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香教授20多年来一直从事中西方文化交流的科研与教学工作，已出版《隋唐长安与中亚文明》《两汉迄五代中亚胡人的来华及活动》等著作。[4]《波斯锦与锁子甲：中古中国与萨珊文明》是其在长期积累的基础上写成的专题性著作，该著为周伟洲先生主编“西部边疆研究丛书”之一，由绪论、五个专题、终章以及参考文献四个部分组成。

在“绪论”部分，作者对国内外学术界研究中古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的相关热点问题进行了回顾，介绍了代表性的学术成果。

第一章“萨珊波斯与中国”，在国内外相关学者的研究基础上，结合古希腊、伊朗以及中国史料介绍萨珊波斯建立前的历史与文化、萨珊王朝与周边政权的关系、萨珊波斯的文化及其影响等问题。重点讨论了3～9世纪萨珊波斯与中国北朝、南朝、隋唐的政治关系和经济、文化交往交流。同时对中国境内的波斯人活动情况做了较为详细的梳理，为更进一步全面了解萨珊波斯与中国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

第二章“异域物种物品的输入与波斯文明”，以鸵鸟、狮子、五方狮子舞、波斯锦、锁子甲、香料、宝石、枣椰、郁金香、青黛等为例，进行了专题讨论。“狮子”出现在萨珊波斯金银器、银币以及中亚、中国的相关文物中，《册府元龟》也记载着康国等“贡狮子”的情况。[5]学术界较为关注的是狮子的具体使用问题，韩香教授认为，“唐代入贡来自西亚一带的猎豹、波斯犬等，主要是为王室家族提供狩猎服务，狮子性凶猛，难驯服，而且珍贵，实用性不强，故而更多用作观赏及表演，主要是为了娱乐。”[6]总之，分析有据有理，每一个话题积极回应了学术界关注的问题和热点。

第三章“造型装饰艺术和游艺等与波斯文明”，作者在相关考古和文字资料的基础上，通过研究丝绸之路上来通角杯、联珠纹饰、中西亚印章及艺术，讨论了相关造型装饰艺术起源及其在丝绸之路上的传播，马球也是这一章的亮点之一。本章第三节“中西亚印章及艺术的东传”在相关考古、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讨论了中西亚（即波斯、粟特、犍陀罗等地）印章及文化形成、发展特点以及印章及其艺术在中国北方地区的传播情况。

第四章“中古外来宗教与波斯文明”，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利用文献、考古、图像等资料，讨论中古时期在中原地区流行的祆教、景教、摩尼教等外来宗教与中西亚文明之间的关系，认为“中古特别是唐代中原一带的外来宗教与中西亚文明有着更为直接的关系，它们在传播过程中受到中亚文明的改造，但又多多少少与波斯文明有着扯不断的联系。”[7]这对于更进一步了解唐代外来宗教文化的风格与特点具有重要意义。

第五章“东方中国文明对波斯文明的影响”，作者认为萨珊波斯文化东传的同时，中国文化也向西传播，对中亚、西亚文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韩香教授在相关考古资料的基础上主要讨论丝绸、铁器、瓷器、麝香、樟脑等的西传以及中国文明对波斯文明的影响。

终章“碰撞与融合：中国文明与波斯文明交流的特点”是本书结语，总结了萨珊波斯与中国互动关系研究的内容、意义、影响等，通过对物品、物种和技术、思想、宗教等方面的分析，说明文明交流具有选择性和交流所产生的变异转变、文化交流的不对等性和不平衡性等问题。

二

通览全书，笔者认为该书有以下几方面特点：

特点一，以断代史的形式，选取国内外学术界关注不多的时间段和领域为研究对象。一方面，国内外已有相当多有关伊朗史方面的学术成果，例如美国学者A.T.奥姆斯特德(A.T.Olmstead)的《波斯帝国史》，德国学者克劳斯·施普曼（Klaus Schippmann）的《波斯帝国史的特征》、法国学者亚咇·克里斯滕森（Arthur Christensen）的《萨珊人治下的伊朗》等，但真正涉及萨珊波斯文化互动的内容却甚少；另一方面，萨珊波斯与中国文化交流研究方面的专题性成果寥寥无几，[8]国内外尚未出现系统性专著。就像作者所言“中国与萨珊波斯的交往在中外关系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占有相当特殊的地位”[9]。由于波斯与中国交往源远流长，至萨珊波斯时期交往的内容、范围更为广泛，涵盖了丝绸贸易、艺术、宗教、工艺、科学技术等较广泛的领域。该书主要讨论公元3～9世纪的交往，但部分内容也涉及两汉乃至唐宋及以后的时期。研究的时间跨度较大，所讨论的问题涉及范围较广泛。

特点二，史料翔实、丰富多样。萨珊是古典晚期最后的文明之一，也是东罗马帝国最强大的邻居和敌人，语言上的挑战，可能是历史学家较少研究萨珊王朝的原因。[10]历史的研究基础是史料。在萨珊王朝留下来的古波斯、帕提亚、粟特、回鹘、于阗文等铭文、残卷较多，且大部分属于宗教文献。公元6世纪后，具有传说、英雄故事性质的记载以及逻辑学、气象学和生物学方面的著作逐渐增多，[11]还出现了官修《列王本纪》（Khudai-Namak）、《古波斯史》(Peshdayan)等记录阿契美尼德王朝和帕提亚王朝之后的波斯国王年代记。[12]但阿拉伯人攻占波斯之后，销毁了这些资料，因此，萨珊王朝的文字资料保存下来的很少。可喜的是，随着中西亚考古的发展，在中亚、西亚、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地都发现大量的考古遗址和遗迹，为研究萨珊波斯历史提供了一定的资料依据。另一方面，对于研究萨珊波斯与中国文化交流，中文书籍和中国境内发现的考古资料极为重要。对此中国学者具有得天独厚的天然优势。该书忠实地贯彻了王国维先生强调的“二重证据法”。韩香教授利用10多年的时间在欧洲、西亚、中亚等地多次广泛搜集各大博物馆所藏相关文物的精美图片，充分利用中文、英文、日文、波斯文等资料进行了研究。在第二章讨论“马球”时，作者不仅利用中国的考古和文献资料，还充分利用了塔巴里（Tabari）的《塔巴里历史》和菲尔多西（Firdousi）的《列王纪》中有关萨珊波斯马球的资料。此外，还引用了莫卧儿王朝学者阿布尔·法兹尔（Abū’l Fazl）的《阿克巴本纪》等重要历史著作作为佐证。

特点三，全书内容有不少创新之处。在方法方面，作者从中外关系史和中西文化交流的视角，利用文字、考古、图像资料相结合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在内容上，该著作不仅涉及物质文化，还包括艺术、宗教等精神文化。如书中对鸵鸟的研究，霍利汉（Ptrick.F.Houlihan）、田边胜美等学者曾有论述，但作者从文化交流史的角度分析了鸵鸟的东传及其艺术形象变化，在前人的基础上增加了鸵鸟东传等内容；关于狮子、联珠纹饰等方面的内容作者已有公开发表和出版的学术成果，[13]但在该书中又作了进一步的推进和阐释。书中锁子甲、波斯锦、西亚印章等的东传均属全新的内容，拓展了中西文化交流研究的范围，填补了相关领域的空白。

特点四，该著作呈现了博通与专精的结合。萨珊波斯与中国文化交流的内容极为广泛，没有一定的知识结构，根本无法入手。作者不仅对萨珊波斯前后的历史、文化和学术史、基本史料以及相关议题的前沿性特点具有较深入的了解，而且在这些知识的基础上，对文化交流中的主要问题下了较深的功夫，保证其著作的学术质量，也显示其学术特色。

三

该书的学术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该著作的出版填补了学界对萨珊波斯与中国文化交流方面研究的空缺。关于萨珊波斯的历史与文化，国内外学术界已有相关的学术成果，有研究萨珊朝领军人物图拉吉·达利遥义（Touraj Daryaee）的《萨珊波斯：帝国的崛起与衰落》（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年），孙培亮的《萨珊朝伊朗》（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等著作。关于古代伊朗与中国文化交流方面的学术成果，向达、张星烺、陈垣、冯承钧、方豪、张广达、荣新江、刘迎胜、余太山、齐东方、姜伯勤、王一丹、张云等学者都有相关的研究成果。但《中古中国与萨珊文明》所关注的是公元3～9世纪萨珊波斯与中国的交往交流，从历史、艺术、宗教、工艺、科学技术、游艺等方面系统、全面地进行专题研究。这不仅对于研究萨珊王朝历史文化有很大帮助，而且为全面系统了解中古中国与萨珊王朝的文化交流提供了全新的内容。

其次，作者在前人已有研究的成果上有所推进，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例如关于马球，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敦煌学家、中外交通史专家向达、著名古典文献专家阴法鲁等学者已有讨论，[14]但关于其来源问题存在争议。该书在汉文、波斯文等文字以及相关考古资料的基础上不仅对马球的传播原因、路线、传播者等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其中传播路线的分析更为全面、清晰，提出了“波斯、吐蕃与唐在马球运动方面相互发展相互成就的关系，既有独特性，亦有交融性”[15]等新的观点。这不仅仅是马球运动起源、发展、传播过程中的一个特点，更是东西文化交流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对于研究者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再次，该著作呈现东西方视角。就像荣新江教授所言，“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是双向性的，但由于学术研究的训练和背景不同，中国学者更多关注进入中国的外来文化。”[16]其实，在任何一种文化互动中既有“输出”也有“输入”。韩香教授在其著作中不仅关注从萨珊波斯传入中国的文化，还探讨了从中国传入波斯的丝绸、铁器、漆器、瓷器、麝香、樟脑以及有关中国的故事和中国元素，充分呈现出了“交流”的双向性特点，这正是该著作的一大学术价值所在。

最后，该著作所附地图提高了本书的学术和实用价值。作者根据《中国印度见闻录》《皇华四达记》《道里邦国志》等汉文、阿拉伯文文献所载航线，利用ArcGis绘制了“唐代海上丝绸之路路线图[审图号：GS（2021）6204号]”，极为清晰地呈现出了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路线。另外，地图中标注了航线地区古名和现名，为读者阅读理解提供了便利。该图对于进一步研究唐代海上丝绸之路的不同航线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四

由于这是一本专题式的著作，不能苛求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艺术方面的所有内容，但关于该主题仍有不少问题可以讨论和补充：

第一，可以补充有关金银器、乐舞乐器、服饰方面的内容。例如，圣彼得堡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收藏萨珊王朝时期的一个金碗，它是萨珊金属制品的杰作。金碗纹样中，精细线条显示了沙普尔二世(Shapur Ⅱ，公元309～379年)所穿丝绸衣服的褶皱。[17]萨珊朝宫廷内几乎都使用金银器，其纹样具有象征意义，标志着使用者的身份与地位。此时中国的桑蚕养殖技术已经传播至伊朗高原，[18]沙普尔二世所穿的是否为中国丝绸或使用中国桑蚕养殖技术制作的丝绸？这个问题值得探讨。另外，广东省湛江市遂溪县博物馆收藏遂城镇出土的萨珊波斯的银碗、银手镯、银币，[19]这些考古资料还可以引出另一个问题，即萨珊波斯与中国文化交流中扮演中间角色的人群是否都是粟特人，还有没有可能是其他“西域胡人”或者中国商人？类似的问题，都值得研究和关注。

第二，材料还可进一步拓展。萨珊波斯与中国文化交流方面的史料较少、较零散，但这两地之间的互动可能经过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撒马尔罕、喀什、和田、库车、伊犁、吐鲁番、敦煌等地，无论是中原地区文化的西传还是萨珊波斯文化的东传都对这些地方有一定的影响，需要更广泛搜集、分析、探讨这些地方有关本书研究的文字和考古资料。

第三，萨珊波斯与中古中国文化交流的方式和途径需要进一步思考。所有的文化互动都有具体的方式，包括官方的和民间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海上的还是陆上丝绸之路的。隋唐时期海上丝绸之路发达，“自广州出发沿着传统南海海路，穿越南海、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波斯湾，沿波斯湾西海岸航行，出霍尔木兹海峡后，进入阿曼湾、亚丁湾和东非海岸。”[20]萨珊波斯与中国的交往不仅通过陆上丝绸之路进行，还可以经过海上丝绸之路进行。距离如此遥远的两地之间，肯定借助相关的交通工具来实现交往。互动的方式、交通路线、交通工具等，不仅对研究中西文化交流史具有重要意义，还对世界古代史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瑕不掩瑜，《波斯锦与锁子甲：中古中国与萨珊文明》宽广的学术视野、系统的梳理推动了3～9世纪中国与萨珊波斯文化互动研究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