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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加入上合组织的地缘政治影响及其外交走向
内容摘要   上合组织经过20年的发展变化,不断推进务实合作,吸引着欧亚国家纷至沓来,用实际行动诠释“上海精神”,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2023年7月,上合组织正式接纳中东地区大国伊朗为成员国,预示着伊朗内政外交的新走向:可借机调整自身的外交战略布局、构筑安全屏障、破除西方经济封锁。但同时伊朗也面临诸如国际监督更加透明、如何快速融入上合组织以及国内亲西方势力搅局等问题。未来伊朗的对外政策或更趋务实,既不会主动与东、西方国家结盟,又积极加强与东方国家和地区组织的关系。同时,伊朗的加入也对提升上合组织的国际影响力及促进欧亚大陆国家共同应对全球危机产生正面效应。鉴此,中国应加强与俄罗斯、伊朗等国的密切协作,在地区事务中发挥引领作用,从中美战略竞合博弈的高度统筹施策,与其他成员国一道助力上合组织迈向高质量发展。

关 键 词 伊朗上合组织深层动因对外政策发展前景
作者简介   庞伟,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  原文刊登于《和平与发展》2024年第2期。全文如下:


2023年7月4日,上海合作组织(简称“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3次会议正式接受伊朗为成员国。至此,上合组织成员国增至9个,体量规模进一步扩大,影响力也随之上升。上合组织自2001年成立以来就对扩员极为重视,2005年将印度、巴基斯坦、伊朗同时吸收为观察员国。尽管印巴两国一直存在矛盾甚至激烈冲突,但2017年仍被上合组织批准为正式成员。而伊朗从对上合组织产生兴趣,到迫切希望加入,再到放缓申请步履,直至重新申请提速,历时20年终得所愿。伊朗加入上合组织的历程充满艰辛,研究其原因并对伊朗加入上合组织的过程及其影响、外交走向进行分析,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政策参考价值。

一、伊朗周边复杂激烈的宗教与政治斗争环境

伊朗作为中东地区最具实力的什叶派国家,一直以来与沙特等逊尼派国家存在“剪不断、理还乱”的矛盾纷争。20世纪70年代伊朗向周边国家输出“伊斯兰革命”,同时推行“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的外交政策,导致其在海湾和中东地区四面树敌。21世纪以来,美国从“9·11”事件开始,以伊朗发展核技术为借口,联合中东盟友对伊朗进行外交封锁和经济制裁,致使伊朗元气大伤,在国际社会也陷入孤立境地。
(一)什叶派伊朗与沙特等逊尼派国家矛盾交织并争斗激烈

伊斯兰教作为全球性宗教有诸多分支,其中最大分支逊尼派占全球信仰伊斯兰教人数的85%~90%。目前,全球有超过15亿穆斯林是逊尼派。第二大分支什叶派占全球伊斯兰教信众的10%以上,规模超过2亿人,在中东每个国家均有分布,力量不可小觑。什叶派穆斯林信众常居于相对落后的国家和地区,且大多数信众在政治、经济、教育、宗教等方面时常遭受不公平待遇。逊尼派与什叶派在教义、教法等领域存在明显差别,自伊斯兰教诞生以来两派就争斗不止,逐渐上升为政治斗争。

伊朗在中东地区国家中国土面积、人口和经济总量均位居前列,在地区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伊朗是中东大国中唯一由什叶派占主导的伊斯兰国家(什叶派占总人口比重的80%以上),被看作伊斯兰世界的“异类”。伊朗周边大都是逊尼派人口占多数的国家。作为伊斯兰教逊尼派和什叶派两大分支的代表国家,沙特和伊朗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其中既夹杂着民族宗教的历史纠葛,也有地缘政治利益的现实纷争,可谓复杂难解。

冷战时期,伊朗和沙特是美国“在中东伊斯兰世界的两大核心盟友”,均获得美国的军事援助。彼时意图世俗化的伊朗政府压制什叶派教士的力量,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地区宗教矛盾,与沙特保持着相对和睦的关系。1979年伊朗发生“伊斯兰革命”后,亲美的巴列维王朝被推翻,霍梅尼(Ruhollah Musavi Khomeini)将伊朗打造为政教合一的宗教国家,教士阶层掌握了政权,将什叶派信仰作为武器向外“输出革命”,渗透并影响周边国家的什叶派群体,如叙利亚政府、伊拉克什叶派力量、黎巴嫩和也门的什叶派武装等,进而扩大伊朗的地缘影响力。例如,伊朗积极向其他海湾国家输送影音制品宣传伊斯兰革命,严厉批评各国政府,向海湾国家政府反对派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此举直接导致1980年“两伊战争”爆发并延续8年,以及中东各国的一致反对和抵抗;霍梅尼曾呼吁推翻沙特政府,引发沙特东部以及巴林、科威特等国的什叶派起义;1988年发生伊朗民众包围沙特驻伊朗大使馆事件导致两国断交。
(二)伊朗宗教化后反美意识增强遭到美国敌视和孤立
伊朗“伊斯兰革命”后,与美国的亲密关系结束。霍梅尼认为当今世界美国才是剥夺与压迫世界人民的头号敌人,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控制,抨击美国从伊朗运走石油并在伊朗建立军事基地,还把反对美国视为所有穆斯林与所有不信教者之间的斗争。在如此革命与激进的背景下,伊朗塑造了以反美为主的反西方外交,对美国的敌视进一步恶化了两国关系。同时,霍梅尼对社会主义东方阵营也持负面态度。他不仅写信给当时的苏联领导人劝说其放弃社会主义皈依伊斯兰教,还宣布取消通往苏联的天然气干线,更是在阿富汗问题上强烈谴责苏联,并指责其向伊拉克提供武器,默许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因此,伊朗不仅在中东四面树敌,在国际社会也陷入孤立境地,外部环境恶化。
1989年霍梅尼去世后,因经济受西方制裁陷入困境,伊朗政府逐渐放弃输出革命,开始与沙特等逊尼派国家缓和关系并复交。哈希米·拉夫桑贾尼(Hashemi Rafsanjani)总统上任后,率先谨慎呼吁伊朗要与美欧保持关系正常化,指出伊朗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是尊重他国的领土完整、人民的社会和宗教价值。在此思想指导下,伊朗改善与海湾国家的关系,并缓和了与除美国外的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
(三)美国发动反恐战争及伊朗核计划曝光激化各方矛盾

“9·11”事件后伊朗与美国关系迅速恶化。美国借发动反恐战争进入阿富汗,在中亚、中东国家新建军事基地,并将伊拉克、朝鲜与伊朗列为“邪恶轴心”。美国的外交理念发生重大转变,开始将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作为国家安全的首要威胁,而恐怖主义及其支持者并试图获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邪恶国家”成为美国的重点打击对象。因此,美国积极筹划打击萨达姆政权的伊拉克战争,不断向海湾地区增派军队,尤其在伊朗周边部署重兵,使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2002—2003年期间伊朗核计划逐步曝光,引发国际社会焦虑并对伊朗强硬施压。美国对伊朗使用外交封锁和经济制裁等手段,逼迫其放弃核计划。在美国的压力下,国际原子能机构先后对伊朗进行多轮核查,联合国也通过多项决议要求伊朗停止铀浓缩活动,美国还多次表示“不排除用武力解决伊核问题”。沙特等地区国家也因此极度不安。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后,伊朗调整对外布局,强化与中东其他国家什叶派的关系,积极扶持伊拉克什叶派政党和武装,将自身势力推进到叙利亚和黎巴嫩,构建对伊朗有利的地缘格局。此举再次引发海湾国家焦虑,沙特等国加大与美国合作的力度,对伊朗进行外交孤立,还借增产压低油价冲击伊朗经济。2005年,美国又将伊朗、缅甸、朝鲜等6国贴上“暴政前哨”标签,着手联合西方国家全力打压伊朗,并默许沙特等在国内强力压制什叶派,伊朗与外部关系进入新一轮紧张期。2010年底“阿拉伯之春”运动爆发,西亚北非地区再次陷入混乱,突尼斯、利比亚、埃及等多国政权倒台,逊尼派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IS)、“基地”组织(Al-Qaeda)分支以及库尔德武装等各派势力乘乱在叙利亚、伊拉克等国攻城略地、割据一方,对伊朗的“什叶派之弧”构成严重挑战,伊朗开始向叙利亚提供武力支援,并支持也门北部同样反美的什叶派胡塞武装攻击也门政府军,导致逊尼派国家与伊朗对抗加剧。

伊朗核问题协议签署后,伊朗与邻国及西方的关系缓和。2013年6月,哈桑·鲁哈尼(Hassan Rouhani)担任伊朗总统后,寻求通过多边主义及东西方关系平衡推进伊朗内政外交的渐进式转变。在其任内,伊朗与世界的互动明显加强,美伊关系出现缓和迹象,伊核谈判继续推进,并制定了延期路线图。2015年7月,伊朗核问题六国(中、美、俄、英、法、德)及欧盟与伊朗签署《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CPOA,即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简称伊核协议),联合国随即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但美国仍对伊朗实施单边制裁。2017年鲁哈尼连任伊朗总统后,对外倡导“文明对话”,进一步改善伊朗与邻国、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世界的关系,全面缓和与欧盟的关系,对美关系出现松动。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认为2015年“六国”及欧盟与伊朗达成的伊核协议不合理,“伊朗的弹道导弹项目、2025年后的核活动及其在也门和叙利亚冲突中的角色均未受到制约”,因而宣布美国退出该协议,并重启对伊朗的全面制裁。

(四)伊朗与中亚邻国存在复杂的地缘政治关系
历史上伊朗与大中亚地区(中亚五国、阿富汗和高加索等)关系密切,双方在政治、经济与文化领域联系紧密。伊朗与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有漫长的边界线,与塔吉克斯坦语言相通,与阿塞拜疆宗教一致,历史上这些地区曾是伊朗的前身波斯帝国的一部分。20世纪中亚各国独立之初,伊朗输出伊斯兰革命的外交手段受挫后,深知自己强烈的宗教意识形态使中亚国家难以接受,于是在与其发展双边关系时有意淡化宗教问题。21世纪初,伊朗和塔吉克斯坦互动频繁,但由于塔吉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关系冷淡,伊乌关系也随之下行,主要原因是乌兹别克斯坦担心伊朗对其境内的塔吉克族聚居区,特别是撒马尔罕和布哈拉地区发挥巨大影响力,并认为伊朗什叶派宗教与伊斯兰革命的传播及其对境外伊斯兰政党和团体的支持,威胁乌国家安全。此外,伊朗与塔吉克斯坦伊斯兰复兴党之间的关系也导致乌兹别克斯坦忌惮伊朗在中亚影响力扩张,并对伊朗加入上合组织心存芥蒂,一直表示反对。

二、伊朗加入上合组织历程一波三折

伊朗加入上合组织历经曲折,既有外部因素阻挠,也有自身原因制约。自1979年伊斯兰政权建立以来,伊朗奉行与东西方“不结盟”外交政策,并未寻求加入地区组织或签署跨国安全条约。1997年伊朗前驻俄、驻华大使萨法里(Mahdi Safari)曾建议伊朗加入“上海五国”会晤机制,但当时伊朗政府希望加强与西方的关系,对加入“上海五国”机制未采取行动。伊朗加入上合组织的进程大致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美国发动反恐战争促使伊朗正式考虑加入上合组织。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将伊朗列入“支恐国家”名单,促使伊朗正式考虑加入当年6月刚成立的上合组织。2002年,伊朗表达了对加入上合组织的兴趣,以维护其国际舞台“温和形象”,并缓解包括中亚国家在内的邻国对其传播政治伊斯兰和激进革命的担忧。在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严峻形势下,伊朗领导人试图通过发展周边外交缓解自身孤立困境。当时仅有中、俄等大国反对制裁伊朗,这为伊朗提供了一条通过加入上合组织实现自身安全需求,并避免美国对其核计划实施制裁的途径。在此背景下,2004年伊朗向上合组织申请成为观察员国。

第二阶段,内贾德政府极力推动伊朗加入上合组织但因受国际制裁被拒。2005年6月艾哈迈迪·内贾德(Ahmadi Nejad)就任伊朗总统后,推动“向东看”政策,旨在寻求在东西方力量之间保持平衡,借鉴新兴国家的发展经验,着眼于亚洲的全方位崛起,以及伊朗应对美欧在核问题上的挑战。该政策以前任总统拉夫桑贾尼和哈塔米(Mohammad Khatami)的施政纲领为基础,意在联络俄罗斯、中国、印度、中亚国家和反帝的“全球南方”国家,抵消美国对伊朗制裁的压力。在当年7月举行的上合组织阿斯塔纳峰会上,伊朗与印度、巴基斯坦一道被批准成为观察员国。2006年6月,内贾德在上合组织上海峰会发表讲话,明确表达伊朗希望成为该组织正式成员的愿望。随后因伊朗宣布已恢复中止两年多的核燃料研究工作,引发国际社会强烈反应,并导致伊朗遭受多年制裁。2008年3月24日,伊朗递交加入上合组织申请。但由于当时伊朗正处于联合国制裁之下,并考虑到美国单边制裁的影响及其他区域安全因素,有成员国认为按照组织规定伊朗不具备正式加入条件。由于上合组织在扩员问题上遵循全体成员国协商一致的原则,在成员国意见不一致的情况下,致使伊朗在加入上合组织问题上经历了漫长的等待。

第三阶段,鲁哈尼政府积极处理对美关系,但伊朗加入上合组织仍受外部因素干扰。2013年鲁哈尼总统上台后,积极推动伊朗早日加入上合组织,其本人也多次参加该组织峰会,但各方力量仍在围绕伊核问题进行博弈。伊朗亟需处理好对美关系,缓解与以色列、沙特等中东国家紧张关系,更好地融入国际社会。2015年7月,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伊核协议,对伊朗进行有条件接触,伊朗加入上合组织被重新提上日程。但外部阻力仍未完全消除。2018年伊朗与塔吉克斯坦在对待塔国伊斯兰复兴党问题上存在分歧,导致塔吉克斯坦反对伊朗加入上合组织。同年5月,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并重新对伊朗实施制裁,伊朗加入上合组织进程被冻结,在全球经济中更加孤立。直到2020年10月,联合国对伊朗武器禁运自动终止,伊朗获得上合组织成员国资格的限制才被完全解除。

第四阶段,莱希执政后调整外交政策,推行“向东看”战略受到上合组织欢迎。2021年8月,易卜拉欣·莱希(Ebrahim Raisi)就任伊朗总统后不久,其更加“注重邻国、独联体国家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外交政策受到上合组织成员国欢迎。莱希作为新总统首次出访即出席2021年9月中旬的上合组织杜尚别峰会。峰会期间全体成员国元首签署文件,启动接收伊朗为成员国程序并签署相关备忘录。莱希表示这是伊朗的“外交成就”。同年11月27日,伊朗议会通过伊朗加入上合组织法案。2022年9月,莱希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并出席上合组织撒马尔罕峰会,会议期间两国总统和官员共签署17份合作协议,涉及海关、过境、文化交流、经贸交流、卫生等多个领域,显示伊乌关系取得显著进步。2023年2月7日,莱希总统签署命令,要求实施有关伊朗加入上合组织的法律。同年7月,上合组织接纳伊朗为正式成员国。

三、伊朗加入上合组织的深层动因

对伊朗而言,加入以中俄为核心的上合组织,有助于打破美国的长期打压和封锁,并可依靠上合组织加强自身力量,应对美国威胁;同时还可以通过与中俄合作,改善伊朗的国际生存环境,扩大地区影响力,并增加与美国等西方国家进行核谈判的筹码。对上合组织而言,吸收伊朗为正式成员,符合组织发展的战略需要,可为地区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一)伊朗长期遭受美国等西方势力打压和制裁,国家安全面临严重威胁
其一,美国长期对伊朗采取敌对政策。自伊斯兰革命后,伊朗与美国成为夙敌,双方的较量和斗争从未停止。进入21世纪,对伊朗关系已成为美国历届政府平衡内外政策、彰显施政能力的“调节器”。美国寄望于通过高压制裁手段逼迫伊朗弃核,特别是特朗普政府的“极限施压”策略,否定了奥巴马政府对伊朗的“接触”政策,给伊朗造成更大范围的经济混乱,导致其政治力量趋向更加强硬。伊朗认为美国甚至试图通过制裁颠覆其政权,因为美国在和平时期更迭外国政权的记录就始于伊朗。
其二,伊核谈判仍悬而未决。伊核问题久拖不决的重要原因,在于美国对伊朗长期奉行敌视政策和霸道做法。由于美国内两党在伊核问题上分歧严重,特朗普政府又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加之拜登上台后国内政治严重对立,美国在伊核问题上态度反复,导致伊朗对美国持续履约的意愿和能力存疑。2022年9月,美国称伊朗对恢复履行伊核协议“最终文本”的提议“无建设性”,这使伊核谈判前景再度黯淡。在此情况下,即使谈判达成协议,也可能比较脆弱。
其三,伊朗国家安全频受威胁。近年来,美国、以色列对伊朗军事目标及重要人物、核设施等经常实施定点打击,故意制造摩擦事件,仅2020—2021年就发生多起。2020年1月,特朗普下令击杀伊朗“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4月,美伊军舰在波斯湾对峙,特朗普发推文怂恿美国海军可以“射击并摧毁”伊朗舰船,显然是要求美国海军对伊朗海军的所谓“骚扰”行动实施更严厉的反制措施;8月,美国再次强推安理会延长对伊朗武器禁运,称伊朗如能自由地从中俄获得武器,将对中东局势和美国家安全带来灾难性后果;11月,伊朗国防部防御创新和研究组织负责人、首席科学家穆赫辛·法克里扎德(Mohsen Fakhrizadeh)遇刺身亡,外界普遍认为,从动机和时机选择上看,以色列是凶手,美国是幕后帮凶。2021年4月,伊朗纳坦兹核设施遭袭,舆论认为幕后凶手是以色列或美国的可能性最大。为此,伊朗自身的不安全感愈发强烈。

(二)伊朗内政外交发生显著变化,倒逼政府寻求新的发展机遇

其一,加入上合组织是伊朗实施“向东看”战略的重要举措。长期以来,伊朗国内一直存在缓和伊美关系、与欧洲保持良好合作的强烈期盼。2015年伊核协议签署后,伊朗国内一片欢腾,认为“好日子要来了”。但特朗普政府的高压政策,使伊朗国内的亲美势力受到极大打击,加之欧洲国家并未采取实际举措,伊朗高层对欧洲助其脱困的幻想破灭。2019年以来,原本对“向西”还是“向东”犹豫不决的伊朗高层终于选择了“向东看”。而上合组织是伊朗政府推行此政策的最佳合作平台,有助于伊朗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

其二,“政治强人”莱希对美西方势力态度更趋强硬。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精心培养的领袖接班人莱希上台,既是伊朗保守力量协调一致的结果,也是精英阶层为伊斯兰政权长期存在相互达成的妥协。此举反映出伊朗保守派仍牢固掌控政权、改革派势力遭受重挫,并预示伊朗的政治生态将发生变化。从国际层面看,莱希当选更是对美国极端施压的抵制和回击。正如外界所言,“伊朗民众的立场是支持一个强硬的政府,而非一个寻求温和解决方案的政府”。

其三,经济不断恶化导致伊朗民生凋敝、境内抗议活动增多。美国长期的封锁制裁,造成伊朗国内通货膨胀严重,甚至连电力、住房、医疗等民生保障均受影响,加之就业机会稀缺,民众生活陷入困境。制裁还限制伊朗石油出口,切断其进入全球金融体系的渠道,国内党同伐异和经济管理不善等现象也普遍存在,伊朗经济多年处于谷底。数十年的经济衰退已超出伊朗民众的忍耐限度,他们时常走上街头抗议,根深蒂固的民生问题再次被推向风口浪尖。

(三)吸收伊朗为正式成员国符合上合组织发展的战略需求

上合组织于2001年6月15日在中国上海成立,最初由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6个国家组成。上合组织建立了一系列机构和工作组,以推动各领域合作进展,包括秘书处、外长会议、国家安全顾问会议、防长会议等;还制定了一系列长期发展愿景和规划,指导成员国未来的合作与发展方向。上合组织成立20多年来,为维护和推动世界多极化发挥了重要作用。上合组织成立初期,主要关注地区安全、反恐合作以及成员国边界问题,其初衷是打击“三股势力”,军事合作也不承担联合防御职能。2003年,上合组织对“安全”概念进行了更广泛定义,积极在经济、社会和文化等领域加强合作,扩大组织影响力。上合组织关注的议题不断增多,开始着手解决成员国共同面临的地区和全球性挑战,如开展贸易合作、打击跨国犯罪、共同反恐等。

上合组织成员国所在的欧亚地区存在多种治理机制,竞争激烈甚至趋向对抗。而上合组织的原则和理念是最大限度地凝聚共识并兼顾各国利益,调动成员国的合作积极性,受到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不断扩大国际影响力和合作范围。该组织的原则和理念符合各国寻求独立和平发展道路、反对当前不公正不平等国际秩序的需要,其涉及的全球安全及发展事务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重视,被越来越多的国家视为国际事务中的重要平衡力量。

(四)上合组织不断扩员为地区合作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上合组织重视扩大组织规模,成立后不久就开始吸纳新成员国。2006年,讨论扩员被提上议事日程,并就入会程序提出建议、制定若干标准,包括入会程序应完全符合《上合组织宪章》的规定、确保构成上合组织法律基础的所有条约有效性等。2010年6月,上合组织塔什干峰会通过接纳新成员规则。根据要求,其成员候选国须为欧亚国家;须与所有现成员国建立外交、经济和人道主义联系;须具有上合组织的观察员或对话伙伴地位等。此外,候选国不得受联合国制裁、不得卷入任何武装冲突。因此,直到2017年,该组织才吸收印度和巴基斯坦正式加入,使成员国总数增至8个。近年来,上合组织不断吸引西亚北非国家加入。2021年9月,上合组织杜尚别峰会启动接收伊朗为成员国的程序,同时吸收沙特阿拉伯、埃及、卡塔尔为新的对话伙伴,进一步拓展其“朋友圈”。2023年,伊朗和沙特摒弃前嫌复交,不仅为伊朗在海湾地区乃至中东国家之间的合作清除了障碍,而且为上合组织在这些地区的合作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更为其扩容指出新方向,即覆盖海湾乃至整个阿拉伯地区。

目前,上合组织已从仅由“中俄+中亚四国”组成的区域性组织,扩展为拥有9个成员国、3个观察员国、14个对话伙伴国的欧亚大陆最大的地区组织,成员国面积约3600万平方公里,覆盖欧亚大陆五分之三的地域,人口约34亿,占世界总人口的43%和世界三分之一的经济产出。上合组织扩员既有利于其发展,还对欧亚地区国际关系结构演变具有里程碑意义。但也应该看到,处于十字路口的上合组织发展也面临多重挑战。由于各成员国的战略利益和目标不同,随着参与国不断增多,所涉议题愈发重大,上合组织达成共识、开展合作的复杂程度和难度增大。除组织内部协调外,项目融资困难也正阻碍上合组织的合作进展,亟待建立有效的投融资机制,吸引成员国及对话伙伴国参与共建。同时,美国等西方势力加大对上合组织部分成员国的拉拢力度,乌克兰危机削弱了俄罗斯参与引领上合组织的能力,这些都使该组织的凝聚力和机制效能受到影响。

四、伊朗加入上合组织的影响及面临挑战

伊朗正式加入上合组织,不仅是其“向东看”外交战略取得阶段性胜利的关键一步,而且有利于缓解美国的长期打压和制裁,扭转自身国际形象,缓和与地区国家的关系,更全面参与中东事务,并开始抑制国内民生颓势,稳固政权地位。同时,还对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起到推动作用。但伊朗也面临诸如国内政治势力反对、无法快速融入上合组织以及国际社会带来更多压力等问题。
(一)伊朗加入上合组织对自身的积极影响

其一,拓展战略博弈空间,提升国际影响力。近年来,受美国等西方国家长期孤立的影响,伊朗国际地位渐显没落,外交活动与政策延伸受到严重制约,直接导致外交既缺乏较大回旋余地,又无可供其施展策略的国际平台。伊朗加入上合组织,可以更好地平衡与西方的关系,减轻地缘政治压力。同时,还增加了与沙特、土耳其、以色列等中东地缘竞争主角之间的博弈筹码,对保持地区力量平衡有所助益。伊朗与沙特复交后,伊朗与阿拉伯国家的尖锐冲突弱化,该地区也将和平自主的新主题延展发挥,有利于提升其国际地位。上合组织与伊朗和阿拉伯国家实现某种意义上的契合,沙特、阿联酋、科威特、埃及等国已成为该组织的合作伙伴或对话国,伊朗与阿拉伯国家在该组织内部的共存与合作,对维护和稳固中东和解意义重大。伊朗将自身与地区大国合作置于多边框架内,加强了在上合组织内部与中国、俄罗斯、印度以及中亚国家之间的互动,有利于推进本地区欧亚战略合作,为伊朗“向东看”战略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俄罗斯“大欧亚伙伴关系”、哈萨克斯坦“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新乌兹别克斯坦”战略等欧亚国家发展规划的对接与协调提供了更多机会。

其二,参与地区安全治理,协调伊核问题立场。加入上合组织为伊朗拓展与成员国在海湾地区的安全合作提供了新机遇,使其可以在中亚和南亚甚至阿富汗等区域安全治理上发挥更大作用。美军撤离以及塔利班重新执政,为伊朗参与阿富汗事务提供了契机,而加入上合组织可促进伊朗在推进阿富汗重建及其和平发展进程中扮演更重要角色,在维护上合组织地区安全中的作用更加凸显。此外,伊朗国内锡斯坦-俾路支斯坦地区恐怖势力猖獗,伊朗也可借助上合组织打击该地区的恐怖活动,遏制周边国家的安全风险输入,维护边境局势稳定。中俄作为上合组织重要成员国,也是伊核问题的参与方,在该问题上立场鲜明,反对美西方滥用单边制裁,并积极推动公平公正解决伊核问题。2020年9月,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表示对美国退出伊核协议持有共同立场,重申将坚决维护该协议。在上合组织及其成员国坚持公平公正的理念下,积极推动解决伊核问题,可极大缓解核问题对伊朗带来的安全和发展困境。

其三,破除美国经济封锁,推动地区互联互通发展。随着欧亚大陆区域合作升温,伊朗的重要性相应上升。在欧亚地区的大型发展倡议中,伊朗既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相关方,又与俄罗斯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达成了临时自贸协定,还是俄、印等国力推的“国际北南交通走廊”计划中的枢纽国家。此前伊朗虽向中、印等国大量出口石油,但并未真正融入欧亚大陆的经济活动。伊朗加入上合组织可以促进能源伙伴关系,并加强其对成员国的能源出口力度,这将为该组织的经济合作发展创造更多机会。伊朗与上合组织成员国经济互补性强,如石油与天然气贸易、矿产开发、金融业、现代农业、电子信息科技和人工智能等。利用上合组织平台,伊朗可与成员国加强贸易和投资合作,减少对西方市场依赖,从而缓解制裁带来的本国民生问题。同时,伊朗也拓宽了经济发展空间,对招商引资、对外投资和商品的进出口有积极作用,服务贸易也将得到极大提升。2023年9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加入上合组织,可与成员国互惠互利,积极开展经贸合作,符合所有成员国的利益。

(二)伊朗加入对上合组织发展具有正面作用

上合组织接纳伊朗为成员国,使其覆盖范围从建立之初的中、俄及中亚地区延伸到欧亚腹地。伊朗是中东强国,地广人多,油气资源丰富;其反美、反以色列特别是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正义事业的坚定立场受到广大伊斯兰国家的赞誉。伊朗不仅身居中东、里海两大世界石油战略要地,而且还以霍尔木兹海峡主要主权国地位控制着从波斯湾到阿拉伯海的战略通道,对世界石油战略格局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鉴于伊朗特殊的地缘政治地位及其同中、俄、美三大国之间的关系,其加入是上合组织成立以来的重要成果。上合组织奉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一向以独立自主著称的伊朗正式加入,强化了上合组织的原有性质,使其与美国的霸权欺凌形成鲜明对比,体现了上合组织在国际上的道义担当,向国际社会发出反对霸权和强权政治的明确信号。因此,伊朗加入上合组织引发美国强烈关注。早在2022年9月,美国媒体就抨击称如果伊朗加入上合组织,该组织将成为一个“反西方集团”。此外,伊朗加入上合组织对欧亚地区发展起到积极作用,既可以加速欧亚大陆国家“抱团取暖”,还能带动中东国家进一步拉近同上合组织的关系,从而为推动区域经济合作及一体化建设打下坚实基础。

(三)伊朗加入上合组织面临的内外挑战

其一,国内亲西方势力要求重新审视对外政策。在伊朗国内,亲西方势力作为与美国等西方势力主导的全球化体系接触最密切、受益最多的群体,对伊朗反西方斗争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不断提出质疑,其关注点主要是国内人权状况和政治自由问题。他们利用伊朗加入上合组织之机,要求政府改善国内的政治状况,并采取更开放的政策;强烈建议伊朗的国际事务重心应该更多放在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上,而非与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合作,否则将对伊朗与西方国家关系产生负面影响。国内亲西方势力还忌惮伊朗与上合组织成员国的经济往来,特别是与中、俄的合作,认为这将削弱伊朗的经济独立性,使其更加依赖这两个大国。

其二,协调与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关系仍存障碍。伊朗与上合组织一些成员国之间存在的地缘政治和宗教差异,可能会导致其与相关国家之间关系不睦,从而对多边合作形成一定掣肘。伊朗加入上合组织虽增大了其参与解决地区问题的机遇,但并不意味着其可以对该组织或其政策施加更大影响。伊朗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与其他成员国存在分歧,在组织内部推动自身政策时仍有局限,且其他成员国与美国的关系也将对伊朗产生制约。这些问题都将迫使伊朗在一些重大问题甚至是与己无关的问题上选边站,影响其“向东看”战略。此外,上合组织并非以经贸为重点的区域共同体,加之成员国之间尚未建立自贸区,可能会使伊朗尽快在上合组织中实现经济获益的目标落空。

其三,伊朗面临的国际压力或有增无减。伊朗在国际舞台上的一些争议行为,如核武计划和对地区武装冲突的支持,已成为西方国家诟病的借口。伊朗加入上合组织可能会引发更多国际关注和监督,要求其采取更透明和负责任的行动。美国的反应最为强烈,已开始捆绑欧洲国家共同阻挠伊朗与上合组织成员国进一步展开实质性合作,多次放话将对参与中伊合作的企业进行制裁,并进一步加大对中东盟国的支持力度,制约伊朗在国际舞台上的能动空间。鉴于美国将中、俄视为其主要“竞争对手”和维护霸权的障碍,更担心伊朗利用与中、俄传统友好关系在上合组织框架内形成合力,有效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向西延伸,对冲美国在西亚、中亚的战略布局。

五、伊朗加入上合组织后外交政策走向

伊朗正式加入上合组织后,彼此形成了互动共赢、双向塑造的局面,伊朗获得发展的新契机,上合组织也更加强大。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伊朗的外交政策也将积极做出调整。
(一)总体外交政策仍以务实为基调,积极“向东看”与对欧接触并行不悖
莱希执政后提出“亚洲优先”外交政策,并重视周边外交,该政策短期内不会发生太大变化。伊朗加入上合组织后,虽然国内出现了一些动荡,但其通过保持中立、把握加入上合组织带来的积极影响,以及与中、俄等国的密切合作,向外界进一步表明自己的外交立场。伊朗官员明确表示,对于国际事务和外交政策,首要考虑的是本国的安全和利益。在对外交往中,伊朗政府不仅注重维护自身主权和独立,还致力于通过平衡的外交政策,实现多方资源整合和利益最大化,以在国际舞台上赢得更多尊重和发言权,也为伊朗外交转圜奠定基础。伊朗秉持积极“向东看”政策,同时坚持在原则、价值观和国际规范的基础上与西方特别是欧洲的接触。
(二)在新一轮巴以冲突中明确自保底线,受袭后实施报复与威慑策略

2023年10月巴以新一轮大规模冲突爆发后,伊朗一再否认参与了哈马斯与以色列的冲突,更是对其“提前知情”说法断然否定。然而,由伊朗领衔的“什叶派抵抗联盟”支持哈马斯军事对抗以色列,呼吁国际社会对以色列进行制裁。伊朗虽在外交场合发声以示对以色列的强硬立场,但实际上并无派兵参与的动向。此举也可能会削弱伊朗在“抵抗轴心”中的影响力,与其一直追求的积极参与地区事务立场相悖。但同时,伊朗也在为可能发生的潜在冲突做准备。这些举措皆显示出伊朗外交与防务政策的灵活性。在推动巴以冲突降温停火问题上,伊朗与沙特的立场极为接近。此次巴以冲突初起,莱希就与沙特王储通电话讨论局势进展。有伊朗学者称,伊沙实现关系正常化后,合作的时机与条件非常成熟,两国可就巴以冲突等一系列中东重要安全问题展开讨论。2023年11月28日,伊朗总统莱希访问土耳其,会晤后埃尔多安总统表示,土耳其将与地区国家团结一致,敦促巴以临时停火并实现永久和平。

但伊朗在巴以冲突爆发后中立自保的目标似乎难以实现。2024年伊始,伊朗克尔曼城发生连环爆炸事件,造成数百人伤亡。事发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宣称对该事件负责任。而伊朗将矛头对准美国和以色列,称其目的是惩罚伊朗的反以立场。由于袭击时间微妙,使人怀疑此举或是想把苏莱曼尼遇害和巴以冲突外溢相结合,将伊朗进一步拉进中东地缘政治旋涡。伊朗在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之初并未直接卷入,但在国内发生连环爆炸事件后却动作频频,对伊拉克、叙利亚和巴基斯坦境内的数个极端组织目标和以色列间谍组织“摩萨德”分支机构以及“反伊朗恐怖组织”实施导弹打击,并发表声明称其打击行动是为回应伊朗近期遭受的袭击。4月1日,伊朗驻叙利亚大使馆领事部门建筑遭以色列袭击,造成包括伊朗高级将领在内的7人死亡。此次袭击事件表明,以伊朗为轴心的“什叶派联盟”在本轮巴以冲突中确实对以色列构成了实质性威胁,巴以冲突的外溢效应开始进一步显现,中东局势升级的风险激增。袭击事件发生后,伊朗也在争取掌握舆论主动权,其不仅单独发声谴责以色列暴行,且积极寻求国际社会诸如联合国和伊斯兰合作组织等支持,并借国际舞台控诉以色列罪行。伊朗誓言将“以同等规模和严厉程度”进行报复,并要求“美国必须负责”。4月22日,伊朗总统莱西访问巴基斯坦受到热烈欢迎,显示了以色列与伊朗关系紧张之际,该地区对伊朗立场的强烈支持。5月2日,伊朗宣布对美国和英国一些公民与实体因支持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发动战争实施制裁。虽然该制裁举措对美英不会有实质性影响,但彰显了其有限度的报复与威慑相结合的博弈策略。

2023年11月,被视为“什叶派抵抗联盟”成员的也门胡塞武装表示支持哈马斯,并频繁使用导弹、无人机等攻击通过亚丁湾、曼德海峡和红海水域驶向以色列港口的船只。至2024年3月底,胡塞武装在红海共袭击了86艘与以色列、美国、英国相关的船只,并向以本土和海上的美、英、以目标发起403次导弹及无人机袭击。其发言人称,该组织将持续对以色列和前往其港口的船只发动施袭,直到以色列停止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并解除封锁。美英虽对胡塞武装目标进行空袭,但胡塞武装不仅未收手,袭击力度还有加大迹象。美国等西方媒体称胡塞武装正向伊朗寻求更多武器支持,国际社会担心胡塞武装继续袭击红海航运、引发更广泛中东冲突。美国防部数据显示,2023年10月至2024年1月,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已对驻伊拉克和叙利亚的美军发动140余次袭击。伊朗对周边三国实施跨境打击举动,是对其国内安全遭受威胁的反击,也为展示其受到挑衅后的反应能力,更是向美以发出震慑信息。

(三)延续积极加强与东方关系的大国政策,将与俄罗斯关系放在重要位置
在对美方面,伊朗已彰显更多底气,不仅对美国一度推行的旨在欧亚大陆核心地区打“楔子”的“新丝绸之路计划”形成牵制,对冲美国在欧亚地区建立“战略走廊”进而“西控伊朗、北抗俄罗斯、东遏中国”的战略图谋,还在延续以往对美外交风格的基础上,限制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并对其中东战略目标构成挑战。在对欧方面,伊朗聚焦解除制裁,恢复伊核谈判。加入上合组织前,伊朗就对加入《巴黎协定》保持积极态度,这为欧盟在努力放松关键制裁的同时支持与伊朗在气候变化方面达成协议提供机会。未来,伊朗或以此为突破口加强与欧洲国家的关系。在对俄关系上,伊朗进一步深化双边互动,寻求将南北过境路线作为外交政策讨论的重要议程,推动双边贸易和投资增长,也力争在防务领域取得更多进展。
(四)继续与中国保持积极务实合作,对高质量“一带一路”建设抱有期待

中伊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也得到上合组织框架下中伊合作加持,呈现更美好的前景。莱希上任后,多次表示要推进对华关系,并称此为伊朗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2023年2月14日,莱希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就《中伊25年全面合作协议》的实施签署多份文件。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伊朗对搭乘这一“快车”以实现国家加速发展有高度期待。中国可以此为契机,联合伊朗、巴基斯坦等国形成一致立场和行动,应对阿富汗、地区恐怖主义等安全风险和挑战,并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将伊朗纳入中巴经贸合作体系。同时,借阿富汗希望将“中巴经济走廊”扩展至该国的愿望,适时推动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中国的互联互通建设。此外,中国还需促进与伊朗民心相通,积极推进粮食、能源、扶贫以及绿色经济、数字经济等方面的合作项目落地。

结语

伊朗虽然较早获得上合组织观察员国地位,但其对外政策几经调整,正式加入上合组织历经一波三折。由于伊核问题久拖不决,美国等西方国家借机加大对伊朗的制裁力度,导致其国内社会矛盾尖锐、局势动荡不安,阻碍了伊朗加入上合组织进程。莱希上台后,在内忧外患中寻求破局之道,力挽狂澜,重塑伊朗国际影响力,最终如愿以偿,成为上合组织第九个正式成员国。伊朗加入上合组织后,实现了互利共赢,体现出积极的战略效应。未来一段时期,伊朗仍将保持积极“向东看”外交姿态,维持总体务实的外交基调,加大在上合组织框架内尤其是对中国、俄罗斯的合作力度。

上合组织在蓬勃发展期吸收伊朗加入,既契合该组织的发展理念,也加强了国际战略格局中的东方力量,更为地区安全稳定、成员国经济增长以及其他国家乃至整个国际社会的发展注入新动力。正式接纳伊朗,使上合组织面临一系列发展机遇,其影响力向西拓展至欧亚大部分甚至中东地区,为成员国提供了一个更好的协调解决本地区复杂问题的平台,还可为成员国共同解决阿富汗问题发挥正向作用。但伊朗的正式加入也使上合组织面对一些挑战,如其反美色彩有所增强,且成员国对摆脱美国等西方势力控制各有认知,内部形成集体意愿难度上升。为此,中国需有所作为,通过“一带一路”合作,助推成员国经济发展,为其维护国家稳定、反对外来干涉、消灭“三股势力”滋生土壤提供物质基础。同时积极推动上合组织改革,通过制度创新化解阻碍上合组织功能发挥的关键症结,大幅提升上合组织凝聚共识、解决纷争、推动合作等核心力。