领袖及政治领袖的角色，伊斯兰教法和宗教机构在俾路支斯坦事务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在投票选举总统时，大部分俾路支人一般遵循逊尼派宗教领袖的指示进行投票。在俾路支城市地区，穆拉维通过市政议会参与俾路支斯坦的社会、文化、教育、卫生、经济和福利等事务。在农村地区，俾路支人讨论和解决普遍关注的社会、政治和法律问题的“迪万议事会”（Open Divan），以及指导共同农作活动、房屋建筑的“共同合作社”（Hashar），往往都是由穆拉维所组织的。逊尼派穆拉维在俾路支斯坦地区的社会管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促进了俾路支人团结。
进入21世纪以来，锡斯坦—俾路支斯坦省出现的“真主旅”（Jundullah）等逊尼派武装组织，曾多次发动自杀式爆炸袭击等反对中央政府的叛乱活动，并与边境安全和毒品走私等问题相交织，加剧了该地区的民族冲突。尽管如此，伊朗俾路支人中间并没有出现普遍意义上的分离主义，小规模叛乱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俾路支人追求有限的政治自治和权力分享。这与伊朗俾路支人高度的国家认同有着密切关系。
近年来，伊朗中心城市与少数族群传统聚居区之间在政治、经济、社会层面的差距不断拉大，贫穷、失业、边缘化和被剥夺感的交互影响，进一步加剧了锡斯坦—俾路支斯坦省的民族冲突问题。对于伊朗政府而言，俾路支人问题带来的最大担忧源于边境安全、毒品贩运和武器走私问题，且不断加剧的毒品贸易问题“总是与俾路支斯坦的民族叛乱相伴相生”。
锡斯坦—俾路支斯坦省位于伊朗东南部，其东部毗邻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南面濒临阿拉伯海。阿富汗东南部和巴基斯坦西部分别有约60万和700万的俾路支人，阿曼等海湾阿拉伯国家也有相当数量的俾路支人口。通过部落纽带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俾路支人保持联系，通过劳务输出与海湾地区的俾路支人建立关系，以及地域临近、民族相同和语言文化相近等特点，使该地区形成了一个广义上的俾路支斯坦地区。这也导致俾路支斯坦民族问题呈现出跨国特征，“俾路支人的行为不仅对其居住地区，而且对整个西南亚区域而言，都是影响未来安全的重要因素之一”。由于伊朗、巴基斯坦和阿富汗边境安全合作缺失，俾路支人的跨国民族结构增加了伊朗国内的安全风险，民族分离主义势力鼓动和号召加强俾路支民族身份意识、抵制中央政府的同化政策，对伊朗国内稳定构成的威胁不容小觑。
2004年，锡斯坦—俾路支斯坦省出现了反对中央政府的逊尼派武装——“真主旅”，该组织又称“伊朗人民抵抗运动（Iranian People’ s Resistance Movement）”，伊朗政府将其定性为“激进的分裂主义运动”。该组织头目是俾路支青年阿卜杜·马立克·瑞各（Abdolmalek Rigi），成员主要是来自伊朗和巴基斯坦边境的瑞各部落（Rigi Tribe）的逊尼派武装分子。该组织声称为伊朗逊尼派穆斯林的权利而战，将政府高级长官、军队和安全部门的官员作为主要袭击目标。自2006年起，“真主旅”在扎黑丹、恰巴哈尔港等地多次发动大规模炸弹袭击。2013年以来活跃的“正义之军（Jaish ul-Adl）”、“伊朗支持者运动（Harakat Ansar Iran）”和“准则支持者（Ansar al-Furqan）”也是当地重要的反对派武装。近年来，这些组织通过社交媒体进行动员，多次绑架边境警卫和开展自杀式爆炸袭击等反政府叛乱活动。
俾路支人以历史、地域、民族、语言、文化、价值观和社会规范为纽带，维系着跨国俾路支人的民族身份。自20世纪20年代俾路支民族主义（Baloch Nationalism）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出现以来，凝聚力和统一性日益增强，其目标是建立一个由伊朗锡斯坦—俾路支斯坦省、巴基斯坦俾路支省和阿富汗南部俾路支人聚居区组成的“大俾路支省”，保护其民族和文化身份，实现民族自治。但与巴基斯坦俾路支人不同的是，自21世纪以来，伊朗俾路支人与中央政府一直保持良好关系，没有产生大范围分离主义迹象。从伊朗俾路支人内部结构来看，无论是逊尼派宗教领袖、各政治团体，还是反对派军事组织，大都不持分离主义观点，而是在伊朗国内追求有限的政治自治和权力分享；从伊朗民族主义的实践来看，伊朗民族主义和民族身份具有持久性、包容性和广泛的吸引力，使得俾路支人对伊朗具有归属感，即较高的国家认同。
从逊尼派宗教领袖的角度看，他们与中央政府一直保持较紧密的联系。二战后，在锡斯坦—俾路支斯坦省的萨巴地区，中央政府与具有南亚保守色彩的迪欧班迪派背景和跨国性质的逊尼派宗教领袖建立了良好关系，巴列维政府将其作为抵御苏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堡垒；1979年，逊尼派宗教领袖号召俾路支人支持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其后俾路支人又与库尔德人结成联盟，共同遏制了自1997年兴起的伊朗逊尼派激进主义的发展。同时，在逊尼派宗教领袖发表的演讲中，自始至终强调俾路支人的“伊朗人身份”。1979年，为反对《宪法》未赋予少数族群同等权利，前宗教领袖穆拉扎德发表讲话强调：“我们不是分离主义者，独立在各方面并不符合我们的利益。我们的目标是看到俾路支人在文化和政治领域拥有决定权……这就是俾路支人的自主性”。2017年伊朗第12届总统选举投票前夕，宗教领袖阿卜杜·哈米德在聚礼日演讲中多次提及，“逊尼派团体也是国家的一部分”，“我们是伊朗人，伊朗属于所有的伊朗人。它不仅是逊尼派、什叶派或波斯人的国家，更是所有人的国家”。逊尼派宗教领袖作为俾路支传统社会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在引导俾路支人的政治立场和舆论导向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政治团体的角度来看，尽管受外部资助的俾路支团体、协会、政党和组织都反对伊朗政府的少数族群政策，但大多数并不支持分离主义观点。例如，2003成立、总部设在瑞典的首个俾路支人海外政治团体——俾路支人民党（Balochistan People’s Party），它作为“无代表国家和民族组织（Unrepresented Nations and Peoples Organization）”的成员，多次在国际场合代表俾路支人发声。该团体的宗旨是寻求在一个联邦、民主和世俗的政治体系中为俾路支人争取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权利。俾路支联合阵线（Balochistan United Front）、俾路支斯坦人民民主组织（Balochistan People Democratic Organization）等团体主要追求在伊朗建立联邦民主共和制度，推动俾路支人在各领域获得平等权利，甚至俾路支反对派军事组织也秉持一个国家的观念。2008年“真主旅”头目阿卜杜·马立克·瑞各在接受阿拉比亚电视台（Al-Arabiya TV）采访时指出，“我们对伊朗政府的唯一要求是使我们成为正常公民。我们希望拥有与什叶派民众同等的权利，不希望逊尼派遭到歧视，仅此而已。”因此，这些政治组织的目标基本上都是改善俾路支人的生存状况和追求有限的自治，并不是寻求将锡斯坦—俾路支斯坦从伊朗境内分离出去。
从实践角度看，伊朗民族主义和民族身份具有持久性、包容性和协作性，其对少数族群具有广泛的吸引力，使他们自愿使用、塑造和维持伊朗民族身份。自巴列维王朝建立之初，伊朗中央政府就开始通过各类教育、法律、社会、军事、经济计划提升伊朗民众的国家认同，取得了良好效果。进入21世纪以来，俾路支人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乃至身份认同的基础都受到国家政治和经济环境的冲击，但伊朗民族主义仍在俾路支人中间保持强烈的吸引力，这主要源于俾路支人是伊朗政治进程的参与者。在历次危机中，俾路支人作为国家的一份子参与了政治和经济变革，使得他们对故土的亲近感和对政治体制的忠诚度不断加深，绝大多数俾路支人都认为自己就是地道的伊朗人。
在一项关于俾路支人是否支持分离主义的采访中，伊朗俾路支政治学家皮尔·穆罕默德·穆拉泽希（Pir Mohammad Mollazehi）认为，“不能断言俾路人是否是分离主义者……分裂主义并不存在于所有的伊朗俾路支人中间，可能存在于部分部落首领等较高职位的阶层中”；伊朗俾路支政治学家古拉姆·穆罕默德·汉宰（Ghulam Mohammad Khanzai）认为，“伊朗的俾路支人不是分离主义者……如果不满情绪持续叠加，未来某个时候，俾路支人可能会认为他们在政治和经济上强大到足以对抗伊斯兰共和国，届时他们或会发动叛乱；而现在的俾路支人没有足够的能力管理自己的国家”。由此可见，对于缺乏现代工业基础、文化教育落后、政治参与意识不强、从未有独立经验和人口占比低的伊朗俾路支人而言，分离主义并不符合他们的利益诉求，他们也无法独自立足于竞争激烈的当今世界。
伊朗政府近40年的少数族群治理取得了一定效果，如阿塞拜疆人、库尔德人等民族均与中央政府保持相对良好的关系。在应对俾路支人问题方面，包括近年来兴起的民族叛乱组织，伊朗政府能够有效处理和维持国内局势稳定。但从深层次来看，俾路支人问题一直存在，尤其是当伊朗国内少数族群动乱与工人运动、学生抗议和妇女权利运动等其他形式的抗议活动相结合，受到外部势力鼓动与支持时，中央政府就会面临巨大的国家治理压力。如果中央政府不采取相应的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举措，内外因素的交织将增加叛乱的烈度及追求政治自治的呼声。
民族冲突对伊朗国内政治产生的深远影响，使得少数族群问题已成为伊朗国家治理的一个重要问题。正如伊朗社会史研究专家托拉吉·阿塔巴齐（Touraj Atabaki）所言：“伊朗民族构成及其领土完整的命运，比其他任何时候都依赖于国内政治结构改革的实施。”消除对少数族群的偏见与歧视，使其获得平等的政治参与和经济发展机会，认可其文化语言地位及保障个人权利，将更好地推动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从而确保现有边界乃至国家整体的安全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